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3月中旬北京罕见的大雪中雷平阳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正在院子里堆一个雪人,而上一次堆雪人还是在四十年前的乡下。时间快得不可思议,转眼间我和雷平阳的交往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在雪从空中簌簌落下来的时候,听着电话里雷平阳的云南普通话,我想我所认识的雷平阳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回拨转时光的指针吧!
从额尔古纳到翠湖
2007年1月下旬,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大草原的冰天雪地中我第一次见到雷平阳。那时他获得了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华语诗歌双年奖·新锐诗人奖”(2005-2006)。当时的气温已经是零下20多度,我和雷平阳、李亚伟、默默、沈浩波、小引、谭克修、曹五木等人用热酒来取暖。在冰天雪地中,雷平阳在《雷平阳诗选》一书的扉页上写道:“霍俊明吾兄批评。”后来整理书架时,我又发现了另一本《雷平阳诗选》,扉页上写着“俊明一读 老雷”。
半夜时分,我和雷平阳从木屋中出来小解。一抬头,头顶尽是宝石般闪烁的浩浩星空。星空下面只有一条路,我和老雷沿着这条路走出去好远,尽管额尔古纳的晚上太寒冷了。
在白茫茫的原始森林里,雷平阳面对着白桦林一次次按下相机的快门。一天晚上,雷平阳在酒桌旁伸开嗓子吼出了“月亮出来亮汪汪”。在他沉暗发红的脸上我第一次领略了“边陲”的含义。
在聚会中往往笑眯眯的雷平阳不喝酒的情况很少,除非极特殊情况。当然,他完全喝醉不省人事的情形我也没有遇到过,也很少听云南的朋友们提起过……
失意的人和痛苦的人更容易与酒牵扯起来。
我本人不太爱喝酒,从家族遗传来说我的酒量又很差,但是也有过偶尔“酒胆”上来吓唬人的时候。
记得是在2014年冬天,我来昆明开会,住处紧挨着翠湖。晚上和雷平阳在翠湖东边的一个酒馆小聚,还有他的两个研究生。这两个女孩基本没怎么喝,不知不觉我和雷平阳就喝完了两瓶白酒。这还不算尽兴,我们又一起出来和周明全等人喝云南的烈性土酒。当时青年作家甫跃辉也正好在酒桌上,闲聊时他偶然间提起了陈超老师。那时陈老师刚辞世不久,我几乎时刻沉溺于黑暗与死亡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又几乎夜夜失眠。甫跃辉的话刚一出口,周明全就觉得有些不妥。我当时就接连喝了好几大杯的土酒,但是那夜居然没醉,还趁着酒性去了雷平阳的办公室胡乱写字……
在昆明的夜色中我想到的是明代的杨升庵(1488~1559)。他在滇南流放长达三十余载,亦终老于此,也许只有夜色中的浓酒可以暂时息心,“酝入烟霞品,功随曲蘖高。秋筐收橡栗,春瓮发蒲桃。旅集三更兴,宾酬百拜劳。苦无多酌我,一吸已陶陶。”(《饮咂酒诗》)
雷平阳面对翠湖和大观楼发出的喟叹同样令人唏嘘——
之前登楼的几个少年
正在打赌:如果谁背诵不出
大观楼长联,就得从楼上
跳下去。跳到楼下风起云涌的
老年游客的汪洋大海中
“啪”的一声,谁都知道
世界马上就会
陷入暂时的寂静
——《登大观楼》
2015年春天,我和雷平阳、海男在翠湖边喝茶。老雷的儿子皓程拿着手机在搜索另一个世界。在城市空间里,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乡下孩子了。此前在北京的郊区,我曾见过雷平阳的儿子,当时白白胖胖的。我们仨一起打台球,到底谁的技术更高一筹已经记不清了,印象里老雷偶尔赢一局的时候就嘿嘿地炫耀起来。近年来老雷的儿子一边学画画一边赛摩托车。老雷有时候还要陪着儿子练车,他发给我几张照片,当时他的儿子一身专业装备正骑着赛车在场地上狂奔……
又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我和雷平阳闲坐在被各种报刊书籍挤压的办公室里。
云南省文联的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有巨树两棵。从西伯利亚飞来翠湖越冬的红嘴鸥还在长途跋涉的路上……
阳光抖落在院子里,我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在雷平阳堆满了普洱茶、报纸、杂志和废弃纸稿的办公室,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碧色寨的暴雨与滇越铁路
2012年的9月下旬,我和雷平阳一起作为指导教师参加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举行的《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27号这天,我们一起走在草坝镇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碧色寨的铁轨上。
徒步24公里的铁路(米轨),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滇越铁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铁路之一。1903年开始动工,历时7年才完成。不到500公里的铁路有至少6万多劳工葬身于此。突然有一天,曾经无比热闹、喧嚣、热气腾腾的时代冷却了下来,“旧时代的铁,风一吹 / 就是一个窟窿。不知名的野花和青草 /扛着它们的腿、胳膊和心脏 / 若获浮财,喜气洋洋,朝着天空之家 / 快速地运送,掉下一堆螺丝和轴承 / 像上帝餐床上落下的面包屑”(雷平阳《碧色寨的机器》)。
如今这里更像是钢铁打造的历史废墟和锈蚀的时间空壳,一切都是空荡荡的,连乡愁的一根针线都容纳不下了。
我想起来,2011年曾经读到过云南另一位诗人兼小说家海男的一部小说,名之为《碧色寨之恋》。
