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个决议，它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评价历史，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积累的十大宝贵经验，同时高瞻远瞩，在面向未来的维度上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战略安排。

　　《决议》坚持唯物主义观及其方法论，在许多重大问题分析与评价上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不仅给我们提出了崭新的思想与理论，而且给我们作出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示范。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决议》将其分为了四个阶段和三次飞跃，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了清晰的认识，当然也让我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固守教条，必须立足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做出创造性的发展。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恩格斯早已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664)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在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时，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加上了“时代化”，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联系到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构建起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同时在汲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性地发展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话语，并将其融合到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来。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正是我们文艺学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从而也是当代文艺学创新建构的根本途径。”(朱立元87)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视角去看，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构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至少形成了下面几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观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文艺观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根本属性论述的基础上发展，并由习近平进一步完善起来的。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什么是文艺、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阐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观(865)。在提出此观点前，他特别指出，讨论文艺的问题，不能按照教科书去讨论，而是应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看问题，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855)。文艺问题的中心是什么？“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855)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中国的人民文艺观，影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流文艺观。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国实际情况，对人民的内涵作了拓展，将知识分子也划在工人阶级之内，实际上已将人民扩大到社会主义的所有建设者，使文艺具备“人民性”和“人民大众”的性质。他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拨乱反正的重新表述，这直接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政策的出台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为中国梦奋斗的角度，进一步将人民界定为一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民。更重要的是，他将人民这个群体概念化为了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5)。他还从人民的生活是文艺的根，人民是文艺之母，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关心人民的意愿、要求、情感、关切就是文艺的魂，文艺必须不断创作出文艺精品满足人民的需要，以及人民才是文艺作品最终的评判者四个方面深度阐述了人民文艺观。这四个方面正是以根、魂、创作、接受方面作为四个支柱来建构人民文艺观的。

　　可以这么说，“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一个创作导向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文艺根本属性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新话语体系中的核心问题。

二、植根真实、塑造典型的文艺创作论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艺创作规律的重要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进行过持续的讨论，形成了共识，文艺创作的实践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创作也都认同这一创作的理念，并按照这种理念去进行创作。进入新时代，这一理论话语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一方面，我们的文艺创作在努力创造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典型人物，如《觉醒年代》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长津湖》里的志愿军战士、《山海情》中的基层干部和扶贫专家，等等；另一方面，一些理论批评家也在呼唤要重新认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要创作原理的重要贡献，指出，过去的七十年我们并没有“真正透彻地理解和阐释了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深刻定义”，“也就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本质特征尚未吃透到骨髓当中去”(丁帆5)，因此，在文学中就会出现“伪现实主义”，或者是“不充分的现实主义”，文学史长廊里也就缺乏最为突出的“典型人物”形象。那么在新时代里，我们就要“抓住时代的机遇，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重树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出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格’的人物谱系，是每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应该遵循的小说创作的真理”(丁帆10)。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多次提到要重视文学典型人物的创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他从典型人物代表时代的艺术高度以及代表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的高度，指出了塑造新时代典型人物的重要价值。他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2)“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9)习近平对典型与时代的关系、典型与创作者以及创作者与阅读生活的关系、典型与文艺作品审美感染力的关系作了更富时代性的揭示，对我们在新时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典型来自真实，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只有真实地“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9)。习近平在指出人民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时，肯定了“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2)。这实际上是肯定文艺必须从人物的真实性出发，才能塑造出典型，因为真实的人物千姿百态。他还指出：“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13)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成为文艺塑造典型、具备艺术生命力的根基。

三、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文艺传达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就是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选择，但是当时的提法是“革命现实主义”，并且将“革命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都归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去。1953年9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政治报告里就这样表述：“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引自蒋承勇170)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提法，因为与苏联的关系不睦，1956年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提了。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以伟人的气魄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话语，但因为环境不当(1958年之后没两年就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物质生产上对革命浪漫主义支撑不力)、阐释不当(没有文艺理论家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创作上也只有民歌和诗歌上的支撑)，所以这一理论话语的建构陷入了困境。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依然在顽强地体现着，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王蒙的《这边风景》、梁晓声的《人世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无处不在。虽然有的作家吸收国外现代文学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表现手法进行创作，但也都作了本土化的重置。近十年来，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极其明显，从理论界到创作界都在召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倡，要在文学中体现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在谈到希望文艺工作者要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时，习近平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0)他同时指出，文学要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14)他从清泉与淤泥、光明与黑暗的比喻和对比中指出文学就是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5)。他还指出，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文艺却要“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14)。这都是从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角度去看待文艺的艺术传达的。这些论述对我们在新时代构建现实主义和浪漫情怀相结合的文艺理论话语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评论观

关于艺术的评价标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初期曾一度有过混乱，当时主要是在一些纯粹追求形式主义的先锋小说面前，批评家不仅找不到合适的批评话语，而且连艺术的评价标准也变得模糊起来。文艺要不要反映历史、要不要有审美性都成了问题。在新时代，文艺追求真善美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以历史与美学的观点去评论文艺作品也渐成风气。习近平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中也从多方面谈到了文艺评论的衡量标准问题。对什么是优秀作品这一问题，他作了很深刻的阐述。他强调文艺创作不仅要有高原，而且要有高峰，要出艺术精品。“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优秀的作品要“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2)。“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3)同时，优秀的作品应该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和评判。他还从文艺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的角度去举例，提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5)。这也是强调文学的历史厚度。在谈到怎样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时，他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9)，这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美学与文艺评论的观点。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理想论

习近平在新时代主要是从“讲好中国故事”出发，强调文艺创作需要“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2)的优秀作品。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坚守艺术理想，要有天下情怀，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6)。因此，文艺工作者不能拘于自己的小悲欢，而是要“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13)。这是将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联系起来而具有远大愿望的一种文艺理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同时又从五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该具备的内涵作了阐释与展望：“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4)这为文艺工作者如何去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途径。我们的文艺创作在这方面虽已起步——比如《流浪地球》《红海行动》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天下情怀，但依然还需要我们努力去构建。

　　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目前虽然有了这些重要理论内容，但仍需要我们的理论批评家和创作者在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去阐释与研究、丰富与完善它，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我们有责任去完成。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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