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星

一、 离散概念的缘起及界定

　　1991年，《离散》杂志(：)的创刊意味着“离散”正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范畴，应用于文化、历史、文学、社会的研究。《离散》杂志一方面致力于传统离散群体，如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历史、社会结构、政治和经济现象研究；另一方面也关注近三十年来的现代离散群体，如非裔美国人、乌克兰加拿大人以及东南亚、南亚侨民的全球性离散。自1994年起，华人离散现象研究成果也出现在了该刊物上，十数篇文章涵盖了华人文化错置、资本网络、家族离散、身份认同、回归图示等方向的研究。离散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在理论上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二战之后，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的现代离散，日益发展成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其研究主要关注离散群体之间的类别、差异及共存样态，主体的身份形成，离散者与故国、宗主国之间的三角关系，离散社群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同构状况，于民族国家与政权的间隙之中力争创造多元文化、政治空间等议题。离散话语与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混杂(hybridity)等多重面向的结合，更拓宽了当代离散研究的维度。

　　离散族群的一种现代定义是“居住在祖国以外的族裔群体”(Conner 16)。在《离散》杂志的创刊代序上，编辑卡奇·托洛彦表明了“离散”是一个跨国主义的词汇，应当拓宽这一概念的外延，涵盖移民、客居劳工、流亡社群、海外社群、族裔社群等义项(T?l?lyan 3-7)。但这样一来，“离散”便有无所不包的趋势，概念便因泛化而失去了意义。相对而言，威廉·萨弗兰提出的离散族群六大特征更具有理论限定意义：

　　(1)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是从某个特殊的起源中心散居至两个或多个周边、域外的地区；(2)他们维持着关于起源地共同的集体记忆、视界，或神话——它的地理位置、历史及荣光；(3)他们认为自己很可能不能被宗主国全然接纳，因而感到某种程度上的被疏远或孤立；(4)他们将祖先的故乡当作真正的、理想的家园，以及子孙后代必将适时回归的地方；(5)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合力竭诚维护或回复故乡的安全与繁荣；(6)他们继续以个人或间接的方式与故乡建立联系，而他们的民族共同意识和团结正是由这种关系的存在来定义的。(Safran 67-68)

　　萨弗兰提出的限定特征，大体从三个方面指认了离散的本质，即最初的地理迁徙、对祖居地(故乡)的心灵皈依与割舍不断的牵连、无法完全融入宗主国而愈加忠诚于祖居地(故乡)。但从离散事实及代际更替的动态历程来讲，萨弗兰提出的这六大标准过于理念化而脱离了离散族群的实际生存状况，历史上几乎未有离散族群能完全符合以上标准。首先，移民越迁自然而然会带来融入之难的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离散者作着在地化的努力，是否感到被疏远或孤立，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而非必然的主观感受。其次，及至第二、三代后裔，他们的生长环境和身份认同都将大异于初代离散者，其中的大部分人会将出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将“祖先的故乡”当作所传承的文化身份的一部分，而不再保持与初代离散者同等的忠诚度，甚至，我们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故国的形象、集体记忆在新生代离散群体的笔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便是离散这一概念最初用来指称的犹太民族，也未必全然符合。萨弗兰心中的“理想类型”是不存在的，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基于此，詹姆斯·克利福德主张应当更加关注离散在历史中的变动性，传统的离散族群如犹太人、希腊人，可被视为在新的全球环境下旅居或混杂的“非规范性起点”(Clifford 249)，而现代社会，去殖民化的政治文化行为，全球通讯、运输的愈加便利，必然使得离散成为更加普遍、频繁的现象。只能说萨弗兰的标准指认了离散群体最本质的特征，却不能以此来定义离散族群，是以，我们必须明确离散的边界在哪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愈来愈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浪潮，政治、资本、文化跨越疆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各国与民族之间的联络不断加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使得人口的流动更加频繁，离散与海外移民、务工、旅居等行为变得难以分辨，而一旦能厘清离散与后者的区别，离散的含义便能变得清晰、规范。海外移民、务工、旅居等行为与离散的区别在于，前者同样会经验失去和乡愁，但后者更强调移居群体的无法同化，与故乡及其他离散社群的联系，及其身份认同和迁移经验中所包含的流离失所和错置创伤，那是加入新的民族社群无法治愈的。离散并非单纯的跨国移民，而是“蕴含着在错置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独特的社群，为了定义本土而作的政治斗争”(Clifford 252)。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移民一词“忽视阶级、种族和性别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从而间接地确认了欧美文化价值的权威性和政治现实”(凌津奇 79)，移民的平等、开放，抹去了离散“被动”的原始动因，离散越迁过程中后殖民的印记也是移民概念所没有的(江少川 113—118)。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学者，尤其是克利福德对于离散概念的界定与阐发，单向强调了离散群体与“起源地”“故乡”之间的忠诚与联络，却对离散的“在地”向度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也就是说，学者往往将离散群体在宗主国或移居地的生存状况看作被动的、消极的，却忽略了“离散”词根的另一半义项，“撒种”的意思。随着离散过程的深化和世代的繁衍，离散群体也在历史中逐步建立与宗主国政治、文化、族群之间的互动、互渗，甚至有限度的改造。

