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惠

　　有学者感叹，当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没有一部是沿着语言发展的线索而写作的”，不仅如此，“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关于汉语汉字的各种讨论，还是作家各自的语言实践和语言风格，都只是在文学史中作为点缀出现”(文贵良26)。因“语言”未成为文学史写作的线索与关键词，钱玄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位置较为“尴尬”。在目前的文学史叙述中，他或是《新青年》杂志“双簧信事件”的策划者，或是成为陈独秀、胡适等人新文学主张的追随者。这些叙述，弱化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陈独秀称赞，钱玄同作为“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致钱玄同》13)。钱玄同精研音韵训诂之学，以“文章即说话”为核心来建构新文学，其视角与方法在“五四”时较为独特。按其自述，他讲的“文章革命”，与胡适之、周启明、刘半农、陈独秀诸公的新文学设计“观念完全不同”(《写白话与用国音》649)。①

一、“文章即说话”及其理据

在传统的文言文逻辑中，文字一经产生，就发作用于语言，形成了“音随字变”的语言规则。这种以文字为基础的文章观，使“语言”成为“文字”的附庸。即便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也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周作人95)，延续的仍是“文字规约语言”之思维。“五四”时，钱玄同彻底颠覆传统语言逻辑中的主从关系，大胆提出“音本位”的思路：“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5)在他看来，“文字”是表音的记号，为辅助性的工具，那么“说话”(声音)才是文章写作的根柢与前提，而文章写作的重点与本色应去靠近、迁就“说话”(声音)。这将“说话”与“文章”置于同一性关系中，“文章”的优劣在于是否呈现出“说话”的“真”。“五四”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人虽也倡导“文章即说话”，可“没有高深的道理”(周作人96)，只是一句空话而已。直到钱玄同从文字音韵学中博搜例证以大畅其旨，才让以“言”为本质的文章观得以立足。

　　钱玄同选择从古人“造字”的角度思考“字随音变”的问题，认为：

　　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和话，这边叫做lau，就造个“老”字；那边叫做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做Khau，假如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lau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5)

　　从“老”“考”等“因声造字”之例子，可知文字不过是表音的工具，语音不同，文字自然各异，也即是钱玄同所说的“若是嘴里声音变了，那就手下记号也必须跟着他变的”(《〈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6)。

　　不仅在“造字”时是“以文字合之语言”，钱玄同还以文字学上的实例证明汉字中虚字实字的“字形”变迁也遵守“跟着字音转变”(《〈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6)的规律：一是可从《说文》里的“形声”字来看，“正篆和或体所从的‘声’，尽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的楷书字，尽有将《说文》里所有的字改变他所从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借用别的同音字的”，这些皆是“今音与古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86)；二是能从文言与白话的变迁史中窥出，譬如“‘矣’字音变为li，就别造‘哩’字；夫(读为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变为bo，就别造‘啵’字，再变为ba，就再借用‘罢’字(夫的古音本读buo)；‘无’字在句末——表问——音变为mo，就借用‘么’字，再变为ma，就再别造‘吗’字。(无的古音本读mu)这更可见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86)。钱玄同建构的“字”随“音”变之逻辑，使“言语”取代了“文字”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让“文章即说话”理念具有了语言学上的事实依据，而非空洞的口号。

　　从语言学意义上阐释“文章即说话”的合理性后，钱玄同又从汉文章发展史上搜寻到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表明先秦以来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7—88)：首先，《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可这些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88)；其次，《尧典》中的“都”“吁”等字和现今白话文所用的“阿呀”“”“唉”等并无分别，而“《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与“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的方言”也没有什么分别(88)；再次，李耳、孔丘、墨翟、庄周、荀况、孟轲、韩非等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88)。以上例子，通过《盘庚》《大诰》《公羊》《楚辞》等传统学术经典或文学作品，辅以李耳、孔丘、庄周、孟轲等传统名家的著作，来表明古书中的雅言只是当时的“今语”。这提高了白话的地位与历史说服力，使“文章即说话”成为自然而来的正统的语言发展规律。

　　同时，钱玄同用大量的例子说明，先秦以来的古人为避免“言文分离”，在撰文时“所用的白话，若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8)：比如，“《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88)；又如，司马迁的《史记》采用《尚书》时，“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做汉人通用的文章”，使之“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88)。以上例子传递出“言文一致”的另一标准：文章写作不仅要“今人用今语”，而且当遇到“古今有异”时，也只可舍“古”而留“今”，以真正实现不同时代的人用各自时代的“话”。

