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宁

　　当我们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时，我们无法忘记当年歌德是如何率先将这个话题概念化的，尽管歌德不一定算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当代西方学者通常受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猜想的启发，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文学生产、流通和翻译的过程(Damrosch，WhatIsWorldLiterature？4)。虽然他们并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成型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但他们却很少沿着这条线索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所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等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及其文学成就，始终予以高度的重视，并在不同的场合作出了许多富有深刻理论洞见的评点和批评。尤其是当文学研究在当今时代面临文化研究的挑战时，他们的这些深刻洞见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显示出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迪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启迪下，包括雷蒙德·威廉斯在内的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威廉斯留下的宝贵遗产应该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

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学派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最具有独特的本土特色，而且具有始自马克思本人的悠久传统，这一点也体现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形态中。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专业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没有写出专门讨论文学艺术的学术专著，但他们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零散见解却由后来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解读、发展并建构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王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42—50)，其中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作为有着自己坚定信仰的学者型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21世纪初开始的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但他们的理论贡献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中，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的世界文学研究，仍经常被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所引用和讨论。坦率地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则的深刻见解和作家作品评论，也启发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2021年是威廉斯100周年诞辰，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把他视作当代英语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位先驱者和领军人物，尤其重视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遗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他，讨论他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遗产之于当下的意义。①

　　当然，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问题，我们首先应该从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世界文学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他们也受到歌德建构的世界文学理念的启发。根据现有的研究，我们发现，虽然歌德并非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的第一人，但他却被认为是最早对之作出理论阐释并加以概念化的作家和思想家。而歌德之所以能提出他的“世界文学”构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阅读了几部非西方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中国和印度的文学作品。他对前来拜访他并帮助他工作的青年学子艾克曼说，“我越来越认为”，歌德继续说：

　　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一个诗人可能比另一个诗人写得好一点，浮在水面上的时间也长一点，如此而已……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自身狭隘的圈子，张望张望外面的世界，那就太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盲目自满了哦。因此我经常喜欢环视其他民族的情况，并建议每个人都这样做。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艾克曼，《歌德谈话录》195)

　　歌德在这里用“诗”来泛指文学，指出各国和各民族文学，包括那些长期以来被世界大多数读者忽视但却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东方文学，具有共同的审美特征。正是基于他对世界文学的广泛阅读和涉猎，他构建了他的世界文学理念。歌德认为，中国作家和欧洲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作家的文心都是相通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在歌德的内心深处仍有着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甚至德意志中心主义的固有观念。但总的来说，与他的同时代欧洲作家相比，他的“世界文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阅读到的非西方文学作品的启发，其中包括一些在文学史上并不占有突出地位的中国文学作品。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可能很少去讨论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是歌德恰恰是通过英文或法文译本阅读了这些作品，进而萌发了“世界文学”的构想。这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借用了“世界的文学”这个词来描述资产阶级文学与文化生产和流通的“世界性特征”，认为这是全球资本化的直接后果。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之后，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0)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受到了歌德早期猜想的启发，试图指出世界文学的形成也有自己的规律。但他们大大地拓展了世界文学的范围，使其包括所有资产阶级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和流通的世界性特征。由于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世界文学和文化与跨国物质生产和流通也密切相关，因为这是其必然的结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考察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方式，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包括雷蒙德·威廉斯，在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给予了某种启迪。虽然马克思主义被我们当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却知之甚少。威廉斯在中国的文化研究领域似乎比在文学理论界更受到重视和追捧，当然，不可否认，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的著述也不算多。我在本文中想提及的英语世界最早的且现在仍是唯一的一本专门讨论马克思本人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著作就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西格伯特·所罗门·柏拉威尔的《卡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这本书于1978年在英国出版，中文版很快就于1981年推出。该书主要回顾了马克思对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些杰出作家和作品的评点，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和讨论。该书自1981年在中国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然而，柏拉威尔并未把世界文学看作一个理论概念，他的著作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因此，该书对当前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影响甚微。更为令人不解的是，今天西方学界主要的世界文学研究者竟然从不引用或提及这部早期的著作，甚至故意忽略它。②但是，这本书对后来的研究者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并非孤立的，而是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反思密切相关。因此，在作者看来：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试图建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反，它试图以作者自己的定位所允许的公正和充分的方式，向英国读者呈现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对文学所作的评点；他如何利用自己所阅读的许多小说、诗歌和戏剧作为欣赏、消遣或指导；以及他如何将文学批评的术语和概念引入与文学无关的作品中的。(Prawer，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Preface”vii)

