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

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父母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造船工程师”，大概也是一种向往“蓝色海洋文明”的梦吧。但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破灭了这一梦幻。学业的中断使得从事连续性很强的工科已经成为不可能。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某种机缘，我得以结识从北京来到太钢（太原钢铁公司）“劳动改造”的文艺批评家唐达成。

　　1971年后，文艺政策有所变化，各种报纸开始恢复“副刊”，各级出版社也开始出版“革命文艺”。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太原市在侯家巷召开了“文革”后的首次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作为新涌现出的“工人作者”，与“文革”前就在《火花》杂志发表过作品的太钢老作者鲍世宁、王学忠三人，有幸列入与会名单。

　　鲍世宁没有参加，他是太钢焦化厂的技术员，他说，本职工作离不开，没有闲心不务正业。王学忠说，鲍世宁因发表文章受到冲击，吓破了胆，发誓这辈子再不舞文弄墨。

　　我与太钢的王学忠同居一室。能在山西省的第一刊物《火花》上发表作品，他在我心目中成为偶像。我说：“王师傅，我要向你们前辈多多学习，还请你多多指教。”那时候，工人作者沿袭工厂的习惯，对长者称师傅，而不是称老师，也算是时代特色吧。

　　有一天晚上，聊着聊着文艺创作，突然王学忠很神秘地问我：“你敢不敢去认识一个大右派？”

　　这天，我第一次听说了唐达成这个名字。我本能对右派有好感，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少华、蔡万选，后来进太钢后认识的施济生（认识他时，他仅是一个普通计划员，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官至冶金厅第一副厅长、太钢副总经理。我撰写过《由配角走向主角——施济生访谈录》，后收录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儿女正当好年华》一书），以及在社会上结识的画家吴殿军等人，都是右派。于是在我的下意识里，右派成为有本事、敢直言的代名词。

　　王学忠介绍说：“唐达成是大右派，可不是小右派。下面的小右派，都是对基层的小支部书记看不惯，喋些二话，提些意见。这个唐达成，批评的可是中国文坛第一把手，周扬。你知道周扬吧？你去反对他，还会有好果子吃？”

　　后来我查到了这篇文章。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1957年第10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唐达成因此文而一鸣惊人，当然，也应了孔老夫子的那句名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咎。

2.文坛多见两面人

与唐达成紧密接触后，我问唐达成：“你当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敢写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达成显得很平静：“其实没什么。一切自然地好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想，如果把你放在我当年的位置，你也会去写那篇文章。”

　　唐达成说：“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无私才能无畏。我想给他改一字才更为准确。无知才能无畏。无私？一个人一点不为自己打算，也许那是圣贤所为？恐怕圣贤也做不到。我倒是觉得，无知时，无畏，浑然不知，蔫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因为没受过虎的危害。什么也不懂，也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经历丰富了，当然优柔寡断。我的文章现在拿出来看，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

　　唐达成又说：“当时文坛谈论写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我认为可以写。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如脾气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一类的事情，总还是可以写吧，还可以写克服缺点。这也不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可当时就是这种看法也不行。一次，胡乔木来给文联作协的干部做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我负责做记录，他提到了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批评我们这种可以写缺点的意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我大吃一惊，但仍然想不通。”

　　唐达成又说：“周扬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英雄人物应该是光辉灿烂的。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他做报告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可不可以写？既然英雄人物本质上是革命的，是优良的，非本质的缺点，如对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写英雄人物何必要写非本质的东西呢？”

　　唐达成还说：“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这样说太教条主义了，也太抽象了。我是根据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感想来谈这个问题的。我说抽象地提出可不可以写缺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因此无法确切地回答，实际上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写缺点。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还有夏伯阳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转变过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吗？文章后面说得厉害一些。我说，按照公式或者所谓本质来写英雄，虽然写出了英雄，但实际上人物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活本身鲜活生动的真实。”

　　当年，我刚进入创作，正面临塑造英雄人物的“三突出”问题。有段时间，对“歌德还是缺德”，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历史的步履走得如此蹒跚，五十年代的问题，到七十年代仍在“老谱不断袭用”。此刻听唐达成的经历，无形之中有了“前车之鉴”的启迪。

　　当年对文坛一无所知，十分肤浅的我曾经这样问唐达成：“这么浅显的道理，作为领导文坛的周扬，连这点也不懂？这真是中国文坛的悲哀了。”唐达成回答：“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周扬作为我国一个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很懂文艺，懂得艺术的规律。他读过不少书，有研究，也有见解。他不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好比当年日丹诺夫在苏联文坛的地位。日丹诺夫是艺术的内行。我读过他的文艺评论文章。他谈起车、别、杜（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哲学观点，评价到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的现实主义传统，那是一套一套，说得让人心悦诚服。据说，日丹诺夫自己还能弹钢琴，能演奏贝多芬、莫扎特、肖斯塔克维奇的大部头作品。就是这么一个文学艺术的行家，一回到现实中，一涉及当代，就犹如换了一个人。批判和抨击起小说家左琴科、女诗人阿赫玛托娃，那就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有失水准了。我想，这大概已超出了个人所好的范围。”

3.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唐达成对我说：“五七年的文章，可能只是一个因素，真正造成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是把我调到‘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审查组。”

　　作为组织上的信任或考验，还是预备党员的唐达成参加了调查组。面对丁玲问题出现的“反复”，唐达成原本可以保持沉默，沉默是金。也许，他只要保持沉默，就躲过了这一场劫难。

　　唐达成给我讲过他童年时的一个小故事：“小时候我不喜欢说话，胆小，有自卑心理，怕说错话，一说话就脸红。有一年冬天很冷，我的手生了冻疮，红一块，紫一块，手背肿得老高。早晨洗脸时，我把手泡在热水中，妈妈见了，把我的手从脸盆里拽出来，一面用毛巾擦，一面对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不爱说话，所以把手憋的。把话憋在肚子里，总要有地方憋出毛病。我知道妈妈是希望我能言善辩。但是，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很奇怪，当我在调查组接触了那么多材料，我也曾在心里多次告诫自己，你一个小萝卜头，是你管的事？不管也自然，管了也没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几天脑子里冒出来的，阴错阳差，竟然就是妈妈说我的那个情景。我摆脱不开这么个念头：我不说，说不准就会把哪憋出毛病来。”

　　唐达成说，周扬有句话他记忆犹深：“与其窃窃私语，不如侃侃而谈。”

　　唐达成终于爆发了。用当时把他打成右派的词语说：“唐达成终于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唐达成在1957年6月7日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终于把调查组的见闻做了一个发言。

