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6月6日阴培训会

　　上午走成都回来，下午13:30，去指挥部开死难学生家长抚慰培训会。市上来了工作组。

　　县委宣传部部长讲话。公布平武县死难师生人数：死亡学生343人，失踪12人；死亡教师13人，失踪3人。其中南坝小学死亡173人，平通小学46人，平通初中113人。

　　(最终核实学生死亡人数：南坝小学173人，南坝中学4人，平武中学1人，南坝周周幼稚园2人，平通小学46人，平通初中113人，桥头小学1人，石坎小学9人，石坎兴坪小学12人。)

　　部长要求：开展“一对一”抚慰工作，要切实宣传好党委、政府在抗震救灾中都做了些什么，要对部分死难学生家长群众提出的质疑做出积极的解释，要把5.12地震的震级、烈度告诉他们。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坚持以人为本，抚慰死难学生家长的内心。抚慰过程中，由他们哭，遇到过激言行要正确对待并化解，不能激化矛盾。

　　我们地方志办公室分到的两户都在平通：谢英，女，12岁，平通小学六年级，父亲谢成武，家住平通镇石坝村船头河；刘飞飞，女，7岁，平通小学一年级，父亲杨培富，家住平通镇石坝村毛坪。

　　6月7日雨转晴曾经百合

　　早上8点动身，中午12点到转盘路。路况一天比一天好。午饭是旅游局给的一听八宝粥。在沙湾塞车时，我拍到了路边带露珠的野百合。野百合在满目疮痍的地震断裂带上是对我们惊魂未定的内心最好的抚慰。

　　在转盘路望见平通，明显感觉已经不是5.12的平通了。即使还是5.12的平通，也不是5.12的气氛了。5月19日在南坝，就听说平通已经清场，指挥部已经撤退。

　　平通偶有房屋站立，但更多的是坍塌空缺地带，更多的是蓝蓝红红的帐篷。龙门山断裂带由北川延伸过来，穿过青漪江对岸的牛斐村，笔直地切开李家院，像一条侏罗纪龙，在青漪江里拱起一道堤，直捣平通场镇。李家院完全成了一条几百米长的废墟带，或隐或现在夏日的葱茏里。不管是钢筋水泥的新楼还是木结构的老房子，都被震得惨平。沿青漪江南望、北望，看见的都是被撕裂的山脉，血已结痂，伤口依旧。在这些伤口里，至今还掩埋着好些村民——仅牛斐村桥头上一个村民组就有29户37人。

　　正午的烈日照在平通初中的废墟上，113个少男少女已经被烧成灰烬寄存在江油殡仪馆某个我的想象无法企及的地方。他们坐过的桌椅、读过的书、用过的文具、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功课以碎屑的方式残留在瓦砾里。我躬身走在废墟上，寻找着他们的信息。我知道除了空无我什么也找不到。阳光已恢复它的金质，废墟外的桑田也已恢复它的沃若与葱绿。我看见那些被遮蔽的死亡清晰地呈现在废墟的缝隙间，就像受了烈日烘烤卷曲的字纸。

　　我在废墟上爬行，拾捡生命的证据。没有眼泪。被巨大的空茫笼罩。我甚至回忆不起二十年前我在校园里走动的情景，回忆不起那些年轻的感伤。死亡最重，它承载了教学楼的全部坍塌，承载了113个家庭的缺失与绝望。断桌，残椅，变形的文具盒，翻开的教科书，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一篇戛然止笔的小说，一段有趣的聊天记录，几颗散落的棋子，一串生锈的钥匙……先是目光去摩挲，再是心，再是镜头。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一个死亡或逃生的亲历。永远无法寻找到对应，因为永远无法让时间回到5月12日14点28分之前。

　　我坐在废墟上。埋下头。不为凭吊，不为思量，只为伤怀。一小孔阳光从我的臂膀间落下来，映在一个没有邮戳的信封上：平武县平通镇平通中学何敏(收)。落款依然是平武县平通镇平通中学。凭我的经验判断，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事件。何敏，你还好吗?与你对应的那个空缺姓名下的少年，他还好吗?阳光静止在信封上，像一滩眼泪。我非常非常担心这两个花骨朵。

　　两个少年爬上废墟，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注意到戴眼镜的那位，镜片背后蒙着凝霜似的悲伤。他极其单薄的身体站在废墟上的姿态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直觉到他们正在与已逝生命进行一种特殊的对话，或者叫缅怀，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依旧在一起。我过去与他俩攀谈。不语。彼此望着。用目光交流。直到我做了自我介绍，两个少年才开口。眼镜儿叫张合，平通初中三年级三班学生，5.12当天正是他16岁的生日。他们班的教室在教学楼三楼，他坐在后排，离门很远。地震发生时都没在意，等厉害起来他才开始跑，刚跑到二楼和三楼间楼道的拐角处房子就坍塌了，他当场被掩埋，所幸未受重伤，几十分钟后被救出。另一个同学叫吴佩轩。与张合同班，看身体像个运动员。果然，地震来的第二波他便开跑，房子垮塌时他已经跑到操场上。