　　钱玄同从汉文章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出，“文章”(书面语)与“说话”(口语)自先秦以来都是一致的，可这种正常的文章规律在西汉时较为衰微，特别从西汉末年开始被逐步打破。他解释道：首先，西汉末年的扬雄，刻意摹拟古人，其辞赋浮伪雕琢，“东汉一代”受其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封信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9)；而后的六朝骈文更是“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只要“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89)；唐朝以来的韩愈、柳宗元纠正了“《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如果继起的人能明白“韩柳矫弊的宗旨”，便可逐步“回到白话路上来”。可宋朝的欧阳修等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知道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什么文章，那‘起承转合’，都有一定的部位”，此种“可笑的文章”与那“《文选》派”相比，真如“半斤和八两的比例”(89)；明清时期的归有光、曾国藩等人更是“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了“桐城派”的名目，将“文章即说话”的写作规则“搅得昏天黑地”(89)。

　　在钱玄同的论述中，从扬雄开启的“言文歧异”之路，中断了以“音”为中心的语言逻辑，让文章沦为堆砌各种陈套语、表象词的“泥美人”(《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20)，破坏了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历史的“逆流”。这种“逆流”在“五四”时依然很有势力，导致了荒谬的语言现象：譬如行鞠躬或点头礼时，还说“顿首”“再拜”(《随想录 四五》；《钱玄同文集》第2卷20)；又如脱下西洋式的帽子，却说“免冠”(20)；再如“在改阳历以后写‘夏正’，称现在的欧美诸国为‘大秦’者”(20)。以此例推，“则吃煎炒蒸烩的菜，该说‘茹毛饮血’；穿绸缎呢布的衣，该说‘衣其羽皮’，住高楼大厅，该说‘穴居野处’；买地营葬死人，该说‘委之于壑’”(20)。这种荒谬，投射出言文截然分离的危害性——使语言变得造作矫揉，脱离实际。

　　所以“五四”新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恢复被中断的以“音”为中心的语言发展规律，即：“今人要用今语做文章，不要用古语做文章”，而且“古人做的很自然的白话文章，也不当学”，因为“在他当时是今语，该这样做”，而“在我们现在已经变为古语，不该照样去学他”(《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文集》第1卷356)。为此，钱玄同还制定了“文章即说话”在应用时的具体规则：一是“只可拿现在的声音来做标准”，“例如某本字，在文言里现读甲音，白话里应该用这个本字的地方也读甲音，这类本字，自然应该采用；又如某本字在文言里虽读甲音，而白话里应该用这个本字的地方，却读了乙音，那就只可写一个和乙音相同的假借字了”(《新文学与新字典》；《钱玄同文集》第1卷105)；二是“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比如“冠”“履”“袷”“笾”“豆”“尊”等古称只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这些必当改成“帽”“鞋”“领”“袴”“盌”“壶”等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6)。

　　此种语音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五四”时期就备受质疑。按中国传统的文字常识来讲，中国汉字是主形的，虽与言语(声音)有关，但并非一体。这也是“五四”反对者批判语音中心论的理念支撑。而钱玄同釜底抽薪地提出中国汉字多是主音不主形。在他看来，汉字构造上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大阶段，从这“六书发生的次序”来看，汉字是从“象形”到“表意”，再由“表意”至“表音”，等到“纯粹表音的假借方法”发生时，这便离拼音“只差一间了”(《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68)。并且“离形表音”的“假借字”从殷商以来便已开启发展的历史：假借字在殷代的甲骨文字中已出现，例如借“唐”为“汤”，借“凤”为“风”，借“果”为“婐”等(69)；而后到春秋战国儒学作品如《诗经》《尚书》《春秋》里的假借字又多了，这几部书历史久远，且因传写人不同，“所以彼此异文甚多，这些异文，什九都是假借字”(69)；再到汉代的《史记》《汉书》等“触目都是假借字”，而后的唐宋元仍流行假借字的风气(69)；至今此风仍未断绝，比如“北京的书店掌柜写书签子，‘《汉书》’作‘《汗书》’”(70)。钱玄同通过对汉字构造的历史考察，极端地从学理上表明“文章即说话”符合于汉字“离形就音”之趋势。

　　综上，钱玄同发挥自己文字音韵学家的优势，验证出“文章即说话”在历史上已有很坚固的基础。这一理念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权力问题：一方面表明“五四”白话运动并非莽撞的新设计，而是去恢复被文言文中断的言文一致的语言发展规律，使“言语”在现代中国取代“文字”的主流地位，颠覆“言语以就文字”的文言书写传统；另一方面展示出“文章人人会做”的“五四”平民精神，“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与接受”(王本朝148)。

