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1

　　读曼德尔斯塔姆《时代的喧嚣》，觉得诗北岛译得好、散文刘文飞译得好。曾经在《母性的暗流》一文中引用的那句“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便是北岛译的（刘的译文是：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人们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1909年到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写过很多无题诗。《无题》也是有题，不少的诗句让人震撼。在一个主题鲜明的时代，无题是诗人内心的不适与不屈，自然也是茫然与黑暗。1924年写的一首《无题》，开篇即是：“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1933年写的一首开篇是“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音，而那够吞吞吐吐者所有的地方，人们提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曼德尔斯塔姆的散文跟他的诗歌同样优秀，特别是长篇散文《时代的喧嚣》。不是一个旁观者冷漠的记录，也不是一个弄潮儿激情的抒发，它是诗人用母语对一个喧嚣时代的切入，偶有旁观者的口吻，有追忆般的冷漠，但却是极富个性的雕塑般的创造。像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是拒绝（厌恶）虚华的，他语句的诗性不可能粉饰、遮蔽或妖魔化他的时代，而是切入时代的裂口，显出裂口种种变异的风景，以及这些风景对人的异化。

　　曼德尔斯塔姆散文的语态吻合了我对写作的某种追求——任何写作本质都是诗的。在他的散文里，我也发现了小说的元素。在《尤里·马特伊维奇》一篇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马特伊维奇蔑视死亡，敌视医生，他爱训诫式地说道，他怎样患了霍乱却未受到伤害。年轻时，他到过巴黎，在首次旅行的三十年之后，他再次到了巴黎，他哪个餐馆也不去，一直在寻找一个叫‘科克多尔’的地方，他曾在那家餐馆里美餐过一顿。但是，‘科克多尔’已经不存在了，有一家叫‘科克’，但不是他要找的那一家，人们好不容易才将它找回来。”不只是小说的描述，还有小说的悬念设置以及性格刻画。

　　诗人在另一篇《西尼一家》里写道：“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达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曼德尔斯塔姆三十四岁创作《时代的喧嚣》，可见其天赋之高。可证其天赋的还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一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记忆不是爱意的，也不是敌意的，其运动不是以再现为基础，而是以对过去的躲避为基础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是不需要记忆的，他只需谈谈他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传记便是现存的了……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记事的地盘。”

　　读了这些句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俄罗斯人八十年前、一百年前舌头的状况，被我们保持到了今天。看似政治与人，其实是语言。一个国家的语言不是被异化为印刷品和电台的喧嚣，就是被禁锢在了个人的声带上——像老屋后院石板上的苔藓。

　　一个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是要发出臭鱼的味道。

　　世纪的文学是名门望族的世袭。它的家是一盅满满的杯盏。

　　回首整个俄国文化的十九世纪，那破碎的、终结的、任何人既不敢也不应重复的世纪，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我在其中看见了国度寒冷的统一。这寒冷将数十年焊接成了短短的一天、一夜、一个深深的冬天；在这个冬天，可怕的国家体制就像散发着冰之寒气的火炉。

　　在此，我不必再说。我相信，你读出了我读出的，甚至你读出的比我更多。然后，从我们的身体与心灵就自然而然滋生出爱，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就像当初滋生出对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爱一样。

　　布洛茨基著有《文明之子》一文表达他对这位前辈的爱，并在198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做了口头表达：“曼德尔斯塔姆比我更有资格站在授奖的位置上”。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中承认，没有及时地颁奖给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是一个遗憾。

　　比曼德尔斯塔姆年长二十二岁的吉·吉皮乌斯在回忆勃溜索夫《一个如痴如狂的人》一文中描写到曼德尔斯塔姆：“他个子不高，皮肤略黑，有点驼背。他是那么谦虚，那么胆怯，以致读起诗来只是勉强听得见，而且双手冰凉，汗津津的……他的诗远非完美，但我觉得，它们无疑有与众不同之处，跟我每天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的数以十计的毕竟不完全是一路。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这小伙子的诗还‘有点东西’。”这是刚开始向杂志投稿的文学青年曼。

　　驼背、谦虚、胆怯、冰冷、汗津津四个词，预示了诗人天才和短暂的一生。

　　伊利亚·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里，以《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斯塔姆》为题写到诗人。爱伦堡与诗人同岁，有很多共同经历。这个共同，不只是一样的世事，也是“在一起”。

　　爱伦堡笔下的曼德尔斯塔姆应该就是活着的曼德尔斯塔姆，他应对日常生活单纯得几近幼稚，思想和写作却是又深刻到了俄罗斯民族和语言的背后。第一次被捕，刚被关进单人囚室就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你们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受审时，他打断侦察员的话：“你最好是说，你放不放无辜的人？”爱伦堡在曼德尔斯塔姆这任性而幼稚的应对里，看出了深厚的人类真理。曼不打算向刽子手证明自己无罪，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不停地说。也真是，一个人遇到虎豹怎样可以去证明自己是人？

　　爱伦堡这样描述曼德尔斯塔姆：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但是在生活里，在我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我考虑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补充），又是多么可爱。在他模糊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认真地对他们说：“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斯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这个细节告诉我们，是曼对另一个作为“俄罗斯良心”的曼德尔斯塔姆的肯定。欣慰的是，历史证明了这个肯定并非谵妄之语。