　　两个幸存的少年有了笑意，我感觉到一丝欣慰。吴佩轩告诉我，他们班有11个同学遇难。具体问到名字，他问我可不可以不说。我看看他，又看看戴眼镜的张合。

　　“你们要是不想说，可以不说。”我告诉他们。

　　“你要他们的名字有啥用?”吴佩轩问我。

　　“也可以说没有用，他们死了，要不了多久便可能被遗忘，我是一个作者，记下他们的名字，是想在纸上为他们建立一座纪念碑。”我告诉他们。

　　“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告诉你!”吴佩轩说。

　　我这样写，算不算是在为他们立纪念碑?

　　他们是：潘红梅(女)，罗春梅(女)，崔箐(女)。余玲(女)，高明，余剑，赵玉林。敬琳琳(女)，刘娜(女)，刘琴(女)。

　　剩下的一位他俩一直没有想起名字。

　　我跟两个少年在废墟上合了影。

　　从废墟上下来，遇到正在小操场给部队烧开水的退休教师漆明华。从她口中得到了平通初中死难老师的名字：乔广平、蒲芳群(女)、蒲方权、禹淑媛(女)、曹定元、严玲玲(女)、李宏勇。乔广平是比我低一级的校友，是诗人刘强的同班同学。印象中的他皮肤白净，举止文雅，说话细声细气。

　　13:20，赶到平通上街船头河，见同事老何正在抚慰死难学生谢英的父母。为老何带路的平通小学潘钊老师和李璇老师也在。5.12过去27天了，谢英的父母看上去已经度过难关。我们按照6日下午的会议精神做了抚慰和解释工作，并询问到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和要求。离开的时候，老何以私人的名义给谢英的家长拿了一百块钱。

　　我很想看看谢英的照片，考虑到可能勾起他们的伤痛，又放弃了。

　　也是在谢英的家里，我才得知眼前那位戴眼镜的小家碧玉的李璇老师，就是乔广平的妻子。目光停在李璇身上的一瞬，我不经意打了一个寒颤。看上去她已经接受。她安静的身体，镜片背后疲倦、略带迷惘的眼神，她搁在双膝上的安稳的小手，都是接受的证明。但我又担心她是否真的接受，真的承受住了。

　　从船头河出来，我一直走在李璇老师的身后。滚日如火，空气里是焦灼的沉默。我酝酿了好几种版本的抚慰，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她的丈夫死了，留下她和儿子。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有些凌乱的发辫，看着她的牛仔裤和沾了泥的脚后跟，视线渐渐变得模糊。我希望做的，就是把手递

　　过去，让她握住，或者将手伸过去搁在她瘦削的肩头。

　　在93号帐篷找到刘飞飞临时的家。刘飞飞只有7岁，5月12日下午从废墟里掏出来时舌头都咬断了，脸也被压扁了——不忍去想象一个7岁的女孩在与死神搏斗中所受的痛苦。

　　地震发生时刘飞飞的父亲在距离平通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是刘飞飞的婆婆。婆婆慌乱之中抱到了别人家的孩子。

　　座谈的时候，老人家一直在抹泪，抹到后面，干脆不抹了，尽管它流。

　　“星期天在家里，晚上睡觉也跟婆婆睡，还抱着婆婆说：‘婆婆婆婆，我长大把书念出来了供你!”老人家一边讲一边抽泣。

　　地震发生后，刘飞飞的父亲急忙往回赶，看见自己的女儿没了也顾不上抠。爬上废墟去救人，救出了一个女生。刘飞飞的父亲告诉我们，救出女生那一刻，把她从废墟抱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是自己的女儿。

　　刘飞飞的父亲给我们讲到一个细节：星期一早上，刘飞飞又是说又是笑去上学，拿着专门为她换的5块新钱。

　　刘飞飞的婆婆也给我们讲到一个细节：六一那天，学校照样给刘飞飞发了新书包、红领巾和奖状。看见奖品，她一下都瘫了，哭成了泪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潘钊老师改完了刘飞飞的姐姐杨欢的日记。我拿过来看了几行，眼泪就出来了。

　　今天早上，老师再一次找我谈话了，她对我说不要消沉下去，如果再这样消沉下去，将会给你带来无比的不快乐，让我去和小朋友们一起上课，我拒绝了。因为只要看到和妹妹差不多的小孩子在一起，我心里很疼，我会想为什么妹妹没有能出来，为什么我们村里只有我们家走了小孩……甚至痛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拉妹妹一把……

