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顺民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是历史机遇与地理条件的选择，没有这两样在一起合谋算计，一切都不可想象。

　　走西口，是诞生在清初的一次浩大的移民运动，波及到长城沿线河北、山西、陕西乃至甘肃、山东、河南诸省，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中国移民史所罕见。事实上，越过长城出走口外，从明代长城落成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历代修筑长城，明代为最。仅晋陕两省，长城连起来就有1771里零123步之长。这条长城也确实起到了隔离作用，把河套地区的元朝旧部搞得穷极无聊，一口锅一旦烧破就愁得没办法，只能用皮囊将肉包起来，一边淋水一边在火上煮。更有甚者，几户人家合用一把刀，连维持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

　　晋陕长城边上战事频繁，可考察整个明代的边疆兵事，晋陕两省的战事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小股部队骚扰，或秋天纵马强硬闯关劫掠，或冬天踏冰过河，但有斩获就抹头出关，并无久留之意，终不成气候。最大的一次土木堡之变，跟山西大同有些瓜葛，但未发生在山西。大同马市向为瓦剌人所重，但那一年，太监王振在那里监市，非要给人家的马压价，可能压得太厉害，瓦剌人不干了，陈兵市口边关，大肆抢掠。明英宗也糊涂，脑袋让门给夹了，在王振的怂恿之下，一时兴起，御驾亲征，结果被瓦剌部掳去做了人质。瓦剌白白替人养一个皇帝实在不划算，他们要的不是政治上的胜利，而是经济上的利益，把皇帝放了回来。明朝没有倒霉在长城外，而倒霉在长城内。长城外三关，打得最大的一仗是明末李白成叩关入京，总兵周遇吉雁门失守，李自成尾随至宁武关，双方胶着半月之久，损兵折将，最后叩关成功，周遇吉被乱箭射杀。而经此一役之后，李自成的军队损失相当惨重，以至到了北京之后，其实并没有多少兵力，根本无法守住京畿，更不必说争夺天下。

　　外三关之首的偏头关自建关以来，战事寥寥，而宁武关与关外之敌干脆就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守关将士与关外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倒处得很融洽，贸易从未间断，有时竟然大模大样通起婚来。相对于贯穿明代始终的内乱而言，至少晋陕两省的边疆倒显得风平浪静。

　　除了觉得打打杀杀得不到多少便宜，连一口锅、一把刀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之外，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信奉了喇嘛教，教化之下，和平的愿望十分普及。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与其妻三娘子很聪明，主动与明朝修好，开边互市，晋陕两省长城一线共开了16处关口进行边地贸易。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隆庆开边”。口里口外，从来没有隔绝。到清代康熙皇帝到土默特部视察的时候，居然发现好多蒙民都习汉俗，筑屋定居，聚村成镇，城郭俨然，有的蒙民干脆放弃牧业转而从事农业，种植的作物与口里汉民别无二致。

　　明清交接，边疆北移，长城失效。清代沿长城虽然也延续明朝派驻兵员。为维护蒙古部落的利益，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前代那么严肃。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震惊清廷的青海蒙古葛尔丹部叛乱。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历时数年才得以平息。精明的皇帝唯物主义学得好，认定生产方式决定行为方式，于是决定开边，让汉民进入河套地区进行垦殖，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蒙古王公们也觉得坐收租利比游牧纳贡的利益来得更快，纷纷上书要求照准汉民进入“界地”开垦种植。正中下怀。“照准”。很快，晋陕长城一线的汉民像听到一声军令纷纷涌入。我们祖先背着行囊涌出口外进入河套平原的时候，随行带的不仅仅是寻求温饱的欲望，还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的风俗、习惯、礼仪、居处格局甚至恶俗原封不动地复制一遍。守旧的官员非常痛心，上书老皇帝，痛陈利弊，老皇帝微微一笑，将奏章随手丢在案几之上，安安然然地睡着了。

　　到清晚期，朝廷财政紧绌，山西巡抚岑春暄主张放垦长城一线的“黑界地”。清政府派绥远将军贻谷前往绥远主持报丈土地。说服蒙古王公，招募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百姓移民河套，甚至还在这里安排了一批湖南湘军退伍战士。从此，大量人口涌入，河套迎来了又一个开发高潮。

　　走西口与闯关东不同，是政府主动开边开禁，这里头可以玩味的东西很多。闯关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清朝入关定鼎，却把山海关给死死关起来，除了军队和土著外，其他内地人绝对不允许进入这块曾经的龙兴之地。后来，俄国人从背后越过外兴安岭进来了，人家要占领，朝廷当然不愿意，跟俄国人打，打胜了，谈判，说那是我们老祖宗在的地方，请你们出去。俄国人那个时候还讲理一些，在大清面前并没有后来那么傲慢，他们说：我们也没说那不是你老祖宗生活过的地方，但是你那里有政府吗?有军队吗?有老百姓居住吗?土地森林又不会说话，那里除了野兽什么也没有，你说那是你家的，证据在哪里?康熙皇帝哑口无言，只能吃闷亏，这样才有了清朝外交的第一份划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签约之后，康熙觉得人家说得太有道理了，赶紧打开山海关放汉人进人垦殖，再不开关，怕做第二个明朝了。所以，闯关东是被动开关，没办法的事情，走西口则是含着政治意图的一次主动开边。有趣的是，第一批进人东北的人，竟然和走西口一样，是山西的商人。

