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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就是妈

时间:2023/11/9 作者: 时代文学·上半月 热度: 12936
马瑞芳

  引言 婆家妈

  三十年前,我给山东电台做过一个“午夜时光”节目。

  题目叫《两个母亲》。

  人的生命是母亲给的,母亲具有唯一性。

  她是世界上那个最疼你的人。

  我怎么能有两个母亲?

  一点儿不错,我有娘家和婆家两个母亲。

  我把娘家母亲叫“娘”,婆家母亲叫“妈”。

  常言道:婆媳是“天敌”。

  我与婆婆却三十几年和谐相处,亲密无间。

  1965年我在我娘身边读完五年大学后到天津工作,1978年回山东大学任教,又和我娘同在济南十年,1989年我娘驾鹤西去时我四十七岁。

  从1970年我儿子出生,除有时离开的时段,我妈跟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三十多年。2006年,老太太以九十三岁高龄离世时,六十四岁的我终于正名为自己家的家庭主妇,我跟朋友们调侃说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娘富家出身,读过私塾,养育三子四女,“文革”前全部进全国重点大学 。

  我妈出身清贫,跟开口红楼闭口聊斋的我娘不同,她一个大字不识。

  我娘要求女孩跟男孩一样认真上学、好好读书,从来不教女孩如何做饭洗衣、针线女红、整理家务。娘要求女孩跟男孩一样学业争先,掌握专门知识,报效国家。至于家务活儿,娘说:“这些东西不用学,将来成家立业,只要心中有爱,慢慢都会。”

  娘有时也为我担心,她认为四个女儿中,二妮最笨且脾气犟,从小儿全家喊我“牛子”,亲爱的猫哥七十多岁时给我打电话头句还是“牛!”戏语成谶,我果然嫁个姓牛的。

  我上大学时,有次娘看到我穿了很长的线钉钮扣,笑盈盈地说:“二妮这个笨劲,非得让她婆婆给送回来不可!”接着说起“拙老婆扯丈麻线”的谐趣故事:有个青州婆娘,穿上很长的麻线给丈夫纳鞋底,她的婆婆听到“嗤嗤”拉了半夜,以为肯定纳了半个鞋底,第二天一看,只两行。婆婆骂道:“这私科子的工夫都用到拉麻线上了。”要把儿媳妇送回娘家。

  我比这个青州婆娘还笨,居然没给婆婆送回娘家。

  世上总是蛇有蛇路,鸟有鸟道,老天爷不会饿死傻鸟。

  我结婚之初,两地分居,各住集体宿舍,食堂吃饭,无家庭事务。儿子出生前几天,婆婆来了。一般女子娘家叫惯“妈”,喊婆婆“妈”拗口,常常羞羞答答,能不叫就不叫。我却开口就叫“妈”。因为我家是叫“娘”。

  我一直纳闷,青州城里土里土气地呼母親为“娘”,淄博乡下却时髦地呼母亲为“妈”,这倒方便了我,一点儿没觉得需要改口,当然也没一分钱改口费。

  我妈有三个儿子,牛大哥曾自豪地宣布:“你们妯娌仨,加起来,也比不过咱妈。”

  信哉此言!

  如果家庭主妇也评职称,我大概照顾年限能评个副教授,而我妈,家务工程院士当之无愧。

  人生路上,我很幸运,

  既有娘家娘,

  又有婆家妈。

  婆婆就是妈。

  第一章 ? ? ?曲阜“坐月子”

  我妈是“孙子至上主义者”,

  为了孙子她什么活都乐意干

  1.“哎呀,是个小子!”

  加缪写道:“分娩是长时间的、困难的·····这种努力使我精疲力竭。”

  加缪生过孩子吗?!他哪儿知道,分娩岂止是精疲力竭!

  1970年十月十七日深夜,曲阜县医院妇产科。

  那是个动乱的年代,医生、助产士早已不见人影,临产的我被交待给来实习的赤脚医生。

  若干年后琢磨,从我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名院名医身边离开,到县城找赤脚医生接生,我是不是脑袋给驴踢了?就不怕出点意外?

  知道后怕时,孙女已经上大学。

  什么叫分娩阵痛?切实领教后才知道。

  撕心裂肺、愈演愈烈、昏天黑地、无法逃遁!

  在妇产科病房,我妈一直用劲攥着我的手,一声声叮咛:“别叫!第一个孩子叫,以后,个个都叫!”

  我想喊一声:“你走开!没有‘以后!一个就受够了。”

  没好意思说。怎么着也受过高等教育嘛。

  “可以进产房了!”赤脚医生检查了一下,笑盈盈地说。

  我妈继续紧拉我的手不放,好像她一撒手,我就从哪个门缝钻出去,不给她牛家生了。

  赤脚医生有赤脚医生的好处,可以不按医院规矩办事。

  模样不到二十岁的赤脚医生看着我们,笑了一笑,说:“大娘,你一块进来吧!”

  倒好像哪个村的大嫂大妈约着一起锄地!

  我继续忍受炼狱般的苦难,她们却悠闲地聊起来。

  “大娘,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快快的就行!”

  苦撑苦熬,已进入十月十八日子时。

  一声响亮的婴儿哭声!接着是……

  “哎呀,是个小子!”情不自禁的一声狂喜呼喊。

  “大娘,你还是盼个孙子啊!”赤脚医生哈哈大笑。

  我妈盼孙子,久矣。大儿媳生了个女孩,小儿媳也生了个女孩。她担心我也给她生个孙女。烧香拜菩萨求孙子,不知多少次了。嘴上不说,心理压力可够大的。害怕牛家无后。这事,我当时一无所知,是后来“家长”告诉我的。我们会说“这是老封建”,可是对于一个乡居老太太,你能要求她觉悟高到哪里去!

  赤脚医生把儿子抱给我看,明亮的大眼睛,眼窝像中东人那样深凹,长长的睫毛,活脱当年猫舅 “银娃娃”的照片,长大了肯定像姥爷那个1950年国庆进京观礼照。

  不是说月婴丑似驴,不是说月孩不睁眼,这小子怎么如此精神、如此俊美?我高兴得什么都忘了再问。

  一系列问话,都是有了长孙的奶奶在说:

  “你给俺孩子过称,啥?七斤二两?”

  “你得把胎盘给俺,俺自家埋了。”

  “你管给俺孩子洗澡?不怕过了风?”

  “你给俺搁婴儿室,不会跟别人家孩子混了?啥?手腕拴绳、按脚丫?”

  “啥时候抱出来让他妈妈给吃奶?”

  ……

  赤脚医生掌控下的年月,哪有什么接送产妇、推着走的病床?赤脚医生剪好脐带、包好婴儿,送进婴儿室后,回来问我:“现在能走了吧?”

  “能。”我形神俱疲地说,不能走也没人抬,没车推呀。

  瘦弱的老妈扶着我,我重重地倚在她身上,一步挪两寸,蹭回病房。好在不远,十几步路。我妈扶着我躺下,给我盖上被子。她自己端个小凳子,坐在床边,仍然抓着我的手。我有气无力地看她一眼。我妈一脸的疼惜。

  我身心俱颓地睡去,大约睡了几个小时,睁开眼,我妈趴在床边我的被子旁,似乎也睡着了。我刚一动,她一下子醒过来:“他妈妈,你凑啥(干什么)?”

  从儿子出生那一刻起,我有了个新称呼“他妈妈”。

  一叫就是三十几年。

  2.“老妈牌席梦思”

  1965年参加工作后,我领工资的单位是位于天津海光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自从1966年初我在《健康报》发表长篇特写《李志山勇攀科学高峰》,缩写版发在中宣部刊物《宣教动态》,被毛主席看到后讲过话,我就成了卫生系统有点儿知名度的“小笔杆”,不断被“借调”写作:1966年借调到卫生部帮助写全国十年中医工作总结,然后借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编院报,1969年底借调到天津市卫生局“六二六”办公室,写城市医务人员下乡报道。我每天从海光寺挤公交车到小白楼上班,怀孕九个月仍然挤车,有时离站点几十米见公交车远远过来,撒腿就跑,等公交车的人笑着喊:“看那个大肚子跑得多快!”什么事也不当回事的往往怎么折腾也没事。我总共做过三次产检,就“到日子了”。

  1970年国庆节前,接近临产的我从天津坐九个小时硬座到兖州。

  “山东大学一分三,济南曲阜和泰安。”著名诗人臧克家之子、政治系臧乐源老师的顺口溜在山东流行好多年。因为最高指示有“大学还是要办的”、“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没提文科,又因为山东大学的红卫兵在济南闹腾得太厉害,20世纪60年代末山东大学被一分为三,理科留在济南改名“山东科技大学”,生物等系合并到泰安山东农学院,文科跟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成立新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人都到曲阜来了。

  嫁牛随牛,我不能不追随“牛司令”到圣人故里坐月子。

  我们家没人参军,我的夫君没结婚前却从岳父家得个外号“牛司令”。大姐、三哥都跟我们同届同学,是所谓山东大学1960届,他们看到电影里有个总打败仗的国民党司令姓牛,就开玩笑地把我的男朋友叫“牛司令”,这一叫就叫了一辈子。后来他自己总结:“我这个司令只带三个兵,一个公开不听指挥(儿子),两个阳奉阴违(妻子和女儿)。”

  牛司令骑自行车到兖州火车站接我,得意地说:“你进门就能吃上可口的羊肉!”

  为对我表示关怀,他头一天从市场买了新鲜羊腿,出发前炖到蜂窝煤炉子上了。

  “有这等好事?”我一边嘻嘻笑着,一边想起三年前新婚不久,因包饺子煮成面片粥两人吵成乌眼鸡的往事,抱着旅行袋,“呼”地跳上自行车后座,奔羊腿去也。

  几十里坑坑洼洼公路,我好几次差点给栽下来。

  如今的青年人可能要问怎么不坐出租车。那年月,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也基本不见影儿。

  一小时后进入曲阜师范学院家属院,到新家门口。

  从窗口冒出滚滚黑烟,空气里一股焦煳味。

  “不好!”牛司令丢下我往房间跑。

  鲜美的羊腿已经连锅变成了焦炭。

  “哈哈哈!”我笑得快要肚子疼。

  但现在还不能疼,得等牛司令再去火车站把老妈接回来。

  三天后,牛司令又骑自行车去火车站,老妈挎个大藤筐坐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筐里有差不多一百个鸡蛋。

  按山东习俗,鸡蛋是产妇第一必需品。可那时鸡蛋成了稀罕物,每人每月按票供应一斤在石灰水里泡过的鸡蛋。我们俩是集体户口,石灰水泡的鸡蛋也不供应。这筐鸡蛋是老太太自己喂鸡,再一个一个给我攒起来的。

  我妈一看床,立即說:“这样的床不能‘坐月子,硌人。”

  她老人家哪里知道,这因陋就简的床还幸亏牛司令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哩。

  曲阜师院派给一间半房子,是平房,东边邻居有历史系黄云眉教授,我们的几位老师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住在后边的楼上。我们的平房有厨房,没家具,没卫生间。牛司令在路边发现两块贴大字报的木板,又宽又大,顺手牵羊,把它们扛回,再从根本没学生的教室找了几张长凳,把两块板拼起,又寻张破桌子,新居全套家具大功告成。“双人床”虽然造成,但上边只垫床薄薄的旧被子,躺上边当然硌得慌。可是,有什么办法?

