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全方位渗透，掀起了一场摧枯拉朽的技术革命。近年来，运用技术平台进行空间监管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做法，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安防、交通、服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视频监控的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人像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在空间监控中大显神通，彻底改变了传统监控能“监”而不能“控”的被动局面。当今，智能监控在安防等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后现代城市的空间格局，为智能监控的空间哲学批判开辟了新视角和新路径。
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如火如荼。然而，在卷帙浩繁的学术成果中，人工智能监控的空间哲学批判方面仍是研究的盲区。在詹明信看来，旧的组织和感知系统已经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的多维空间，后现代社会是被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所主导的空间文化（Jameson，83 84）。尽管人们对智能监控在城市空间的管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同时充分地“享受着”它提供的空间安全保障，但他们依然对这种遵循技术逻辑的产品心存忧虑。现代技术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新的结构性冲突。技术塑造了日常生活的崭新面貌，与此同时，技术带给日常生活的惊人降级也有目共睹。从空间哲学的角度来看，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监控屏幕所形成的超空间严重地影响了人的独立与自由，并对人的隐私空间和精神空间构成了威胁；屏幕图像还导致了主体日常审美经验的退化。下文拟从这些方面展开论述。
一、智能监控的“超空间”文化意蕴
（一）空间监控：“空间异化”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对风险的预防和避免等政策有可能导致对社会活动所有领域的过度反应与过度管制，空间生活亦不例外。其结果是城市空间监控的应运而生，而资本主义正是其产生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沃土，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监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沙朗·佐京认为，作为控制城市空间的有力手段和措施的后现代文化，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状况密不可分的。西方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为了对抗空间中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及其他安全隐患，各社区都安装了坚固的栏杆和铁门，私人保安队伍迅速壮大（佐京108），被称为“街道上的眼睛”的电子监控设备的数量激增。爱德华·索亚指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受到巡逻警以及与警局相连的远程感应技术的监视。在这种监控环境中，“街区之家”习惯以厚厚而空白的墙为硬核，常常嵌入向外延伸的神经过敏的圆周中，圆周内分布着报警器、录像监视器和移动感应安全灯；购物中心拥有高高的安全樊篱和全方位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以严格控制人们出入（索亚410—411）。这恰好与麦克·戴维斯描绘的“恐慌性生态”相呼应。后现代资本主义城市为应对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以及想象中的风险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保护措施，建设了隔离空间、封闭性建筑（如监狱、精神病院）和电子监控等。约翰·格雷则认为，监控是作为社会混乱的技术性的权宜之计而成为被后启蒙社会摧毁的社区的代用品。福柯对空间监控的批判尤为尖锐，其理论也更具典型性和深刻性。他指出，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称为“规范化封闭体”的“监禁群岛”（他称之为“全景式监狱”），它把个人和团体互相隔离在一个个城市“孤岛”上，并使其受到各种权力或权威的监督。这些监督措施都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应用。福柯认为，规训机制正是借助于一系列度量和监视的技术和制度才得以施展。监视与被监视的虚构关系催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通过技术（如视频监控技术、封闭的空间）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进行规训，按照预定的速度与效果，使其在各方面都符合统治者的愿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对于时间表和动作实践性的执行情况正好可以通过空间监控技术来监督和检验。
