一

　　饶宗颐先生百岁高龄去世，香港和大陆文化界都在纪念。各地媒体都引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学术地位：“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有的媒体还标明了时间，说“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有人这样判断”。

　　但是，做出这个判断的是何人？却没有标明。忽然有一家大陆电视台透露，这话是金庸先生说的，于是其他媒体也都纷纷说是金庸。然而金庸不大可能说这句话，而且这话只有香港之外的人说，才有分量。

　　终于，香港大学前任副校长李绰芬教授在媒体上公布：“最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余秋雨先生。”

　　这下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结论牵涉到一座大城市和一位大学者，已被大家广泛接受，如果由我自己来申领“发明权”，有点不好意思。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二年秋天吧。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实际上是在写《山居笔记》。当时，我的《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在华文世界颇为轰动，因此经常有香港记者来采访我。记者总是要我从宏观视野上判断香港的文化地位，这是对香港政治地位谈判后的自然延伸。多数记者在提问中最在乎的，是一直有很多人断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断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主要出自三个理由—

　　一、文化历史太短；

　　二、文化身份飘移（是皈依英伦文化，还是中华文化）；

　　三、社会话语缺少文化。

　　这三个理由，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连香港文化界也不否认。在对政治前途依然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对香港的文化前途颇为沮丧。本来他们是不在乎大陆方面对香港文化的看法的，现在倒是渐渐敏感起来。大陆高层答应，香港那些殖民地色彩的路名，基本可以不改，维持报刊言论自由，而且“马照跑，舞照跳”。这些都属于“生态文化”的范围，也反映了大陆对香港文化的基本看法。香港领受了这种看法，却又对这种看法心有不甘。“香港文化难道就剩下这些了？”内心都在嘀咕，却又做不出响亮反驳。

　　当地媒体对我的预期，更是不太乐观。一批批记者几乎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从你的书里看，你只在乎敦煌、阳关、苏东坡，即使对西方，你也只在乎古希腊、贝多芬、黑格尔，估计不会对香港文化有太高的评价吧？”

　　有一家报纸在寄给我的书面采访题目中，干脆有这么一道：“香港，估计要花多少年才能从文化沙漠里跋涉出来？”

　　我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以为我是客气。那我就只能以比較完整的方式，来表述一下了。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香港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

　　我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香港承载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融汇。第一，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汇；第二，是中国主体文化与海外华语世界的融汇；第三，是现代商业文化与古典文化的融汇；第四，是都市娱乐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汇。

　　照理，大融汇也是一种大冲撞、大消耗，在涛声喧哗中很难留下什么。但是，香港还是留下了。它留下了领先全球华语世界的电影奇迹、歌唱艺术和高等教育，更留下了两座文化高峰，一座叫金庸，一座叫饶宗颐。

　　金庸以现代情怀重塑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并使之流行，功劳巨大；饶宗颐则把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宏大构架集于一身，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最高学术品质。

　　我们且把一切热闹的景象暂时搁下，只看这个安静、专注的饶宗颐教授。他居然独独被香港守护了，滋润了，而不是华人世界的其他任何城市。由此，足见香港的文化气度。

　　我的这个演讲，一度在香港学术文化界引起轰动，一名记者来采访我。记者说，您的论述，与目前流行的“文化沙漠”思维完全相反。于是我就说了那句话：“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这话，立即被广为刊登。有的报纸，还把它作为通栏标题。

　　饶宗颐先生当然很快就看到了。他指派他的一位上海籍的学生，通过报社记者问到了我在香港住所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一个信息：饶先生邀请我到家里做客，长谈，并请我吃饭。

　　到了约定的那天，饶先生又派那位学生来接我。那位学生的父亲，是上海的一位古文物专家，我知道。

二

　　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想，一见面他一定会提到这几天轰传香港的我对他的评价，他会说什么呢？我又该怎么接口？估计，他会自谦，那我就可以讲一讲做出这个评价的理由了。

　　高层文化界都忌讳在交谈中动用太重的美言，我应该说得放松、自然。但是，我就怕在提到他的成就时出现记忆误差。他对甲骨文、敦煌学、楚辞地理和潮州文化的研究我都曾拜读，却记不准具体篇名了，旅居在外又不便查核。这是最脆弱的学术敏感线，讲错了，表面上对方并不在乎，但内心会有一点隐隐的不舒服。何况，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

　　正担忧着，已经到了。是他自己开的门，握手之后就没放开，把我拉到座位上，看了我几秒钟，就开始谈话。出乎意料的是，他完全没有提起我对他的评价，只是表扬我的《文化苦旅》。他说：“为了呼应你，我也要写一本，叫《文化之旅》，一字之差，表示同中之异。因为是呼应你，我这本书要在大陆出版，最好在上海出，请你帮我联系一下出版社。”

　　我立即说：“能得到您的书，是上海出版界的荣幸。”