二、“说话”如何入“文章”？

钱玄同的“文章即说话”，要求文章“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9)。可“笔写的白话”无法全然等同于“口说的白话”(朱我农174)。章太炎就认为，白话文不能“尽传口语的真相”(《国学概论》22)。为此，钱玄同又从语言文字学上进行了相应的思考，以使白话文章能传出口语之“真相”。

　　(一)多用复音词、虚词，实现表意上的“言文一致”。“中国语言为文字形体所牵制”，口头上的白话多是复音词，“大半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来表示一个意义”，并借助介词、连词等虚词展示言语间的逻辑；而书面上的文言为使文章凝练、齐整，少用或不用虚字，多是“一音一字，一字一形”(乐嗣炳编6)。因此，钱玄同认为，要使“说话”真正入文，需完全接受“说话”中的复音词、虚词，让“口说的白话”与“笔写的白话”在表意上得以统一。“白话”入文时，用字用语比“文言”繁多。当时一些白话反对者深揪于此，认为白话文章字句冗长，语言啰唆。钱玄同则反其道而行之，举出大量语言实例，论证文言文的“简”是“文法的不完整”之表现，譬如：

　　《史记·殷本纪》的《赞》末了一句，叫做“孔子以殷辂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车叫做辂，是一件事；孔子以辂车为善，又是一件事；殷朝色尚白，又是一件事；三件事绝不相干，忽然用一个“而”字，把他连成一句，这真是不通到极点了。[……]要知二千年前的大学问家司马迁竟会闹这笑话的缘故，就坏在一个“简”字上。只因简了，于是就做出这样笼统、粗疏、含糊的句子来了。(《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

　　在钱玄同的逻辑中，文言的“简”，看似耐人寻思、饶有趣味，却让语脉与意脉分离，破坏了日常的习惯语法，最后成了笼统的“糊涂账”。他提出清晰、精密、朗畅的文章，其字数一定是多的：例如一个单音的“道”字，容易使人误解，“若用复音语，曰‘道路’，曰‘道理’，则一望便明白了”(《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再如“‘每星期的评论’，这六个字何等明了。‘星期’是嘴里常常说的，又是一个复音名词。‘周’是嘴里所不说的(这名词是从日本贩来的；其实日本称为‘周间’，也是复音名词。)又是一个单音名词。自然是‘星期’比‘周’要适用了。‘每星期’之下加一个‘的’字，文法便很完备了”(《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645)。这二例表明使用名词、动词之类时，“复音”比“单音”的意思明显一些，更有助于文意的实现。

　　“名词动词改用复音”(《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可使“文章”传达“说话”的意义时准确明显，能清晰地展示事物的性质、状态、范围、程度。在使用复音词的同时，“文章即说话”在表意上的实现，也需借助虚词来连接不同的词组、短语以及分句，将“说话”中的各种情感关系、逻辑语义完整呈现。在钱玄同看来，虚词有分清语言结构层次与避免语意歧义的作用，而文言文为求“简”，时常省略虚字，这极易闹笑话：

　　从前听见人家讲笑话，说有一付对联，叫做“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有两种读法：(1)“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2)“今年真好：晦气全无；财帛进门。”又听说有两句话，叫做“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也有两种读法：(1)“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2)“雨落天，留客天，‘留人不’？‘留’！”[……]从这种笑话里，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法的含糊，“虚字”的缺少。(《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648)

　　钱玄同从此笑话，揭示了文言文因虚字缺少而导致的文意含糊现象。在他看来，虚词的缺乏，会削弱语言的逻辑性，使语言单位间的相互关系不能被明晰地表现出来，故而“五四”白话文写作时“介词连词之类应该有的，一个也缺少不得”(《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并应“规定一种极周密极完备的语法”，纠正文言文“任意省略，任意颠倒，任意变换”介词连词之类的“用‘虚字’的杂乱无章”，并“把含糊的弄他清晰，缺少的一一补足”(《通信：同音字之当改与白话文之经济》646—648)。只有这样，白话文才能“张口见喉咙，一切说尽，毫无含蓄”(钱玄同，《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60)，防止“文失其实”，让读者明白文意。