　　离开刘飞飞家帐篷的时候，我拍了拍刘飞飞的父亲老杨的肩膀，要他坚强一些，多安慰自己老婆。

　　摩托车停在他的身边，他已经开始跑摩的找钱自救。

　　想跟李璇老师坐坐。乔广平走了，我知道我不能帮她什么。潘钊老师打电话帮我联系时，我告诉潘老师，她不愿意就算了。这是一个相当隐秘的愿望，不是为了满足我的道德欲望，更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怜悯与体恤之心。

　　李璇来了，停在潘钊老师住的33号帐篷外面。我发现她换了身干净衣裳。得体，时尚。我看看她，不晓得说啥。她在我对面靠近阳光的一把凳子上坐下，表情是默然、漠然，镜片背后的眼神也是默然、漠然。

　　把人叫来，总是要说话的。但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一个尚且年轻的陌生女人，男人在地震中死了，如何去与她交流?我确信她是不要听那些俗套的公共话语的，而我也是一贯轻蔑那些不带体温的公共话语。

　　我是希望她能谈谈我的校友乔广平，谈谈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可是没有。她坐着，镜片背后的漠然清清楚楚，她不像是对我有什么期待，她只是在挨，一分一秒地在挨。既然这样，她完全可以拒绝我，一个人呆着。

　　我这么想，又觉得她对我、对明天是有期待的，而且就在我们枯坐的时候，她已经有所感获。如果真如我想，那也是我的初衷。

　　我问到乔遇难的细节，李璇说她也不知道，她在小学，一直带着自己的班，她是第二天下午才被初中老师接到现场的，之前都瞒着她，不过当天半夜她已经预感到了。乔上的是化学，下午第一节是初三三班的课，地震时正在初三二班发试卷。初三二班的潘俊强老师(我的师范同学)正在一楼的政教处办公室批评午睡时说话的女生。李璇看见的乔已是遗体。她听人讲，乔当天下午掏出来就没气了，吐过很多血。

　　李璇没有眼泪，前前后后都没有，不多的几句话也是淡然。看得出她很疲惫，非常非常疲惫。从她表现出的茫然、漠然，我看出了她有失忆和麻木。当我问到她5.12之后的这些天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她的回答颇有些让我意外：“大家是怎么过来的，我就是怎么过来的。”

　　当我夸她坚强的时候，她说了四个字：“看似坚强。”

　　他们的儿子叫乔毅，就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打电话过来说已经到了南京。

　　我们离开的时候，李璇已经退到阴凉里。她瘦小，但却不孱弱。我们的枯坐就像我不成样的采访，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我谢谢她，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笑了一下。她的笑很短，很弱，很模糊，就像过早爬上她眼角的鱼尾纹。

　　下午16:50。在平通中街一幢贴有“加固使用”标签的楼房的阴影里，我遇见一位声泪俱下的妇女。听她哭诉，陪她流泪。她叫何珍燕，她的女儿何敏在5.12地震中遇难。已经27天了，女儿也是在她的怀里咽气的，但她还不相信女儿死了。

　　“闭上眼我就看见她，天黑之前也总是看见，她背着好大一包书本子，走得爬腰爬腰的……她迟早有一天还要回来!”何珍燕一边说一边抽泣。

　　一个少女渐渐呈现在我脑海，从石油般黝黑的夜晚。我希望看见她多一些，不只局限于书包、发辫、爬腰爬腰走路的身姿。我希望她转过身，看一眼我……

　　听何敏的妈妈讲——也不单是讲，是哭诉——7月21日何敏就满16岁了，她在乔广平老师班上，5月12日下午5点过抢救出来，脑壳和脸上有轻微的擦伤，有一颗门牙断了半截，她只是说“肚子疼”，说她的两只腿没法动，她躺在妈妈的怀里，要水喝，要妈妈帮她揉一下腿。在场的医生没让喝水。

　　“我包包里揣了几颗水果糖，我想给敏儿放到嘴里抿一抿，医生也不让，早晓得结果是这样，不如给我的敏儿水喝、给我的敏儿水果糖抿……”何珍燕说。

　　“星期六在家里，洗头洗衣裳，我和她爸爸在坡上忙，回来看见她拆了个烟盒盒，给全家人写了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我种了一点花，代表我的绿色心情——本想当面给爸爸说，不要损害我的花草，冬天那场大雪把我的花都冻死了……我记不得了……敏儿还写了好多好多……”何珍燕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爸爸吃了烟爱往她的花草里丢烟锅巴，她要她爸爸爱惜她的花草。她还写了篇日记，说她坐在窗台上，看窗外的菜花、桃花、麦子——她说她是第一次坐在窗台上看风景——落名是‘你们的大娃儿何敏，最后还有一句：爸爸爸爸，我二回毕业，想到西班牙去耍。西班牙在哪里?我的敏儿，你这阵会不会就到了西班牙……”

