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篇小说《庄稼人的脚步》改编成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已经是36年前的事了。我时常想起那个时候的胶东农村。
1950年底，四岁的我随父母从青岛回山东省荣成市成山镇磨山村老家探望祖父母，被老人家留在了身边做伴儿。从此以后，变成一个泥头泥脸的农村孩子。1963年我初中毕业于荣成六中，回老家种地，立志要改变家乡面貌，先后担任大队农业技术员、团支部书记、林业果业生产队长，在庄稼地里滚了近13年，出死劲流大汗，白天随着日头转，夜里追着月亮干，一副战天斗地的豪情。结果家乡面貌越来越破旧越来越穷，我就像小猪拱锅底，拱了一鼻子灰，落下了一身病。
现在回头想想，我与几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指点江山般地改变村里的贫穷面貌，真是可笑，也可爱！
后来当了一年民办老师，又到当时的城廂公社文化站任一个人的站长，仍然是农民身份，几年后还分了一亩责任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注定会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因为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撕开了口子。
农村穷，农民苦，庄稼人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小时候，只记得成天盼着过年过节，尤其是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丸饺子大白饽饽还有所谓的大鱼大肉，而且还能穿上新衣裳。等到1963年初中毕业后，就更彻底地感受到了农民的苦日子。那时有句顺口溜儿：穿不穿，三尺三。够不够，三百六。
穿不穿，三尺三。就是说在我们家乡，每人每年只发给三尺三寸布票。在那个年代，你没有布票，是买不到布的。三尺三寸布票，连缝一件衣服的布都不够！难怪那时人们都讲：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尺三寸布票，逼着你就得穿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那个年代，家里有孩子要结婚的，不得不求东家拜西家的借布票。偶尔供销社分给村里一块人造棉布，我的天，全村轰动抢着抓阄！
“穷则思变”是那时候不仅挂在嘴上也是落实在行动上的口号。六七十年代，供销社开始卖一种不用布票的再生布，灰不溜秋的颜色，类似麻袋那么厚，庄稼人称它为麻袋布。家里孩子多的，就买这种再生布缝衣裳穿。我们村那几个俊俏的姑娘都穿过这种不伦不类的衣裳，弄得她们刚开始穿时一出门就脸红。
够不够，三百六，是指每年每人只能分到360斤粮食。细化起来，一般年景是小麦三十多斤，玉米四五十斤，除了还有十来斤大豆小杂粮外，余者全是地瓜。贤惠手巧的妇女们，不得不把一些精力放在如何充分利用地瓜并且变着花样地端到饭桌上，但也不能弄得太好吃，那样太费！而且太好吃太顺口的也吃不起。比如分到了麦子，放开肚皮吃，用不了几天就吃光了！那是万万不可以的。麦子，是庄稼人过日子的门面或者说是脸面。那一定是要狠狠地细水长流。家中来了要紧的亲戚，你总不能端出粑粑或者地瓜，无论如何要遵守“薄赶细切多待客”的节俭方式做碗面条，何况还有好几个节日以及春节都需要麦子面来支撑！当时，县里和公社的领导们深知农民的难处，千方百计地为农民排忧解难，以便能让各家各户省点麦子面，规定可以用一斤小麦到公社粮所换回二斤多地瓜干的政策，大受农民欢迎，都觉得心里很温暖。
前些日子，因为一部电视剧的播出，引起大家争论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有些熟悉我的朋友便问我，我说，农民吃不饱只是个概念定位的问题，不是吃不饱，是指吃什么的问题。你大鱼大肉或者大白饽饽白米饭也是吃饱，地瓜粑粑或者是菜饼子菜汤也是吃饱，同样是饱，却有天地之别！就像我经历过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荒”，那时肚子撑得比现在都大，因为里面装的是草！所谓草，是地瓜蔓、花生蔓、玉米秆或者是花生壳甚至是嫩树叶子啥的。
年轻人惊讶之余很不理解，说刨去吃草那三年，一年360斤粮食怎么可以吃不饱？并用自身说法认为一天一斤粮食根本吃不了。我说，你们现在上顿油水下顿油水，有时吃个水果吃个零食或者是喝一两瓶啤酒就是一顿饭，还愁得成天要减肥。而那个年代的农民肚子里没有油水更没有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副食品，又下地劳动干出力的活，抡一天大镢推一天小推车，饥肠辘辘，年轻人一顿饭吃一斤面的馒头那是很轻松也很过瘾更是谁都愿意干的事儿！