同时，技术的魅力来自一种似乎总是普遍被人接受的再现手段，使大众更能感受到社会权力及社会控制的，以及人们的脑系统、想象系统都无法捕捉的总体网络（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00）。对技术安全系统的痴迷，以及对从建筑上控制社会边界线的执着，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城市重构的主流，并构成对正在崛起中的建成环境的主导性叙事（索亚401）。一种从未有过的趋势诞生了，即试图把城市设计、电子监控和警察保安力量全部整合进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维护安全的努力中。因此，空间控制成为资本主义城市控制的一种手段，而智能监控作为治安维护和城市监督的有效方式，自然成为西方空间控制的重要形式，并被“看作一种无所不在的后大都市城市空间的时代精神和场所精神”（索亚406）。技术治理的土壤孕育出“全景式监控社会”。然而，盖尔纳指出，一方面，旧的世界各有自身的秩序，且是有目的、有等级、“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太统一，由多个拥有自己的习惯用语和逻辑的次生世界所组成，从而无法被纳入一个完整单一的秩序（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459）。智能监控所形成的单一空间秩序，自然会滋生一些问题与隐忧。
（二）智能监控：“超空间”的符号实践
智能监控系统将现实社会场景通过数据传输转换成监控屏幕上的图像和声音，电子监控屏幕又将日常生活持续地卷入“图像程序”之中，图像因而成为生活现实的精确摹本和再现。如此一来，图像世界堂而皇之地取代了事实本身，导致人类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衰退而发生了变异（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354）。图像割断了主体与过去活动的联系。物质世界和虚构世界的统一、荧屏空间和街道空间的统一，是主体遭遇的后现代状况的一部分（迪尔314），后现代超空间就此形成。后现代生活的屏幕图像世界构成了超空间的表征和能指符号。作为一个虚构/物质的世界，后现代的“超空间”（后现代世界时空坐标的崩溃）“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果”（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07），空间范畴凌驾于个人判断能力之上，使后者丧失了在空间整体布局中定位自身的能力。置身其中的主体若想运用感官系统组织起周围的一切环境要素，或通过认知系统在外界环境的总体化设计中确证自身的位置和方向，都会变得困难重重。人的身体和他周遭环境之间发生了惊人的断裂，这意味着主体当前在思维能力上的任何努力将可能无功而返。主体只能求助于各种电子仪器设备，却又被重重围困在视频监控的屏幕图像中，心余力绌。人类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的图像空间实体，亦未能在失去中心的迷宫里探索自身被困的原因。在全新而陌生的“超空间”里，后现代躯体失去了空间的坐标而身陷迷宫，乃至丧失了维系美感距离的能力（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14）。在经过诗意般的“加工”后，历史、故事和记忆分别被地理、图像（地图）和情景所取代。现在由数字图像技术来解释过程和变化，使有机世界和技术世界的边界变得模糊难辨。相反，人类与电脑屏幕和智能监视器构成的地形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为人们与其他人联系或观察自己提供了语言和意象。城市文化转变成能够在一个肤浅的空间里生产任何意象的巨大全息图，屏幕想象代替了记忆、经验和历史，与监视屏的联系替代了与他人的面对面联系。身体的正常空间参数，日益与图像代表的“超空间”相混淆。人们将自己伪装进一个更大的拟真环境，自身却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而消失（索亚446）。
同时，智能监控这种空间管理方式以权力为杠杆，以效率为目标，“把原来与经济、政治无关的生活层面也纳入它的范围”（包亚明主编136）。众所周知，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情况错综复杂、变化万千，而视频监控却将其刻板地理解为可以量化和用规则来处理的“典型案例”，个体自由度和个人独立性因此大打折扣。人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现象与其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吻合，而存在着偏差。出于各种考虑或顾虑，身处监控空间中的人们或许有“表演”的成分和身不由己的苦衷，屏幕上呈现的不过是一种表象或假象；另外，监控设备的技术参数或不同角度也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误读。
尤为严重的是，智能视频监控助长了空间非正义现象。“新型的空间关系也锻造了新的人际关系，人们在城市空间中占有的位置甚至成了衡量人性的标准。”（庄立峰 江德兴46）迪克奇认为，空间具有正义的维度，其中还包括各种非正义现象，空间视角是分析空间非正义的一个重要依据（Dikec 1792 1793）。空间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人们的心理状态及其生活方式，它应该成为人们交往和交流的理想场所，能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身心愉悦和被“接纳”。然而，智能监控损害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资源的使用权，导致了个体“生存空间被侵占排挤，空间权益被剥夺的非正义现象”（张佳44）。隐秘的权力规训和对主体行动的监控造成了主体空间的隔离与分化。智能监控对隐私空间的侵犯和对精神空间的挤压已成为空间正义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超空间”与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
（一）智能监控与主体隐私空间的“冲突”
