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菡彬

　　为什么在那些青萝蔓纱和硝烟热血的层层叠叠的回忆的中心，是刘峰这樣一个绝对的好人？冯小刚强调：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严歌苓当然也不是。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强者。

　　秋天的时候，原计划《芳华》的上映日期之前，冯小刚带两位女主演回到电影的主要拍摄地海口电影公社开发布会，我作为海南人艺的演员，出演了发布会的开头情景剧。时尚芭莎团队构思的剧情很符合电影的调调：一位当年文工团员的父亲，陪自己现在的女儿去参加舞蹈比赛，给她回忆自己当年的芳华，来缓释孩子临赛前的焦虑。《芳华》就是这样一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影片，也不奇怪颇多90后观众喜爱。用精神分析法说，影片的核心创作潜意识，就是将记忆的碎片重新构织为一个让年轻一代更能理解、体谅（芳华已逝的）老一代的故事。

　　有批评者抨击这部电影没有讲好故事、辜负了宏大的主题立意。可是在我看来，它并没有真的朝向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它就是一个老人家在跟儿孙辈讲故事。讲故事的心理动机，就是让晚辈觉得自己并不讨厌，甚至还挺可爱。宏大的历史背景，于是乎，只是故事的注脚。

　　参加过不同场次的发布会的观众，都对冯导直率敢言、天真烂漫的现场演说印象深刻。这种言谈包裹在如梦如幻的宣传片的视觉和声音形象里，感染力很强。然而回到影片本身，这种特定的表演形式无处容身，故事就失去了相当程度的指向性——除非观众在影片宣发的信息氛围中浸淫已久。

　　电影《芳华》本身，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双重指向性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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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通过作品与读者、观众的沟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表演。如果希望读者、观众的群体广泛，那么就要照顾这个广大的群体里更容易生成的情绪结构。比如，从《灰姑娘》到《罗马假日》，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都在讴歌超越物质生活焦虑感的恋爱之梦，即所谓“爱情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讲主人公物质精神双丰收，欲望与牌坊兼得，那么又未免堕入通俗文学的泥沼，只有痴梦没有故事可讲。

　　在这种被规训的问题上，严歌苓与冯小刚是相同的。所以电影《芳华》的中心落在了一个好人刘峰身上。但是两位艺术家所熟悉和惯常的艺术手法和策略各自不同。严歌苓习惯使用补偿性机制，以大量暗黑的细节来淡化中心人物圣徒式选择所带来的无聊感。这种策略，对于更精英的艺术家来说，是不屑一顾的。所以《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在其《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痛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圣徒式中心人物与地摊文学视角的恶劣结合。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手法，世世代代好手迭出、各有新意。严歌苓的冷温情，很好地擦除了这种违和感。然而无奈的是，这些元素在电影中尽被舍弃。

　　因为冯导所习惯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策略。从“顽主”到“老炮”，冯导所在的艺术群体，面对规训，采取的乃是一种主动“溢出”的姿态。这首先是承认，对于规训与惩罚的巨大压力，主体行为本身的非合法性。不过，这与其说是自我贬抑，不如说是“起范儿”——为“溢出”于规训之外的非法部分，另立规则。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电影非要删掉小说里的许多内容，使得烂漫和美丽生生地张开来。然而，除非与观众的心理期待视像恰好贴合，否则难免会遭到“生硬”的质疑。因为这的确是在严歌苓的故事之外，额外加过来的。冯导频繁地亲自参加各个发布会，大概也是要通过自己的“出演”，来弥补影片故事框架的这种先天不足。

　　比如在小说中，高干子弟郝淑雯耍手段从穗子那里抢走了陈灿，电影中则隐去了这个桥段，仿佛是陈灿的高干子弟身份暴露之后，一种门当户对的自然而然的选择。我并不认为小说中的处理方式就高明得多，相反，它是一定躲不过那种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讥笑的。冯小刚所习惯的主动“溢出”的“起范儿”，则由于找不到好的落脚点，而史无前例地如此明显地暴露在批评者的火力之中。让人恍然大悟：哦，原来从“顽主”到“老炮”，这种“起范儿”的斗争方式，只不过更强烈地映证了规训与惩罚机制的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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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芳华》这部电影而言，作为一个集体创作，最后形成什么样的艺术策略和美学样态，都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冯导和严歌苓这一代艺术家，确实欠观众和读者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故事。如何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成为强者（像冯导和严歌苓那样傲视群雄而不是刘峰那样的落叶飘萍）？难道在故事讲述中让一个弱者（受难的圣徒）替自己代言，是成为强者的一个必要策略？这种策略与大的时代背景之间，有没有某种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如果真的能把这种多重折叠，哪怕略略展现出来，都会更加富有刺激性。

　　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失落正在于，作者没有试图向大家分享其经验，而是乐于在幽暗的时间隧道里捉迷藏，把成败得失都简化为过来人的一声喟叹。文工团这样的典型环境，当然会激发观众去接近那样的历史现场的探知欲——在那里，美与丑、青春激扬与隐秘的委屈，到底是以什么形式糅合在一起？如果把人生沙场中顽强走来的强者的经验仅仅当作“从权”，假想一种不需要“从权”的本真状态，就难免会让刘峰们一再地去博取观众过于传统的眼泪。

