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安

　　有清一代，词学中兴。相较于唐宋词的歌者之词、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三大范式，清词的主流作者身份以及受其影响下生成的独特体貌特征与审美范式通常被描述定义为学人之词。钱师仲联在描述清代词坛全貌时，便尤为强调学人的作用与学人之词的盛况：

　　清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为学人，朱彝尊、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陈澧、谭献、刘熙载、俞樾、李慈铭、王闿运、沈曾植、文廷式、曹元忠、张尔田、王国维，其尤著者也。盖清贤惩明人空疏不学之敝，昌明实学，迈越唐宋。诗家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家亦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钱仲联2)

　　然而今日虽习惯以学人之词论清词，但对于学人之词的内涵、渊源、奠基、流变等诸多问题皆未得到有效清理。就清代学人词的奠基者这个问题来说，往往与清词开山宗师的论题相缠绕，论者出于词学师承、词派声势、政治地位等不同考察视角，会提供不同的答案，如陈子龙、龚鼎孳、曹尔堪、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禛等皆在其选。稍显意外的是，与龚鼎孳同属清初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在新近论述中往往得不到类似评价，只能在晚清民国的文字间看到诸如“吴梅村祭酒，为本朝词家之领袖”(张德瀛4176)“清初作者，以吴伟业为‘开山’”(龙榆生139)等赞誉。实际上，如果从学人之词的内涵来考察这个命题，被今日所忽视的吴伟业及其梅村词完全能够匹配清初作者之开山的称誉，而且也比上述诸家更能够胜任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地位。本文即拟围绕梅村词诸般开拓面貌的考察，探究其间蕴含着的学人之词全面表现，并结合吴伟业的生平遭际与思想变迁，透视其人其词成为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原因。

一、 尊体意识与雅化的艳情令曲

尊体意识是今日最受关注也是获得最为充分讨论学人之词的关捩点，在学者的相继努力下，推尊词体与保持词体本色基础上开拓词境的意识及实践已成为清代学人之词的基本要素。吴伟业于此的表现自然非常突出，在他为数不多的论词文字中，即能鲜明展现他的尊体意识。如《评余怀秋雪词》云：“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摹秦、柳；中岁悲歌侘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喑噫不能出声；比垂老而其气已衰矣；此予词所以不成也。”(吴伟业1233—1234)面对明人填词流于俗艳浮滑的弊病，明末清初词人即已着手艳词雅化的工作，云间诸子便上规北宋名家，将艳情令曲从萎靡浅露变为情韵婉丽，将词体从明代渐合俗曲的发展趋势上拉回，重归本色典丽的宋词正轨，同时也重拾了南宋末年渐于成熟的词之尊体事业。占籍太仓的吴伟业对这场以云间为中心的江南词坛风气自然不会陌生，从而会出现与之相契的因自恨香奁艳情而规摹秦柳的习词自陈，这意味着推尊词体的意识很早即被吴伟业接受，是他词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同时，他与云间诸子有着密切的交往，正是在此意识的推动下，吴伟业的令曲呈现出与云间诸子相近的面貌，即绝大多数的题材犹是艳情，所不同者是其皆予以雅化改进。试看这阕《如梦令》：

　　误信鹊声枝上，几度楼头西望。薄幸不归来，愁杀石城风浪。无恙，无恙，牢记别时模样。(吴伟业539)

