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有富

　　1966年6月26日下午6点多钟，长治上空忽然发生了一件震惊人心的事情。一股龙卷风由东南向西北游移，看上去像一根擎天巨柱，上接云端，下接黄土大地。随之飓风、暴雨、冰雹交加，席卷而来，持续长达60余分钟。那冰雹大似鸡蛋，造成十多年来未曾见过的洪灾，使全市近三十个生产大队惨遭侵袭。这一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把上党古城人民震懵了，冥冥之中似乎在预示着一场更大的人间灾祸即将来临。

　　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周扬，诬陷他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大红伞”。众所周知，周扬是文艺界中最赏识、最器重赵树理的“伯乐”。周扬被批，预示着赵树理也必然在劫难逃。

　　1966年7月14日下午，晋东南地委召集地区直属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48个单位，17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党员代表720人，第一次传达了李雪峰同志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的报告。7月17日，中共晋东南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期，率先放出引路的气球，第一次公开点了赵树理的名。

　　7月19日，晋东南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2期，更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一开始矛头就指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初步揭发出一批重点，其中重点人物47人，重点单位是地委宣传部、专署文化局；揭出的重点人物中有赵树理、专署文化局局长徐飞和地委党校秘书科长赵德文等。”很显然这是要拿赵树理和与之常有联系的宣传、文化部门的人开刀。

　　当时，中共晋东南地委还在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等“八条规定”。借“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之机，于7月20日，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13名同志，在地委大楼的三楼楼道里，给赵树理贴出了题名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第一张约一万三千多字的大字报。

　　7月21日上午，晋东南地委“在骨干中两次传达华北局会议李雪峰同志两次报告的基础上”，又召开了四千人参加的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当日下午，再次由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牵头，联合地委常委、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袁健、地委常委宣传部长郭旺才等17人，又给赵树理在地委大楼的二楼楼道里，贴出了第二张题名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三万字大字报。

　　7月20日、21日，前后两张大字报，洋洋四万多字，把晋东南地委所在的二、三层楼道转着圈儿贴了个密不透风，就连大白天也得开电灯照明。在长治这个2赊万人口的上党古城，这两张大字报就像放了两颗原子弹，震撼力空前，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文革”骨干分子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取经。

　　就在7月21日下午给赵树理贴出第二张大宇报的同时，中共晋东南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已将第一、第二两张大字报共约四万三千多字的全文编印成《文化革命简报》第3期，铅印成册，随即发送至中共山西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晋东南各县委以及地直各相关单位、相关部门。

　　第3期“简报”，在以《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为题的“编者按”中说：“‘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地直开展文化革命的四十八个单位，充分运用了革命大字报这个有力武器，揪出了一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大大小小的个人野心家……本期简报选登了王尚志、仝云等十七位同志写的一张三万字的大字报和一个八千字的附件。这张大字报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一举揭开了赵树理多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的顽固堡垒，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至此，烧向赵树理全身的大火全面点燃了。

　　8月1日、2日两天，中共晋东南地委召开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对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面上各县常委、办公室主任和四清县的常委59人，地委副部长、副专员以上15人，地直机关科、局长以上92人，特约劳动模范李顺达等4人，省联络组4人，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口办公室19人，专、县各剧团21人，文教单位左派代表12人，共计226人。会议由地委副书记仝云主持。

　　会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晋东南地委领导下的晋城县委“挂职”副书记，赵树理不得不作了第一次检查。全文如下：

　　看了诸位给我出的大字报，千言万语无非促我革命，我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知道好歹，所以特别感谢。

　　我的错误积累了多年，是非常严重的。在大字报揭发下和小组同志们帮助下，使我有点初步认识。我的主要错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在上党戏曲工作中我充当了什么角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胜利剧团”为代表的上党戏剧改革是有成绩的。在那十年中我虽然也协助过一些工作，但未能协助他们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在已有成绩基础上继续提高，致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未能抗住旧戏反水，被旧势力冲垮了那点基础。

　　我到北京后，搞戏曲工作，局长就是田汉，田汉那些黑帮老头子和他掌握的戏改局的马彦祥、马少波等戏剧专家，他们组织学习《蝴蝶盃》、《贵妃醉酒》等旧剧，通过学习自己认为提高了，作了他们的俘虏，相信了他们所指出旧剧中的所谓“人民性”。并帮他们回来上党推广，并从四川等地把翻箱底翻出的旧剧带到北京，在北京汇集后，自己拿钱买上，辛辛苦苦从北京带回几百个所谓“优秀”的传统旧剧节目，送到上党剧院。所以我是输送者，这是最大问题，逢人就宣传，认为是做党的工作。

