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 真

　　我的故里，是武乡县的一个山庄。村前是河沟，村后还是河沟，由西到东逶迤着一道梁，几十户人家，依着这道黄土的梁，券筑窑洞而居。

　　传说，古时候这里是蛇的汇聚地。人们看见过一次蛇的集体大迁徙的奇观，通过这道高高的梁，向西南方向的沟壑中运动，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三天三夜才过完。从此，这道梁就有了个名称叫“蛇道岭”，离此六七华里的西南方的那个沟，是蛇队的归宿处，便叫“蛇道沟”。这两个村名经过若干年的演变，不再用“蛇”打头，“蛇道岭”谐音更名为“行道岭”，“蛇道沟”谐音更名为“斜道沟”。虽然村名改了，蛇的记忆、蛇的影响并未消逝。

　　我小时候在村里还经常看到蛇。村里的人从来不打蛇。有一种农具叫杈子，打小麦的时候用来叉麦秸的。收割回来的小麦连杆带穗铺在场上，牛拉石磙碾过几遍，就脱粒了，然后用杈子把麦秸叉到一边，堆成又高又圆的麦秸垛。这个杈子除了堆麦秸，另一个用场就是叉蛇。蛇常在屋檐下，因为麻雀钻在屋檐的洞穴处做窝，蛇是吃麻雀的。蛇也会爬到院子里，甚至进到家里。只要拿一把杈子来，就能轻轻地把蛇挑起来，蛇爬在杈子上很乖，一动不动，等你把它挑到野外，放到沟渠里，它自有去处。人不伤蛇，蛇不伤人，这大概也是“行道”。

　　我很喜爱我们的村名：行道岭，“道”的含义非常丰富，这是让我一生中都体味不尽的。

　　《诗经·大雅·绵》云：“行道兑矣！”意思是道路畅通啊！岭上那条蛇队爬过的道，后来的确成了一条宽敞的大路。大路正在我家的窑洞顶上，小时候经常看见马拉的胶轮大车、牛拉的铁轮车从这里经过，现在更成了跑汽车的公路。

　　除了道路这个直接的意思，“道”的更深层的意思是天道、人道、道义。儒家经典《孝经》开宗明义就讲“立身行道”。

　　我们这个村庄，世世代代耕读传家，正是以行道为本。

　　然而，天意难知。清光绪三年，是一个特大荒旱之年，我们的村庄遭遇了深重的灾难。

　　行道岭始初的年代无从确考。在一处老窑洞的墙壁中，曾经发现过一份明代嘉靖年的房屋买契。但明代的村民不是我们这个李氏家族。明朝末年曾经发生过一场大饥荒，即是李自成揭竿起义的那个时候，我猜想，这个村庄的先民或许就在那个荒年遭到毁灭。时在明崇祯十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山西汾河、漳河都已枯竭，民多饿死。现在行道岭全村都为李姓，据家谱记载，李氏这一支乃清朝初年迁来本村，可见是在明末大灾荒大动乱之后，李氏家族才在这里重新开拓了家园。

　　清初迁来行道岭的李氏先祖，讳魁，所生四子，除一子后裔于康熙六十年辗转迁居陕西西安另辟李家寨之外，其余三子在本村繁衍生息，形成三门数十户人家。整整二百年间，这个家族相安无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生活是宁静安乐的。不料到了清朝光绪皇帝登基之时，大难临头了。

　　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晋冀鲁豫各省连续三年大旱。据史料记载，这一带饥饿而死者达1300万人，实际恐不止此数，仅从山西人口统计看，即从灾前的1600万口，灾后降至1000万略多。山西全境，几乎无处不灾。光绪三年七月有御史上奏皇帝说：“山西一省，荒歉更甚于去年，人情汹汹，朝难谋夕，子女则鬻于路人，攘夺或施于里党，啼饥者远离数郡，求食者动聚千人，户少炊烟，农失恒业……”这奏章虽也反映了灾情，却不过是堆砌文牍语言，实际情形则要悲惨得多了。民间流传有歌谣说：“光绪三年人吃人，姥姥家锅里煮外甥。”这是说母亲打发儿子到外祖母家讨点吃食，却反而被外祖母家把外甥煮了人肉吃了。

　　我的祖父生于光绪二年，真是生不逢时，一出生便遇灾荒，家中断粮，曾祖父只好携妇挈幼，外出逃荒。远走一百多里，一路乞讨，到了辽州（今左权县），当地山中尚有富户略余存粮，曾祖父便将妻儿卖给了人家。所谓卖者，不过是送给人家以使妻儿保存性命而已，并不是能换得多少钱来，即使换得钱来，又去何处买粮？曾祖父卖掉妻儿，仍然沿途讨要回返，未及回到家中，就在离本村不远的一处坡道上，无力再往前走，饿死在黄土坡下。

　　这个曾祖父排行第三，他们兄弟有六人，可见灾前的家庭颇为兴旺。在光绪三年的大灾中，兄弟六人中就有五人死于非命，仅老大一人（讳师澍）还有幸健在。女眷中除了卖到辽州的曾祖母，其余无一人能幸免于难。

