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 波

　　《欧苏手简》四卷是蒐辑选录欧阳修与苏轼尺牍的总集，在中土久湮无闻却广布于域外，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书首杜仁杰（1208—1290年）的序文，有“今观《新刊欧苏手简》数百篇”之说，同时表示“予亦长怪乎壬辰（1232年）北渡以来，后生晚近诗文往往皆有古意”，这显然提示了金国灭亡的时代背景。后文又称“恐国朝绵蕝之后，汉唐取人之法立，则不暇及此”（欧阳修 苏轼，第一册1—2），所谓“绵蕝”即制定整顿朝廷典章制度，为入元以后的口吻；而汉唐取人之法则指向科举制度，元代诏复科举为皇庆二年（1313年），因而《欧苏手简》最初的杜仁杰序刊本是元刻。

　　这一元刻本未见流传，之后此书在国内的传播也极为罕见。仅有一“明初翻元刻旧本”传世，据黄裳鉴定：“当是天顺前后刻成，与少后刻于成化二年之《中州启劄》同为翁氏所刻。”（《〈欧苏手简〉》81）但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半岛与日本，此书却流布极广，翻刻、精选、重编、增补，层出不穷，彰显出欧苏典范的文化魅力。

　　早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年），朝鲜就出现了《欧苏手简》的甫州官刻本，可见其时汉籍流播的迅捷。这一版本应该也是翻刻自元刻本，在朝鲜曾多次重刊。又有景泰元年（1450年）清州刊五卷本，多出的一卷当为朝鲜士人所为。重加遴选而刊行的还有《欧苏手柬抄选》，有多种刻本与活字本传世。

　　相对于《欧苏手简》在朝鲜的闭环传刻而言，日本的和刻本则呈现出更明显的汉籍环流特征，先后出现了重刻本、续编本、笺注本及国字解本等多种样态。从最早的翻刻本正保本、天明本，到竺常序刊的《欧苏手简》正、续篇，再到大槻东阳、西川执的注释本，此书经历了被视作异域文化简单接受，到根据日人的好尚择取，再到最终彻底和化而进入日本汉学序列的过程。这一漫长复杂的受容与变异过程，鲜明地呈现了日本汉学的发展流向，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一、翻刻及其变异：作为外来汉籍的《欧苏手简》

最早的《欧苏手简》和刻本，是正保二年（1645年）的平乐寺刊四卷本。从《〈欧苏手简〉校勘》的校语来看，正保本与洪武本文字颇多类同，具有同源特征。在此之前东传而来的《手简》，其流传与阅读应已持续一段时间。这一和刻本开板刊行之后，流衍加快，受众增多，这不妨看作《手简》在日本大规模接受的正式开始。正保本的文本来源甚早，将其文字与通行的欧阳修、苏轼全集比勘，会发现它保留了大量的异文，文本也更为可靠。朱刚曾推断《手简》中的苏轼尺牍，“祖本乃是宋本”（《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191）。他认为：“曾经存在一个宋本的苏轼尺牍集，其全貌并未流传下来，只有一个残本”，“而《欧苏手简》的编者，却有机会获得这个完整的宋本，从中选出了两卷苏轼的尺牍”。通过对欧阳修尺牍的比对，他提出：“选编者所据之欧集，乃早于周必大编定本，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果然如此，则从《手简》选录范围来看，绵、吉本对欧公尺牍的结集，已具相当规模，接近于周必大初编本。”（《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39—40）这样说来，正保本的文献价值以其保存的早期文本而凸显。