雷平阳第一次到碧色寨,是在1996年的夏天。
当时他从昆明火车北站乘一夜的火车到达蒙自,然后再搭马车到碧色寨,“我也想去远方,只是我的远方是云南的山川,那些我向往却没有到过的地方。因此,每到周末,我就在黄昏,来到昆明火车北站。多么美妙的时光,那会儿,昆明到滇南的火车还开着。晚上九点的票,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七点就到蒙自。吃一碗菊花米线,转乘马车,就到碧色寨、草坝……有时,道路两旁都是生机勃勃的玉米、桑树;有时,那无边无际的石榴,就像世界尽头的灯盏。闪光的铁轨到过的地方,我看见了一部另类的时间史,矿石飞舞,群山下降,村庄做梦,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迷幻的气质。我以为,那是世界为我打开的另一座五脏庙。”(雷平阳《蒙自及段落》)。第一次到碧色寨,雷平阳的观感就不容乐观。他在这个近乎废弃的冰冷的钢铁空间听到了隐隐的来自于历史的微弱呼吸,而他又分明感受到了新与旧同时撕扯的噬心力量。这是无人车站,已然没有听者和记录者,只有精神苦役还在徒劳地试图走进往日的幻象之中,一次次制造白日梦,一次次从惊悸中起身,一次次置身于虚无之地……
时针继续拨转到2012年的这个秋天。
此时,阳光打过来,洒落在雷平阳的侧脸上。一行人在仅仅一米宽的铁轨上慢慢走着,步幅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总之每一步迈出去都很不舒服。我们遇到的不只是那些杂草、砾石、枕木、铁轨以及废弃的机车和车站,还遇到了玉米、红土、墓地、石碑、隧道以及老鼠和昆虫的尸体。
在这样的空间行走我们总会听到极其复杂的声音,总会感到莫名的不安。真切而又恍惚之际我们和历史打了个照面,“现在这条路还在运营,你可以在昆明买张车票,坐上旅游列车,半天一夜才到中越边境上的河口,如果坐汽车却只需一个白天,这就是‘云南十八怪’之一怪:‘火车没有汽车快’。不过,急什么呢?这也许是中国仅存的‘米轨’铁路——轨距仅为一米,小火车在崇山峻岭间爬行,晃晃悠悠,似乎穿过了一个世纪。”(李敬泽《两封信,自昆明》)。
人们慢慢走散了。
起初是太阳暴晒,走到中途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场狂风暴雨。我们毫无躲避之所,只能在大山间的铁轨上任雨水落下。登时,浑身湿透。铁轨更加幽亮而打滑,鞋子里已经浸了雨水,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地响。
行走在碧色寨的铁轨上,恍如一梦。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多年后,雷平阳在高铁里遇到了一位低诵《金刚经》的老妇人……
北京八大处的黄色蟾蜍与苦蝉
2014年的盛夏,北京热得出奇。我和雷平阳暂住在八大处的山脚下。雷平阳的房间在我的正对面。8月3日(星期日)一早起来,我一开门就发现雷平阳的门前有一只一动不动的个头很大的黄色蟾蜍。
雷平阳似乎对此物有着天生的恐惧,催促我赶快把它弄走。
实际上我也有点儿发怵。看着老雷躲得远远的,我只能虚张声势地对着那个黄色之物喊了几声。它仍然一动不动。我只好用扫帚把蟾蜍慢慢扫进撮斗然后放到前面院子的草地上……
当天下午4点30分,雷平阳的老家云南昭通鲁甸发生6.5级地震。我后来一直纳闷为什么这只黄色蟾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老雷的门前,它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和暗示吗?
截至2014年8月8日15时,地震共造成617人死亡,其中鲁甸县526人、巧家县78人、昭阳区1人、会泽县12人;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8.09万间房屋倒塌,22.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接连几天,雷平阳因为鲁甸地震而失眠。8日这天夜里,雷平阳在稿纸上追悼故乡的亡灵。我几次进他房间他都几乎是一个姿势,一手持笔一手拿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越堆越多……因为雷平阳是手写,报纸刊发需要电子版,于是我就承担了文字输入工作。
8月9日的《春城晚报》刊发了这篇悼文《让我们默哀吧》:“乐马厂十万人挖银的景象已成过去,以白银撑起国家经济脊梁的辉煌历史也早已变成‘神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长时间的矿产开采,这一带早已变成了残山剩水。十多年前的一天,在牛栏江边的一个小镇上,我敬仰的小说家邹长铭先生还曾告诉我:‘这片土地,处在小江至莲峰的地震带上,每天都会发生人们觉察不到的上百次细微的地震……’也就是说,人为的原因加上自然的地质条件,8月3日鲁甸地震的核心区域,一直都是一块悬浮在矿洞之上的随时可能碎裂的土地。我们为什么世世代代将这样的一块土地当成家园?原因很多,本应有一系列的从古到今的悲天悯人的对策,但我们一一的忽视了。所以,当我得知地震的消息,虽然身在热浪滚滚的北京,我亦为之如坠冰窟,泪雨滂沱。彝良地震的余波尚未消散,灾难又一次像悬在头顶的刀剑果断地刺向故乡的心脏。昭通,或说乌蒙山,这个总是以贫困与灾难、铁血和悲怆向世界展示自己存在的地理坐标,又一次承受了大地短短几秒的震颤,众多的家园被揉碎,众多的生命被强行拿走。在书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请允许我语无伦次,因为媒体上说,死难人数与失踪人数又一次升高,那600多死去的父老乡亲,在我的眼中,他们像600多个鲜血染红的灵魂,在天国里一边奔跑,一边呼救,那呼救的声音,仿佛不是出自他们之口,而是出自他们的列祖列宗,出自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可以说是出自丰饶而悲情的乌蒙山。”