　　我每次回到上党来，就先询问戏剧情况，有时协作排、改旧剧，催促他们学习黑理论，虽然上党的黑戏也有是从文化行政系统来的，但是我给的也不少。同志们揭发说，晋东南戏剧头上有三座大山，那两座我记不得是谁啦，反正我是座大山，人家不如我大。对旧剧我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不能说我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封建，我只是封建里头的一个宗派。因为立场不稳，丧失了立场，就不能提意见，站在宗派立场上提不提都一样。假如我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纵然抗不住，至少也能有所不为，不帮他们干这黑事。

　　这个黑线是怎样接上的呢?因为自己身上有黑线头，对旧剧不分阶级的爱好。比如爱好《雁门关》，认为是老戏啦，可以欣赏角色、服装、唱腔、音乐等艺术，但实际上是拿杨八郎、余太君对人民进行了反动教育，台下有人感动得流了泪，这是被封建戏感动得流了泪。

　　《三关排宴》虽说是有关部门邀我参与修改的，但这种事为什么会选到我头上，因为我正是有资格、有兴趣的封建艺术代理人，我没有黑线头就接不上线。我在黑线上是个什么地位?过去认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争地位，现在才知道是站在封建立场上来争论。《三关排宴》从东北拍

　　完电影后，在北京演出，剧协组织座谈会召集了几十个人，其中包括侍候过满清、袁世凯、日本人、国民党的四朝元老剧作者对我大加指责。事后我去找周扬告状，说他们没有资格评我，我不能当他们的孙子，但也没闹出个结果来。从此，我便存心在上党弄出一个局面来和他们比比看。现在看来这是和人家站在同一个封建主义立场上闹宗派，当孙子并不奇怪——他们这种资格确实老。大字报说我手伸得很长，我曾赌气说我连个组长也当不了，我还伸那么长手干什么，其实，我在戏剧上是个“权威”，我想在上党戏方面另搞一套，这还不是抓吗?是伸手抓。

　　在晋城的三省戏剧会演(即1963年10月初，赵树理跟晋东南专署文化局一起，召集全区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及正在晋东南演出的山东荷泽专区枣梆剧团、河北邯郸专区永年县西调剧团、河南郑州市越调剧团，加上晋城县上党梆子剧团，从3日到13日，举行戏剧研究座谈会，黑夜看戏，白天讨论，戏称“晋冀鲁豫四省大会”——笔者注)，也是在这种黑思想指导下做起来的，好在戏剧革命之势迅速到来，才使这场翻箱底成为旧戏的强弩之末。

　　在戏剧界，我在人家黑帮中是个孙子，来上党想搞独立王国，不遗余力地推广人家的东西。上党旧戏也有别人的东西，我也知道都是谁的责任，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大，顾不上去考虑，等自己的问题清理出个头绪来再去说。《十里店》不是这里的问题，另外去说。

　　二、在小说创作上我算哪一系?

　　在写作上，我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歌颂时代精神，没有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和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却写出了一些中间人物，甚至以对立面为主角，暴露了个别落后部分，给社会主义抹了黑。

　　以前老背着个农民出身的包袱，1964年北京文艺整风就没有整进去。当时传达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我当时认为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是说他们的，调我去是当骨干调去整人的。后来当批评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时，说写中间人物有我，我当时就觉得冤枉，我以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的理论与我无关，因为我的作品在前，他的理论在后，我的作品不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写的。现在想来，这不成理由，我的中间人物作品在前；正好给了他感性知识，作为他的理论根据之一部。自己写了中间人物，本身危害已经不少，何况还被他采为论据呢。

　　这一错误的主要来源，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未经彻底改造。1964年作协党组指出这一点自己没有想通，以为主席《讲话》中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包括自己，没有认识到从农民出身的学生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并不优于上海亭子间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参与过一点间歇的生产，思想感情和真的劳动人民仍有很大距离。既是这样出身，又没有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只是到火边圪光圪光，站一站，所以虽然长期在群众中跑来跑去，实则还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今年60岁了，再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搞上十年八年，还可写点东西，写不出做点实际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以前觉得自己无产阶级化了，二十多年不落实，今后要落实。到哪里去锻炼?还到尉迟、峪口，我不怕见熟人丢人，人熟知道我是什么料，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揭出来摆完(按照当时记录者记录，赵树理说到这里“哭泣”了——笔者注)。以前认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对农民不生疏，毛主席指示不包括自己。其实自己就是小资产阶级。说小资产阶级好像光荣点。