　　何敏的妈妈说不下去了。我叫她别哭了也别说了。可是她又说了：地震前两天的周六下午，她大婆婆看见她的玫瑰枝长长了，要她修剪，她说她不剪，她就喜欢玫瑰本身长的样子，还问她大婆婆要不要马裤，说她的马裤多得很。

　　何敏的妈妈告诉我，前几天何敏的一位好朋友打电话给她，说她在网上为何敏建了个灵堂，好些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人都来送了花、上了香。

　　凭直觉，我发现何敏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女孩，也是一个有心思的女孩。为了读到她的留言和日记，为了亲眼目睹她生前种的花草、熟悉她成长的山村，我坐她父亲的摩托车去了她的家。

　　(去何敏家的事，我后来写成了《天使寻访记》，登载在《萌芽》杂志2008年第九期，并给了何敏的父母一本杂志。)

　　晚上22：16，在平通初中37号帐篷见到了我

　　师范的同学潘俊强。在这样一个背景、一种环境见面，我们只有一杆接一杆地吃烟。他活着，还是那么宽皮大脸、虎背熊腰，只是他的母亲死了——五月十二日两点二十八分，死在了他的寝室里。他的母亲一直都在遂宁，春节刚刚接来。

　　潘俊强是幸运的，十二号下午他有第一节课，且是遇难人数最多的初三二班的课。地震发生时他还没上楼，他正在政教处办公室批评三个女生——她们平常都很听话，十二号中午睡午觉时却三番五次违纪——“是她们三个救了我，也可以说是我救了她们三个。”潘俊强这么说。潘俊强是学校政教处主任。

　　地震发生后，潘俊强不顾自己母亲的死活，一边组织男老师上废墟抢险，一边安排女教师转移幸存学生。有学校家属哀求潘老师组织人员先救她的女儿——也是学校老师，潘老师说：“不行，要先救学生!”所有在场的男老师都冲上了废墟。程道勋老师自己的妻子、儿子都被埋在了废墟里，也顾不上，一起参加了救援。

　　“先救学生，先救容易救的。”这是在危难之时一个老师的选择。

　　“走廊和楼梯间的人最多，大家动作要快!”这是一个政教处主任的声音。它急切、理性、充满对生命的理解与热爱。

　　“你们别怕，有老师在，老师一定会救你们出来!”潘俊强这样安慰废墟里的学生。

　　营救过去三个多小时，终于有两台挖掘机开进学校。潘俊强立即安排人找铜绳，进行氧焊切割，并亲自指挥装载机拉圈梁、吊预制板。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救出了93个活着的学生和60个遇难者。不幸的是，到13日上午，93个活着的学生当中又有16人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夜深了，月牙儿挂在帐篷上。月牙儿很黑，夜空很黑，像一幅版画。只有被地震撕裂的山脉是灰白的。

　　我走出帐篷，望着黑月牙，望着大地模糊的伤口，感觉心头一阵空寂。那么多的死发生了。那么多的惊恐与绝望发生了，我们还活着，我们用我们的活承受他们的死。这不是选择，是宿命。

　　潘俊强的老婆、女儿进帐篷睡了，还有我不认识的小李老师、老朱老师。我和老潘站在帐篷前面的土坎上，心里空得没有什么可说。月牙儿很好，却不能抚慰我们。老潘说，5月12日地震后他一直忙，老母亲遇难也只有草草安葬，前几天稍微松懈一些，夜里失眠，想到很多，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也不全是为老母亲，也不全是为死难的学生……

　　回镇政府的帐篷睡觉，在帐篷外面看见月牙在抚慰对象刘飞飞家的帐篷外摆谈儿和椒子山。很冷很美的一幅版画。我拍了下来。很静。月牙儿不再像先前那么黑，已经变红。

　　6月17日晴教育系统捐款

　　这次是包车，办公室临时请的打字员小春也去了，我的岳父也去了，老何的夫人也去了(因为晕车，只走到南坝)。本来12日就该去，陪领5000元国家抚慰金，因为是下午临时决定的，找的便车只挤得下一个人。这一次是去送全国教育系统捐款，每个死难学生3000元。