2018年酷夏,我和雷平阳又再次来到八大处山脚下的一个招待所。
八大处为西山的余脉翠微山、平坡山、卢师山所环抱,三山形似座椅,八座庙宇星罗其间。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暑热暂时退却,山间的溪水声变得更加清晰、响亮。晚饭后,我和雷平阳寻找八大处中最为隐秘又据说最为颓败不堪的第一处。我只知道此处在山下,而不是像灵光寺(二处)、三山庵(三处)、大悲寺(四处)、龙泉庵(五处)、香界寺(六处)、宝珠洞(七处)、证果寺(八处)在山上。
我和雷平阳一起下山顺着坡路向南走,大约走了几百米了,已经到了人流稠密的公交车站。我有些灰心,觉得不可能找到了。雷平阳倒是非常自信,好像来过一样,带着我一转身走到了马路的西侧。走进来是一段土路,路上有散落的垃圾以及瓦砾。
土路的南面正是八大处的第一处长安寺。长安寺原名善应寺,始建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这里不对游人开放,大门紧闭,安静而落寞,自然也少了喧嚣和俗尘。白皮松的枝干伸开并延展到了寺墙外面,我企图爬上墙头看看其中究竟,但觉得对于清净之地来说我这种极其不雅之举会惹菩萨不悦,于是悻悻作罢。我隔着挂着大铁锁的大红院门缝儿往里费劲地看了看,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式的建筑,只见一些年久失修的红壁灰瓦的房屋以及地面砖缝间的杂草。据传长安寺原有五百罗汉像,“寺中四松最奇。门列天兵十,状极诡异,庑下有五百罗汉”。而今,它们早已坍塌破碎,重新成为尘土。
院墙外四处散落着一些废墟,西面缓坡有一片稀疏的树林,再向西就是翠微山了。树林之中的空地有几个老旧佛塔,其中最著名的是量周和尚塔。该塔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坐西朝东,塔身正面有字,其他三面有龙纹砖雕。
塔铭是“钦命万寿寺方丈弥勒院开山传贤首宗三十一世上量下周观公和尚之塔”,横批“常寂光中”,上联“现身于恒沙劫中”,下联“证果在菩提树下”。
塔的四周散落着一些低矮的青砖僧塔以及碎砖和断石构件。在寺内(南塔院)还有一个形制与量周和尚塔相差无几的塔,名为惠月和尚塔。塔铭是“庄严示寂贤首宗第三十二世上惠下月承公和尚灵塔”。塔身两侧有联,上联是“空华开落归真谛”,下联是“智果圆成证涅槃”。
雷平阳将此情形写进诗中:“在长安寺访旧,一地细碎的槐花 / 正好与紧锁的庙门匹配 / 花已落光,庙已死寂 / 人世上结出再多的恶果也不会引发什么 // 存亡之争。量周和尚的塔经过了翻修 / 四周的沙砾、断碑、枯树 / 已经在轮回中丢失了原形 / ‘现身于恒沙劫中,证果在菩提树下’ / 墓联的确提供了宝相庄严的一面 / 但时间拒绝契合,过往的人 /甚至以虎狼之心与之对抗 / 从佛学上讲,我还不是离欲阿罗汉 / 所以也难以在明镜中照见 / 一个新我。蝉鸣如蝉在喊死 / 空气中的风始终没有动起来 / 我们原路返回,看见路边草丛中 / 一个被人遗弃的皮沙发 / 红色,上面布满了枯叶和尘土”(未刊稿)。像诗中提及的红色皮沙发一样,雷平阳总是会格外注视这些老旧的废弃之物,总会格外注意瓦砾、断碑、枯树、墓地等构成的“废墟”。他对过去时的时间与现在时间之间存在的冲撞总会格外留神、敏感和警惕,因此他也不得不身兼矛盾性格的多重角色,“当一个诗人,也当一个守墓人”(雷平阳《入山》)。实际上这不只是发生在当代视域下的雷平阳的个人偏好和癖性,而是几乎成为了很长时期以来全球范围内人们一直保持的“回顾”“恋旧”姿态。旧器具和废弃之物对应了一个远去的时代,一个已经与今天格格不入的时代。雷平阳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试图返回到过去的老式留守者,不只是在云南,也不只是在北京,他几乎能够在所有的现代性景观中一次次发现别人所忽视的残旧和废墟,“包括那几棵古老的梭罗 / 它们站在坍塌的舍利塔之下 / 也被当成了废墟的组成部分 / 断然不敢表现出反对新生世界的表情 / 和姿态。失控的,唯有时间”(《公园》)。
我们回到住处后,雷平阳还专门在小本子上写了一首诗给我,来记述我们此次寻访长安寺的小插曲。
一大早,他就想翻越围墙
进入那座久负盛名
但已经荒废多年的寺庙
他寻找着围墙的缺口,不时还原地起跳
在落地前,匆忙的朝里面看上一眼
里面古柏森森,几只乌鸦
在琉璃瓦的斜坡上拍打着翅膀
“没有任何场所令我如此着迷……”
从门缝往内看时,他弓着腰
翘着屁股,偷窥者的身体弧线与庙门
形成了危险的对立关系
你知道,此时此刻,如果有谁来到
他的身后,一声霹雳般的怒吼
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我也取消了在他背上
轻轻拍的念头。这念头
是光与善的反面,是另一种摧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菩萨一直存在于世
但不允许我们去到莲座之下
——《所见——致霍俊明》(未刊稿)
不时有聒噪的蝉声从北京八大处以及西山的树枝深处传来。
按照幼虫在地底蛰伏的时间长短,蝉可分为1年蝉、5年蝉、13年蝉以及17年蝉,它们在地面的存活时间都非常短,是适宜在地下和黑暗中存活的生物。
雷平阳说在基诺人的世界里蝉叫阿酷优,是孤魂野鬼的化身,“基诺人认为,蝉是人间通往天国的路边,那些孤魂野鬼的化身,它们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叫,叫到天国和人间的门都打开。我觉得他们说的是诗人。我的写作就是叫,哀鸣。这不是反思的结果,是本能”(《“我只是自己灵魂阅历的记录者”》)。
一连半个月,我和雷平阳在山脚的住处时时都能听到八大处那些不分昼夜的蝉鸣。于是,我就有了极其怪异的感觉,这些蝉有灵魂、有因果。
背板排水
腹部有发音器。三只单眼。以帝王蝉
为偶像,孤单地探索着一只蝉在叫声响起
之后,寡居、孤鸣的正义
同时铆足了劲,将自己固定在前赴
声音戛然而止的演唱会高潮的途中,像一个
洞窟里对着自己反复赌咒发誓的
