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凤

　　自二十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中,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传媒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的文明进程也从口传时代、印刷时代进入到了电子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我们对这一转变的思考,有助于把握今天文学的现实形势,明晰未来文学的发展格局。

　　一、科技在文学发展中作用的凸显

　　早期的技术与艺术共同产生于原始人类的生存活动之中,二者不分彼此。在汉字中,“艺”的甲骨文像一个人在栽培作物。《说文解字》:“艺,种也。”其本义既是种植技术,又是一种生态艺术。从拉丁语来看,“艺术”一词等于人工技艺。海德格尔曾指出:“希腊人拿技术命名的,不仅是工艺的活动与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活动与技巧。”[1]所以古代技术含义是比较宽泛的,包括了我们今天的文学。虽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与艺术逐渐分化,各自在一定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是,分裂不等于隔绝。科技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等方面的改变。

　　 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前,任何事情都使用口耳相传,早期的文学不知固定作者,也没有确定文本;而且,文学的流传只能局限在很小范围,这显然不利文学的发展。文字的发明,尤其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纸质文本的生产,扩大了文学的影响领域,促进文学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近代以后,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电视、广播、电影、因特网、手机等电子媒介的崛起,颠覆了以往印刷媒介的文化功能,文学所遭受的冲击有目共睹。以往文学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和深刻价值正面临着严重的质疑。J·希利斯·米勒说:“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说明,人们正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做文学阅读之外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诗歌已经很少再督导人们的生活了,不管是以不公开的还是其他别的方式。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米勒对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走向比较担忧并认为文学会终结。国内外学界对现代电子媒介功用的凸显给予了极大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影响,认为电子媒介混淆了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抹失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等。此外,斯图亚特·霍尔、麦克卢汉、尼克·史蒂文森、让·波德里亚等学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电子媒介的特征、媒介和文学的关系。国内学者王一川、金元浦、赖大仁、南帆等也阐述了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强烈冲击[3]。

　　二、电子传媒时代中文学的新变

　　海德格尔最早论及技术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他提出:“技术是一种去蔽之术”。[4]并补充说:“自由和去避即真理的发生有至为紧密的亲缘关系”。[5] 海德格尔把技术看成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使人们发现原来被遮蔽的世界。像网络的出现就提供了生命存在的一种新方式。与纸质媒介具有抽象、间电子媒介的具像、直接、多维、动态、速度迅捷的符号特点更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需要,更多给予人们选择自由。电子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文学的功利性效用与精英色彩发生退化。文学不再被赋予“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移风易俗”、“解放思想”等功能。电子文本减弱了印刷文本的理性特征,较多关注普通受众的感性诉求,文学走向了世俗。而且,电子传媒的大规模复制技术使得普通民众可以广泛而自由地接触到文学产品。与此同时,电子媒介中的音像传播形式抹平了受众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扩大了受众面,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追求在场交流、形象直观的感知欲望。

　　其次,电子媒介的应用使人们突破了本地生活的限制,走向一种全球性的融合。“天涯若比邻”,物理距离缩小。传统社会存在的地域性限制使得人们很难或无法接触到本地生活以外的“他域”的文学资源,而在电子媒介时代,地域性的超越使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一个无限敞开的空间使无论何地的人们都能平等、即时地享有文学产品。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活动中也日益改变了过去那种被动的存在状态,讲求互动和参与,而这主要展现为两种形态:虚拟的交往与自由的书写。比如:网络文学中,接龙写作形式的出现。作品与读者,改变了以往的单方面交流,而处于一种互动式交流之中。文学创作不再是作家的专利,普通大众直接成为作者,网络作品由于来源真实的生活与大众凡庸的心灵,从而也更能获得大众的理解与共鸣。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备受关注和萧鼎的《诛仙》的异常火爆都给予了我们有力的证明。再者,电子媒介技术为经典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前段时间的《百家讲坛》中,易中天、于丹的“走红”现象,充分证明了媒体力量的强大,“电视成就了学者”。