　　当下诗人，很难再有曼德尔斯塔姆对待诗歌的那份严谨与神圣。他的诗一字字一行行地写出，成百上千次地修改。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也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而这首诗的诞生往往也使他惊讶不已。他说完美的英雄精神的典范是他们时代的风格和实际需要创造的，一切都变得更有分量也更庞大了。曼德尔斯塔姆有他自己的写作观：不值得去创立什么流派，也不值得去臆造自己的诗学。

　　1952年初，布良斯克的农学家库洛夫找到爱伦堡，说曼德尔斯塔姆于1938年冬天死在远离故乡一万公里的符拉迪奥斯托克。说他有病，躺在柴火旁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这之前，1945年，便有彼得格勒的女人在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

　　彼得格勒，我还不想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格勒，我还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找得到死者的声音。

　　2

　　不只从诗歌里见识到曼德尔斯塔姆的天才，从散文和文论里也能见识到。这个天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深刻、尖锐、勇敢、准确，二是叙述（语言）的个性与美。

　　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里，我圈下了这样的句子：

　　如果说自在的词在未来主义那里还在四脚爬行，那么，在阿克梅主义中它则首次获得了相称的直立状态，并步入了其存在的石器时代。

　　在诗歌中我们更珍重这种关于自己之正确的意识，同时，轻蔑地抛弃未来主义者的钓鱼玩具，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根编织针去钩钓起一个难词就是最高的享受，而我们则将哥德式带进词的关系，如同赛巴斯蒂安、巴赫在音乐中对歌德式的确立。

　　歌德式塔楼上那漂亮的尖顶是恶意的，因为它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刺破天空，抱怨天空的宽阔。

　　爱事物的存在甚于爱事物的本身，爱自己的存在甚于爱自己本人——这就是阿克梅主义的最高戒条。

　　我在《词与文化》里圈点的句子：

　　诗歌是一把犁，它能翻耕时间，使时间的深层、时间的黑土面朝上。但是也有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怀念着过去，像个农民似的渴望时间的处女地。

　　诗歌被理解为应该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是的东西。

　　在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词就是肉体和面包。词分享着面包和肉体的命运：苦难。人是饥饿的。国家更饥饿。但还有一种越发饥饿的东西:时间。时间想吞食国家。由杰尔查文镌刻在石板上的威胁，号声般地嘹亮。谁能捡起词，并把它展示给时间？没有什么比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国家更饥饿的了，它比一个饥饿的人还可怕。

　　难道物是词的主人？词就是灵魂。活的词并不表示对象，而是像选择住所一样自由选择对象的这一或那一意义，选择物和可爱的躯体。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魂围绕着一具被抛弃的、却未遗忘的躯体。

　　我在《论交谈者》里圈点的句子：

　　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对于一个文学家、写作者而言正确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用的。文学和诗歌的区别在于：文学家总是面对具体的听众、时代活生生的代表。即便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高高在上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则是另一回事了。诗人只与潜在的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

　　我在《论词的天性》里圈点的句子：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与历史的脱离，与历史必然性与继承性王国的隔离，与自由和合理目的的隔离，也许就是与语言的隔离。两三代人的“聋哑”，也许会将俄罗斯带向历史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因此，说俄罗斯的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要知道，词不是物，它的意义绝对不是它自身的翻译。实际上，从来不会有人给一个物施洗，用事先想好的名字去称呼它。

　　《时代的喧嚣》一书的后面部分是曼德尔斯塔姆的书信。如果说我在曼的诗歌里看见的是一个天才的敏感与灵思，在散文（包括文论）里看见的是一个天才的心智与语言天衣无缝的结合，那么在书信里看见的是悲惨、落魄和绝望。这几乎是一个作为人的伟大天才的两极。灵魂在代替俄罗斯民族乃至人类思考、跳跃、承受、创造，且绽放出了足以前后照亮若干世纪的光芒，但躯体却在流浪、挣扎，卑贱如一条濒临死亡的狗，奄奄一息。“一个人去做整整一代人是沉重的，除了死亡他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俄罗斯民族的羞耻，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幸运。

　　1924年5月，曼德尔斯塔姆联合包括卡达耶夫、叶赛宁在内的25位苏联作家写了《致俄共（布）中央出版局》。在信中真诚、勇敢地表明了他们的文学立场与态度。在曼德尔斯塔姆1935年之后的信中，我读到的完全是绝望与挣扎。即使绝望与挣扎，他也保持了他完美的人格。1937年2月21日于沃诺涅日写给特尼扬诺夫的信，1937年初写给楚科夫斯基的信，1937年6月和1938年3月10日写给斯塔夫斯基的信，以及1938年2月26日和3月10日写给库津的信，无不体现了诗人对活下去的渴望。因为是人为的判决，改变诗人的命运，让诗人活在世上，其实只需要一句话、一纸文件。但是，诗人没有等到。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后的一封信，是1938年10月从符拉迪奥斯托克写给他家人的，收信人是他弟弟舒拉。

　　舒拉：

　　我现在在符拉迪奥斯托克，内务部东北劳动营，第十一幢。据特别机关的决定，我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押解队九月九日离开莫斯科，离开布兑克卡，十月十二日到达。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一试吧！没有衣服，我被冻僵了。

　　亲爱的娜坚卡，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我的小鸽子。你，舒拉，请立即给我写信谈谈娜嘉。这里是一个中转站。没送我去科雷马，可能要在此过冬。我的亲人们，我吻你们。