隐修的老和尚。
——雷平阳《瓮中之蝉》
五祖寺的雨,弘忍真身以及下山的路
有一段时间,雷平阳的书法、诗歌以及散文中反复出现担当大师和苍雪和尚的身影。雷平阳手抄的担当诗句已经挂在了我的书房里,“山僧戒饮兴偏豪,解愤还须借浊醪。好置一樽于座右,助余佯装读离骚。”他抄写最多的一幅字是“且作心僧”。
雷平阳喜欢自己的这样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他刚刚剃了发,只留一点头茬儿。他憨憨地童真式地笑着,脸上沾有一些细沙粒儿——它们在光线的作用下变得闪闪发亮。
我又留意到雷平阳近年的另一张黑白照片,它经常出现在很多报刊的显豁位置。他刚刚剃了头发,那种凝视的眼神以及沧桑的表情更像是尘世中的一个老僧,“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周作人《五十岁自寿诗》)。
寺庙的场景和僧人形象反复出现在雷平阳的文本之中,更多时候他们并不是现实的具象化的,而是想象和寓言化的,带有雷平阳特殊的精神愿景和心理图示,“在滇东北调查猎狮家族源流的那些年,我曾经结识过一位身着黑袈裟的老和尚,他所在的小庙就是他用‘狮子肉’砌筑而成的。我和他坐在经堂里聊天,这小小的寺庙就会像传说中的飞毯那样腾空而起,在高于地面一尺左右的空中神奇地飞行,那种感觉就像坐着澜沧江上的竹排前往大海。”(雷平阳《梦见》)。
2017年6月底,正值湿热难耐的夏天,在湖北黄梅东山五祖寺的客房中我和雷平阳住一个房间。临来黄梅之前,雷平阳在沉河的武汉家中抄了几个字要带给五祖寺,这几个字也是雷平阳那时最喜欢抄录的,“磨砖作镜,积雪为粮。”
此时,山上安静,只有虫鸣。第一夜是连绵不断的雨。早上我和雷平阳都醒得早,一起出来到人迹罕至的后山转了转,四周沉寂,唯有鸟鸣。连日来,从潜江到武汉再到黄梅,雷平阳有些失眠,精神不振,他随身的棕黄色牛皮挎包里带着一个诗歌笔记本。
在五祖真身殿,雷平阳写下——
“恩典赐降我等有罪之身
不是唯一的。应该多赐降一些给寺庙外
无缘到此的那些热锅上的蚂蚁
那些放生后又被捕获的鱼类……”
我匍匐伏在那儿,没有祈求醍醐灌顶
这位佛的使者,我只是恭请他
把上面几句话,转告给佛
——《在弘忍真身下》
五祖弘忍(601~674)在圆寂前开示:“吾灭后可留真身,吾手启而举,吾再出矣。”然后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五祖真身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被毁。1935年重塑弘忍像,置于法雨塔内。弘忍的油沙像后来又毁于“文革”。
在五祖寺的阵雨中,传慈法师到菜园子里为我摘了一根清脆的黄瓜。晚风习习之际,我和雷平阳、沉河等人又到他的房间喝茶。墙上挂着蓑衣,墙隅放着一根竹杖,这自然让人想到苏东坡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甚至他庞大的身躯里还藏着纤细、灵巧、生动的一面,他当众演唱的京剧令人拍案叫绝。回京后,我读到了他的禅诗《登东山古道有感》:
梵宇深藏万壑阴,萧条劫后此登临。
老僧锡杖归云水,辇路葵禾幻古今。
薪火续传初祖意,江风如作胜潮音。
可堪薄日山河下,犹听弘忍说禅心。
五祖寺位于湖北黄梅县五祖镇的东山,曾称东山寺。建于北宋宣和年间的东山古道并不宽,仅能容两个人并肩行走,“东山古道南能北秀,真慧禅风种竹栽松”。
长达四公里的古道两边多是松树、青檀和柏树,其间依稀是错落的佛塔、石碑、坟冢以及一人多高疯长的菁茅草(苞茅)和白头的芦花,“现世 / 仿佛是唐朝的废墟,通往寺庙的路边 / 只剩下和尚和诗人的坟墓”(雷平阳《镜池边上》)。
2017年10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雷平阳的诗集《送流水》。翻开插页,里面是雷平阳的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上的雷平阳穿着黑色T恤和深色长裤,右手拿着外套,面对镜头微笑。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和雷平阳以及沉河、钱文亮、剑男、田华、石头等人从五祖寺的古道上下来时的情形,照片是沉河随手拍的,“引路塔四周的青檀、松树 / 山茅草,它们各有外象 / 但都在道旁,同时关照了我 / 见一头羊,我给僧人让路 / 见一块石头,我给僧人让路 / 见一团林中阳光,我给僧人让路 / 见了出家人,我给僧人让路 / 东坡居士来过五祖寺,如今观之 / 无非草丛里的一头黄牛 / 我是谁呢?一团云雾 / 四海为家,万山峰谷中升降 / 等候着召唤,也要变成一头黄牛”(雷平阳《去五祖寺》)。
关于为什么《送流水》这本诗集偏偏选了雷平阳的这张照片,沉河说这是他眼中的雷平阳应该有的样子——沉河还说过他对雷平阳这个长着一副农民工模样的兄长有天然的亲切感。就雷平阳这张少有的放松、微笑的照片,李琦也格外喜欢,“《送流水》诗集上,诗人在照片上微笑着,拎着一件衣服悠然前行。这个照片恰好印证了我的感觉。可能是随意的选择,但是,事物之间总是有一种微妙的联系。那就是雷平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径,接通了密码,他不喜欢再眉头紧锁,对着镜头凝视神思了”(《雷平阳:携带山河的诗人》)。
当时下山途中我出了一身汗,经山风一吹竟然无比通透、舒畅。也许,在滚滚红尘中我们都是未曾长大的孩子,不应泯了童心和本真。
雷平阳天然地与山林、寺庙、废墟亲近,如同己身。凡俗之心和脱离之心兼而有之也不足为奇,可怕的是那些清醒者,因为清醒就更加痛苦,而无知者无畏,有知、有感、有自知自觉就只能增添烦恼心和嗔恨怨,“匍匐在弘忍真身下,有一瞬/的确接近了神灵/但站在青檀树底往山下看/又觉浊浪多于清流/不洁的人世与醒着的个体/仍然是前者埋葬后者的关系/和尚们的大自在/退回了庙门内/为此,这来到与回去/东山古道的芦花丛中/我只是一根白色的羽毛/被风吹上山来/又被风吹下山去”(雷平阳《白色的羽毛》)。
昭通:欧家营的土屋、利济河以及大山包