　　我为什么写不出英雄人物、好作品呢?因为自己对劳动人民亲手创建的事业爱之不深，只有局外人的感觉，看不到当事人得到成绩的快慰之感，而只容易看到一点什么问题就瞎议论一番。把这样的材料积累起来，只能写成问题小说，想不出现“中间人物”也不行。

　　主观上也想写一个东西，起一个作用，但小资产阶级立场写不出来。意大利有一个作家是一篇作品一个问题，我比上三十年代的祖师爷连个孙子也不如。

　　《小二黑结婚》是1943年写的，二十三年了，原来觉得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实执行者，不是那回事。自己农民出身，念了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古书，哪能写出无产阶级的东西呢?二十三年了，向外国人介绍是人民作家，麻纸包了个木棍当了二十三年人民作家。大连会上一个标兵是我，二个样板一是《四年不改》一是《赖大嫂》，并没有我的《锻炼锻炼》，有同志说有《锻炼锻炼》，不过这也不是本质问题。《四年不改》是我推荐的，我把韩文洲最坏的作品当做最好的去推荐，明明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面，却认为是抓住了问题。因为我与韩有同感。是那年回家，见打了些坏井，分外气愤，对农民干部发火了，不原谅。作为写问题小说，认为可把问题抓住了。农村干部四年犯错不改，就容纳不下了，那么自己二十三年不改又该怎说?韩文洲同志可以写个二十三年不改，当然这是向内部讲的。

　　我在文艺创作上，长期打着人民作家的旗帜，受着劳动人民的供应，招摇打混，幌来幌去，不歌颂时代精神，不歌颂人民，光给人民抹黑，这就登报我也同意。

　　三、对三面红旗

　　在这方面我思想是混乱的，主观上也拥护三面红旗，道理也会说，但用总路线的语句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自己是没有干劲，甘居下游，人家走的快了就不以为然，生怕人家出事故。可是对“人民公社”(包括高级社、初级社)，自己始终是热心拥护者，没有动摇过，没有怀疑过。但这说不通，三面红旗是连在一起的，人民公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又要以大跃进的精神向前迈进，谁也不能分开来拥护哪一面又同时反对哪一面。在逻辑上我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也解释不通。在跃进中对千千万万人所参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从成绩方面看问题，碰到前进中一些因经验不足而出现的偏差，便以为不可终日，急急忙忙找有关领导反映，并要求按照我的自以为是的意见办事。自然，有关领导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不能按照我的意见办事，如果真听了我的话，便会取消了大跃进，总路线就会落空。三面红旗是连在一块的，反对一部就是反对全部。这样统一来看，是不会错的。统一来看，我站在反对方面。

　　形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仍是自己没有真正投身在火热的斗争中去认识、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大家在建设中自己在建设外，没投进去，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说话，这和一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站在一边评长论短没有什么区别。

　　我向沁水李德全建议，把宋福堂调出端氏公社，过不久，宋福堂走了，不知是否我的话发生了作用，事后有人反映新来的人更坏了；更坏不更坏，我不负责任，也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和写大字报一样是听来的。但今天检查我对不起端氏人民，把能领导农业生产跃进的好同志调走了。

　　大字报说我反对计划生产，我说过农民吃什么种什么，但是地专领导也不一定听我的话，要听上那就坏了。

　　大字报说的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自己学的怎么样，上边说我死不读书，把自己叫回去到中

　　宣部读了半年书。我对马列主义读的少，毛主席著作学的更少，不是一点也没沾，只是说不努力，要努力就不该是这个水平。对群众学“毛著”，过去曾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说法一样，说群众不能那么随随便便地去活学活用，想叫有人去系统地教，不然怕学不好。以后事实教育了我，现在人家学得很好，不用说尖子，就随便一个小姑娘来考我，我也不及格。1963年参加了一段黄碾整风，后又到了黑山底，开始认识到大队党支部是和汽车上的发火机一样。又认识到农民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列主义，必须去输送。我想过系统去送，后来晋城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起来后，认识到不是需要编什么东西，就是给送“毛选”和“选读本”就行了。我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是的话，还能跟黑帮接线，二十三年不写好东西。近年来开始认识了，还愿意当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

