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定存

　　贵有同学

　　岁月流逝，热情也随之慢慢衰老。四十年前的高中同学，现在联系越来越少。大家都行将退休，相互没什么新鲜事值得告诉，也帮不上什么忙。偶尔见面也就说说身体可好，子女工作如何等等。

　　只有贵有同学有些特别，近两年亲热有加，频频来访，平均大约每周一次。有时情绪高涨起来，一天来访两三次也是有的。

　　贵有同学的经历有些曲折。1973年高中毕业回村，一边种地一边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偏远的小山村里，贵有算得上一个人才，很活跃，两年以后当上了民办教员。在那个年代，这等于一只脚已迈出了“农门”，摆脱种地受苦大有希望。但到1983年，却因为二胎超生被开除回家，重新种了地。期间曲折颇多，贵有的精神受了刺激，有些疯癫起来，说话声音比以前提高了很多，见人动不动就笑。

　　生二胎丢了教师工作，贵有一腔怨恨无处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接连又生了三胎、四胎，直到第五胎生下儿子以后方才打住。一家七口人窝在远离县城的小山村土里刨食，生活得很不如意。老牛拉车一般将五个孩子拉扯大，其中两个女儿读到初中，两个只读到五年级。积蓄下最后一点力量，把儿子培养到了北京经济技术学院。今年毕业，赶上就业形势如此严峻，贵有本已乱糟糟的头上又多了一顶愁帽。

　　贵有家今年种着18亩地，主要由他的妻子来料理，贵有断断续续帮一些忙。

　　贵有到我办公室，有时会带一些东西。初夏，他用塑料袋装来苦菜，是进城之前在他们村的山梁上挖的。他把苦菜一股脑儿倒在茶几上，然后直起腰看着我，宣布重大事项一般高声说道：纯绿色食品，无公害！从苦菜里我能窥见贵有的病情，苦菜干净无杂物，说明他病情不重，如果苦菜里混着杂草和泥土，说明他精神也有些糊涂。秋天，他会晃荡着瘦高的身子，拎来三五斤绿豆、黄豆，同样大声说道：都是自己种的，纯绿色，连化肥也没上。有一次，他居然拎来一篮鸡蛋，有六七十个。我连说使不得，这鸡蛋你吃才对，你是病人啊！他笑着说，我吃，你也吃，咱们伙着吃，这鸡蛋也是纯绿色，自家玉米喂的鸡。贵有说话的时候，声音高，而且努力笑着，显出豁达快乐的样子，与高中读书时全然不一样。

　　贵有常向我要一些纸和笔，说要回去写东西，但没看见他写下什么。有时候吃药没钱了，他说，你给民政局写一个条子吧。我就给民政局写一个求助条子，他去民政局领一百或者二百块钱，继续买药吃。有时候他说要不再给乡上写一个条子吧，救济救济。我就再给乡上写一个求助条子，他回去能领一两袋白面。条子拿走以后，他大多要反馈情况，有时说领到东西了，有时说什么也没得到，条子白写了。有时说条子装在口袋里，装着装着找不到了。

　　贵有对自己的疯癫并不忌讳，常常是一进门，就满脸堆笑地问我：“你看我这一段疯得厉害不厉害？”说话的同时，他站下，把脸冲着我，一动不动让我看，如同我是一台能拍片子做诊断的仪器。看他急切的神情，我知道他的心思，看他一眼，然后一律回答，不厉害，不厉害，气色还好。听我这样说，贵有就满足地笑了。贵有的病写在脸上，有时气色是真的不错，有时则很糟糕，面目黧黑，消瘦得眼眶都有些大。但纵然是病情严重的时候，我也笑着说不厉害，以宽慰他那焦虑的心，增加他的一些自信。他常年吃着一些镇定药物，掏出来让我看，有四五种。病情严重时候他也只是说话颠三倒四，从不会乱动手脚。

