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放

　　多年前，笔者与袁行霈先生合撰《李林甫与盛唐诗坛》一文，在学界产生一定反响，近年来，学界对此问题有一些讨论，本人也有一些新的想法，故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李林甫是唐朝宗室，在开元之前，已任千牛直长，开元初，任太子中允，除谕德(太子属官)，累迁国子司业。“十四年，宇文融为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刘昫等 3235)，这时他已进入权力中心，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司马光 6807)，李林甫始任宰相，从此时至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病亡，李林甫一直稳居宰相之位，而且是大权独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他的仕途，与唐玄宗在位的时间几乎相同，长达四十余年。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史有定评，他狡诈、凶残，口蜜腹剑，作恶多端，是破坏开天盛世局面、造成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主要责任人。同时，开元、天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盛唐时期，诗人辈出，群星璀璨，而李林甫主持朝政二十余载，盛唐诗人文士，基本上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成为他独揽朝纲的重要障碍，这也就构成了他与盛唐文士不可调和的矛盾。

　　本文拟讨论以下问题：李林甫“尤忌文学之士”的原因；李林甫对“文学之士”进行打击与陷害的各种狠毒、卑劣的手段；李林甫操纵“选权”的事实；李林甫“行政才干”的真相及危害。

一、 为何“尤忌文学之士”

李林甫“尤忌文学之士”，对诗人更是极尽妒忌排挤之能事，《资治通鉴》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司马光 6853)《旧唐书·李林甫传》早已指出其忌恨、嫉妒文学与文才之士的事实：

　　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者，代为题尺。林甫典选部时，选人严迥判语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识“杕”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麞之庆。”客视之掩口。(刘昫等 3240)

　　李林甫嫉恨文学之士，与其本身学术文化水平低劣有直接关系，他以门荫而出仕，本为低级武官，以“自无学术”著称，其学识之低劣，由《旧唐书》所载二事可见，此二例均出自《诗经》，“杕杜”，本义是孤生的杜黎树。《诗经》有两篇以“杕杜”为题的诗，一是《诗·唐风·杕杜》：“有杕之杜，其叶湑湑。”(朱熹 90)朱熹曰：“此无兄弟者自伤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词。”(91)后人常比喻骨肉之情。二是《诗·小雅·杕杜》，首二句曰：“有杕之杜，有睆其实。”(朱熹 141)朱熹曰：“此劳还役之诗。”(141)后多用作歌颂凯旋的典故。若作“杖杜”，则莫名其意矣。“弄麞”应作“弄璋”，《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朱熹 166)璋即圭璋、宝玉，后来“弄璋”成为生男丁的美称。“麞”为鹿科动物名，李林甫贺人生男曰“弄麞”，岂不滑稽可笑。李林甫“典选部”时，担任的是吏部尚书，作为唐代盛世掌管典选天下官吏的最高长官，竟然连《诗经》都没读通，其不学无术可见一斑。

　　关于唐代选拔官吏的铨选制度，《新唐书》及《文献通考》诸书说得很清楚：

　　[唐制]，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文献通考》作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欧阳修 宋祁 1171)

　　作为吏部尚书，李林甫有典选天下文官之权责，不知以他如此低劣的文化水平，如何评判备选官的“判”，如何判断其“文理优长”或文理不通，又如何能让天下官员信服，至于判断人品，更非李林甫所宜。

　　依照《旧唐书》的记载，可知署名李林甫的文字多为郭慎微、苑咸等人代笔，不知《全唐诗》所存其诗数首是否为二人捉刀。李林甫以如此不堪的文化水平担任宰相及吏部尚书，见到文学之士，由忌生恨是顺理成章的。

　　李林甫所忌恨的文学之士，首当其冲的便是其政敌、著名文人、宰相张九龄。张九龄为相，本早于李林甫，而且一向正直敢言，深得玄宗信任，李林甫欲独揽朝纲，非扳倒张九龄不可。九龄是盛唐文士的杰出代表，立身刚正，风度翩翩，文采风流，倾倒朝野，其诗被称为“曲江体”。唐人孟启《本事诗》曰：