　　这阕艳情令曲一改明人流习，不是花间主流的通过描摹女性言述闺中寂寞，而是承继闺怨诗与南唐词而来述说着楼头春愁。空间上由内到外的变化即已有效地限制了艳情的程度，而开篇化用唐人金昌绪的闺怨名篇：“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又在字面上予以典雅的处理。其后的“薄幸”与“愁杀”两词点出了艳情主题，但全词的香艳也就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地渲染断肠，亦不追忆过往欢娱，而是在叠韵处向薄幸的对方许以无恙的期愿，仅在最后附加了一个牢记我之模样的私心，将女子的容颜留给读者去尽情想象。可以想见，读者完全会相信这是一位美艳动人的女子，离别之际的她也一定是梨花带雨、愁容满面。这么一位惹人怜爱的女子居然在忍受着被抛弃的孤独，读者自然容易被勾起怜悯的情绪；而深陷痛苦的她却还在不计前嫌地真诚祝愿着那个薄幸，这般纯洁的善良又将楼头的春愁反衬得更加沉痛。无怪乎陈廷焯评价此词：“情词双绝，凄婉无比。”(陈继龙23)当然也有深入“其境”者认为此处有故国之思，金陵石城是吴梅村心底最后一个朱明的印记了，这座城“无恙”吗？藉以“唤醒天下有心人”，故可以说其“中有怨情，不当作艳词”(陈继龙23)。细究之下，祝愿对方无恙的构思同样有着前代诗歌的渊源，《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的作者在描述独守家中的妻子日日望夫不归后，在结尾让她发出了面向对方的祝福：“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为此词带来了比唐诗更早的经典之助，并一同充分拓展着字数极为有限的《如梦令》一调的文本情感容量。

　　学人的博雅知识不仅表现在化用的前代经典上，还体现于所咏之物的风雅与细腻，同样也对梅村词中艳情令曲的雅化意义非凡，如这阕《点绛唇·蕉团》：

　　细骨珊珊，指尖拂处娇弦语。着水撩人，点点飞来雨。 扑罢流萤，帐底清风举。眠无主，误黏玉体，印得红丝缕。(吴伟业542—543)

　　此词吟咏的物件蕉团，其实就是蒲葵扇。但其又不是普通人家常见的蒲扇，而是把芭蕉叶子剪出圆形，再将叶片剪去，仅保留轮廓与叶脉，然后再蒙上纱，故名蕉团。于是从扇子本身到称谓，皆反映着有别于世俗社会的士人雅趣，吟咏这把蕉团的令曲也就带上了许多雅意。吴伟业经常用令曲吟咏文人所喜的雅物与清供，如《浪淘沙》(上苑落金丸)咏枇杷、《西江月》(透出光明眼耳)咏雪塑僧伽像、《南柯子》(颊印红多晕)咏凉枕、《南柯子》(玉骨香无汗)咏竹夫人、《南乡子》(高耸翠云寒)咏牡丹等皆是。此外还有如《减字木兰花》(藤溪竹路)、《清平乐》(江山一派)、《浪淘沙》(枉自苦凝眸)等题画词，更是文人雅士日常生活与趣味的反映，文本内容也就因此逐渐脱离于艳情。不过这阕吟咏蕉团的《点绛唇》还是有着浓烈的香艳色彩，所咏之物在词中退居幕后，明面上描摹的是一位女性形象，蕉团只是这位女性的手持之物。这种借女性形象或闺怨故事吟咏花木雅物的方式是南宋后期两浙风雅词人的擅长，吴伟业不仅跳过明人直承南宋乡贤的技法，而且一并延续了他们对于细节的准确体察与刻画。此词巧妙地抓住了作为蕉团骨架的芭蕉叶脉，将其作为吟咏的重点关注，于开篇便以“细骨珊珊”四字点出这番最为显著的特征，又在结尾处通过美人身体上的印痕再次点出，将玉体横陈的香艳场面与吟咏对象巧妙地结合起来，呈现着鲜明的“中正博雅”与艳情本色相交融的学人之词特征。

