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花》首先极有创意地将“植物”引入科幻书写领域，或者说，《永生花》在将植物“科幻文学化”。在多年科幻文学以及相关影视剧的熏陶影响下，我们已经习惯人类一次次面临灭亡的困境，这种困境也大多源于人类自身的傲慢与过错，于是人类的生存世界以极端恶劣的气候环境或变异/异形物种的侵犯惩罚着“最后的人”。然而，不管是己方还是敌人阵营中都很少出现“植物”的身影。从地球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植物显然是比动物（人）更为资深的地球居民。在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如《诗经》《离骚》中，植物也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然而，自现代以降，当反思与批判成为现代人的天然品格，不管是回首往事还是展望未来，人类似乎都没有给予植物足够的目光。《永生花》在这样的意义上多少实现了对现代视野的纠偏：生命形态的呈现还有植物，世界毁灭的参与者还有植物。可惜的是，这个被全新拓展出的科幻元素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阐释和成长，而只是成为人类的另一重困境，曾被与“忠贞”“高洁”“野性”“多情”等多种意象相联结的植物在此仅仅呈现为后人类时代的局限与束缚，成为压倒未来的“最后的绝望”。换句话说，植物本身的生命力与复杂意义在小说中只得到了单一的表现。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年轻的欣桐依然为我们带来了科幻书写的全新希望。
小说中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大巫，他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中一直充当“神”的角色，“周身散发出柔和光线”，不仅给予困顿中人们以身心的抚慰，同时充当“我”与阿布这两个异类的引路人。大巫由此既是普通人迷信的“神”，也是“革命者”仰赖的导师。来自两重时空、截然矛盾的身份在大巫身上完美结合，凸显（后）现代场域的驳杂与幽深。正如鲁迅这样一个极具革命精神的人在1908年就愤而指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缺少精神关怀的现代不是现代，无视主体性抗争诉求的文明也不是文明。鲁迅大声斥责“破迷信”“崇侵略”之流的虚伪与奴性，正是在尝试做到真正的“立人”“立国”于亚洲，而“阿布和我一样，想要寻找一条新路”，也正呼应了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志愿。一百多年后的作者写下又一百多年后的世界，却与两百年前的先生有跨越时空的共鸣，原来先生的遗憾仍然是遗憾。“我”和阿布寻找到的是一片虚空，或许也正如鲁迅当年的彷徨，然而，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之后，“当我痛苦地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带有宗教和革命双重色彩的大巫最终被揭示为只是智能仿生机器人，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嘲讽，却也可能是最后一丝希望：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的智慧或许还没有耗尽最后的能量，可能正蛰伏于大地上的某处，在等待遥远而微茫的召唤。
欣桐显然秉持了科幻书写最本真的特质，在充满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框架下寻求又一种总体性的统摄，救赎的道路永远充满诱惑。小说的结尾有着巨大的“野心”，似乎在铺陈一个“光明的尾巴”，又像是在预言一个全新的未来。然而，在这个全新的未来里，是否还有“人”这一物种？那些被困在植物中的意识又会以怎样的形态/状态出现在这未来里？又或者说，那“心跳间隙出现的生命”又会拥有怎样的名字？相比于宇宙不息的欲望，所谓“永生花”，何尝不是又一次美好且悲伤的祈愿？我倒是希望年轻而有锋芒的欣桐可以在传统的拯救之途外另辟“异地”与“异路”，正如她已然伸手触碰的植物世界与人机伦理。当然，欣桐还有大把的写作时间与空间，正在享受“写作的快乐”，倒也不妨积蓄力量，就从这充满诱惑的此地出发，去探一探“永生”的实有和虚妄。我愿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和最忠实的读者，热切期待。
【作者简介】樊迎春，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大學文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系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作品批评。学术作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等，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出版编著《信与爱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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