　　《手简》的选录，带有早期刻本未加深度整理的痕迹，这可以从尺牍的编排顺序看出来。如卷一欧阳修《与刘原甫》六首，与通行的周必大主持整理刊行的《欧阳文忠公集》差别明显。这六首依次为“自原甫既西”“自春以来”“数日不奉见”“专介辱书”“昨日奉见后”“特辱问念”。全集本整理颇见心力，广泛利用了南宋初年尚可觅见的“绵州重刻大杭本”“眉州本”“闽本”等刻本，并参以内证，时出主见，重订文字，是极为精审的定本。全集卷一四四至卷一五三为书简十卷，所有尺牍都已经编年。这六首根据考订编年的成果，当分别是嘉祐五年、嘉祐六年、嘉祐四年、嘉祐二年、嘉祐四年、嘉祐四年所作，可见《手简》的底本编排并无特别讲求，只是依据搜罗所得归并到一起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手简》中的一些失误，恰好反映了全集编纂之前的欧集形态。例如全集《与刘侍读》尺牍中，有三首题下有小字校勘记“此帖绵、吉本误作《与苏子容》”（欧阳修2419）。而其中“暖甚，果复作阴”与“晴色可爱”两首，恰好被《手简》卷二的《与苏子容》收入，因而《手简》的文献来源与绵、吉本为近。实际上“晴色可爱”一首之下，有云：“谓当得同一笑，而原父独不往，人事难得如意，固常如此耶？”（欧阳修 苏轼，第一册21）这分明是友朋面晤般的亲切口吻，受书人自然应该是所称的“原父”。而“自春以来”一首，全集收录了相似的两帖，但文本差异颇大，《手简》所录文本与全集中的第二帖相同。全集在第二帖题下有校记：“与前帖相类，疑是稿本，今两存之。”（欧阳修2425）可以推测，这一“稿本”是周必大在整理时经由其他渠道收集而得，这也反映了《手简》文献来源的独特性。

　　正保本《手简》中亦有一些独有尺牍，其他诸本当中都未见收录。如卷一欧阳修的《与吴龙图》以及卷四苏轼的《与程天侔》三首。给程天侔的三封手札，都见于明成化本的东坡七集。“至后福履增胜”一首，末尾却多出了“令子先辈辱访，客众不及款话，某附白”一句（欧阳修 苏轼，第四册14）。“少事干烦”一首，札尾的“蒋主所斫木，亦告略督之”（欧阳修 苏轼，第四册14），也是七集本脱去的内容。这些添补性质的附言，更带有从手迹直接迻录的特征，是《手简》所据底本未经完善整理的印记。

　　正保本在细节上多有不精审之处，由此可以想见其祖本应当是一个粗陋的坊刻本。其不精审清晰体现于目录上。正保本卷首带有全书目录，这也是《手简》所有版本中所仅见的。各卷选录的尺牍，系于受书人之下，多以“与某人”为题。有直呼名号的，如梅圣俞、王荆公；有称以职官的，如李少师、吴谏院；偶有不明的“友人”；更有误置的“仲太博”。由于未加深细校订，因而往往有其实受书人是同一人，却分置不同名下的情况。收有多首的，名下有小字注明，但也有未加注明却收录多首的。还有目录当中偶见讹字或脱文而正文不误的，如卷四《与李仪》，根据正文而知实即李之仪。这些龃龉或参差提示了一个事实：《手简》的祖本保存了大量的初期文献形态，带有粗糙的坊刻本特征。当然也有一些讹误应该是正保本翻刻导致，如卷四《与李方叔》第一首，他本皆作“递中如手书”，正保本作“途中”；诸本“劳勉益厚”，独正保本作“亦厚”，这些应该都是形似致讹。

　　自版本递传来看，正保本的刊刻，呈现了日本接受《手简》的初阶面貌：《手简》作为外来文化精粹，得到日人向慕与喜爱，传刻以保留原有样貌为基本特征。《手简》的早期文本形态借此存留，它编纂粗糙的特点也由此展露。正保本在今天所体现出来的文献价值，恰好就是日人在当时受容之际对外来文化采取以客观迻录为主要方式的结果。

　　以正保本作为底本的吉松润甫编天明本则带有更多受容演化特征。吉松润甫（1756—1787年）根据欧阳修全集本与东坡七集本，对《手简》进行了整理重刊。他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正误字、存异文、补缺逸、定分合四个方面。元本的误字得到改正，并在字下有小字校语。如卷二《与薛少卿公期》“近并捧三书”一札，元本有“戒长来取书”一句，天明本改正为“戒渠来取书”，并在“渠”字下注明：“一本作‘长’，误。”（吉松润甫第一册55）对于文字有异同而不妨碍文意、可以两存者，天明本多予以注明。如卷四《与吴将秀才》中“殊不尽意”，下注“四字本集作‘愧不能款’”。（吉松润甫 第二册61）所补文字多为书仪中的套语，如“某启”“不宣”之类；亦有补充重要阙文，如卷二《与张学士》之第一札，“仲仪丧子”一句之下注明“旧本无廿六字”，（吉松润甫