安全需求是人类正常生活的基础性条件和根本前提，也是获得幸福感的首要条件。每个社会成员的本体安全感是其参与社会互动过程的基本条件之一，这种安全感是由人的实践意识所衍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态度”，它滋生出一种对生存环境的信任感，并时刻体现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那种高度的可靠性之中。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本体安全的维系有赖于将那些向人类提出重大难题的根本性的存在课题从社会生活中制度性地加以排斥、清除（Giddens，156）。出于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在脱出机制的影响下，现代人相信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极为可靠，并相信其他人和机构都能各尽其责，他们相信的是一个合乎情理、有法可依且处于人力控制之下的世界。而且，科学技术往往打着合理性的旗帜而显得名正言顺。对此，贝克讽刺性地指出，科学技术由于其“根正苗红”，在法律和秩序的担保和“祝福”下，在理性与繁荣中，它们一直是以正面的形象“和平出生”的（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524）。智能监控却让长期浸润在这种习惯性的知识背景中的主体大跌眼镜，它颠覆了主体对技术安全和专家系统的认知，并动摇了主体对安全感的自信。因此，后传统的信任不过是一张被签发的空白支票。贝克断言：“也正是科学的胜利，给自己对风险的预报，播撒了怀疑的种子。”（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530）
迪尔颇为认同霍华德·莱茵戈德的观点，莱茵戈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空间隐含着一种重要的政治危险，即技术定位中反乌托邦式的承诺和对民主自由的潜在侵蚀（迪尔321）。从方式上说，对公众的监督可能是直接的（如福柯所列举的监狱、学校或开放的工作场所），而更具后现代特征的是间接并建立在对信息控制之上的监督，其中就包括对“言行偏差”的监视性控制（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414）。吉登斯将建立在信息控制基础上的间接监督视为监督的典型方式。在技术和权力控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接受图像信息的电子监视屏时刻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个人信息在智能技术的助力下遭到无情的监视和泄露。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以技术为中介的图像景观正从整体上取代自然世界和社会秩序。不言而喻，智能监控对主体的隐私空间构成了威胁与侵犯。
首先是侵犯了主体的行动交往隐私。虽然智能监控的初衷是防止空间里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交通安全或提供其他便利（事实上也取得了成效），但对人们交往行动的“无差异”监控所导致的隐私侵犯乃是其次生效应。由于正常、合法的公共交往或私人交往也都被纳入监视之下，人们深深感到个人交往隐私被暴露和活动的不自由。其次是身体隐私的暴露。一是人脸识别等技术的使用，导致标志着生物性的人脸特征的暴露，会对公民的隐私甚至人身安全造成潜在威胁；二是一些不法分子在私人场所非法安装摄像头，出卖个人身体隐私以图谋取私利，这是对隐私赤裸裸的监控。第三，偏好隐私的泄露也是智能监控带给人们的一大担忧，这种情况在经济和商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众所周知，传统生活空间所有最平凡的外在性都与生活意义和方式的终极决断关联紧密，这也使得生活空间的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并有利于那些非理性、本能的和极端的特征滋生。“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包亚明主编48）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现代技术理性将控制的形式强加在个体的活动和意识之上，导致各种非理性冲动日益屈从于理性控制，结果对个体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个体被迫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使之受制于现代技术的工程伦理。个体不仅受到空间世界中无意义的威胁，还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范围中受到意义缺席的威胁（汪民安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728）。复杂的、全面渗透的技术化经济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在个体视域中变得模糊不清。在充满多重复杂关系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无论是个体的活动，还是意识中固有标准的运作程序都充满了压力，而压力和挫折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被迫取消了精神上的深入沟通和交流，变得冷漠和务实。智能监控对隐私空间的侵犯，打破了传统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使空间呈现出理性和克制的特征。空间监控促使人们在对人对事上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一种形式上的公正和冷酷结合在一起（西美尔640）。