　　唐达成说，周扬有个特点，高兴时滔滔不绝，生气时闷声不响。一散会，周扬背着手，沉着脸，一声不吭，“噌噌噌”地向门外走去。唐达成说，我在发言的最后说，“虚伪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这句话，最使周扬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不止对一个人说：“唐达成竟然拿资产阶级的语言来猖狂对党攻击。”

　　如果说唐达成与周扬的“商榷”文章，周扬还有肚量，还容得“争鸣”的话，那么，唐达成的这个发言，就是捅向周扬要害处的一把钢刀，等于是在宗派斗争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站错了队。

　　唐达成就此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当时也许懵懂无察，但事后回想，唐达成的这段右派经历，对塑造我的人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自己的写作中，总会不断地向自己设问：你是要做“沉默的大多数”，还是信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写作如果仅是言不由衷，那么写作的意义又是什么？

4.结识唐达成

王学忠引荐我结识了唐达成。

　　唐达成住在太钢厂区西南角的“古城”。当年日本侵略者占据西北炼钢厂（太钢的前身），在这里留下一片宿舍区。房子低矮而且阴暗，原来的一套房子一分为四，唐达成就住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我印象中，这就是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进门西北角是一张大床，这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部分地方。朝南有一扇低矮的小窗，窗前摆了一张简陋的写字桌。写字桌与床之间只剩余一条很窄的缝，好像连一把椅子也放不进去，只能坐在床上写字。另外，一进门右手处，可能原来是一条狭长走道，唐达成稍加改造，勉强放进了一张单人床。这里，成了唐达成的机动空间。他母亲来，临时就住这里。平时彻夜看书，或者需要加班加点写东西，唐达成也睡在这里。

　　打成右派后，唐达成先是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此后转到北京八大处的机关农场，再转到河北怀来的作协农场，一直到1960年9月，唐达成才摘掉右派的帽子，分配到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工作。然而好景不长，唐达成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参加了1961年的“大连会议”。“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还能留在北京？”因为这么一句话，唐达成被逐出京门，流放到娘子关外的山西省话剧团。

　　尽管在话剧团对唐达成而言用非所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安置地，1970年初，山西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又把唐达成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了山西省话剧团。

　　山西省话剧团的编剧芦润泽这样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当时来势凶猛，规定在一个星期内，所有清理对象，必须自谋出路。能联系哪算哪，联系不上，一律下放农村。我那个急呀，老唐毕竟和我不错，几天里，我电机厂、汽修厂、太钢，到处跑。好不容易说得太钢愿意收留唐达成。”

　　太钢当年接纳唐达成马中行夫妇的王世英回忆说：“我问，他们能干得了什么？省话来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说得天花乱坠。说男的能写剧本，女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演员，一家两口子，能编能演，本身就是一台戏。搞话剧的就是会说，说得我就把唐达成、马中行留下了。后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李强对唐达成有这样的回忆：“老唐来了后写剧本，他写了后给我们念，文字还是不错的，老唐的词很漂亮，……不过，不过，我直截了当地说，老唐写的剧本根本没法演。不过，老唐这人也真好，读剧本那天，我们正准备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正发愁，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演的人还凑不齐数，我连搞美工、管道具的人都用上了，还不够。老唐就问我，你看我能不能凑个数？你看看，老唐特体谅人，我还担心让他演八大金刚，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他却自己提出来给你救场。”我看过唐达成扮演的八大金刚。现在提起话头，脑子里还会出现唐达成嘴里恶狠狠地念着“吆喝吆喝”的台词，脸上故作狰狞状的模样。

　　唐达成在太钢宣传队期间，曾写了许多作品：如大型歌舞《万岁！万岁毛主席！》、鼓词或山西梆子《自从咱厂来了解放军》、对口词表演《一分钟》、表演唱《炉前批判栏》、话剧《接班风波》等等。唐达成出手快，又积极勤奋，所以，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可是应该说，唐达成写得多，排演的少，极少数即便排练了，勉强演出了，也绝没有一个成为保留节目。其实也自然，人非全才，唐达成也不能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5.唐达成所言“沾包”

我与唐达成的第一次见面，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王学忠介绍说，陈为人是咱太钢新涌现出来的文学青年，我们在市里的创作座谈会上，我向他说起你，他特别希望拜你为师。

　　唐达成眼神里曾经一亮，但很快惨淡一笑：“拜我为师？跟我能学到什么？别跟上我‘沾包’，就是万幸。”

　　唐达成用了“沾包”一词，我记得刻骨铭心。我当时并不理解。

　　唐达成又是凄惨一笑：“我一个戴罪之身，连自己都没个容身之处，身上毛病已经够多，可不敢再加上一条‘好为人师’。向我能学什么？我自己身上的流毒尚待肃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可不敢再荼毒年轻一代。”

　　此后，便是很长的沉默，唐达成似乎不想多说什么。

　　告别出来，王学忠对我解释说：“唐达成一朝被蛇咬，十载怕井绳，心有余悸。我每次到他家，他也只是客套地打哈哈，并不多言一句文学上的事。”

　　初始，我以为唐达成是那种敏于文而讷于言，肚子里有货而嘴里倒不出来的闷葫芦，及至后来与唐达成一起抽调到太钢工人创作组，编一本不定期的《太钢文艺》，朝朝暮暮接触得频繁起来，才知道唐达成不仅是满腹经纶，而且口才也绝佳，说起文学创作上的理论，一套又一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老师不幸弟子幸。唐达成的发配落难，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上天赐我一个文学创作路上可遇而不可求的良师。

　　我在各种场合，遇到文友问起我“师从何人”？我总会无比自豪地回答：“唐达成，早在五十年代就敢批评周扬的唐达成。”“文革”中，周扬被批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已经成为死老虎。我的话中含有唐达成是先知先觉。

　　当年，我们家与《太钢文艺》的主管领导，太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赵林寿同住太钢的二十二宿舍。我家住西四排，他家住中三排。父亲领我去过赵林寿家。父亲的意思，我在赵林寿手下工作，当然是希望“多多关照”。赵林寿也很见诚，当着父亲的面夸奖了一番。但很快出现了转折词：不过。他说：“不过，小陈毕竟太年轻，没有社会经验，我听说，他现在同唐达成走得蛮近？当然当然，唐达成嘛……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是说，唉，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你对唐达成能了解多少呢？”赵林寿没让我插话，继续说，“我知道你会说，不就是个右派吗？右派也已经摘帽。我问你，还有什么？他跟你说过他去台湾的事吗？你能说清他到台湾干什么去了呢？你又能说清他从台湾回来是干什么吗？”

　　我到现在，对赵林寿那次用过的两句词，仍然记忆犹深：“入水不知水深浅，出水才见两腿泥。”