　　21世纪前后，离散理论开始被我国学者介绍并用于文化研究及文学批评。台湾学者李有成和单德兴，最早以离散理论解读美国黑人和海外华人。李有成第一次提出了“离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s)的概念，将之解读为“一种混杂、错置、含混、差异的美学”，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族群性，且隐含“反抗政治”(李有成，《漂泊离散的美学》 82)。李有成笔下的离散明显是后殖民语境下的，是前溯性的，他将离散理论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相结合，将离散解读成一种边缘族裔通过再现政治，来实现反抗殖民、重构本族文化的批判武器。而单德兴在为华人作家马严君玲的英文作品《落叶归根》写的书评中提到，可以用“华人的漂泊离散”(Chinese diaspora)来取代“华裔英国作家”或“华裔美国作家”这样的分类，为解读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的属性提供一个更有弹性的视野(单德兴 306—307)。在大陆，学者童明、王宁最早给“diaspora”作了概念和理论介绍。童明将“diaspora”译为“飞散”，认为它“更符合“diaspora”充满创新生命力的当代涵意”(童明，《飞散》 53)，并将这一理论的本质属性介绍为一种“超越逻辑”，即在当代意义上，“以历史为动力”作为文化实践上的差异表达，以此超越过去的单一身份和视角(童明，《飞散的文化与文学》 95—98)。童明的译介态度与李有成大不相同，他赋予了“diaspora”主动及未来的面向，将之转换成了当代文化越界生产的一个符码，却不免抛弃了“diaspora”最初的历史意涵，忽视了当代离散社群中仍然存留的创伤印记。王宁将“diaspora”译作“流散”，采取了“中性”的态度，强调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大移民状态，并指出“diaspora writing”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王宁 172)。目前大陆学界大多采用“离散”和“流散”的译法，不同的选词也代表了对“diaspora”这一概念不同的态度。笔者选取了第一种译法“离散”，尽管承认当代离散应当关注全球化的影响，产生更积极、多元的面向，但仍然认为“diaspora”含义中最初的流离失所、被迫离家，以及文化错置、心灵创痛的经验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且并不曾消失于当代离散现实之中，不应被舍弃。同时，也拒绝将这一概念过度泛化，如短暂的旅居、访学，两栖生活等模式应被排除在外。

　　总的来说，这一概念仍给人语义含混、边界模糊的印象，这与现代的离散现象正褪去传统的单一族群、小范围迁移的特征，而演变为混合族群、多重原因、多次离散、范围覆盖全球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且族群离散正与全球化一同，并如全球化一般，尚是一个正在演进、深化中的现象，其动态特点、宏大网络、复杂多面都令其理论成熟提高了难度。

二、 关于离散文化身份的论争

自离散研究兴起之初，身份认同(identity)就作为核心问题之一受到充分关注，也是其理论架构的重要组成。三十年来，离散研究的学者们始终在尝试解读：离散者是谁？他们忠诚于谁？思考这样的问题并一再重新定义“身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洲裔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提出了“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观念，指认了三种基本属性：身份始终处于“形成的进程之中”(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永不完结；身份意味着认同形成的过程，在互不相同的矛盾性中作出区分和建构(这种矛盾性和区分来自离散之后不同民族文化形式的接触)；身份总是一种叙述和表现，被主体建构(Hall，64-70)。霍尔对“身份”的重新定义是在考察加勒比黑人被多方殖民、后殖民历史的基础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提出的激烈质询。他在以往定义身份的理论视角之外，如马克思的人与社会实践关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索绪尔的语言本位说、现代性的视角，以及东方主义等逻辑之外，提出从历史和政治因素出发阐释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不仅如此，霍尔的文化研究对离散身份认同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在于，他打开了身份作为主体内在的维度，指向人内心的自我，且颠覆了身份作为一种固态、已完成的设定与归属的传统观念。但需要辨认的是，霍尔所赋予文化身份的“开放性”是不彻底的，在他的时间轴线上，离散主体建构身份认同的依凭是回溯性的、面向过去的。