昭通城经历了由乌蒙天梯土城废墟到昭阳新城重建的过程。新城距离旧城七里左右,旧城于雍正八年(1730年)被毁。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清政府于雍正四年(1726年)在乌蒙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取消从元代以来沿袭已久的土司制度,一律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改土归流”过程中发生了多次由村寨土目组织的反抗活动,乌蒙总兵刘起元就在雍正八年八月发生的乌蒙事变中被追杀至利济河(荔枝河)。这进而激起了更大的矛盾,时任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的鄂尔泰(1677~1745)率兵血洗乌蒙土城。雷平阳读小学和初中的土城村完全小学就是当年清军屠城的中心——打鱼村……
2016年的夏末秋初,我跟随雷平阳第一次来到昭通。
一行人走在昭通街头,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竟然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诗人在滚沸人世中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一个诗人的诗歌观念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诗人该如何去“发现”无处不在的日常现实、人性渊薮和精神自我?
也许,此刻的滇东北给出了答案。在昭通街头我看到很多穿着灰衣、黑衣的老年人静坐在路边,犹如落满了灰尘的泥塑,他们浑浊的眼睛近乎一动不动地呆望着某处。我还看到很多不明职业和身份的年轻人在路上闲逛、游荡、徘徊。路边是形形色色、高高低低的商铺、餐馆、药店,尤其是那些针灸店、按摩店、药店和中药铺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一条磨得光亮而黑黢黢的石板路小巷的入口,我目睹了一个近乎已经失传的行业——代书。一个中年妇女局促不安地坐在小板凳上,那个写信人已经写完信正读给她听。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你很难相信这个近乎古老的场景是真实的。
现实犹如幻象。呆坐者、沉默者、观察者、游荡者、疗救者、病人、代书人、失语者……也许这些形形色色的形象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形象叠加在一起才能构成这个时代无比广阔而又无比复杂的现实本相。
欧家营位于东经102°52′~105°19′和北纬26°34′~28°40′之间,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小点,其实整个昭通在中国地图上也很容易被忽略。这是典型的弹丸之地和困守之地,“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 / 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真的,那只是 / 一块弹丸之地,在几株白杨树之间 / 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 / 命是小命。我是她的小儿子,小如虚空 / 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 /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顺着天空往下看 / 母亲没找到她刚栽下的那些青菜 / 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 / 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时光 / 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雷平阳《背着母亲上高山》)。2021年7月13日晚上,在雷建阳开的饭馆里我第一次见到雷平阳八十三岁的老母亲,“我三岁的时候,母亲二十八岁。在我的印象里,六十一岁的母亲与二十八岁的母亲,形象上根本没有什么差异。老了,头发白了,说话的语速变慢了。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特征,不是迅速出现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感觉我的母亲一直都很老,从来都没有年轻过”(雷平阳《关于母亲的札记》)。老太太看起来慈祥而又聪慧。她坐在一楼过道的椅子上,我过去拉着她老人家的手,雷平阳站在旁边笑着。突然一个人就跑过来,赶着要和老太太合影。
2016年的深秋的一个下午,我随雷平阳来到利济河和昭鲁大河交汇处的欧家营(曾名爱国村、新城乡)。这是雷平阳的精神出处和胎记所在地。
命运如此相似!雷平阳的故乡实则是每一个人的故乡。
我终于目睹了破败不堪的三间土坯房,上下两层,门后一副木楼梯通向楼上,靠门洞的那堵墙有几处已经有了很多的裂缝,墙上挂着犁铧、板锄和镰刀等农具。这三间土坯房见证了当年贫困交加的乡下生活,“1970年代末期,我们家从村庄里搬了出来,在村东造屋独住。房子都是土坯房,土坯与土坯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北风飕地从空隙间吹到屋里来,冷得一家人直打颤”(雷平阳)。
似乎曾经灰暗的日子以及贮存的记忆和灵魂早已经随风散去了。我看到了屋前几棵桃树枝叶间遍布的蛛网以及被粘住的蚊蚋——“我和它们,这些自生自灭的小灵魂/ 一块儿生活在穷乡僻壤”(《蚂蚁和蜘蛛》),看到了那些散落的废弃的农具和满是泥土的破损的胶鞋……我随手从茄秧上拧下一个茄子吃起来,我听见有人惊呼,“茄子能生吃吗?”