　　赵林寿的话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唐达成当年并未向我提起他有到过台湾的经历，这也可以理解，谁会把自己敏感的经历挂在嘴上？我并没把赵林寿的话告诉唐达成，也没向他问起去台湾的经历，我怕引起唐达成的伤感。我在心中为自己寻找辩护词：万一以后政治上出现什么反复波动，我完全可以找到托词，是组织上安排我与唐达成在一个部门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接触多一点不也正常？

　　太钢的领导比较开明，要落实党的政策，发挥唐达成的一技所长，曾安排我与唐达成到峨口铁矿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以老带新，两人合作完成一部反映大打矿山之仗，解决太钢无米之炊的长篇小说。但到1975年，在太钢的一次内部创作会上，市委文教委领导应邀来参加会，见到了唐达成，马上对太钢宣传部的头头说：“连唐达成这样的大右派，你们也敢用？”于是，唐达成又被退回电修厂行政科。

　　唐达成的历史成为黥在脸上的“红字”。

　　唐达成不无绝望地劝我说：“小陈，以后你再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师。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前程。”

　　政治上的跌宕沉浮，使我领会了唐达成嘴里“沾包”一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6.“窃书”与“读书”

太钢工人业余创作组起初设在太钢俱乐部前面的一栋大楼内，因为是三楼一间女厕所改造而成，我们戏谑地称为“三八号”。离我们创作组不远，是太钢俱乐部的图书室。“文革”前开放时，我曾无数次地借阅过里面的中外古今经典名著。“文革”中，这些“封资修”的东西，都尘封在图书室后边的一排库房里。我和唐达成，还有另一个太钢的文学青年贾云辉，我们三人从窗户钻进图书室，看到那一摞摞落满尘土，四处乱堆着的书时，兴奋得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库。密封的房子里很热，当时正是八九月盛夏之际，我们一面翻书，一面无意识地用手背抹汗，结果三人都成了大花脸。当时神经高度集中，竟然谁也没有发现。起初进去时，只说是看看，可一看就爱不释手，就有了拿一些回去的念头。记得唐达成当时说了两个词，一个是“物尽其用”；一个就是孔乙己的那句名言：“窃书不算偷”。我看到，唐达成的两条腿在往窗户台上跨时，在不停地哆嗦。直到回到我家，唐达成才长舒一口气：“好惊险，我一直觉得像有一只手会突然伸出来抓住我们。”

　　后来说起此事，唐达成还笑着说：“荒唐，荒唐。罪过，罪过。”

　　我从小喜欢读书，每个阶段总有每个阶段的阅读兴趣。小学时，喜欢读当年风靡一时的国产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苦斗》《红旗谱》等，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唐达成特别向我推荐了柳青的《创业史》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上初中时，我迷恋上剑侠小说，《三侠剑》《七侠五义》以及历史小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等，每每看完一本书，就向同学炫耀，把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罗成、秦琼等隋唐十六条好汉一一道来；把坏狗熊欧阳平，两道白剌剌浓鼻涕的特殊武器，每一次惊险战例讲得活灵活现；上高中后，我开始喜欢上外国文学，觉得外国小说里对人性的揭示显得更复杂更有吸引力。那时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德莱塞的《珍妮姑娘》《嘉丽妹妹》，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在同学中，都怵外国名著中西方人名太繁复，又是父名，又是本名，一读就是一长串，记也记不住，读到后面，竟然忘记了前面已经出现过。这往往成为我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资本，讲述外国名著中的故事情节，我故意把外国人名说得一个溜，看着同学们惊讶的眼光不无得意。大概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尔蒙分泌过剩，对书中关于男欢女爱的细节特别有兴趣，翻来覆去读，百读不厌。而书中关于政治背景的描绘或哲学观点的陈述，干脆就跳过去。

　　只要视力所及，只要能找来一读，拉到篮里就是菜，不求甚解生吞活剥，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开卷有益。

　　唐达成家徒四壁，唯一财富就是从北京带来的几箱子书。这些唐达成精心挑选的名著经典，成为我“饥渴年代”的精神食粮。唐达成作为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在他的藏书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艺评论和美学专著。我记忆中有车别杜的全集，斯坦尼斯拉夫全集，还有唐弢、侯金镜、邵荃麟等评论家的文集。唐达成说：“要成为一个作家，不要只狭隘地光读文学方面的书。文史哲不分家，一定还要多读一些史书和哲学方面的书。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正是受唐达成的影响，我从创作起步时，就对理论历史哲学都有了兴趣。唐达成还送给我两卷本的《文心雕龙》，说这是床头书，值得慢慢品味，反复阅读。

　　我偏爱雨果的著作，对这位浪漫主义作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妙语如珠的满篇锦绣，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找来一切能找到的雨果著作读，读过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尤其对雨果十六岁时与小伙伴们打赌，半个月内写出的《布格-雅加尔》惊叹不已。认为简直是神童的天才之作。

　　唐达成问我：“你这么喜欢雨果，一定读过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那是一个作家在晚年，思想最趋成熟后的收官之作。”

　　我当即给唐达成讲起，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反革命叛军的核心人物朗德纳克亲王，在海上，在克莱摩尔号军舰上的精彩出场；我还复述了书中，代表公安委员会的监军西穆尔登教士、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象征人物，革命军总司令郭文与被俘的朗德纳克亲王，那场“捉放曹”的精彩心理斗争……

　　我对自己过目成诵的记忆力，一向颇为自我陶醉自我欣赏。

　　我从唐达成的脸上，并未看到赞许，反而是微微摇头。唐达成问我：“读过雨果的《九三年》，你对小说描绘的历史背景，法国大革命如何看？”

　　我搜寻记忆，我得承认，我只注重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雨果对故事发生背景的大段描绘，我认为是闲笔而忽略了。我只记得，雨果把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三巨头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称之为“地狱里的三个判官”。

　　唐达成又是微微地摇了摇头：“我们看一本书，一定要能够把一本书由厚读薄，再由薄读厚。由厚读薄就是能概括出故事轮廓；由薄读厚，就是要看出书中力透纸背的丰富蕴涵。”

　　唐达成说：“我近来一直把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比照。我总隐隐约约觉得，其中似乎有着心理学意义上的一脉相承。”

　　我闻所未闻，我洗耳恭听。

　　然而，唐达成并未再往深里说，而是话锋一转：“作者从生存状态中看到了书，读者从书中看到了生存状态。这样才算完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唐达成又说：“当然，雨果也仅是一家之言。你应该看看其他作家、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录，有比较才有鉴别。”

　　唐达成从他的藏书中，拿出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向我推荐。唐达成当时并没有向我解释何以推荐此书，只是说：“书要自己去读，去想，任何人不可能越俎代庖。”

