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座流星雨》是我2020年写的，我一直想写一篇警察故事，想了很久。原因之一是我跟着我妈看了很久的《今日说法》，见识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案件，这个栏目之所以成功，我认为很大部分原因是在于对“人”的分析上，对法律的普及反倒在其次，因为每到这个部分，我妈就开始换台了。原因之二是我挺喜欢日本推理小说，尤其是社会派，很多小说完全严肃，穿着三件套西装讲故事，除了制造悬疑，大部分篇幅都在剖析人性，读多了，手就痒。原因之三是香港电影《给爸爸的信》，这部电影和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还不那么相同，虽然李连杰也是超人，但这个超人有儿子，因此就有了生活，超人除了武功盖世，还会伤心流泪。但以上三个原因并不足以支撑一个警察故事，或者说真实的警察故事。我六七岁那会儿流行军绿色警服童装，还有一个大檐帽，家里宠孩子的，还给背一把黄河牌冲锋枪。小城人们的认知里，警察是露脸的工作，当上警察就会配枪，有枪腰杆就硬。我也憧憬当警察，主要是威风，可以到哪儿都拉着警报灯。重返开封后，我已经没有成为警察的志气和资本，我只能通过朋友了解这一职业。我朋友的朋友是片儿警，他告诉我片儿警的生活就是支离破碎。

　　2018年，我手动结束了自己三年的编剧生涯，回到开封，准备凭着微薄的家底儿过写小说的苦日子。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写小说的苦日子专指我，因为我凭写小说挣的钱确实不足以生活。大学之前，我对开封的感情是厌恶，待够了，必须要出去。河南大多数教育资源都在郑州，我很多未出省读书的同学也在郑州，但我没去，比起开封，我更讨厌郑州，我一直认为郑州拿走了原属于开封的一切，开封沦落至此，郑州的错占了80%。当然，这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小孩子仇恨感站不住脚。如果省会没有迁到郑州，开封也不会成为大都市，主观情感不能转移客观现实。

　　重返开封，对我冲击最大的并不是这座城市的发展迟缓，而是这座城市对我的疏离，我出生于此，成长于此，却从未成为一个开封人。2019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触很深。一位洛阳的朋友来到开封，我们步行去饭店，路上因为后续部队走得过慢，歇歇脚等人，就这一分钟，这位朋友遇见了十余年未见的大学同学，不早不晚。他乡遇故知，人生之喜，他喜了，我愁啊，我回开封一年多了，我就生长于这里，我竟一个朋友也没遇见过，更深的恐惧随之而来——我是否还有朋友？我的生活原来已如此狭窄。从那天起，我开始转变，主动联系已经忘掉的朋友，交际圈是彼此相交的圆，三滑两滚，狐朋狗友一大堆。城市的灵魂终究是众多意志组成的。通过走访，通过无数的饭局，我确实做出了巨大改变。我之前从不愿意写开封，现在我也没写过其他地方。

　　《獅子座流星雨》不是一篇警察故事，起码在我看来不是。我一直很喜欢徐则臣老师的小说，《耶路撒冷》中有篇散文叫《到世界去》，曾给我很大的鼓舞。我跑出去，去看世界，了解世界很大，开封很小。可当我想实现梦想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回到开封。一个城市总是大度的，它包容每一个人，同时它也是精明的，它会映出每个人的样子。我是一只刺猬，我想与之和谐相处，就必须与其拥抱，刺猬们都应当互相拥抱。

　　【作者简介】王文鹏，九〇后，现为文学杂志编辑，写小说。有作品刊于《长江文艺》《上海文学》《福建文学》《山西文学》《广西文学》《莽原》《延河》《大观》等刊。部分作品获奖，出版小说集《寻找宗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