　　车直接开到谢成武家门前。老谢坐在阶沿上，没有什么热情，说话时也不看人。我主动进屋去抬凳子，递给老何，递给小春，递给我的岳父。老何说明来意，从皮包里拿出钱，递给老谢，叫他数一数。一个不鼓不瘪的信封。老谢不在乎钱，或者装着不在乎钱，没有去接。他的目光有些涣散。他仰起头，靠着墙壁，表情里同时透出悲怆和嬉皮。我怎么就感觉5.12使他的心变成了搓衣板，且是多年不用的搓衣板，生了青苔，变得滑腻停不住东西。老何再一次把信封递给他，再一次叫他数一数。他接了，转过身趴在凳子上数起来。我掏出相机，把正在舔着指头数钱的他和看他数钱的老何框进了镜头。

　　“这3000元，是全国教育系统捐的，是全国的教职员工对遇难学生家庭表示的慰问。”老何解释说。

　　我不知道我能够与老谢说点什么。老谢又高又瘦，皮肤很黑，脑壳、脸都很小，但眼睛很亮，说“贼亮”是最准确的，酷似一个漫画人物。说话的时候，抬头的时候，脖子上、脸上的黑筋绽出。一看就晓得是个一根筋的人。

　　把刘飞飞的父亲叫到镇政府的帐篷里，问他现在的日子、现在的想法，问他而今眼目下最急需解决的困难。几乎没有。刘飞飞的父亲永远都是一副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的表情。第一次见面给他一百块钱、一套床上用品，都是这种愧欠的表情。他叫杨培富。老杨把大把大把阳光带了进来，让我们觉得空气都在燃烧。把3000元抚慰金递给他，他是双手接住的。我不敢看他的表情，又黑又瘦又憔悴的脸上有些卑微。包括那一双黑如老鸦爪子的颤抖的手。

　　再一次问到老杨家里的困难，他这才羞答答地说想要点彩条布，回毛坪老家去搭个棚子，好放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老杨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就朝他指了指坐在他身旁的镇党委书记。老杨叫了声王书记，把要彩条布的要求提了。老杨说话的时候，书记的脸一直朝着旁边，没朝这边看。老何重感冒，上攀枝花卫生队打针去了。书记的举动让我很没面子。“王书记，老杨的要求你考虑一下。”直到我叫到书记，书记这才把脸转过来，打了两个哈哈，打了两句官腔：“现在都是帐篷，现在没得彩条布，等二回有了，再给你考虑。”也算满意了，虽然老杨和我都不知道二回是什么时候。

　　钱送到，人见到，我们走了。汽车一过，街上的灰尘溅起几尺高。关了窗玻璃，在没有空调的车里热得像洗桑拿。已经这样，我还要把脸贴到窗口去看平通。我也不晓得我看到些什么。李家院前两天又遭遇了泥石流，我们八号走过的麦地和桑林已经被掩埋。

　　6月23-24日晴面对很多事情，就像面对时间一样无奈

　　23日再次去平通。没有车，赶客车。

　　没有去见我们抚慰的对象。过于勤密地去见别人，就是给别人家庭添乱。

　　在转盘路赶车到江油，再到绵阳。江油街道两边搭的还是帐篷，看上去生活远没有恢复正常。在电视里看见江油要拆除三百多万平方米的房屋重建。车过李白的青莲，我看了一眼路边的牌坊。到了平原上，我看见的阳光除了烈，还有苦涩。绵阳人民的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又吃得上火锅了。绵阳人民只不过比我们早一些从水深火热里出来。到处都听得见有关水深火热的传说。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人物众所周知，事件版本不一，细节啼笑皆非。啼笑之余是悲哀。生活正常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我在雨田七层的楼上睡了一宿。雨田的新楼没有任何地震过的迹象，睡在里面便也不会像睡在平武要去幻想八级的情状。

　　24日凌晨醒来，翻了一大堆《文学报》，抗震救灾的居多，看见5月16日电话采访我、以及我后来在南坝的采访手记，深切地感觉文学参与现实的尴尬与可怜。纪实稍好一点，诗歌可谓惨不忍睹。

　　从绵阳到江油，再到平通，都有些喜剧。因为水观马鞍石堰塞湖放水冲毁了沙湾临时公路，我们只好在平通等。

　　两点出发，到九零三桥头被堵，沙湾的路仍然没有好。车龙从沙湾一直排到响岩。从南坝过来的人说，上面的车龙排到了高庄。我们当然晓得，林家坝还被交警堵了上百辆。一条地震后的

　　省道，不晓得从哪里来这么多车，看车牌号五花八门，差不多除台湾外各省的都有，重型卡车居多。堰塞湖昨天下午放水，车自然也是从昨天下午堵起的。很多人又问到政府是干啥子的，这么大的事，有通告吗?有信息公开吗?有事前预案吗?几十里的车龙，很多从昨天下午就开始等起。太阳一寸寸地走，直到落山，我们还在九零三桥头等。