农民的油水到哪里去了？我们家乡，食用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花生油，二是猪大油。按照上面规定，那时，每年每人所分得的花生果最低不能低于12斤，最多不能高于20斤。也就是讲，只有好的年景才能每人分得到20斤花生果。最饱满的花生果按四六折出花生米，12斤最多能出7斤2两;如果是20斤果，最多能出12斤。农民们辛苦一年，临秋末了，总得炒点花生全家人香香嘴解解馋吧，还有的户在城里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总得感激这些亲戚们有时候捎点大米饼干及旧衣裳什么的，捎两斤花生米答谢一下。就这样三下五除二，还能剩下多少花生米？一斤花生米出油率一般是三七折，十斤花生米也只能出三斤七两油。一人月平均吃三两油已经烧高香了！
猪大油从理论上讲是农民吃油的第二渠道，但有几户有钱能买得起？
那时，农民挣钱有三种途径。一是从泥里刨，也就是说劳动日的工值。我们家乡，好的个别村庄，工值七八毛偶尔哪年能达到一块左右，大多数村庄，五六毛钱，我们村最低时曾经只有两毛八分钱！一般来讲，好的农户，在庄稼地里滚一年，能剩余五六十块钱，多的能有一百多块钱，最差的是有一些农户干一年还得往外找！但年底分钱多点的户又往往家里有一个或几个正当年急着成亲的儿子，这就要命了。做家长的要准备盖房为儿子娶媳妇！六七十年代盖四间房子，一般四五百元钱，即便扎住脖子不吃不喝也要攒好几年！二是养猪。一年卖一头肥猪最多能剩下二三十块钱。三是养鸡下蛋卖钱，所谓鸡屁股是银行。因为没有粮食，养不起多少鸡，一家也只养两三只，喂不起粮食，鸡也不傻，绝对不会给你好好下蛋。隔三岔五的两只鸡一个月能下两把鸡蛋也就是二十个蛋就不错了。一斤鸡蛋到供销社能卖五毛钱。当时，夜里照明用的煤油五毛钱一斤，盐一毛一分钱一斤，火柴二毛钱一封（一封二十盒），除掉这些日常必用品的费用，农民又能有多少钱去买猪肉回家炼油？一家人口掏肚攒好不容易弄点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你想要炼油的肥肉。那个年代，只有公社食品站才有权力杀猪，你到食品站买猪肉，不认识里面的人，要买肥肉就很难如愿。往往瘦肉多肥肉少，回家吃着肉大人们也是唉声叹气、心也痛、肝也痛，吃不出肉香的滋味！
人的雅兴，往往与吃饱了肚子有关。比如人们向往春天、歌颂春天，把春天赞美得不得了，而那时在农民心中，春天的日子最难熬！一年四季，唯独春季最缺粮食。炕头上的地瓜吃完了，地瓜干也没剩下几块了，青黄不接春脖子长，日子要过，饭要吃，庄稼活更要干，总不能三尺肠子闲着二尺五啊。那个时候，我们放学回家或者星期天，虽然没有家庭作业，但却有为一日三餐排忧解难的任务，那就是上山挖野菜。只要吃不死人的野菜我们都挖。现在想想觉得很不好意思也非常惭愧，我们贪玩不是爬山就是捕鸟，真没能尽心尽力地完成这项挖野菜的任务。好在人民公社体贴农民的难处，每年都要为过不去春天的困难户发放救济粮。
但也不能否认，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农田基本建设大幅度提高了，大部分土地整治成了大寨田，并且挖了各种类型的水库、方塘。小麦、玉米和地瓜等也有了优良品种。与过去比较，粮食产量的确大幅度提高了。在我们家乡，1974年粮食亩产量就达到500斤，没用几年亩产又过了800斤。
我从出来当民办老师又到文化站，基本上是为公社写各种材料，或者说是当了公社的编外秘书。成天与公社干部们及各村的头头脑脑们在一起。公社干部不仅大多来自农村，甚至老婆孩子也还在农村。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出力流汗，长年累月地达不到起码的温饱，种地就没有了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尤为普遍。因为在他们心里，种地不是为自己种的，而是为上面或者是为公社种的。
为了夺高产夺丰年，当时的公社干部们不得不成天忙着催耕催种。
我们家乡有54个生产大队，按照自然区域分成了六个工作片，每个片都有公社党委委员带领几个公社干部驻到村里抓农业生产。庄稼地里的活，夏天与秋天是最忙的季节，称为“三夏大会战”和“三秋大会战”。公社干部赤脚挽袖出的劲儿不仅不少于庄稼汉，而且还要时刻督促、指导、检查，播种时每亩要施多少车粪，这其中猪圈出的精粪要达到多少车，地头积的绿肥要多少车，垅要多宽，苗距要多少都做出硬性规定，甚至什么时间要结束播种都不厌其烦的落实到地头上。我的天，公社干部成了生产队长！
当时，公社干部也有怨言，出力而不讨好，因为老百姓并不怎么感激你。在农民看来，这地真是为公社种的，因为无论高产低产，似乎都与农民自身关系不是很大。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刚开始，大多数人们并没有感觉到这次会议有什么不一样，更没有认识到这次非同往常的会议起到了使中国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是何等重要。庄稼人更没有觉得这次会议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是认为无论上头开什么会议，似乎老百姓都得不到多少实惠。