　　霍尔认为身份指涉民族文化、历史、政权在主体身上的投射，在这里，霍尔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自马克思以降定义身份的理论逻辑，更接近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并改变了将身份理解为一种与生俱来、完成状态的思维定势。霍尔总结出两种立场上的“文化身份”，第一种立场是已被普遍掌握的，运用于此前及当下的后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批判性理论武器，它帮助再现边缘民族的民族性，即将“文化身份”视为与祖先共有的一个集体的“真实自我”，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同一性”(oneness)，一种根基和连续，它反映了一个民族集体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码，并为之提供一个稳定不变的意义架构，以抵御民族在历史中的分裂与浮沉(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23)。在此基础之上，霍尔提出了他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立场，即文化身份之中除了那些“同一性”，还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深远而重大的“差异性”(difference)，更大程度上构成了“真正的我们”。文化身份不再仅仅是某种已然存在的既成事实，或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之中不断变化的，超越了某种始源于祖先的本质化的过去，且在历史、文化、权力的不断“嬉戏”中被改写，“等待着被发现(waiting to be found)”(225)。主体与文化身份处于一种相互、辩证的同构关系中，主体以不同的方法重新进入历史，将自己摆置在过去的叙事之中，而文化身份就是主体给这些“方法”和“摆置”的命名。在霍尔这里，文化身份不再被视为主体的构成，而是一个认同的过程，一切取决于主体重返过去、在历史中定位自己的路径。

　　霍尔举了他自己的族群加勒比黑人的例子来说明。由非洲离散至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经历了共同的奴隶制、流放和殖民史的加勒比人又如何区别于其他的非洲人呢？(正如在美洲、欧洲等地区的华裔如何区别其他共同离散的亚裔。)在此，霍尔借用德里达基于索绪尔语意能指和所指理论的延伸所提出的“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以及构成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向量在建构加勒比黑人，以及经历了奴隶制、流放、殖民化的非洲人的文化身份中所产生的影响。德里达提出的“延异”一词，强调词语的意义总是处于被延宕且重新定位的状态，所指由此在这种无休止延宕及重新定位的“嬉戏”中达到无限延伸。霍尔把这一逻辑运用在文化身份的讨论中，文化身份的意义始终在不断跃迁，构成了一条永无止境的所指链。由此，霍尔引入了三种在场关系，即非洲、欧洲及美洲的在场，来重新思考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定位和再定位。他认为，在无限延宕的文化身份定位过程中，非洲的在场方式作为“一个精神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隐喻，时时刻刻出现于加勒比黑人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某个隐秘的本源，随着“加勒比黑人文化生活的每一次叙事转变”而以不同的面目“在场”；而欧洲的在场方式则“属于武力和发号施令的路线”，属于一股本民族之外的强制侵入的力量，且与其他的文化身份混合，成了他们身份的构成性因素；最后，美洲的在场是“沉默”“压抑”的，美洲是“非洲与西方之间灾难性的/致命的遭遇”上演的场所，却也是“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的开始”，以一种帝国主义霸权的“种族”形式(227—236)。

　　霍尔关于文化身份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革新意义，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霍尔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身份的给定和完成状态，赋予了它开放性和主体的参与可能，但这种参与却并非全然能动的、自主的，它被明确限定在了民族、集体过去的历史之中。如霍尔所思，追溯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在场方式，都是叙述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的一种方法，因而，文化身份正是在离散历史的延革之中，由多方参与历史的权力中心的“在场”，引入多种“差异性”的融合所决定的。尽管霍尔打开了离散主体之于自身文化身份的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却是有限的，他们只能从族群过往的历史和遭遇中定位自己，这也就意味着，主体的身份已然被历史中的种种因素决定好，只不过是将权力的“在场”方式由历史现场搬到了人的内心，等待着主体去重新发现或拣择，营造了一种虚幻的开放结构，却并非在未来中真正、彻底开放。在这个意义上，他所提出的文化身份的“延异”，主体经由不同的“摆置”方式进入历史，实现内部的自我更新、自我生成，由此形成一种始终处于进程之中，永无终结的动态形式，就更显得像是在同一道旧辙上循环往复。最重要的是，在霍尔的理论框架之下，文化身份的形成，根本上取决于历史、文化、权力的“嬉戏”与“在场”，而主体的参与方式是在历史的终端重返“过去”，不断在认知中定位、更新自己。但霍尔并未意识到，离散主体同样参与了这个“过去”，他们也在与那个“历史、文化、权力”相博弈以建立自己的身份。例如华人在美洲，历经三四代人、数百年间由“黄祸”到“模范少数族裔”的历史证明，离散主体的参与方式并非回向历史，而是时时刻刻在与当下的文化、权力的“嬉戏”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此外，霍尔的阐述视野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站在了现代离散的前期，以殖民或后殖民带来的民族群体性离散作为现实基础建构“文化身份”的理论，强调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身份的整体性与历史过程。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与人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成为当代社会的趋势，个人离散越来越成为现代离散的一大特征，离散的轨迹也变得更加错综多样。族群共享的有关祖源地、故乡的大历史逐渐淡出离散群体尤其是离散后裔的现实生活，在此种现状之下，历史的权重将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参与个体文化身份的形成，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再能被民族或族群文化身份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所涵容。相对于霍尔强调文化身份形成的过程性(主体以“过去”为基地对其文化身份的定位与叙述)，及以民族、集体的视角来概括文化身份的群体性，能及时捕捉当代离散者的差异特征，面向全球离散时代(Cohen 155-176)身份构成的复杂多态，凝视离散者内心幽微波动的批评论述，显得更为重要和稀缺。

