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潮汕地区国人，利用毗邻海洋的地缘优势而最终形成的下南洋（所谓“下南洋”，就是指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因为毗邻海洋舟楫便利的缘故，往往会离开母国前往东南亚一带去讨生活。此处的南洋，可以被看作是坐落于海洋之中的东南亚一带的统称）这种现象，我个人此前的确也有所耳闻。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华侨都与下南洋有关，但由于下南洋而导致了一大批华侨的生成，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争事实。这一次，借助陈继明的《平安批》，我终于得以有机会对前后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潮汕地区下南洋的情况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曾经一度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同时具备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以及审美作用这样的三种功能。尽管说自打19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观念不仅形成，而且还大行其道以来，文学的审美作用不仅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功能，而且也还很明显地遮蔽了其他的两种功能。但其实，一種更具合理性的理解应该是，在承认文学最主要的功能的确是审美作用的同时，也不能轻易忽略另外两种功能的存在。从教育作用的角度来说，无论怎样的迂回曲折，文学作品都应该真正有益于世道人心。从认识作用来说，有很多作品也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许多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把握。具体到陈继明的这部《平安批》，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重要功能，就是它那非常突出的认识作用。实际上，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特别认同《人民文学》编辑的如此评价：“中国北方人迁徙的历史现象，比如走西口、闯关东等，曾被许多优秀作品一再表述过；相形之下，从中国南方发生的那些出国门过大海的下南洋故事，有较大影响的力作显然要稀少得多。《平安批》的发表，不仅有望改变这类题材创作长期存在的南北失衡的格局，而且有可能使得‘迁徙母题的创作现出新的艺术海拔。”[1]我们都知道，在学术研究领域往往会有一种填补空白的说法，从题材的角度出发，如果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填补空白一说的话，那么，陈继明的这部《平安批》，自然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下南洋这一题材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最起码在我，就是通过对陈继明此作的阅读而对潮汕地区持续数百年之久的下南洋现象有了相对深入了解的。
事实上，也正是从文学的认识作用出发，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才特别注意到了很明显具有尾声意义的“沉批博物馆”这一部分的存在。这一叙事推进速度极快的简短部分，所集中概括介绍的，乃是主人公郑梦梅在1949年之后的人生行状。考虑到自己在未来时代肯定无法逃避的尴尬处境，郑梦梅断然决定离开潮汕，远走天高皇帝远的暹罗。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郑梦梅却总是牵挂着故国。期间，他曾经以只身走邮路的形式而多次亲近过自己的母国。就这样，等到1958年的时候，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年已七十岁的郑梦梅，终于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回国：“那个阶段他急需一个回国的理由——办一个和番批有关的小小博物馆，是再好不过的一个理由。回到汕头后经过梦梅和采儿的艰苦搜寻，一部分沉批终于找到了下家。”依照批局长期以来形成的规矩，信誉是最重要的：“侨批业的头号规矩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寄批人和收批人蒙受损失，批款必须如数送达侨眷手中，批局往往不得不以倾家荡产为代价来维护行业信誉。”既如此，千方百计地为沉批（所谓沉批，指的是因为收批人找不到而长期积压下的那些个批件）找到相应的收批人，就是郑梦梅他们所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使命。这里的为一部分沉批找到了下家，具体所指的，正是如此一种境况。