　　的确，这本书并不是非常理论化和学术性的，但读来十分有趣，其中披露了许多关于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兴趣和爱好的故事及轶事。毫无疑问，作者想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知道，马克思本人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界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马克思主要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并没有写出一部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他的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著作却时常揭示出他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洞察力。如果说，在评论马克思本人对世界文学的阅读和批评时，柏拉威尔掌握了丰富的原始资料，那么讨论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文化现实则是马克思自己也无法体验的现实。因此，他的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文化现实：

　　然而，《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并没有完全落空。在我们这个20世纪，通过翻译、平装纸质书籍、剧院巡回演出、广播、电影和电视，我们看到“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融合和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些均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角，马克思也不会感到惊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巨大的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作为一个伟大的巴贝尔图书馆猛然到来了。(Prawer，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146)

　　因此，柏拉威尔指出，马克思虽然无法预见到20世纪文学与社会发展到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但针对今天的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的文学状况，马克思依然准确地预测了当代社会的一些症状，这自然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事实上，由于生产和流通手段的发展和更新，文学的生产和流通也变得越来越便利，这便使得文学的传播扩大到全球的范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限于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便有了很大的空间。在这方面，威廉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著作，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各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独树一帜。

二、重读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如果说柏拉威尔的开创性著作只是描述了他个人关于马克思如何热爱和讨论世界文学及其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那么我们应该说，正是威廉斯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取得了一些创新。作为威廉斯“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中“最优秀和最完备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批评性讨论的方式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方面，它对法国的符号的任意性观念进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编码抗争。另一方面，文本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所有元素中最能引发讨论的因素，而他就在这方面作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改进和发展。”(Fekete，“Raymond William”733)而对于这一点先前的研究者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威廉斯从语言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要素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一点也受到各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因此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可以与秉持语言中心主义教义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进行对话。他辩证地指出，“形式主义者优先考虑具体的物质表达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他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文学语言’上。他们以具体的方式探索表达是正确的，比如在具体的‘方法’的学说中是可以的”(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91)。因此，威廉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各种形式主义学说和文化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弥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些缺憾。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威廉斯与西方学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他们只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西方众多哲学学派之一，而威廉斯则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和割舍不断的必然联系。毫不奇怪，威廉斯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得以在英国异军突起，与他的出身背景不无关系。他出生在威尔士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从小就清楚地知道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多么艰难，并有着一些亲身经历，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其后积极地投身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作为当时国际联盟的支持者，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青年会议，回国途中经过巴黎时，他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首次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不禁倍感亲切。从此他便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视其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对马克思主义是这样理解的：“然而，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一直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75)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较为准确的把握使他得以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思想的实质。而他的出发点也正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英国在欧洲国家中有着悠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生前特别关注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并在大英图书馆里写下了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其中有些著作，马克思同时用德文和英文撰写。在今天的英国大学里，仍有不少学者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从不避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确实是杰出的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仅在英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他们都是文学学者和批评家，他们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后，很快便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批评性和学术性讨论。所以他们的作品可以说也成了世界文学或世界文论。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幸与伊格尔顿相识，并邀请他参加1995年我在大连举办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他应我邀请发表了一个十分雄辩和具有感染力的主旨演讲，给所有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虽然并未专门将世界文学当作一个理论概念加以详细的讨论，但依然为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世界文学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与马克思、恩格斯所不同的是，威廉斯在他的文学理论中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化的维度，而这一维度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本人所忽视。在威廉斯看来，“文学是一种语言的社会和形式属性中形式构成的过程和结果”(46)。因此，他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时，特别重视语言的作用。对他来说，“文学被说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工具。其他任何东西，虽然重要，但都是次要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真正的工作或者由此开始，或在其中被接受。而作品本身则处于这一‘媒介’中”(158)。也就是说，如果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那么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原则便可以概括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在这其中，语言和文化起着关键作用。语言的功能就像是一种“媒介”，但另一方面，“语言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媒介，因为通过它，生活的现实，事件的现实，经验或社会的现实均可以‘流动’。因此它又是一种社会共享和互惠的活动，并已嵌入积极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动作都激活了已经得到共享和互动的东西，或者可能成为这样一种情形”(166)。因此，在威廉斯看来，语言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审美的媒介，而不仅仅是语言和形式的媒介。这应该是威廉斯最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正如伊格尔顿所总结的那样，“‘文化唯物主义’这个词是由英国首席社会主义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于20世纪80年代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一种分析形式，这种分析形式更多地将文化视为一种物质形态，而不是一组孤立的艺术纪念碑，从而完整地包含了其生产模式、权力效应、社会关系、可识别的受众和受历史制约的思想形态”(Eagleton，LiteraryTheory198)。诚然，威廉斯在其理论体系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而且还根据当代的具体情况，将文化因素融入其中，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原则。在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威廉斯从他自己对文学的定义开始讨论，显然，这些定义不同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等其他概念：