　　唐达成当年的这些谈话，如同一颗种子，埋藏在心中扎根发芽，孕育了我几十年后写出《“革命”，还是“宽仁”？——重温雨果〈九三年〉》，以及我西欧行后写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凡尔赛宫：一个王朝的崛起与陨落》《协和广场：演绎革命的历史大舞台》《巴黎凯旋门：一将成名万骨枯的“丰碑”》诸篇文章。

7.“取法于上，仅得为中”

不怕笑话，在认识唐达成之前，我读书的鉴赏力格调并不高。我对故事性强的小说偏爱，手不释卷，欲罢不能，四五百页的书，往往夜以继日，一气呵成。而对偏重于思想性的书，却常常觉得味同嚼蜡，一次次翻开放下。

　　我偏爱雨果，却对巴尔扎克本能有一种排斥，我认为他那些对房间对楼道对古物室陈列，不厌其烦地大段描述，是赘笔甚至是败笔，影响了阅读兴趣。但唐达成开导我说：“马克思对巴尔扎克无比推崇，认为他为历史所提供的社会风俗画面，比那些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所提供的还要真实和丰富。”巴尔扎克的许多小说，《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等，我正是在唐达成的引导下找来阅读。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买到一本鄂华的短篇小说集《女皇王冠上的钻石》。读上面的故事读得津津有味，把其中的几篇，《新闻的尊严》《刺花的灯罩》烂熟于心。记得有一年，参观太钢峨口铁矿的尾矿埧大爆破，与一帮画家、摄影师同行，在车上我给大家讲起了鄂华的小说，鄂华的小说故事性强，我发挥得绘声绘色跌宕起伏，悬念一环扣一环，大家听得如痴如迷。我好不得意，对唐达成说，鄂华写得真精彩，是我崇拜的作家。

　　唐达成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我并不反对你欣赏鄂华的小说，见仁见智。但你心里一定要有个衡量标准，鄂华充其量只是个二三流的作家。”唐达成还说：“你何须费时间去读这些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当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耀眼闪亮的依附，这点光芒很快就会熄灭。我相信，随着你年龄增长，你会为自己现在的欣赏趣味而羞愧。”

　　那年头，我记得有《第二次握手》《曼娜回忆录》等手抄本在人们中广为流传。我听朋友讲过《一只绣花鞋》，开篇就讲一个人蹲在茅厕，总听到脚步声，隔着木隔板，从底下看到一双绣花鞋笃笃而至。赶紧咳嗽，表示茅厕里有男性蹲着。脚步声飘然而去，可没一会儿又返而复至。再往上瞧，只有一袭裙裾风摆柳，却是“神龙见尾不见首”……由此悬念而引出一个侦探故事。我听过一遍后，就开始添油加醋向别人重述，讲过几遍，又觉味同嚼蜡，于是根据这一模式，自己创作了类似的故事:《尖嘴老太婆》。我充分发挥编故事的能力，把个故事编得悬念迭起，一环紧扣一环。每一段讲到节骨眼上，就会来个“且听下回分解”。

　　在太钢宣传队的宿舍，每逢没有演出的晚上，饭后准时开讲。我是一面即兴创作一面讲，讲得一帮子小姑娘每临晚上，就打听我来不来开讲。好多不住集体宿舍的人，也要赶到宿舍来听。我一段段地编，前面编后面就贩卖，我陶醉于自己创作故事的才能中。记得在唐达成家也讲过，听得唐达成的夫人马中行兴趣盎然。直劲地夸，小陈是个讲故事的天才。有一次，马中行的大哥大嫂从沈阳来太原，马中行还专门把我请到家里，一向烦做饭的马中行，亲自下厨，上午讲到下午，下午接着晚上，非要一气听到水落石出。直讲得我再也编不下去，只好如实告饶。

　　那几年，正在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看了后到唐达成家复述电影，不到二个小时的电影，我足足讲了有三四十分钟，精彩的细节讲得滴水不漏，连人物的表情也讲得绘声绘色。直讲得马中行涕泪俱下，连连说，要带着毛巾去看电影。唐达成在一旁仍是无动于衷，马中行还说，老唐就是心硬。

　　唐达成的夫人马中行夸赞说：“小说家的本事就是会讲故事，我发现，小陈天生是个小说家的料。”

　　唐达成并不认同马中行的看法，他摇着头说：“你不要对小陈误导。一个作家，并不仅仅是讲好一个故事，故事只是躯壳，你故事编得再引人入胜，当你的悬念解开，就平淡无奇了，谁还会有兴趣听你讲第二遍？真正的好小说，并不是只有一个好的故事，而是读者听了故事，总觉得故事背后，蕴涵着许多值得反复咀嚼反复回味的人生道理。”

　　唐达成说：“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你有再高的写作技巧，充其量只能是个二三流的作家。”

　　唐达成又说：“小陈很会讲故事，记忆力也好，这是你的长处你的优势。但是作为对写作的追求，则一定对自己要有个更高的标准。”

　　唐达成说：“眼高未必手高，你像我，评论起别人的小说来一套一套，但让自己来写小说，说人道人不如人了。但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的鉴赏眼光不高，看不出好坏，则眼低必然手低。”

　　唐达成说：“唐太宗《帝范》中有句话：‘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对自己一定要有个高标准要求。”

　　唐达成多次给我讲过契诃夫的小说。他说，高尔基说，读契诃夫的小说，是噙着泪水的微笑。那一个个看似笑话般的故事，却让你看到故事后面饱含的血泪。他讲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讲《第六病室》：一个小公务员，同他的上司在一起看戏。上司坐在小公务员的前排，小公务员没有控制住，打了一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上司的秃顶上。上司觉察了但没有发怒。而这位小公务员越想越惶恐，越想越恐怖，最终吓死了。第六病室里关着五个精神病人。各自发病的原因不同。伊凡·德米特里总觉得警察要抓他，总觉得有一千条会被警察误会和冤枉的理由，见了警察就紧张，自己吓自己，整天生活在恐怖之中，神经之弦终于崩断了。格罗莫夫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念头，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与正常人不一样。别人听不懂，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听，他却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地说那些大家认为是疯疯癫癫的话。于是，格罗莫夫也被送到了第六病室。医生拉京，本来是一个精神很正常的人，可怎么被自己治疗的病人格罗莫夫所吸引，总到病房中同他聊得津津有味，废寝忘食，人们渐渐也看出了他的精神不正常，于是，拉京也被送进了第六病室。