　　“明年就能交稿。”他说。

　　这真是为一天的长谈开了个好头。他先让开自己，把话题拉到客人身上，然后再轻松介入，不露痕迹地成了“文友”，一下子就没有障碍了。

　　与饶宗颐先生谈话是一大享受，因为他对中外文史涉猎广泛，不管话题跳到哪儿都谈得下去，而且谈得不同凡响。正巧我也是个天马行空的人，故意把话题拉开幅度，又快速转移，而且在高频率的切换中显得来者不拒，从容不迫。这种谈话乍一看像是没有逻辑的“意识流”，滑到哪儿是哪儿，断到哪儿是哪儿，一路腾跃，快乐极了。过后，就很难记得起来。好像是讨论到了孔子和老子的实际年龄差距，屈原沉江的原因，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以及日本敦煌学的特点。我突然想把谈话从这种宏观腾跃转移到个人趣味上来，就追问他在四十六岁时向一位印度学者学梵文的过程。

　　饶宗颐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确实应该对道家文化高看一眼。但是，他又希望我注意另一个方位。他说，和平主义很好，丘处机很好，然而如果隔了几百年来看，历史还会做出更宏观的判断。那就是，成吉思汗的战争，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如果没有成吉思汗，现在的世界会是另一种庞大的力量在主宰。

四

　　在与饶宗颐先生长谈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其中特别提到他领着我步行到小饭店去用餐的情景。那篇短文中没有写到我们在熙熙攘攘人群中的轻声对话—

　　饶先生说：“有了我，沙漠还是沙漠。”我回答：“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

　　后来，经常回想起这段对话。我觉得，那天我们所说的“沙漠”，含义有点不同。他说沙漠，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在香港很少有人理解；我说有了他这棵大树就不再是沙漠，并不仅仅是赞扬他，更是赞扬了供奉大树的环境。这棵大树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大？除了本身的生命基因外，还因为周围环境的护佑和滋润。不错，香港市民的绝大多数不可能理解饶宗颐先生的高深学问，但漫漫几十年，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和尊重。这样的环境，怎么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呢？

　　饶宗颐先生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间，开始还只是一名讲师，却拥有了最优裕的国际学术资源。他一次次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和战国楚简，到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遍访印度南北，学习了《梨俱吠陀》。他几乎能抵达一切他想抵达的文化库存地，结识一切他想结识的国际汉学家。结果，当他一九六八年离开香港大学时已经名震学界，应邀出任了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主任、美国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法国远东学院的院士。

　　他从未遭受过什么冲击，也没有在冗长的会议和行政程序中耗费时间，又没有一个半懂不懂的上司颐指气使，更没有被限制国际行程，当然，也未曾受到同行和媒体的诽谤、诬陷、攻击。这对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人文学者来说，实在是得天独厚的福分。而这福分，恰恰是香港给予的。

　　说到这里，如果再重新读一下我的判断，就会有另一番理解了：“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我肯定的是两端，一是饶宗颐，二是香港。

　　由此出发，我对香港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自己也切身投入了，不仅长期轮流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系统授课，而且还直接参与香港文学界、戏剧界的活动。结果，有一年香港举办国际城市论坛，有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代表参加，我则由香港特区政府与上海方面商量，代表两个城市做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就是《双城记》。我给外国朋友讲了两座东方城市在鸦片战争之后互相呼应、互相觊觎、互相转移、互相弥补的故事，大家听得兴致勃勃。我直到今天仍然认为，香港，在文化冲撞和融汇的广度、深度、锐度上，还是超过上海和大陆的其他城市。

　　别的不说，还是回到饶宗颐，一个百岁老人的文化奇迹，就使我一直对香港文化保持深深的敬意，并由此思考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奥秘。

　　请不要小看我所说的“一个”。每一座溢光流彩的大城市，可以罗列千般美景，万项成就，却能否拿出文化上的“一个”来看一看，比一比？

　　文化，需要名字。而且，是里里外外公认的名字。

五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应凤凰卫视之邀担任嘉宾主持，从香港出发，冒险考察全人类重大古文明遗址，于新世纪的第一天返回香港。我的考察日记《千年一叹》一出版就创造了畅销纪录。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读了，在礼宾府设宴招待我和妻子，表扬我为香港做了一件文化大事。顺便，请我以走遍世界的目光，看看香港文化该如何着力。

　　一进礼宾府大堂，我就发现，正墙上展现的是饶宗颐先生书写的庄子《逍遥游》。整整一壁都是，气魄雄浑，令人一振。我站在那里，心想，这是香港向外呈示精神形象的第一面墙，现在让给了饶宗颐先生和庄子，实在非常合适。香港不老也不大，却可以通过“逍遥游”而接通古今，接通世界。我刚刚“逍遥游”回来，就皈附到了饶宗颐先生的笔墨底下。

　　对于香港文化，我向董建华先生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正面评价，并由此设想今后。我说，对于一座现代大都市来说，免不了会经常举行一些载歌载舞的欢庆仪式和文艺晚会，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城市文化的集中展现，其实这些浮浅的表面凑合，很不重要。

　　我说，城市文化分三层。底层是应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中层是打造接通世界的文化制作；高层是安顿跨越时空的文化灵魂。这三层，香港以前都做得很好，今后要顺势前行，更有创新。

　　我在说到“安顿跨越时空的文化灵魂”时，又看了一眼墙上饶宗颐先生的书法。

　　（选自《美文》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