　　夏天，贵有来了，满脸汗津津的。他撩起旧西服的衣襟，看着我说，热得穿不住了，怎么办？这还是我给他的一件旧西服，早穿得没了西服的模样。我找出一件T恤递给他，他随即换上，低头打量一番，笑着说，正好大小，看来咱俩身高一样。再看几眼，原地转一个身，他有了新发现，说，穿上T恤，裤子显得不行了。说着，扯一扯那破旧的裤腿，自个儿笑起来。我被他逗乐了，忍不住也笑起来。正要转身给他找一条裤子，他却突然停住笑，仔细打量着我，又有了新发现，说，你的牙齿很白。看他孩子般一脸认真，我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起来。我找出一条旧牛仔裤，他收起装到袋子里。隔两天来的时候已经穿在了身上，很合适。

　　有时贵有来，我正在开会，他推开门探头看看，一声不响就走了。贵有和我说话的时候，总要看着我的脸，我回看他，他也不转开。他是想通过观察我的反应，来验证他说的话是否离了谱。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一律报以微笑，跟着他的话走，以安抚他。

　　一次，贵有写下一大片表扬我的话，兴冲冲地说要往什么地方去送。我连忙制止，说万万使不得。他有些泄气，我就说他字写得好。听我夸赞字好，贵有高兴起来，眉飞色舞地回忆起了高中的情形。他大声对我说：“当年咱班的黑板报有名字，你记得不了？叫‘四班之声！每一期‘四班之声是谁抄上去的？我抄的呀！所以，咱的‘四班之声就比三班、五班、六班的黑板报好。他们的板报连个名字也没有。”说完黑板报，贵有又说，我们村里墙上有大字，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当年也是我给写上去的，如今还在，自从我写上去以后再没人动过。

　　前不久，据说是省里统一安排，对中途打发回家的民办教员摸底。贵有领来16张表格，如同拿到了厚厚的一叠希望，忙着各处找证人，盖公章，又从教育局复印了当年的档案。其中有两页自传，开首写到：“吾从七岁开始走进学校……”文气十足，而且字也写得确实好看。

　　现在贵有依然常来，集中说着两件事，一是如何为北京经济技术学院毕业的儿子找工作，二是他们这些半途而废的民办教师能得到什么待遇。他说，民办教师能不能给些待遇，听天由命吧，儿子的工作你可一定要帮忙啊！我说一定，一定尽力。他儿子找工作这件事，我确实是帮不上忙了，但我依然应承着。其实贵有也清楚我帮不上忙了，但他依然说着。我们每次见面都要说一遍。我们都清楚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然而他舍不得点破这个肥皂泡，我也实在不忍点破。

　　双泉同学

　　乡下同学常来走动的，除过贵有之外，还有双泉。双泉同学来，有时说事，更多时候是闲谝。他来时总是心气不平的样子，一屁股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把街头听到的传闻加工一番，滔滔不绝说给我听，时不时还打出一些有力的手势。他说要知朝中事，山坡问野人，你坐在办公室看书写字，外面的问题，老百姓受的苦楚，社会上的歪风腐败，你甚也不知道。他扳着指头数划，农村危房改造款发放不公平，粮农直补款兑现不及时，关系户吃了低保，廉租房分配有漏洞，几个学校还在偷偷收费，某一个乡的救灾白面被雨淋坏不少，另一个乡的则放在一眼破窑洞中，养肥了好几窝大老鼠。以双泉同学的描述，这个世界遍地问题，简直一团糟。其实是，有些事情他说得还算靠谱，有些则如同他的手势，夸张得没了踪影，有些则让人笑得不行。

　　世事代谢春常在，同学少年皆已老。一干同学暮气日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唯独双泉是个例外，越来越爱管闲事。快六十岁的人了，反比十几年前活跃许多，激情四射。我笑着对双泉说，看来人的激情如同煤球里的热，是一个定量，年轻时燃烧不了，到老也得燃烧出来。双泉说，那是一定的，人活一辈子不燃烧，那不是白活了？那一天，双泉先不说街头传闻，先给我讲他去乡政府数路灯的故事。他去的这个乡政府不是他们村的乡政府，与他毫不沾边。他在街上听人说，这个乡政府院里院外一共立着14盏太阳能路灯，可能是从“村村亮”工程上截留下来的。双泉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乡政府抢夺了老百姓的光明。他不嫌麻烦，冒着寒风，专门跑到这个乡政府，院里转到院外，把路灯仔细清点了一遍，不是14盏，而是15盏。双泉说这是大错误，“村村亮”路灯是发给村里的，你乡政府凭什么安在自己院子里，还这么多？他把这作为该乡政府的一条过失，记了下来。