　　在平通，听人谈到我上次访问过的李璇老师，说她被中学校长的老婆气晕过去了，原因是李璇找校长询问丈夫遇难后的抚恤情况，校长的老婆在一边帮腔：“你总可以领5000块钱。”李璇还了一句：“你想领，也叫地震把你男人摇死。”晕倒后，李璇住进了江油一家医院。

　　7月19日晴救助金养老保险

　　这一次去的队伍庞大，多了我老婆、老何老婆、打字员小春和她的男人、老胥、老何老婆的朋友四妹。路上很顺利，除了桐子梁，只要还剩老路的塌方都推见了老路。都(江堰)汶(川)路还没通，运物资运人的车还是走这条路，但没有前段时间拥堵。遇到一次性过50多辆拉板房材料的军车，也不必停下来等。

　　在林家坝那家叫“太安鱼”的馆子把人下下来，我跟车去平通接我们的两位抚慰对象。老胥在平通教过十四年书，也跟了去。看了好多遍地震后的平通了，看了和没看已经差不多了。要怪人的感官太浅，装不下多少感觉。

　　在中学坎上的临时集贸市场下车，遇到我的同学潘俊强，遇到教育局的好几个熟人。

　　杨培富的脸色不好，发黑发灰，精神也不好。他说他中暑了，几天没认真吃东西，靠喝米汤维持。我说时间长了不行，得输点液。我把老杨叫到一边，把在博客上为他募捐到的一千元钱递给他。他一边接钱一边说着客套话。谢成武是老何的抚慰对象，不在募捐之列。给老杨钱的时候一直背着老谢，免得误会。我带老杨去集贸市场找人写收条的时候也背着他。这一次，我跟老谢握了手，也看见了他的一点笑。

　　不知是疾病的过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发现老杨特别脏。衣裳就不说了，脸、手、头发，牙齿、鼻孔尤甚。眼珠子都脏。看了他，我的感觉很复杂，不是嫌弃，不是冷悯，是疑惑和疼痛。其实，他完全可以把脸洗干净，学会刷牙。

　　在林家坝吃饭的时候，我有点坐立不安。已经给何敏的父亲叶大全打过电话，估计他该来了。前三个菜是卤肉、凉拌心舌和回锅肉。杨培富不动筷子，说他中了暑热，不想吃。四妹的座位挨着老杨，把椅子拉得很远，表情是无限的厌弃和恐惧。老何叫老板打了一斤青梅酒，除了老何和老胥都不喝。老杨和司机小鲁自然是不能喝。我也不能喝。谢成武说他也不能喝。老何给每个杯子都满上，递到面前，老杨、小鲁、老谢都推了，我接了。老何给小鲁和老谢要了啤酒。

　　几口酒下肚，老胥活跃起来，但不是酒，是语言。女人们唧唧喳喳，麻雀子嫁女。我有些沉默。沉闷。我一直惦记着叶大全，他骑摩托车下山。自我揣摩，明白是对老叶一家产生了点感情，明白是因为他们痛失掉的何敏——我总是能从她留下的有限的文字，清晰地看见一位敏感、多情的少女的模样。我忽略了一大桌人，惟独注意着老杨。他不吃，抱着膀子，却不甘寂寞，反复说着“领情领情”的话，全然不知一旁四妹的嫌弃。我感觉到悲哀，或者说遗憾。礼数的教化有多么可恶，把穷人的血液都变得那么假。

　　正难受，转眼看见玻璃窗外的叶大全，起身从几个女人背后挤出去，和老叶握手。都起身给老叶让座。老何给要了碗筷，倒了青梅酒。谢天谢地，老叶穿得干干净净，头发胡子也干干净净，牙齿眼珠子也干干净净。看见他穿的印有钱江摩托的橘黄色体恤衫，我总是去想在环法自行车赛第一赛段穿上黄色领骑衫的西班牙人巴尔维尔德。何敏在日记里表露过对西班牙的向往。

　　一桌人继续吃，碰杯，说客套话。我琢磨着怎样把善款交到老叶手里。老叶不善言语，吃菜喝酒都显得很被动，别人说话他只是听。有一阵子我发现他没动筷子，就隔着桌子喊他。大盆的太安鱼已经上来，盘子里的卤肉还剩了不少。看着老叶把东西吃进肚子，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我注意到老叶有一筷子挑到了三片粘在一起的卤肉，没好意思挑走，在盘子里又蹭又抖，也分不离。已经是吃剩下的，他还那样，我感觉有些难过。