　　唐达成说，一个小公务员就因为打了一个喷嚏而自己吓死了自己，好笑不好笑？当然好笑。几个精神病人，说着些怪话，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行为，好笑不好笑？当然好笑。可是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会想到什么吗？高尔基说过一个他看书的细节，每当一本书感动得他不能自已，总要情不自禁地把书拿到灯光下去映照，想看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奥秘，为什么能这么打动自己。

　　唐达成为我分析过许多作品的例子，诸如《麦琪的礼物》《眼镜》《中途换乘飞机的时候》等小说，讲作品构思的绝妙之处。

　　唐达成说：“读书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看出作者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明白作者在文字之外所要表达的意思；另一层是读出作者也始料未及的内容。因为形象的表达是立体的，人物会自己站出来说话。而这些都是读者靠本人的阅历和人生经验的感悟。能读出这两层意思，一本书才可以说看懂了。”

　　唐达成还说：“一本书没读懂，不如没读它。”

　　有一次，我在唐达成面前矫情地说了一句：“书是我的世界，没有书读的日子，我几乎生活不下去。”

　　唐达成笑了，笑得我有些惴惴不安。唐达成说：“书代替不了世界。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多书，而从书里则引不出多少生活。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作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你去自己感受生活。”

　　唐达成还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去读生活这本大书。于无字处读文章。”

　　唐达成对我阅读的这些指导，成为我之后反思历史反思社会反思人生的起点。

　　唐达成在古城的蜗居，成为我们太钢一帮文学爱好者的“聚集地”。我比照福楼拜与莫泊桑的“梅塘之夜”，不无狂妄地把我们与唐达成的彻夜长谈，称之为“古城之夜”。

8.写作不是“熟能生巧”的一种技能

正是在唐达成的启蒙指导下，我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正道。

　　在认识唐达成之前，我已经在《太钢报》《太原日报》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诗歌或散文。出于一种孤芳自赏或者说是敝帚自珍，我把早期变成铅字的作品，都粘贴在一本《太钢文艺》上。我拿给唐达成看。

　　当唐达成看着我早期这些粗陋不堪的作品，我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我的浅薄能否入大批评家的法眼？我一直望着唐达成的眼睛，似乎是等待一次宣判。

　　唐达成看得很认真，看过一遍后合起杂志，默默地想了一阵，然后又翻开杂志，再认真地看了一遍。看得我心里都有些发毛。

　　终于等到唐达成开口。唐达成说：“可以看得出来，小陈很有才气。同样是七一歌颂党的生日，多少人已经做过了无数文章，要叫我写，我还真不知道如何能写出新意。可你小陈就有巧妙构思，意在笔先。这首诗歌，《入党宣誓》，从一个庄严的场面切入，‘党旗下高举起右拳，火似的红旗把新的生命点燃’；‘听从党的召唤，冲杀在批林批孔的火线前沿/ 遵循‘三条原则’/ 投身于三大革命风口浪尖/ 挫折时，多少次想起/ ‘党叫儿做一个刚强铁汉’/ 困难时，多少次唱出/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父亲留给我的讨吃饭碗/ 是党给我换上做主人的钢钎/ 母亲留给我的嶙峋瘦骨/ 是党给我换上挑重担的铁肩’……这些词，人们都耳熟能详，但你把人们已经嚼得无味的词句，置于一个特定的环境，顿时就焕发出别一种光彩。再看这篇小说《纳新之新》，粗看又是入党宣誓的翻版，可你做了独特的处理，通过对一封匿名信的调查，展示了一个人物在入党前夕，狠斗私心一闪念，对自己的反省检查，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追求不仅应该组织上入党，更应该在思想上入党。故事创作得合情入理，人物也塑造得鲜明。我觉得你小陈，有着从平庸平凡中发现闪光点的本事。”

　　这是当年大评论家对我的评价。唐达成的话使我的创作自信大增。当然，后来回头再琢磨唐达成的话，无疑是有着鼓励的成分。而评价的用词，无疑又受到当年政治氛围的影响。

　　唐达成的称赞，也使太钢的一帮文学青年，认为我是唐达成的得意弟子。

　　然而，就在我洋洋自得之时，唐达成又给我当头棒喝。

　　我与唐达成合作写一部反映矿建斗争风云的作品，曾有数月住在峨口矿建指挥部所在地——王家河。一天夜里，“只争朝夕”大干快上的矿山，彻夜机器轰鸣，清晨天还没亮，我灵感突发，起身写了一篇散文：《矿山的音乐》。前两年，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钢城的音乐》：“……当当的出钢钟声，冬冬的汽锤敲打，嘀嘀的喇叭鸣叫，组成成龙配套的钢城交响乐章……”文章由于精妙的构思（不过是主题先行的套路）受到好评，还被山西出版社收入一本散文集。我陶醉于自己的文字中。我轻车熟道如法炮制，写出了《矿山的音乐》。现在已经模糊了记忆，只记得是把矿山的潜孔钻、大铲车、碎石机、泰拖拉等各式机械，比喻成各种乐器。然后引申出这是一曲大打矿山之仗的美妙音乐，因为它奏响的是“鞍钢宪法”的韵律等等。

　　唐达成醒来后，我迫不及待地拿给他看，我期待着唐达成的赞扬。

　　唐达成一如既往认真地看着，他曾对马中行说，小陈的稿子你看不了，我看也得认真琢磨一番。放下稿子又思索了很久，然后对我说，你给我念念。

　　我铿镪顿挫地朗诵起来。陶醉在自己的遣词造句中。

　　还没等我读完全文，唐达成脸色已经变了，他问我：“你读着不觉得难受？”

　　我不解地望着唐达成，弄不清他火从何来。

　　唐达成严厉地瞪着我：“什么叫无病呻吟？什么叫言不达意？你这篇文章是最典型的病例。”

　　唐达成大概看到我一脸失落的模样，又放缓口气：“作为一个批评家，我知道评价一个人的作品很难很难。倒不是看不出好坏，而是每部作品，即使再一无是处，但也肯定倾注了写作者的辛苦和心血。批评者不该在绿草坪上驰马，我生怕用词不当，会挫伤了写作者的一腔热情。但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指出，我从你的写作中，感觉到一种不好的倾向，我怕如果再不向你指出，那就是耽搁了你害了你。”

　　唐达成说：“写作不是‘熟能生巧’的一种技能。每一次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十月怀胎，在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不仅是不能重复别人，也不应该重复自己。”

　　唐达成还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不要被一些小成功所陶醉，从来没有轻易地成功，必须从自己的软弱处生长起来。”

9.文学成为仕途的敲门砖

1976年1月，《汾水》创刊号上刊登了我的小说《新上任的检验员》。山西文联主办的《火花》，自“文革”初停刊，已经十年之久。1975年拨乱反正，成立了山西省文艺工作室，《火花》也不敢沿用，创办了《汾水》。在省级头号文学刊物的创刊号上，能够从千选万滤的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使我开始引起山西文坛瞩目。