　　第一册59）这就是根据本集所补。至于元本当中因未详考作者，而导致同一人尺牍而归入不同名下的，天明本进行了重编，如吴中复、苏洵各札。误收的也进行厘正，如卷二《与吕正宪公》三首，天明本已改为《与吴正宪公》。也有因为文本上下文的处理，而产生的尺牍重新分合情况。如卷三《答王幼安》，因为“旧本此文混前文”（吉松润甫 第二册29），故作为一首收录，而天明本“某初欲就食宜兴”之下，另作一札。同一受书人之下的尺牍顺序，也偶见调整，卷二《与韩魏公》六首，次序就很不一致。篇数亦有调整，元本卷二《与王懿敏》四首，天明本仅录两首。

　　从文本与编排来看，天明本是对正保本的校覈重订，在文献学上不失为一大转进。但就其实质而言，它并未摆脱受容的初始阶段特征。这些校勘学上的重新董理，与古籍在中国内部的递传轨迹带有同步性，它只是汉籍所固有的内在传承规律的域外重演。也就是说，《手简》作为汉籍，仍鲜明保留了汉籍的外来特质，尚未融入日本的本国文化。或者说，这种形态的传刻与外在变异，是《欧苏手简》被视为“外国学”的必然结果，更多的是文献学的内部循环，而更深层的文化交涉还未及展开。其时域外人士对于中华文明固已欣然向往，但他们的观察视角却仍局限于外在，尚未将其吸纳融入本国文化。

二、经典的化约：作为“小文”的《欧苏手简》

天明本刊版之后颇受欢迎，仅仅十余年后，就冠以《欧苏手简》“正篇”之名重新刷印，与此配套推出的还有松本慎（1755—1834年）编纂的作为“续篇”的《欧苏手简后编》上下卷。竺常再次为之作序，点出了此书对于日本人学习文章的意义：

　　倭人之学文，犹楚人之学齐语耶？必先齐其语而后可以及古矣。譬诸登山，华人自麓而上，倭人则先踵其麓而后可以论上矣，不亦难乎？向吾叙《欧苏手简》，略言其意，以其有益于初学也，颇行于世。于是乎松本幼宪更就二集择取其有益者数十百首，亦将梓而行之，可谓力矣。（松本慎，第一册1—2）对于日人而言，汉语文言写作是对于外语的娴熟运用，文章学习先要超越语言障碍，之后才能与汉人处于同一起跑线，这本身就极富挑战。而《欧苏手简》则被视作这一学习进程当中的文章梯航、学文津筏，带有启发初学的特殊工具性作用。那么，竺常对欧苏尺牍的这一体认由何而来，在中日文化交互的场景中是否具有适切性？

　　手简本即古人日常交流所用的书信，一般形制短小自由，语言简练生动，风格洒脱有致，与作为正式书信的启状在文体与功能上有明显区别。手简带有生活化、日常化的特点，往往可以娓娓道来，如同晤谈，亲切有味而语近情真。这种对话式的絮谈，对于异域人士而言，比起四六启状自然要浅易得多。相对于大文典册，阅读、写作手简难易适中而更好把握。正像竺常在前序中“略言其意”的那样：“盖二公文章滂沛炜烨，即片简短札，自其三昧流出，妙用叙致，令人跃如。而其猥近细琐，亦大文所未及，尤切事情，裨益学者不少。”（吉松润甫，第一册1—2）也就是说，正是手简的平易浅近，才使得它更便于日人理解，有利于初学入门，这反而是自“大文”入手所难以达到的功效。

　　竺常提出的“大文”，其实就是篇幅较长、出语典重、风格正式的文章，而手简与之相映成趣，这正是日本文章学中的特色范畴——“小文”。小文一词在中国文章学著作中也偶被提及，如元代陈绎曾论述文章结构，认为：“大文五分腹，二分头额；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额。”（陈绎曾198）但这只是泛指结构短小的文字，尚无明确固定的文体学内涵。而日本语境中的小文，则带有文类的意味。文章篇制角度的小文、大文，类似于汉译佛经所称的小品、大品，以篇幅长短而定名。至明代中后期，小品则成为一种与载道言性、宏阔严整的传统古文具有风格差异的文体名称。日人所说的小文，就指向这种篇幅短小、表达率真随意、境界机趣天成、风格清新怡悦的文章。他们对小文的欣赏，反映了与早前流行的朱子学的异趣，是文学意识强化的表现。他们对欧苏这样的文章大家的经典选择，多倾注于手简之上，也是一种特殊的偏好。虽然晚明之际这类小品文也极为盛行，但是流行的趋尚并不代表小品已被接受为文章大观。欧苏的经典文章，仍然是不断被各种选本突出并强化的记、序、论、说等传统古文。像竺常这样盛赞手简，松本慎更苦心孤诣去增选别行，只能说是在接受层面根据日人材质与好嗜，对经典文章的一种化约。