当然，对这个时候的郑梦梅来说，他更重要的使命，其实是想方设法建立一个在当时被命名为“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的文化博物馆。“再后来，梦梅开始逐渐丰富‘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的内涵，满世界收集各个时期、从各个国家寄回国内的番批实物和书信。让博物馆渐渐成为较整全的具有史学、文学、人类学等广泛学术价值的侨批博物馆。”很大程度上，郑梦梅经过个人的一番努力建立起的这个博物馆，应该被看作是事关侨批业的最早的一个沉批博物馆。倘若联系此后的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身为一位资深的侨批人，郑梦梅之所以早在1958年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筹建沉批博物馆，与他对侨批业将会很快彻底消失的精准预感紧密相关。果不其然，仅仅是到了稍后的1976年，业已存在了数百年的侨批业被成熟的邮政和银行体系完全取代。而郑梦梅自己，则在两年之后以九十岁的高龄安然辞世。最后，在郑梦梅去世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一家建立在“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基础上的国内首家侨批博物馆在汕头正式成立。到2013年6月19日，“广泛分布于广东潮汕、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福建漳州、泉州、厦门、福州以及海南海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地的二十多万侨批档案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因为，它除了‘具有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之外，还在‘同类国际移民文献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突出价值。”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正所谓“卒章显其志”，陈继明之所以要专门设置最后一部分，正是为了最终把自己的全部书写都落脚到最终申遗成功的那些侨批档案上。如果说小说中的郑梦梅是要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建立一个作为实物存在的侨批博物馆的话，那么，作家陈继明就是要在一番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以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在纸上打造一个侨批博物馆。
然而，多少带有一点吊诡意味的是，活色生香地热切书写着潮汕地区下南洋故事的作家陈继明本人，却并不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只要对陈继明稍有了解的朋友，就知道，他原来是地处大西北的宁夏作家。他在大西北，一直到生活到了新世纪的初叶，方才南迁到地处东南沿海的珠海市工作。从天旱少雨遍地大漠的大西北，到气候潮湿闷热的东南沿海，别的且不说，单只是气候与地理条件的适应，就够考验陈继明的了。实际的情形确也如此，在和我的交谈过程中，陈继明曾经明确告诉我，刚刚来到珠海的那几年，他其实一度产生过打道回府的想法。亏得他意志坚定，强力坚持，这才最终彻底适应了气候和地理的变化，在珠海扎下根来。由一位侨寓于潮汕地区的土生土长的大西北人（或者说新潮汕人）来书写潮汕地区的下南洋故事，看似吊诡，但细细想来，却又别有一番道理。首先，是一种“迁徙”的心理同构。如果说潮汕人的下南洋是一种迁徙，那么，陈继明的由大西北的宁夏而东南沿海的珠海，也同样是一种迁徙。只不过，一个是群体的，另一个是个体的。但请注意，即使是群体，也都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体组成的。也因此，虽然各自迁徙的地理方位有所不同，但从心理感觉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迁徙，最起码都有一个由不适应到最终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心理感受生成，既合乎逻辑，又顺理成章。在我看来，侨寓于潮汕地区的陈继明，之所以能够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平安批》这样一部拥有充沛想象力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如此一种心理同构的存在很显然紧密相关。其次，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或文明反差之上的深刻思索与打量。所谓文化或文明的反差，意指由于自然与社会条件各方面的限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各个不同的区域之间，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如果集中体现在文化或文明的层面，那所造成的，自然也就是文化或文明的反差。具体到陈继明这里，与其生活轨迹紧密相关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大西北的宁夏，另一个是东南沿海的珠海。相比较而言，大西北属于地处内陆深处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滞后的农耕文化（或游牧文化），而东南沿海，则属于一种海洋性的经济与文化比较超前的商业文化（或海洋文化）。无论如何，二者之间经济与文化，乃至基本生存方式方面的差异，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存在。