　　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精识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孟启 17)

　　据《旧唐书·李林甫传》，李林甫荐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反对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李林甫则对唐玄宗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刘昫等 3237)这也说明李林甫对文学(辞学、文化学术等)之士深为嫉恨。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文采风流十分欣赏，前人屡有记载，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1717)“明皇每朝政有阙，则虚怀纳谏，大开士路。早朝百辟趋班，帝见张九龄风威秀整，异于众僚，谓左右曰：‘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1734)“明皇常谓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1738)《旧唐书·张九龄传》曰：“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刘昫等 3099)直到玄宗幸蜀时，仍然十分怀念九龄，遣使至韶州祭之(3100)。

二、 两起大狱与朝廷核心文臣的遭遇

李林甫执政期间，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是太子废立之争，这也鲜明地体现了文治与吏治之争，李林甫忌张九龄，可视为开元初年姚崇与张说“吏治与文学之争”的间接延续。开元二十五年和天宝五载，李林甫两起大狱，大肆排斥、诛杀异己，朝廷核心文臣首当其冲。

　　第一次冤狱发生于开元末年，即太子瑛及二王被废、被杀事件，李林甫与张九龄立场完全不同，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先是武惠妃欲拉拢张九龄，被拒：“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欧阳修 宋祁 4429)李林甫则是主动支持惠妃，陷害太子，“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以母爱特见宠异，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干惠妃云：‘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刘昫等 3235)。“寻又以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驸马都尉杨洄白惠妃。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林甫惘然而退，初无言，既而谓中贵人曰：‘家事何须谋及于人。’”(刘昫等 3236)最终，唐玄宗用李林甫之言，废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不久又将三人杀害，天下冤之。(刘昫等 3237)李林甫开元初任太子中允、谕德，而李瑛开元三年即立为太子，李林甫曾为李瑛的直接下属，则其为人由此可见。太子瑛等被杀后，武惠妃自感罪孽深重，心理负担过重，也于开元二十五年病死。其结局是，开元二十六年，忠王得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肃宗。而寿王则不但没当成太子，甚至连爱妃也被其父唐玄宗抢去，这就是后世有名的贵妃杨玉环。

　　受张九龄牵连的还有严挺之。挺之少好学，举进士，神龙中又中制举，当然属于文学之士，姚崇深器之，引为右拾遗。开元中，挺之以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事，大称平允。开元二十年，擢为刑部侍郎，又任太府卿。挺之在张九龄执政期间重受用，九龄罢相，他亦被李林甫排挤出朝，《旧唐书·严挺之传》曰：

　　[挺之]与张九龄相善，九龄入相，用挺之为尚书左丞，知吏部选，陆景融知兵部选，皆为一时精选。时侍中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与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耀卿与九龄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龄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与。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尝与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萧炅读之曰：“蒸尝伏猎。”炅早从官，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炅对如初。挺之白九龄曰：“省中岂有‘伏猎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龄尝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谓之曰：“李尚书深承圣恩，足下宜一造门款狎。”挺之素负气，薄其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及挺之嘱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诘于禁中，以此九龄罢相，挺之出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绛郡太守。(刘昫等 3105—3106)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林甫引荐的萧炅，与林甫一样“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秦汉时将夏天的伏日、冬天的腊日都列为节日，合称“伏腊”，萧炅不识此典，读作“伏猎”，自然是贻笑大方，于是严挺之告诉张九龄，将萧炅外贬。此举自然得罪了李林甫，故张九龄罢相，挺之也外出为刺史。天宝元年，唐玄宗打算重用严挺之，李林甫又使诡计，奏称其年老多病，授给他一个闲职，在东京养病，不久，挺之郁郁而终。史称：“挺之才略器识，不下诸公，耻近权门，为人所恶，不登台辅，养疾宫僚。虽富贵在天，穷达有命，彼林甫者，诚可投畀豺虎也。”(刘昫等 3107)严挺之知开元十四、十五、十六年贡举，殷璠《河岳英灵集》所言“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璠 156)，所对应的一批诗人，多在挺之知贡举时得中进士，如开元十四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开元十五年常建、王昌龄，开元十六年贺兰进明等，则严挺之实为盛唐诗坛的功臣。