　　把“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来理解是比较困难的。在一般用法中，它似乎只是一种具体的描述，然后所描述的东西作为一个规则，又受到如此的高度重视，因而特定的作品和作品种类的具体价值几乎立即与未被注意到的转移作为一个概念而发挥作用，但仍然被果断地认为是实际存在和具有实用性的。事实上，“文学”作为一个概念的特殊性质就在于，它在许多特定的伟大作品的具体成就中，要求突出这种重要性和优先性，而不是其他概念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以及与其相反的它们所界定的各种实践。因此，“文学”常常被定义为“丰富的、居中心地位的、直接的人类经验”，通常与“细节”有关。(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45)

　　既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就应该具有不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乃至物质文化等概念的“想象”“象征”和“诗意”特征，因为威廉斯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是当今时代少有的既在文学创作又在理论批评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文学学者。他在长期的著述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他对文学创作有着丰富的亲身体验。因此他仔细地审视了英国的文学，将其作为特殊个案，也即英国文学史，但是他重点讨论的主要是优秀的英国文学作品：“关注文学史，纵览那些卷帙浩繁和门类复杂的文学系列，从《马宾诺金》到《米德尔马契》，或从《失乐园》到《序曲》，不禁致使人们短暂的犹豫，而当各种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范畴，如‘神话’，‘浪漫’，‘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史诗’，‘抒情’，以及‘自传’”一一出现并各就其位时，这种犹豫感便消失了。”(46)

　　我们都知道，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他们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所以威廉斯在书中提到的这些作家对我们考察世界文学现象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特别是之于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与威廉斯的其他著作相比，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部近乎“纯理论”的学术专著，他在撰写这部著作时，花了大量时间实地访问并考察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对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研究状况作了详细的调研，以凸显其文学思想的相对普遍意义。在广泛阅读马克思原著的基础上，他发现，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对语言本身的理论贡献并不明显，因此他决定从那里开始，并提出了贯穿全书始终的“文化唯物主义”重要思想：“从这一历史中产生的许多问题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在某些领域，马克思主义本身对这些问题有所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这些贡献也扩展到对那些为人们所接受的主要范畴的基本重估方面。然而，重要的是，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对思考语言本身却贡献很小。”(21)因此，他便从语言问题开始研究，因为他知道，文学既然是一种语言的艺术，那么语言的作用就不应该被忽视，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建构一种探索语言的文化唯物主义。如果我们考虑到威廉斯的著作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我们就可以说，他的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谈论文化唯物主义，至少不会对这一概念感到全然陌生。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特别注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马克思把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特征总结为“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也即一种意识到的深刻思想内容与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的完美结合。恩格斯甚至通过强调细节的真实来定义现实主义。威廉斯也对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情有独钟，并在书中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问题：