我们注意到，关于文化反差，学者谢泳曾经结合山西作家的小说创作做出过这样一种深入分析：“‘晋军在小说上的成就，我们以为除了那些知青作家来自北京这个文化中心，有较为开阔的视野之外，也与他们在山西农村的真实生活处境有关。他们是一些由都市而乡村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比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如山西许多本土作家）更有新鲜感，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差异，使他们对于同样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差。”[2]何为“文化反差”？“所谓文化反差是我们观察一个人文化阅历幅度和深度的概念。比如一个人，在他生活经历中有了两种以上相互间差别很大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当他从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环境到了文明程度较低的环境时，他就容易获得比在那一环境里长期生活的人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作家来说，这种反差就是一种创作上的优势。反差越大，优势也就越明显。”“在‘晋军当中，它的第一部分作家（指知青作家，笔者注）与山西本土的文化反差有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地域的反差；二是身份的反差；三是命运的反差。第二部分作家中也有同样的文化反差，但他们的反差就不如第一部分作家的反差大。他们的反差从区域上说，只是在同一块土地上由乡村到都市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但对于知青那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反差是由高级到低级的一个过程，这给一个人心理上带来的变化是极强烈的。这种反差对作家的情感气质、思想境界、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都有很大的作用。”[3]虽然谢泳谈论的是山西作家，但他关于文化反差，以及文化反差对小说创作的制约和影响的认识，确实具有普遍性的。在这里，我们也完全可以借助他的文化反差来理解分析由大西北迁徙到东南沿海的作家陈继明。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虽然谢泳认为只有如同知青作家那样一种由城市到乡村，由高级到低级的反差才会给作家的心理带来强烈的变化，但在我的理解中，如此一种情形，其实反过来也可以成立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如同陈继明这样的作家，当他从相对滞后的大西北地区迁徙到相对高级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时候，同样需要面对一种较大的文化反差。这种文化反差的存在，不仅会对作家个体的情感气质、思想境界、艺术追求以及审美理想产生相应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使他对包括下南洋在内的潮汕地区特有的社会与生活现象生成别一种本土作家未必能够达致的理解和认识。也因此，虽然并非潮汕地区的本土作家，但陈继明在书写如同侨批这样的迁徙题材时，却也有着他自己独有的某种身份优势。
那么，在这部可以被定位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平安批》中，拥有某种身份优势的移民作家陈继明，在一种广泛而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究竟会采取一种怎样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关于潮汕地区特有的下南洋或者说侨批业这一社会和生活现象的文学想象呢？实际的情形是，在这部前后的主体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当我这样表达的时候，很显然已经把从1949年开始的作为小说尾声部分存在的第七部分“沉批博物馆”，切割在了故事的主体时间之外。假若把这个尾声部分也计算在内，那么，整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就将长达百年之久）的长篇历史小说中，除了作为尾声的第七部分“沉批博物馆”，作家还不无断然地把笔触溢出故事主线之外，借助于一直在潮澄饶三县交界地带传教的美国人董姑娘，在第六部分插入了带有明显实物参证性质的“依芸家的番批”。