　　如果说霍尔将历史的思维引入了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阐释之中，陈国贲以华人移民为对象的研究，则是直面离散群体在地生活的现时性观察。他指出当代华人移民中存在着“身份混成”的现象，既是对现代大都市环境下移民生存境况的描述，也有期望成分。他认为霍尔所说的离散者身上的那种“同一性”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并不意味着消失不见，而是以“崭新的面目”被重新诠释：“他们难以抗拒成为一名‘混成的人’(the hybrid man)”(陈国贲 iv)，即穿梭于两个或多个社会及文化之间。“混成”初期，离散者内心会产生混乱与身在夹缝中的感受，但随身份混成而来的文化混成也将带给离散者“自由”与“可能性”：离散者“比他人更容易摈弃群体的偏见”，拥有“思维的灵活、感情的双重结构”(8)。陈国贲所说的“混成”概念借鉴了墨西哥学者凯西亚·堪克里尼的著作《混成文化——兼论进入和离开现代性的策略》，并融入了中国儒家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承认差异性和支援文化对话的立场”(46)。陈国贲的“身份混成”与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性”(Hybridity)有相似之处，但显然超出了后殖民的语境，取消了族裔对抗的立场。霍米巴巴认为被殖民者会通过模仿殖民者的话语，利用身份的杂色隐蔽保护自己，从殖民的缝隙中撕裂出一个“第三空间”，去“动摇殖民话语的稳定性”(赵稀方 109)，而陈国贲将“身份混成”视为一种不同文化基因在离散主体身上的差异共存——这便拓宽了“认同”的弹性——而视其为“消弭国家、种族与族群间纷争的最好药方”(陈国贲 v)，指向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期待。而他就此延伸出来的“混成意识”(hybrid sensitivity)，即希望离散群体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能够引领多元文化融合，形成包容、创新的特质(113)，则表现为一种主观上的文化素养，或者说人文期许。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混成意识”的前提，首先是所居国的社会环境和谐友好，公民政策倾向于平等自由而非歧视排外，其次是离散群体及其他主流族群能搁置争端，淡化族裔特征与单一忠诚意识。这对于第一代离散群体来说或许有些脱离实际，但更加适合土生离散后裔的未来发展。不论是霍米巴巴在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将身份“混杂性”树立为反殖民的理论武器，还是陈国贲将离散主体的“身份混成”视为消弭纷争的药方，两种理论方向在现实中均有其理想成分。然而从全球化的趋势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说，后者在总体上为缓和民族国家及族群之间的摩擦和紧张指引了积极意义，也符合当下离散群体及其后代融入当地社会文化、追求更优质生活的要求。

三、 从后殖民到全球化时代的离散话语

18、19世纪中期，两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西方国家爆发，工业化大生产刺激了资本向外扩张的需求，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疯狂地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殖民的方式奴役当地农民，迫使被殖民地的人民流离失所，不得不群体迁徙。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亚洲、南美和东欧等地区的殖民是现代离散的根本原因。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帝国主义的军事与政治殖民逐渐撤出，但资本、文化的殖民仍然在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殖民与后殖民是现代离散话语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而9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浪潮，跨国资本、人力、物料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随着现代通讯、运输的日益便利及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加强而日益频密。影响离散的动因正以一种潜在而迅速的方式由殖民、后殖民向全球化倾斜。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了当代离散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之中(Cohen 155)，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社会”将成为当代离散的结构网络，“缺乏对全球化话语的参与，成了离散批评的阿喀琉斯之踵”(Mishra 147)。

　　罗宾·科恩归纳了全球化影响离散的五个方面：

　　(1)一个世界经济体，由于更便利、廉价的通讯运输，新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的活动以及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政策的影响，其子部门之间的交易更加密集；(2)国际化移民形式，相对于永久定居与仅接受目的地国公民身份，更注重契约关系，家庭出访，间歇性出国居留和定居；(3)“全球化大都市”，为响应世界经济不同部分之间交易和互动的加强，以及它们集中在某些城市而发展起来，且这些大都市的重要性更多地取决于其全球性而非国内角色；(4)大都会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创造，以促进或对全球化作出反应；(5)社会身份的去地域化，挑战霸权民族国家以专属公民身份来定义忠诚的决定性要素，主张重叠、融合和多种形式的身份认同。(Cohen 157)