　　关于这篇小说的诞生，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写出初稿后，唐达成挑灯夜战，熬了三个通宵，帮我改出这篇小说。唐达成说：“这篇小说的发表，对你很重要，可以说是你在山西文学界的亮相，我应该助你一臂之力。”客观说，唐达成为这篇小说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不仅在结构上作了调整，连语言也进行了加工。几乎可以说是重写了一遍。当唐达成将誊写的修改稿交给我时，望着唐达成那隽永而潇洒的笔迹，我又感激又不好意思地说：“这篇小说只能说是我们师徒合作的作品。我岂能贪天功为己有？”唐达成说：“你这篇小说写得很有新意，有很好的基础，我只是做了一些加强。你回去看看，有不同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回去。自己誊一遍后再交给编辑部。”

　　《新上任的检验员》正式发表时，上面的署名是：陈为人、沈豪、胡经伦。

　　1975年，太原市总工会组织了一个工人作者进修班到山西大学培训。当年在太原市文坛崭露头角的孔祥德、马晋乾、曹清海、胡经伦、沈豪、华敏、华丹、孙钊、李进才、李纪丁、龚融、李建华、曹一萍、石砾等十五名作者，与我成为同窗。在学校学习期间，我与胡经伦、沈豪、华丹四人同住一个宿舍，四人关系处得很好。沈豪提议，华丹是诗人，我们三人都以写小说为主业，我们应该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以后不论我们谁写出作品，都以三人的名义发表。这样刊物上就能多露几次脸，至少在山西文坛混个脸儿熟。

　　我当年年少无知，有着强烈的出名愿望，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同意了。同学一年多，除了我的一篇小说《鉴定》以三人署名发表，后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小说集《热力》外，他们两人都无新作发表。而《新上任的检验员》我也按承诺，以三人的署名发表。

　　《新上任的检验员》发表后，由于其新颖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很是受到好评。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翻译到日本的作品。

　　李国涛和顾全芳是这篇小说的责编。听李国涛说：“《新上任的检验员》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一天，《汾水》编辑部呼啦啦涌进来一批学生，叫嚷着要与编辑们开展‘革命大辩论’。说《新上任的检验员》是一株大毒草，是配合‘右倾翻案风’的反面典型。”李国涛说：“能够引起争论是件好事，最怕的是一篇作品发表了，无声无息，引不起一圈涟漪。”

　　再后来，《新上任的检验员》作为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收获，收入《山西短篇小说选》。

　　《新上任的检验员》发表后的成功，使三个署名者都说是自己执笔。我把此事的前后说给唐达成听，唐达成鄙夷地笑笑说：“他们也是创作多年的老作者了，怎么好意思欺世盗名。一部出色的作品，都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岂是谁能冒名顶替？这种集体合作，多人署名的做法，只是“文革”特殊时期的产物。”唐达成又批评我说：“也是你急于出名，自食恶果。你要接受教训，以后，各人写各人的作品，不要再搞什么三人署名。”

　　此后我谨遵师嘱，独自发表作品，因此惹起了沈豪不快，当我应约在《城市文学》1979年创刊号上发表《胖蔫糊和常有理》时，沈豪见人就说，陈为人剽窃了他的素材。我不否认，小说中的某些素材可能是某次听他谈话时，得到启发产生联想，但一部作品从素材到成品，是一个长久的酝酿构思过程。经历这场风波后，我接受教训，从此再不与任何人合作，以免始喜终怨。

　　《新上任的检验员》的成功，增强了我的创作自信。灵感频现，一连串的作品喷涌而出。

　　那一时期，发表了散文：《春雷滚滚》（《太原日报》1975年2月11日）；《雷火颂》（《山西日报》1975年6月21日，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热力》集）；《钢梁铁柱》（《山西日报》1975 年7月1日，收入山西人民出版社《热力》集）；《锦绣前程铺万里》（《太原日报》1975年10月1日）；《贴在钢城的春联》（《太钢报》1976年2月）；《中流砥柱》（《工人文艺》1976年7月号）；《永不熄灭的火炬》（《太原报》1978年3月4日）；《卧龙山的传说》 （《太钢报》 1978年4月8日）。

　　发表了小说：短篇小说《拜师》（《汾水》1978年9月号小说头条）；短篇小说《三个安全员》（《汾水》1978年11月号小说头条、收入《工人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孟晶玉》（初登于《工人文艺》，后收入工人出版社《五月槐花香》小说散文集）；中篇小说《老中医和他的女婿》（《工人文艺》1981年第3、4期）；中篇小说 《新松恨不高千尺》（《工人文艺》1982年）短篇小说《蓦然回首》（《城市文学》1982年）；短篇小说《父亲给我留下的》（《丑小鸭》1984年）；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城市文学》1982年）。

　　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创作呈井喷。当年还在山西大学就读的诗人郭新民，以万字的大篇幅评论《孟晶玉》。作家张石山感叹地说：“陈为人一发不可收，出手就是连珠炮。”韩石山评价说：“为人先生早年写小说，已卓有声誉，且写的是他熟悉的工人与市民的生活，按照当年的势头写下去，会大有成就的。”

　　当我在文坛最为得意之时，曾有出版社提议我把早年的创作成果合集出书。我也曾动心，拣选出二十万字，甚至给这本小说散文的选集定名为《蓦然回首》。所以拟把集子定名为《蓦然回首》，一个原因是选集中恰好有一篇小说叫《蓦然回首》，而另一个原因是此集子中收集的几乎都是旧作。

　　当我有机会出一本集子，翻起这些尘封已久的旧作，回首看时，简直感觉有些“不忍卒读”。这些散文小说都可谓是“时代的产物”，不仅有着主题先行图解政策的痕迹，而且十分浅薄幼稚，看得令人汗颜面赭。而新时期涌现的文友们，一个个以矫健的身姿，得新时代的风气之先，呈晋军崛起之势，早把我甩到了十八条街之外。我要是拿这样一部“处女作”与世人见面，岂非成了自取其辱？我终究没有勇气把它们结集成书。

　　应该说，文学待我不薄。我简直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就是这些拿不到台面上的“文学成就”，竟然使我尝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甜头。且不说因为看中我的“文学才华”，娶到一个美丽贤惠，被唐达成、马中行夫妇称之为“得了一个诺贝尔大奖”的夫人；而且竟然得到“山药蛋派”文学前辈们的赏识和青睐，被认为是“新时期山西文坛的后起之秀”，1977年竟能在“晋军崛起”的豪华阵容中，捷足先登，被马烽、胡正等山西作协的领导，作为工人作者的代表推荐为山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紧随其后，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常委、太原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太原工人文化宫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一顶顶桂冠如鲜花般落下，文学成了我仕途的敲门砖。