　　第二次大狱发生在天宝五载，《旧唐书·肃宗纪》曰：“及立上(即忠王，后来的唐肃宗)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刘昫等 240)韦坚、柳勣均为太子妃的戚属，李林甫拿这些人开刀，终极目标当然还是指向“非己所立”的太子，以及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结果是大臣韦坚、李适之、皇甫惟明、王琚、李邕、裴敦复等人被杀，裴宽、韩朝宗被贬出朝。李适之的遭遇最有代表性，他是宗室，时任左宰相兼兵部尚书，房琯《李适之墓志》：

　　自拜相以来，朝野胥悦，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时李林甫久居右弼，威福由己，便辟巧险，意阻谋深。凡所爱憎，未尝口议，同恶相济，密为奏论。及至君前，顺之而已。由是恶迹难露，众莫知之。不利青宫，天下震惧。公意深社稷，彼难措心，转公为太子少保。又谋陷妃族，构以飞语，出为宜春太守。至郡三日，寝疾薨于官舍，春秋五十四。从此大狱连起，诬枉相继，三五年内，人不聊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是之谓乎。(房琯 179)

　　这段文字清楚地记录了李适之被李林甫迫害的结局及其株连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上述诸人，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大臣，是朝政的主要执行者，李林甫将他们或杀或贬，对国家机器的运转造成了极大伤害，也为自己进一步专权乱政扫平了道路。在处罚这些大臣时，李林甫重用吉温、罗希奭两大酷吏，史称“罗钳吉网”(刘昫等 4858)，李适之被贬至袁州后，李林甫遣罗希奭去处置李适之，适之听说罗希奭至，竟吓得“仰药而死”，王琚听到罗希奭将至，仰药自尽，没死成，旋即自缢而亡。可见李林甫及酷吏的淫威造成了多么恐怖的氛围。李林甫一手造成的这次千古奇冤，手段之残酷，株连面之广，对唐朝开明政治的打击与破坏，均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冤狱。

　　此次冤狱中被杀或被贬的大臣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学之士或与文学之士关系密切，如李邕、王琚、裴宽、张均、张垍兄弟及韦陟等人。韦陟、韦斌兄弟，为中宗、睿宗时宰相韦安石之子，玄宗朝重臣，且与诗人交往密切，遭李林甫迫害而被贬出朝：

　　[韦陟]有文彩，善隶书，辞人、秀士已游其门矣。[……]与弟斌相劝励，探讨典坆，不舍昼夜，文华当代，俱有盛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后为礼部侍郎，陟好接后辈，尤鉴于文，虽辞人后生，靡不谙练。[……]陟早有台辅之望，间被李林甫、杨国忠所挤。[……][韦斌]早修整，尚文艺，容止严厉，有大臣体，与兄陟齐名。[……]徐安贞、王维、崔颢，当代辞人，特为推挹。天宝中，拜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兄陟先为中书舍人，未几迁礼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诰。改太常少卿。天宝五载，右相李林甫构陷刑部尚书韦坚，斌以亲累贬巴陵太守，移临安太守，加银青光禄大夫。(刘昫等 2958—2962)

　　