既然是一部以番批作为核心物象的长篇小说，就肯定需要把番批这一物象的原始状貌如实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陈继明之所以不惜打破小说的叙事链条，也要以一种貌似非虚构的方式将“依芸家的番批”这一部分穿插至此，其根本用意恐怕正在于此。来自西方世界的董姑娘，既是一位忠于职守的传教者，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被收入到这一部分的《依芸家的番批》，正是由董姑娘翻译，最终得以在美国正式出版的一部著作：“本书作者请朋友把《依芸家的番批》的序和部分书信回译为中文，尽可能还原了其中的潮汕气味。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阅读，改干支纪年为公元纪年，和寄信人一并用小标题标出。信中的抬头、结尾和署名从略。”尽管明眼人都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出自陈继明的艺术虚构，但陈继明却仍然要以如此一种障眼法来强调《依芸家的番批》的纪实性质，其目的也不过是企图凭此而进一步强化整部《平安批》的真实性。具体来说，在“依芸家的番批”这一部分，除了翻译家董姑娘带有一定说明性质的序言，主体部分由十三封来自海外的番批组成。写信人共有两位，一位是依芸的父亲，另一位是依芸的丈夫让美。其中，属于父亲的一共九封，属于丈夫让美的一共四封。之所以会出现番批数量上的明显差异，主要因为丈夫让美下南洋的时间较之于父亲要迟了很长时间。因为所有番批也即信件的收件人都是一直置身于国内的依芸，所以这一部分才被命名为“依芸家的番批”。很大程度上，“依芸家的番批”这一部分在《平安批》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甚而至于，我们干脆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书信体的短篇小说。将这十三封番批联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基本上勾勒出这一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父亲一开始给女儿依芸寄番批的时候，已经初识文字的依芸尚且待字闺中。从父亲的相关描述来判断，依芸虽是女身，但却很有一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独立品质。依芸后来虽然依婚约和丈夫让美结婚，但好景不长，让美不仅不学无术，一无所长，而且还“嗜赌如命”，是一个难以轻易改悔的赌徒。就这样，仅仅维持了大约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丈夫让美就决意下南洋前往暹罗，如此，自然也就增加了来自丈夫让美的番批。关键的问题在于，这让美，虽然下了南洋，一方面是赌性积习难改，另一方面，则是加盟锡矿生意的最终受困，再加上公然的纳妾生子行径，所有的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更是让身在国内的依芸羞愤交加。也因此，虽然让美的短暂回国，给依芸带去了身孕的同时，也带给她一个儿子，但多少拥有一些女性独立意识的依芸内心世界深处的“终究意难平”，却也是不容回避的一种客观事实。从文体多样化的角度来说，正是这一部分“依芸家的番批”，加上穿插于小说文本之中的潮戏、联对、潮汕歌谣，以及与郑梦梅他们紧密相关的那些番批和回批文字，在积极有效介入小说叙事過程的同时，也更是明显地丰富了小说的文体表现手段。
如果我们把第七部分“沉批博物馆”看作是小说的尾声，那么，第一部分“时光里”就有着突出不过的序幕味道。假若我们承认男主人公郑梦梅的远赴暹罗正式下南洋，是从第二部分“大地之外”开始的，那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第一部分“时光里”恰好构成了他下南洋的某种前史。故事的起源，是郑梦梅隶属于其中的银溪村郑氏家族。这一部分，之所以被命名为“时光里”，就与郑氏家族的下南洋紧密相关：“在银溪村，溪前和溪后是两兄弟，溪前是次房，溪后是长房。两兄弟之一的郑鸿顺，被村里人称作九爷的，是梦梅的曾祖父。郑鸿顺的哥哥名叫郑鸿利，人们以为两人是亲兄弟，其实是堂兄弟，一同在马六甲发了大财，回到银溪，在银溪边上各盖了一座四马拖车的大厝，同时开工同时竣工，一座叫时光里，一座叫平安里。”郑梦梅之所以一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都未能迈出国门，与溪前所遭遇的一场劫难有关：“马六甲那边，七少爷和十二少，弟兄二人又在同一天被人放火烧死，魂断异邦。弟兄二人碰巧都是溪前这一房的。”兄弟二人的突然死亡，给他们的父亲，也即郑梦梅的曾祖父郑鸿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年事已高的他，不仅很快瞎了双眼，而且不久后就积郁成病，没过了多久就不慎落入池塘淹死。虽然说溪后每个月仍有100两俸银如期寄给溪前，但郑鸿顺的死亡，却很显然意味着郑氏家族的溪前这一支，就此而彻底走向中落。