　　舒罗奇卡，我再写两句。这几天我去干活了，这能调整情绪。

　　很多人离开了我们这个中转集中营。我显然被“筛出”了，需要准备过冬了。

　　我请求你们：给我拍份电报，并电汇一些钱来。

　　曼德尔斯塔姆没能够度过这个冬天，死在了离故乡万里之外的海参崴。他是一个牺牲。也可以说是时代没有放过他，亦可以理解为是人类没有放过他。在他之前，没有放过的已经有很多；之后，还有茨维塔耶娃。在他的同代人中，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活到了自然死（大打折扣的自然死）。

　　为什么一个时代不能放过一个虚弱的诗人？这是诗人的价值，也是时代的代价，纵览历史，又是诗人所属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羞耻。其实，人类一直都恬不知耻。这种恬不知耻不仅表现在它对真、善、美的永不停止的践踏与扼杀，也表现在它对自己践踏和扼杀掉的真、善、美的追悼和利用。很多时候，天才都蒙受了双重的羞辱：一重是活着时肉体的轻蔑与煎熬，一重是死后精神的歪曲与利用。

　　“我腐烂的时候，却是你开花的时候。”人类因为有曼德尔斯塔姆，它的羞耻得以洗刷，它的罪过得以救赎。

　　3

　　清晨醒来，读茨维塔耶娃《一首献诗的经过》。早晨吃着面包的曼德尔斯塔姆突然问茨维塔耶娃“什么时候有火车”，说“要到克里木，必须今天”。就这样，曼德尔斯塔姆离开了女诗人一家四口（连同保姆娜佳）。女诗人对要走的人有所了解，没有劝阻，只是说：“奥西普·列梅利伊奇，你怎么走啊？衣服是湿的！”曼德尔斯塔姆说：“克里木的太阳会晒干的！”并请求女诗人送他去火车站。于是，在亚历山德罗夫火车站，1916年6月的一天，便发生了这样一幕：曼德尔斯塔姆一只脚踩在火车车厢门的脚踏板上，转过身说：“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也许做了一件蠢事——我要走？”“当然（女诗人忽然醒悟过来），当然——不！你想一想马克斯、卡拉达格、普拉——你就会经常回来的……”女诗人说。“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火车头已经启动）——我，大概，做了一件蠢事，我在这里（女诗人顺着滚动的车轮往前走），我在你这里，那么，那么（火车加速，女诗人的步伐也只好加速）——我从来也没有和任何……”曼德尔斯塔姆结结巴巴地说，女诗人知道他要表述的。最后是茨维塔耶娃在站台上的奔跑，超过了火车和话语的速度，最后是标杆一样的呆立。火车轰然而过，女诗人在挥手，曼德尔斯塔姆挥着两只手——从车窗探出身体，在火车头喷出的浓烟里喊：“我是多么不愿意去克里木！”

　　这不是电影镜头，这是发生在乱世之1917年前一年两位诗人之间的友谊——鬼才晓得，在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汹涌的诗行是否已经超出了友谊！时间过去了九十三年，窗外是滴答的雨，我分明感觉两位曾祖母、祖父辈的诗人在我的身体里复活。

　　1915年夏季的一个时刻，科克杰别里，茨维塔耶娃到海边去，曼德尔斯塔姆从海边回来，两个人在沃洛申家花园的栅栏处相遇。这是一个永恒。茨维塔耶娃在《为往事辩护》里纠正了某位曼德尔斯塔姆的回忆录作家的错误。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朋友，女诗人迈娅，即玛丽亚·巴普洛夫娜·库达舍娃（罗曼罗兰的妻子）活到了1986年。通过她，或许直接延续了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某种东西下来。

　　失眠，荷马，鼓满海风的船帆。

　　我阅读船帆清册读到了一半：

　　这长长的一群，这大雁的列车，

　　曾经在埃拉多斯的上空飞旋——

　　这是曼德尔斯塔姆的被茨维塔耶娃称为才华横溢的诗歌中的一节。“船帆清册”会不会是个隐喻？

　　特别有感于茨维塔耶娃在《一首献诗的经过》结尾讲到的话：

　　“我是因为对1916年夏天的曼德尔斯塔姆的虚构来描写1916年夏天关于曼德尔斯塔姆的往事。是用主题的逐行解释——来适应自己对这首诗的逐行解释的。要知道，我从来（1916年到1931年）不曾认定这是我的所有，如果没有人对它进行攻击的话。——防卫！当十月革命期间，我在银行的存款被没收的时候，我并没有争夺它们，因为我不认为它们是我的。——被掠夺的是我的外祖父们！——然而这些诗句，虽然我对诗人只有一次关怀，却是我赢得的。”