　　一个人能够恪守清冷寂寞的文学创作之路，不是与生俱来的命缘，就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人世间有着太多的诱惑。早年投身于文学的热情，远远抵御不住仕途和金钱的诱惑。

　　张石山对我有个评价：“为人可塑性太强。涉足哪个领域，都能做出一番功业。”

　　于是，我在“红”“黑”“黄”三色中，辗转飘浮，成为海陆空三栖人。艰难的耕耘和轻易地收获使人性中避重就轻，寻找省力处使力的惰性膨胀。曾经开垦的文学园地日渐荒芜。“成功”文人混迹官场。聪明文人跻身商海。究竟是找到了人生航向抑或偏离了人生航向？究竟是幸矣不幸矣。

　　得便宜处失便宜，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从1980年代初到新世纪之初，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除偶有作品蜻蜓点水般散见于报端杂志，我几乎封笔从政。

10.创作长篇小说《赌博》

我一个凡夫俗子，只是在绝了仕途断了财路之后，才开始耐下寂寞心，“无聊才著书”。当我2001年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摆脱开繁杂行政事务，开始重操笔业时，一开始自然还是恢复轻车熟道的小说写作。我试图用小说这一“虚构的容器”，盛载“真实的生命体验”。我根据自己下海创办“白夜娱乐城”的经历，写出反映警民间“猫鼠之戏”的长篇小说《赌博》。

　　我在给出版社的自荐信中，这样介绍《赌博》这部长篇小说：

　　《赌博》描写了一个赌场从酝酿、兴起到覆灭的全过程，读来令人惊心动魄。“金海岸”是与“金凤凰”“金昌盛”并称为某省会城市唐虞市的“三金”娱乐场地。而这些社会沉疴在中国禁绝了几十年后，又沉渣泛起，时而潜流，时而泛滥，表现为屡禁不止，“春风吹又生”的时代特色。此一现象反映出诸多方面的深刻的社会内容。

　　“金海岸”的老板郭盈丁是一个下海的文化官员，有着特殊的身份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赌博》以郭盈丁为辐射点，巧妙而自然地通过娱乐场对官场、商场、工商、政法、公安、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扫描，从而展开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画面。郭盈丁在沉与浮、走向市场与恪守信仰、实现个人生命价值和灵魂无奈堕落的两极之间，无尽地经受炼狱之火的煎熬，终于蹒跚走过了一段从赌场到墓场，从辉煌到毁灭的生命历程，直至最后面对一片废墟。

　　在西方世界，色情与赌博行业历来是黑道的领地。这是由行业性质所决定。本书中令人信服地描写了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是如何向娱乐业渗透插足的。此类情节也为黄、赌、黑三部曲的另一部“涉黑小说”：《大哥大》设下伏笔，引出话题。

　　书中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类新型赌博形式，如“爬三”“跌窟窿”“础大地”（亦名“跑得快”）麻将等，亦有不少精彩描述。对赌博场所内无孔不入的坑人陷阱和蒙骗手法也有深层次的揭露。

　　久已荒疏于写作，我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心里很是没底。我拿给了三个人看，请他们帮我鉴定。

　　多才多艺，涉猎文学、戏剧、书画多个艺术领域而且游刃有余俱有斩获的王东满看过《赌博》后，写出了这样的意见：“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颇有深度。且将这样一个生活侧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非“主旋律”，但作品所表现的这种生活中的人事，确是当今社会的真实。”

　　最后，他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相信，终有慧眼识珠之人。”

　　为了表示他的欣赏，王东满还热情地给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孙雁行写了推荐信。

　　因撰写《跑官》《买官》《卖官》《骗官》等官场系列小说而享誉文坛的田东照，看过《赌博》后，写下这样的感觉：

　　“一、思想内容：1、表面看，郭盈丁咎由自取，实际上这个良心并未泯灭的人的悲剧，是向社会特别是向公安部门的血泪控诉；2、有分量，读后有沉重感；3、真实感很强，没有切身体会是写不出来的。

　　“二、语言：1、丰富性，雅俗兼备；2、叙述语言深刻，凝练而又不乏幽默诙谐（如奇妙的数字，下海的土克水，警民鱼水情等处描写）；3、能放得开，有张力。”

　　田东照从语言、人物、情节、生活诸多方面给予充分肯定后，出现了意料之中的那个的转折词：不过。他说，不过，存在两个很为重要的问题：一，对公安的暴露如何掌握分寸的问题；二，整部作品中“正不压邪”，没有着力写出一个正面形象。并举张平作品为例，说，张平作品中对阴暗面的揭露，不可谓不生动不深刻，但他总要塑造出一个与其对峙的对立面。最后，田东照说，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正面形象，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发表的地方。

　　张石山是我几十年相交的挚友，正是因为关系不一般，所以他的话说得直截了当。

　　张石山在接到书稿后，看了一个晚上即来家里。我说，你不愧是老编辑出身，一目十行看得神速。张石山直言不讳：“老实说，我就没有看完，只翻了前几章。我可以断言，这部长篇写得不成功。还需看完？不需要。看一部作品，有三种眼光，读者眼、编辑眼、作家眼。我是三种眼光兼备。只要看个开头，就能判明一部书稿的成色。”

　　此后，张石山还根据自己三十年的创作实践，谈了自己的创作感受。张石山的表达力是出色的，如对写作的疏密关系，他用了戏剧舞台上的走场和亮相。一定还说了很多，大概我有些心不在焉，事后没有了记忆，但是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我的写作回归之路，还有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要走。

11.处女作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我的《赌博》多次寻求出版，进行了一次次尝试。

　　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回复说，《赌博》这个题目就需要改，太刺激视觉神经，人物也需要做一些必要调整，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修改意见：赌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不能用作题目？太刺激，难道一部作品不寻求这样的效果，反而要写成一盆温吞水？按出版社的想法，对人物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原本的那个脆弱生命还能存活吗？

　　作家出版社的回答比较简单：不符合我们的内需。用词很奇特——“内需”。我琢磨了很久，也没弄清楚这个“内需”的含义。作品不是以“外需”以读者为选择标准，而是有一条“内需”的衡量线？