尽管因为有年迈的祖母也即小说中的老祖在堂，郑梦梅曾经一度犹豫自己是否应该侍奉在侧，但到后来，在生性要强干练的老祖的强力催促下，郑梦梅决然要步前辈的后尘，过番去下南洋。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目的地的选择：“假如过番，去马六甲还是去实叻、安南或暹罗？这个问题已经令梦梅头疼了好几天，之所以一直闷在心里，是不想把算命的事说出口，除了自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老祖、父母和老婆都不让知道。老祖的逼迫来得正是时候，梦梅决定马上动身，而且不再犹豫，离溪后远一点，就去暹罗。”郑梦梅的下南洋，为什么非得要远远地避开血浓于水、同属于郑氏家族的溪后呢？却原来，这与他内心里的某种复仇情结紧密相关：“他告诉自己，这次下南洋，应该想办法找到痟番客当年的几本文集，还应该想办法弄清楚两个阿公到底是怎么死的。要不然，真的是不肖子孙。以前他只会偶尔想一想这些事情，每次想起来，只是惭愧一下而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仇不报非君子，这些话他比谁都清楚，可是，连仇人是谁都不知道，再加上远隔重洋，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这个仇报起来实在太难。”尽管无法确定仇人是谁，但在郑梦梅的内心深处，却总是难以忘却这一段莫名的仇怨。更进一步说，虽然无法确定，但从郑梦梅下南洋非得要刻意避开溪后的举动来判断，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把这笔账不动声色地记到了溪后的身上。也因此，在可以被理解为序幕的“时光里”这一部分，作家一方面固然是要给出男主人公郑梦梅下南洋的各种事由，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于很多年前的一场曾经致人于死命的人为纵火事件，陈继明似乎在暗示读者，他们即将读到的长篇小说《平安批》，很可能是一个与家族内部的矛盾争斗紧密相关的商战故事。但只有联系后文，联系郑梦梅抵达暹罗后曾经专门去探访沙拉武里并最终确证当年的那场人为纵火事件与溪后无关的情况，我们方才可以断定《平安批》其实与家族争斗了无干系，作品真正的思想主旨还是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书写表现侨批业这一重要的社会和生活现象。能够把一个貌似家族争斗的商战故事不动声色地最终扭转成为全面呈示侨批业的故事，所凸显出的，正是作家陈继明的一种艺术智慧。
假若我们把以上三个部分分别掐头去尾地加以排除，那么，作为小说主体故事的，实际上也就剩下了另外的四个部分。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小说的主体故事部分，其实存在着主次时有交叉的两条不同的结构线索。主要的一条，是郑梦梅以及其女乃铿、其子乃诚可以用前赴后继形容的下南洋故事。次要的一条，则是老祖、望芝，以及下南洋之前的乃铿，等一众姿娘在男人们下南洋后留守在银溪村家中的故事。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到了第五部分“迤逦而行”，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不仅主次两条结构线索开始合一，而且陈继明也更是在借助于抗战这一契机而全面地展示表现那些下南洋的华侨们一种以爱国精神为内核的家国情怀。先让我们来看抗战时期下南洋的华侨商人们的爱国热情：“暹罗的潮州八邑会馆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暹罗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光标任会长，郑梦梅、林阿为等人任副会长。起名字的时候，梦梅建议把‘唐山二字改为‘祖国，大家一致同意。而之所以称作‘筹赈难民总会，是考虑到这样就不会受到暹罗当局的干涉。开会讨论的时候，与会者达成共识，所筹款项，除了用于救济难民，也用于抗日救国的一切方面，包括军饷。十几个会长副会长带头捐款。会长一百万国币，十几个副会长各五十万国币。”其他且不说，单只是这一个细节，就足以充分凸显出南洋华侨们的满腔爱国热情。当然，与这样一个筹赈总会的成立相比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战争环境下侨批的各种邮路被迫中断之后，郑梦梅携同儿子乃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千方百计地打通一条新邮路的积极努力。虽然历尽千般曲折，但郑梦梅父子最终还是如其所愿地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样一条新邮路的开通，在充分体现侨批业职业精神的同时，也使得来自海外的各种援助物资能够通过这一新邮路源源不断地运抵国内，从而把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落实到了具体的行动之中。