　　那首诗叫《不相信复活的奇迹》，以下是前面一节：

　　在黑茫茫、轰隆隆的大海岸边，

　　俄罗斯的疆土在这儿中断。

　　我们在墓地走来走去，

　　相信不会有人醒来

　　你要晓得，无论走到哪里，

　　地表的样子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些山包包

　　……

　　（我们穿过奥维德笔下的草原，就想回到怪石嶙峋的克里木——1916年在《阿波罗》杂志初次发表时有这两行，后被删掉）

　　4

　　曼德尔斯塔姆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还有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像他珍稀的几个同类一样，曼德尔斯塔姆是十九世纪的质地加二十世纪的漂染。像是一种被动地迁徙，从水草丰茂的草地到了黄沙荡荡或烈日蒸蒸的戈壁。无论怎样惊恐和窒息，也不能改变用肺叶呼吸的方式。这不是人们常言的悲剧所在，因为戈壁气候不是未来天候的走向，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灾难性气候。不是未来天候的走向，便无以改变生物的存活方式，更不能改变其进化路线。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在莫斯科一家疗养院去世，结束了曼德尔斯塔姆时代。这之前的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被毒死在远东的符拉迪奥斯托克；1941年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上吊自尽；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患癌病逝。

　　曼德尔斯塔姆是人类罕见的具有天才特质的一例，想必只有但丁、荷尔德林、卡夫卡可以同比。天才是一个天然核动力，一旦诞生、出发，便不可阻止，轨迹完全由力自身惯性所定，任何外力不能改变——哪怕毁灭，直至核能耗尽。我们可以在爱伦堡、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人的笔记里找到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特质的描述。

　　读《时代的喧嚣》，会证实阿赫玛托娃的话：曼德尔斯塔姆不善于回忆，更准确地说，回忆在他有另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比通常的回忆要复杂，更接近于一种创作。

　　阿赫玛托娃说：“曼德尔斯塔姆是最出色的交谈者之一。他不聆听自己，也不回答自己，一如现时几乎所有的人做的那样。谈话时他有礼、机智，而且多姿多彩，没完没了。我从不曾听过他重复，或像频频播放的唱片那样腻人……他用意大利语连篇累牍地背诵《神曲》。”可见，曼德尔斯塔姆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冷酷的人，他很富有激情。“他聊起诗来精彩而偏颇，有时不公正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对波洛克。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说：‘我想他想得这样多，甚至累了，我相信，他不曾读过我一首诗。’关于茨维塔耶娃，他说：‘我——反茨维塔耶娃分子。’”多么可爱！是真话，也是即兴话。了解了这个天才，会发现里面甚至有幽默。这个幽默就是说反话（反语），用反话来说真话。曼德尔斯塔姆对茨维塔耶娃的“反”，是对一个兄弟的“反”，对一个情人的“反”，这“反”里既有得不到的酸葡萄，又有更隐深的认同，就是真有排斥，也是两峰之间的排斥。

　　曼德尔斯塔姆有罕见的音乐特长，世界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沉默，他将沉默称为窒息，他的音乐天赋生来是排遣他的沉默的。他是那种不依赖读者的比较自我的诗人，读者经常引他不快。他有个观点：爱他的人都是不应该爱的。他却是他人的优秀读者，不时为读到的好句子击节不已。他有一副好记性，能轻易记住朗读过的诗句。他有一种孩子般的恶搞的天赋，为了逗阿赫玛托娃开心，把马拉美的诗“La jeune mere allai-tant son enfant”译成“年轻的母亲在梦中喂奶”。年轻的曼德尔斯塔姆与阿赫玛托娃相互逗趣，笑得滚倒在阿赫玛托娃家的沙发上，几乎晕过去，被阿赫玛托娃喻为“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糖果店的女孩子”。

　　曼德尔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第一次相识是在1911年（我外婆出生的那一年，中国辛亥年），相识在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塔”中。阿赫玛托娃22岁，曼德尔斯塔姆20岁。阿赫玛托娃的描绘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孩，纽扣孔上插一枝铃兰，头高高后仰（四川话叫脑壳高望起），眸子亮晶晶的，刘海遮住半边脸。”这是一个典型的诗人形象，骨瘦意味着敏感与尖锐，插花意味着浪漫，脑壳后仰则反映出骄傲与清高，亮晶晶的眸子代表纯真。

　　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旧涅瓦的托尔斯泰的家中，“他没能认出我，当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正巧在向他打听古米廖夫的妻子，他用手一指，说我戴的是怎样一顶大帽子。我怕发生难以收拾的局面，便做了自我介绍”。就是这个阿·托尔斯泰，后来被曼德尔斯塔姆掴了耳光，后来不依不饶要了这位天才诗人的命。

　　古米廖夫胡诌过几句诗，是写曼德尔斯塔姆的：

　　烟灰落在肩上，噤声——

　　朋友们好生害怕——金牙。

　　（这是“大海好生害怕——一只牙”。）

　　这也是曼德尔斯塔姆的自画像。抽烟时，曼德尔斯塔姆喜欢朝后面抖烟灰，肩膀上时常垒起一堆烟灰。

　　1915年，在拉兹耶日娅街索洛古勃家珍馐杂存的晚宴上，曼德尔斯塔姆朝阿赫玛托娃走过来，说：“我觉得，一位大师——场面辉煌，一对大师——未免滑稽。”这不能说是“吃了你的饭，照样要骂你”，他骂的不是主人索洛古勃，而是主宾维亚·伊凡诺夫。曼德尔斯塔姆从1911年起就对伊凡诺夫全无敬意，有讽刺诗为证：