　　全球化时代下的离散结构大异于并将逐渐取代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下的离散模式，这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首先，全球化时代之下的离散，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离散，“被动”和无法回归的乡愁，会因“国际化移民形式”及便利的运输通讯而减弱，个人主体在离散过程中更具主动性，更大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权衡之后的选择；其次，经济原因可能将取代政治、宗教、文化，跃升为影响离散的重要因素，离散群体将成为一个以共同文化、信仰、习俗、亲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稳定的经济体，比如南亚及东南亚的华人家族企业等；再次，霍尔所主张的文化身份的开放性变得更加显著，而文化身份在主体内部不断更新重构的动因，将由殖民过程中权力中心的在场方式，转变为主体在其一次或多次离散过程中与宗主国文化的碰撞、混成、创新。离散过程为主体创造了掌握更多技能的机会，多重身份或多重认同不仅仅是他们身上的杂色，也是他们可以灵活运用以争取更好生活的“天赋”。自然，他们也需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和文化新要求，例如穿梭于宗主国与故国之间时，被提出表达双向忠诚(或表面忠诚)的要求，应对瞬息万变的公民政策的机敏，处理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文化习俗规约时的小心谨慎。可以判断的是，全球化时代下的离散美学，将比传统的离散以及现代早期的离散更具有生机。

　　全球化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现象，一个正处于运动中的庞然大物，我们尚难以窥其全豹，而离散是全球化众多动脉中的一条，复杂宏大的结构和开放性给当代离散的理论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离散群体的政治文化跨界与民族国家要求明确的边界和忠诚这一对矛盾上。霍尔在他晚期的思考中，更多地谈到了离散与全球化的关联与隐忧。“离散问题在当下被提出，根本上是因为，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下，离散突出了加勒比民族性和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不单单是建构，而且是想象。”(Hall，206)这意味着全球化时代下的离散将给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和身份问题带来超出预知的现实影响，且很有可能会是负面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去地域化特征，将弱化文化与“地方”之间的关联性，一种“文化的离散”视角将会应运而生，那将是“对传统的面向民族国家的文化模式的颠覆”(215)。事实上，霍尔所警惕的“文化的离散”是比较节制的说法，全球化时代的离散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模式上的颠覆，更因为它有可能触动主权民族国家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全球离散可能带来一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远距离民族主义”，即身在宗主国却忠诚于故国，这“或许是未来的一种险恶预兆”，因为“它造就了一种真诚却又极不负责的政治”(安德森 93)。这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隐患，最大的方面来自身处于异国而仍怀有母国认同的群体，可以在母国施加一定的政治影响之后置身事外，免除这种影响带来的任何后果，并且在宗主国内造成一种认同分裂，以抵抗他所处的边缘地位，这就很可能挑起政权分裂和地区争端。

　　关于“远距离民族主义”的担忧有其考虑，却是一种极为悲观的态度，尤其是在麦卡锡主义重新肆虐美国的今天，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逆转，各国之间合作共荣是未来的趋势，种族主义和阴谋论应当被摒弃。换一个立场说，离散群体也可能给敌对或有矛盾的两个社会带来积极意义。离散群体身上凝结着故国与宗主国的文化符码和情感认同，具有双重的亲缘性，他们以自身的离散事实带给分属两个社会的人关于对方的真实印象，创造两个中心的对话可能，搭建起消除偏见、促进交往与合作的信任网络。如科恩所言，“离散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弥合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地方与全球之间的鸿沟”(Cohen 195-196)。

　　总体而言，从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族性研究，发展到后殖民、全球化语境下的离散社会现象研究，注重历史性、群体性，注重族裔集体政治的阐述，而遮蔽了对离散个体真实景况的关怀。主要的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视域与当下的离散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惯性和时差。当前的离散主体研究，大致上仍停留在后殖民语境之中，但就全球化时代的离散社会现实而言，离散事实本身及其后续所包含的一系列语言环境、社会关系网络、文化参照体系的整体性重置，在离散主体内心所引起的自我认知重构及生存困境，其分量已超过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可见之于华人作家哈金、李彦的离散生活题材小说作品《自由生活》《海底》等)。此外，离散群体代与代之间的巨大差异未被充分认识。对于出生于宗主国的离散后裔而言，出生地不再是他们的“宗主国”而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接受了在地文化教育，反与祖源地的语言文化有着明显的隔阂，其族裔身份不再被视为本质文化属性，而成了一种文化资源。萨弗兰所提出的离散的特征之一，“将祖先的故乡当作真正的、理想的家园，以及子孙后代必将适时回归的地方”变得渐无可能，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是当代离散群体的普遍选择。作用于离散主体的“差异性”向量正在其后裔的现实生活中显现出改造力量，需要得到适应时代的重新论述。