  “你去买几个麻袋,装上麦穰!”牛司令接到老妈的命令。

  那时虽然断不了喊“割资本主义尾巴”,曲阜东关大集上却卖什么的都有。

  我妈把麻袋拆开,重新连缀成像双人床大小的巨型口袋,装进麦穰再缝起来。

  我睡上“老妈牌席梦思”,松软,暖和,舒心。

  我妈做饭着实好吃哩,包羊肉饺子,皮薄馅大,一咬一包油;烙油饼,外酥里软,一层又一层,绿绿的葱叶、自己焙好擀细的花椒面,咸淡可口……这下子我可有口福了!

  可没想到,接下来一个月,这些好吃的东西一概不给我吃,只让吃流食、软饭。

  3.按我妈规矩“坐月子”

  像我这样做产妇,现在的女士大概做梦都不敢想。

  我觉得阵痛后,从位于曲阜县城西郊的曲阜师院走出来,一边跟牛司令聊天,一边沿着孔庙墙根,朝县医院走。阵痛发作,就停下来扶着驮碑的龙脑袋喘息,不疼了再走。我的天!越走,疼痛发作相隔时间越短,疼痛时间越长痛感越重,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终于蹭进曲阜县医院。还算幸运,儿子没出生在圣人故里的碑林里。

  儿子出生三天后,赤脚医生说:“你可以走了,产后四十二天复查!”

  牛司令从曲阜师院食堂借了一辆买菜用的地排车,在资料室刘老师帮助下,把我们祖孙三人拉回家。

  我妈不时给我掖一下被角。

  儿子躺在我的臂弯里,一路睡到曲阜师院。

  后来有人好奇地问我,山东大学最早给你什么待遇?

  我说,运送土豆和胡萝卜的“专车”待遇。

  头两天牛司令从邮局给我爹拍封电报“芳生男安”。

  爹立即从济南寄过张下奶药方。其实根本用不着,奶如泉涌。我妈不得不一再教我:如何用手指“隔隔奶”,别把孩子呛着。有句常用语叫“用上吃奶的力气”,根据我的经验,这话有时是错的。我家小子吃奶根本不需要用力气,轻轻一撞,“奶泉”就往嘴里“呼呼”直流,经常听到把小奶娃灌得“啊呕啊呕”的。对这一点,我妈特别满意,说她孙子“自带干粮”,生来有福。

  我娘从没跟我讲过做女人难免要坐月子以及如何坐月子。

  我只能按照我妈的规矩“坐月子”。

  规矩之一:“坐月子”不能沾冷水,不能吹冷风,一个月之内,不能出房门。

  规矩之二:“坐月子”必须一日三餐只喝小米稀饭。会不会饿?不会,稀饭里放大量红糖,每餐三到五个煮鸡蛋,蘸芝麻盐。

  规矩之三:“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不能吃青菜,必须每天喝鸡汤或羊肉汤、鲫鱼汤,才能下奶。汤内只放少许盐,不能放任何作料,放了作料会“岔奶”。

  这三条规矩据说亘古以来通用于淄博农村。当然,不适于灾荒年和没米下锅的人家。

  还有条规矩叫“送粥米”,谁家有了产妇,亲戚就送鸡蛋、红糖、小米。因为我在曲阜,亲戚们都免了。

  我妈按照淄博农村那套习俗让我“坐月子”,不厌其烦,认真对待。

  我每天必须至少吃十个鸡蛋,并不是一下子煮出十个,三顿饭分别吃,而是每顿饭前新煮,煮到蛋黄刚刚凝固时捞出来。我妈把它们一个一个磕开,剥好皮,醮上芝麻盐,让我吃。

  那芝麻盐,是我妈让他儿子买来芝麻,仔细挑拣后,用水淘过,晾干,用微火炒熟,晾凉,在面板上擀成细面,再加入适量的细盐。

  每顿饭我必须喝很稠的小米粥,也不是一早熬好全天的,午饭晚饭再热一热,而是每顿饭前新熬,细细文火,一定要熬出上边一层黄澄澄的米油。

  我必须每天喝羊肉汤或鸡汤,只放几片姜片和盐,小火炖好。

  人们常说羊肉膻气,汉族朋友不習惯吃。我妈做汉族饮食几十年,到曲阜后,完全跟猪肉绝缘的她,应该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吧?哪儿想到,人家硬是很快琢磨出如何不加香料——岔奶对她老人家可是大事——却能将羊肉做得不膻气,炖鸡汤更是我妈的拿手好戏。

  我喝这些汤吃这些肉时,不能直接吃馒头,我妈只允许在汤里泡进一小块馒头,泡得像糊糊一样。

  我问:“妈,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吃馒头?”

  我妈说:“不行啊,那么吃葬牙(损害牙齿)啊!”

  一个月内不能刷牙,只能漱口,同样道理。

  小米粥是粥,馒头也必须泡成粥!老嫲嫲怎么不把鸡肉羊肉都剁成粥?我常常啼笑皆非这样想。

  “妈,我为什么不能出门?”

  “可不能啊,受了风不是小事。”

  “真受了风怎么办?”

  “就得下一次坐月子,再好好养过来。”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不出门吧。

  家人伺候月子,产妇照顾孩子,是淄博农村通用规矩。这一条,却没照搬到我身上。我儿子除了吃奶,一直由奶奶“单眼瞅着”。

  我妈是“孙子至上主义者”,为了孙子,她什么活都乐意干。

  后来我妈去世,要修建墓地,她的长孙说:“为了我奶奶,出资出力,什么活我都愿意去干!”

  我妈白天照顾我吃喝,晚上亲自搂着宝贝孙子。

  夜里我给儿子喂奶时,奶奶给孙子换尿布,喂完奶,马上抱回她的被窝。

  因为孙子枕着胳膊,奶奶夜里不能翻身。

  “她妈妈睡觉太死,可不能叫她搂着。”我妈跟邻居刘大嫂——资料员刘老师之妻——聊天时说。

  哦,怕我压死人家的宝贝孙子!原来亲妈还不如奶奶?

  刘大嫂常来看“小牛牛”,永远惊艳不已,让我妈十分受用。

  我妈一直盼孙子,现在终于有了如此“出挑”的孙子,兴奋不已,她说:“长孙分家还能多分二亩地呢。”

  清晨,我还在那儿呼呼大睡时,我妈早就悄悄起来,把小家伙严严实实包在被窝里,轻手轻脚地洗脸,刷牙,梳头,把自己梳洗得整整齐齐,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然后,到外边水池子淘米,把小米稀粥熬好,鸡蛋煮好,馒头热好。看看我醒了,倒上温水让我洗脸、漱口。我吃早饭时,她们母子俩也吃饭,小米粥、馒头、咸菜,不吃鸡蛋。

  吃完饭,牛司令立即骑上自行车下乡。早出晚归,雷打不动。

  因为我吃得太好,奶水太足,每天早上都有一大盆尿布放在脸盆里,有的上边有黄黄的消化物,有的上边有消化不了的奶斑。

  早饭后我妈令我躺下,把宝贝孙子稍稍离开点放我身边,免得我翻身时压着。

  然后,我妈端着脸盆,拿上肥皂、刷子,到院子里公用水池上洗尿布。

  用不了多久,窗前绳子上,一块块“万国旗”迎风飘舞。

  那公用水管上可都是凉水,天气越来越冷了。

  晾好尿布,我妈一刻不停,或者宰鸡脱毛剁鸡或者洗羊肉切羊肉,把肉食煮好后,温火熬稀饭、煮鸡蛋,抽空洗我每天一换的内衣和秋衣秋裤,我的衣服总是因出汗太多湿透了。然后,我妈照管我吃午饭、晚饭。

  周而复始,整整一个月。

  我妈根本不懂运筹学,但是她能合理地安排时间,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中间穿插调度、统筹兼顾,嘛也不耽误。

  为什么照顾产妇的活儿都落到婆婆头上?那做丈夫的呢?

  忙着思想改造。大学几年不招生,教师专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牛司令还得参加整党,这是知识分子自我革命的一招:上面并没人规定山东大学必须到农村整党;下面,贫下中农也没有请求知识分子来添乱。学校自觉革命,一边让党员教师到几十里外的农村帮贫下中农干活,一边整党,这样才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一瞬间”。白天干什么活?帮人民公社社员出猪圈。站在一人多深的粪池里,一铁锨一铁锨将猪粪扬到地面上,再跳出粪池,将猪粪装满地排车,送到人民公社田间地头。

  一整天重体力劳动,把牛司令累得汗流浃背、疲惫不堪。

  干到下午四点,“牛运清,照顾你家里有产妇,可以提前一小时回学校。”

  掘了一天猪粪,再骑上几十里自行车,还有精力照顾产妇?

  幸亏星期天可以休息,牛司令可以到市场上准备坐月子所需食物。

  曾抱怨山东大学搬曲阜,此时却得益于在圣人故里“坐月子”。

  正如古人所云:大乱避乡,小乱进城。

  曲阜东关大集上,小米、鸡蛋、母鸡、羊肉,随到随买,物价又低,东西又好。

  因山东大学的人到来,曲阜物价飞涨。山东大学的人工资高,觉得这里什么东西都比济南便宜,赶集赶得很惬意。

  校领导大会宣布:“老师们哪,到集市买东西,一定得讨价还价呀。曲阜市民对我们有意见啦。”

  学校盛传文字学家、书法家蒋维崧先生市场买小米的笑话:

  “请问小米多少钱一斤?”

  “两毛三。”

  “两毛二分五行不行?”

  “不行。”

  “那就两毛三分五吧。”

  反正我讨价还价了!

  形态像“瘦金体”的蒋维崧先生给我们年级讲过“文字学与文字改革”专题课。我至今记得他在黑板上“画”出“马”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的书写进程。

  4. 俺就叫“新军”

  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三十九度五。

  牛司令不得不请假,因为我妈坚决不让我出门,牛司令居然有本事把校医院医生请到家里来。诊断:乳腺炎。怎么办?当然得消炎,“不要让孩子吃奶了。”

  “那可不行。孩子还得吃奶。”老太太堅持,医生认为不可思议。对老太太说的“越不让吃奶越会胀住奶”半信半疑。

  奇迹发生:

  小家伙一直吃发高烧妈妈的奶,没事。

  校医院护士到家给我打了七天肌肉针,没出门,没输液,居然好了。

  后怕的是老太太。农村产妇发高烧,叫产后风(产褥热),十个有八个丧命。现在打几天针就没事?“科学啊。”

  有时候科学跟运气并存,我能打青霉素,迄今近八十年人生,唯有这一次不过敏。此后永远过敏,包括头孢。

  圣人故里坐月子,一个月吃了近三百个鸡蛋、五六斤红糖、七只母鸡、若干羊肉和小米。

  后来常埋怨牛司令:我之所以生孩子前后体重一个样儿,生一个孩子长十斤,都因为按你们家规矩坐月子!

  儿子快要满月,得回天津报户口。

  我们俩一致意见给儿子取名:牛鲁原。

  牛家长孙出生在鲁国平原上。多么切题,多么富有诗意!