过后不久，尤其是春节以后，渐渐的，我们家乡从县里到公社以及农村，那气氛开始转变。
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也就是分田单干的消息流傳了过来！各种信息渠道悄悄地快速地把全国在会后的形势及动态不断流传开来，似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式的分田单干，有点像星星之火，已开始在神州大地上漫延！
从27岁开始就当公社书记的黄福田开始坐不住了。这个人不仅正派正气也很有魄力，更有担任过十多年公社书记的实践经验，他觉得，要想让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可当时我们老家比较保守，主要领导人大会开小会开，三令五申，强调胶东属于先进的富裕地区，情况特殊，坚决不允许像边远落后地区那样搞分田单干！很有严防死守的架势。黄福田为此很困惑也很着急，但作为公社书记的他，当时只能看县里和地区领导的态度，难越雷池一步。
农民们更是着急，不仅大眼瞪小眼瞅地盯住公社的态度，也左转右转地看周围有没有分田单干的动静。都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但嘴上都弄了个把门的谁也不敢公开地讲，更不敢带这个头！
多年来，我们的农业从单干到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直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走的是一条集体化道路。现在冷不丁一点步骤没有，呼嗵一下就又单干了，谁心里都没有底！
焦急与等待，期盼与困惑，希望与担忧，这种情绪一直笼罩着我们的家乡。
1979年底，离我们不远的文登有个张皮村偷偷搞起了责任制，他们没敢联产承包，而是试探着搞了个“联墩计酬”，也就是把土地田间管理承包到个人，这简单的改革，没用一年，老百姓那小日子就喜气洋洋地翻了天覆了地！
黄福田决定要冒一次风险。1980年冬，他统一了公社党委委员们的思想，决定找几个支部书记威信高的村庄搞联产承包责任到组，有了经验再全社推广。
消息一出，全社的老百姓眼睛瞪大了，他们看到了希望，各村都跃跃欲试！
那些日子，我与公社干部们一起到村里搞联产承包小组责任制。一个生产队分为四个作业小组，由原来的队长为首的队委会成员分别担任作业组长，小组一分，问题出现，村里几个大家认为是懒汉二流子破鞋小偷的社员像皮球一样，你踢给我我踢给你，都想一下子过上好日子，打死也不要。黄福田对来反映问题的村支部书记说，都不要，你们书记要着！
1981年春，山东省文艺出版社《柳泉》文学期刊的朋友给我请了创作假，我来到济南，准备为他们写一篇农村青年爱情故事的中篇小说。
当时，由于文学创作刚刚解除了好多禁锢，可以大胆地写爱情了，所以全国文学创作来了个爱情大泛滥。编辑部的朋友知道我有农村生活，闲聊中问我手里还有什么题材可以写，我便讲了实行联产承包到小组，一帮子懒汉没人要这事儿。朋友们一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动员我能不能把那个爱情故事放一放，先把这个中篇写出来。我有点为难，来济南之前，我一门儿心思地构思那个爱情故事，这个，想也没想。不过我也觉得这篇小说很有新意，立马来了个重抹桌子另上席，开始了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
这篇小说，开始写得很不顺利，问题集中在主要人物牛百岁身上。因为我这个文学业余作者一开始学着创作，就学的“三突出”和“高大全”。现在的年轻人不明白，所谓“三突出”和“高大全”，简单地讲，是要把主要人物写成一个超人，形象要高大完美，不能有半点缺点的英雄。这种人物，写出来自己都不相信也不可爱。挣扎了好几天，决定把他写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并且按照我自己的生活去写。
1974年由于我身体累垮了，村里让我到大队林业果业队。那时农村有句顺口溜：果业是爷，林业是爹。在果园干活，春天闻花香，夏天秋天可偷吃苹果梨桃子啥的;林业呢，松树林冬挡风夏遮阳，都说那是神仙活儿。这既是村里怜悯我一直想改变家乡面貌屡战屡败的一种安慰，也是想让我把这个摊子弄好，争取多增加经济收入。但人生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到这里来一年多的经历，竟会对我以后成名的那部电影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果业林业活儿虽好，但那帮子人不好团弄。因为各生产小队都不会把最棒的劳力送给大队的副业摊子。林业果业队的这些伙计每人都有响当当的外号：老特务、老狐狸、国民党、小精鬼、丁子鱼。好在我这人在他们眼里还行，以真诚慢慢打动这些个性鲜明的伙计。其实，这些人是不错的，真与他们交上朋友，他们干活还真卖力气也很讲义气。他们现在无论比我大的还是小的，都已去世了，我至今还挺想他们！这也是有些业内朋友纳闷，我在电影里怎么会把这帮子人写得那么可爱。