　　正月十五，双泉又来闲坐。衣服整洁，皮鞋闪亮，精气神十足。我打趣说你穿戴得越来越像一个干部，气色一年比一年好，牙也镶上，比十几年前还年轻，管闲事管出精神来了？他认真地说，我经常学习，也看电视，人要好好活着，要给自己争一口气，穷管穷，但是得让社会上的人看得起你。眼前的双泉同学，和十几年前判若两人。

　　双泉同学的家在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小山村，本来在村里好好种着地，三十五岁那年，妻子突然去世，丢下两个孩子，双泉既当爹又当娘，不能离村半步。直到两千年时，孩子大了，双泉才走出大山，到城里来看同学。

　　双泉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我几乎认不出来。不算高的身子有些佝偻，风吹日晒，额头皱纹如同一坡水平沟，牙齿不知何时丢了几颗，脸腮有些塌陷，加上那一身不合体的衣服，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上十几岁。那时的双泉还有些拘谨，他让我帮助找一点零工，或者向乡政府打一下招呼，要一点救济，说他累死累活种地，生活依然不行，在村里属于困难户。

　　以后两三年中，在同学们帮助下，双泉先是有了一份护林营生，挣钱不多，却也不需要死守山上，只在清明、冬至等容易失火时节守住，平时半月十天到林地转一圈即可。林地里有13座坟，双泉逐一盘点过，又把坟主家的情况也打问清楚。双泉对林业局长汇报说，若要护好林，先得看好坟。当然这是双泉近两年总结出来的，开始时双泉没有这样的口才。

　　其后，又有同学给乡政府写条子，双泉开始进出乡政府大门，渐渐轻车熟路，成了乡政府的常客，乡上发困难补助，自然少不了他的份。

　　一位同学在市里一家新闻单位任职，双泉到市里看了两回，饭桌上结识了几个记者，互相留了电话，记者说有新闻线索可以随时联系，双泉牢牢记下，如同得了一个宝。

　　走出大山的双泉渐渐看开了世事，先前只知埋头种地，离开村子一看，做什么都比种地强。打短工比种地强，护林比种地强，甚至要救济也比种地强。天底下再没有比种地差的营生了。

　　环顾四方左右，双泉认为自己是最贫困的人，国家给穷人的东西，都应该有他的一份。从此，双泉一面种地护林，一面给自己“维权”。口才一天比一天好，和乡上的人一天比一天熟悉，说话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大。

　　双泉住的石窑有裂缝，他认为能算危房，到乡政府要危房补助。乡上说危房补助规定土窑洞才有，石窑洞不行。双泉不服气，将窑洞裂缝拍成照片装在身上，只要看见有些身份的人就拿出来讲述一番。一天他在县城街上卖绿豆，正好一位副县长过来闲转，问他收成如何，绿豆价格如何等等。双泉借机先表扬一番领导体贴民情，亲自来市场上看望受苦百姓，随即就掏出裂缝照片，给副县长诉起苦来。等各方面的宣传工作做到火候了，他对乡上领导摊牌，说我的危房补助你们给不给？如果不给，我就让市里的记者来，后果你自负，你看着办吧！乡上的人不想多事，马马虎虎给他办了危房补助。

　　给自己“维权”几年，双泉慢慢锻炼出来，接着给村里“维权”。村里修路，饮水，争取扶贫款，机推地，很多事情需要和乡上说，有些还得和县上部门说。村支书出门办事，就领上双泉。村里走的时候，是支书领着双泉，一进县城，就变成双泉领着支书。双泉比支书见过世面，对县里各单位远比支书熟悉，见县长也不怯场，局长之类更不在话下。每到一个单位，支书成了一个名片，主要由双泉来开说。有说好的，有说瞎的，更多的是说了等于没说的。