三、 李林甫执政期间对普通文士的态度

　　李白是唐朝的天才诗人，“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李白 841)，是其真实写照。他曾几度入长安，寻求政治出路，最重要的是天宝元年至三载在长安任“翰林供奉”事，此时他杰出的诗才已得到玄宗关注，但因高力士、杨贵妃诸人的谗毁，而终于被“赐金放还”，此事可能与李林甫无直接关系，但当时李林甫大权在握，至少没有提携李白。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平生的理想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 4—5)。开元年间曾应进士举不第，天宝六载参加制举，却因李林甫作梗而失败，天宝中“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至天宝末才得到“右率府胄曹参军”的微官。

　　

　　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刘昫等 3328)

　　高适此时已经年届半百，又是著名诗人，好不容易通过了制举考试，李林甫将其视为普通的举子，任他为县尉，一位大名士、老名士，只得到一个品级最低的县尉，显然是高适本人及时论所不能满意的。唐代进士或制举出身的人，释褐任县尉是常有的事，如果是一位年轻的举子，担任此职，即属正常，放在高适身上，就不合适了。高适任封丘尉之前，途经洛阳，作《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不知何时更携手，应念兹晨去折腰。”(高适 206)《初至封丘作》：“可怜薄暮宦游子，独卧虚斋思无已，去家百里不得归，到官数日秋风起。”(208)《封丘作》：“州县才难适，云山道欲穷。揣摩惭黠吏，栖隐谢愚公。”(229)最著名的当数下面这首《封丘县》：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230)

　　

　　盛唐另一位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及第，释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十三载，先后从军西北，入高仙芝、封常清幕任职，这也说明李林甫在世时，岑参仕途并不得志，也未得到重用。

　　

四、 李林甫控制铨选的事实

李林甫长期担任吏部尚书之职，掌文官铨选之事，他将大权交给亲信苗晋卿，任其胡作非为，《旧唐书·苗晋卿传》载：

　　[开元]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后典选五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时天下承平，每年赴选常万余人。李林甫为尚书，专任庙堂，铨事唯委晋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选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识者同考定书判，务求其实。天宝二年春，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晋卿与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选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众知奭不读书，论议纷然。有苏孝愠者，尝为范阳蓟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宠特异，谒见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上怒，晋卿贬为安康郡太守，遥为武当郡太守，张倚为淮阳太守。敕曰：“门庭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时士子皆以为戏笑。(刘昫等 3349—3350)

　　苗晋卿开元二十三年迁吏部郎中，二十四年拜中书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权知吏部选事，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是在李林甫为相时获得提拔重用的，肯定会按照李林甫的意思行事，李林甫是苗晋卿的直接上级，苗办事不力，李应当负主要责任。苗前后典选五年，应当是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至天宝二年(743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如此状况，李林甫当然脱不了干系。天宝二年应当是苗晋卿典选的第五年，此年发生的张奭参选“曳白”之事，贻笑天下，这与李林甫之“杖杜”“弄麞”、萧炅之“伏猎”，真是如出一辙。此事由安禄山告发，说明安禄山与李林甫集团矛盾很深，且可见禄山已经深得玄宗宠信，在玄宗面前有发言权。皇帝震怒，将苗晋卿等当事人外贬，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李林甫却未加责罚，这既说明唐玄宗已渐趋昏庸，也说明李林甫势力过于强大，唐玄宗轻易动他不得。

　　宁王嘱托李林甫选官之事，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李肇《唐国史补·下》原文曰：

　　自开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县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卖之。”于是放选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嘱宁王，且放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189)

　　唐代佚名《大唐传载》曰：

　　开元中，吏部侍郎被宁王宪嘱亲故十人官，遂诣王请见，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听公。”吏部归，九人皆超资好官，独某者当时出，云：“据其书判，自合得官，缘嘱宁王，且放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889)

　　

　　如此典选，盛唐许多诗人才士必然会落魄终身了。

五、 李林甫的专权与行政才干剖析

　　