　　可名词、动词采用复音，并加入介词、连词等虚词后，文章的字数比旧日古文“必至成五比三的比例”，甚至“加了一倍”，故而“一般人觉得本来只要写三百字就完事的，现在要写到五百个字才算完事，于是就说：‘这是不经济’”(钱玄同，《文学革新杂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为此，钱玄同从文章的写作与接受两方面进行辩护：从读者角度来讲，假定看二十个字需要一分钟，因古文“笼统、粗疏、含糊”，十五分钟看完三百字的古文后，“还要仔细推求，才能明白”，需“费上两三个十五分钟”，但“若看白话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晰、精密、朗畅，所以五百个字虽然要看到二十五分钟，可是看完了，意思也明白了，用不着再瞎费仔细推求的工夫”(158—159)；另从作者一面来看，尽管多写了二百个字，看似多费一些时间，可是“写的人的意思，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不必去用那什么‘推敲’的工夫，比那少写二百个字的反可以少耗时间”(159)。可见，白话文不用读者“推求”，亦不需作者“推敲”，所耗费的时间实际上比古文反而是“经济的”。

　　同时，钱玄同依据汉语文法进化的规律，论证使用复音词、虚词乃是文章历史进化之表现。在他看来，“书愈古，文法愈疏漏，不但介词、连词常常缺略，而且句子也不大完备”(《国文的进化》；《钱玄同文集》第3卷108)：例如“《尚书》的《甘誓》，起首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谁与谁战，哪一方面召六卿，王是哪一朝称的某王，都没有说明”(108)；又如“《左传》首句曰：‘惠公元妃孟子’，连写三个名词，就可算作一句。若是现在的小学生做出这种文章来，教员一定批他不通”(108)。由于欠缺复音词、虚词，夏、商、周“三代”留存下来的高文典册存有此种“不通的文句”；汉唐以来，文章渐渐进化，不再忽略复音词与虚词，故而用字用句完备精确得多；后来明清的施耐庵、曹霑、吴敬梓诸人用白话创作，比之前更是大大地进化了；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小说、戏剧、诗歌的用字造句“比施、曹诸人又精密得多”(108)。这里的“文章逐渐进化”(108)之线索，实则就是复音词、虚词从少到多进入“文章”的历史脉络，意味着复音词与虚词的多寡直接决定着文章的进化程度。

　　在钱玄同的论证下，复音词、虚词大量入文是语言进化之体现，能改变文言文难懂、朦胧的句法关系，使句意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让“说话”中具体的态度、感受、思想、情感得以完整传达，实现表意上的“言文一致”。此种文章观，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使其摆脱了古文的诗性传统，走向表意明白、求真通俗的写实之路。

　　(二)全用西式标点，实现语气上的“言文一致”。“说话”入文时，其外在的语气如何在具体文章中进行精准的展示？语气语调是“说话”里极为重要的部分，可声音的大小起伏、轻重缓急很难真正进入书面语的字里行间。朱我农就以此质疑“五四”白话文道：“口说时有声调状态帮助表明人的意思，笔写时就没有此等辅助品了”，比如“你不要瞎说”一句话，“在口说时或作笑容，或作怒态，或作和声，或作激调语，意随声调状态级级不同”，倘若写在纸上，就算加上什么“拍案怒道”“低声道”“微笑道”等语，仍是“不能形容尽致的”(朱我农174—175)。

　　为此，钱玄同提出全面引入西式标点，想用其来帮助“语气”的呈现，使“说话”中的种种声调状态进入书面语，让文章成为“有声”的“活语言”，以符合“口语”之“真相”。在他看来，“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钱玄同文集》第1卷82)，以刘半农翻译的《天明》为例：

　　本篇中“什么东西？”如改为“汝试观之此何物耶”；“迪克？”如改为“汝殆迪克乎”；“我说不相干！”如改为“以予思之实与汝无涉。”又像“好——好——好一个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医生言时甚愤，用力跌宕而去之”；“先生！他是我的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言时声音凄惨，令人不忍卒听”，——或再加一恶滥套语曰：“如三更鹃泣，巫峡猿啼”，——如其这样做法，岂非全失说话的神气吗？(《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钱玄同文集》第1卷82)

　　以上例子表明，疑问号、破折号、感叹号等标点能留存“说话”中的语气、情感、气势、神韵，使作品中人物说的话不再是作者刻意模仿作品里人物所说的话，而是作品人物自身的真实声音。这提升了作品在语气上的真实感，亦使读者在阅读时犹如与书中人面语。而中国传统文言文，句式简短，不曾注意到标点符号的作用，只讲究字字匀整，并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钱玄同认为这让文章变得模糊晦涩，比如：