智能监控对隐私空间的侵犯所产生的另一后果，是同质化的空间无法让主体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其社会归属感和家园感知严重缺失。原来传统社会关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等坚固的情感纽带断裂了，受同一民俗传统影响而生成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中的情感联系和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也消失无踪，或变得异常脆弱，甚至发展成为邻避主义。智能监控的控制机制代替了民俗社会赖以存在的坚实纽带。可以断言，工业化和技术文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体系的活力。当人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增大而相互依赖程度严重降低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那种表现为聚居、频繁往来和相互帮助等形式的“亲属体系”的力量会持续衰退下去。
在此情形下，主体只好降低日常交往交流的频率、深度，缩小其范围。出于对隐私安全的考虑，他们刻意收敛和压抑自身的情感，严格地限制社交距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停留在“蜻蜓点水”的层次，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生活空间一时间变得缺少生气。伴随着持续产生的不安和焦虑情绪，人们与安全感和存在感渐行渐远。不仅如此，智能监控还抹杀了人类活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法释放个人的潜能和个性，形成了千人一面的社会生活方式。大众既失去自我，也没有本我，其灵魂缺乏内在的紧张或活力。
（二）智能监控与主体精神空间异化
现代性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组织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了信任危机和风险环境的变迁，并侵入了自我认同和个人情感领域。尤其是现代生活的反射性特征使人们心理与精神层面受到的冲击无疑要比前现代社会大得多。社会化的进路盛行不衰，人类交流与关系的网络因此越来越密集、有效；与此同时，个体的意识却变得更加焦虑、苦恼，孤独感剧增。吊诡之处是，正当人们埋首于主体的自我建构，试图使个体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范畴之际，不幸的是，建构中的主体却日益脱离了社会，不假外求的个体也自然而然地跟外界断绝了关系（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367）。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以凌驾于精神文化之上的技术和物质文化的主导性为基础的，“在自身的理性发展过程中，个人不完全地并以不断增加的距离跟随着这种精神”（西美尔646）。资本主义科学体系由于越来越诉诸社会制度中日益理性化的程序而没有为个人精神保留一定的空间，导致其空间意象中的情感和主观性消失了，以往作为中心的主体或精神出现了非中心化。人们陷入无边的孤寂之中，詹明信称之为“情感的消逝”。空间监控严重地损害了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健康，使现实、历史的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在智能监控形成的超空间里，人们的神经拒绝对刺激物作出反应，以适应监控空间的生活。这种自我保全最终是以降低整个客观世界的价值为代价的，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主体从而不可避免地被拖入毫无价值的感觉误区。这种心理态度被西美尔称为资本主义都市精神现象外衣的“自我退隐”。在前工业社会里，人们几乎都会与每一位相遇者建立起一种积极交往的关系，许多内在的反应都是对连绵不绝的外在人际交往的回应。进入后现代资本主社会，面对智能监控带来的隐私风险，人们不得不自我克制，在精神和情感方面采取保留态度。面对他人，人们甚至表现出“轻微的憎恨、相互的陌生和厌恶”（西美尔643），从而造成严重的心理空间隔阂。
在身处空间监控中的人们无法实现完全个性化和自由化的人际交往的条件下，处于互动状态中的人数的增加使人际关系分化成不同的部分。相较于日常生活中见到并与之交往的人数，人们真正认识的人很少，因为出于对隐私的自我保护目的，他们对这些认识的人缺乏广泛且深入的了解。处于互动状态的人越多，其交流的水平就越低，交流就越停留于基础层面或浅尝辄止的层次，即以对所有人都有益为前提（汪民安 陈永国张云鹏主编711）。当然，人们也许会进行面对面的实际接触，但该类接触是非个人的、短暂和表面的，因而也是非整体性的。此时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缺少人情味，这也是詹明信所谓的“平面化、无深度”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中的表征。换言之，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而成为智能监控空间中的人际关系的一大特征。杜克海姆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中技术社会各种形式的反常现象进行解释时指出，由于主体不再拥有传统社会中个体自发的自我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社会生活从而变得一反常态或陷入虚无的困境，“但其科学和技术成就却是以精神和情感生活为代价换取的”（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511）。
城市空间中高频率的近距离身体接触与社交恐惧（个体的自我退隐）形成了反讽，这自然加深了个体间相互排斥的程度和欲望。生活节奏的紧张和技术恐惧症加剧了个体的沮丧感，精神与心理压力与日俱增。在一个没有情感交流和社会联系的屏幕图像世界里，生活很快就会变得枯燥无趣，缺乏生命活力。正如西美尔和沃斯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城市生活对神经的过分刺激，会导致人们对生活产生厌倦和冷漠的态度。这迫使人们远离传统社区，陷入道德困境，从而使个体不得不设立障碍来保护其隐私，“人们到处都感觉不到像在都会拥挤人群中那样的孤独与失落”（西美尔644）。原本承载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丰富空间被智能监控异化为冰冷的超空间。