  奶奶却坚持反对:“什么圆圆长长?俺就叫‘新军!”

  于是,两个中文系毕业生,给儿子起了个土得掉渣的名字。

  三年后,牛大哥终于也有了儿子,脚跟脚叫个“新兵”。

  新军新兵非一母同胞,却有些相像,牛司令有一次竟把“狗兵”照片认成自己儿子。原来,不管是“军”还是“兵”,剑眉压俊眼,都有几分像跟军事一点儿不沾边的奶奶。

  我妈比她三个儿媳妇长得都好看,面庞清秀,身段匀称。

  5. “倒像抓了贼王擒了反叛”

  坐月子马上满月,娘家终于来人。

  两年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三妹奉我娘之命来看我。

  哈哈,我终于有娘家人送粥米啦!

  “怎么?你自己不会上厕所,叫牛大娘伺候你?像话吗!”送粥米的共产党员瑞真坐下没一会儿,勃然大怒,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别躺那儿装洋相,走!我陪你去!”

  去就去!我一骨碌爬起来,早就不想在这儿“装死躺下”了。

  姐妹俩嘻嘻哈哈往门外走。

  我妈心急火燎拿条围巾在后边追。

  “他三姨,不行啊,受了风啊!”

  出笼之鸟早就飞远。

  呀,一个月工夫,树叶差不多掉光了?

  没受风的我得寸进尺:“妈,我既然能自己上厕所,可以直接吃馒头了吧?”

  “那就……先吃半个吧!”回答得有点儿不情不愿。

  三妹回家,把我如此这般坐月子报告我娘。

  我娘说:“这个死科子,不怕天上打雷劈了她!”

  我途经济南回天津,被我娘结结实实训了几句:“长本事了?你现在‘三张纸画了个鼻子——好大一张脸!这是哪家的规矩?小辈四仰八叉躺在那里,叫长辈跑前跑后伺候?不就是生了个臭小子,又不是下了龙蛋!”顺口把《红楼梦》里的话说出来,“倒像是抓了贼王擒了反叛!”

  我娘总一语中的。

  旧时代女人“母以子贵”,我这个新中国大学生,竟然也因为添个臭小子,很长一段时间,被婆婆娇纵,自己骄纵,快要找不着北了。

  第二章 相伴海光寺

  大学毕业生对生活的难题一筹莫展

  农村老太处理得漂漂亮亮游刃有余

  1. “他妈妈啥也不会”

  休完五十六天产假,我得带儿子回天津。

  我妈毫不犹豫,跟我一起去天津。

  她甚至没有回趟淄博,安排一下家事。

  她怕自己走了,我玩不转。

  牛司令还在那里“先人后己”,不能护送我们。

  我们的安乐窝,我一走就易主。“全部家具”包括老妈牌席梦思,转交中文系另一位老师。他的妻子从农村来了。

  牛司令重回教工集体宿舍,重做单身汉。

  我当时年轻,没社会经验,根本想不到跟我到天津去,对我妈来说是多艰难的决定。

  到儿子这儿“伺候月子”是一回事,丢下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让她的婆婆照管,自己陪伴儿媳妇到千里之外过几年,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

  时隔多年,我才体会到:我妈丢下十几岁的女儿去陪伴儿媳妇,多不容易!

  2003年,我的宝贝女儿在国内念完硕士去欧洲读书,济南和欧洲有七个小时时差,我每天半夜上网跟女儿“见面”。我带的博士生、硕士生发现了这个秘密,知道他们的导师也叫“胖妈”,遂把我的晚间寻女变成他们的夜间答疑。

  那阵子,如果哪一天没在网上遇到女儿,我就觉得天快塌了。

  而1970年底跟我到天津的我妈,多少天没法跟女儿联系!

  我妈跟我走,难道就是因为“他妈妈啥也不会”?!

  就算我笨吧,我们马家四姐妹,有哪个是家务达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生比较稀罕,女大学生更稀罕,马家四个女儿都是名牌大学生,都不会家务。

  人生常会治一经、损一经。我娘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女儿都得跟儿子一样上大学,从不教女儿做家务,认为将来成了家可以干中学,学中干。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姐妹有孩子后在家务上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得吃多少苦?还不得累个鼻青脸肿,还不得牵扯得业务上不去,怎么可能业务上个个独当一面,人人高级职称?

  1956年,50岁的我娘曾照顾过长孙,这个从山西送来的侄子“大耳朵”后来成为心脏外科专家。到六十年代末,我娘早就是末期心脏病,她想不到自己年老病多、没能力照管亲生女儿生儿育女时,四个女儿人生中,齐刷刷冒出四位“大娘”。

  马家兄弟姐妹这样称呼:

  大妮的婆婆叫“刘大娘”;

  二妮的婆婆叫“牛大娘”;

  三妮的婆婆叫“叶大娘”;

  小妮的婆婆叫“朱大娘”。

  另外三位大娘是不是像牛大娘那样伺候月子,不得而知,但四位大娘不约而同都对不会家务的儿媳妇很宽容。吃斋念佛的刘大娘跑到青岛照顾后来保送清华的孙女;叶大娘从南方跑到北方,又把后来的美国微软工程师带回宁波老家;朱大娘一直带着小妹后来做美国法学博士的女儿,还在街坊留下句表扬儿媳妇的名言:“俺小马霞除了不会干活,什么都好!”

  四位大娘跟儿媳妇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当然还是“牛大娘”。

  2. 到哪里也是好人多

  我们回到天津时,天已经很冷,我在血研所党委宣传部工作时的要好同事李裕学、施性海,还有单身楼朋友、著名血液学专家王荷碧到车站接我们之前,已替我把火炉安好,烟囱装好,蜂窝煤备好,把两张单人床拼起来,做成个硕大的双人床,他们还到总务科要来张饭桌。遗憾的是,天津买不到麻袋包和麦穰。不过,新安乐窝总算什么也不缺。我需要做的是必须我本人做的事:给儿子报户口。然后拿着配给单子,推个同事的儿童车,花四块钱,把配给我和儿子的两百斤天津绿大白菜买回来。

  这两百斤天津绿是我们整个冬天的蔬菜。

  当时我妈还是农村户口,买粮需要用“全国粮票”,经常是在淄博工作的“牛老大”千方百计淘换来寄给我。全国粮票带油票,我们也就有了炒菜的油。那么点子油不过是清汤寡水,不利于带奶娃的人,最好的办法,还是得吃肉。

  我们血研所食堂本来办得特别好,可惜我带儿子回天津时,已时过境迁,不复繁盛。而且大食堂的饭菜也不适合带奶娃的人吃。

  我妈特地从曲阜带些小米来,我自称合格的科斯特洛姆大奶牛,喝米汤,孩子也有奶吃。

  如何让我吃好,成了我妈最大的心事。可天津不是曲阜,找不到集市,买羊肉需要回族肉票,我虽是回族,却是集体户口,上哪儿去找肉票?

  到了天津,我“素食”几天,老太太就跟我嘀咕了幾天。

  “这么大个城市怎么还不如乡下呢。”我妈认为曲阜是乡下,有乡下各种便利。最便利的是随时能买到她儿媳妇吃的羊肉。

  我妈在那里嘀咕,我心里好笑:一个淄博农村老嫲嫲,在什么都凭票供应的天津卫能想出什么办法?

  “你到街上看看,有没有卖羊肉的。”

  “有啊,可是我们没有肉票。”

  “买骨头也要肉票?”

  “买骨头干什么?”

  “熬汤。”

  在多伦道几条街道“调研”后,我发现好几家卖牛羊肉的。

  有一家店果然堆着些羊骨头、脊梁骨、腿骨、肋骨。

  我客气地问女服务员:“大姐,您可以把骨头卖给我吗?”

  “你为什么不买肉专买骨头?”

  “因为……”

  我如此这般一说,服务员笑了,把骨头都搬到秤上,一边称一边说:“过三天再来,还有!”

  奶娃的妈妈喝上了羊汤。

  这可真叫困无中生有,生活自救。

  过三天再去,服务员称完骨头说:“有块肉可以卖给你。”

  “我没有肉票。”

  “每天都有点机动的肉。你那天来时,我已经用完了。”服务员一边给称好近一斤精肉,显然是羊大腿,一边顺手撂上块白花花的东西,笑嘻嘻地说,“我也有吃奶的孩子。”

  我妈一见那块羊肉,像见了久别的亲人。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我捏捏那团白花花的东西,好奇地问:“妈,这是什么玩意儿?”

  “腰窝油,好东西啊。”我妈费了好大劲儿,才让我明白,羊肾脏周围有团油,包饺子不仅得有瘦肉,更得有点儿肥的,而腰窝油最好。

  哈哈,有羊腿肉,有腰窝油,有天津绿,买点面粉,我又有饺子吃了。

  我妈听了我的买肉奇遇,叹息道:“哪里也是好人多啊。”

  有吃奶娃的女服务员成了我的肉食专供员。天下母亲心连心。

  我后来离开天津时,专门去向始终不知名姓的服务员告别。

  3. 海光寺的“芭比男娃”

  我们从曲阜走时,我妈已给孙子做过几件衣服,又让她儿子买了好多棉花带着。

  到天津后不久,我妈问:“有布票吗?”这个倒有。

  我们到了劝业场。在卖布的柜台前看来看去,我妈掂量来掂量去,先让我扯块深蓝色的布,说给我做棉裤,又让扯两段颜色深浅不一的蓝色碎花布,说给小狗蛋(儿子属狗,被奶奶叫“狗蛋”)做衣服。我说:“臭小子,用什么花布?”得到回答:“这么小的孩子,管什么男女,这块布布幅宽,布票合算,钱也合算。”接着,我妈又琢磨上几块颜色不一的布头,问服务员,布头用不用布票?知道不仅不要布票,还便宜。我妈让我买下来。

  哈哈,骨头不用肉票,布头不用布票。在什么东西都靠“票”的年月,一般年轻人钻研不出这样的学问,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更琢磨不出这种省票妙招。

  但是,骨头可以熬汤,布头能做什么?又不是和尚做“百衲服”!

  已经有好几个中年女士把几块布头拿起来左量量右量量,然后都恋恋不舍地放下,有一位还用天津话说:“合算是合算,可是,嘛也不成用!”

  我们捡破烂啊?老太太这是玩儿什么戏法?