　　《孟子》：“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这一句有两种解法。

　　(1)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赵歧说)

　　(2)季孙曰：“异哉！子叔疑。”(朱熹说)

　　《左传》：“遂置姜氏于城颍。”这一句也有两种解法。

　　(1)遂置姜氏于城颍。(杜预说)

　　(2)遂置姜氏于城，颍。(金人瑞说)(《〈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36—37)

　　可其中“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说都是错的”，“假使当日孟轲、左丘明做书的时候有了符号，自己记得明明白白，那么朱熹、金人瑞也不至于随便乱解了”(《〈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37)。钱玄同的辩解，有一定道理。中国文言文拒绝标点，故“只有平铺直叙的写，只有依照顺序的写”，以至于“平易者流为浅俗，奇险者成为艰涩”(郭绍虞96—97)。这所导致的“艰涩”，很容易沦为钱玄同所批评的模糊不清之状态。

　　故而钱玄同认为，传统文言文要想重获生命力，需加入标点。他以省略号的使用举例道：例一，“《史记·高祖本纪》：‘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在两个‘便’字的中间，用‘……’号表说话停顿，‘家’字底下再用‘……’号表语意未完，便活跳画出一个正要做皇帝时候的汉高祖来了”，这也展示出“汉高祖那时看见诸侯将相做出一种‘天命攸归奏请登极’的样子来，请他做皇帝，心里虽然快活得很，面子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出来，于是胀红了脸，说出这样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话来”(《〈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36)；例二，“《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都应该用‘……’号去表他口吃的神情”(36)。以上二例中的省略号有“显精神”之效，捕捉到了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让汉高祖等形象有了历史的温度。

　　钱玄同主张文章全改西式标点的思路，比较大胆。当时一些“五四”主将对此有所犹豫，认为汉语的语气词较多，可取代相应的西式标点。胡适认为：“疑问之号，非吾国文所急需也。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欤，哉’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胡适文集》第9卷683)刘半农也指出：“至于符号，则‘？’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刘半农12)钱玄同则认为中国文章里的部分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例如：

　　“乎”“哉”这类字，疑问也用他，嗟叹也用他。像“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恶用是鶃鶃者为哉”的“哉”字是“！”；“其然岂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诸如此类，倘使不加符号，实在不能明白。(《〈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35)

　　

　　钱玄同从中国传统语气词的特殊性与现代书籍排版的角度表明，“五四”白话文章需要全面使用西式标点。他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上发表《句读符号》，将标点符号进行了相应的介绍，并通过对“五四”同人们的各种主张进行去取，拟定了繁简两种标点规则：

　　(甲)繁式 用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冒或结).或。(句)！(叹)

　　(乙)简式 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读)。(句)(《句读符号》；《钱玄同文集》第1卷112)

　　此后，钱玄同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想法渐趋一致。《新青年》杂志1919年第7卷第1号就附有《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欵的说明》，对西式标点进行系统的说明与要求。在此前，《新青年》的作者就已有意识地使用西式标点，譬如鲁迅1919年4月28日完成小说《药》，就叮嘱负责《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钱玄同去鉴定、改正小说中的“那些外国圈点之类”(《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376)。钱玄同1919年11月与周作人、胡适等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这不久得到教育部的通过，并且此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被公布。而后，西式标点正式地进入“五四”白话文之中，随后逐步定型，成为新文学的文法之一。这些标点的进入，拉近了新文学与“说话之真相”的距离，使得“五四”白话文在语气上渐趋言文一致。正如朱自清所讲，“白话文之所以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的成分之一。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朱自清258)。

三、“五四”白话文学的困境与钱玄同的突围

“五四”白话文学建立在“文章即说话”理念的基础上，尽力采用复音词、虚词、西式标点，期盼作文实现“说话”时那种明白自然之境界。但这种理念施行时遭遇诸多困境。钱玄同又凭借语言学家的优势，进行了突围。

　　(一)选择“五四”白话文学的“敌手”。“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虽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再答胡适之》；《陈独秀文集》第1卷236)的激烈态度在新文学中推行“文章即说话”理念，可他们在处理文言、白话文学的关系时，界限较为模糊，没有着力点。这让新文学陷入“自鸣得意”而无“敌手”的困境中，犹如挥拳于空中。