雷家的老宅位于大坝的低洼地,按照风水学来说低洼处不利于生财,所以有穷困之相。但是房屋前面比较开阔,除了河道、沟渠之外四处都是平整的田地——基本是水稻田和苞米地,远处则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我们的村庄虽说是建在一片红颜色的山地上,四面也没什么高耸入云的山峰,但这片红颜色的山地的每一个方向的尽头,凭肉眼可以清晰地看到连绵不断的群山”(雷平阳《意外》)。这所宅子建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雷平阳还亲自写了对联,其中有“独居村东旭日最先照我家”。
2021年7月13日,我和雷平阳再次来到老宅。极其不幸而又预料之中的,此时三间土房已经被拆掉了三分之二。没被拆掉的一间房之所以暂时幸免,是因为里面存放着六吨酒,“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搬到了城里,房子借给了一个亲戚暂住。昭通产美酒,我的一个朋友在六年前购置了六吨,没有适合的地方存放,就用汽车拉了来,存放在一间土坯房里”(雷平阳《老屋》)。
这残存的老建筑旁边就是雷平阳的弟弟雷建阳刚刚兴建起来的三层楼房。一大一小、一黑一白、一高一低、一新一旧恰好形成了时代的特殊装置。雷平阳指着一个红色小楼说,背后就是他父亲的墓地。一个昭通的年轻诗人会经常到他父亲的墓地上读诗、喝酒、发呆……
我曾经看到的老屋前桃树、茄秧、黄瓜架、蔬菜、苞米地以及蛛网、蚊蚋都统统消失了……而它们曾经是作为“大地伦理”的组成部分见证了一个乡下人的童年、成长和记忆,“我不知道当我迷失在屋后田野的豌豆条播沟里时我有几岁大,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半梦状态,而我是如此经常地听人说起它,以至我怀疑这是我的想象。然而,如今我是如此长期而经常地想象它,以至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绿色网状物,一个由有条纹的光构成的网膜,一团由棍棒和豆荚、叶柄和卷须构成的纠结,充满怡人的泥土和叶子的味道,一个阳光照射的藏匿处”(谢默斯·希尼《摩斯巴恩》)。老房屋作为旧时代和乡村生活的最后见证即将暴露出它最后的地基,而这一切都是以拆毁和移除为前提的,是以抹平记忆为代价的。
雷平阳曾亲手绘制过一张欧家营的地图,“确切到每一户人家以及它周边零零星星的几座坟。在那张地图上,欧家营坐落在一片无边的田野中央,没有山,没有苹果园,平展展的,只有水稻和玉米。它的东面,一公里以外是另一个名叫背天河的村子,北面是周家庄,西边是三甲村,南面是回族聚居的大庙”(《我为什么要歌唱故乡和亲人》)。由雷平阳描述的故乡玉米地,我想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说过的一句话:“种植玉米的林地,可能是最无趣乏味的地方。”
昭通境内有金沙江、牛栏江和关河。关河又称横江、崩容江、石门江、羊官水。这里还有昭鲁大河、甘河、大坝河、利济河(荔枝河)、洒渔河。洒渔河即七曲水,其北130里是溺水,“穷年密雾,未尝睹日月辉光,树木皆衣毛深厚,时时多水湿,昼夜沾洒。上无飞鸟,下绝走兽,唯夏月颇多蝮蛇,土人呼为漏天也”(《元和郡县图志》)。
欧家营位于利济河的下游。
利济河又名荔枝河,我在网上找到一段关于利济河的介绍文字:“在昭阳区境内,有一条南北走向、贯穿全境的河流。旧时该河河水清澈,波光粼粼,十分美丽,河水引上来后灌溉农田,滋润大地,历来被视为昭阳区人民的‘母亲河’。河两岸柳树成荫,景色宜人。因风景优美,该景被文人学士们取名‘利济浮光’,列为‘昭通八景’之一。民国年间利济河为昭通城主要饮用水源。如今已经过整修,在河边建造河滨公园,林木秀丽,空气清新,玲珑别致,成为城市一道美丽风景线。”
2021年7月13日上午,在昭通雷平阳老家,我看到了利济河边的一块“昭阳区旧圃镇利济河河长制公示牌”。
上边有乡级河长和村级河长的名字和电话,以及河道的起点(五甲围)、终点(高鲁桥)、河道长度(2.9公里)和流域面积(268平方公里)的信息。
河长职责: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挂钩联系河道辖区内河段的水环境治理,定期开展挂钩联系河段的巡查,负责与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对接,推动各项治理工程、工作落实。
治理目标:河道畅通无淤泥,河道水质基本清澈,河道内无垃圾,河堤无违章建筑。
治理措施:河面,河岸实施保洁,绿化带实施专人管护,河道实施清淤,河岸无违章建筑。