王馥荔饰演的菊花，生活原型是我们村的一个寡妇，我称她顺子嫂。顺子水肿病死于“三年自然灾荒”，她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平日说话很温柔，见了生人都脸红。我很可怜她。
那个年代，家中有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何况她一个寡妇还带着四个小孩！过年时，她买不起肉，就去买点猪骨头，放到村里的碾盘上用斧头砸，掂砸成细末，回家包饺子吃。那日子过得滴汤漏水。可没想到几年的工夫她就变了，变得风风火火嘴不饶人，男人喝酒她喝酒，男人骂人她骂人，说起脏话比男人都厉害。按现在的话讲，百分之百的女汉子！可她心地儿仍很善良。直到孩子们成家了，她才改嫁走了。
打兔子的牛天胜，有我的影子。他悲惨的爱情故事是我的经历。我们家由于成分一般，所以动不动就把我作为打压的对象。我初中毕业满腔热忱地回村里，社员们选我当记工员，被支书一句话给否了，说不能用上中农的子女。我一直视若亲兄弟的老大哥李树民，也由于重用我而受到批评。被免了大队长也就是现在称为村委会主任的职务。
所以，我在写完这篇小说时，情不自禁地写上：
“别了，昨天。”
“别了，贫穷的年代！”
就在我写出《庄稼人的脚步》初稿等待修改时，我们家乡出了一件大事！
我们公社有个100多户的黄埠山前村，村支书刘承初竟然敢在荣成县第一个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单干！
刘承初和我都毕业于荣成六中，当年也是懷着改变家乡穷面貌的雄心回到村里的。他比我好，后来当上了村支书，家乡的面貌改变了好多，但也都是小打小闹，无论怎么变，一个穷字却一直改变不了。所以，觉得愧对家乡父老的刘承初要豁上去铤而走险，也是想对家乡父老有个交代！
刘承初要搞分田单干前，曾偷偷来汇报并征求黄福田的意见，得到公社党委的支持后，刘承初才敢胆子大起来。黄福田面对县里领导的批评与责问，只能装糊涂地打太极拳，说最近下乡很忙，也是回来刚刚才听说的。其实谁都不糊涂，这么大的动静，作为公社党委成天守着怎么能不知道呢？
县里派了两次工作组下来到黄埠山前村调查，两次的结论都是，一边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肯定分田单干老百姓积极性确实高涨，一边对黄福田说上面不允许这样做你要考虑后果。既肯定也不肯定，既批评也不算批评。一方装作认真地讲，一方佯做虚心地听，彼此都心照不宣。
后来情况有变是因为烟台地区来了新地委书记王济夫。
王济夫是1945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曾担任过济宁地委副书记、山东省委副秘书长。人虽文雅，是个儒官，但却很有胆略。
烟台地区在全国虽然还算比较富裕，但思想保守可为根深蒂固。王济夫不可能一来到烟台就下猛药。他不动声色，先抓宣传舆论，让《烟台日报》开设农村新形势新变化的专栏，发现典型，大力宣传。然后召开了两次全地区的大型会议。一次是“烟台地区文学艺术创作大会”，在会上，他提出要出一流的作家，出一流的作品！就在这次会议上，烟台作家张相吉把登有我那篇《庄稼人的脚步》的《柳泉》期刊从我手里拿走，交给了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的老同学刘福年。这个老同学很有名气，曾是电影《李双双》与《喜盈门》的编辑。刘福年这次是与副导演武文璞应邀来参加会议的。他们连夜读了我那部中篇小说，认为很好，第二天就回上海了。
在我回家等待消息的日子里，烟台又召开了烟台地区三级干部会议。所谓三级干部，是指地区、县、公社书记。开这种会议，往往都是与农业生产和经济工作有关。但这次会议与往常不同。
以往的会议，都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口号一个主题，让大家领会好精神回去学习推广。而这次会议似乎是没有主题但又有主题，那主题是让入会者自己回去琢磨。
王济夫在会议上，只是号召大家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的中央文件，不讲一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甚至连“联产承包”这四个字都不讲。但却安排了几个本地区和外地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在会议上做典型报告或是经验交流。典型报告讲完，既没有安排大家学习也没有让大家讨论，而是什么都不说，就这么散会了。