　　吴伟业之所以能够在艳词领域有着突出的雅化呈现，自然与其本人深厚的学养与“正大博雅”的操行风范密切相关。作为被崇祯皇帝亲自选定的榜眼，其当然是第一流的经学人物与文章大家，这就使得吴伟业的各种文体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书卷气，词体写作也就自然相应地典雅端正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吴伟业的日常生活充斥着文人骚客所喜的雅物雅事，生活其间的他也就被这些书卷与风雅物什熏染成了一位典雅人格的儒士，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在填词时的词汇、意象、事物的选用。在吴伟业的一些雅化手段不那么复杂的艳情令曲中，即可见到许多大户人家才会出现的器物。如《生查子》词云：“香暖合欢襦，花落双文枕。娇鸟出房栊，人在梧桐井。小院赌红牙，输却蒲桃锦。学写贝多经，自屑泥金粉。”(吴伟业541)这首描摹女性的小词中出现了合欢襦、双文枕、蒲桃锦这样的华丽用具，利用璀璨夺目的装饰烘托出词中女性身份的高贵。不仅如此，这位女子还在抄写贝叶经，并用金粉涂饰，完全就是书香门第的文化行为。而且吴伟业使用了贝叶不常见的梵语直接音译词“贝多”，可见学人超越常人的知识结构与积累是难以掩藏住的，总会像这样于不经意间透露出来，而学人之词的第一步便这样迈出了。

二、 经史典故与伤时感事的长调

除了雅物雅趣可以展现学人的知识外，经史典实的信手拈来是更为普遍的标志，因此词中大量出现儒经史书中的典故也是学人之词的重要特征。对于身经鼎革又被迫仕清的吴伟业来说，艰深生僻的经史典故恰好为他提供了幽微表达遗民贰臣交织之心绪的方式，故而在梅村的伤时感事词中就大量出现经史典故与当下人事相交织的现象。实际上吴伟业遭遇的家国板荡与被迫仕清的双重经历是其得以成为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又一重要原因，即王士禛所谓的“白发填词吴祭酒”。吴伟业遇到国变的时候正值中年，大规模填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其不会在填词时大量出现属于少年郎的艳情，而更多地表达着亡国之后的悲痛。所以他的以悲为美的“悲”，与靖康南渡之后的“悲”、南宋亡国之后的“悲”一致，使其在情感上不会再重蹈艳情词的老路，而踏上了学人之词的新径。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上还带有同时代人所没有的遗民和贰臣身份的互置。作为遗民的吴伟业，本就不能把情感直接放到文字中去，他需要文体的世俗性与自我深厚的学问构筑一道防火墙。而当他被迫仕清之后，这种改变心志的苦痛悲愤与遗恨忏悔更需要这道防火墙的保护。当其从北京去官南归之初，便有人向清廷告发他写反诗，尽管清廷并未将他处以极刑，但这场官司却给他带来了余生的穷困，所有的家产均被抄没，这更为加剧了遗民与贰臣身份在其心中的纠缠互置。在此后的文学书写中，他对于这两个身份的区别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有时候是作为遗民在说，有时候又作为贰臣在说，于是这种情况下选用怎样的典故就很重要了，又给了他施展深厚学问的舞台。如这阕最为著名的《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吴伟业585)