  什么布能做什么衣服,我两眼一抹黑。

  孩子需要做什么样衣服,我满头雾水。

  怎么样给孩子做衣服,我更是一窍不通。

  从商场回来,我妈将布料下水,晾干,然后剪裁,絮棉花,飞针走线。

  我抱着儿子傻乎乎地看着,像看魔术师变戏法。

  我妈一边絮着棉花,一边津津有味地回味商场阿姨们怎么夸她的宝贝孙子。

  “俺孩子就是出息,就是喜人,一百个也挑不出一个。”

  幸福得一塌糊涂。

  几天工夫,儿子的两件棉袄三条棉裤,都做出来了。

  外表蓝色碎花布,絮曲阜新棉花,里子用布头。

  我妈还用剩下的布头给我缝了两条内裤。

  儿子的棉裤真好看!全身都是蓝色小碎花,上边是颜色稍微浅一点儿的圆领夹背心,下边连着颜色稍微深一点儿的开裆连脚棉裤。简直像艺术品。老太太挺会审美啊。

  漂亮的小男孩,漂亮的小棉袄,漂亮的带背心开裆连脚裤,成了海光寺大院一景。

  这个大院集中了全国许多名牌医学院毕业生,因为搞运动不搞学问,他们的婴儿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家都用不起保姆,也不允许“资产阶级化剥削劳动人民”,看娃奶和看娃姥,在这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群体,经常交流看娃经验、攀比显能。

  儿子的婴儿服太实用,太好看,做得太精巧了。

  有人上门学艺,有人拿着布料求剪裁,我妈来者不拒。

  我妈抱着孙子在海光寺操场看风景,他们自己成了风景。

  常有女医生、女研究人员,老远看到他们,就一边跑一边叫着“小牛牛”,飞奔到我妈跟前抢孩子抱,逗他玩儿。

  绝对不是吹牛,本人的“巴比男娃”,在上千人的研究所少见。抱娃娃的俊秀巧手奶奶同样少见。

  “叫阿姨!”阿姨们总这样逗娃娃。男孩嘴笨,我儿子直到一岁才会叫“妈”,不像他的妹妹燕燕,七个月就会,更不像他自己的女儿阿牛,四个半月就会。

  我妈在那儿做棉裤,做了一件又一件,我百思不得其解,问:“为什么做三条棉裤?”

  我妈说:“得提防他给你尿了,屙了,得有得换。”

  果然,这小子的棉裤几乎每个星期都得拆洗重做。

  孩子長得快,这样量体做衣,得做多少件?再到处找布头去?

  不久,我发现,原来我妈早就暗藏“机关”,棉袄棉裤几个部位都折起一段布,随着孩子长个儿,拆洗时放出一点儿。儿子的棉衣棉裤从三个月大时一直用到一岁多。

  这不叫心灵手巧,什么叫心灵手巧?

  当我这样的大学生笨得像牛一样,对生活难题一筹莫展时,我妈这农村老太太处理得漂漂亮亮、游刃有余。

  天津这么冷,如果我妈不跟我来海光寺,我非得把儿子冻成冰棍不可。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卖襁褓、卖婴儿服的。

  即使有卖的,凭两个大学毕业生那点儿工资,也买不起。

  我妈给我做的棉裤,一直被我放到壁橱里,怎么催也不穿。

  凭什么呀?我的同事都穿毛裤、绒裤、呢子裤,苗条秀丽,风度翩翩。就我穿个土不拉几的棉裤?我是山东“老絻腰”?

  山东人讽刺哪个人土,就说“老絻腰”。棉裤腰又大又宽,穿的时候在腹部左右絻起来,再扎上块大粗布带子。不管男女都像怀孕六个月。

  其实我妈给我做的是制服棉裤,不知她怎么琢磨出来?照猫画虎我的单裤?

  我坚持穿条旧毛裤,透风撒气,一点儿也不暖和。

  怕什么?反正年轻,不是说“孩子腚上三尺火”吗?

  大雪扑簌簌落下,屁股上有六尺火也没用了。

  我偷偷地把棉裤换上,咦,又轻又暖!

  忽然想起我娘讽刺我们冬天穿得少冻病的话:“俏人不穿棉,穿棉发疲汗。”

  我娘如果知道我这段棉裤段子,又会说:“这个死科子就是又笨又犟!”

  4. 幼儿急疹和加急电报

  儿子在曲阜落地时七斤二两,满月时十斤二两,一天长一两。到了天津,没法过秤,只看到他像气吹糖人,一天一天长大。几天一个样儿。

  刚到天津时,我妈喜欢把他放在床边,脚丫子几乎与床边对齐。反正他还不会翻身,掉不下来。我妈不给他的宝贝孙子包尿布,说“白天晾晾腚”。只在两腿间放块尿布。那小子似乎有多动症,看着天花板,一停不停,四脚乱蹬,手舞足蹈得极有规律,好像现在电视上那些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舞一会儿,大喊一声“咳”,继续舞蹈。过一会儿,撒尿了。一道清流射地面,拿地板擦拖一下地就成。我妈连洗尿布都多快好省了。

  六年后我有了女儿,几十年后既有了孙女,也有了外孙女、外孙,认真观察,哪个孩子在百天之内也不曾像我儿子这样手舞足蹈。真可惜当年穷得连相机也没有,更不要说录像了,当年的舞蹈场面没拍下来。

  “狗蛋的头挺直了……”

  “猫蛋坐得好好的……”

  “小东西会翻身了……”

  一个一个,我写信告诉牛司令的,都是好消息。

  “儿子发高烧了……”此时,儿子刚满六个月。

  反正自己研究所就有附属医院,马上抱去看门诊,开了“最好的退烧药”,还有消炎药。

  狠下心给儿子灌药,连灌四天。仍然是高烧不退。

  请教邻居、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妇产科医生赵中贞,分析说:孩子满六个月,从母亲身上带的抗体不管用了,这个时间,就是该生病了。

  请教儿子的干妈、二十一世纪赫赫有名的全国治疗硬皮病权威苑勰教授,当时正用开思米毛线给她自称的“我的儿子”织小毛衣,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她没有育儿经验,这位附院皮肤科医生虽然比我大七八岁,但当时人家还没结婚呢。

  再问小儿科,说的跟妇产科医生是同一个理论,孩子该生病了。我说:“孩子生病,你们总能治吧,为什么死活不退烧呢?”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还很疑惑:“最近并没有流感,你这个做母亲的也没感冒啊。”

  “不行不行,我可撑不下去了,得把他爸爸叫来!”我对我妈说。

  “你沉住点气。孩子不就是发点烧,没别的毛病。不是嗓子和什么体(扁桃体)都没事嘛,他爸爸来能干什么?”我妈坚决不同意我的主意,非常实际地加一句,“白搭上来回火车票钱。”

  在那时,兖州到天津来回的火车票钱,对我们这样的“月光族”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儿子的脑袋还是滚烫,我急得像房子着了火,傍晚,跑进邮局拍加急电报。

  回到家,看到奇怪的一幕:

  我妈把宝贝孙子用小薄棉被紧紧包着,喂他喝水,喂完,仍然紧紧搂着孩子,坐在床上。

  咦,用得上《红楼梦》中的那句话:这是什么“像声儿(做什么)”?

  我有点儿恼火地发现:我妈又在给他孙子喝白开水!我从来不允许这样,孩子必须喝我精心配制的“营养水”!但此刻我心劳力拙,没心思管这水那水了。

  “我给他捂捂汗!我就不信不退烧!”我妈说。

  我心想,行啊,你老嫲嫲比大夫还能?你乐意抱着,你就抱着吧。这几天我可累熊了,我先睡会儿。明天他爸爸來了,我就跟他一起坐火车抱他儿去北京,去协和医院。

  大约夜里两三点钟,睡梦中觉得有人推我,我昏昏沉沉地问:“干什么?”

  “给吃奶。”

  咦,孩子的嘴不像火烧火燎的了!

  我迷迷糊糊以为自己在做孩子退烧的美梦,喂完奶,又迷迷糊糊睡去。

  天渐渐放亮,我妈和她的宝贝孙子安安静静躺在他们的被窝睡得正香。

  我伸手摸摸儿子额头,哟,体温正常了!

  再仔细一看,脖子上一片红点。

  我的天,这又是什么?悄悄掀开儿子睡觉穿的“和尚服”偏身小褂看,胸前背后,都是红点!

  可了不得了!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现在还有天花吗?

  学文学的愚人,遇到孩子病时,总往最凶险的病上想。

  急脚蟹般把准备上班的邻居妇产科赵大夫硬拖到家里来。

  “哟!原来不过是幼儿急疹哪。” 赵大夫看看娃娃,笑出声来。

  我动手想抱起孩子。

  “你做什么?”赵大夫奇怪地问。

  “去小儿科。”

  “还去什么小儿科?甭找那帮废物垃圾堆!连幼儿急疹都估计不到!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多给孩子喝点白开水!” 上海俊女用南方普通话来了番言简意赅儿科常识:幼儿急疹是满六个月后婴儿常见病,持续高烧约五天,红疹一出就退烧,什么后遗症也没有,终身免疫。“对了,注意着点儿,别叫孩子把皮肤抓破了。”

  那个做爸爸的气急败坏赶到时,他儿子在床上笑嘻嘻正玩得高兴。

  “你就是这个熊样!”一路上被我吓得灵魂出窍的牛司令忍无可忍地怒吼,“见风喊雨,落叶山倒!”

  我也朝他怒吼:“你自己带带孩子看!”

  嘿嘿,是我“自己”带孩子吗?

  “幼儿急疹和加急电报”,成了海光寺大院的著名笑话。

  老书记在院里遇到我,假作惊讶地打招呼:“哟嗬!没抱小牛牛去协和医院哪?喂,中文系的,多棒的‘过五关斩泥人情节啊!小牛崽給苍蝇踢了一脚,千里迢迢把老牛牵了来!再写篇文章上《健康报》头版吧,题目就叫《幼儿急疹和加急电报》。”

  “狗大爷,你别老笑话我。”我笑嘻嘻地说。

  老书记及围绕他发生的许多趣事,他信口而出、充满人生经验和智慧的妙语,后来成了我早期小说、报告文学重要内容。我第三部长篇小说《感受四季》中励精图治的泗海大学党委书记铁磊,被评论家称为“新时期文学新形象”,他身上仍然有血研所党委书记的影子。

  青葱岁月记忆可贵,中文系毕业生的医学所光阴不算虚度。

  5. 我妈跟我怄气

  我妈唯一一次在海光寺跟我怄气,是为她宝贝孙子如何喝水。

  我儿子的奶瓶,是从所医务室要的,输液用过的玻璃瓶。

  我每天做的唯一家务,是把两个奶瓶用开水煮,消毒。然后,按照研究所女士们传授的育儿经验,在儿子的水瓶里,加进各种营养:碾碎的钙片、维生素片、少量白糖。

  儿子奶瓶里的水,像各种混悬物的组合:黄颜色是维生素B,白颗粒是钙粉和维生素C。我另外再用吸管往儿子嘴里滴浓缩鱼肝油。

  我尝过我儿子的“营养水”,比较难喝,但我坚持给他喝,生长必要嘛。

  我妈有时趁我不备,在我未把各种添加剂加进奶瓶时,给她孙子喝单纯的温开水。这事,成了婆媳争执的焦点。

  “孩子多喝点儿白开水好,不上火。”我妈说。

  “白开水里什么营养也没有!”我说。

  有一天,我外出回来,丢下书包,一回头,发现我妈又在给她孙子喝什么也不加的白开水。

  我像出膛炮弹般蹿过去,一把将瓶子抓下来,气哼哼地揪下奶嘴,往瓶子里倒添加剂。

  好脾气的老妈,这次真受不了了!

  我妈气呼呼地坐到窗前,板着脸,一声不吭,连看我一眼也不看。

  我从没见过我妈这样对我,一时惊慌失措,吓傻在那儿。

  恰巧好朋友苑勰来了,问我妈:“牛大娘,怎么回事?”

  “就不给俺孩子清清亮亮哈(淄川话:喝)一口水!非得给俺哈(喝)这岗稠岗稠(淄川话:非常稠)的壶锈!”