　　渐渐地，给村里维权也不过瘾，双泉开始管起一些闲事来。双泉同学健谈，只要是自己感到新奇的事情，或者是看不明白的事情，他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次在进城的面包车上，一个六十来岁的妇女愁眉苦脸，双泉同学好奇心又来了，打问起来。这妇女说自己要到县政府去上访，因为没分到煤矿占地款。双泉说县政府门前上访的人排成队，你一个老婆子去了能有什么响动。老婆子问那该如何？双泉说得找记者。老婆子说山庄窝铺的人，哪里能找到记者。双泉就急公好义，说你把情况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回。老太婆从腰中抽出一沓材料递给双泉。双泉大致看了一遍，随即就在车上给所在乡的书记打电话，口气甚是严肃。说某村某人煤矿占地款被克扣一事你知不知道？书记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你是谁？双泉说你不要管我是谁，你只管解决问题就可以了。然后就挂了电话。到县城下车后，他让老太婆原地等着，自己急急忙忙拿了材料，到附近复印了一份，把原件交还给老太婆。还把自己的电话也留给老太婆，说有情况就给他打电话。结果不到半个月，老太婆的问题解决了。老太婆大喜过望，觉得遇上包青天了，乐得不行，就把双泉同学的电话转告给别的上访人。其中一个常年在县政府上访的人就和双泉联系上了，双泉也不推诿，就去搞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这个人的上访理由不成立，属无理取闹，双泉说不能去帮忙。

　　管闲事渐渐有了些小名气，用他的话说，叫路见不平，一些告状的人就疾病乱投医，把双泉也当成一个门路，帮得了更好，帮不上也没啥耗损。街上有人给双泉说，第六小学乱收费，双泉就去这所学校找校长核实。刨根问底，问得校长难以招架，说练习册是书店成套搭车卖出来的。双泉再去书店调查，书店说绝无此事。返回来再追校长，大有誓不甘休的气派。

　　街上有人说，廉租房住户中有人开着小车，享受退休待遇。双泉找到建设局，分管副局长很客气地接待了他，让他说具体人名字。双泉一听就生气了，瞪着眼睛说，这事应该你们把关负责，你们怕惹人不去调查，不去把关，却让我惹人，我也不惹人，说完掉头就走。

　　乡上有三个支书要联起来告乡政府的状，材料整理好以后，让双泉看。双泉只站在路边看了一遍，就一针见血指出，材料只是提纲性质的，没有具体细节，不行。如果上面人家来核实，没有入手的地方。说得那几个人连连点头，不服不行。过了几天，双全单独找到乡长，说乡政府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群众有反映，但他没有具体说三个支书要告状。

　　两三年来，双泉走过国土局、交通局、民政局、卫生局、农业局、教育局、建设局、扶贫办等好多单位，如同一个勤快的邮差，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挨门逐户投递到领导们手上。双泉管闲事的杀手锏是记者，如果有人对他不当一回事，他马上就瞪着眼睛说，那咱请记者回来调查一下。这年头，一般领导都不想招惹记者，态度马上就转过来。双泉说上记者已有好几年了，但记者一回也没有来过。不知道是他没有去叫，还是人家不来。但杀手锏既未扔出去，威力自然还在。

　　双泉管闲事，但不收费，也不误打短工。他说要好好劳动，不能让人看不起。他说只要咱不做非法的事，咱是农民咱怕啥？今年他已经给四户人家修过房顶，最近又揽下了一个活。

　　双泉口袋里装着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卷边发毛，上面记着许多单位和领导的电话，还有街上各色人等给他提供的重点情况、数据。一次他让我和卫生局长说一下，有一个乡村医生丢了资格证，需要补办，那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小本上记着。

　　护林，种地，打短工，找各个部门投递问题，帮助一些人讨取公道，四五宗营生，双泉同学实在有些忙不过来了。今年清明时节未落雨，虽然春草碧色，但还压不住满地枯草，失火危险很大，双泉上山守候巡视了整整三天。山上全是松树，新绿耀眼，空气特别清新，行走在松林里面，双泉同学的头脑也特别清醒，三天以后，他有了新的主意，彻底舍弃村里的十多亩地，不种了。他说即使风调雨顺，打下粮食也不好卖，种一年地还不如打两个月短工。

　　看着双泉忙碌的身影，想想他早年间的样子，我想，可以写一篇《闰土翻身记》了，但终于没有写，也没好意思和双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