　　最简单的“反映”论是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但是，如果“现实世界”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某些固有特质和倾向的物质社会过程来把握，那么就可能得出一种不同的解释。正如在早期的理想主义那里一样，但现在随着具体规则的改变，艺术可以被视为反映的并非分离的物体和表面事件，而且是其背后的基本力量和运动。这反过来便成为区分“现实主义”(动态)与“自然主义”(静态)的基础。(96)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并非仅反映表面的真实，而更重要的是要揭示隐于表面真实之背后的本质的东西，这与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大致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理，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除了应该具备细节的真实之外，还应该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威廉斯也相当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核心概念，并试图将其与类型加以区别：

　　但是“类型”仍然可以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作为一种“标志”或“象征”，或作为一种重要分类的代表性案例。后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对于一个可知的(通常是整体上可知的)现实，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前提，其中的典型化将可以得到识别，而且确实(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正常过程中)得到确证。这个预设可以重复，如果以更为复杂和有时显得非常复杂的形式，那么所有理论的基本二元论都集中于“反映”这个概念，或者，在其一般意义上，集中于“中介”，或者，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一点，一般意义上的“典型化”。(102—103)

　　因此，威廉斯也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可供当代和未来的作家和艺术家遵循和实践的范式。

　　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读者并不熟悉雷蒙德·威廉斯的名字，但我立即被他那独特的思想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能动理解与创造性发展所打动，我觉得这与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庸俗社会学家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完全不同，而且也迥然有别于形式主义导向的结构主义文学教义。今天，当我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重读这本著作时，我发现威廉斯所提出的许多基本问题，仍然在当前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问题的辩论中得到讨论。多年前，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需要从威廉斯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启示，从而建构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话语。后来我写了一篇书评，并在《文艺研究》杂志上发表，因为我认识到这是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的独创性贡献。(王宁，《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35—136)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领导权、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等形式，仍然是当今的东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被人们热议的核心概念。因此，这本书除了可被视为世界文学和世界诗学之外，还应被视为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当精英文学走向衰落时，由于威廉斯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影响，他仍然是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界不断地被人们讨论的一个中心人物，对于威廉斯之于当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我将在结束本文前简略地加以讨论。

三、威廉斯之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

毫无疑问，一位来自西方的理论家之所以得以在中国的语境中不断地为人们所讨论，至少说明了他的理论教义之于中国的批评实践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由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和精英文化日趋衰落，威廉斯和他的理论仍然能吸引中国读者呢？我认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威廉斯并不是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来讨论文学问题，而是把他的理论阐述建立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之上。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样的纯理论著作中，他仍然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文化问题，试图区分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因此，这部著作读来并不像是教条主义的说教，而倒是更容易打动读者。其次，威廉斯与中国也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他年轻时就思想“左倾”，并通过阅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所了解并深表同情。这一切也许都与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威廉斯的著作进入中国时，正值中国刚刚迈入改革开放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出现了一个“语言学转向”。也即人们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重视不够，因此这种批评模式便受到从俄国引进的形式主义批评和从英语世界引进的新批评派的挑战。显然，形式主义批评十分注重文学形式，即主张从用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语言入手。但由于过于注重文学作品的形式，反而缺乏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意识、批评分析和理论阐释的关注。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法正好弥合了两者之间的鸿沟，因为他既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历史意识，同时又不忽视其语言形式，而且他的批评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更没有远离文学作品本身。