黄福田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开完会，大家就炸了锅。都看得很清楚，这次会议就是让大家回去赶紧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就在我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赵焕章的电话让我把那部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我们公社已开始大张旗鼓地全社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是一竿子到底，直接分田到户！
上海市徐汇区永福路52号上影厂文学部写作楼，是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地方。
在那里，妻给我来信说我分得了一亩责任田。因为妻是公办老师，只我一人是农民。后来我村里的老大哥李树民纠正说那不是责任田，责任田是需要交公粮的，那是为提供我一年粮食的口粮田。妻还说因为干旱，麦子还没有种上。
那年秋天特别干旱，有的村连吃水都困难，对播种小麦是一个很大威胁。王济夫借着这场干旱要做一篇文章了。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我估计在1982年上半年，整个烟台地区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可能并不很理想。王济夫带领几个领导下乡检查抗旱播种小麦的情况，一路走一路担忧，眉心结得越来越高，不能说没有抗旱播种的，但看到的是人少干劲差。可他们一踏进我们公社的地盘，那热火朝天的气氛迎面扑来，简直是天地之别，那男女老少齐上山抗旱播种的热闹场景令他们振奋不已！
王济夫问，黄福田你们公社是怎么发动的？黄福田说，王书记你是愿听真话还是愿听假话？回答说，当然是要听真话。黄福田说，我们公社没有发动，公社只是负责与邻近水源比较丰富的公社联系借水，好让大家去拉水回来播种。王济夫说，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大家积极性那么高涨？黄福田说，那是因为我们全社都联产承包土地分到了戶！
王济夫马上让地区秘书长通知全地区所有的科级干部分批分期来城厢公社参观！黄福田为难地说，来这么多人，吃饭是个问题。王济夫又让通知所有来参观的干部自带干粮！
我们家乡从来没出现这种盛况，那几天，各种车辆呼呼地开来，参观的人员自带干粮，来了一批一批又一批。
我之所以说王济夫借抗旱播种小麦要做一篇文章，是我相信王济夫早已知道我们家乡分田到了户。他是我们荣成老乡，又很关心推动落实生产责任制这一大事，更何况，他让记者们注重下乡调查，耳朵应该是很长的。我们公社闹这么大的动静，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想，他极有可能是想借机打破各方面的阻力，让各级领导干部在事实面前解放思想而已。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解放思想是何等关键！同时，在大的变革潮流中，困惑与彷徨也是在所难免。
我这部中篇小说有可能是全国第一部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北京《文艺报》一位评论家看了小说后激动不已，几次和我联系，准备写篇评论，却一直没有动静。后来，她非常悔恨地对我说，之所以没有写成，是她思想没有解放，总是担忧，没有吃透形势，没有胆量。
省出版社的朋友给我来信很歉意地告诉我，这部小说差一点被评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们非常惋惜，当初编辑如果能提出好的修改意见加加工，获奖就没有问题。但后来也有小道消息说是因为对形势吃不准。对这个小道消息，我至今不知真假。
我与赵焕章导演以及编辑刘福年三人在修改电影文学剧本时，我说，如果现在我写《庄稼人的脚步》，可能我就不是写作业组而是单干到户了，他们说，还是写作业组保险些。
剧本虽是趋于成熟，我们有时也不免有些担心。
1983年6月，电影《咱们的牛百岁》在我们老家开机了。
当时，正逢小麦大丰收的收割季节。我一边忙着随摄制组拍电影，一边忙着要收割小麦。赵焕章导演把摄制组的大卡车派给我用，这大卡车好威风，我借机给村里的老少爷们拉了一天麦子。麦子脱粒后，我家第一次有四百多斤小麦！而村里其他人家，一两千斤小麦很普遍。麦子多得没地方放，家家发愁。好在庄稼人向来自力更生，几乎家家户户都用水泥做大缸装麦子，那大缸好，封好口，老鼠钻不进，虫子爬不进，放几年都不成问题。
年底，电影在我家乡放映了。
那天晚上虽然大雪飘飘，可小广场上仍然人山人海。乡亲们看着自己的故事，倍感亲切，在隆冬夜里，不时传出开心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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