  我妈明明知道我给儿子水瓶加的是各种营养,却说什么,“壶锈”?

  听了这天才的形容词,我忍不住笑起来:“哈哈哈!”

  我妈冲我斥一句:“还有脸笑!没正形!”忍不住也笑了。

  “牛大娘,您甭理她。她是个什么也不会的浑球,就知道死搬教条。我儿子可得仗您照顾。”苑大夫笑盈盈几句像唱歌一样的标准普通话,叫老太太听着,要多舒心有多舒心。接着又对我妈说,“就该叫这个没心少肺的家伙自个儿带带我儿子试一试!”

  我儿子成了她儿子,苑大夫成了乌鸦嘴。

  没过多久,我真得自个儿带带儿子试一试了。

  6. 淄川民谣和手擀面

  没过多久,牛大哥从淄博打来电报:家有急事母速回。

  李裕学和施性海把我妈送到火车站。老太太临走,一百个不放心,对几位邻居,也是看孩子的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拜托她们伸把手,帮帮“他妈妈”。

  那时,我原来住的单身职工宿舍,已陆续住上好几户带孩子的夫妻,大家的房子都是既无卫生间也无厨房的单间,在走廊上用蜂窝煤炉子做饭。在楼中间公用水池洗洗涮涮。男女厕所边各有一大排自来水管。这些住“单身楼”的人,互相关系非常好,各家各户门户开放。

  我妈匆匆离开天津回淄博时,我儿子十个月大了,我第一次给他洗尿布,也第一次洗自己的衣服。

  趁着儿子睡觉时洗,端着脸盆,像做贼一般悄悄从房间溜出去,仍然开着房门,一边在水池子上洗东西,一边侧耳听着自己房间动静。儿子会不会突然醒过来?哭几声倒没事,可别从床上栽下来摔成个脑震荡!

  头两天,我过得不错,去食堂打点儿饭回来。我吃,也给儿子吃。

  儿子居然接受成人食堂的粗茶淡饭。不错!

  我这不是挺能干挺厉害?一人独撑局面!

  抱了儿子到操场上逛,总有人问:“奶奶呢?”

  小吃货仅仅吃奶已经不行,奶奶已给他加了些易消化的东西。

  都是加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哦,手擀细面条!

  我妈常将我儿子放在床的最里边,随便他或坐或爬,她和个小小面团,将从院子捡来的小黑板——已洗净改造成小面板——铺在床上,动手擀面条,一边擀,一边念念有词:

  东打箩,西打面。

  小狗蛋,来吃饭。

  什么饭?吃杂面。

  谁擀的?老红眼。

  儿子乐得笑嘎嘎,又是拍掌,又是嘴里咿咿呀呀说只有自己明白的“婴儿话”。

  可是不能总“打面”啊,于是,又唱: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吱呀吱呀叫它老奶奶,

  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叭狗,戴铃铛,

  钢啷钢啷到集上。

  待吃桃,嫌有毛,

  待吃杏,又嫌酸,

  待吃栗子面单单。

  东山上有只狼,

  西山上有只羊。

  东山上的狼,

  要吃西山上的羊,

  西山上的羊,

  躲着东山上的狼!

  什么叫“含飴弄孙”?看我妈笑眯眯瞅孙子的眼神就明白了。

  我妈虽然不认字,但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口齿清楚。我曾想,老嫲嫲如果多读几年书参加工作,在党务部门有可能当个统战部长,在政务部门,有希望混个工会主席。

  7. 蒸嫩蛋变成蒸钢蛋

  我既不会做手擀细面条,更不会唱又是狼又是羊又是老红眼的儿歌,只能继续指望单位食堂。

  我妈走后第三天,那小子就对食堂饭一点儿也不感冒了。给他吃包子,把头扭到一边;给他喝稀饭,给你吐出来。

  我想起来了,也不一定给这小子吃什么手擀细面条啊,我妈常给这小子蒸鸡蛋,天津小南门,早就有卖黑市鸡蛋的了。

  家里居然找出好几个鸡蛋。

  好哇,瞧瞧本大厨的本事!

  我按照看惯了的老妈的做法,锅里加上水,碗里打上蛋,加点儿盐,再加上比鸡蛋稍微多一点儿的水,炖到炉子上。

  无师自通,本人也炖它碗鲜嫩鸡蛋!

  三天工夫,我的炉子已灭了两次,都是邻居大娘夹来她们熊熊燃烧的煤,帮它复活。

  我把儿子放到床上,外边挡上枕头、被子,免得他掉下来。

  儿子在凉席上爬来爬去地玩,那时孩子没有任何玩具,我儿子最爱的“玩具”就是我们的锅,已经被他敲得快变形了。现在可不能让他玩,做着饭呢。

  得到门外按我妈的办法把正蒸的鸡蛋搅一搅,这样熟得才均匀。

  嘿嘿,我多能?什么事,一学就会;家务事,小菜一碟。

  我一边在门外搅鸡蛋,一边探头往屋里看,臭小子可别滚下来!

  咦,那小子在干什么?手里抓的是什么?

  他自己刚刚屙下的!

  我惊叫一声,丢下锅盖,跑进房间,一只胳膊夹起儿子,另一手折起凉席,往楼中间跑。

  我把凉席丢在男厕所边的长排水池上,把几个水管子同时扭开,让它们冲、冲、冲!

  我把光腚猴儿提溜到女厕所水池子上,正想照此办理,被人喝住了。

  “姑娘,可不兴这个样儿!再热的天,孩子也不能用冷水冲。你等等。”南方来的尤大娘正在洗尿布,说完这话,飞跑到我的房间,把脸盆、暖壶、毛巾都拿来,帮我把儿子擦洗干净,又把脸盆等送了回去。

  哈哈,这可真叫“远亲不如近邻”。

  这是本楼层老嫲嫲间形成的人际关系。

  我哼着小曲,抱着儿子,提着席子回房间。

  炉子上的锅已经烧干,幸亏还没煳成焦炭。

  鲜嫩的蒸鸡蛋变成“蒸钢蛋”。

  几天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妈盼回来了。

  原来不过是她娘家兄弟娶儿媳妇!

  哼,什么了不起的“急事”,坑得我差点成高血压。

  还是二位好友到火车站接回我妈,老太太提着鸡蛋筐进门,抱起宝贝孙子亲了又亲,说:“瘦了点儿,没磕着,没碰着,没长病,挺好。”

  奶奶暂离几天,孙子磕不着碰不着没长病,是对做妈的最高要求。

  8. 人生若只如初见

  海光寺在天津非常有名。抗日战争时,海光寺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的司令部。建国初期叫解放军“259医院”,后来以集体转业的“259医院”为基础,成立中国唯一的血液病研究所。我到所两年后,造反派把这儿搞得一塌糊涂。我这个原本党委宣传部人员,先后被发配到“北楼”研究室喂了几个月小白鼠,再让我到厨房劳动,后来又把我“借”给天津市卫生局。那时,上级要求“备战”,重要科研单位迁往大三线。我带儿子回到天津不久,这个所又要南迁。去哪儿?四川绵阳。

  双职工,没说的,一起走;

  夫妻另一方在天津的,没问题,调上走;

  夫妻两地分居的怎么办?

  有调进价值的,调到绵阳;

  没有调进价值的,继续分居就是。

  既然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职工都一次次借给外单位,那位中文系青年教师就更没有调进价值了。

  牛司令那边的情况呢?大学不招生,老师没事干。学校不搞科研,天天扛着锄头学大寨,背起背包去“拉练”……

  牛司令做出人生一次重要抉择:两人一起回淄博。

  我要求调动工作。革委会不说放,也不说不放,“研究研究”。

  对医学所来说,我这个文科生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都不如,可是一旦放了我,许多研究人员都会效仿,会跑掉。

  “吾非瓠,岂能系之?”我常“歪用”《论语》。

  我不是只可以挂着的葫芦,却给“挂起来”,一挂几个月。

  所里大部分人都走了,一些被“挂着”的留在荒凉的海光寺。

  曾灯火通明我工作的办公楼“西楼”一片漆黑;

  曾成果累累的研究室“北楼”蛛丝儿结满天花板;

  曾笑语喧哗的卫校“东楼”,姑娘们都不见了……

  我天天找“留守处”,在三座楼间的操场徘徊,等“研究”结果。

  秋去冬至,冬去春来。

  儿子会说话了……

  儿子会走路了……

  终于……允许我打回老家去了!

  老书记和施性海夫妇已经到绵阳去了。儿子的干妈苑勰大夫已跟北京铁路局局长结婚,中国医学科学院本系统调剂,进了协和医院;儿子的“炮伯伯”李裕学,外号李小炮,跟妻子小王,随附属医院集体回部队,成了“最可爱的人”……

  李小炮夫妇替我力争的结果,是留守处同意把去绵阳职工享受的、大约一米二见方的大木箱也分给我一个,让我把全部财产——被褥枕头凉席衣服、锅碗瓢盆,还有当年我娘陪嫁的小樟木书箱,以及《毛泽东选集》《鲁迅选集》《红楼梦》等——装箱。

  那块立下大功的小黑板变身的小面板,咱们就拜拜了。

  那个差点儿被我煮煳的锅,被儿子当玩具敲得几乎变形的锅,我不舍得丢掉,把它带回淄博,又用了好几年,还换过一次锅底。

  我们兴致勃勃在房间准备行装,谁都没注意到猴儿样的儿子哪儿去了。

  走廊上传来男孩的哭声。

  跑出房间一听,在楼梯上!

  儿子从水泥楼梯口滚到楼梯中间,正趴在地上翘着脑袋和双脚哇哇大哭。

  我吓傻了,什么还乡不还乡,何论团聚不团聚,如果把儿子摔坏,什么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连命都不想要了。

  我急忙跑到儿子滚下去的地方,抱起他,坐在楼梯上哭起来。

  我妈连忙招呼我把儿子抱回房间去,她把孙子揽到怀里,一边念念有词“揪揪毛,没吓着”,一边仔细摸摸头,看看脸,都没有伤,拉拉胳膊,不哭,拉拉腿,也不哭……

  我不哭了,认真看着这套验伤程序。

  我妈叫小家伙试着走走看。

  那小子在房间里跑得飞快。

  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

  这一年,我三十岁。

  我妈到曲阜照顾我坐月子时,满头青丝似墨染。

  我妈从海光寺回到淄博时,鬓边几根银丝雪亮。

  我再次重回已从绵阳迁回海光寺的血研所,跟好友重聚,是2005年我到“百家讲坛”说聊斋后的事了。我受邀到天津讲座,跟血研所朋友们相聚。他们问起小牛牛,我说:“早就大学毕业,已为人父,人家的宝贝女儿都能纠正奶奶的四声了。”问起小牛牛的奶奶,我说:“九十二岁了,挺硬朗。”朋友们聊起当年种种趣事,笑得开心,笑得灿烂。

  人生若只如初见。

  血研所同患难的朋友,是一辈子的交情。

  我妈跟我相伴海光寺,是一辈子的温馨回忆。

  第五章 苦读岁月

  “你们两座(个)就知道坐那里写继(字),

  光叫我奶奶做患(饭)!”

