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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叙事”的三个不同版本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西文学 热度: 15374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文学早已经丧失了指手画脚的权力,甚至就生活本身而言,文学也日渐沦为沉默的他者。虽然每年产出大量文学作品,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与我们的世界、生活和内心发生真正密切而深刻的精神关联。文学参与生活的深度不断降低,作品的思想性也在弱化,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社会因素,当然,也不乏文学自身的原因。

  本期讨论胡学文《一水三浪》(《十月》2019年5期)、周李立《小长城》(《四川文学》2019年9期)、马淑敏《错觉》? (《山东文学》2019年9期)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都涉及到婚姻和退休家庭暴力问题。三个家庭所处阶层不同,有肉联厂青年工人,有煤矿领导,有知名连锁公司的董事长。无论怎样的社会身份,青年,还是中年,都面临各种心理危机。秦妈被称之为猪脑子的人生,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相。多少人一生过的都是王小波笔下的那种生活,沉默,隐忍,没有尊严,也没有自我。秦妈终于不堪忍受愤而离家出走,这是小说,现实真相是所有生活给予个人的委屈,多数人都默默消化了。三篇小说提供了一些值得追问的话题,大都是我们习焉不察提起来又会悚然一惊的难题。

  1. 人性的多重考量与伦理悖论

  《一水三浪》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错位人生。阮平高考期间父亲意外去世,人生从此拐弯。进入肉联厂,走进婚姻,基本上是被动地为生活俘获。选择杀猪看似主动,其实是对现实的消极反抗而非出于真心喜欢;选择与潘美红结婚,是因为道德负罪、恐惧和欲望而非出于真爱;两次出走,也并非因为有明确的人生方向,而是无法忍受让他感到窒息的婚姻。小说在结构上有两条线,都是反成长的。主线是阮平从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备受生活打击沦为准杀人犯亡命天涯;辅线是活在光荣和奖状中的潘美红,无原则无底线的占有欲望,让婚姻最终成了阮平的人生牢笼。生活没有给两个人提供成长的动力,造成两个人悲剧人生的原因不同,这也正是胡学文在这篇小说中所思考和追问的。

  《小长城》讲述的是秦妈和大龄女儿葛烨,和丈夫葛建华之间的矛盾,中年女性秦妈因为不满丈夫和女儿对自己的无视,离家出走,应聘了超市保洁员。一个月超市工作中,了解了很多他人的生活,听到看到了自己之前不了解的很多事,重新认识了丈夫和自己,后来因为工作失误被解聘,最终回归家庭。秦妈反抗的是什么,她自己明白,周围的人却不会觉得她身处困境,如果她表达出来,也不可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陈天鲤同样是这种心理。小小长城是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也是自我禁锢,而且还深藏着更不堪的真相。当年一场意外事故,陈天鲤失掉了一只眼睛,虽然各种闹事索赔,终究改变不了失明的事实,从此人生陷入黑暗。对于陈天鲤,或者无数相似的人来说,黑暗本来就埋伏在人性的最深处。这世间,并没有能够真正让人躲藏的世外桃源,所有想象空间都不过是现实人生的飞地,真相总是那么残忍。

  《错觉》是一个家族故事。李家两个儿子儿媳之间的错位情感,看起来很戏剧性,李丰伟突然亡故,李羽涵暴打同学,两个事故带出家庭内部重重阴影。长子李庆伟和妻子简秀红感情不和,次子李丰伟重病,吸毒,经常对妻子题媛施暴。李雨涵和方雪菲的冲突,源于简秀红对题媛母女的诋毁。方雪菲妈妈和简秀红是同学,下一代延续了上一代的人生悲剧,再往上,李家兄弟人生悲剧的根源在于李父李国清。警察华骏弘在调查调解纠纷时,发现了李家内部矛盾的各种蛛丝马迹。看起来很体面的家庭,内里却是危机重重千疮百孔。小说名为“错觉”,显然有其用意所在。绝境中的幻觉,往往是通往真实的狭窄通道,题媛在李家处于绝对孤独的境地,她给这个家带来的肃杀气氛,使自己被隔绝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位置上,她的不安是现实生存层面的,当然也是抽象意义的囚徒困境。