　　20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各种商业大潮和高技术的冲击，文学及其批评理论日益被边缘化。即使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理论也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吸引力了。因此，伊格尔顿这位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以其《文学理论导论》十分走红的文学理论大家，也不得不使用文化理论这个新的术语来代替文学理论。但即使在谈到文化理论的现状时，他仍然没有充分的希望，而是悲观地宣称：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Eagleton，AfterTheory1)

　　我们纵然不可否认，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语境中也许确实处于衰落的境地，但这并非意味着文学和文化理论在所有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状况。可以说，在西方理论的启迪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始终对所有有益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西方理论有着强烈的兴趣，仍然通过翻译的中介积极地引进最前沿的国际理论潮流，并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还有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在国内发声，他们还瞄准国际文学理论大家，就其理论著作中的疑点或困惑与之进行直接的切磋和对话(Zhang and Miller，“Exchange of Letters About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567-610)，进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当我们缅怀威廉斯时，我们自然会更加珍惜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并试图继承他的批评和理论遗产。威廉斯生前始终坚持这一立场：“文学理论不能脱离文化理论，虽然它可以在文化理论中加以区分。这是任何社会文化理论的重要挑战。”(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45)但是，威廉斯的文学理论和文化遗产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有何意义呢？这正是我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试图加以概括的。

　　我在前面已经简要地讨论了威廉斯对世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贡献，在这里我只想提及他之于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都知道，威廉斯在以下三个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文学创作方面，他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戏剧，退休前在剑桥大学的正式职位是戏剧教授；(2)在文学理论方面，尤其是本文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堪称力著，这本书不仅标志着文化唯物主义的崛起，而且它本身也成了世界文学和世界诗学作品；(3)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方面，他更是被公认为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之一。他的“最重要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新兴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在英语世界的这一领域的影响无可比拟，同时他还开创并巩固了这一领域”(Fekete，“Raymond William”731)。即使在文学理论走向衰落的后理论时代，威廉斯仍被视为英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Wang，“Gender Studies”14-30)威廉斯不同于那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对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的考察研究中，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发展。他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思潮中异军突起，对我们当下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也颇有启示。他虽然也受到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阿多诺等人的影响和启迪，但他更加立足英国本土，聚焦英国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在考察英国的文化状况时，威廉斯认为当时的英国有三种文化：“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21-122)当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时，这三种文化形态也可以在当代中国见到，也即中国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由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成分组成，并且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Wang，“Multiplied Modernities”617-622)因此在威廉斯看来，“既然我们总是在一个文化过程中考虑关系，那么我们对于新兴的文化的界定，就如同对残余文化的界定一样，只能在一个完整的意义上与主导文化相关来作出界定”(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123)。也即威廉斯所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而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东西，也不是“基础”的简单反映，因为它是“生产性的”。因此他总是试图探寻一种共同的文化。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一种共同的文化呢？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威廉斯设想出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理想的文化形态。正如伊格尔顿所总结的：“对于威廉斯而言，共同的文化(common culture)是由其成员的集体行为，不断重塑和重新定义的，而不是由少数人建立的价值观，然后被多数人接管和被动地经历。因此，他更喜欢‘共同拥有的文化’(culture in common)这个词。”(Eagleton，TheIdeaofCulture119)这无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使我们得以正确地理解威廉斯的文化遗产。这一点也尤其对我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本人就开始从事文化研究，甚至率先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学界，但我主要还是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只是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的因素，或者将文学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跨东西方文化的语境中。④受到威廉斯在上述三个领域的实践所启发，我还尝试着将对世界文学现象的分析置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语境中，从而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对我启发最多的便是，在威廉斯那里，文学研究并不一定与文化研究相对立，而是处于一种共存、互补的对话状态。因此，威廉斯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两个领域都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在威廉斯的启迪下，我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总是试图拓展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域，以便将文学现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和研究。当我作文化研究的时候，我总是尽量不偏离文学和文学研究太远。我的许多西方先驱者也是如此，比如诺斯洛普·弗莱、F.R.利维斯和雷蒙德·威廉斯。这也是中国的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许多来自文学学科现在又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这样，既克服了纯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之局限性，同时又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具有跨学科的立体感。此外，中国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由文学研究者引进的，因此许多著名的文学学者也参与其中。在这些文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也呈现出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新面貌。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正在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因为在当今时代，文化的内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如伊格尔顿多年前就不无正确地指出的：