然而，爱国题旨的表达固然重要，但具体到《平安批》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思想艺术成就却更多地体现在其他方面。其一，是若干具有人性宽度和深度的人物形象地刻画塑造。大凡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都少不了有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活跃于其中。陈继明的《平安批》，就是这样一部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上可圈可点的作品。比如，老祖。虽然陈继明在老祖身上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但一个有担当有见识的刚毅女性形象却已经跃然纸上。如此一个女性形象，因为她在溪前的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相类似的贾母。具体来说，小说中最能见出老祖性格的，主要是这样几个细节。首先，是她对于洋教的坚决拒斥。小说中曾经这样描写老祖阅读《潮语圣经》的情形：“那本《潮语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书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倒是很有兴趣了解一下，于是就皱着眉毛翻到第一页。”第一页的内容是：“元始个时候，神创造天及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个面上乌乌暗暗，神个灵浮在水面，神就呾，着有光，就有光。神看着光是好，神将光暗分开，神叫光做日，叫暗做夜，有夜昏有明起，就是一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以潮语形式译出的这部《潮语圣经》，单只是从语言看，也有着不容否定的魅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在阅读《潮语圣经》的过程中，老祖甚至不可思议地生成了一种莫名的认同感：“一字一句往下读的时候，她脸上渐渐有了忘我的笑意，有几次几乎笑出了声，就像看潮戏时，从一个演员的看家戏里体味到了潮州话的韵味。”看似只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语言的强烈吸引力，掩映于其后的，其实是老祖不知不觉中被《圣经》教义的吸引。正因为如此，也才会有后来的这种描写：“不过，老祖突然停下不看了，因为有人在她的后脑勺上狠狠给了一拳，嗡的一声之后，书中的潮语变成了无数只虫子，哗啦啦飞向四处。急忙停下后，顺手把书合上，暗暗拨在远处，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在请求家神和先贤们的宽恕。”实际上，击向后脑勺上的那一拳并非实存，乃是臆想中老祖的一种自我作为。毫无疑问，作家借助于老祖的阅读《潮语圣经》这一细节，试图深度揭示的，正是洋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带给老祖的一种内在撕裂。一方面，洋教的确对她产生着一定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祖训以及她当年亲眼目睹过的八国联军的暴行，却构成了她坚决拒斥洋教的心理基础。更进一步说，她之所以在接到孙子郑梦梅的劝诫之言后，仍然堅决地反对望芝的改教行为，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是在乃铿出嫁和望芝改嫁时对溪前门面的强力支撑。溪前同时要办两件大喜事，最大的困难就是家境的早已日渐窘迫。值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就是早已年迈的当家人老祖。为了把这两件大喜事办出个样子来，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她竟然带着家里的几个姿娘深夜挖出了已经在地下埋了四十年之久的二十根大黄鱼和一百枚十两的银锭来。当姿娘们小心翼翼地询问她这么多年来何以如此淡定从容的时候，老祖做出的反应是：“老祖坐回去，问，万一什么？我说过了，我只是不敢死。老祖开始吃水烟，吸得很响，吧嗒吧嗒的声音，击打着整个时光里。”虽然看似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潜藏于其中的，却毫无疑问是身为当家人的老祖数十年来勉力支撑溪前的惨淡经营。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挖出了这些深埋多年的金银之后，老祖坚决表示，乃铿和望芝的嫁妆，无论如何都不能凑合迁就，“溪后什么样，溪前就什么样。”当她的主张遭到反对的时候，老祖的态度却是特别的坚定：“老祖说，你不比，我比，咱们溪前郑，该翻一次身了。”就这样，当历经沧桑的老祖不管怎么说都要和溪后比拼一把的时候，多少年来潜隐于她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屈辱，就已经溢于言表了。通过这一精彩细节，陈继明所写出的，正是老祖的某种精神分析学深度。