　　钱玄同加入新文学阵营后，借助其师章太炎文字训诂之学在1917年前后鼎盛于世的契机，将新文学攻击的目标集中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钱玄同文集》第1卷1)。章太炎认为，作文应“先求训诂”(《讲文学》；《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5)，而后才可遣词造句，以避免空洞华辞。这对作者的文字学功底要求极高，故而他鄙视欠缺文字训诂基础而擅长文辞的“桐城”与“文选”，讽刺桐城文风“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384)；同时也不满“文以耦丽为主”(《文学总略》；《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49)的文选派，强调骈偶声韵藻采并非文章构成的决定元素。钱玄同虽未认同章太炎“先求训诂”的文章立场，却将其师所鄙视的“文选”“桐城”视为“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讽刺《文选》派搬运“垃圾的典故”与“肉麻的词藻”，而桐城派是“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卖弄“可笑的义法”(《〈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89—90)。

　　不仅借助其师的理论资源，②钱玄同还从语言文字进化规律，对二派进行否定。在他看来，能承载思想学术的语言文字皆是“庞杂不纯的”，那“纯而不杂”的语言文字只会出现在文化初开、思想简单的时候，因为“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则语言即有混合；学问日渐发达，则字义日有引申；一义转注为数语，一语假借为数义，那就要庞杂不纯了。愈混合，则愈庞杂，则意义愈多；意义愈多，则应用之范围愈广；这种语言文字，就愈有价值了”(《新文体》；《钱玄同文集》第1卷299—300)。而桐城派“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范围有一定，篇幅的长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最后只有“削足适履”的方法，“改事实以就文章”(300)。《文选》派能作的骈文也是“敷引故实，泛填词藻”，“外貌虽极炳烺，而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9)。这二派或寄生般地追附古人，或让作为点缀的文辞成为目的，皆违背了语言越进化越庞杂的规律，使文章作来作去，仍在“旧圈子”里转。钱玄同以实例讽刺道：

　　有人讲笑话说：“一个塾师替人家做祭文，抄错了一篇成文。人家来质问。塾师大怒，说，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决无错理，除非他们家里死错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纯不要杂的缘故。(《新文体》；《钱玄同文集》第1卷300)

　　由此可窥出“要纯不要杂”的危害性，使语言束缚于骈偶对仗、义法辞章的藩篱中，而丧失其活力与灵性。所以钱玄同指出，“桐城派”“《选》学家”是“有害文学之毒菌”，其烈于“八股试帖”与“淫书秽画”，因为“八股试帖”只是骗“状元”“翰林”的敲门砖而并非真学问，“淫书秽画”更是不正当的玩意儿，这二者如“中毒”，较易消除；可是“桐城”“选学”则“无论何人，无不视为正当之文章，后者流毒已千余年，前者亦数百年”(《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文集》第1卷190)。

　　钱玄同对二派的攻击，使“五四”白话文批判传统文言文时有了切实的论据，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成了当时标语式的革命口号，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与鼓动性。钱玄同等人策划的“双簧信事件”，更是将“桐城”与“选学”视为攻击的靶子，并将这个“靶子”具体外化到林纾等人的身上。由此，新文学才有了切实的敌手，引发了林纾等人对“五四”白话文的关注与批判，破除了挥拳于空中的困境。

　　(二)建构白话文学史理念。“五四”初期，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作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文学浓缩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否定。这斩断了“五四”白话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使其缺乏历史根基。钱玄同较早意识到，没有历史积淀与基础的文学，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花。他加入新文学团体后，立即对“五四”白话文学进行历史溯源。

　　钱玄同1917年已有构筑白话文学发展脉络的想法，将胡适的白话诗与“杜、白之诗”“周、辛之词”“关、马之曲”“施、曹之小说”等纳入“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19)的“言文合一”线索之中。这一想法在1920年的《〈儒林外史〉新叙》中进一步展开，呈现出白话文学演变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文学的动机，起于中唐以后”，譬如白居易等人就写过一些白话诗(《钱玄同文集》第1卷391)；到了宋朝，辛弃疾、柳永等人的词以及程颢、朱熹等人的文章“很多用白话来做的”，可这些白话只是为弥补当时古语的不足，处在“以古语为主而以当时的白话补其不足”的阶段(392)；元曲出世，关汉卿、马致远诸人才打破以前的文体，创作时自由地应用当时的北方语言，进入“以当时的白话为主而以古语补其不足”的时期(392)；又到明清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使很自然的白话文学得以逐步完全成立，这些作品确立的白话语言规则“到了现在还是没有甚么变更”(392—393)。