　　倒是几乎同时的著名文学家赖襄（1780—1832年）直指关键。这位江户后期京都文人圈的核心人物认为日人不善长篇，仅能小文，有专门撰著《小文规则》。这一编选带有针对性，因为“本邦人不善行大文，五六百言以往乱杂焉耳”，领会小品文的作法，则“异日登坛，千军万马、奇正阖辟，亦以此法推之而已”（赖襄，《小文规则》2—3）。他指斥日人文弊：

　　常叹我国古今文运两开，每开未学彼之佳，先学彼之恶。前为骈俪体，后为古文辞。未及为韩欧，即有为者，其业不大且熟也，至为苏者绝无矣。盖我称文章者，序记铭赞，无事于议论大文故尔。且汉人习举业，故虽为古文辞者，非全无经纬。邦人四五百言以往，填字而已。如叙事，亦徒争琐碎处。至大开阖处，气力不能运掉之也。（《山阳文话》26—27）

　　赖襄感慨国人未能习得中国文学的精髓，五山文学以禅僧的四六为主体，江户中期又盛行荻生徂徕倡导的古文辞，尊奉明七子佶屈聱牙的秦汉文章。真正的古文典则唐宋八家之文很少有人学习，苏轼更是追摹乏人。而日本向无科举取士制度，日常文章多以序记之类短幅为主，写作长篇往往难以驾驭，因而苏文在日本乏人问津。《手简》正续篇在短期之内接连编辑刊版，正是因为尺牍符合了日人的写作与接受习惯，苏文中的议论长篇则被选择性化约。

　　实际上竺常本人就工于尺牍，据说“蕉大师平日通信于人，临楮握觚，造次立成，恰如国人作国书而文采粲然，风情可观。至于鄙事琐言，亦必委曲纤悉焉”（竺常，《小云栖手简》初编第一册1）。其尺牍合集《小云栖手简》自安永六年（1777年）开始刊版，至宽政七年（1795年），版行四编七卷共七册。竺常即江户中期有名的临济宗禅僧显常（1719—1801年），字梅庄，号大典、蕉中、竺常、东湖等。竺常从学于当时的古学者宇野明霞（1698—1745年），明霞初年私淑荻生徂徕，在京都讲学时最初即宣扬古文辞学。后对徂徕学产生疑问，遂采取折中立场，成为徂徕学的批判者。竺常在学问上受其影响，也属于古注派，精通经史，明晓诗文。他深受后来主持宽政改革的大名松平定信器重，安永八年（1779年）出任京都相国寺住持。曾受幕府之命赴职对马，负责处理与朝鲜的国交文书。撰有《小云栖稿》《昨非集》《左传考》《世说钞撮》等多种，是当时极富影响力的学者型僧人。竺常不仅长于尺牍，还有相应的理论著述。他考虑到日人对于撰写日用文章的普遍需求，作有《尺牍式》以示轨辙。此书分为语式与写式两部分，前者举例示范日用尺牍中的常用套语，后者以图样呈现尺牍的具体书写方式，不失为手简在语言与格式方面的启蒙教材。《尺牍式》出版十余年后的天明四年（1784年），竺常又编刊了《尺牍式补遗》。此外他还编纂有《尺牍体法》，应该也是手简格法一类的著述。竺常对于《欧苏手简》的推扬，与他本人精工尺一，恰好互为表里。