　　“全球化”所带来的离散结构改变还未得到充分阐释。其一，政治与资本移民如何关联至离散群体的生活与心理状态，这一问题或因其与故国、宗主国之间的外交状态休戚相关，且具有不同地区的极大差异性而未得厘清。当代离散结构中的政策、策略意义更加凸显，但还未纳入离散研究的视域。其二，离散者在全球化时代所显现出来的身份认同、文化属性，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加模糊且多变，集体属性淡化而个人性的复杂动向并未得到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述。其三，后殖民时代充满流亡破碎、丧国失家的悲剧性离散情结不再普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在今天宣扬种族平等、多元文化融合的西方世界，少数离散群体在宗主国所遭遇的社会屏障，已由暴力的集体的种族冲突、歧视，转化成了受教育、社交、职场竞争、文化交往等诸多方面的隐形玻璃墙和天花板，因而甚至不能用直接的族裔对抗来解除。由此可见，一种超越传统意义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与文化二元对立的离散理念，是这个时代亟待探索的文化气口。

四、 离散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畴：以海外华人离散文学及其研究为例

离散研究自理论诞生之初就带有跨学科的性质，21世纪初以来，离散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范畴，为少数文学、边缘族裔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而离散理论应用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是近十年的现象。之所以在此提出将离散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有其概念上的张力与包容特点，以及文艺美学意义上的特殊关怀。

　　当下用以概括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概念范畴主要有海外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留学生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华裔英语(法语)文学，还有各区域华文文学等，以上概念各有其着重和面向，诸概念的边界和意义框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缝隙和重叠。而离散作为一种在华人文学史上新近衍生的批评话语，可以涵容华文与非华文的创作群体和文本；强调创作主体在离散过程中与故国的情感牵连、在宗主国的融入之难，以及代际更替过程中微妙的认同变化，象征一种错置(displacement)与新生；兼容少数族裔文学内部的异质性及对宗主国主流文学的反抗性；支持具有去地域化、跨界创造特征的新的语言、文学类型。在这个意义上，离散作为一种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分析范畴，也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建构可能。

　　我们首先尝试在概念层面，讨论离散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理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目前通用的海外华文文学、华裔英语(法语)文学以语言为根本区分，将华人文学划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大类，后者通常归属于所在国的族裔文学范畴。但事实上，这两大类文学的创作群体和作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们或他们的祖先都有自中国离散至海外的经历，且共享关于同一地域的文化符码和历史记忆，且其作品的主题、情感指向、文化隐喻也具有高度的重合，比如汤亭亭、谭恩美、陈河作品中的神话书写(《女勇士》《灶神之妻》《甲骨时光》)；高行健、邝丽莎作品中有关中国大陆地区性的民俗书写(《灵山》《雪花秘扇》)；严歌苓、张翎、李彦、李翊雲、哈金、张纯如、裘小龙作品中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写作(《陆犯焉识》《流年物语》《红浮萍》《金童玉女》《南京安魂曲》《南京大屠杀》《红尘岁月》)；李群英、郑霭龄、张翎作品中的早期华人移工“金山”书写(《残月楼》《妾的儿女》《金山》)等。而以语言为界限的划分方式还会带来某些问题，如李彦、哈金这类双语作家，及非华语作家的中译作品被双重归类或无法归类。华人离散文学这一范畴可容括同一群体不同语种的作品，则可以其弹性和包容度，涵盖这些难以被归类的作品，搭建起一个超越传统分类但毫无违和的对话网络。

　　除此之外，离散概念，还可以有效纠正某些分类因意识形态导致的学理性缺陷，比如史书美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华语语系”一词是基于法语语系(Francophone)、葡语语系(Lusophone)、西语语系(Hispanophone)、英语语系(Anglophone)的延展(史书美 46—69)，而这些语系文学的形成根本上是殖民与后殖民的结果，“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王德威 E7)。而海外华文文学是百年来华人移居海外的产物，并无被殖民的历史，“反而与离散经验密切相关，是真正的离散文学”(李有成，《离散》 12—13)。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是为了对抗“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性”，尽管王德威作了概念修正，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应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但这仍然难掩这一概念最初的意识形态偏向。