　　书稿在中青社、百花社压了几个月，催问下给了一个回答：恐怕不太好用。具体原因，沉默缄口……

　　在我“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华丹说，你怎么忘了我？好歹我也在出版社干了几十年。华丹问我，你非要在国家一级出版社出？不能降格以求，在省里的出版社出？华丹自告奋勇，先是为我在北岳社报了选题，审查没有通过。后又说找出版商。华丹说，你选几段你认为最精彩的给他看。我说，我真不知道哪段算是精彩，人们常说，行文如流水，你无论截下哪一段，离开了前因后果，似乎都很平淡。任何思想和情感，都是从具体情节中生发出来的，只有放到通篇文章中看，也许才稍见精彩。是不是就把整篇都拿给他看？华丹直摇其头说，那是万万不可。现在的出版商，你以为他会有耐心读完你一部长篇？再说，把全篇交给他，咱们也不放心，他拿上书稿，你连他影子也找不到，书就给你印出来了。这些人只认钱。你只能让他看一部分，他有兴趣了，你再跟他签合同，让他先付稿费，或者先付百分之七八十，然后再把书稿全给他。我问，那选什么样的段落他们会有兴趣？华丹说，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有市场，能卖钱。他们才不管你什么深刻不深刻，有没有思想。你就把你小说中那些性什么的描写，有悬念有故事性的情节印上十几页就可以。

　　我为难了。我知道，文学作品越来越由醒世济人的良方，沦落为迎合时尚的补药。什么隐私膏、传奇汤、内幕散、丑闻针、迷踪药、风流霉素、轶闻胶囊、帝王神油、政要伟哥、后妃口服液，十全大补。而你想写得尖锐一些，深刻一些，则在正规出版社政治审查通不过；而找一些“不法”出版商，则又遭遇这样的尴尬。纯文学就面临这样的两面挤压，只能在夹缝中踽躅而行。

　　其实，我对《赌博》书稿的“此一去，前程山重水复多艰险”早有思想准备。

　　我的作品担当不起“明珠”一词。我不敢说这一次次的碰钉子是“明珠暗投”，我只是觉得作品是我的心血结晶，产生出一丝“沧海遗珠空有泪”的悲哀。

　　《赌博》这部长篇小说，带有浓厚的纪实性质。是一部反映“堕落”的作品。具有浓厚的自我反省色彩，是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双重意义的一个交汇点。知道内情的人，都会从郭盈丁的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

　　小说中的故事和情节，都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也许，说出真实本身就是残酷的，也是讨人嫌，不合时宜的。

　　我想到曹雪芹在《红楼梦》卷首的诗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赌博屡禁不止，时而沉渣泛起，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势头，其本身就反映出一种弗洛姆所言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

　　现代作品中，不断出现“审判”主题。卡夫卡的《审判》、加缪的《局外人》，以及最新流行版的美国小说《漫长的诉讼》等等，如不断呈现的回旋曲，反复奏鸣出这一主题：人在浑浑噩噩中接受审判，对自己的罪行浑然不觉。“审判”展示着生存的荒诞。《赌博》中的主人公郭盈丁，正是具有一颗这样现代意识的心。也就是说，郭盈丁他不能忍受“审判”，于是他急于进行自我审判，目的是更好地审判他人。当然也不妨认作“自我辩护”。于是，那面起始自我审视的镜子，最终照到了他人。

　　忏悔是怎么开始的？控告又是如何发生的？在郭盈丁喋喋不休地叙述中，究竟是在审判自己还是审判时代？

　　《赌博》中通过人物所展示的社会问题，难道没有普遍警醒作用？我对生存境遇的记述难道没有启示价值？难道没有一个出版社看懂，领会？或者说正是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更不敢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

　　田东照发出了一个预言。田东照不幸言中。《赌博》自始至终也没能找到一个接手的婆家，我的长篇处女作，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12.《黄河》为我注入创作生命

2002年，正当我在恢复写作的迷惘中徘徊纠结之际，《黄河》与山西省高院联合发起“天平杯”征文。希望更多作家关注和创作法制题材的作品。

　　我根据现实中接触到的一个诡谲“案例”：一个初始渲染为“惊天大案”的职务受贿案，经初审法院一再延期审理，好容易开庭判处了有期徒刑五年。犯罪嫌疑人不服判决，上诉至中院。中院经过研究案卷，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实”发回重审。于是像一切重新回到原点。再经过补充证据，又花费了一年多时间，重审的判决书，前面绝大部分，几乎是上次的翻版：还是原有的两条罪状，还是那几条同样的法律依据，只是到最后，判决变成了“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于是，再次上诉至中院。就这样皮球踢上踢下，一件原本简单的案子，却走过漫长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比判了无期徒刑还要煎熬。

　　这种审判的现实，是否也构成对现实的审判呢？我就是根据这一素材，写成了中篇小说《审判现实》。

　　我写成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把稿投给了《黄河》。没承想，刚过两天，时任《黄河》主编的张发就把电话打到家里。电话中能感到张发兄的激情热情。他说：“我相信自己是个好编辑，能看出作品的好坏。看了你的小说，我感觉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无论从情节的生动还是思想的寓意，反正以我的水平，挑剔不出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准备原稿照登了。”张发又补充说：“为人兄，我看你再别去干其他行当，还是回到你的老本行吧。”

　　因为“天平怀”是省作协与省高院联合主办，焦祖尧与李玉臻顺理成为评委会双主任。听焦祖尧说，李玉臻在看了我的《审判现实》之后，曾向焦祖尧打听，此文可是搞法律的专业人员所写？焦祖尧夸赞说，李院长对你的小说评价很高，认为文学性和思想性俱佳。

　　此后，在“天平杯”征文的评选中，又给予《审判现实》二等奖的殊荣。

　　再此后，张发主编又在2004年第二期上，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不要电话拜年》；在2005年第二期上，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匿名信风波》等。这些中篇小说的发表，成为我复归文坛的一个信号，许多看到的朋友，纷纷给予称赞和鼓励。

　　事后回想这一幕，以张发主编“曾经沧海”的鉴赏能力，他的话无疑有着鼓励的成分。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在当时，对一个停笔二十年，处于忐忑摸索中的“老兵”，却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我重新走上创作道路的自信。

　　这一时期，我还写出《爸爸妈妈闹离婚》《凡人歌》《弥留之际》等六部中篇小说。若干年后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创作，无疑只是一段失败的尝试，仅仅起到练笔的作用。

　　隔开了岁月蹉跎的距离，三维空间丰富为四维时空，历史形成的叠影图像，显现出“虫洞”留存的生命密码。冥冥中似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鬼斧神工鬼使神差地拨弄着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黄河》是我获得创作活力的“再生之地”。是《黄河》为我注入了创作生命的血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挟黄河之气势，助我乘风破浪东入海，汇入了浩瀚的文学汪洋。

　　（节选自陈为人自传《重新活一回》第三部《救赎灵魂》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