　　(文化)这个概念，也像大多数官方的神圣空间一样，既受人崇拜又被人忽视，既具有中心位置同时又被边缘化。文化不再是对一个人是什么的描述，而是对一个人可能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的描述。与其说它是为你们自己的团体而命名，倒不如说它是为你们的波西米亚异见者而命名的，或者说，随着19世纪的发展，是为那些生活在遥远的地方，不那么世故的人而命名的。因为文化不再像它本身那样可以雄辩地描述某个社会了。(Eagleton，TheIdeaofCulture31)

　　因此，中国语境下的这种文化研究，不仅要结合当前西方乃至国际文化研究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而且还要结合中国语境下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产品、地方戏曲和民间文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产品影视、消费文化和社区文化，甚至包括网络写作和抖音现象，因为文化总的来说是范围广泛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只有保持这种对待不同文化的开放和多元态度，才能推动中国的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并与文学研究和国际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这方面，威廉斯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

　　从上述中国的文化研究实践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不少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或多或少也都受益于威廉斯三十多年前留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遗产，他的理论和著作仍在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得到讨论和研究，并将继续对我们今后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给予启迪和指导。也许这正是我们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缅怀威廉斯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的最好方式。

　　注释[Notes]

　　① 为了纪念雷蒙·威廉斯百年诞辰，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深圳大学合作于2021年10月27日举办了一个线上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并作了英文主旨发言，现将主旨发言改写成中文，特此向会议的主办者致谢。

　　② 我在撰写本文时，查阅了当今西方世界最多产的三位世界文学研究者——莫莱蒂(Franco Moretti)、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和德汉(Theo D’haen)的世界文学著述，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引用柏拉威尔的著作，甚至都未在书中提及他的名字。这实在令人遗憾和不解。

　　③ 应《新文学史》主编拉尔夫·科恩的邀请，伊格尔顿将会议主旨发言改写后在该刊发表：Eagleton，Terry.“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NewLiteraryHistory28.1(1997)：1-6.

　　④ 参考王宁：《大众文化与文化研究》，《文艺报》1994年2月19日号；王宁：《文化研究：今日西方理论批评的主潮》，《上海文化》1996年第1期；王宁：《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约翰·彼得·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

　　[Eckermann，Johann Peter.InConversationwithGoethe.Trans.Yang Wuneng.Chengdu：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8.]

　　Damrosch，David.WhatIsWorld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Eagleton，Terry.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2ndEdi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TheIdeaofCulture.Oxford：Blackwell，2000.

　　---.After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4.

　　Fekete，John.“Raymond Williams.”TheJohnsHopkinsGuidetoLiteraryTheoryand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731-734.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Marx，Karl，and Friederich Engels.TheCommunistManifesto.Trans.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66.]

　　Prawer，Siegbert Solomon.KarlMarxandWorldLiterature.Oxford：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78.

　　王宁：《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艺研究》1(1986)：135—136。

　　[Wang，Ning.“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LiteratureandArtStudies1(1986)：135-136.]

　　---.“Multiplied Modernities and Modernisms？”LiteratureCompass9(2012)：617-622.

　　---.“Gender Studies in the Post-Theoretical Era：Mainly A Chinese Perspective.”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54.1(2017)：14-30.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1(2020)：42—50。

　　[---.“On Marxist Narra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Frontiers21(2020)：42-50.]

　　Williams，Raymond.MarxismandLiterature.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Zhang，Jiang and Joseph Hillis Miller.“Correspondences on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53.3(2016)：56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