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雄,阿雄》出彩处不少,尤其是细节形象,比如写到阿雄的死,身体都冷了,手里还攥着红围巾,“孩子们一路尖叫,红围巾一路淌水”。小说应该是奔着有意义去的,描摹山川形胜,状写风土人情,不吝笔墨,神的舞台,人的场所,甚至是众生的狂欢,简直要把人活动的剧场竭力拓展。只是,意义究竟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仅仅因为写到了生死,就自带正义?生活总是要吃苦,回望那段并不太确定的日子,作家兴许想在沉重的底色下尽力凿出一块缺口,不管是爱情,还是别的什么。小说的妙处大概就在这说不清道不明之间。人到中年,到底该怎么过一种正确的生活?《桃子花房的一天》却也不提供参考。见惯了太多俗世的油腻,甚至小说里的一地鸡毛,这一篇把虚构的空间放进花房,似乎在暗示,原来滚滚红尘之外,世界还有另外一面。只是踏实、可靠、安静,到底只是一个形容词,诺亚方舟也不过是简单比拟,大概需要耐心去分辨记忆的并非什么名字,错乱时空下的寂寞暗示,陌生人的善意,花艺课上的从容和美好,重回天真的欢喜,只要信了,惨淡的枯枝败叶就能清理,仓皇无依的内心就足以被温热的光亮洞照。
有点像是鸿蒙之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找不到准确的停靠点,一座天蓝色铁皮房的出现,世界开始定位,这个向外生长的小小村落,仿佛有了秩序,作家用的是“旗帜,驿站”。《蓝色车站》当然不是要重述神话。它清晰,不容置疑。是在突出生存的困境吗?逼窄的环境,却没有禁锢住女人。她叛逆,有想法,才不管是不是格格不入,更不相信运道。硬是靠着一股倔强,在薄薄的灰土里,掘开了隐秘的希望。
“诗人在滚沸人世中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一个诗人的诗歌观念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诗人该如何去‘发现’无处不在的日常现实、人性渊薮和精神自我?”这是《我所认识的雷平阳》提出的问题。文章将几段交游过往穿插并置,追寻诗人的“精神出处和胎记所在地”,看似具象化的现实,因了诗人的凝视,想象的重新建构,触目即成异象,写下几近寓言,那些携带山河的文字,轻盈,浑然。《吕梁到太原》是一个人的《水经注》,也是金开的《山海经》。村巷旧事,黄土高原上的无名小河,心心念念,他形容得情趣盎然,烂漫十七岁,一段如幻似真岁月,更是写成了魏晋骚赋,好像只要心怀豪情和梦想,未完成的青春,就还有更多的可能,就值得写下更长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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