　　解释一下大字报说的我的二首诗。大字报说是黑话，可能是有一个流言说我是在北京罢了官回来的，就猜测我反对党。其实我的官没有罢，全国文联理事、作协理事、曲艺协会主席等都在，有五六个官衔，最大的是曲协主席，和音协、剧协是平列的，我挂上红条上天安门二层台就因有个曲协主席。我的诗要是反毛主席就成了反动分子。一首是访问大庆油田后给《诗刊》写的，第二首是给曲协一个副主席王曾山祝寿时写的，不是反诗。

　　总之，我的错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

　　在戏改方面，我做了田汉黑帮的孙子；在创作方面我是失职者，同时做了邵荃麟黑理论的根据；对三面红旗我成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代理人(原说的三面红旗下的笨牛不确——笨牛总还能负一部分责任)。

　　赵树理言不由衷、甚至带着委屈的口头检查，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认为他“根本没有触及到实际问题，更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本质”。因此，“与会同志硬着头皮听了他的检查，十分气愤，纷纷递条子要发言。两天来有二十八位同志在大会上痛斥了赵树理的反动言行”。大会的主持者首先请上台发言的当然是早已为他们写好了揭发批判稿、只是让他们来照本宣科念念而已的李顺达、郭玉恩两位全国劳模，赵树理曾长期蹲点的晋城县南村公社峪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尚贵生，然后才是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阳城县委书记张王成，以及上党戏剧院梆子剧团的演员代表张永堂等人。

　　尽管赵树理曾反复说：“你们说我反党，反了党，我到哪里去”。“你们把我当敌人，我还得把你们叫同志”。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至死也是不会改变的，可这又有什么用?

　　8月3日，赵树理被迫做了第二次检查。

　　据中共晋东南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1期载，全文照录如下：

　　上次检查，地委看了，由仝云书记指出其不深刻及态度不端正之处，并指示要我按思想、立场，彻底、全面、系统地作一总清算。遵照这个精神，重新作如下检查。

　　(全面、系统的检查，须接触一些历史，但一接触历史就会拖长篇幅，为了照顾一点，关于不得不提的历史部分，我尽可能简约，如有说不明问题之处，请地委提出再作补充。)

　　(为了不拖长，与上次检查重复的部分不再写进去。)这次检查的内容，分为下列七个部分：

　　一、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从何而来?

　　我一向检查不着我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被一个所谓“先进”的包袱压着的。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有了一点为政治服务、为大众(那时尚没有明确的为工农兵的概念)服务的简单觉悟之后，而且又是个不被文艺界所承认的倡议者、试验者；在名利方面自己也比较淡薄，不但在抗日战争以前几十万字的作品无存稿(现只存了可以背诵得出的一个小剧本《打倒汉奸》，写于1936年)，而且在抗战开始以后至1943年前的十几万字作品也无存稿。1943年我写出《小二黑结婚》，恰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区来的时候(比发表的时期迟一年)，我读了，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不久，山东转印了《小二黑结婚》，山东省主席黎玉发表了推荐文章；接着延安的《解放日报》也连续转载了这一作品，我从此才成了所谓“作家”。

　　现在检查起来，我在这时候就有个很大的误会。自己所理解的为政治服务，表现在作品中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内容，而只是资产阶级也有的那一点反封建内容：所谓为大众，也不是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全部含义，而只偏重于“群众语言”一个方面。

　　在立场、观点上自以为没有沾染过资产阶级那一套，更是误会，实则是还没有沾了无产阶级的边。自己的创作生活虽然开始较迟，可是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文艺爱好者，对中国的封建文艺爱的是《西厢记》、《红楼梦》等，对翻译作品则是不分什么主义，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小泉八云、易卜生……拿得到什么就看什么，接受的东西虽不成系统，可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五毒俱全。创作开始时，除在语言上用的是农村口头语之外，其他一切方面还不是完全受上述五毒俱全的思想支配着的吗?

　　即以《小二黑结婚》为例，就充分能证明这一点：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不是以阶级感情为基础而是以生理上的爱慕为基础的；对他们的家长，不是像毛主席说的用保护他们教育他们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而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在“神仙的忌讳”这一小标题下冷讽热嘲地刺了他们一顿。这不都分明是用资产阶级眼光来看待农民吗?