三、“超空间”的后现代审美经验建构与主体技能反思
在尼采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巨变已经摧毁了传统这条维系着时代和谐和持久意义的纽带。技术的支配地位助长了人们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导致人类生活环境曾有的共鸣性、深刻性和丰富性的丧失。例如，医学更重视那些有高技术知识的专家，对能提供人情味的护理工作却经常避而不谈，而护理恰恰是把病人看作一个具有生活经历的完整的人，而非一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场所。过去服务于人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且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于便捷的、肤浅的技术产品。人们在与环境的多维交往中退避三舍，试图索求可带来某些预期好处的产品。科技产品无疑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和效率，却也造成了主体与日常审美经验的疏离。世界被袪魅了，前现代社会那充满了神秘感和无限诗意的空间再也难寻踪迹了。（一）空间意义的“祛魅”与符号意义的凸显
首先是空间生活的去诗意化。人们正生活在一个经历着文化转变的空间中，作为生活的主体，他们并未能作出适当的反应以配合空间经验的演进和变化。换言之，客观境况发生了变化，主体却未能发生对等的转变以与之适应。个人身份（自我）可以被视作一种时间关系的特殊组合：过去和未来都在“自我”所身处的此刻统一起来，其产生的特殊效果也就是其本人最终觅得的“身份”。监控屏幕中的图像却无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自己的切身经验及心理体验中统一起来。可以说，空间控制文化里出现一种新的“超空间”，主体却未能演化出足够的应对之策，因为主体的感官始终无法摆脱昔日传统的空间感。在传统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归属感、家园感和共同感从未缺席，人们也少有分离或异化的体验。然而，进入后现代以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疏离感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疏离感蔓延到全新的世界。“我们顿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既诡谲奇异又富梦幻色彩而且一概是奔放跳跃的感官世界”（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393）。韦伯认为，资本主义鼓吹的工具理性将其治下的人们囚禁于铁的牢笼中，只有在牢笼的边缘处，日常审美体验才保留着一席之地。如今，高度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成为社会空间和体验的典型特征，文化的总体化使得后现代一度将自然彻底地拒之门外。由于工具（技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取代了共同体秩序，而且新技术和可控程序的引入和制度化，使得社会系统变得更为合理和有效。技术既然包含了理性，其目的就是消除偶然的、怪异的、诗学的和传统的因素。众所周知，传统的社会生活富有诗意，各种生活工具以及劳动对象本身就充满了文化和宗教意味，各种情感被焊接、缝制、刻画或整合进人类的器具和用品中。传统仪式、风俗习惯与庆典、艺术性和符咒等都充满浓浓的美学意义和诗意性，而到了技术秩序控制的现代社会，一切都被祛魅化了。人们已经学会使用不同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社会生活，这些抽象范畴不能引起情感共鸣，背后支撑它们的因素经常是各类影像和统计数据。
智能监控将道德伦理评判、形而上的思索和审美尺度从对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所进行的分析解释中剔除出去，其控制特性扩展到了对人类经验的纯化隔离上来，它致力于清除掉由后现代抽象系统所建构的日常生活常规中的丰富生活体验。尽管人类大大扩展了空间体验的广度，却也于无形中牺牲了与空间深度接触的机会。智能监控将活生生的生活环境描画成一幅幅僵死的、情感空白的拟真动态图，人们在屏幕上感受到情感的时候本身是孤立的，并且脱离了生气勃勃的具体生活环境，这种技术“复制”严重地消解了生活的诗意。在当前的交通驾驶领域中，智能定位与导航的使用已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做法。驾驶者只需借助导航屏幕显示及语音提示，无须付出任何方向与位置等空间判断上的努力，便可顺利到达目的地。这无疑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但智能导航将立体多维的建筑、街道、路标、山川河流等空间意象简单置换成只有字符、曲线和图标的显示屏上的一维空间，严重消解了人们在具体旅行途中丰富的空间想象和对复杂地形地貌以及沿途美丽风景的真实体验，原本丰富多彩的旅途也因此变得枯燥而单一。同理，比起坐在办公室盯着监控屏幕的工作模式，交警在交通要道挥汗如雨的现场指挥更具审美意义。
其次是空间意义的世俗化。世俗化既指涉了社会存在的变化，又表征着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们从传统社会时对魔力、宗教、仪式、神性等的依赖到对广义上由精神所激起的伦理事物的依赖，逐渐变为对理性和工具主义的依赖。技术在演进的过程中遗弃了先前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所作的神秘的、诗学的、艺术的解释，将其转换为科学的描述，价值和情感等因素也被无情地从理性思维中抽离出来。人们会误以为，既然可以通过技术的研究分析以及智能监控设备等社会控制技术来规范人类行为，也就没有理由去费时费力地培养其道德情操和对其进行情感教育。道德的判断不再有效，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符码日益衰落，外在环境敌视一切超验的事物，生活空间中已经没有了超验因素或偶然的灵感以及直觉因素的一席之地。