　　钱玄同建构的中国白话文学史框架，依据的是“音本位”标准，将“作文接近于说话”的作品挑选出来。这为“五四”白话文提供了历史性的理解与历史的合法性，使唐朝白话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成了“文章即说话”理念的文学支撑，替新文学搜寻到很好的模范，回应了“什么是活文学”的问题。并由此而推出“五四”白话文学并非偶然、刻意的现象，而是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复兴，为新陈代谢之自然演化。同时，这条历史演变线索也明显是与传统文言文传统争夺“作家”与“作品”，将白居易、柳永、辛弃疾、关汉卿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强行扭转成白话文学的历史注解，期盼通过这些经典作家的影响力来增强白话文的历史底气。

　　胡适1921年的《国语文学史》将钱玄同对白话文学历史的设计衍变成更为系统的进化思路：从汉朝的白话文学，到魏晋南北朝的平民文学，又到白话文学发达时期的唐代文学，再到白话词极盛的宋朝文学，继而到白话文学渐趋正统的元朝文学，又到白话文学“成人”时期的明代文学，最后到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有著者姓名的白话作品之出现。看到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后，钱玄同提出白话文学的上限应该从《诗经》讲起，称其中的《国风》是“千真万真的白话诗”，故应大大地表彰“这样很古很美的白话文学”，以让《诗经》“洗一个澡”，并“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103—104)。选择让《诗经》作为白话文学的源头，反映出钱玄同富有策略性的一面：一是因为白话文学进化史发生得越早，其现代的合法性越充分；二是《诗经》作为“六经”之一，是“经国之大典”。钱玄同却将此从“经”扭转为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让新文学的开头有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凭借，从而巩固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基础。

　　胡适接受此建议，并在1922年拟定出相应的计划，可此计划最终未完成。③后来，从《诗经》开启的白话文学史脉络，还是由钱玄同公开提出：“中国的白话文学，虽然屡屡被文人学士们踢到阴沟里去，而实际上却是从《三百篇》以来绵延至今，并未中断，不过宋以前的白话文学只有一些诗词，偶然有几篇散文，还不是有意做的，所以没有多大的势力”(《〈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70—71)；而后元朝出现北曲、南曲“这许多伟大的白话戏剧”，明清时昆剧、京剧等等相继而起，并且明朝产生了《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而清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跟着继起”(71)；再到“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郁达夫诸人“努力地创造许多新的白话文学的作品”(71)。

　　这条从《诗经》至“五四”新文学演变近两千多年的白话文线索，呈现出白话文学自身的魅力。在钱玄同看来，这些白话作品“绝没有哪个来有意的提倡它们，绝没有哪个来认它们为文学的正宗，只因它们是文学的作品，有文学的价值，便能歆动人们对于它们的爱好心”(《〈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71)。这些话语以退为进地确立了白话文学史中心观，表明白话文虽未被有意提倡，却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并绵延了近两千多年，由此可证明白话是文学的正宗，而“文章即说话”理念则具有无可反驳的历史权威性。

　　(三)确立白话文的适用范围。“五四”初期，陈独秀等人将“文章即说话”理念的实践范围集中于“文学之文”，认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答胡适之(文学革命)》；《陈独秀文集》第1卷176)，默许新闻社论、法律条文、书信通知等“应用之文”对文言的采用。并且，他们所写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等倡导白话文的文章，其本身仍是用文言文作的。以“文言”讨论“白话文学”，用“死文字”来提倡“活文学”，让人感到十分别扭。这模糊了白话文的使用范围，易消解“五四”白话文改革的意义。钱玄同察觉到确立白话文适用范围的迫切性，提出只有当白话文既是“文学之文”亦是“应用之文”之时，“五四”白话文才算获得真正的胜利。他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感叹：“往访尹默，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论。[……]而应用文之改革，则二君所未措意。其实应用文之弊，始于韩、柳，至八比之文兴，桐城之派倡，而文章一道遂至混沌。”(《钱玄同日记》296)故他在1917年2月25日致信陈独秀道：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4—10)

　　在钱玄同看来，“应用之文”也应遵守“文章即说话”的规则，并且它牵涉的范围更广，它的言文合一比“文学之文”更为重要。对于“文学之文”，“苟有文才，必会说老实话，做白描体”，若无文才，“简直可以不做”；可“无文才者”虽“不必做文学之文”，却“终不能不做应用之文”(《论白话小说》；《钱玄同文集》第1卷44—45)。因此，钱玄同于1917年7月1日又提出应用文改良的十三条大纲，认为应用文使用白话“是根本上之改革”，而“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并“绝对不用典”，以完成“老老实实讲话”的作文原则(《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文集》第1卷26—29)。钱玄同关于应用文的改良方案是对胡适等人白话文主张的有力补充，陈独秀对此回应道：“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答钱玄同》13)由此，确立白话文使用范围的必要性才可得以被重视。