　　隔着玻璃窗，看见老叶的小女儿在公路上，叫老叶喊过来一起吃，老叶说不管她。我起身要去喊，小女儿看见我，转身跑掉了。我希望她能过来吃些菜，吃些鱼；虽不是啥山珍海味，却不是她可以经常吃到的。想到小女儿坐在板凳上吃鱼的样子，我开始预支另一笔幸福。

　　我叫妻子问老板要了干净碗筷，挑了些菜和鱼。光靠想象预支幸福是不够的，我要看着何敏的小妹妹吃鱼。小女儿算听话，她爸爸一喊就过来了，接了妻子递给的碗筷，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吃起来。

　　小女儿的妈妈是突然走进馆子的，她把我吓了一跳。她的样子，她的黑，她的眼睛和眼神，她的斜斜的嘴唇……她挨着我妻子坐下，我转过脸去看她，没敢跟她打招呼，甚至没敢对她有一点表情。方才听老叶讲过，他妻子脑壳已经沤出问题，整天不吃不喝，见人又说又哭。眼前见了，果然不像是一个正常人。叫她吃饭她摇头，叫她喝水她也摇头。我觉得害怕。这害怕里裹挟着凉气。

　　酒足饭饱，老何将就旁边一张空桌子开始现场办公。我们抚慰的两个对象一个坐在他对面，一个坐在他旁边。叶大全旁听。我打了两个转转，把老叶叫出门，引到侧边一个商店，把钱数给了他。他借了店老板的笔，在老杨开给我的收条上写了字、签了名。太阳不是很大，但热得够呛，跟老叶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撩起衣裳在煽风。老叶没有多余的话，我很喜欢。

　　回到馆子里，听老何给两个抚慰的对象交代填表、写申请的事。这一次，每户一次性救助6万，并为孩子的父母各购买一份养老保险。一直闷闷不乐的老谢听了，绽开了笑容。病中的老杨笑得有点合不拢嘴。都只是一瞬间，就像一次余震。老何讲得很清楚，是政府的意思，却是以几个基金会的名义。

　　7月30日晴为孩子们送葬

　　凌晨4点20起床，40出发。包车。画家马俊子随行。到南坝天亮。到平通6点半。从转盘路起，一步一哨，随处可见警察，气氛紧张。我知道，159个学生和6个老师的骨灰盒即将运到。

　　天刚大亮，街上、路上、田野里四处都有人跑。从平通镇临时政府下面的公路上到潘驼背老婆的馆子门口都停满了汽车。

　　目光跟随玉米林里的人捕捉到了墓地的位置。人牵线一样地往墓地走，有扛天堂别墅的少年，有抱鲜花、塑料花的大小姑娘。表情是一色地严峻。有个别母亲和婆婆已经放纵地嚎哭起来。看她们的眼睛，像是从昨夜一直哭到今晨。我注意到那些扛纸房子的少年和抱花的姑娘，他们一定是来送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的。从口音和穿着打扮可以看出，有的人是从外地赶回来的。

　　墓穴早已挖好，3米×4米的规格。168格早已分出。第一次看见，就觉得是电影院里的座位，即将开映的是少儿片，等待孩子们蹦蹦跳跳对号入

　　座。墓穴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很多的心思才挤上前去。孩子们还在路上，由6位老师领着乘坐大巴。他们没再唱队歌，不再唱任何歌，包括他们喜欢得不得了的周杰伦和张含韵。他们在黑匣子里，已经交出疼痛和肉身，交出冲动与灵魂。大巴驶过松花岭便进入了青漪江流域。早晨的空气非常适宜孩子们呼吸，我担心充足的氧分会让过于年轻的死亡苏醒，吓坏车座上抱着盒子的士兵一一他们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一一我设想有一两位士兵太困了，睡着了，睡梦中双手还紧紧抱着红布包裹的黑匣子。说不准这些士兵里也有人的弟弟妹妹在这次地震中被瞬息垮塌的教学楼压死。我不敢去猜测他们的心情。等待的间隙，我竭力想弄明白自己到墓地是为了送别，还是为了抚慰。工作是正当的，也是其次的。那就是目睹?我没有具体的送别对象。看着怀抱鲜花或塑料花等在墓穴两边的孩子，看着凝固在他们脸蛋的泪水，我感觉我变成了一个比他们还要小的小孩钻进了他们的身体，走进了一个家庭的告别。我习惯这样设身处地去想、去感验，不是为了遮蔽羞耻。