世俗化过程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如生活中超自然因素的逐渐减少）。智能监控对空间意义的削弱显然属于后者。在智能监控的“悉心关照”下，主体的生活空间毫无秘密可言，情感也受到压制，这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去神圣化。“地理空间祛魅化而失去独立自存的尊崇地位，被降格到非神圣的牟利价值的水平。”（戈土国29）地理空间的抽象化和平庸化带来的直接体验是生活的异化和变调。在超空间里，主体再也无法去捕捉和感知空间中的奇特与灵韵，也无从达到身心愉悦和主客交融的状态，从而意味着审美体验的终结。
（二）空间审美经验建构与主体技能存在的反思
首先，智能监控形成对空间真实的遮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结构使越来越多的个体生活变得动荡不安、居无定所，个体在充满差异和矛盾的不同空间中游走漂泊。越来越多的个体脱离原来的社会空间，但并未寻觅到真正适合其安身立命的“家”。在这个变动不居、充满不确定感的空间里，人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创造和体验着人类的统一性。电子屏幕中的图像世界在扩展着“视窗”比喻，这使得真实的现实生活仅仅变成其中的一个“视窗窗口”而已。观众被一种异己力量所驱使，脱离了他原初的日常经验世界，逃向一个虚幻却又存在着的日常世界。个体在现实生活某个空间中的真实或正确的行动，被监控摄像头转换成屏幕图像里的超空间后，可能被误读为虚假或错误；同理，在现实的某种境况下的正当之举，在屏幕上却被解读为非法或不合时宜，这更增加了社会反常现象的威胁。由于非实体的自我之间同样能展开如此丰富的亲密接触，一些钟情于电子屏幕的人甚至对现实生活的优先性提出了质疑，以致有人发出“我们究竟生活在荧屏上，还是生活在银幕里”（迪尔329）的质疑声。其次，智能监控弱化了人类的空间审美感知能力和专业技能，主体存在遭到质疑。空间感对人们认识周遭环境和构建环境的审美体验至关重要。拉班紧紧地抓住“处所”这把钥匙，以此去打开认识城市的大门。“位置感很重要，它对我们施加影响，我们视其为神话。在通常情况下，能在另外一个软性城市中找到坚实可靠的成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Raban 184）空间感类似于西方所说的“场所感”，即人类对空间特性的特殊体验，它使人们生活的地域具有特殊的意蕴。与人类有关的、易被识别的场所（如街道、建筑、路口、博物馆等），在习惯性联想统一之下，往往能带给人愉悦的体验和充满情感的记忆。
在阿尔都塞提出的经验世界里，个体寻求自我定位，并极力发掘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而作为生物个体，主体必然受制于种种单一“观点”的规范。监控屏幕上的图像正是对主体空间感知能力的一种技术上的“规范”。在图像世界里，原来各种熟悉的地理类型消失殆尽，人们普遍陷入迷失的境地，标识周围环境的认知能力也随之急剧降低，这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电子设备来认识展现于眼前的超空间。面对令人啧啧称奇的技术设备和系统所扮演的所有主要角色，“现代人除了插上插头通电之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了”（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669）。保罗·维利里奥担心，地理空间秩序的明显崩溃是对人类自由最根本的威胁。由于主体分辨力的钝化，他们感知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滋生了一种“都市厌世态度”。一个有能力作出反应和判断，有能力在世界中行动并作用于世界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现代主体“隐遁”了。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指出，偌大的都市异化为冰冷隔绝的空间，主体身陷其中，却难以确认其在都市整体中的位置，沦为丧失了方向感和认同感的“游荡者”。传统标志（如节点、路径和区域等）已不复存在，而它们正是形成环境意象和认同感的基本空间结构。为挽救人们日益衰竭的空间审美感知能力，凯文·林奇特地提出了“认知绘图”美学方案，而詹明信将此方案推广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他要求人们把经验资料（主体的实际方位）跟非经验和抽象的、涉及地理整体的种种观念互相配合调节。这使单个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以及表达那外在而“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18）。
此外，智能监控形成的屏幕景观还严重削弱了主体的专业技能。治安警察虽然可以通过监控信息精准而快速地发现嫌疑人，从而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但长此以往，警察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侦破技术或技巧日渐退化；用屏幕监控代替现场指挥的交警们也逐渐失去了昔日通过现场指挥积累起来的临场应变能力和调度能力，那种应对裕如、从容不迫的气度也随之消泯散尽。
结论与思考