　　无论这阕词是不是吴伟业的绝笔，至少可以确认他成为贰臣之后的境遇与情感完全被这阕词所笼罩，使得此词充满着幽微曲折的悲愤与无奈。《贺新郎》一调的声情本就适合表达慷慨悲歌，并在辛弃疾的大量实践下成为倚声家的共识。吴伟业不仅选用此调，还押了短促的入声韵，使得此词的声韵形式完美契合于所要表达的愤懑与悔恨之情。可见吴伟业尽管不算精通声律词谱之学(吴伟业于曲律极为精娴，有传奇《秣陵春》及杂剧《通天台》等传世)。但已然极备选声择调的意识，使其在学人之词的考调订律一面亦有所呈现。选《贺新郎》词牌极有反讽自嘲意味，在朱明中榜眼回乡做新郎是其人生中最为辉煌巅峰时刻，而在新朝不得已为祭酒，似成了新朝的新郎，却成为人生中最晦暗的时分了。当然，这阕词最重要的学人之词特征展现还是在典故选用与处理上。此词的第二句便出现了来自《汉书》的典故，龚生即龚胜，西汉末年人，少有高名，曾“三举孝廉……州举茂才，为重泉令，病去官。”哀帝时征为谏大夫兼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后出为渤海太守，复谢病免归。王莽篡汉时，龚胜已七十九岁，被强起仕新，胜言：“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班固3080，3085)遂安排身后之事，绝饮食，十四日后而卒。吴伟业的经历与龚胜高度一致，都是年少即名震海内，又相继经历了两次病免，更重要的是都因其高名而被新朝征召。但是二者终究存在进退取舍的不同，龚胜拒绝出仕新莽，使其无法享寿天年而不得善终，但却在后世留下了凛凛高名；吴伟业被迫仕清，虽然能够寿终正寝，但这场忍死偷生却为其落得“苦被人呼吴祭酒”的万古羞名。正是于此关键处的不同，带出了词人的苦痛与无奈，使得其前的华发与其后的难医之病皆有了落脚。前代的诗词写作也常见《汉书》的典故，亦不罕见承载遗民心曲的故实，但总的来说龚胜依旧算得上需要学人的博学才能拈出的僻典。然而拈出僻典只是第一步，还需要使词中的经史典故再产生当下的意义，方能于两三字词间承载宏阔深邃的情绪，这就需要学人的学力来完成了。吴伟业先用自我与龚胜的共通将词情引到了身为贰臣的悔恨与沉痛，然后再辅以华佗的熟典进一步渲染痛苦的深度。这里的华佗不仅仅是承担着妙手神医的符号，更是要唤起读者关于刮骨疗毒之事的记忆。得到华佗医治的是义薄云天的关羽，从而华佗之所以也难解肠千结，就是因为自己大节上的亏损。这是关羽形象经历宋明通俗文学发展后的元素，是前代不见的清初人意识，不自觉地通过旧典今意的方式加强着当下意义的呈现。更加有力的当下感慨见于过片“故人慷慨多奇节”一句。故人者，当然指的是陈子龙、夏完淳、杨文骢、李雯等江南社友，他们或于国难中慷慨赴死，或入清后毅然不仕，或始终投身抗清事业，从而能与自己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就从千年之前的龚胜增广而来，加深悔恨与自责的同时，典故影响当下的力量同样也得到了加强。

　　

　　总的来看，像这阕《贺新郎》这般讲述身为贰臣的痛苦之词，在吴伟业伤时感事的长调里也并不多见，他更多还是相对单纯地表达遗民身份下的亡国之痛。这使得他采用的典故虽然也不常见，但却有着相对集中于六朝故事的现象。如《满江红·白门感旧》一阕，在金陵怀古的母题下突出永嘉南渡与赤壁之战两事；《满江红·读史》主要抒发对淝水之战的感慨；《满江红·感旧》则将新亭对泣、淝水之战、侯景之乱与庾信哀江南绾合在一起，寄托着家国与身世的哀愁。这些典故当然为前代诗词所常用，借六朝往事抒亡国之恨也常见于宋代南渡词人与遗民词人笔下，特别是辛弃疾，尤好掉此类书袋。因此，以吴伟业为代表的清初遗民词人借助家国之恨的相通将长调也跳过明人而直承南宋，不仅为词坛带来了稼轩风的盛行，也为词之尊体及雅化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当然，吴伟业大量征引六朝故事的词作与稼轩相比还是有着鲜明的区别，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辛弃疾在词中安排史事的时候，往往还是会出现口语俗词的过渡，但在梅村词中就变得非常稀见，这是清词完全脱离世俗流行音乐的表现，也展现着恪守雅正的写作精神，是又一处学人之词的重要表征。