  1. 自讨苦吃

  牛司令在淄博市广播局干得不错,早就提了编辑部副主任,上下级关系融洽。当年离开山东大学回淄博并非追求安乐,而是年富力强、无事可做。电台、报纸的工作毕竟不是最热爱的专业,他还是想回学校,做他喜欢的文学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已搬回济南的山东大学百废待举,恢复招生,“七七级”入校,教师队伍却青黄不接,很多学科人手不足,校方希望他回去。

  八分钱邮票一贴,几次信件来往,省里的调令来了。

  广播局领导跟牛司令谈话:我们不想放你走,但我们接到的是省人事局的“调令”,不是“商调函”,下级服从上级,不能不放。

  淄博日报社长对我说:你的调令来了,山东大学让你们家老牛归队,把你一起调去。我们不能让夫妻两地分居,你交待一下工作,准备去山东大学吧。

  1978年春天,牛司令一个人先到山东大学办理我们的报到手续,接着到上海开会,编写教材。一个面包一杯水,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资料。我和我妈、两个孩子,仍留在淄博广播局大院,暑假后搬家。

  天天八小时上班,突然有五六个月成了自由兵,乐不可遏!

  听说回大学后,除上课外,每周开一次会,不坐班,乐不可支!

  是金钱重要?地位重要?属于自己的宝贵时间最重要。

  太阳落山明早还会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一去无踪影,

  只有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我经常哼当年上大学时哼的小曲儿,对,青春小鸟已经飞走,时不我待,这半年空闲时间,得做点什么。

  想起我的海光寺岁月,我的医学界朋友,他们的奋斗、艰辛……

  中短篇小说《儿科专家》《老逍遥》《所长过年》……受新时期初文学思潮影响,基本是这段空闲时间写成,也让我在1979年山东省作协的报告中戴上“崭露头角青年作家”的帽子。我没被通知参加那次会,是到会采访的上海编辑肖关鸿跑到家里约稿时告诉我的。关鸿还要到天津百花文艺社约稿,我请他把散文《煎饼花儿》带给《散文》月刊,1980年初发出来,很快被这儿那儿转载,评上这奖那奖……20世纪80年代初我被评论界定位为“散文家”,就是因为《煎饼花儿》《祖父》等家世散文,以及回校后跟高兰、萧涤非等老师打交道,又写了几篇常被转载且难免被人抄袭的散文,如《女学究轶闻》《名士风采录》《唯愿身化光明烛》《名医的风格》等。

  1965年我们大学毕业时,系里本来已通知牛司令分配到《人民日报》,突然变成留校,是因為文艺理论教研室孙昌熙教授要求。现在牛司令归队,系里却希望他转到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此时,孙先生已经从文艺理论教研室转到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正和山东师范大学田仲济教授一起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孙先生一直是我们俩的坚强后盾,我这个直接受业于他的学生散文(《祖父》)获山东省最高文学奖,他老人家专门写文章评论,令人感动。

  我的工作,学校安排到文史哲研究所杜甫研究室。牛司令得意洋洋回到淄博向我转达,我却不感兴趣,因为我更愿意研究小说。

  1978年9月,我到文史哲研究所报到,要求改派中文系。

  我们上大学时的中文系办公室主任金里此时恰好担任文史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他曾经带我们年级到牛旺公社搞过“四清”,对我们很熟悉。他劝我不要改:“小马,你怎么这么傻?清清静静专门搞研究有什么不好?杜甫研究室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萧涤非先生和黄先生都欢迎你去。听说你父亲是萧先生的朋友?”

  “老爷子们一起做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解释一句,黄先生即萧师母,与萧先生伉俪情深,听说凡进杜甫研究室的人,还得经师母“审查”方可。我不能说不乐意跟萧先生研究唐诗,我也崇拜杜甫,但人各有志,实话实说,“我就是喜欢《红楼梦》。”

  “唉,隔这么多年,你这个小马还是认死理、不开窍!这么好的美差不接,倒愿意去中文系累死累活地上课?”金主任很不以为然,用不屑的口气说,“算了,中文系现在什么人不要?你愿意去就去吧。”

  按金主任的观点,刚恢复招生的中文系招揽教师有点儿饥不择食。

  我可千万不要做大浪淘沙中最后沉到底的沙碛。

  我到中文系报到,系党总支副书记王耀华师兄说:“古代文学教研室、外国文学教研室、写作教研室都缺人,你想去哪个教研室都行。”我说:“想研究《红楼梦》。那就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明清文学吧。”

  几十年后想:当初如果选择进外国文学教研室,把当年上大学时“擅长”的俄语再捡起来,教课之余研究俄罗斯三大长篇小说家,去俄罗斯访学,岂不更有趣?

  我到古代文学教研室,立即被吸收进蒲松龄研究室。

  我读大学五年的枕边书,却始终是《红楼梦》。

  不久发现,金里主任不让我到中文系,实在是爱护老学生,不想让我太受累。

  苦瓜苦不苦,真正尝过才知道滋味。

  除了上课之外,几年时间,从系图书馆借的《蒲松龄集》,自己买的三会本《聊斋志异》都被我翻得边缘破损、书皮烂掉,成了淄川人所说“煎饼汤”。写了上千张卡片,一个一个科研任务都和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有关,《红楼梦》倒成业余为之。

  真是人们常说的:你想走进一个房间,没想到迈进另一个房间。

  2. 重回读写岁月

  1972年离开天津时,我的家当是个一米二见方的集装箱。

  1978年离开淄博时,我们的家当是两辆大卡车。

  送我们的大卡车,车头可以坐三个人。

  一辆车头上,司机左边是我妈抱着燕燕。

  一辆车头上,司机左边是我揽着儿子。

  牛老大与牛司令,在后面敞开的车厢煤堆上铺张席子坐着。

  离开广播局宿舍,比离开报社还依依不舍。

  多好的邻居!多朴实的民风!全院十几家,不管是工程师,还是播音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工人,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住了六年,不要说没和任何一家邻居红过脸,还总是我家有事,数家主动帮忙。有一次,牛司令出差,孩子突然发高烧,东排邻居老马,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往医院飞跑!

  倘若我们不走,会在淄博平平安安、舒舒坦坦、快快乐乐一辈子。

  人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从淄博离开,却像两棵长大的树,重新挪地方,换土、扎根、长新枝新叶。会不会水土不服、甚至枯萎?

  既然选定了人生新方向,那就义无反顾地往前奔吧。

  邻居们来个深情夹道相送,你挥手,我祝福,泪眼蒙蒙。

  家具、書箱、衣箱……

  大筐装上吱吱叫的鸡,细心邻居给搬上砌鸡窝的砖……

  淄博送行车开进山东大学新校南院,除了吴富恒校长住的老校第一宿舍,这是当时最好的宿舍区。我上大学时,曾走进一号楼,向冯沅君、陆侃如老师请教。

  我们的新居是真正的“小套”,总共不到三十平方米,进门是不到一米宽的走廊,走廊北侧是一个多平方的厕所和两个多平方的厨房。走廊南侧最西头有个上下两层大壁橱。从走廊进去有里外两间卧室,外间九个平方,里间十二个平方,从里间开门出去有个阳台,阳台下边有个小院子。

  后来我们系知根知底的评论家认出来:我们家这布局,就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中米丽家布局的原型;到米丽家借自行车的马尔克的原型,则是我教过的、后来担任瑞典王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留学生傅瑞东……

  这生存空间可比在广播局小多了,但已经是山东大学能做的最佳安排。其他归队教师都分配住学生宿舍即所谓的筒子楼,像当年我住的海光寺单身宿舍一样,既无厨房也无卫生间。当时归队教师都没有职称,而牛司令是科级,能分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房子,算相当优厚的待遇。

  牛家兄弟和送行司机忙着搬家具、缷煤、砌炉子、盖鸡窝……

  我妈和我打开行李,把原来广播局的衣物归位,铺被褥……

  两个小家伙早就好奇地钻进大壁橱玩起来了。

  我们楼前边有座赭黄色两层小楼,我们上学时叫它“仿吾小楼”,是给成仿吾校长盖的。成校长是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教授,干部级别为五级,比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还高一级。成校长住没住上这座楼,我始终不知道,我只觉得,回到仿吾小楼旁边,宛如回到大学五年的苦读岁月。

  更刻苦、艰难的读写岁月。

  3. 教学科研像泰山压顶

  一切安置好,我到宽厚所街向爹娘报到。

  爹娘很高兴,二妮不声不响调动工作,突然回到他们身边。听说并不是山东大学把我当个人物请回来,而是“随迁”,老人家多少有点儿自尊心受到伤害。

  我后来经常宣传:我能从地方小报回到山东大学执教并搞《聊斋》《红楼》研究,是牛司令“归队”而我“随迁”的结果。当年我们大学毕业时,只有“又红又专”的同学可以留校或分配到重要文化单位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而牛司令就先分配到《人民日报》,后又改为留校。我呢,家庭出身没什么问题,虽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操行评语却常有“重专轻红”或“自由主义”字眼儿,遂被分配“中央其他部门”,我从卫生部分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又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派到血液病研究所党委办公室搞宣传。

  刚到济南的前几天,我得空就往宽厚所街跑,在爹娘跟前跟姐姐妹妹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天南地北、云山雾罩。

  女儿找不到我,问奶奶:“我妈妈呢?”

  我妈用淄川方言回答:“准成又上她娘家了。”

  几天后,我干脆住到宽厚所街,整整一个星期,不回学校,给女儿断奶。

  女儿前几天哭着找妈妈,后来知道找不到,就用淄川话怨声怨气地说:“准成又上她娘家了。不来就拉倒!”

  女儿本来享受比哥哥高的待遇,一直跟妈妈睡。等断了奶,就跟当年哥哥一样,是奶奶搂着了。

  那个名副其实的蜗居,实在逼仄。我们到济南不久,恰好红霞三妹到济南中心医院进修,住到我们家。外间虽然只有九个平方,却放了一大一小两张床。大床上是:我妈、燕燕、红霞,小床上是牛斗。两张床呈“丁”字形排列。床前有张饭桌、两把椅子。摆完这些家具后,留下人走路的空间,不足两个平方。不久后,有了冰箱,连椅子都得塞到桌子底下了。

  一到济南,教学、科研任务像泰山压顶般向我们压下来。

  牛司令给学生备当代文学课的同时,跟几位高校同仁一起,编著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编书地点在复旦大学。他还要参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写了《柳青研究专集》《刘白羽研究专集》,主编《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国当代文学词典》,出版学术专著《大地之子的抉择》《刘白羽评传》等,后来他成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应该是“七十年代末童子功”的功劳。

  我接受的任务是:给七七级及以后班级讲明清文学,一学期七十二学时。同时,准备1980年第一届蒲松龄研讨会学术论文。

  1980年第一届蒲松龄研讨会我提供的论文是《聊斋俚曲的艺术成就和语言特点》,参加会议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杜维沫和冯伟民因我发表过几篇散文,约我撰写中国大陆第一部蒲松龄传。

  而明清文学这门基础课,我连续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八个年级上过。

  一个地方小报编辑突然要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讲重要的基础课,不想误人子弟,只能认真备课!四大名著、三大戏剧(《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些重头戏原本比较熟,明清诗文却是弱项。于是,每周一次,我用自行车把系资料室的明清作家文集,一车一车拉回家,通宵达旦地看,认真写完读书笔记,再写教案。有些课堂上讲不到半学时的作家,也得头昏脑涨把他的全集看了……这样备课,持续近一年,心里才有点数,敢于登台。

