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尔

　　我的行踪（外二篇）

　　聂 尔

　　我的老家在离我现在居住的城区15公里以外的公路干线边，非常近并且来去非常方便，在我的感觉中，似乎抬头就可以望到，虽然实际上望不到，就是登临最高处也望不到，因为中间隔着有一座山；我的少年时代居住地在离我现在居住的城区大约2.5公里处，今年元宵节时还望见了那里燃放的焰火；我的童年在长子县南漳村度过，那里有不到一百公里远；我4岁以前在泽州县巴公镇，那是记忆以外的事情；我的童年的一个片断，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是在长治市，我上的那所小学名叫战斗路小学，我家对面是一座烈士陵园，我常到那里玩，并在里面听老红军作报告；长大以后，我在晋东南师专上了三年学，也是在长治市，是在郊区；再往后，我参加工作以后，又来到长治市工作了5年，这样我在长治市先后共待了9年，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我仍觉得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海南三亚，我在那里待了两天。在台风到来前夕，风雨大作，通往机场的道路差不多都已经被大水淹没的时候，我逃离开三亚，充分说明远方，特别是那些最远的远方有多么危险；我住过时间最长的外地是武汉大学，我在那里进修两年，我认识了那里的一些人，一些建筑物，以及满校园的好看的树木，我在那些建筑物和树木之间游走，我爬上过珞珈山，爬上过樱园和理学院的高大的阶梯，这对我来说并不十分容易，在珞珈山，我看到那上面有教授们的小花园式住宅，令我羡慕之极，同时我又觉得住在这山上，美则美矣，但有诸多不便；我的第一次出行，是15岁时从太行山下到华北平原，我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原的尽头是渺小的树木，令我大感惊奇和困惑；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前几年的事情，我在飞机上看见云彩全是黑的而不是白云，我看见太阳在黑云的地平线上，显得异常辉煌，我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形而上的冲动，但下了飞机这种冲动就消失了；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是去西南地区，我和我的伙伴们在火车上受了足够的苦，然后我看到了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武汉等城市，那次旅行主要是看城市，但看过以后，却对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丝毫的了解；那也是我第一次坐轮船，居然在水上住了三天之久，真是匪夷所思；我第一次去北京是在1981年，我看了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北京动物园，我还在东交民巷胡同里看到一个男青年穿着过于宽大的黄色军大衣，走得过于缓慢了，原来他的大衣里还裹着一个姑娘，这就是北京人的谈情说爱，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浪漫情爱的具体形象，令我感触颇深；以后我还多次去过北京。我真没有想到我能多次去北京，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去一趟北京意味着奇迹的实现，意味着生命没有白白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作为一个从那个时代走出的中国人，也不能说我没有享受过幸福；我常来常往的城市是太原，因为我得经常去那里开会，出差，会朋友。因为去得多了，也因为它是本省的城市，我有点瞧不起太原：灰蒙蒙的天空，楼不太高，当地口音也不太好听，有点土气，而且像一种商量的口吻；我离得近的较大城市是郑州，郑州是我们这里通往全国各地的一个出入口，我多次从郑州火车站中转，我觉得郑州是一座必要的城市，没有它我们就不知从哪里找出口了，但我每次一个人来到这里时，总是有一点恐惧感，终于有一次我被郑州的三轮车夫抢劫了，那一次可真把我吓坏了，但事后想想，他们不过是为了钱，他们并不需要我的性命。我对郑州也有有好感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认识了郑州的一位女子，该女子诗文俱佳，她的英文网名读起来特别好听。我虚伪地对她说，在我认识你之前，郑州是一个货物转运站，现在郑州成了温柔之乡。后来我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粗胖的双腿把我吓了一跳，于是我对郑州的好感只保持了一个秋季。我去过的地方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东南地区，东北地区，新疆和西藏，当然还有所有的外国，这是就地区和国家而说，实际上就我到过的那些地方也像没有到过一样，我对它们了解多少呢？我的最近一次外出是去山东，济南我以前是去过的，但这一次去，它仍然完全陌生，烟台也是去过的，但美丽的海滨显然也是迎来了一个新客，我再也找不见我住过的那个宾馆，我看过的那个教堂，以及傍晚望海时的那个特定的地点。从山东回来也就成了我的最后一次回归之旅，我们驾车穿过华北平原，从山东进入河北，出河北进入河南，平原的广袤和苍绿打动着我的心，京珠高速公路几乎无限地延伸着，而我们只是在上面一闪而过，最终我又登上了太行山，于是回归的迫切之感化为了沮丧之情。一条条人工隧道里金碧辉煌，就像是一座座只供行走不许居住的小城市一样，穿过这无数的城市，一路向着高处，我的家终于到了，我又回来了。汽车停稳，钻出车来，走进楼里，我几乎是哆哆嗦嗦地掏出钥匙，一层层打开我家房门，我惊异地发现，我进去的不是我的家，地板的颜色，家具的样子，屋子里的光线，全都变了，我进了不知谁人的家。但我还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随后我又站起身来，走进卫生间又走出卫生间，走进厨房又走出厨房，走进书房又走出书房，我终于确认这就是我的家，我只不过是将它遗忘了。在铺满红地毯的豪华环境里住了10天，我就以为全世界都应该铺满了红地毯，而我的家是没有红地毯的，它只有冰凉的地砖，昏暗的光线，旧家具，和无法远眺的低矮阳台。看来我是不能离开家的，一离开就容易忘记。罚我永远站在家乡的土坡上，是应该的，另一个应该是，只让那些永不会忘记家乡的人们远走高飞。而我就站在这里吧，并且抹掉那些行走的痕迹，只让居留之地的气息充满我心怀。