　　这一作品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听到的评论一贯是捧场话，并且两度(第一度在香港)被拍摄为故事片，自己也没有体会到人家所赞赏的是什么东西。也不是绝对没有人提出过疑议，好像在抗战时期就有个老同事(忘记是谁，非文艺界的)提出讽刺农民是立场问题，但自己听不进去，以为讽刺得不过分，理由是其中的二诸葛就是以我父亲为模特儿的，孩子对父亲的态度会有个自然的界限。现在看来，误会正在这里：农民的孩子，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孩子们作了几年同学，受地主、资产阶级的老师们几年教育，又爱好了几年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很自然地就觉着自己的父亲不够格了。那时候，自己也有了一点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反迷信、反旧式婚姻等封建习惯，但在思想意识上是把农民也当作封建代表者反在内的，在学生时期有这思想不奇怪，在写作品时期，虽然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但有这一点未割去的旧思想尾巴也还可以理解，而事经二十三年之久，一个所谓老党员还批判不了这个，那真是太不像人了。

　　其它作品一时赶不及一一检查，不过可以说：从《小二黑结婚》直到《十里店》所有作品，凡是有中间人物(其实是落后人物)出现的，无不是受这种思想支持的。

　　二、以个体农民的思想对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

　　从初级社的成立直到公社化的一系列农业生产机构改革，我的思想还赶上了，而在把集体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规范的具体措施上，有些地方我反而又站到个体农民的观点上去了。当时(尚

　　未定六十条以前)因经验不足有些计划不太符合实际是有的，但那是研究改进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计划的问题。可是我的思想则主张国家只要把征、购的部分分配到各核算单位，让该单位把国家所需之部纳入自己单位的规划中，统一计划，自给之部不必由国家计划。我持的糊涂理由(实则是修正主义经济刺激论)是农民自己对他们自己所熟悉的土地及切身的需要，要比县社两级熟悉得多，能多生产他们就不肯少生产。

　　与这相连带的是过分强调因地制宜，取消竞赛，以为各核算单位自己的经济收入就是推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与全民所有制竞赛的作用不一样，举行竞赛反而容易产生形式主义。

　　此外还有一些怪思想：如“粗放和集约相结合”、“计人产不计亩产”、“经济作物定量不定亩”等等。

　　我把以上这些怪想法、怪议论集中起来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忘了)，投寄红旗杂志社，并给陈伯达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理论梗概。寄稿后两天，北京来电报调我回去，路过太原恰好听庐山会议的传达(录音)，知道自己的文章有毛病；回到北京，要去抽回稿件本来还赶得上(估计不过才到)，但那时候思想不通，以为宁可犯错误也要把自己的意见给中央首长看看。

　　回到作家协会，才知道是调回去整风。支部把有关庐山会议的文件传给我看时，我一看到彭德怀的发言，觉着这一发言和我自己的想法大部分如出一辙。我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有时虽然很固执，但对党也还老实。我说我与彭没有联系过，但我想的和他说的一样，而且现在还变不过来，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党的处分好了(彭的发言是对大跃进的攻击，不是我寄给《红旗》杂志文章的内容)。

　　这次会开了大约十几天，把我那篇文章也抽回来一并批评了，也一分为二地把一些情况澄清，批评确系错误的部分，但经过很长时期(好像有半年)研究之后，肯定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没有给以处分。

　　现在看来，这次给我作的结论是偏宽了的，后来在这方面的错误仍是当时错误的重复或继续。如果当时作为反党问题给予严格处分，也就不会再犯。那些怪道理也没有什么难理解，就是不愿承认它是修正主义的只凭物质刺激，想脱离计划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而已。

　　三、阶级熄灭与阶级调和论：

　　“所有制改变了阶级就消灭了”这一错误论点我记不得从什么地方接受来的，仿佛远在解放北京以前就有过点影子，虽不十分明显，可也没有认真地清除过它。这一错误思想表现于我的作品中有过三次。第一次表现于《石不烂赶车》中把一个地主“认罪”一词，因韵脚关系换成了“检讨”。第二次是在《开渠》中把大车交给刚被批准入社当社员的地主去赶。第三次是写《三里湾》时有意不写地富，以为地富无入社资格(当时有此规定)，主要阻碍初级社扩大的是富裕中农和翻身时多占了果实的人。对地富勿过刺激是阶级调和思想，一般地是婚姻问题，以为农民不与地富结婚，就会使地富自己互相结婚的机会多起来，对分散他们的结合不利。具体事例则为研究给伪村长摘帽子问题。当时我虽然是以个别为例来考虑对社会的利害关系，实则倾向于“摘”，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前数例出现于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尚可说是思想上有糊涂处，后一例则出现于今年春，而且不仅仅像作品中表现一下而是具体的人，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四、身份与纪律：