　　毕竟，靠着真善美死磕历史和社会环境的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更需要的是去本质化的真实、历经淬火的善良、本身也就由无数暗色和杂色绘成的美丽。《芳华》花大力气做成的残酷战争场面等，只是一个开始。更需要做的是抵抗规训，把芳华之中真正逝而未逝的东西解放出来。

　　电影中的“触碰”事件，作为一个核心情节，现在只起到情节推动力的作用，并没有完成它的文化功能。有评论者质疑这个情节是从仍然由黄轩主演的《推拿》移植而来。这并非重点。毕飞宇的《推拿》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欲望叙事，而《芳华》使用这个桥段，则本来应该具有更深广的可开掘性。然而现在无头无尾，仍然无法解释它所带来的原罪，与主人公的生命冲动之间的矛盾所在。

　　网上的一些争鸣，落脚到是否有“铺垫”，这就浅了。鋪垫当然是有。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怎样一种人格，可以从“敢想”发展到“敢干”，这可不是简单的铺垫二字可以脱责。而既然干了，承担其所带来的后果，肯定也不是对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那么简单。愿意把这个桥段写进历史大背景，必然包含了对历史的反思，包含了作者自身无处安放的生命冲动，但擦去这种冲动前前后后的（主动作为的）痕迹，把人物仅仅放在历史的车轮之下，是用抒情代替了叙事。

　　美国的大历史，产生了像《乱世佳人》里的斯嘉丽这样的典型人物。中国社会的文明史更长，人所处的世界，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内容，是否还需要沉淀更长时间，才能够有超过一声叹息的典型人物被刻画出来？

　　当乖乖的儿孙辈，听长辈讲过去的故事，毕竟是太温暖太搭调的场景，只能是生活闲暇里的点缀。如果，不管是现在的生活，还是过往的历史，都被封装在如同大理石公寓大楼般的整齐划一的景象里，那也真有些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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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严重指向性断裂之下，电影《芳华》的表演，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表演最基本的“刺激–反馈”原则，亦即“作用力-反作用力”原则，在这里荡然无存。于是整部电影呈现出假太极大师的假神勇格斗的态势。然而神奇的是，表演上的塌方式表现，并没有使《芳华》成为一部对于所有观众而言不忍卒看的烂片。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

　　比如影片开始不久，主人公们纷纷亮相，在水房里有个关于溅水到身上的小争执，郝淑雯出来劝架，说了一句引发无数口水的话：干部子弟怎么了？革命江山都是我们打下的！

　　这句话看着是挺咋呼的。人们也纷纷被它咋呼到了。但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电影院，在那个故事线上看这句话，就可以产生同样的震撼。

　　《芳华》将被载入史册，它大概可以被追认为第一部“新媒体电影”。在一种“新媒体”的氛围里，大家仍然可以衍生出相应的种种观演情绪。就像那些所谓实况录像里，摸到太极大师肩膀的弟子，就被震飞出去。这种严重违反“作用力–反作用力”物理原理的现象，之所以容易被原谅，还是在于大家很容易对“被震飞出去”感到兴趣。

　　然而这样的“新媒体电影”，就难免会让不少进入影院的观众对它的故事讲述感到不满。但事实证明，越是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的新媒体一代，越是有可能通过自我填充式的观看，完成感动和思考的一整套自适应过程。

　　影片开始部分重要的“军装照事件”，早早有铺垫，如歌行板的野外演习一段之后，正式爆发，然而居然在就要立刻上升到报告领导的严重程度的时候，突转为“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从剑拔弩张到一秒变为小温情，表演真真是直接硬转过来。

　　还有影片靠近中段那句“我爸是不是特瘦，头发都白了吧？”台词本来就不够好，表演也是直接硬来，这种父女情，拿来给演员试戏都显得生嫩，导演偏偏毫不在乎地放进了成片。这只能说明导演真正操心的另有重点。

　　如果把《芳华》看作是一部蓄意而为的“新媒体电影”，视野就完全不同了。所有这些，都不再是不可原谅的错漏。反正最终的导向就是要吸引观众参与关于这段历史过往中的个人遭际的互动讨论，而观众又大多都是冯导所说的“垃圾观众”，那么由这些观众的互动讨论产生的大量泡沫，足以圆满填塞这个只具雏形的故事。

　　这个时候，电影里那些语焉不详的场景就获得了超越其具象存在的效果。比如刘峰对林丁丁表白，说之前没提，是因为怕影响她进步。这之后是著名的“触碰门”。再之后就是林丁丁气恼地回答室友，张医生王干事抱一下可以，刘峰就是不可以。萧穗子的回忆旁白，其实相当于留言区的沙发，抑或是弹幕的领跑者。无数的思考和言论，都随后迸发出来。“《芳华》里最坏那个人，其实是萧穗子吧”，成为四处迸发的言论中，非常典型的一句。

　　如果这种“新媒体电影”代表着一个方向，那么希望认真地看一个故事的观众，恐怕越来越不能在电影院里得到满足了——尤其是面对这种朝向刚刚逝去的历史的电影。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作为传统叙事的故事中极其精湛有力的作品，在国内票房和口碑均惨淡，是不是真的意味着越来越多观众已经不适应作者拽着自己把一个故事清楚地讲完？

　　如果新媒体团队真的成为一部电影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那么就像编导主控的《演员的诞生》等综艺节目一样，归根到底，意味着规训的能力更强了。因为它的惩罚机制是更加显著而无处不在：发行方，是任凭谁也承受不起“流量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