　　 “福祸相依”。电子媒介给予了文学有益影响的同时,也展开了对文学的有力控制。首先,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受到技术的统治。当代文学中技术的比重越来越大,技术本身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促进文学发展的手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技术凌越了文学内容的表现和人的主体性,成为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人们更多地重视文学生产的“术”,而轻视了“美”。许多作家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有意识地为作品确定与“色”相关的名字,像《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等等。同时,电子传媒技术作为一种图像性的技术,一种虚拟性的技术,其虚拟的逻辑已经凌驾于真实的逻辑之上,虚拟的形象成为了衡量现实的尺度。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质上是从“真实的神话”走向了“真实的谎言”,从“再现现实”走向了“虚拟现实”,从“逼近生活”走向了“远离生活”。这必然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尤其是“80”后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借助于电子媒介。其次,文学受到商业因素的渗透。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与商业利益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文学的生产变为对利润的追求,文学产品越来越成为彻头彻尾的商品。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些作者与出版商合谋,借用电子媒体,模式化运作,批量地、非“创作”性地“制作”出了内容苍白贫血,缺乏厚度隽永的文学作品。 再通过大肆宣传,将大众“询唤”为消费的主体从而实现自己的商业意图,严重冲淡了文学的人文精神色彩。“人们安然浸泡于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之中,不再有精神和现实的二元分裂,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需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6]最后,电子媒介时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使当代人的生存出现了时间的断裂与思考深度的缺失。人们来不及回忆过去,也无法思索未来,于是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当下的存在、现时的存在。纸质文本这样一种在舒缓情境、闲适心境下细致品味的艺术载体或者形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受众逐渐从心眼

　　之“读”变成了肉眼之“看”。

　　三、文学的未来展望

　　在电子传媒时代,高科技从根本上更新了艺术活动的媒介、手段、效果及生产、流通、接受的方式,使“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文学祛除了附加在身上的假相和错觉,回归自身的常态和本真,这对文学的发展应是有利无弊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学某种程度上的式微,比如诗人赵丽华的诗作:“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所引发的“梨花体”事件,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更多学者担忧:如此继续下去,诗歌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走向 “终结”。实际上,这只是文学在当代语境中所做出的相应调整,消极地审视文学语言的日常化,我们可以说它缺乏深度,过于平面化;但从积极方面看,它推动或催发了文化的大众化。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共同文化不应只包括对高雅价值的传播,而且还应包括对常人之日常文化的尊重与接受。王蒙也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学命题:文学性来自作品本身的生活性。“《红楼梦》的文学性与它的生活容量密不可分。它的文学魅力不在于脱离生活高悬于生活之上,而在于如此惟妙惟肖而又深深广阔地表现了生活的整体。它的语言来自生活。它的形式来自生活。它之暗合于这样那样的观念也来自生活。因为生活比任何观念更能容纳与消化观念。”[7]。这一主张与巴赫金的“日常思想观念”说不谋而合。巴赫金视长篇小说为文学最有活力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体裁样式,也正因这种体裁是文学中最灵活、最自由的话语形式,它最易于贴近生活、本真地表现生活。

　　图像、视像表面上代替了意象,但意象仍对图像、视像起着潜在、隐蔽的支配作用。文学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各个角落变换着面目登场,文学现象并不因经典文本的衰微而减少,文学的魂灵——“文学性”附着于各种新生的文化样式中——文学的思维和表现手法渗入新的文化类型。卡勒在《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中写到:“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所以,文学的“边缘化”,也就是,文学社会地位上的边缘化位移,并不代表文学在精神价值取向上完全走向“边缘化”。“经典”的光彩也许会暂时隐匿进现实的色彩斑斓之中,但它会利用电子媒介的优势“改头换面”地以别一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华书局出版《于丹〈论语〉心得》所创下的一个个“全国第一”,网络版的王小波三部曲的大受欢迎等现象说明了经典的超时空价值,更是说明了电子媒体的独特魅力。

　　电子媒介时代是文学发展道路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生存境域。曹荣湘选编的《后人类文化》给我们描绘了未来时代中文化的景象。随着纳米技术、生化技术、太空技术等发展,有可能出现电子人、克隆人、生化人,人类也会进入到后人类社会。那时的文学又会出现新景象,产生新问题。文学通过柔情温爱给予人的关怀和补偿的价值功能则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

　　[1][4][5]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9、103页。

　　[2]J·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3]例如:王一川,《泛媒介互动路径与文学转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4]金元浦,《视觉图像文化及其当代问题域》.《学术月刊》,2007年05期。

　　[5]赖大仁,《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文学评论》,2005年02期。

　　[6]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曹顺庆 吴兴明,《正在消失的乌托邦—论美学视野的解体与 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86页。

　　[8]王蒙,《红楼启示录》.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9页。

　　注:本论文是泰山学院2006年引进人才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