　　钱玄同对应用文的主张使“五四”白话文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明晰。“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它不仅为文学服务，而且为一般的文牍和政治、历史、哲学、科学等方面的著作服务。”(周祖谟28)故而“白话”要替代“文言”，成为现代的“文学语言”，那它不仅要服务于文学本身，也要为政治、历史、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服务，最后普及于各类文体之中，形成用白话写作小说、诗歌、散文、书信、日记、新闻报告、报纸社论、科学论文等文章的习惯，从而真正地确立白话的权威性。只有“白话”被普及，“五四”白话文学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这也是钱玄同在大家关注“文学之文”时而提倡应用文改革的意义所在。

　　由上可见，面对“文章即说话”理念在实施时遭遇的困境，钱玄同通过选择“对手”、建构文学史，以及确立白话文的范围等手段进行了突围，弥补了陈独秀等人新文学设计中的缺漏，减轻了“文章即说话”在实践中的阻力，使得“白话文学”这一口号真正成为能说服人心的“旗号”。正如周作人所讲，“五四”初期陈独秀等人对文学革命的意见“还很简单”，直到钱玄同等人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周作人96)。故而钱基博称赞钱玄同让白话文学“得此强佐，声气腾跃”(钱基博390)。

结 语

目前学界多认为，“钱玄同的语言文字革命论属于‘乌托邦的语言观’”(孟庆澍120)。可他的白话文章观，表明钱玄同在“五四”时关于语言文字的设想，并非空论，已成为新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推动“五四”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关键。钱玄同发挥声韵训诂大家的优势，从文字音韵学中博搜例证，为“文章即说话”提供了学理支撑，并提倡采用复音词、虚词、西式标点，以解决“白话”如何入“文章”的问题，又确立与建构了白话文学的“对手”“历史脉络”“使用范围”，破除了“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困境。这使传统文言文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中退出，在现代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由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我们可窥出“五四”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息息相关，并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故而“语言”并不只是文学史写作中的“点缀”，而应成为现代文学史中的“关键词”与“重要线索”。

　　钱玄同对语言、文字的极端态度贯彻一生，其白话文章观也有需被后世反思之处：一是语音中心论。钱玄同坚持“语音中心主义”，认为由于大量同音假借字的存在，中国汉字大多是主音不主形，距离拼音文字只差“猛进一步”(《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349)，故而可废汉文而彻底采用西方的拼音文字。这抹杀了汉字的丰富性与特殊性。外国语言“无字形”，皆由字母拼音组成，通过朗诵就可表达感情思想，可“汉字除字音还有字形，然后才产生字义”，通过“字形”能“唤起一定视觉，然后引起想象，进入意境”(汪曾祺178)。汉字特有的字形，是汉语言文学美感的重要来源，如予以废除，则中国文学的独创性也随之消失；二是语言工具论。钱玄同主张，“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罗马字与新青年》；《钱玄同文集》第1卷286)，因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语言工具，所以对于文言文传统“极端驱除，淘汰净尽”(《〈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90)。但不可忽略的是，“语言”并非只是“工具”，其本质上仍是“艺术”，其背后是“有文化的”，如果忽略语言的“艺术性”，“白话文”很容易沦为“大白话”，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汪曾祺435)。

　　虽然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存有极端元素，可这些“极端”却为“五四”白话文闯出了一条生路。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钱玄同因极端坚持语音中心论而提出“废止汉字”，引起“五四”反对者的注意，故而他们“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13—14)。

　　注释[Notes]

　　①《钱玄同文集》收录《写白话与用国音》一文时，却将文中的“文章革命”误写成“文学革命”(《钱玄同文集》第1卷372)。这种误写，可略窥出人们在面对“五四”新文学时正无意识地用“文学革命”取代“文章革命”。

　　② 本人另一论文详细地论述了钱玄同“五四”时的“文学革命”对章太炎语言文学资源的借用与转化。请参见王小惠：《章太炎的语言文学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文艺理论研究》5(2020)：138—149。

　　③ 胡适在1922年3月拟定了《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准备让“二千五百前的白话文学——《国风》”成为单独一章，但此计划未完成。他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解释道：“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胡适文集》第8卷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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