　　走西口的历史，基本上靠口头文学代代相传，比如包头城是怎么由一筐豆芽菜一块嫩豆腐发展而来，比方耸动海内的晋商又是怎样得到朝廷的恩宠特许，获得经营盐茶专利一夜暴富，诸如此类。而仔细梳理这些传说，就又会发现一个历史必然。在清代初年，河套平原在地理上具备了开发的可能。

　　河套平原的开发，固然很早，早到秦汉时期，种植传统应该很深厚。可是汉代之后，戛然而止。就是盛大的唐朝，那里仍然是一片草原，虽然设有边府都护，但并没有明确的垦边记载。到了清中期走西口移民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大规模“移民实边”，黄河经过千年酝酿，终于自然流成一张河网纵横的天然水利灌溉网络，西南部、东北部低，开一条大渠，就可以自流灌溉。以前怕是不具备这种条件。我曾经采访过许多走西口的老船工，他们说，当年曾经筹资在包头城外建过一个码头，谁知道码头刚刚建好，过了没有几天，码头怀前的黄河突然不见踪影，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码头背后几里之外的地方去了。河套地区的乌拉河(旧称五加河)原是黄河故道，但被沙淤之后与黄河割断。可见河套的河流改道是经常的事情。

　　我们的祖先到那里之后，立即行动起来，向蒙古王公租一块地，下死力气开大渠，测水文，立水闸，灌农田，黄河两岸从此船筏往来，麦浪如潮。今天河套平原的地图上那些纵纵横横的蓝色线条，灌注着多少山西和陕西汉子的汗水、血水，还有常年在水里沤着从腿上流淌下来的脓水。汉人入套之后，也确实培养出许多水利专家，比方说外号“瞎进财”的河北邢台人王同春，一只眼睛，后来参与过国民政府的治淮工程，还被阎锡山邀回山西，主持今天朔州境内的金沙滩水利灌溉工程。比方说杨米仓父子，也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今天杭锦后旗还有一处灌溉工程继续使用，叫杨家河子，就是这老汉开的。傅作义主政绥远，杨家河子收归国有，为了安抚杨家弟兄，在灌区

　　之内设县立府，那个县就叫“米仓县”，也就是今天的杭锦后旗。巧的是，那天我问这个老汉的来历，居然是河曲人，居然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

　　从此，“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面好收成”，沿着亲缘地缘延伸出去网络，更多的人抛家别子，越长城，过黄河，日行百里，紧七慢八到包头城歇上一脚，怀揣着到口外“小簸箕撮元宝”的梦想，第二天再向西，向西，在某一个村落，就看见捎书过来的二姑舅家，那里，飘起绸子一样的炊烟。河套川的炊烟是永恒的地标，袅袅伸至十丈二十丈，都不扭曲散乱，难怪王维叹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移民垦殖，扩大种植面积，传统农业从来以此提高效益和效率。河套平原适时形成了便利的开发垦殖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内地民众的生存压力?统计出这样一个数据肯定要花一番功夫。仅故乡山西省河曲及邻近保德两个县份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河套平原的人口已经超过两县现有人口的两倍之多，也就是说，如果单纯将“走西口”作为一种地方民众的生存方式进行考察，它养活了内地走西口县份三分之二的人口。三百年来，走口外，是我们那地方老百姓的一个常态生活，生活常态，就像今天农民工外出打工一样自然。

　　诚然，口头文学中的走西口是一条充满凶险的路。趟水过黄河，风大摆浪全把哥哥摆到水里头；翻坝梁遇土匪，强梁霸道不说理，盘缠路费抢尽叼光；过库布其沙漠是必经之路，可那里根本无所谓路，一点点骆驼粪，一根瘦弱的芨芨草就是路标，此一程能否回去还是未知数，调皮的后生一进沙漠就朝故乡的方向烧一张纸，自己向自己永别；来到黄河滩，路过珊瑚湾，蒙汉杂居，语言不通，讨吃要饭都困难；长牙店里每天客满，没铺没盖，好心的老板拿一根杠子在横七竖八睡的人中间撬开一条缝，说你睡吧；上后山、出澄口，迷迷离离就失去方向，以为前面不远就是嘉裕关……漫漫西口路，端是一条送命路。