　　竺常对于手简作为小文的这一认识，在当时得到积极呼应：“盖日用所见闻，物亲情近，其于初学取法，有捷于华夏之集矣。”（《小云栖手简》初编第一册2）这也是将小文视作入门捷径，认之为通往具有更高格局、更深意蕴之文章境界的中间环节。对于日人来说，由于语言阻碍，和汉语法差异甚大，如果自经典古文入手，往往用词不当，语序错乱：“今世学者动称古文，而及操觚临楮，多是蹉跌不觉，颠倒错互。倘其能全者，未免于侏离之言。其病何在？徒远务而迩遗也。”故而手简的琐细浅切，恰好是化约经典的习得捷径。致力于小文，“学者能拳拳于此，则其豹变虎变，亦可以庶几哉。过是以往，上溯秦汉，亦在其人已”（竺常，《小云栖手简》四编1—3）。当然也不仅仅如此，徂徕倡导的古文辞之风在东土盛行多年，文风之生硬僻涩，手法之剽袭摹拟，早已引起具有文学本土意识诸人的反弹。竺常拈出小文加以标举，实有以清新自然、短小生动的文风对文坛弊病加以反拨的意味。联想到宽政年间幕府推行由松平定信主导的异学之禁，古文辞学成为禁学，竺常的态度似隐而实显。

　　不难发现《手简》在日本受容的进程中，因其小文特性而得到意外的关注，而当时的重要禅僧竺常发挥了积极作用。上述竺常的《尺牍式》《尺牍式补遗》《尺牍体法》等书的先后密集刊行，足见日人对于这类普及性书籍的欢迎。

　　如果与《手简》在朝鲜的流传作一简单比较，就更能看出日人抉发手简小文性质的特殊性。朝鲜后期有一种《欧苏手柬抄选》上下卷，是《手简》的约选重编本，学界尚乏关注。此书卷末跋语称：“旧本录苏氏长书三则而欧则无之，不免采入若干首于其末，俾读者知能因约而推繁，庶窥作者之藩阃云。”（芮大僖106）所谓“长书”即篇幅长大的尺牍，书中选录的欧苏各三篇长书，都系原本所无而由朝鲜人士增入。对手简所采取的“因约而推繁”的态度，与日人偏重小文、化约经典的取径迥别。日人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推重小文，是如竺常《手简》序所云，希望借此获得通往更高位阶的经典制作：由小文而学西文，由通西文而进至古文。与第一阶段《手简》的翻刻相较，此时日人对《手简》显然已突破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接受，而开始挖掘其内部的文章学要义，尝试思考如何以此来矫正当下文坛之弊。由是《手简》从单纯的“外国学”，迈出了走向日本本国“汉学”的最初一步。而这一历程的完成，则有待于其后注释本和国字解本的出现。

三、训点、注释与国字解：《欧苏手简》的汉学化

突出尺牍的小文特征，是日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过滤行为。尽管汉文尺牍较经典长文更易把握与吸纳，但也毕竟属于外文，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并非轻易可以消解，“吾东方之学语，倭难夏，俚难雅”（竺常，《尺牍写式》36）。作为便宜说法的途径，以和文形式对汉文经典加以释读与传译，就成为文化交涉之际不可或缺的步骤。即使是精通汉文写作的竺常，为了弘传其学也不得不借助于和文转译。他不无感慨地表示：“余尝教幼学，寻常启复，一以华言行，亦楚人之欲齐语也。乃往往苦无所取材，不得不与斯兔园之册焉。”（竺常，《尺牍语式》1—2）故而他编纂的启蒙读物《尺牍式》，除了引录必要的汉文套类，正文则采用和文加以论述。实际上无论是最早的和刻本正保本，还是竺常序刊的《欧苏手简》正续篇中，汉文各行之下都附有训点符号，这也是日人为了阅读汉语原文而采取的一种特殊读解方法，而《手简》的朝鲜各本当中则绝无。

　　训点即日人在汉字周围所添加的点线符号，起到语法方面的补助作用，主要包括标明语句关系的句读点和用以提示语序先后的返点。日语与汉语的区别，在语法上以动宾结构的语序差异与语尾助词的使用为最明显。返点中的雁点用于提示颠倒语序以符合日语阅读习惯，乎己止点则指示语法关系。通过添加训点符号，不必改变华文固有的语序，可将原文置换为日人易解的文体，这样的方法即为训读。训读在汉文化圈普遍存在，朝鲜、契丹都有类似的尝试与运用。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训读即已产生。虽然训读不采用华音直读，没有精通汉语的要求，但毕竟未改变原文，所施行的无非以日语的语法规则来解读汉语，因而极为考验读者的文化素养，多流行于上层社会。可以说，这一方法的受众基础是知识人。正保本与天明本的训点都较为简单，前者大量使用并列点，以避免词语的破读；后者则使用了句号，使语句层次更为清晰。对于语序与语法关系的提示，则区别不大。虽然两个版本中都以训点形式附入了日人对原文的理解，但是它们都没有改变原文的样貌与层次，读者如果对训点有不同意见，也不妨别取新解。因而训点本汉籍，近似于对舶来的中土汉籍的初加工，其和化程度还停留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交涉层面。