　　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

　　躯体像胡桃般坚硬，

　　把沙发研究会像轮子

　　似的投向诗人行会

　　在1910年代，阿赫玛托娃与曼德尔斯塔姆在编辑部、熟人家、“浪荡狗”随时相遇，曼德尔斯塔姆已加入阿克梅派，成了阿赫玛托娃夫妇的同党。在罗津斯基家的一次聚会，曼德尔斯塔姆给阿赫玛托娃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上世纪三十年代，曼德尔斯塔姆对哈尔特日耶夫讲了一桩发生在他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趣事：一次在“浪荡狗”闹哄哄地吃晚饭，杯盘叮当乱响，马雅可夫斯基忽然起身要为大家朗诵诗。曼德尔斯塔姆跟着起身走过去说：“马雅科夫斯基，胡闹了，你们又不是罗马尼亚乐队！”以机智著称的马雅科夫斯基竟然无言以对。阿赫玛托娃证实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当时她也在场，时间是1912年或1913年。那些年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既在“诗歌研究会”相遇，也在与之敌对的“诗人行会”见面。曼德尔斯塔姆是行会的首席小提琴，已经写了涉及阿赫玛托娃（关于黑天使在雪上的神秘）的诗歌。他拉小提琴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的下颌，他的眸子，他的枯瘦的手……琴声流过，他或许不在此地，或许像一块生了青苔的溪中石头。

　　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到过皇村，他恋爱时——这种事时时发生——她数度充当过他的心腹（灯泡）。她举出了几位他的恋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第一位，美女画家，她用蓝色背景画过一幅肖像，头后仰，即是曼德尔斯塔姆。1914，阿列克塞耶夫街。他不曾为她写过情诗——理由是还不会写。

　　第二位是茨维塔耶娃，有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组诗为证。前不久我刚读过茨维塔耶娃《一首献诗的经过》。那样的恋情也只是恋情，有一半是暗恋，差不多是柏拉图式的。和阿赫玛托娃一样，茨维塔耶娃也是早早嫁人，曼德尔斯塔姆暗恋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从茨维塔耶娃的讲述和曼德尔斯塔姆本身具有的性格看，曼德尔斯塔姆对茨维塔耶娃的感情不是人类通常的那种健康的火焰，而是一种燃烧在阴山积雪中的火苗，和后来诗人顾城对女人怀有的相类似，只是曼德尔斯塔姆要克制得多——因为他把人的尊严看得与诗歌的尊严同样重要。茨维塔耶娃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一生不知爱过多少人，就我所知，除了她的丈夫，还有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但茨维塔耶娃的爱也是很谨慎，很精神性的，属于痛苦地提升人性的范畴，而非情欲的满足。

　　第三位是莎乐美·安德罗尼科娃。曼德尔斯塔姆在诗集《Tristia》里使她不朽。

　　曼德尔斯塔姆还爱上过亚历山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为她写过诗《我不能用自己的手握住你》。阿赫玛托娃认为，最精彩的诗是为奥尔加·瓦克塞尔及其影子而写的《在寒冷的斯德哥尔摩的床榻……》，以及《我想为你脱去毡靴》。

　　曼德尔斯塔姆把这些从现实转化到诗歌的所有女性统称为“欧罗巴的温柔”。阿赫玛托娃说“我怕我也在其中”。

　　在当年那些欧罗巴温柔的美女们

　　我承受了几许的困窘、紧张和痛苦！

　　1933-1934年间，曼德尔斯塔姆暴风雨、闪电般地没有回应地爱上了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彼得罗维赫。《土耳其人》就是为她而写的——诗题是阿赫玛托娃起的。阿赫玛托娃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爱情诗。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说，还有一首关于白色的极为玄妙的诗。玛丽亚一直活到1979年。

　　1910年代是曼德尔斯塔姆成长为一位大诗人的重要年代。除了天生的那一部分，便是想了很多，写了很多——营养和灵感来自维永、恰达耶夫和天主教。1920年代，曼德尔斯塔姆的名字已经在海报上与古米廖夫、勃洛克并列了。

　　一个细节。1914年1月的一天，从普罗宁为“浪荡狗”举办的盛大晚宴上（科纽申纳娅大街）撤退，二三十个人来到米哈伊洛夫广场又黑又暗的“浪荡狗”。阿赫玛托娃站在舞台上与人聊天。有人请她朗诵诗。曼德尔斯塔姆走过去对她说：“你怎么站的就怎样读。”还谈了一会披肩。四行诗《面孔的特征扭曲了》就是写这个细节的。后来在皇村车站，曼德尔斯塔姆等着阿赫玛托娃在玻璃小屋里打完电话，走过去为她朗诵了这四句诗。

　　1917-1918年间，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见面的次数很多。阿赫玛托娃住在鲍特金斯卡娅九号她的朋友瓦列莉娅·谢尔盖耶夫娜家里，曼德尔斯塔姆经常去看她。正是革命的冬天，他们乘马车走在坎坷不平的马路上，穿过闻名世界的篝火，倾听着零零落落的枪声。他们一起前往美术学院，在为伤兵举办的晚会上数次登台。曼德尔斯塔姆还陪阿赫玛托娃去音乐学院参加过一次舒伯特音乐会。