　　三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趟过送命路，生生趟出一条活命路。只是，用脚丈量出来的地理概念和被思乡纠缠着的走西口经历，在民间口头文学那里变得苦不堪言。河套平原无霜期特别短，能够挥汗如雨下死力气“撮元宝”的日子至多只有五个月。走西口的人儿春去秋回，如大雁一样去了，又要回来，漫长的旅程与孤寂的日子靠什么填充?越想越悲苦，放不下口外的收获，丢不下家里的老小，一来二去，苦，便成了永恒的主题。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口外人口定居者甚少。农民每年春期出口，很少有在故家租种土地的。1936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人到伊盟右翼、左翼诸旗调查发现，无论是早期开发的鄂尔多斯腹地，还是靠近黄河的套地，鲜有固定租户，出口农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游农”状态。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当然不便于携家带口。保德县出口农民身上必带的东西就是一张铁锹，白天挖甘草，晚上用铁锹搭一张简易帐篷，就那么过一天，随时准备拔腿就走。而蒙地汉民，死了之后还不准在当地擒坟安葬，去世之后只能将棺木暂时厝起来。在达拉特旗的一处高岗上，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形，平地起坟，暂厝的泥抹小房子，冲南边开一个小口子，好让孤魂回去。这种情形真是让人感动，感慨。我们的祖先走西口经历过多少磨难，从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农民如此，商民亦复如此。晋省商号，上到掌柜，下到伙计，都不得携带家眷。伙计做买卖，十年之后才允准回乡探亲一次，此后是五年一次，四年一次，三年一次。那些富可敌国的晋商，穷其一生，跟家人团聚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五百来天的样子。

　　这样两个因素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口外诸地的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举河套地区临河县为例，1927年，全县总人口51746，男性32012，女性19734；1928年，全县总人口53781，男性32638，女性21143；1929年，全县总人12156593，男性34253，女性22340。男女之比基本上保持在三比二不到的水平上，临河县城关地区为商民聚集地，更是等而下之，1927年男1432，女652；1928年男1439，女679；1929年男1543，女706。男女之比还不到二比一，真个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全县三分之一的男人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城关更甚，千人满一城，半城纯光棍。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口构成格局，个人生活质量会是什么样子?加之政府除了对地亩和地亩之上的收获感兴趣。根本谈不上什么管理，控制比较松弛。河套地方，与走西口移民同时诞生的，还有土匪，还有恶霸，直到抗战军兴，国民政府部队源源不断开进，控制才稍微严了一些。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个人生活质量又会是什么样子?

　　那也只能唱唱酸曲儿，倒倒苦水。所以，民歌二人台里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涉男女情感的。有人说，民歌二人台里多数是朴素的爱情抒写，这个不能否认，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面，毋宁说是浓烈的情欲表达更为准确一些。

　　然而也不，我常常怀疑那种苦是近世有意或无意加进去的。曾经见过几个版本的《走西口》，几个版本是多么的不同，远至同治年间民间戏班的戏本，还有瑞士传教士记录的词谱，开首一句“咸丰整五年，山西省遭年歉”就没有来由，1943年之前的版本根本不这样唱的。而且要命的是，考察山西省的气象资料，咸丰五年，恰恰是一个丰稔之年，就是以十年九旱而闻名的河曲、保德而言，也至少是一个平年，根本没有遭过“年歉”。倒是咸丰八年，陕西北部大部分地区遭受了一场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许多陕北人走西口逃荒，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跑到了山西。显然，这个遭“年歉”的唱法是后来为了“诉苦”的需要加上去的。

　　咸丰五年，已经不可想象。丰年也罢，歉年也罢，西口是要走的。歉年走，因为逃荒，丰年更走，因为那里有“好收成”，更有大把的机会等着你。其实，这里头更有一层地理选择。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河曲、保德两县，从建州立县开始，两县的人口从来没有突破过12万。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这是一个人口的极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不是社会发生动乱，就要想其他法子。

　　有意思的是，你若考察历代农民起义，每一次大起义爆发，跟人口的峰值很有关系，从汉到清，概莫能外。只是，到清代之后，西口外面提供了化解社会矛盾的广阔缓冲地带。

　　西口外，是我们那地方人灌输给孩子的第一个地理概念。探起头，目光越过被老树遮住的长城垛口，黄河沿长城边缘流过去，河对岸的山峦便是西口外。西口外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山是丹霞地貌，阳光斜打过去，红得像火一样。

　　西口外面好收成，是真的。山西省河曲县故乡的人总是念叨着这句话。也果然，西口外面隔三差五回来三姑舅二姥爷，白茬子皮袄貂皮帽，紫红脸膛油肚皮，这种诱惑便变得实实在在。亲缘地缘扩大，有好收成的西口外被一点一点坐实了，那是西包头，是萨拉齐、土左旗、土右旗、郡王旗、澄口、五原、杭后、前旗、达旗、后山、余太，那时候不知道旗是一级行政建制，只以为是一杆杆旗帜放置在地图那里猎猎飘舞。旗帜所在的地方，揽一把空气攥起，伸开，手掌里便是二两麦子。

　　漫长的童年和荒芜的少年时光里，西口外是财富、富裕、机会、冒险的代名词，是看得见的诱惑与召唤。常常想起“西口外”这三个字破空而来的那种激动。也常常想，祖先们最初结伴乘船越过长城口的时候，是不是也怀着这种激动?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