第三，是临终时将家事委托给曾孙女乃铿时的目光深远。任是谁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眼看着乃铿已经出嫁，没想到却中途悔婚，又返回了溪前的家中。以生性精明干练而著称的乃铿，之所以要中途悔婚，乃因为下轿时因脸上天生的胎记而被嘲弄为“麻脸婆”的缘故。等到乃铿准备因悔婚而面见老祖道歉的时候，才知道年已九旬的老祖已经是命悬一线。却原来，“老祖下楼的时候踩空楼梯，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就陷入昏迷，躺倒之后再也没坐起来。”能够再一次充分表现老祖刚毅性格与卓然远见的，是她临终前决定让悔婚的乃铿接替自己成为溪前新的当家人：“趁我还有半口气，先把家务交代一下。时光里这么大的家口，得有一个好当家人，我一直觉得，乃铿是最合适的，乃铿这姑娘，有脑子，也有胆场，就像今天，说不嫁就不嫁了，说回来就回来了，不得了，都可以写进潮戏了。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也因此，正是出于对溪前未来的考量，弥留之际的老祖，才断然把整个溪前都交付到了乃铿手上：“我就再做最后一次主，这个烂摊子还是交给乃铿吧，交给乃铿我放心，到了那边也好给祖宗交代。其他人，恕我直言，要么私心太重，私藏私得的，要么不长脑子，持不了家，要么呢，鸡肠雀嘴，满嘴是非，能把鳝鱼说成水鱼。”从老祖这一番托孤的话语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一是她的知人之深，二是她的毅然与果断。无论如何，能够把溪前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托付给年轻的乃铿，非老祖这样知人善用且拥有极大勇气者而不能。
比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数次提到过的女中豪杰乃铿。乃铿的可圈可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年仅五六岁时，竟然有足够的胆量买下一个哑仔手上的四把菜刀。另一个是，在老祖去世后对家事真正可谓有板有眼、井然有序的一番安排和处置。再一个则是，当她远涉重洋抵达暹罗后，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很快就加盟到了父亲郑梦梅的批局事业之中。有了精明强干的乃铿的加盟，郑梦梅的批局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等到中日战事全面爆发的时候，他们父女二人已经合力把批局事业经营到了某种巅峰状态。但即使超脱干练如乃铿这样的女中豪杰，其内心深处却也同样有着不容轻易触及的柔软之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一场海难后，郑梦梅把已然成为孤儿的小攀惜带到乃铿面前的时候。面对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乃铿和小攀惜，“这一幕让梦梅心里很感动，超出想象的感动。乃铿一直没结婚，追求的人很多，但她坚持认为，时光里老祖是被自己气死的，所以她要用不结婚来惩罚自己，而且固执己见，任何人的任何劝都听不进去。身为父亲的梦梅，心里当然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着急，但同样没办法。此刻乃铿亲攀惜脸蛋的瞬间，梦梅看见，有浓浓的母爱从乃铿的两个眼睛里流了出来，他心里念叨，我女儿本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啊。”借助于乃铿和小攀惜初次见面时格外亲密的这一幕，陈继明所深度揭示的，正是乃铿因母爱和婚姻的欠缺而导致的严重心理缺憾。擁有了带有明显精神分析学意味的这一笔之后，乃铿这样一位纵横捭阖、精明强干的女中豪杰形象，也就更加真实可信了。
还有那位被郑梦梅强行带到暹罗的儿子乃诚。郑梦梅之所以要把不情不愿的乃诚执意带到暹罗，主要因为他认为乃诚的心理有问题。乃诚虽然从外表上看身强体壮，“但是，眼神却不撒谎，乃诚从来不和别人对视，偶尔看一眼别人，马上就闪开，目光软得像骄阳下的薯秧，也不敢离开梦梅半步，走路总是躲在梦梅身后，常常还要拉着梦梅的衣服。”联系乃诚的如此一种状况，则郑梦梅的行为，很显然带有一种突出不过的“疗救”意味：“这次把乃诚带在身边就是想离开潮汕这个环境，在外面找机会和乃诚谈谈心，想办法解开他的心结。”那么，导致乃诚心理如此这般虚弱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却原来，真正的罪魁祸首，乃是他在留日期间所遭遇的一个自我严重分裂的日本女性。这个名叫山入端和子的日本姑娘，有一种喜怒无常的“冷血的温柔”。正是和她短暂的交往过程，不仅让乃诚成为一个心理病人，也让他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的残忍和他们的温柔，他们的残暴和他们的谦逊，都是极致，距离很远，又很近，说变就变，根本不需要时间这种东西。他们有能力也有热望把一切变成审美，包括分手和杀戮。”更进一步说，陈继明其实是企图借此而对中日战事中后来曾经在银溪犯下屠村罪行的日本人，做一种尝试性的分析和解说。当然，与日本人残暴的屠村行径紧密相关的，是作家关于乃诚性格矛盾性一面的真切揭示与书写。一方面，面对着日本人杀人如麻的残暴行径，乃诚曾经因为内心的一时软弱而以唱日本国歌的方式暂且保留了性命。但在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位乃诚，到最后却也不管不顾地联络其他同道，一起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击行为。攻击的最终结果就是场面极其惨烈的狮头寨一战：“据报载，狮头寨一战，郑乃诚等八人以斧头、菜刀和滚烫的鱼露为武器，杀死38个日本仔。”问题在于，尽管说这场后来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中日战争以日本人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但那位切腹自杀的日本人富田留下的不服输的话语，却不管怎么说都令人警醒。富田说：“梦梅兄，这一次算我们输了，不过，请你们等着看，十年之后，中国和日本，到底谁是执亚洲牛耳者。”联系后来中日两国的实际发展情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陈继明所虚构出的富田的这一番话，乃是一种无端的妄言。