　　表面上看，李林甫有一定行政才干，《旧唐书·李林甫传》曰：

　　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刘昫等 3238—3241)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谔，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材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纲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饔人厮养，无不贿之，故动静辄知。[……]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缺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邽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矣。(胡璩 25)

　　李林甫所谓的“行政才干”，主要体现在以下数端。一是将声望高于自己的张九龄、裴耀卿罢免。二是独揽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将一大批正直的大臣杀害。三是玩弄阴谋诡计，打听皇帝的动静爱好：“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刘昫等 3236)四是“口蜜腹剑”，有很大的迷惑性。其行事风格，在初唐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人物，《旧唐书·杨纂传》：贞观八年后，杨“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后典选十余载，铨叙人伦，称为允当。然而抑文雅，进酷吏，观时任数，颇为时论所讥”(刘昫等 2673)。这就是李林甫的榜样，然而李之心狠手辣，恐怕又远过之。李林甫并没有太强的行政才干，即使有，其“能力”越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反而越大。

结 论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宰相，是开元、天宝时期最重要的政坛人物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权相，是造成“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罪孽深重，事实十分清楚，并未被误解，因为他本人不学无术，而政敌张九龄文采风流，文坛的领袖人物如严挺之、裴敦复、李适之、李邕、韦陟等人，也都与李林甫有矛盾，李林甫对上述“文学之士”中的佼佼者极力打压，手段残忍，也波及了这些文坛领袖(或曰中心人物)周围的一大批文士。对普通文士诗人，李林甫则较为疏远，从未重用，如王维、高适、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等，均属冷官，为仕途失意者。李林甫的文化学术水平更不值一提。天宝六载李林甫奏“野无遗贤”事，打击了杜甫与元结，也是确切无疑的。对于盛唐文坛，李林甫无正面作用，而是有着非常明显的负面作用。李林甫对文人采取的打压手段，至少在唐代是罕见的，称其“尤忌文学之士”，并无不妥之处。

　　① 见《文学遗产》5(2004)：47—59。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又见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第五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0—126。

　　② 如钟志辉：《李林甫与盛唐文士关系考辨》，《文艺研究》4(2018)：65—74；刘畅：《唐天宝六载制举重考》，《江汉论坛》5(2019)：114—119。

　　③ 这是唐朝的基层武官，皇宫侍卫。杜佑《通典》卷28“职官十”“左右千牛卫”条曰：“千牛，刀名，后汉有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因以名职。”(165中栏)梁章钜《称谓录》卷20：“唐为左右千牛卫，领左右千牛备身各十二人，掌执御刀，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弟子，年少姿容美丽者补之，服花钿绣，衣绿执象，为贵胄起家之良选。”(8)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考》十“举官”记载略同。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073。

　　⑤ 孟启，《历代诗话续编》作“孟棨”，陈尚君先生考证曰应作“启”，是。今从其说。参见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唐诗求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742—756。

　　⑥ 三王之死，完全是武惠妃的阴谋陷害，《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开元]二十五年，[杨]洄复构瑛、瑶、琚与妃之兄薛锈异谋。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议，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决，乃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同恶均罪，并废为庶人；锈赐死。’瑛、瑶、琚寻遇害，天下冤之，号‘三庶人’。岁中，惠妃数见庶人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请改葬，且射行刑者瘗之，讫不解。妃死，祟亡。宝应元年，诏赠瑛皇太子，瑶等复王。”(欧阳修 宋祁 3608)

　　⑦ 刘昫《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其冬，惠妃病，三庶人为祟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乃立为皇太子。自是林甫惧，巧求阴事以倾太子。”(刘昫等 3237—3238)

　　⑧ 参阅：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卷三“韦斌”条(1609—1610)。

　　⑨ 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曰：“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就是替李邕、裴敦复鸣冤的。参见李白：《李太白全集》，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913。

　　⑩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约曰引谒。后期，浩然叱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久不赴，由是闻罢。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参见孟浩然：《孟浩然诗集笺注》附录，佟培基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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