  牛司令数月在上海拼搏,我在家没命地啃明清作品……

  忙里偷闲,出于本能,写几篇散文,多数还选进《新华月报》。

  4. 假如没有我妈襄助

  1979年回到山东大学后,连续多少年,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读书,我们的“最佳读书时间”,是晚上九点钟之后,孩子们和奶奶在外间入睡,我们的“夜读”开始。我们家的灯深夜三点前总亮着。这样每晚可以抢出五到六个小时!太多的书需要看,太多的资料需要查。既要备课,又要搞科研,我还像是有“毛病”一般,见缝插针搞文学创作,只能一天当作两天用,一人当作两人用。

  我们两个人忙得脚丫子朝天,家里的事常常顾不上。

  如果没有我妈襄助,没有她老人家帮我们承担许多家务,我们两个真坐蜡了。

  原来在淄博,八小时上班,中午回家坐下就吃饭,我都不知道我妈平时如何活动。回到山东大学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妈每天做什么,我感受到了。

  每天早上我妈给小妞洗脸梳头,做好早饭,饭后,儿子上学。

  我妈再做好小妞的饭,一口一口喂饱,有时,我也喂一喂。

  饭后,让小妞在那儿玩,我妈在厨房给鸡备饭,其实主要是处理大白菜。她把大白菜的外层剥下来,一片一片洗净后,把菜板端到阳台上,先切菜后剁菜的声音,剁好菜拌麦麸喂鸡的声音……历历在耳。

  那时,济南仍没有曲阜方便,一切供应都靠票,单纯靠供应的鸡蛋,不要说总是散黄,不好吃,而且根本不够用。幸亏我妈养着一窝鸡,两个孩子才有鲜蛋吃。等到学校清理家属院,母鸡们被装筐送回老家——我妈舍不得将它们吃掉,让它们回乡发挥余热——济南的食品供应已有所改善。

  喂完鸡后,厨房传出来“哗啦哗啦”的水声,我妈动手洗衣服了。那时还没有洗衣机。

  两个孩子的衣服几乎一天一换,尤其是儿子,那简直不能叫小学生,得叫小皮猴儿。上学不走正常路,爬墙;回家不走正常路,跳沟。有个同学曾磕掉两颗大门牙。当时报纸上有个图文并茂的报道《有路不走墙上走,撕破衣服摔破头》。看来,爬墙上学在全国男孩中很普遍。

  洗完衣服,我妈端着脸盆,到院子里,把衣服拧干,晾到院子里的绳子上。

  我妈在南墙下种下一片紫扁豆、白扁豆、丝瓜,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紫、白、黄相间的扁豆花丝瓜花多么好看,成熟的扁豆多好吃,我也一直没弄明白,那些扁豆丝瓜和下蛋鸡如何能和平相处。

  我备一会儿课,到厨房倒茶水,路过外间,我妈不是在哄着小妞玩,就是让小妞自己在床上玩,她做针线活。小妞知道妈妈没空跟她玩儿,她就像奶奶的“铃铛皮”,跑前跑后地跟着奶奶。

  然后,廚房传来洗菜声、炒菜声……

  随着几声敲门声,大门“嘭”地被撞开……

  “饿死了!”儿子放学,从俄(饿)国回来了。

  哥哥妹妹又吵又闹,奶奶忙着给宝贝孙子盛饭盛菜,并朝里间喊一声:“他妈妈,吃饭了。”

  我放下明清文集,到外间吃饭。

  有时候,儿子会发牢骚:“又是刳馇豆夹(淄川话:炒扁豆)!”

  这小子的愿望是:不吃饺子,也该吃大包子,哪怕是素的。

  我跟着起哄:“哼,就不能做点儿好吃的?昨天鸡没下蛋啊?”

  “麻利馕(淄川话:往嘴里填食物)吧,噇(淄川话:快点吃)完了,该干啥干啥去!”我妈一边说,一边喂宝贝孙女饭。喂完孙女再自己吃饭。

  我吃完饭,继续回里间钻故纸堆,不睡午觉。

  我们的房子,外间逼仄,里间也不宽敞。靠北墙是从淄博带来的大衣柜、书柜。大衣柜和书柜的门只能敞到半开,因为空间不够。相距不到半米是双人床,紧挨床是两张“丁”字形摆放的桌子。从里外间门到阳台门的走道不到一米宽,却摆了两个书架,一个木头的,山东大学配置;一个竹子的,从淄博带来。这条走道冬天还要安炉子。里间安妥家具后,人可以走动的空间不超过三个平方。

  有一次,牛司令带的日本留学生前园浩予向他请教如何写研究茹志鹃的论文。日本学生讲礼节,从外间走进来,一边一声一声跟老师道谢,一边倒退着往里间走……

  我突然冲上去一把抓住她,免得她一脚踩到老师的锅上。

  牛司令如果在家,就是我们在南窗下一人一个书桌,一两个小时不动,坐那儿备课。我们的地方太小,两张桌子前摆不下椅子,只能放凳子,如果里边的人出来,外边的人得站起来。

  我们向主持后勤的师兄——后来成管后勤的副校长——要求给调大点儿的房子,说我们在家备课如此这般困窘。师兄先是说:“去图书馆备课啊!”我们说:“那么多资料,你每天给背过去?”师兄就说:“这样在家备课不更亲密?不用朝外伸手就能拉拉手!”听了这嬉皮笑脸的话,真想往他头上“嘭”地给他一下子。无奈,他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盼望房子再大一点儿,成为我们常说的话题。我们一人牵一只手领着女儿在院子里散步时,女儿常会问:“他要是给咱尤尤(楼楼)呢?”

  想要住新“尤尤”,按山东大学规定,得在分配的宿舍住满五年才行。

  能说非常完整的话、却咬字不太清的女儿对我们来了番大批判。

  她站在里外间门口,用极为不满的口气说:

  “你们两座(个),就知道坐在那里写继(字),光知道叫我奶奶做患(饭)!”

  旁观者清,不平则鸣。

  5. “树大自然直”

  回到山东大学的前几年,牛司令父子间经常发生“战争”。

  牛斗太顽皮。被小学老师请家长已是常事。小学老师后来还特地规定:“叫那个爸爸来,不要叫那个妈妈来。她听说儿子调皮还咯咯笑呢。”

  有时候,我还得替牛斗接受同学“训话”。

  有一天,家里来个小女孩,我认得是中文系语言教研室朱老师的孩子。

  “牛新军不好好写作文,老师让我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写。”小女孩对我说,“牛新军不在家,我就告诉阿姨应该怎么写作文吧。”

  小女孩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然后,把小女孩送出家门。

  抬头一看,牛斗骑在楼前雪松树杈上!

  原来,他老远看到小女孩往我们家走,就知道大事不好,上了树。

  一见小女孩走了,牛斗“哧溜”从树上溜下来,气呼呼朝女孩背影啐了一口:“呸!小猪蹄!”

  给同学起外号也是“请家长”的原因之一。

  我对牛斗说:小学作文有什么难写的?来,我替你写一篇交上去。

  第二天,儿子垂头丧气地回来,说:“我自己写的作文还得七十五分,你写的,七十分!老师说了,作文不能这样写!”

  我原以为给孩子写作文丢面子的,只不过是我这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来在北戴河跟王蒙聊起来,他笑道:“你还能得七十分,我替孙子写的作文还没得这么‘高的分。”原来中国作协副主席比我还惨!

  更麻烦的是男孩间的战争。有一天,牛斗把某个男孩揍了,那个男孩的父亲我们叫“师兄”,后来是校党委书记。“这算什么,他们还不就是狗撕猫咬!”又有一天,我妈的长孙被臧克家的长孙打了。“这有什么,男孩哪有不打架的!”如果家长真当回事,才是傻瓜。和平是战争的继续,男孩们第二天就混到一起玩得不亦乐乎,长大了还是终生朋友。

  有时候,不为“战争”却也会给人找上门来。

  牛斗几个男孩在院子里丢石头打树枝比赛“准头”,阴差阳错丢到人家阳台上,恰好把一个男孩的头砸破了。男孩母亲查清事实后,到我们家问罪。牛司令连忙买上两包点心,到男孩家赔礼道歉。

  客客气气敲门,门一开。

  “老牛!”

  “老许!”

  原来被砸男孩的爸爸是政治系许老师。

  “对不起……”老牛向老许表示抱歉。

  “是你的孩子?没事没事。”老许一看老牛拿的点心,大怒,“你赶快拿走,要不我给你从窗口丢出去!”

  在许老师那里吃了气,牛司令的气不打一处来,回到家中,先厉声呵斥牛斗,接着,就想不仅触及其灵魂,还想触及其皮肉。

  “凑啥(干什么)?你想凑啥?俺孩子又不是故意扔石头打人!”我妈立即站到孙子跟前,伸开两只胳膊,挡住那个怒气不息的爹,“树大自然直。你也不想想你自家是怎么长大的?”

  我在一边总想笑,这话,怎么像宝玉挨打后,贾母教训贾政的话?

  6. 我媽“爱吃鱼尾巴”

  我一直有个错觉:我妈最爱吃鱼尾巴,尤其是油煎带鱼的尾巴。

  我妈说:鱼尾巴酥,好吃,连骨头都能吃。

  我信以为真。

  其实我妈是把好的鱼段留给孩子吃,自己吃鱼尾巴。

  等我老了,跟孙辈一起吃鱼时,发现我也“爱吃鱼尾巴”。

  我妈不仅想方设法让我们俩和孩子吃饱、吃好,来“外人”,更能调动她做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两个妹妹来时。

  牛司令的妹妹红霞和我的小妹马霞。

  红霞三妹如果到家吃晚饭,我妈喜欢烙油饼。平时也烙给我们吃,外酥里软,葱花儿密密,花椒面香香。红霞来吃饭时,我故意逗我妈,说:“你闺女来,你的油饼就超水平发挥了。”

  我妈骂我句:“没良心的小狼贼,你少吃一口了?”

  我在海光寺时,小妹马霞的女儿在天津妇产科医院出生。马霞出院最初几天,我妈像照顾我坐月子那样照顾她。此后小妹才离开天津回山东。小妹初到天津时,可能孕期抑郁症,有一次朝着小妹夫大发脾气,有点雷霆万钧之势。我妈在旁边看着,一声也不吭,最后,悄悄地说:“可了不得了,俺牛运清幸亏没碰上他小姨!”看来,儿媳妇只要不当“河东狮”,我妈就相当知足。

  小妹是济南中心医院儿科医生,她如果值夜班,下了班,经常既不往我娘那边跑,也不往她婆婆那边跑,喜欢跑到山大。我怀疑,这家伙既是想跟我“瓜子码子黄鼬子爪子”地聊,也可能想找牛大娘吃点儿好东西。

  马霞一来,我妈就把她捺到外间的床上,让她躺下,顺手从书架上拉下本杂志递过去:“她小姨,你歇会儿,先看看书,我这里有牛肉、酥菜,待会儿拌点藕……你还想吃什么?”