　　海外华人的离散写作根植于华人的离散历史，从主题、内容上可笼统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故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性、个人性思考；另一类是关于早期或当下华人在居住地的移民、生活经验。这些作品无论在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宗主国的族裔文学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它们双向解构了主流文学的经典性和话语权，具有一定的反抗性。无论是早期的华人移民文学还是今天的新移民文学，都具有极强的群体和政治关怀。当然，随着华人离散的日益深化，新生代华裔作家作品中也日益呈现出逐渐脱离沉重、充满苦难的集体历史意识，淡化政治情感，开始书写个人记忆和小人物生活的倾向，题材、风格趋向丰富多元，这也是华人离散文学在当下新的走向。

　　由地区划分，主要可分为马华、欧华和北美华人文学，从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来看，以北美最为可观。以北美华人离散写作为例，自20世纪初最早辑录的《金山歌集》、水仙花的《春香夫人》至今，离散华人在北美土地上留下的文字流传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华人移民北美的历史更早自19世纪下半叶。在这段包含流离与留居、失去与希望、怀旧与维新、争斗与融合的历程中，华人文学的样态也在不同时代发生着嬗变。这种嬗变与各个时期故国与宗主国的历史、政策、社会发展等因素都紧密相关，亦是故土与在地文化多元互动的结果。从以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雷霆超、黄哲伦、李群英、郑霭龄、崔维新、方曼俏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华裔作家，到以哈金、严歌苓、张翎、李翊云、裘小龙、苏炜、李彦、陈河、陈谦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再到以邓敏灵、伍绮诗、林韬、张珍妮为代表的新生代华裔作家，其创作主体呈现出一个总的线索：即从作为族裔的、集体的、家族的“大我”，到作为私人的、个体的“小我”。这一线索对应着华人在北美的生存环境，经历了种族社会—族裔社会—离散社群的历史变革。而对比20世纪后半叶与21世纪的离散写作，又可发现北美华人作家代际间的创作观念，总体上呈现出从“自我东方化”(不含贬义)到“去东方化”的转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华裔甚至整个亚裔的声音都被淹没，少数族裔文学中只有非裔的作品被出版，为了打破这种被消音的局面，华裔作家普遍借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来塑造、凸显华人正面的族裔性，用以去除美国主流文坛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发出抗争的呼声。赵健秀、汤亭亭笔下的“关公”“花木兰”“孙行者”，及至八九十年代谭恩美笔下的“灶神”“甲骨”传说等，俱有神话化的策略。他们一面将华人先祖神话化、东方化，另一面又用深沉的笔触讽刺、申诉华人移民的悲苦现实。而到了21世纪，哈金、李翊云、李彦等新移民作家关于华人离散生活的写作，则更加介入现实，着重展现华人社群的真实生存状态与环境，他们的作品是去东方、去神话的，从反抗族裔压迫转为反思历史、觉察现实，努力建立自己的写作园地；而新生代作华裔家呈现分化的趋势，部分作家不再将族裔作为写作的重心(伍绮诗、林韬最为突出)，而是将族裔身份作为作品中的一个元素，去探讨普遍的人性问题，抑或解除自身的立场和偏向，在一般意义上探讨所居国的族裔问题，但也有另一部分作家(如邓敏灵、张珍妮)凭借父祖辈的记忆，寻索着失落的“乡愁”。

　　离散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应用于北美华人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阐释华人的移民历史和解读华人文学相契合。离散作为华人文学的批评范畴，指认了华人文学的一些核心特征：华人离散写作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将伴随着华人群体的离散事实而不断演进，在未来可能更加分化或消失；具有故国与在地文学的双重边缘性，同时也有着双重亲和性，“故国”与“离散生活”(代表着“根”与“路”)是其中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处于多种语言、文化、民族之间，具有文化翻译的性质，带有后现代主义意义上消解文化边界，反文化中心主义的特征：一方面通过重新演绎颠覆了原文化中固有的隐喻传统，改变了东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也通过重塑东方人的形象，重新传达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涵，否定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东方文化片面、狭隘的假想，在文学文化层面上解构了“西方文明-东方落后”这个形成现代世界框架的思维桎梏；永远是关注华人生存现实、无法与政治剥离的，将随着在地国家的族裔纷争与融洽境况，呈现其集体性与个人性；对抗与对话都只是一个阶段的特征，只要有种族之分，有族群的迁移，有生存资源的争夺，两者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存在。但从对抗到对话，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批评所致力的方向。