　　训点本可被视为一种对汉籍进行日语化阅读提示的特殊版本，由于未进行文本的再阐释，如果读者的文化素养有限，则阅读障碍依旧存在。伴随着町人文化的兴起，和文化本土意识日益兴盛，知识的下行趋势开始显现。汉籍的受众不再局限于上层文化圈，即使作为小文，手简亦与普通读者的素养形成距离，这时候对《欧苏手简》的受容也出现了新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大槻东阳的《笺注欧苏手简》应运而生。对于中国人而言，欧苏两人的尺牍简易可诵，无须过多诠释，因而其解析略无依傍。大槻东阳“博学多识，能文章。爱读二公遗书，而尤注意于此简。为之考稽年月，采核事实，并详其问答之人。考古证今，赏奇析义。阅寒暑而成是注，心良苦矣”。（大槻诚之，《笺注欧苏手简》2）这段话出自东游日本三十年，曾为大槻东阳删订注本的清朝驻日使馆随员王治本之口。他对中日语言与文化皆深有体悟，了解笺注工作的必要性：“是编各采其集中至精者辑为二卷，久矣传诵中外。凡二公之出处进退、政事文章及其立身取友，往往散著于简中，足以补史传之阙。然非熟于汴宋掌故、古今载籍，未易一览而解也。”（1—2）王治本指出了大槻东阳笺注的历史功绩，以及在编年、证事与系人三个方面的努力，核诸注本实非虚语。

　　《笺注欧苏手简》以大字与双行小字区分正文与注释，全书附有训点。各简题下先简介受书人生平，再标明写作时间。正文笺注以解释事件为主，颇能勾连全集相关作品、人物及事件。更值得注意的是，注释强调串讲大意，常以浅易的语句解释上下文，而对字词训诂措意不多。经其梳理，《手简》的普及性与可读性无疑大大增强。大槻东阳对这一用意也有说明：“夫初学之辈不详当时事情，不察神交之美，等闲过读，则何益矣？余于是稽考二公年谱及全集，审某书系于某州、某年月，其人曰某族曰某官属。手笔录以为注解，聊便于观者。”（《笺注欧苏手简》3—4）可见其笺注跳脱了文献传承的循环，而以读者需求为指向。

　　大槻东阳（1822—1903年）是一位颇有近世色彩的儒者，名诚之，号泰岭、东阳。他曾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任东京府会议员，明治十三年（1880年）与人开设东洋学校“大同馆”，又创办《大同新报》。出版《训蒙日本外史》七册，编有《启蒙国史略》等书。生平种种活动，多与文化普及及知识传播密切相关。在《笺注》出版之前，他就已经整理各种文言助词，以日语说明其用法：“拔萃古文之助字与先哲之释义，辑为一小册子，名曰《作文助》”，“童蒙之士若置之机上，则于作文法未必无小补云尔”（大槻东阳，《作文助》1—2）。由于助字向来是日人掌握古文的难点，因而《作文助》显然具有沟通华和语言、直面交涉难点的用意。次年，大槻东阳又从典籍中搜罗诗词用语，根据天文、地理、政治、礼乐等类别，施加训点，汇聚为五卷，正像王治本所称，“采罗典籍，分类别条，洵诗文家之行厨也”（《诗文良材》1）。此书提供诗文语料，既便临文摹拟，又可普及文言，曾被用作学校教材。大槻东阳称“余暇日捃摭于群书中，录以供二三子构思之搜索”（2），突出了便于初学作文的特点。在这些文化普及活动中谛视《笺注》的撰著，不难发现《手简》受众呈下移趋势，受容进程中的和华张力开始向日方偏转。