  我嘲笑我妈:“小姨来,你的油饼又超水平发挥了。”

  “这个争嘴坑小狼贼!”我妈笑着斥道,忙活她的去了。

  什么人有什么才能是一定会瞅机会表现的。同一屋檐下,如果某个人某一方面能力太突出,其他人的能力往往会被压抑,因为只要我媽来,我们家的饭都是她做,如果她走了,我们就买点儿包子之类胡凑合,所以,我好多年不大会做饭。

  我比同年龄女教师省心,到了吃饭时,坐在桌前就吃,吃完了,一推碗就走;想换干净衣服,拉开大立柜抽屉就有。我唯一擅长的针线活是织毛衣,曾很能干地给我和牛司令织过毛衣、毛裤。有一年,我忽发奇想要给儿子织个漂亮的细线毛衣。没想到那线太细了,很不容易出成果,我织几针放下,有空再拿起来织几针,等到我把第二根袖子织好缝上时,女儿穿着正合适。兄妹两个相差六岁。

  我妈觉得遗憾的是,她唯一不会的针线活就是织毛衣。其他,不管做衣服还是做被子,什么也难不住。老太太爱干净,我们和孩子的棉衣、被褥,她经常拆了洗,洗了做。

  有一次,马霞来了,问我妈:“我二姐呢?”

  “在里屋躺着怄气呢。”

  “怄什么气?”

  “嫌我给她做的棉裤厚了。”

  小妹回到宽厚所街,一边哈哈笑着,一边向我娘形容二妮如何赖在床上,盖着被子,不肯穿棉裤,牛大娘如何劝她,答应给她改……

  我娘笑道:“这死科子在咱家从不敢这样,倒叫她婆婆惯得上树爬墙!”

  马霞又向我娘形容我们如何吃面条:牛司令看到二妮碗里有两个荷包蛋,就用筷子在自己碗里捞,结果,一个鸡蛋也没捞到,只好叹口气自嘲:“低级人物啊。”

  这吃饭喜剧,把大家都笑软了。

  7.“本人会巴结吧”

  其实我有时也懂点儿人情。

  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重要的社会现象是:老嫲嫲们开始戴首饰。

  有次,马霞来了,进里间对我说:“牛大娘戴上金戒指了?”

  我得意地说:“我买的。怎么样?本人会巴结吧?”

  “你也买了一个吧?拿出来我瞧瞧。”

  “我没有。买这一个还是挪用买电视机的钱哩。”

  我要金戒指干吗?是戴上它讲课板书更好?还是写文章更流畅?什么用也没有!电视机先不买,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而这么个不起眼小玩意儿,却能讨老太太欢心。并不是我多高洁、多先人后己。这是当时高校女教师的共性:如果有哪位极个别女士珠光宝气、衣饰鲜明,大家常常会侧目以视。一般大学女教师都不爱首饰,不爱高级包,不爱高级化妆品,只惦记多买几本书。开始时是没条件也没心绪关心首饰之类,后来习惯成自然,自然成应该。我一直想买影印聊斋手稿和几种脂砚斋石头记评本,刚回校时从图书馆借,十几年后自己都有了。

  其实我妈并不找我们要这要那,给她买衣服,总说:“够穿了,不要买了,给孩子买吧。”但如果别的老嫲嫲手上有戒指,牛老太没有,岂不是我们没面子?这其实只是晚辈一点儿极微不足道的心意。如果家务劳动也按劳取酬,我妈该戴十克拉钻石大吊坠。我呢,发个塑料发卡就成。

  我妈回趟淄博,回来时,多了对金耳环。

  是最孝顺的女儿红霞帮我妈“配套成龙”。

  我逗我妈:“又戴上金坠子,岗俊(淄川话:非常漂亮)了!快回小韩庄显摆显摆。叫二奶奶她们看看,您现在是济南城时髦老太太了。”

  “这个胡诌八扯的小狼贼!”我妈斥道。

  在我妈嘴里,我跟她宝贝孙子一样,是个“小狼贼”。

  我妈已农转非,我家户口上是完美的三代同堂。

  我妈的户籍登记:张秀芹,女,1914年出生于山东淄川,现居济南市山大路山东大学南院宿舍二十号楼三单元102,与户主牛运清关系:母子。

  8.“耪耪那头乱草”

  我妈是个爱美的老太太,人家如果出门,一定得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她特别瞧不上我不好好对镜梳妆就往外跑。

  有次,我三口两口吃完饭,想赶快骑上自行车到文史楼上课。

  我丢下饭碗,看看书包里备课本、参考书不缺,端起茶杯、提起书包就跑。

  我跑到门口,我妈追过来,一把拖住我。

  “干什么?”我气急败坏地说,“我要迟到了!”

  我妈递过一把梳子:“快,耪耪那头乱草!”

  多生动的淄博民间语言?不说“好好梳一梳你的头发”,而是说“耪耪那头乱草”,这是蒲松龄俚曲里的语言呀。

  研究蒲松龄俚曲的语言成就,是我回到山东大学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我有时想,如果我妈也做大学教师,大概会像我的芳邻那样讲究仪态?

  历史系雍容华贵的孔令仁教授跟我做过好几年邻居。她虽然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当时住房却跟牛司令同等待遇,面积一样大,只不过她是两个南间,也有个小院,孔老师种的丝瓜常被我家的“天兵天将”飞过去啄了。孔老师老伴把鸡捉住从墙头扔过来。孔老师则温文尔雅地把鸡从墙缝递过来,不愧是孔门之后啊。

  我隔三岔五到孔老师家喝加柠檬片的咖啡,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孔老师最初参与政界活动、访问农村的经历被我改头换面写进第二部长篇小说《天眼》,安到女主角南琦身上。孔老师后来有许多“副主席”头衔: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山東省政协副主席。

  我妈当然不知道“她孔阿姨”这些伟绩,像对待淄博邻居一样,下好饺子,也派我给孔老师送。

  投桃报李,孔夫子后代自然讲究礼尚往来。

  有一天,孔老师端着一个碗敲开我的门。

  “马老师,请吃饺子。”

  “谢谢!什么馅儿?”

  “猪肉白菜。”

  听到这话,我这个青州回族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1985年春节,我已搬到山东大学新校南院四十号楼六层的小三间。孔老师早就搬到一号楼,当时的“校长级”宿舍。

  春节上午,“副省级”孔令仁教授忽然爬上六楼,来敲我们的门。

  我跟孔老师开玩笑说:“咱们好像并没有相约‘苟富贵勿相忘啊。”

  “我得来看看牛奶奶。”孔老师真诚地说。

  “我妈回老家过年去了。”我说。

  孔老师怅然若失。

  我直想笑:孔老师啊孔老师,你是和我邻居,还是和我妈邻居?

  尾声:人生最大财富

  2020年春节。

  阿牛放寒假,已免试保送北师大读硕士。牛斗家日子优哉游哉,但今年不能外出旅游。因为有新型肺炎,越来越多的人宅在家。宝牛小学四年全A,宝猴已上幼儿园,顽皮得像从花果山下来的。牛晓燕打算开车四处游,被两家父母坚决制止,“带大宝二宝去奶奶姥姥家好好捣蛋就是。”

  孩子们都不外出,家里就得多准备些吃的。

  网上网下,这商场、那超市转悠个溜够,采购齐全。

  我家指挥有人传,牛司令有计划按步骤指挥我干这干那。

  “把海带、牛肉洗干净,切好。”准备做酥锅。

  “把桃仁、杏仁、花生皮剥了。”准备做“鸡豆”。

  “把豆腐团一团。”准备炸货:豆腐丸子、绿豆丸子、牛里脊。

  “把地擦一擦。没看到那里有洼水?滑倒了怎么办。”

  我说:“派我当做粗活的备菜工,你得支付钟点工工资。”

  牛司令说:“你先把‘大厨工钱付了。做酥锅得站那里盯三个小时。”

  我对阿牛发牢骚:“现在奶胖就是想吃根虱子腿,也得爷胖说了算。”

  我对牛司令说怪话:“早上净叫我吃西红柿面条!就没点儿新花样?”

  “知足吧。星云大师每天早上也是一碗西红柿面条,你比他还多个鸡蛋。”

  好啊,干活让我向钟点工学习,吃饭让我向老和尚看齐,混到七八十岁,我的人生终于上了个新台阶。

  西红柿面条,是在佛光山跟星云大师同桌共餐一周的收获。

  那就早饭仍吃面条吧,不过有时总算换个样儿,香菇的,白菜的。

  白菜面条,又叫“揽锅子面条”,把白菜炒好后和面条煮到一起。当年我娘常做,更是我妈的“保留项目”,正如酥锅、鸡豆、炸丸子是我妈春节的必要工程,从1972年我们带牛斗自天津回到淄博,我妈年年给我们做。

  我们家现在饮食的最高评价是:

  “炸肉炸出老奶奶炸的样子。”

  “这次油饼比老奶奶做的也不差。”

  “今天饺子能跟老奶奶做的媲美。”

  酥菜煮好,我在“家庭网”宣布:“吃货们快来拿。”

  阿牛在“家庭网”一声欢呼:“酥菜巨好吃无比!”

  爷胖奶胖笑逐颜开,赶紧再做鸡豆、炸货吧。

  已经或将成“八零后”的两个“笨人”仍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请钟点工。不习惯有个外人在跟前晃来晃去,何况校园中人需要安静环境看书、写东西。

  我们的家务劳动,完全复制我妈当年所做过的。

  人生经常是:前边老人走的路,后边老人接着走。

  2006年春节,我妈回牛老大家过节,平地摔一跤。不久,在淄博安然辞世,享年九十三岁。

  相隔三十九年,我妈和终身伴侣地下团圆。

  纵是喜丧,终是永别,子孙媳婿,长跪嚎啕,万般不舍。

  我妈照顾我们几十年,我们没能床前侍奉一天,愧歉终生。

  长孙牛斗跟大爷、爸爸、三叔一起,造坟、修墓园、种树木。

  每年清明和我妈的忌日,牛司令父子都到坟前祭拜。

  2020年元旦前,我因写新书累病,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看一会儿克里斯蒂探案,整理整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己的散文。

  冯沅君、陆侃如、萧涤非、高兰、殷孟伦、吴富恒等恩师,私附门墙的吴组缃教授……音容笑貌重现眼前。他们都曾在如何做学问、如何搞研究上对我有关键性提携,师恩难忘。

  我爹娘也算我做学问的老师,爹教《黄帝内经》《易经》,娘讲《红楼梦》《聊斋志异》。

  我还有位并没教我如何研究古代文学、如何写文章的老师,没有好好写一写。

  我妈不认字,却对我们写文章帮助最大。她老人家更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几十年亲力亲为,展示做人原则: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尊老爱幼,善待亲朋,克己尽责。她用无边慈爱照拂全家,让我们夫妇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专心读书、教书、写书。

  1989年,我娘走了,四十七岁,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2006年,我妈走了,六十四岁,我成了没妈的孩子。

  跟我妈相处几十年,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仁、义、礼、智、信,不仅仅写在书本里,而且植根于广袤无垠的民间文化土壤,言传身教,代代相继,生生不息。

  人生的精彩不会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不同。

  善良和宽容及由此产生的美,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2020年元旦至除夕写于济南洪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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