三、 文体互通与词体叙事功能的加强

既然吴伟业能够用词体表达亡国之恨与贰臣之痛，显然说明着在词之尊体意识下，他已然允许词体承载记录自我的心路历程与生命痕迹，特别是幽微曲折难以明言的政治情绪。词体承担起本专属于诗的政治抒情功能，意味着诗词二体的界限被打通，这是尊体与以学问入词的必然结果。这种意识不仅流露于吴伟业的词体创作实践中，还渗透进他的论诗文字中，足以认作其意识里的自觉。吴伟业撰有《梅村诗话》一卷，全书以人为纲，记录了明清之际十三位男女诗家的生平大事与相关诗作，有着强烈的以诗存人目的，其间引录的诗歌就是作为作者的生命痕迹而存在。在论及卞玉京的条目中，吴伟业提到了自己与这位红颜知己交往的诗证——“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吴伟业1140)，便是明显的诗词二体互通之例证，只不过他更愿意将自己生命最柔软浪漫的面相交付词体。对于学人之词来说，其不会满足于仅止足于诗词二体的互通，而会将互通拓展至更多的文体中。频繁于词中征引六朝故事与金陵旧梦以寄寓亡国之恨的吴伟业，便也创作了一部以假托南唐世裔在宋初的爱恨离合为主要情节的传奇《秣陵春》。这部传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除了典雅凄绝的曲词，存在太多的艺术缺陷。但吴伟业的创作旨趣本就不在传奇艺术本身，而是借这种世俗文艺的掩护述说自我的家国感慨。传奇前半部分讲述在李煜与宝仪娘娘的幽魂庇佑下，南唐世裔徐适与黄展娘终成眷属，寄寓吴伟业对于明帝的深深眷恋；后半部分则述徐适考取赵宋朝状元后拒绝出仕，最终携妻归隐，流露吴伟业对于反清复明之无望的无奈承认，以及易代之士应有的正确出处选择。与梅村伤时感事的长调相较，此部传奇不仅在六朝典故与金陵空间呈现相通，更在思想话题与情感心态方面完全一致，词曲二体就这样在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下发生交融，刺激着词体的情感承载空间进一步扩容。

　　除了抒情层面的扩展，文体互通还促进了词体叙事功能的显著增强，这是学人之词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在《秣陵春》写成并成功搬上舞台后，吴伟业亲自观看了一场演出，并填了一阕《金人捧露盘》(记当年)记述此事(吴伟业561)。此词的叙事性不仅表现在记录观演《秣陵春》一事上，还体现于词文内容实际上是将《秣陵春》的情节要旨非常梗概地复述了一遍，使得传奇中人、传奇作者、词中人物、词作者、传奇观众以及词作读者杂糅交织，身世之慨、家国之恨在如此庄周梦蝶式的不知今夕何夕间被更动人心魄地叙述了出来。实际上吴伟业还有一首用白居易《琵琶行》之题的歌行体长诗，最后“我亦承明侍至尊”至结束的二十四句(吴伟业，《吴梅村全集》57)，从语意情感到追述唐明皇、高力士故事与此词及《秣陵春》俨然相通，完美表现着学人之词诗词曲诸体互通的特征，更会令读者倍觉惘然。宏大的家国叙事之外，梅村词中亦会出现近于《梅村诗话》那样的对某位人物生平的概述，典型者莫过于《沁园春·赠柳敬亭》：

　　客也何为，十八之年，天涯放游。正高谈拄颊，淳于曼倩，新知抵掌，剧孟曹丘。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

　　眼中几许王侯。记珠履三千宴画楼。叹伏波歌舞，凄凉东市，征南士马，恸哭西州。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絮满头。关心处，且追陪少壮，莫话闲愁。(吴伟业580—581)