　　在工作中看到问题不说固然是自由主义，但应该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通过一定的组织系统正式提出。我的错误在于不知自己懂得多少，又不知天高地厚，在各级领导同志面前妄自尊大，有时像个检查员，大言不愧乱议论一通；有时像个疯子乱开一顿玩笑，连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领导上因为尊重自己，说话的口吻都很和气，有所指责、有所命令也都采取商量的口气，而自己则往往不知自觉自爱，愿接受就接受，不愿接受就巧辩饰非——阳奉阴违的人就够坏了，而自己竟坏到“阳”也不“奉”。这种恶劣行为例子举不胜举，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顽固地坚持演出《十里店》。这戏自在太原第一次观摩演出后，各级党委书记、文教主管部门、老同事、老作家、老朋友、老首长……大家都曾对自己苦口婆心地屡加劝阻勿令放行，而自己一意孤行，利用领导上没有明令制止的情况，偷偷摸摸把它放出去，直到此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给自己贴了大字报，尚不愿认错，仍以为自己是为革命的。难道全省只有你赵树理一个人是革命的了吗?光说这一件事，就不只一次地遭到应该开除党籍的地步了。

　　五、名义即权威：

　　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个文人，无权威感，经小组帮助和大会揭发，也使我吃惊不小，如李留斌同志揭出我在地委会议时插断书记的话，在阳城县委会议时坚持住一个人意见弄得会议无结果而散。王聪文同志揭发我在谈戏改时批评了他，李宜生竟借此撤他剧团党支书之职。听了这些揭发，使我毛骨悚然。我真不会想到自己一点毫不在意的言行，竟会有这样大的牵动。其他未经揭发者尚不知有多少。

　　六、迷信专家轻视群众：

　　自己没有什么系统知识，却非常迷信系统知识。如晋城峪口支书揭发说，有个中学生要我讲毛选，我先问人家是什么文化程度，当人家说出是小学毕业时，我便劝人家去读“农业常识”。他说这具体的事我记不得，但非常可能，非常合手我的想法。我总以为学毛著须先具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基本常识，小学毕业是啃不动的。其实我到峪口时，黄福连早就在别处作过学毛选经验的报告了。我这个迷信专家的人，对这非常宝贵的新生事物竟迟钝到令人不可理解的程度，还要继续当什么作家，写什么英雄，当什么县委书记哩?

　　七、对学习毛著的态度：

　　一个有三十年党龄的所谓老党员，要说对毛著一点也不爱那也不合平事实，不过说来也奇怪，我读毛主席著作开头是从爱那样的文章读起的。从文章上过瘾说来是都读过了，可是从用字上说来除了和文学接近的文艺座谈会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党八股……及有关整风的几篇，其余都不曾联系着自己的思想精心去读。给人讲的时候也不太少，但总以为群众不易懂毛主席原文，而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话讲，有时候为了解释“无产阶级”一个词，所说的话竟能超过读一遍原文的时间，而给人的印象正如这次大会上群众口头揭发的叫做“东拉西扯”。

　　对待群众学毛选的观感，两个月以前(即便多也多不了几天)还像中央文件所指出的那种老爷式态度一样，以为如没有专人(又是专家观念)去讲，只能是庸俗化，不起作用。两个月来，从广播中，学习模范报告中，县委的总结报告中受到点教训，认识到自己不但失掉了做先生的资格，而且做学生也不会成个好学生了。

　　总之：自群众学毛著成为高潮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使我认识到自己不但是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臭文人，而且已经成为情同隔世的老古董，对新鲜事物已经是一窍不通了。

　　我深深体会到要斗臭的人，只是早已臭了而尚蒙着个被单没有揭开的人，我自己就是一个。

　　我对党再不敢多所要求。假如党还愿意把我留下来察看一个时期，给一个最后改造的机会，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两张四万多字的大字报以及中共晋东南地委召开的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的内容虽然也触及到赵树理的部分作品，但重点还是自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学毛著以及在他《三复集》中的各种言论。中共晋东南地委、专署的领导者们昭然若揭的是要将他打成反动“权威”、“黑帮”，斗倒、斗臭，不管他赵树理的检查是否深刻，是否触及灵魂，都很难得到他们的肯定。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赵树理被留在了长治，住地委、专署东招待所西6排6号，被责令继续检查交待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1967年1月，山西“一·一二”夺权之后，对赵树理的批判立即“升级”。阴历春节前后，赵树理被从晋东南“揪”回太原。这期间除又“揪”回长治批斗过一次而外，在随后的岁月里，直至悲惨去世，赵树理再也没有回过晋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