　　有那么一天，在放肆的首都，

　　在涅瓦河畔奇怪的节日，

　　打美好的脑袋揪下头巾

　　时间的虫子在哼唱

　　寒热病簌簌响，

　　干燥的炉子沙沙响

　　红色的丝绸在燃烧……

　　这首诗是献给阿赫玛托娃的。他们在诗里一起点炉子。阿赫玛托娃发热，自测体温。就是这个时期，他俩显得很亲密。两个人坐马车，两个人登台，两个听音乐会，两个人点炉子……阿赫玛托娃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毕竟已为人妻人母，且在札记中记下，并告诉曼德尔斯塔姆他俩不该这样频繁会面。从此，大约在三月，曼德尔斯塔姆消失了——消失在了革命制造的混乱和迷糊里。那是一个将消失看作是自然而然的时代——很多人永久消失，很多人暂时消失。

　　1918年秋天，阿赫玛托娃在莫斯科极为仓促地遇见曼德尔斯塔姆，估计就是我们四川人说的“打了个照面”。但活着，彼此都是安慰。

　　1920年，曼德尔斯塔姆忘记了阿赫玛托娃的“告诫”，到彼得堡的谢尔吉耶夫街探访过阿赫玛托娃两次。阿赫玛托娃从曼德尔斯塔姆口中得知，他在克里米亚被白军抓住过，在梯弗里斯（孟什维克）。后来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里读到了他的这段经历。两次探访中的一次，带给了阿赫玛托娃弗·涅罗布罗尔去世的噩耗。阿赫玛托娃就此说过一句无比辛酸的话：“无论何时都不曾有人向我提供更多的细节，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到了1924年夏天（我的外婆13岁），曼德尔斯塔姆把他年轻的妻子娜佳领到阿赫玛托娃喷泉街2号的家里。阿赫玛托娃在评价娜佳时借用了法语“Laide mais charmante”（不美但迷人）。我想，应该是“不漂亮但迷人”，因为迷人之美要远胜漂亮。一如阿赫玛托娃所言，应该是娜佳真实的特质——也只有具备这种特质的女人才可能让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大诗人收心。娜佳的全名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斯塔姆（娘家姓哈津）。他们1919年认识，1922年结婚。娜佳一直活到1980年，与阿赫玛托娃结下了友谊。

　　据阿赫玛托娃在《日记之页》记载，曼德尔斯塔姆对娜佳的迷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娜佳到基辅割阑尾，他一直守在医院看门人的小屋里。平常他也不让娜佳离开他半步，不准她工作，疯狂地猜忌她，写好的诗每个字都要向她请教——请爱。附录在《时代的喧嚣》里的致娜佳的信证实了阿赫玛托娃的印象。

　　你很难说清楚曼德尔斯塔姆对迷人的娜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个天才的大师内心所包含的，还有内心之外所包含的（天才自己都不明白）永远是一个大海般的混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恋母情结来解释。顾城身上也有。他们弱小的时候弱不禁风，必得躺在女人的怀里才能呼吸顺畅，必得看见女人的身影才有安全感；他们强大的时候又是脱去了肉体的，精神可以高蹈山巅云端。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女人，却又在背后打量别的女人。

　　1925年曼德尔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都寄居在皇村扎伊采夫中学的同一条走廊里。当时娜佳得重病卧床不起，体温居高不下。曼德尔斯塔姆天天去彼得堡找一份工作，想弄点钱。就是在那儿——也可能是走廊里，也可能是校园或附近公园，他为阿赫玛托娃异常秘密地朗诵了写给奥瓦克塞尔的那首著名的诗《我想为你脱去毡靴》。

　　曼德尔斯塔姆夫妇搬到皇村高等学校，阿赫玛托娃去探访过两次——她的“告诫”自从有了娜佳便已作废，还滑雪。他们搬过去是想住大宫殿的半圆形大厅，但是那里不是炉子冒烟就是屋顶渗水，他们是不得已住进学府的。曼德尔斯塔姆不喜欢住学校，他痛恨学校里的教授学者利用普希金的名字做文章。他对普希金始终持一种未之前见，态度近乎严酷，几乎是一种超人间的纯洁。他厌恶所有的普希金主义者，写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的担架抬走”。他活着时，这首诗是个秘密，阿赫玛托娃，包括娜佳都不曾读到，直到1950年代才从他手稿里发现。夏天，曼德尔斯塔姆夫妇又和利夫希茨夫妇住进中国村，阿赫玛托娃也去探访过，做过这样的描述：“房间没有任何家具，朽坏的地板尽是窟窿。对于茹科夫斯基和卡拉姆辛（两位大人物）曾经住过，他丝毫不感兴趣。”

　　1928年曼德尔斯塔姆去了克里米亚，在8月25日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信里说：“我想回家，我想见你。”他要阿赫玛托娃知道，他有在想象中交谈的能耐，不过只局限于两个人——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

　　我早知道，曼德尔斯塔姆也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天才，总是不能在一个地方（一个女人）安宁下来，总是有一种近乎幻觉的魅力之物在遥远处呼唤他、诱引他。茨维塔耶娃在《一首献诗的经历》里就有过记载。阿赫玛托娃说南方和大海都像是娜佳，都是他必需的，我觉得未必，曼德尔斯塔姆到克里米亚或者科克杰别里，不过是一次灵感般的需要，很快他会离开，其实他不知道他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文字（诗歌)表述的都只是一时之念，最多是一次灵感的片羽。“给我一寸蓝天的大海吧，只有针孔那么小也可以……”这样的大海是自由，是我们每个人时刻渴望的彻悟与解脱——哪里会有！