事实上，由富田的这一番言论，所进一步牵引出的，乃是陈继明《平安批》另外一种重要的思想艺术价值，那就是在一种开阔的时空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具有相当深度的思索与探讨。但在具体展开这方面的探讨之前，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对郑梦梅这一人物形象做相应的分析。依照我的阅读偏见，郑梦梅虽然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主人公，但他的性格特征与以上几位相比较，却因其乏善可陈而没有能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便不再徒然浪费笔墨。陈继明之所以要在一部旨在描写表现侨批业的长篇小说中，借助于相关的人物和情节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深度思考，不仅因为侨批业本就事涉中外，而且更因为潮汕地区本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和关联的一个特定区域。一方面，在近代以来中西交往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诸如八国联军，以及日本侵华这样一些令人痛惜不已的历史事实，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无法否认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实际发生着的正向度影响。《平安批》中望芝，之所以一门心思地想要改变自己的信仰，想要去信仰董姑娘他们传播的基督教，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董姑娘的丈夫和西人的福音医院救治了她的病痛。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在传教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潮汕地区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董姑娘才会在《中国潮汕，1913》一书中，提出若干条重要的建议。其中的主旨，就是站在潮汕女性的立场上，探讨怎么样才能使得所谓的基督教福音在潮汕地区广大的女性中真正传播开去。尽管说董姑娘的终极目的是更好地传教，但其中对于潮汕女性的同情式理解，却还是足以令人动容。归根到底，从一种文化多元存在的角度来说，放弃对抗后中西文化的多元共存，才是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一种实际的情形是，正是在逐渐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董姑娘对这种看似充满诸多悖论的文化有了更多的认同愿望。也因此，她才会在《依芸家的番批》的序言中，写出这样的一些话语来：“我相信，一个具备这样复杂性格和无限可能的文明古国，在未来的亚洲舞台甚至世界舞台上一定会担当主角。中华民族人多勢众，头脑精明，坚韧不拔，一定能够在五十年或百年之内繁荣昌盛起来。这个国家注定会紧随盎格鲁·美利坚成为全球之主导角色。我坚信这样一个国度的人民必将给另外四分之三人类的命运带来重要影响。”尽管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出自陈继明的一种文学想象，其中肯定少不了会有某种一厢情愿的成分存在，但无论如何，假若真的着眼于当下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一种理想的方式，恐怕也还是各种不同文化之间“和而不同”式的多元共存。
注释：
[1]“卷首”，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1期。
[2][3]谢泳《山西作家的文化构成》，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
2021年1月17日晚11时55分许
完稿于文水家中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现供职于山西大学。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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