通过河长职责以及治理目标和治理措施,我们能够看到当地职能部门对生态的重视,而以往的利济河到处都是垃圾,河道污染严重,“去年春节我没回来,一年后,家门口的那条河竟然清澈了许多,这是我特别特别意外的一件事。我在一篇散文里曾经写过,我大哥在父亲的坟头烧纸,妈妈就跟大哥开玩笑:烧这么多钱给他,他根本用不完,一定要让他把这些钱拿出一部分来,把这条河流清理干净。我当时就站在旁边,听到妈妈跟哥哥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妈妈的幽默中有无奈,也有渴望。今天看见河道变清了,心里真的挺高兴”(雷平阳《我是故乡的孩子,也是文学的病人》)。是的,利济河曾经是另外一副惨不忍睹的不堪模样:“利济河、秃尾河是流经昭阳区的两条主要河道,关系着昭通中心城市的生态环境,关乎着城区居民和沿岸群众的生产生活。由于历史原因,利济河多年来污染严重,2016年,利济河、秃尾河、东门小河被国家住建部、环保部挂牌为黑臭水体督办。”(《多措并举除黑臭 一河清水润昭阳》)利济河上有座水泥桥,设有水闸,没有治理之前因为受到污染灰白色的河水冒着五颜六色油腻腻的泡泡,一阵阵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雷平阳曾经一次次提到这条被严重污染的河流,“我家门前这条河,名叫荔枝河。太阳没出来前,它黑黝黝的,像在暗处睡着了,扑哧扑哧地吹着梦呓的白泡。可当它迎着阳光醒来,变色龙似的,马上变成灰白色,继而又从灰白中泛起颗粒状的黑色。按道理,灰白色非常想死死地压住黑色,但黑色是沸腾的、向上的、压不住的。至于蔚蓝色,这水的本色,或说这清水与蓝天共同合成的色,多年没见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当腐烂的动物尸体和一座城市所有的污秽之物,汇聚到这儿,也许只有灰白色和黑色是协调的,是同一个话语谱系。我也曾一次次从骨头上冒傻气,总觉得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故乡’仍然存在,一厢情愿、不管不顾地想把自己与之相依为命的那条荔枝河,重新找回来,什么碧波荡漾,鱼虾成群,天神的客厅,活命之水之类,忙乎了半天,只剩无语哽咽,有些词,阳寿已尽,没了”(《上坟记》)。
昭通坝子西边是层峦叠嶂的西凉山,翻过一个个坝子之后下面就能看到金沙江……雷平阳提到的阿鲁伯梁子(阿噜伯梁子)是由昭通往大山包的必经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现在已经被隧道所贯通。阿鲁伯梁子的命名来自于彝族的民间故事,阿鲁伯死之后灵魂化作了一只相思鸟,发出“嘛噜麻薯”的叫声。在彝语中“嘛噜麻薯”是“不见不散”之意。
此前我见过雷平阳的一张照片,他弯着腰双手伸直向后张开,背后是一块硕大无比的巨石。2021年7月14日中午,在昭通的大山包山顶我终于看到了这块石头。山下依稀是白线般的牛栏江,听不到任何水声。雷平阳让我模仿着他的动作去背负这块巨石……
在大山包返回昭通城区的路上,雷平阳指着不远处的两个山包对我说那就是凤凰山。以前凤凰山上有很多坟墓,墓碑上都安装了一个小镜子,太阳一射,满山都是刺眼的光线。仿佛另外一个世界24小时都是白昼。这是雷平阳一贯的“黑暗传”和黑白两色世界的显影。
雷平阳是当代诗人中最擅长讲故事的。他的声调不高,夹杂着方言,有着乡下人特有的微笑。他的讲述足够吸引人。2021年7月13日上午,在由昭通市区开往雷平阳老宅的旅游大巴上,一众广西作家亲自感受到了雷平阳讲故事的魅力。他的故事更接近于白描式的寓言,有正史也有野史,有筋骨,有灵魂,又有惊堂木般的震惊效果。
从一场场酒局到老雷的变化……
2018年冬天在西双版纳,我们一行人外出,中午吃饭的时候大雨瓢泼。本来准备下午去茶山看古茶树,但因为山路难行又加雨至,所以大家放慢了吃饭的节奏。当时雨越下越大,山里的寒气也一阵阵逼来,大家多喝了几杯酒。我准备和雷平阳拼下酒,边上也有人起劲儿吆喝凑热闹,但想万一要是喝醉了古茶山可就看不到了,于是作罢。
到了茶山上时雨已经停了,而层层叠叠的茶山都在迷茫的云雾中了。茶花的香气弥漫过来,此时你才发觉已经站在一棵棵古茶树下了。
2021年7月13日晚上,我在昭通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土酒的巨大能量。趁着还清醒,赶快离开酒席下楼……
说到昭通,我就想起了雷平阳第一次和王单单喝酒时的情形——两个人都是昭通特产。
一旦“老酒徒”遇到“小酒徒”,这场面自然是不一般,“菜还没有上齐,看见王单单就急吼吼地要用大瓷杯敬朱零和我,而且首敬朱零就来了个仰头干,我马上发现,这头从故乡群山里奔杀出来的野牛,蛮力雄阔,襟袍大开,人品、酒品都没说的,酒量就不过尔尔,嘴巴上他从来是地动山摇,喊朱零或者我,他都是酒杯抬得比肩膀还高:‘老师,干了?’行动上也是一点不含糊,说干就干,不留余地……见到王单单如此,我们从心底感到高兴,尽管这高兴只维持了二十分钟左右。王单单后来拼死抵赖过,他不承认自己酒量小,对外号称那天之所以喝醉了,是因为他喝得最多。他怎么说我都不以为意,他喝多少杯,我数着的,不错,就是四杯,也就是八两酒左右的量吧。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他很迅速地四杯酒入腹,马上就扒开餐桌上没有动过筷子的几盘菜,头颅放在上面,醉了,睡着了”(雷平阳《初识王单单》)。
接下来看看雷平阳心中的“酒徒”生涯——
抱病月余,且奔波于海南
和江南。水路边上的医生再三叮嘱
“戒饮,戒饮啊……”
我仍饮酒如江海
每一次醉了,宿华厦如卧孤舟
总听见有人在流水上赶路
说着话:“仓库里的药材
我用砒霜泡了又泡……”
另外的声音则说:“金陵城快到了
那些唱昆曲的纸人儿
全是我遣回世间作乱的幽灵……”
我起身四望,暗流之上并无
其它舟影,猛然一惊
我竟然与鬼魂同舟
雷平阳善饮,一般的圈里人都知道。雷平阳认为酒这一特殊的液体里存在着另一个“我”,这是日常的我与精神的我的彼此对视或弥补,“与好友三五,安静地喝酒是不可思议的。我的理解,酒里面存在着另一个我,他长期被关押在太平间里,得让他活过来,得到应有的自由”(雷平阳《书写时代的个人命运感》)。