　　接着光绪四年，仍是灾年，武乡县志记载说：“戊寅夏六月又旱，秋九月阴雨十馀日，禾粟尽秕烂。”当时家中的小字辈，除了祖父在襁褓中随母卖到辽州之外，本来还有两个长他十来岁的男儿可能存活下来，却竟然不幸被野狼叼去。这年深秋，全家唯一幸存的长辈师澍爷爷，冀望于颗粒收成，霪雨后打发两个小孩子到地里收拾秕烂谷子，山中的一群饿狼突然跑了下来，猝不及防，二人惨死在狼爪下。

　　大难过后，安葬死者。师澍爷爷孤身一人，一次从自家院子里送出了十三口棺材。这位曾祖爷爷无愧是一个大丈夫。面对全家男女老少十三口人死于非命，他老人家心灵上是怎样的一种悲戚的承载啊！

　　一个强者，在灾难前会更强。灾难越大，会使人越加刚强，这就像物理学上的反作用定理。每当回顾起我们的先人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他们面对厄运的那种坚毅和勇悍，总会使人内心感慕，从而也会鼓起我们生活的勇气。

　　我的曾祖师澍爷爷真正很强。他独自跑到辽州，打赢了一场官司，把我的祖父要回了身边。

　　他呈送给州衙的诉状，大意是说：“我的胞弟在光绪三年大灾荒之时，带着妻儿流浪辽州，为饥饿所迫，无奈之下将妻卖与当地财主，当时只是卖妻，并未卖子，因为婴儿尚在哺乳，不得不随母留下，而今灾荒已过，小儿长大，乞求知州大人体察亲缘之情，怜我衰年无嗣，将小儿判归老家。”

　　赢得这场官司并不容易，老人家大概不是跑了一回两回。祖父离开养育他的辽州家人，回到家乡行道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16岁的青年人了。人家养育了十五六年，怎么肯轻易放他走人？但如果祖父不回来，我行道岭这家人便没有子嗣，师澍爷爷便也没有人养老送终。鉴于此情，辽州州署终于做出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判决。我的祖父能够在十六岁时回到家乡，接绍香烟，这个官司的胜利真不简单，这不是法律的胜利，这是人道的胜利啊！

　　行道岭真有道。讲人道、靠人道，道的力量可以感动一切，道的力量必得最后胜利。

　　祖父回到家乡之后，开始在大灾留下的深深的创伤上建立新的家业。他一生行道守道，勤劳俭朴，敦厚善良，直到78岁（1954年）病逝前，还在田间劳作。我从小依偎在祖父身边，他的音容，他的人格，他的道行，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

　　村里的其他长辈们也都像我祖父一样淳朴。全村从来就没有人赌博，没有人会打麻将，没有懒汉，没有小偷，从来没有发生过凶案，没有人进过监狱。也没有人酗酒，仅在办婚丧大事时喝三两盅，没有一个大酒量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天谴”意识，意思是人间过分地胡作非为，伤天害理，就会导致灾祸发生，这是上天以降灾表示谴责、惩罚和警告。所以，古人在灾害发生之后，都要进行反思、检讨和整饬，肃正风气，恪敬事业。经历了光绪三年的大灾大难之后，行道岭的先人们当然会加深对“道”的感悟，他们无论农耕，无论读书，都更加勤奋踏实，也更加恪恭天地、孝敬祖宗。

　　行道岭李氏的祖坟，不在本村，和别的村庄的李氏合着，在距离不近的叫南垴的地方。每到过年过节，全村都要到祖坟祭祀，多少年来香火不绝，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茔冢碑亭都保存完好。村里的神庙有土地庙、奶奶庙、五道庙、佛爷庙、观音庙，虽然规模很小，却也神灵俱有。除了本村这些小庙，村人还常到邻村的大庙上去敬香。

　　近日，我的一个离休在武汉的叔叔给我写信来，信中回忆了许多小时候到邻村赶会的情况，其中写道：“吴村有奶奶庙，三月三赶会；灵水庙，天旱祈雨，秋季五谷丰登唱‘秋报戏’是常事。庙宇最大的是聚福寺，小时印象极深，庙会人山人海。庙内又大又怕，有天堂，有地狱，有各路神仙，阎王殿不让小孩们看，看了怕做噩梦。那里有人死后到了阴间受的各样苦刑，割舌头，挖眼睛，剁手剁脚，这算小刑罚；还有剥皮抽筋，下油锅，喂狼虫虎豹。小孩们最怕吃蛆虫了，吃饭丢一粒米，死后下地狱要吃一个蛆，所以小孩们吃饭都不敢丢一粒米。”我这个叔叔，在共产党的高干队伍里奉献了几十年，到了耄耋之年，竟然对昔日庙会津津乐道，而且因旧庙被拆除而满怀遗憾。这使我想到，这天堂地狱的事虽然是迷信，而如果揭去这一层虚蒙的外衣，其内在的东西却也是行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到武乡建立根据地，村里的年轻人相继参加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大业。经过民主改革，反封建、破迷信，烧香敬神的风俗取消了。村里设立了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全称应该是“民主革命活动室”，大家习惯叫“民革室”。大家到那里讲抗日、学文化、唱抗战歌曲，好像全村一下子变了样，都成了抗战积极分子，男人支差送粮当民兵，女人纺花织布做军鞋。经常有部队路过，我伯父当闾长，就在我家院子里支大锅做饭，整连整营的接待。