  2. 婚姻生死场上的终极较量

  《错觉》中题媛杀死了李丰伟,《一水三浪》中阮平差一点掐死潘美红,80后的周李立比较平和,《小长城》中秦妈出走回归更像是赌气出门散步,而不是立志重塑自我。题媛、秦妈、阮平反抗的是什么?题媛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阮平是婚姻枷锁的被囚者,秦妈是家庭生活的局外人,他们都对自己的生活有诸多不满,不安,和不甘。暴力的根源是什么?李丰伟有没有爱?面对简秀红他温柔体贴,像个孩子,潘美红有没有爱?她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不让阮平担负任何生活压力;葛建华有没有爱?他会一次次去超市劝秦妈回家。佛像,爱,最终都成了暴力的武器,残忍的暴力看起来只是弱者的宣泄,这种暴力是源于不健全的心智,还是人性本来就有着普遍的暴力?《错觉》中两对夫妇的命运是错位的,《一水三浪》中的阮平和潘美红的婚姻同样是一个错误,阴差阳錯的生活给每一个普通人设置了陷阱。爱与欲望彼此打量,没有胜利者,出走,或者逃亡,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妥协投降。

  无论强大还是软弱,有时候都会遭遇精神炼狱和人生牢狱,是自己禁闭了自己,还是始终无法与外在的世界达成和解,或者是自己内心的黑暗无法越过?枷锁无形,却难以超越。葛建华充满负罪感,煤矿事故中未能救助同伴而自己逃命成功,幸存下来的余生,常常活在追问和自我质疑之中。被关在故障电梯里,同伴怨怒的脸,幻觉中的真相,死亡的威胁,孤独的考验,小小的细节,写出了人生最艰难的处境。在伦理层面,这些人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深渊,是破碎的意识,还是残缺的心理,或者是最终极的追问?出走,是试图重新自我定位,自我认知。秦妈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人生的价值感和存在感得到强化;拥有自己的朋友,可以建立起小小的共同体。小说的残忍之处在于,轻易揭穿这一切的虚弱。因为造成电梯故障,秦妈最后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还差一点需要赔偿超市维修电梯的损失。所谓的朋友给了她出卖、背叛和最彻底的伤害。不仅没有获得自我肯定和社会肯定,反而为女性人生开出了负面清单,小说写得真实而残忍。秦妈的人生算不上失败,太多女性这样委屈自己过完一生,而挣扎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具有尊严感。这一点和《我不是潘金莲》异曲同工。负气出走,只是想证明自己也可以有独立的人生,不仅仅是附着于家庭的一个物件。女儿的态度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却不会构成真正的阴影和创伤,反而是难得的理由、借口和心理缓冲。那些不为人知的伤害,无形而缓慢的淤积,淤积成人生的黑洞,如果不想被完全吞噬,就需要尝试自我救赎,没有尊重体谅宽容,只不过是无爱人生的表象,最根本的仍旧是对人生价值的质疑。三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秦妈,葛建华,陈天鲤。陈天鲤和葛建华有过冲突,来自阶层的对立,而死亡和死亡的阴影是两个人相似的心理底色。从公共空间,到私人情感,到个人心理,逐渐缩小的镜面上,相互印证的仍旧是彼此心底的暗区。

  从高考考场,到肉联厂;从自己清冷的家,到潘美红繁茂的菜园;从深圳打工,到逃亡东莞;从80年代的青涩少年,到90年代的满身沧桑,阮平与世界的隔阂并不深,甚至总能够适时地调整自己,与生活达成和解。阮平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奔跑和写作,他其实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奔跑是一种欲望,书写同样是,情欲当然也是一种推动力,是成长的必要环节,和爱情往往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者伪装成爱情。最终凡是扮演性启蒙导师的成年女性,都会面临被遗弃纠缠不休,或是陷入自责忏悔的深渊。那些荒诞感不过是强化了我们对命运的无奈和臣服,不断遭受命运的嘲讽,无论怎样挣扎,只能愈陷愈深,个体的人无法在群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青春期的躁动和黑色记忆形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阮平和潘美红都接近绝对孤独,两个人的状态却相去甚远。潘美红积极,阮平消沉,潘美红对生活充满建设的信念,阮平有着自暴自弃的颓废,欲望并不意味爱,潘美红最终走向精神暴力,阮平选择以暴制暴,两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成熟带来的局限,在存在主义意义上,是本质性的揭示。彼此压抑的个体很难在不断废弃的生活里获得新生。

  3. 是存在主义的陷阱,

  还是现实主义的归途?