现代性导致了目的理性的过度膨胀，而目的理性因为包括了工具性的策略和理性选择，受建立于经验知识基础性之上的技术规则的支配。这种技术规则是指对自然和社会世界可观察事件的预测，以偏好或某种价值系统作命题式的逻辑分析，并将有效的策略性视为对可能选择的行动的正确评估。只注重技术的目的理性自然难掩弊端。尽管如此，作为科技产品，智能监控的双刃剑特性决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能因为其负面影响而加以“一刀切”式地全盘否定。为此，要辩证地看待智能监控的优势与不足，扬其长而避其短，将其负面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笔者在这里提出两点建议和一点思考。第一，理论上的“适度性”。马克斯·韦伯和马尔库塞在对资本主义理性的阐释和批判中，都提到了关于技术的合理化运用以及从制度层面考虑规范技术运用的体系化标准。技术的合理化应该是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的统一和平衡，技术的使用不应忽视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考。在空间活动中，建构起以人为本的合理关系是人的生存方式及社会关系合理性的前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哲学层面上也指点了迷津，即在共识的规范原则下表现出主体间的相互期待和让步、理解和认同。生活世界的规范一致不是强制实现的，而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在语言交往中获得的相互理解去实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相互理解来调节的。理性不能等同于技术原则，不能等同于目的 手段的合理性。
第二，实践上的“适宜性”。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提出的“效验”的观点看，后现代个体认为，就本质而言，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一个人完全可以学会支配他的环境而不是受制于所处的环境。这里有两点值得参考：其一，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分隔开来的私人空间，从而将社会活动区域划分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可以产生某种平衡机制，提供意义及有意义的活动，以弥补后现代技术带来的不足。对私人空间的智能监控应该弱化，让“被压抑”的非理性冲动及强烈情感得以释放，独特的私人身份使人摆脱公共空间中个体匿名状态的威胁。透明的私人空间使人能容忍模糊的公共空间，个体的那些意义非凡的关系为抵制外在多元关系的现实提供了情感资源（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730）。私人空间（如家庭）等应该被国家合法化并受到法律保护，还有各种志愿组织，如用以改善邻里关系的团体和各种业余爱好俱乐部等，其目的是填补体制化程度不足的私人空间所留下的空白，因而都不应受到监控或应弱化对其的监控。其二，城市治理部门可以根据风险程度的高低将空间分别划分为高、中、低风险区，对低风险空间和中风险空间可减少使用或不使用视频监控设备，增派人工监控，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们对公共空间资源的使用权利。
第三，“超空间”理论话语的“适用性”。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智能“数据监控”与“视频监控”一起，迅速崛起为一种新兴的监控形式，大数据分析、智能算法的分析和提取与图像分析一起构成了监控的重要手段。肖莎娜·祖博夫在其新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指出，监控资本主义正渗透在感知为主导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利用一个基于数字世界的商业模型，通过互联网的大规模监控获取和收集顾客数据并将其出售，依靠“大数据”盈利。该数据信息还被出售给第三方公司，后者再次从中牟利。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亦指出，数字技术正从单纯的监控向主动的操控过渡，个人凭感觉作出的所谓“自由决定”将很快被操控。无所不在的大数据造成了资本主义权力的转移和扩张，并破坏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压制了个体的空间和自主性，从而引起种种精神危机。
从监控的具体应用情况来看，视频监控和数据监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共生，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社会监控需要的。在具体的操作中，人们也往往是将图像提取和数据分析相结合，以获得更为客观和科学的信息与结论，两者并无轻重主次之分。其次，视频监控和数据监控各有优势和自身侧重的领域：前者更为形象直观，多服务于家庭和工作场所、交通、公共安全等领域；后者则更具隐蔽性，可以打破视频监控的时空局限，更易获得客观真实和广泛的数据，多应用于商业和政治领域。由此观之，一方面，智能视频监控的长期存在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所形成的“超空间”依然会对人类空间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赋予了超空间理论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另一方面，视频监控图像形成的“超空间”也蕴含数据监控的主体流动与交流机制，拓展了其文化反思的理论视野。
注释［Notes］
①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智能视频监控，但为了行文简洁，正文中一律简称为“智能监控”，数据监控将在结论部分予以讨论，特此说明。
②专家系统就属于脱出机制的一种。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家系统所渗透的环境中，那些融合了专家知识的庞大系统不间断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系统的运行所产生的后果总有着令人无法预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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