洞头村对话

我总是意图只把我最真实的触动写出来，其所以难，原因有二：一是到底真实与否有时连自己也难以判定；二是，过往事，当下事，均点点滴滴，如叶上露珠，禁不住书写的热量。

　　比如我在洞头村与人家的几行对话。

　　洞头村距城仅七点五公里，被开辟为生态旅游村，据说某主席都去过了，于是游客纷至沓来，连我这样的不喜旅游者也被裹挟其中。

　　洞头村成了这样，便显出几分不真实。

　　行至山脚下，稍踏几级台阶，望几眼青峰，便任由同去的人相互吆喝着登上山去，我则独自返身下来，走回村中。

　　当在陌生之地，看见有人居住，我总按捺不住地惊喜。如有人与我在村头树下接谈，如有人与我由陌生转为不陌生，我的高兴就是极自然的。

　　果然有这样一个人。他看见我走路的样子，一脸讶异地高声问道：

　　呀，你也这样了？

　　你也这样？

　　是呀是呀。

　　我看他坐在石上，仰头看我的样子，就仿佛这世上只他与我二人是这样子。他的少见多怪颇令我不快。我怏怏不乐地走开。但洞头村太小，待我转一圈回来，他仍坐在那石上，等我似的。看我坐到另一块石上，他便拖一条腿跳将过来，与我并肩，坐到我的左边。他甚至伸出一只手（黑黑的），试图越过我的身体，摸到我的右腿。他说：

　　它发热吗？

　　不热。

　　冷吗？

　　不冷。

　　什么时候成这样的？

　　自小便这样。

　　啊，我是三月初八才跌成这样的。

　　那你是还能好的。

　　你这是胎带的？

　　不是，是一岁时。

　　哦，可不能嫌歪，可不能嫌歪啊！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我能活到现在，应该感恩，而不应该抱怨。

　　他的意见与我是一致的。

　　尽管如此，我仍讨厌他。我嫌他离得我太近了。

　　但当我离开，看不见他时，我却记得他的不应抱怨而应感恩的忠告。

　　此类忠告我小时和青年时能时常听到，后来就不大听得到了。洞头村的这个人唤醒我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的意味之一，是村里人把我视为与群体的存在有关，我的痛似也能烙印到他们的心里；而城里人视我为一个单独的人。我早已习惯漠然相视，各自走开。我早已认为，群体是一个虚幻之物。

昨日之我

我们聚在山下的一个房间里乱弹。

　　她描述初见我时的印象：欧洲人的鬓角，智慧的头颅，俨然一个贵族，然而却十分的忧郁。

　　我觉得那是一个莫须有的人。

　　她那时十七八岁，我二十六七岁。她是初出茅庐的希望之星，我是愤世嫉俗的毕乔林式人物——至少我心里这样给自己认定。

　　我对她的印象：一个神情木讷的小姑娘，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她借走我的一本《猎人笔记》，迟迟没有还回来，那才是我耿耿于怀的一件事。