  小说在对人性的考量上,有很多维度,作家也在寻找合适的方式,更接近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体验。婚姻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结构,也是人生链条最核心的一环,经验叙事给小说提供了生活的基本形态,决定一部小说深度的还是认知层面的高下。作家不需要轻易下判断,文学和生活的相互打量是很有意味的。几位作家选择的策略并不一致。胡学文显然是带着历史感去探查一个人命运深度的,从死亡到逃亡,从奔跑到囚禁,人生最本质的一些东西,他追问的并不峻急,甚至带着足够的体恤和同情。看猪舍里挣扎的众生,那个制造了父亲悲剧的凶手并不能逃脱被屠杀的命运。肮脏的环境里进取还是颓废,都逃不掉悲剧结局,这使得《一水三浪》看起来更像是存在主义的经典文本。

  《小长城》也很有意味。人到中年,没有事业,没有经濟收入,丈夫的轻视,女儿的不屑,让秦妈丧失了在家庭中存在的合理性,无非就是个被呼来喝去的物件。小说中多次写到生鲜卖场,被水管冲刷的血水四处流淌,更像是无法彻底清洗的生活污点,与肉联厂有相似性,不洁的环境如何成为逃避的净土,这种多少有些被压抑的体验,降低了小说叙事的音调,多重困境被切割开来,让小说在空间感上增强了心理呼应。女性被物化,对象化,用水管反复冲洗是个主观性很强的隐喻。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隐疾或隐痛。在失掉一只眼睛的陈天鲤看来,秦妈有本地户口,生活条件应该是不错的,而且说话都是轻言细语,是陈天鲤眼中的金贵人。葛建华衣冠楚楚,干干净净,站在小长城下,一看就是个闲人,甚至和购物的大妈们也有着鲜明的界限。一层超市和地下车库之间的夹层,是夹缝中的人生,有温暖也不乏欢乐,但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困境。对于外来者,这个貌似可以藏身之处,其实是别无选择,甚至连隐匿也不可能。做新闻工作的女儿葛烨轻松找到了秦妈,一只眼睛失明的陈天鲤,最终也把不堪的真相暴露在世俗生活的滔滔流水之中。

  抛下同伴逃生的葛建华,心理隐疾无从治愈,多年背负,关在电梯里,看到同伴的脸,心理崩溃,抛弃旧家电旧家具,试图给自己一个新的世界,包裹自己千疮百孔的内心,显然是一种虚假的自我疗治。秦妈完全无法适应这个崭新的家,她的生活是和旧世界关联在一起的,簇新的环境给她疏离感,陌生感和分裂感。原本模糊的旧有生活在新家具面前暴露出太多斑驳的伤痕。小说是墙壁上的镜子,清晰映照出人生的真相,透视、弥合和破碎的世界,矿井,地下车库,客厅永远擦不干净的地板,与看起来干干净净的葛建华,有着奇怪的对立统一,当我们了解他内心那么幽深的黑洞,才真正了解这个人背负的罪与罚。

  《错觉》更像是都市家庭伦理剧,还有着家族传奇的意味。小说中女主人公题媛喜欢文学,跳钢管舞,读的书都很先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树上的骑士》《将军的部队》(不知道李浩对这一情节作何感想) 。题媛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她是生活的受害者,也是自觉的反抗者。这篇小说让我们想起张爱玲《金锁记》,庆伟、丰伟,姜二爷、姜季泽,题媛、曹七巧,这两个女性身上有着某种精神纽带。金钱肯定是重要的,让这些弱女子不得不隐忍生活的伤害,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得以安心的东西,李羽涵这个敢抓起佛像砸伤同学脑袋的小女生,在派出所里依然守口如瓶,在爷爷面前揭穿简秀红,有着成年人的冷静,残忍和心机。题媛面对方雪菲家人的愤怒,为了保全女儿,选择了下跪,卖掉商铺赔偿,这对母女身上的复杂性溢出部分,与警察华骏弘偶尔的多情伤感构成了某种对比。女性在与自身的黑暗对抗的同时,也学会了与之共处,焦虑、孤独、虚无、甚至残忍,构成了生命的真实姿态。有些时候这一切就是存在主义的深渊,并没有多余的意义,在狭长的人生通道里,随时可能遭遇一无所有,每个人如何被生活塑造成了现在的模样,在象征层面寻找突破规则的缺口,当然,小说给出的答案是错觉。

  三篇小说还有几点让我感到好奇,一是性别书写里藏有什么密码?周李立《小长城》,马淑敏《错觉》书写女性的被困,胡学文《一水三浪》书写男性的困境,是不是作家在悲剧归因时,依然免不了明确的性别认知?另外,三篇小说都写到了幻觉,阮平的,葛建华的,题媛的,这些幻觉推动了小说节奏,拉开了与生活真实的距离,让强奸,杀人,出逃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血淋漓,那么,幻觉和真实哪一个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再有,三篇小说其实都写到了两代人的问题:李羽涵,阮平红,葛烨,无论是暴力,弱智,还是冷漠,每个人面临分裂,异化,而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穿越黑暗抵达光明,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或者说下一代身上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更加认真面对的。

  【作者简介】张艳梅,1971年生,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著有《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生态批评》等。曾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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