　　骨灰盒来的时候，被一位嚎啕的老妪阻止了。她在5·12地震中失去了孙子，现在又失去了自己。运骨灰的部队改换了路线，好不容易在人山里新辟出一条道。墓穴四周人山浮动的样子，便是一只放大的哭泣的眼睛。我从睫毛走进眼帘，淹没在汩汩流注的泪水里。我从墓穴上面的玉米地下来，一点一点挤到了墓前。骨灰盒早已到达，只是墓穴被悲伤的家长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从天津打工回来的年轻父亲因为没有找到孩子的照片而悲痛欲绝，一面招呼着墓穴边上的妻子，一面发表着过激的言论。一位背着褡裢的七旬老人站在墓穴边上有一声没一声为孙子喊魂：“杨林娃，杨林娃……”有人过去劝说、拉扯，他干脆一胯骑在墓穴的沿上。一位穿黑衣的中年母亲泣不成声，不管哪个去劝说都不听，她要爬上墓穴去，墓穴上的干部和警察只有伸出手来拉。

　　运骨灰的战士的感情是零度偏下的，这非常适宜于他们严肃、黝黑的脸庞。他们的忍痛都在内里。太阳下两三个小时的静立，背景几乎是脸挨脸的哭泣与诉求。战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战士的身体里也有人的全套感知系统。我在人缝里看见最前面那位抱骨灰盒的小战士脑门大汗淋漓，先是他的战友在为他揩汗，后来是几位遇难学生的母亲。这个细节让我鼻孔发酸。

　　我感觉要支持不住了，钻出人堆躲进了玉米林。我想从头到尾目睹整个下葬的过程，又想给自己留一些空白——不是常言的想象的空间。我毕竟不是一部摄像机，我选择了暂时的缺席。这缺席也是插叙。

　　在山下一个临时安置点后面的泥地上，我看见三辆从江油运送骨灰过来的中巴。离中巴不远的断墙和草坡上，站的、坐的全是人，哭泣的是少数，麻木、沉默的居多。他们在等他们的孩子。等军人从车里出来，他们会从军人手里认领自己的孩子，然后跟随军人送到墓地。

　　在返回墓地的路上，我看见那位黑衣母亲，她已经昏迷，躺在担架上，液体已经挂起，跟着担架奔跑的是白衣的护士。墓地已经燃放起鞭炮，烧起纸钱，青烟笼罩了好几台玉米地。远远看去，青烟笼罩的墓地和青烟里的人，就像是一幅多了现代元素的山水画。

　　墓穴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我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外面的人在往里卡，里面的人在往外挤。鞭炮一串接一串像是炸裂在五脏，纸屑、泥巴落在身上和头发里，烟雾熏得眼泪双颗双颗地淌。我见缝插针地往里挤，尽量隐秘地把镜头对准传递中的骨灰盒和在骨灰盒上痉挛的手。要不是眼睛还保留着对烟熏的不适，我甚至觉得自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部照相机。对面崩塌的山崖下的青漪江在静默地流淌，隐喻了一切事物都将归于绝对秩序的命运。我想到了这一天的傍晚，或者往后每一天的傍晚，这个集体墓穴的冷清与荒凉。特别是在隆冬，种子还在泥土里冬眠，乌鸦哇啦哇啦飞过土坎上的桐子树。还有盛夏的清晨，露水挂满一笼笼的熟草，蛇打着呵欠从墓碑后醒来，坟头哪一丛从高山移栽的杜鹃花已经开败。

　　一个少年的歇斯底里把我从白日梦里揪醒。他正在从一个战士手里抢夺骨灰盒。战士把骨灰盒抱得很紧。但看他的表情，却是很为难，不知道是该松开还是不该松开。少年十七八，估计也是个学生，他是完全失去了理智，陡起八字脚在抢夺，一边抢一边嚎啕。有人在拉扯，有人在劝说。少年发疯了，不顾一切地转动着身子，挥动着手臂，打到了周围的人。有人抱住少年，企图把他控制住，结果被少年肘击鼻梁。少年最终耗尽体力，瘫坐在地上，一声声唤着妹妹的名字。我站在墓穴旁的一个斜坡上，不断地变换站姿。

　　少年被人扶走，骨灰盒的传递恢复了正常。有年轻的母亲叫着孩子的名字从我前面挤过，要把孩子的玩具放进去。母亲泪流满面却相当理智，递玩具过去时只是把手在骨灰盒上放了片刻就拿开了。是抚摸。记忆里的抚摸。对再也无法完成的抚摸的一个了结。我留下了四五只手共同抚摸一个骨灰盒的镜头。

　　下葬还在进行。太阳突然没有遮拦地流泻在满目疮痍的山地。用四川话、普通话念出的名字早已在火焰里燃烧过了，还要燃烧一遍。我从人堆里退出来，找不到一寸树荫躲太阳。鞭炮声稀稀落落，青烟失去了早先的浓郁与质量。在土坎下的人群里看见我们抚慰的对象，看见何敏的母亲，都不说话，只交换了一下眼神。

　　责任编辑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