结婚之后,雷平阳和陈黎没有急着要孩子,一则是工作忙,再有就是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而该来的总会来的。2001年,雷平阳35岁,陈黎说我们该要个孩子了,但前提是你要戒酒一年,“我决定戒酒一年。身边的朋友,人人怀疑我的决定。酒徒戒酒?犹如天方夜谭。但事实上,我也真的把酒戒了”(雷平阳《酒诱》)。
对于“酒徒”雷平阳来说,戒酒一年确实是天大的难事,但他总算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在雷平阳儿子长到12岁那年,父子俩一起去了一趟四川泸州的酒厂,而儿子天性里对酒的迷恋已然印证了酒量、酒品确实在家族中具有遗传性,“听到可勾兑美酒,在中午的烈日下面,儿子的双眸金光闪闪,高兴得手舞足蹈,并吼出了一嗓子:‘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美酒与自由,酒神与自由之神,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两者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很多时候,它们甚至就是两具躯壳共用着同一个灵魂。儿子还在酒国的流水外、竹林外、长亭外、包厢外、烧烤摊外徘徊,但天性使然,他已经嗅出了遍地酒香中飘忽不定的自由元素,酒杯里的太平洋,载酒的胸腔里屹立着的喜马拉雅,酒徒睡去之后朝廷、寺庙和图书馆一再的坍塌又重建,他还无力体认,可那酒液生成的过程一如圣诞,早已令他心驰神往”(雷平阳《带着儿子去酒厂》)。
再来看看朋友们眼中的雷平阳在喝酒时是怎样的一番情形。
关于饮酒,雷平阳曾生动地描画过一个“酒徒”的自画像:“我常牛饮,鲸吞状,醉不醒。好友三五个,人间烟火中,没酒便无趣。”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雷平阳又复述了上面的内容,这一“重复”实际上正是为了强调酒的不可或缺,“有时候,好友三五,喝杯酒,说些投机的话,我视为生活之神对我的奖赏,但它不是消遣。”(《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雷平阳还曾说过更为大胆的话:“酒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血液。”
2018年12月12日,西双版纳。
在景洪的夜色里,当众人散去后雷平阳、李亚伟和默默还一直在喝酒,而不胜酒力的我,勉强陪了几杯之后就趁机溜走了。我和默默还是多年前在额尔古纳的冰天雪地中见过一面,此次在景洪他已经不认得我是哪个了,还是李亚伟提醒了他。雷平阳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他与李亚伟、默默在勐海城外的哈尼山庄喝酒吃肉的场景:“菜肴上桌,除了土鸡和常规的麂子干巴、牛汤锅、炒冬瓜猪肉等几样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十多种山茅野菜。李亚伟喝三口酒才吃一口菜,默默吃三口菜才喝一口酒,我的食量不如默默,酒量小于李亚伟,喝一口酒就得吃一口菜,三个人与郑旺强和拉祜兄弟一起,吃相各异,但又满心欢喜地对着落日就是一阵狂嚼海喝,先还举杯送落日,喝着喝着,不知落日什么时候熄灭了,也不知一轮明月已经高悬在勐宋山与南糯山之间的峡谷上空”(雷平阳《布朗山记(二)》)。
在昭通的夜色里王单单和我说,最近雷老师的酒量好像不行了,很容易喝醉!
这几年,我看到的雷平阳已然发生了一些或显或隐的变化,比如皱纹深度、面部表情、说话语气、服装类型、行动姿势以及行事作风等等。最为明显的,他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有一段时间,雷平阳失眠比较严重,整个人显得有气无力,话也越来越少。
2019年,雷平阳更是苦不堪言,因为结石住进医院做了手术……自此雷平阳电话不接、手机换号、微信停用,很多人说雷平阳“失联”了。
2019年10月18日,雷平阳经北京去多米尼加。当晚,我们俩以及臧棣、江汀在中国作协南边的一个火锅店小聚。雷平阳的酒量和饭量还在继续保持,看来身体是恢复了。10月21日,身在圣多明各的雷平阳仍然时有失眠,异国的教堂、黑铁椅、黏稠而动荡的加勒比海都在午夜和凌晨渗透进他的诗中。这是“世界时间”与“云南时间”的碰面和龃龉,在雷平阳看来加勒比海远没有澜沧江那么激动人心。2019年10月23日凌晨三点的圣多明各,一个失眠的人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正好反转/我的生活。在云南,此时此刻/我应该在读安妮·普鲁的长篇小说《船讯》/抑或是沃尔科特的诗集《白鹭》/书房是间黑屋子,窗户/被另一栋楼的山墙堵住光源。”
拉拉杂杂地说了关于老雷的这么多话,就此打住吧!时间既无情又是公允的,起码对于我来说遇到了雷平阳这样一个真朋友、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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