　　然而，以上的特征也说明了，离散这一文学研究话语本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矛盾和缺陷。离散一词最初是指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流亡异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其词源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离散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话语本身并不具有脱离现实、纯粹抽象的闭合规律，而必将受制于族裔群体的实际变化。族裔群体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迁居、回流，二次离散甚至两栖等现象，直接导致离散概念本身出现跨时期的悖反。此外，不同区域的华人离散现象与写作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台马华文学中较为突出的归返“母体”现象，即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裔出现了留学中国台湾，留学之后定居的现象。其中以马来西亚华裔人数最众，离散南洋的华人出现了隔代回流。以李有成、李永平、张贵兴、潘雨桐等人为代表的在台马华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也形成了华人离散文学的地域性“归反”现象(温明明，《从离散到跨国散居》 67—68)。这一现象在美华文学、欧华文学中并不明显。“跨国散居”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华裔移民中的新现象，但是否会演变为华人移民的普遍、长久趋势却不能明确。主权国家对公民的政治管束与离散群体的去疆域化要求这一对矛盾持续存在，也将因国际局势和政策的松紧而有所变化(我国自2021年初起不承认NBO护照即为一证)。因而，对于华人离散写作的研究来说，正视理论本身的缺陷，持续关注华人群体的历史沿革、当前变化、区域的共性与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

　　北美华人离散研究历经二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已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可以开拓与补足之处。由于北美华人文学处于中国文学与美国、加拿大文学的双重边缘，加之文学本身题材、风格、内容的多样性、互异性、个体性，多数主流之外的华人作家作品，尤其是许多英语文学作品，在文本解读上仍处于关注度与完成度较低的状态。北美华人文学研究仍被语种割裂，许多研究中的盲点也就此产生，所谓的“对话空间”并未就具体的问题而搭建。事实上，无论从作家的离散经历、文化背景，还是从文本题材来看，中文与英文作家的作品都有着相当大的重合性，打破当前研究中的语言壁垒，打通“华文文学”与“华裔英语文学”就显得极为必要。此外，21世纪以来，多位新生代华裔作家在北美文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数代北美华人作家的作品在当下竞相绽放，代与代之间的传承与异变，新生代华人作家的创作趋向，及其对待族裔身份、“中国性”意识的观念转变，尤其值得跟进。

　　离散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范畴，仍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许多批评视角和方向仍有待开拓，但从积极的方面来展望，它为联结起一个华人、华文文学的网络，形成不同世代、地域、语言(华文、非华文的离散文学)之间的参差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亦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互辉映，同时也可视作杜维明所提出的“文化中国”的一个边缘性也是前沿性的延展。

结 语

随着全球离散现象的日益普遍，移民、跨国旅居等选择成为常态，更不用说在同一个国度之内的跨省迁居、户籍转档等大众行为。可以说，当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移动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样态。在此种社会背景之下，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已然化成农耕文明的余绪。“家”的意义在现代不断遭到改写，家不再是祖先生活、自己成长的地方，家不再意味着“根”，而变成了当下安居之所，随着每一次的越迁不断改换地点。正如大洋两岸的作家格非和哈金共同意识到的，故乡和家园已成了奥德赛意义上的永远无法重返之地。而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故乡与离散地/现居家园将形成一种双向运作的互文关系。在离散者带着故乡的视野和文化符码开启他跨越文化和地理边界的旅程中，由故乡所塑造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和价值观必将影响他对离散地的认知，而故乡的意义也将在与新的地域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得到新生，正如童明所说的“在世界中发现家园，或在家园中发现世界”(童明，《飞散的文化和文学》 93)。当然，这种双向运作也将由意识延伸到现实，产生改变，衍生出区域与世界的文化冲突或融合。离散象征了后现代社会人类的一种总体生存状态：处于变动不居，不断跨越文化藩篱，解构传统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世界人”。

　　① Aeginetan，古希腊一个小岛的岛民。

　　② 如Su Zheng. “Music Making in Cultural Displacement： The Chinese-American Odyssey，”3. 3(1994)：253-271； Constance Lever-Tracy， David Ip. “Diaspora Capitalism and the Homeland： Australian Chinese Networks into China，”4. 2(1995)：189-237； Paul J. Bolt. “Looking to the Diaspora：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8-1994，”5. 3(1996)：429-466； Chan Kwok Bun. “A Family Affair： Migration， Dispersal， and the Emergent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osmopolitan，”6. 2(1997)：179-194； Tong Chee-kiong， Chan Kwok-bun. “One Face， Many Masks： The Singularity and Plurality of Chinese Identity，”10. 3(2001)：341-360； David Parker. “Going with the Flow?： Reflections on Recent Chinese Diaspora Studies，”14. 2/3(2005)：397-409； Min Zhou. “Changing Generational Dynamics in Chinese America across Time，”18. 1/2(2009)：67-88； Liangni Sally Liu， Robert Didham， Jun Lu. “Mapping Chinese Return Migration from New Zealand： A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 2/3(2010)：170-194。

　　③ 汤亭亭在访谈中提及，60年代的美国，所有争论都是有关“黑与白”的，华裔必须打破这种双色禁锢，在其中获得自己的位置，伸张自己的意愿。参见John Whalen-Bridge， Charles John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A Conversation with Charles John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Vol.31， No.2， Summer， 2006， pp.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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