　　至西川文仲《欧苏手简注解》，则因应文化发展与商业需求而作，这一下行趋势更为明晰。西川执深知欧苏文章之精深者多为记事说理的长篇大作，但对于东土初学者的实际需要则应分疏：“若二家辩难攻击之文，则晚近辈固不能庶几于梦寐焉。而于知己往复之手简，盖以二家为期，则学力之进，思过半矣。”（第一册6）以此，《手简》的普及读物性质得以放大：

　　夫国朝汉学之开，其来远矣。上自朝廷官阶之名目，下至万民之事，皆以汉字充焉。故匪但獬豸识字，三家村子弟亦不欲为不经语。盖皆以识字办事为务以相抗，宜乎名流雅尚相煽成风。所谓梼昧见弃清时，不其然乎？是故书肆求手简之可为典型者。余顾手简之可为典型者，莫若欧苏二家焉，后学晚近辈能熟读而操觚，则其易如乘长风而破万里浪也。故今以此应书肆之求，作为注解以授之。（西川执，第一册4—5）

　　西川执敏锐地发现，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对于知识文化的需求日益高涨，过去为知识人所垄断的汉籍学习，开始步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于是尽管他激赏大槻东阳的笺注本“苦心搜索，亦无余蕴”（第一册6），却不惮在两年后就刊行《注解》。

　　《注解》附有训点，在注释与体例上与大槻之作进行了区分。此书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小字列出训释的词句，进行解释；下栏大字为正文。训释偏重于典故与文句出处，对于尺牍、时地、人事等要素则基本不予涉及。最为特出的是，正文各篇之后，附有假名形式的和文翻译，即所谓的国字解。通过这一注解形式，欧苏的手简不仅在训诂上减少了阅读障碍，更直接因语言翻译的运用，使域外文学彻底转译为和文，从而完成了和化受容。而这一创意，完全来自商业动力：“余尝欲为纂注，然而书肆适请国字解，盖求售也。”（西川执，第一册6）可以说，西川执积极呼应民间的文化需求，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视为两种异质文化而予以独立对待，改变了此前《手简》传播过程中对汉籍特性的刻意存留，以不求精密、存其梗概的国字解方式，褪去《手简》的汉籍特征，以和华结合、和化本位的方法，完成了《手简》汉学化进程，《手简》由此受容为日本文化的内在传统，其书籍史意义上的流传也最终构成完美闭环。

结 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进程中，中华文明长期处于强势输出的地位。大量的遣唐使、入宋僧、入元僧，发挥了传递文明的使者作用。尽管交流是双向呈现的，但以日人对中华文化的向慕为主流。文章制作也以华文为尚，视和文为俚俗，故有“在和文雅正者，犹或与唐异”这样的轩轾之语（帆足万里4）。汉籍东传，其文化价值为日人所重，而映现于文献层面，则是对汉籍原本样态的充分尊重。因而早期的和刻本汉籍，多以原样翻刻为主。《欧苏手简》的正保本，就带有这一特点。

　　伴随中日文化交涉的深化，日方的文化本土意识逐渐兴起，汉籍的和化倾向开始加强，人们意识到：“由是观之，则文之佳恶，岂因文字之雅俗而分哉？苟得其法，则虽缀以国字可也，顾所以运之何如耳。”（熊坂邦4）于是汉籍中的训点大量出现，成为日人学习中华文化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将日文、汉语的规则简单地糅合混融到一起，究其实质则是以日文为阅读中国典籍的工具，显然真正处于文化核心地位的是汉语。由于训读法并不改变汉籍样态，只是提示了符合日文语法的阅读顺序，所以精深的高文大册即使施以训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也是存有阅读障碍的。《手简》以其简易浅显的小文特质，得到日人推重，不失有这一因素在。如果对正文大意、字词训诂、所涉人事详加注释，则对受众的文化素养要求自然更低，汉籍的普及层面得以下移，大槻东阳与西川执的注释本由此应运而生。当日本人“意识到两国的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从而不以日语附和中文（亦即使用训点进行训读），而以日语解释中文”（孙歌58），汉籍中的异质文化要素进一步剥离，中国的文言最终以日本的民族语言即“国字解”的形式呈现时，汉籍也就完成了受容的最重要步骤，从而融入日本文化当中。西川执的和文译介虽以意译为主，却推动《手简》完成了汉学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是一种翻译学现象，更是一种学术史、思想史现象，它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学者有了民族本位意识，从而产生了“对于‘日本文化至今尚未从支那文化的支配下独立出来’这一状况的忧虑”（孙歌58），自觉地站在了近代立场上。在中日交涉的复杂漫长过程中，《手简》以其完备的版本与传播样态，构成汉籍汉学化的生动环节。