　　此词的上片叙述了柳敬亭八十岁的复杂的戏剧人生，那几句对于柳敬亭表演的描绘背后，承载的还是明亡前的繁华与风流，而明亡完全就是被柳敬亭唱出来的盛衰故事的再次重演，叙事也就从柳敬亭的个体生命上升到了家国的变迁。过片随即承沧桑感慨而下，叙述着明亡之后故臣零落、遗民恸哭的景象，带出柳敬亭依旧如故的生活，沧桑感慨便在此变与不变的叙述下得以流露。尽管此词依然在述说属于遗民的伤时感事之情，但与传统的因情用事不同，是明显的述事及情的样态，这不能不说也是吴伟业传奇、杂剧的创作经验为词体带来的襄助。由此还能看出，吴伟业深入从事各种文体，特别是歌行体诗歌也是其能成为清代学人之词的奠基者的重要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传奇《秣陵春》是作于鼎革之后，他大量写作歌行体诗歌同样也是历经国变后的创作新变。上文提到的《琵琶行》之外，诸如《萧史青门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名篇也是此时所写，是与其词作、传奇同处一个写作时空。吴伟业的歌行体与元白歌行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使其形成了被后世称为“梅村体”的个性风格。所谓“梅村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当时的现实事情为记录对象、书写对象，这不仅为其词中带来了娴熟运用典故并与当下形成互动的艺术技巧，还为词体叙事功能的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丰富着梅村词中学人之词的呈现。

　　除了述说家国板荡与人物生平，吴伟业还尝试了更为高级的词体叙事，即用组词的方式再现一方之风土人情与嬉游往事。梅村词的开篇是十七首《望江南》(吴伟业533—537)，由于每阕的起句都是“江南好”，故而是十七首前后统一的同调组词。就具体的词作内容而言，每阕词分别叙述一个江南风俗游冶之事。如第一阕描绘江南的园林，第二首述江南的采莲女，第三首言江南好古博雅的生活趣味，第五首讲江南博彩之戏，第七首云江南黄酒螃蟹鱼羹等美食，第十首称江南禅林衲子之盛，第十七首忆江南历史上的风华人物等，打通合观，便是一幅生动细致的江南风俗长卷。这样的写作方式当然承自北宋词人潘阆言说杭州的《酒泉子》组词，但在丰富性与细节性方面自然远较潘阆进步太多，深层原因之一便是吴伟业在创作的时候持有深深的叙事自觉。一如靳荣藩所云：

　　有明兴亡，俱在江南，固声明文物之地，财赋政事之区也。梅村追言其好，宜举远者大者，而十八首中止及嬉戏之具、市肆之盛、声色之娱，皆所谓足供儿女之戏者，何欤？盖南渡之时，上下嬉游，陈卧子谓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梅村亲见其事，故直笔书之，以代长言咏叹。十八首皆诗史也，可当《东京梦华录》一部，可抵《板桥杂记》三卷，或认作烟花账簿，恐没作者苦心矣。(吴伟业538)

　　如此梅村词在词体叙事功能方面的拓展，仍然是遗民心曲、贰臣悲愤与史学积淀等一代学人素养造就的。

余论： 清代词家论述梅村词与学人之词的奠基

上文在词之尊体、艳曲雅化、经史典故、身世寄寓、文体互通、词体叙事等方面讨论了梅村词的开拓，由此足以看出丰富成熟的学人之词面相及其对清代学人之词总体面貌形成的奠基意义。实际上在清代词家的论述中，就已经相对全面地涉及了上述特征。如郭麐《灵芬馆词话》中云：

　　红豆、梅村诗笔擅一时，而词皆非本色。梅村词虽比红豆较工，亦沿明人熟调，然于曲独工。曩见《秣陵春传奇》，以为玉茗之后，殆无其偶。特未着撰人之名，及见其《金人捧露盘》词题为《观演秣陵春》句云：“喜新词，初填就，无限断人肠。为知音，子细思量。偷声减字，画堂高烛弄丝簧。”乃知出于梅村之手也。(郭麐1534)