　　有次村里来了两个八路，伯父正招待他们用饭，突然又进来两个国民党部队的散兵。国民党部队也是抗战部队，伯父同样热情接待。但这国共两家说话之间，不知怎么就翻了脸，都拔出枪来怒目相对，伯父立即站到他们中间，说：“老总们呀！咱行道岭是个抗战村，你们要打内战呀，到其他地方去打，不许在咱村里打！”几句话说得他们收起了枪。

　　日本兵多次扫荡行道岭，曾遭到民兵的伏击。村里没有人在敌人面前屈服，没有人当过汉奸。我家隔壁的一个爷爷，被日本人捅了八刀，遍体鳞伤，还是挺过来了。

　　我家那些年间，父亲参加了抗日政权工作，母亲担任村妇联主任，带着孩子还经常开会，就靠古稀之年的祖父耕种着十来亩薄地。父亲每次回来，祖父总是问这句话：“你们甚时候能把日本人打走？”父亲的回答总是说：“快了，快了。”

　　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欢乐庆祝之后，全村又很快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参军、支前工作。

　　胜利的形势鼓舞着人心，而同时，却又有些事情让乡亲们不安起来。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兴起了一个开斗争会的风气。斗地主不用说，不是地主的人也可能突然被弄成斗争对象，拉到民革室，众人围上去抽打一阵。我那时刚六七岁，看到人们手里挥动着军用的那种宽皮带，那就是要去打人了，就跟在后面去看热闹。

　　本村唯一的一个地主，还是个医生，我父亲早年患疟疾时吃过他的药，祖父为此答谢，请他到家里来吃过拉面。斗争这个地主时，场地就在我家院子里，大约是因为我家位于村庄中间，院子也比较宽敞。我只记得打完以后，那个地主靠着墙脚喘气，脑门上被打得隆起一个很大的黑色的圆斑。过了一天，说是把地主拉到别的村庄去斗了，傍晚时听说回来的路上他跳了沟，但没有死，抬到牛车上拉了回来，牛车从门口过，我跑出去看，人在车上盖着，看不清楚。翌日早上便听说地主半夜里死了。多年以后见到村里的老人，又说起此事，才说是有一个从外村迁来的外姓干部，觊觎地主家的小妾，那天半夜从窗户钻进地主家屋里，把剃头刀塞给地主说：“你还不死！”地主就用剃头刀割了脖子。

　　村里当年还有一个自杀身亡的人，是外出读书，入了国民党，当上某县的警察局长，土改时回到村里，自知躲不过斗争，就吊在一棵大树上死了。这人生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听说上吊了，跟着人们跑去看稀罕，就见正从树杈上往下解。

　　这年的八月十五晚上，月亮很圆。祖父把小炕桌搬到院子里，摆上梨果月饼，要烧香了。母亲看见，就要把炕桌搬回来，不让烧香，和祖父争执起来。自从八路军来，已经多年不再烧香，母亲早已形成反对封建迷信的信念，一辈子没有敬过神。祖父这天的行为确实让人诧异，他心中一定是有忧虑的事。我看见母亲和祖父争执，躲在一边，有点害怕。祖父从来没有那样厉害过，他猛地把母亲推开，说：“各行其是！”

　　“各行其是”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司马迁说：“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直到我后来读到《史记·伯夷列传》中这句话的时候，倏然想起我的祖父。祖父的“各行其是”，意思就是“各从其志”，就是“各从其道”，他是按照他心中的“道”行事的，他那个中秋节有感于世道人情，烧香是为了行道呵！

　　岁月不淹，万事匆匆。祖父辈上的先人，都已归天；父亲辈上的老者，也已经所剩无几。看见后辈们成长起来，让人又喜又忧。喜者，后浪推前浪，常令宇宙新；忧者，胜地不常，盛筵难再，行道能以持久乎？

　　前辈们倍尝艰勤，功业于世，算来我们一个小小村庄，在上世纪涌现了十多个师局级干部，荣辉故里，名闻遐迩。而当今世态多变，务农和读书都已失去了昔日风尚，青年人不安耕读，在纷纷涌向城市打工的潮流中，不免惑于金钱利饵，违离道本，沾染鄙俗恶物，有的已经误涉盗伙，触犯刑律，如此种种，不能不令人顿生忧虑。

　　光绪三年大难度过以来，迄今已历120多个春秋。驱逐了日寇侵扰以来，也已经60多个春秋。总体上来看这是一个安居乐业、人事兴昌的时代。然而，古人说“昌必有衰，兴则有废”，因为长期的安福，会使人骄奢淫逸，从而走向败落。回顾往事，就是为了让人不忘前辙，醒悟天道，敬畏天命，恪慎克孝，恭肃圣贤，而避免“天谴”。惟有继承前辈的道范，惕厉奋志，始能行道不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