　　曼德尔斯塔姆想在彼得堡（列宁格勒）定居，没有搞成。娜佳不喜欢这座城市以及与它相关的一切，她喜欢莫斯科，因为她弟弟在莫斯科。曼德尔斯塔姆喜欢彼得堡，因为彼得堡是他的福地。1933年，曼德尔斯塔姆作为伟大的诗人受到彼得堡的欢迎。彼得堡文学界的全体人士都毕恭毕敬地跑到他下榻的欧罗巴旅店。他粉丝团的代表人物有特里亚洛夫、埃亨鲍姆和古科夫斯基。这些彼得堡的光荣一直作为大事被回忆到今天。彼得堡圈子内有两个人称得上是他的知音——利吉娅·雅科夫列夫娜·金兹堡和鲍里斯·雅科夫列维奇·布赫什塔布。《星》编辑部的采扎里·沃尔佩更是，不顾书报检察机关的查封，也要发表他的《亚美尼亚旅行记》。然而，在莫斯科谁也不想认识他，除了与两三位年轻的自然科学家他也不想与谁往来。连帕斯捷尔纳克都躲躲闪闪，说自己只喜欢格鲁吉亚人和“美貌的妻子们”。

　　1933年曼德尔斯塔姆在莫斯科纳索金胡同得到了一套两居室。阿赫玛托娃的描述是：五楼，没有电梯，也没有煤气炉和浴缸，“像纸张一样宁静”。引号里的句子应该是曼德尔斯塔姆自己的诗句。在那里，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书——主要是意大利诗人但丁和彼得拉克（他1938年冬天临死前读的正是彼得拉克）的旧版著作，但流浪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结束，时间并不“像纸张一样宁静”，他总是在往外面打电话，在等候什么，在期待什么，又一次验证了他“生活在别处”。

　　曼德尔斯塔姆对诗歌翻译有自己否定的看法。在索纳金胡同，他当着阿赫玛托娃的面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你的全集将由十二卷译文和一卷你自己的诗组成。”多么尖刻又多么真诚的讽刺！

　　1934年2月的一天，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走到普列奇斯坚卡街，边走边说着什么，拐到果戈列夫林荫道时曼德尔斯塔姆说：“我做好了死的准备。”阿赫玛托娃记下这一细节时已过去了28年，但每次走到那附近都会想起那一刻。不知道今天果戈列夫林荫道是否还在，我希望走过的人还能记得这个伟大的细节。

　　阿赫玛托娃还讲了一件事：1933年曼德尔斯塔姆应邀到彼得堡，住欧罗巴旅店。应该就是作为大事一直被回忆的那一次。有两个晚上，阿赫玛托娃去看他。他刚学了意大利语，念念不忘但丁，连篇累牍地背诵。他们谈起《炼狱》，阿赫玛托娃背诵了第三十三歌的一段（贝阿特丽采出现）：

　　头戴橄榄花冠，白色护肩，

　　一个妇人出现，她身穿

　　绿色斗篷，火红的裙子

　　……

　　我所有的鲜血

　　浸透了难以言说的战栗：

　　我认出了昔日的火之泪。

　　曼德尔斯塔姆听哭了。“怎么啦？”阿赫玛托娃看见大吃一惊，问他。“没什么，只为你的嗓子念这些诗。”他回答得轻描淡写。当时娜佳也在场。

　　就我对诗人的了解，和自己作为诗人的经历，曼德尔斯塔姆在搪塞阿赫玛托娃。是搪塞，不是欺骗或者什么——一个天才诗人怎么可以讲明白自己内心的一次神验。虽然它脱离不了他的人生经验、包括爱的经历，但它毕竟是一次没有准备的有神灵光顾的“失态”。

　　四十二岁的曼德尔斯塔姆在阿赫玛托娃的描述中身体笨重、头发花白、呼吸急喘，乍一看已是老头儿，只是双目仍旧炯炯有神。这样一个未老先衰的人，诗和散文是愈写愈精彩。

　　阿赫玛托娃晚年重读《时代的喧嚣》，意外地发现“除了作为诗的作者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首创性外，他还是彼得堡最后一位风俗作家——写得精确、明了、公平、独特。”

　　曼德尔斯塔姆认为阿赫玛托娃《一点儿地理》中的最后一首诗与他有关：“他被有罪的我们——被你——第一个诗人所歌颂。”

　　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斯塔姆第一次被捕。阿赫玛托娃知道后，第一时间从当时的列宁格勒赶到了他的家中。那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为了换钱买返回的车票，她带上了列米佐夫转交她的猴宫勋章以及丹科为她造的小瓷人。逮捕证是雅戈达签署的，搜索持续了整夜：寻找诗稿，在从大箱子里翻出的手稿上踱来踱去——时间是多么奇妙，当年被随意践踏的手稿，甚至获罪的手稿，在今天又成了宝贝！阿赫玛托娃和赶来的朋友全体坐在那个房间里。克格勃在他们面前找到了《狼》，并指给曼德尔斯塔姆看。曼德尔斯塔姆点头确认。告别时吻了阿赫玛托娃。他被带走的时间是早晨七点。

　　接着，娜佳去找她弟弟，阿赫玛托娃去找丘尔科夫，约定一个地方见面。回来后她们一起收拾遍地狼藉的房间，一起坐下来吃早饭。克格勃又来了，又是搜索。当天，阿赫玛托娃找到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去《消息报》找布哈林，她自己也去克里姆林宫找叶鲁基茨。阿赫玛托娃和朋友们种种的努力虽然没能使曼德尔斯塔姆获释，却减轻了判刑——判处流放切尔登三年。