　　人不知道过去别人是在怎样的光影之下辨认出他的，也不知后来他是如何被人记忆的。现在听人这样说，或那样说，仿佛一面镜子在远处的黑暗中隐现，里面有一个来自别人的，与己无关而不甚清晰的梦。

　　那时的我不承认自己的周围会有什么有才华和有思想的人，更不要说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小女生了。在青春的目光之下，一切事物都来不及被细察，所有细节都被忽略掉。剩下的唯有一个自恋的形象，那形象之所以显得高大，是因为它被嫁接上了关于未来的想像。它是一个自我仰视的角度。我们却曾经为此而陶醉。

　　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已婚的男人。我只是还没有完全适应那个角色。我的女儿已经出生。她就像一个生前就已经见惯了世事的小人儿，对什么都不表现出惊奇。我对她暗暗地觉得失望。而我却不曾反观自身，认出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曾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看来，我和我女儿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我们都怀有一种向下的激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激情是扎根于土地的，不管我们的双足是否插入到一块特定的泥土之中。我们与土地有着深刻的关联。我们有着先天的自足、惰性和源于自身内部的丰厚。

　　我从女儿的成长过程中认出了昨日之我，令我既惊奇又满足。我们的自我认知是如此的漫长，曲折和幸福，并充满了各种貌似意外的机缘。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辨认出，由多少个不同的自我才组成了一个变化多端而又令人欣悦的生命长途。他是我吗？我们可以千百次地回头去这样问自己。我们可以坐在黄昏的光线里，谛听遥远而鲜活的过去之我与今日之我的问答。

　　在山脚下那个小房间里众人的喧哗声中，我继续凝视着昨日之我。一个久已忘却的形象快步朝我走来，她就这样从岁月的深潭里被拯救出来。她当然是一位女子，她的近视眼因为不戴近视镜而总是眯缝起来，那是她看待事物的富含意味的方式，于是她成为了一个有着梦幻般目光的神秘的美人儿；她的少女的羞涩，她的少言寡语，她穿一双浅蓝色袜子的动作有多么笨拙，她的由羞涩突然转为大胆的青春冒进，她所提出的一个简单至极的要求，以及随后不久她对于那个简单要求的简单的否定：这样的一出缺少必要台词的哑剧，一串欲说还休的动作，因为没有任何语言来揭示其意义，当然只能成为一出想入非非的爱情过场戏。但它却被理解为真正的爱情和失去了的爱。

　　而一场更具根本性的爱情还未及发生。它是青春的理想的一部分。如果它发生了，它就不成其为理想。那是糅进了过多文学想像的爱情：安娜·卡列尼娜式光彩夺目的高贵步态，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只有以惊人的放荡才能加以完美表现的女性之至纯，波德莱尔式猫样慵懒而神秘的性感女性，屠格涅夫追求法国女演员时的那种高尚并宽容至可笑的贵族之爱，卡夫卡写给他的情人的情书里的爱，以及密伦娜写给卡夫卡的情书，还有其他许多，组成了一个如同一场巨型舞会一样庞杂而鲜艳的爱的理想。

　　这个所谓的理想，它的致命缺陷，是缺少对于自我的任何一点发现。它把粗浅的文学经验转化为一种意淫式的享乐。这个风月宝鉴终至于把漫长的青春隔绝到了现实世界之外，并顺理成章地对于现实世界感受到一种高尚的绝望。

　　这就是她所说的我当年的忧郁吧。

　　几年之后，她也长大了。她爱上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爱她。他们当着众人的面表演一出爱情剧。我看到部分情节。我认识到，爱情本是不可以公开的。当他们演出至中场，遭遇到了波折，她从太原和其他的地方给我写来信。她的信里刮着冬季的寒风，那风裹挟着一缕缕彩色的忧伤，成为我向人夸示的材料。我说，你们看，这个小才女！

　　但他们还是结婚了。

　　他们到我家里看我，我们坐在被四围高壁挡住的黑暗中，她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突然惊叫道，你都三十岁了啊！

　　我轻蔑地笑了。

　　我笑我的三十岁，笑他们的庸常的幸福，笑家里以及四周的黑暗。

　　当我们今天聚在山下的这个小房间里乱弹时，我仍在笑着。我的笑仍旧粗率，尖利，无所阻碍，但我听得出，我的每一声笑都掺杂了岁月的风沙，如同一条长河，一弯行走的旧月，一块丢弃的泥土，和一个忘记了死的人。

　　责任编辑/白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