　　不过汉籍的这一受容趋向，最终式微而凝定进入学术史。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文化心理中脱亚入欧的动力渐趋强劲。欧洲西洋之学作为先进文明的象征，获得传播的全局优势。汉籍遭受冷遇，汉学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日益回落。考虑到汉学涵容包蓄的特点，它虽然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特质，却具有日本式的接受变异，本质上属于日本学术范畴。在此思想背景下，汉学难免处于“两间不架”的尴尬地位。当年竺常标举《欧苏手简》的小文特征，同时以和文推介尺牍格法，尚不忘强调“力以倭为华，勿以华为倭”（竺常，《尺牍语式》98），而今读来难免令人慨然。

　　注释［Notes］

　　①对《欧苏手简》的研究，较著者如祝尚书：《〈欧苏手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3（2003），37—41；朱刚：《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武汉大学学报》3（2012），39—42；汪超：《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文献》5（2018），114—130；余辉：《东亚汉籍之路视域下看〈欧苏手简〉的流传、刊刻与版本》，《暨南史学》2（2019），14—28。夏汉宁则根据搜罗的四种和刻本与三种朝鲜本，胪列异文，细加比勘，成《〈欧苏手简〉校勘》（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

　　②汉学是日本对研究中国传统经史学术，特别是儒教经学的学问之总称，后来中国古典的集部诗文也成为关注对象，但一般不包括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与之相对应，通过研究《万叶集》《古事记》等日本古典，来研讨日本自身固有的思想与精神的学术，则被称为国学，亦称和学。汉字与中国传统学术传播到日本，可被视为日本汉学的起点，故其具有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江户时代是汉学的高峰时期，先后涌现出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折中学派以及考证学派等诸多派别。对中国学术的吸纳，则多呈现从直接迻用到反省式受容再到和化接受的过程。江户末期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本土文化意识强势兴起，汉学开始逐渐与国学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和化汉学。目前学界亦有将日本汉学称作日本中国学的用例，本文将两者作为不同范畴区别使用。虽然都以中华学术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复杂的扞拒迎纳文化受容过程中，前者强调和化本位，中华文化被纳入日本文化当中，而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后者则强调中华文化的客体性质，因而本质上属于日本外国学范畴，而且日本中国学更偏向于现代中国的研究。

　　③因黄裳藏本难以获见，《手简》的洪武本、景泰本与正保本之间的版本统系，尚难以究明。但黄裳文章中附有明本的第一页，其中“老淫”“其自解官”，上述三本皆作“荒淫”“某自解官”，则明本似与域外诸本无直接传承关系。从版心来看，洪武本各卷作“欧一”“欧二”“苏简一”“苏简二”，景泰本同，明本作“卷之几”，正保本作“欧苏几”，似两种朝鲜本的渊源更为密切。

　　④关于小品的定义与特征，可参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⑤关于训读，参小川环树、西田太一郎：《漢文入門》，东京：岩波书店，1957年；古田岛洋介、汤城吉信：《漢文訓読入門》，东京：明治书院，2011年；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小島毅：《訓読fkら見■す東アジ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

　　⑥沟口雄三曾指出：“日本有着接受中国古代典籍的历史，特别是贵族和武士等统治阶级，都通过中国的古代典籍加强自己的教养，或者把它作为治世的手段。亦即是说，中国典籍的引进是为了日本权贵自身的修身或者本国的治世。”（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这一论述简约而精辟地点明汉籍的受众圈层，集中于上流社会。

　　⑦西川执在知识普及方面有过不少尝试，明治十六年（1883年）他以和文编纂有《初等修身书》五卷。在汉诗写作方面，明治十三年（1880年）编有《掌中诗韵笺大成》，摘举韵字并以古人诗歌示例。明治十二年（1879年）刊行《文语涌泉》二卷，摘录论、说、序、书等文体常用熟语，加以和文解释，所附清人例文中，还以国字进行疏解说明。据其自述，此前他还编有层次更为浅易的《粹金》。这类书籍“虽为童生之玩具”，其用意却在于“激扬后进之志，而陶铸人才也”。（西川执：《文语涌泉》第一册，明治十二年刻本。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