　　曼德尔斯塔姆从切尔登医院跳窗出逃折断了胳膊，娜佳给中央委员会拍了份电报，斯大林命令重审案件。接下来便有了众所周知的斯大林致电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布哈林在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的末尾说：“帕也焦虑不安。”斯大林回答：已下发指示，曼德尔斯塔姆将会一切如常。斯大林致电帕斯捷尔纳克，问他为何不为曼德尔斯塔姆的事奔走，并说：“如果是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不幸，我就是翻墙也要搭救他。”帕说：“如果不是我奔走，你不会晓得。”斯大林说：“为什么你不向我或者作家协会提出？”帕回答：“作家协会1927年就不管事了。”当斯大林问帕，“他是你的朋友吗？”帕犹豫起来。最后，斯大林问了那句让后人震惊的话：“他是大师吗？是大师吗？”

　　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历史，不是时间，他没作答，以一句“这没有意义……”敷衍了过去。帕斯捷尔纳克想到的是斯大林在审查他，看他是否懂诗。假如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他是大师”呢？曼德尔斯塔姆是否就有稍好的命运？“为什么我们老是说曼德尔斯塔姆、曼德尔斯塔姆，我老早就想和你聊聊了。”帕斯捷尔纳克说。“聊些什么呢？”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说：“聊些生和死。”斯大林放下了电话。

　　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牵动了好几位女性的心。她们出现在莫斯科时都穿着素净入时的春装，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们是尚未惹来灾难的西马纳尔布特、美女“土耳其女俘”——津克维奇的妻子、尼娜奥尔舍夫斯娅（眼睛亮晶晶，身材匀称而异常镇定）。阿赫玛托娃和娜佳身披皱巴巴的线衣，脸色发黄、呆若木鸡，被她们的光彩衬托得面目全非。

　　回家后阿赫玛托娃收到筹办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的调查表，她因为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拒绝填写。在那次作代会上，布哈林宣布帕斯捷尔纳克为苏联第一号诗人，谩骂了阿赫玛托娃，只字未提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

　　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去沃罗涅日劳改营看望曼德尔斯塔姆夫妇。在沃罗涅日，在曼德尔斯塔姆完全失去自由之际，他的诗却写得开阔而寥廓，被赋予了深沉的气象。从那里回来，阿赫玛托娃写了《沃罗涅日》：

　　在被贬黜的诗人的房间

　　恐惧和缪斯轮流着值班，

　　黑夜来了，

　　不知何时是黎明。

　　我能想象曼德尔斯塔姆在沃罗涅日的日子，怎样的双重焦虑、绝望和悲愤！“我天性是一个伫候者，我在这儿尤其艰难。”曼德尔斯塔姆在日记里写道。

　　阿赫玛托娃是从埃玛·格利高里耶夫娜·格尔施泰因写自莫斯科的信中读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死讯的。死讯跟随在一个新生之后——多么隐晦：“朋友列娜（奥西莓儿金娜）生一女，朋友娜佳丧偶。”酷似小说中的一个线头，但却是足以点燃阿赫玛托娃心中的炸药库的。

　　有谁想到，这个轻描淡写的娜佳丧失的“偶”，是一位可以与但丁和莎士比亚媲美的文学大师！

　　5

　　奥希普·曼德尔斯塔姆在符拉迪奥斯托克劳改营的死至今是一个谜。在我看来，奥西普也是一个茶会，或者酒会，在他的生命中聚集了好些人的影子：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还包括好些男人。这些人可以聚在一起举行一个以奥希普·曼德尔斯塔姆为主题的酒会。很多细节，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个人意识或想象中的，时间的碎屑或断片，搜集起来，再现奥希普·曼德尔斯塔姆的人生场景。

　　奥希普·曼德尔斯塔姆不仅仅是个话题——他的确是一个话题，茨维塔耶娃谈起过——《一首献诗的经过》，阿赫玛托娃谈起过——《日记之页》，约瑟夫·布洛茨基谈起过——《文明之子》，策兰谈起过——巴黎的1958年……看过曼德尔斯塔姆妻子娜佳的照片，有我想象的眼神和喜欢的相貌。她活到了81岁，有十九年是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一年是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

　　希望可以尝试，让这几个我爱的故人聚在一起说说话。曼德尔斯塔姆会对茨维塔耶娃说什么？阿赫玛托娃会询问曼德尔斯塔姆什么？娜佳见到曼会是一个怎样的表情？布洛茨基如何与自己崇敬的前辈面对面？还有策兰？

　　还记得阿赫玛托娃家客厅的沙发。曼德尔斯塔姆夫妇留宿的事。沙发让给了曼德尔斯塔姆，娜佳和阿赫玛托娃睡床。阿赫玛托娃半夜回来，从曼德尔斯塔姆身边经过，曼德尔斯塔姆装睡，最后还是忍不住叫住了阿赫玛托娃，坐起来和阿赫玛托娃喝酒说话。娜杰日达睡在隔壁，她睡着了吗？她会不会也睡不着，悄悄地听他们说话碰杯？与阿赫玛托娃睡一床，娜佳会是什么感觉？她敢不敢把自己的腿打伸，去挨阿赫玛托娃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