　　便是注意到了文体互动为梅村词带来的重要影响；再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云：“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又一马浩澜耳”(陈廷焯1202)，则是强调家国板荡与被迫仕清的身世遭际在塑造其词时起到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郭麐与陈廷焯都不把吴伟业当作专门词人看待，故而在词派话语体系下，吴伟业不会是词派的开山宗主，但却会在各派追溯词法统绪的时候被同时提及。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云：“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宣导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冯乾94)，将吴伟业视作王士禛、陈维崧二派之先的奠基者；顾诒禄《归愚诗余序》云：“国朝擅场，推梅村、迦陵、竹垞三先生。然而状山川之险峻，阐忠义之幽微，一事一物，动关理道，或亦未之及焉”(冯乾515)，则将吴伟业与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并提，显然是视作点将录中的晁盖了。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董炼金《露花词序》云：“至国初吴梅村、龚芝麓、朱竹垞、陈其年诸人继起，主盟词坛，海内奉为圭坫”(冯乾778)，左桢《甓湖词钞序》云：“余素不娴音律，何敢腼颜言词。况唐音如温韦，宋调如苏辛姜李。暨乎有清，梅村、芝麓、竹垞诸公，于词卓然成家，鸣盛于时，岂后进所能学步”(冯乾2079)等皆是显例，足见将吴伟业视作清词诸派之前的奠基人物，本就是清代词人的词学之共识。其实吴梅村与陈维崧更是密切，《湖海楼全集》诗集卷首，陈宗石的序就说：“伯兄(按指陈维崧)为诗凡三变，自髫龄时即随先大人，后聆诸先生绪论，究心风雅。少从陈黄门、吴祭酒游，故其诗流丽风华，多沿六朝、初唐之习”(冯其庸 叶君远226)，而《梅村诗》卷一《五哀诗·吴汉槎兆骞》中称陈维崧为“阳羡陈生”(226)。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璧双琵琶》又云：“是谁家、本师绝艺，檀槽舀如许？”(严迪昌198)均可见出吴梅村对阳羡词派开宗的陈维崧影响非常大，陈维崧也是以本师侍之，自然陈维崧填词受吴梅村影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上引的清人论述中，龚鼎孳也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先辈词人，但与吴伟业相比，龚鼎孳并不能承担清代学人之词的地位，个中原因即构成了另一个吴伟业及其词作的开拓特征，即吴伟业有着成为一代硕儒的人生理想与娴熟南北史的学术专长。他在《旧学庵记》这篇重要的自述文字中提到，他曾立誓十年谢病闭门读书以成学人。因为吴伟业认为在这个时代下，做一个文人于国并无大益，只有那些有学问的人才对国家最为有用(吴伟业826—827)。正是这番理想与谢病闭门读书的经历，为他带来了深厚的学识，特别是对于南北史的娴熟。在永嘉南渡重现的以夷侵华的明清之际历史大势下，这番学术专长适时地给他提供了大量寄寓今世的六朝典故，也使其在清初遗民词坛大量的金陵怀古、六朝追忆母题创作下卓尔特立，词境闳阔。王士禛即敏锐地指出：“娄东吴祭酒长短句，能驱使南北史为体中独创。小词流丽稳贴，不徒直逼幼安也。”(沈雄1035)由于龚鼎孳全然仕清，故其笔下不会有吴伟业这般深切的沉痛与深广的典故语料库。总的来看，龚鼎孳虽然也经常在词中驱使典故，但他的典故往往是诗家习见，不过是打通诗词二体的迁移，并不像吴伟业这般以学驱使，大量运用经史中的故实，因而无力承担起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责任。龚鼎孳是如此，他者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诸家亦不符合所有条件，他们的词作也无法如梅村词这般全面地展现学人之词各式的特征，从而清代学人之词的奠基，只能是吴伟业方可消受的词史地位。

　　① 参见沙先一： 《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 论清代的学人之词》，《江海学刊》3(2004)： 188—193；朱惠国： 《论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文学遗产》6(2011)： 74—83。

　　② 谨按： 此阕不当为绝笔之作视之，审词意蕴，似为被迫仕清在京师苦闷之作。另文详述。

　　③ 参见冯其庸、叶君远： 《吴梅村年谱》，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26。严迪昌： 《清词史》，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98。严师引谭献评语：“拔奇本师长歌之外”，其实此处本师指的就是吴梅村，指他所写的咏通州琴师白在湄的《琵琶行》，以此可知陈维崧对吴梅村填词的继承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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