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变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山火、洪灾、暴风雪、龙卷风肆虐，以往只有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气候灾难场景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景观，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气候变化”这个严峻的问题。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作为个体的人一生所具有的经历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体验“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全部经历，但各种艺术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小说、电影、音乐、绘画等(Chakrabarty， “Whose Anthropocene?”112)。这些艺术形式将气候变化的事实呈现给普通读者/观众/听众，帮助他们真切“体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查克拉巴提认为“创造力”(creativity)和“恢复力”(resilience)是现阶段能带给我们希望的两种重要因素(113)，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气候变化“为各种情感(包括希望和绝望)提供了舞台”(Chakrabarty， “Anthropocene Time”17)。当代气候小说(climate fiction，简称“cli-fi”)和气候诗歌(climate poetry)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以叙述和思考气候危机中各个物种的境遇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随着我们对“气候变化”“人类世”等概念认识的加深，研究者开始将其运用于理解当代各种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诸多经典作品的诞生和传播过程，形成一股批评热潮。
这股热潮肇始于20世纪末，繁盛于21世纪初。研究者融合各种方法，主要从哲学、历史、情感与政治四个学术面向切入文学作品中的气候变化表征研究，形成以下六大理论进路： 解构主义气候批评、历史主义气候批评、整体主义气候批评、气候认知与情感批评、气候正义批评和实证主义气候批评。总体上，将作品置入气候变化这一宏观背景进行讨论，既结合文学阐释学的研究路径，又突破传统生态批评的限制，显现出较新的研究成果。这股热潮源自欧美，但随着全球各地对气候变化认识的加深，在广大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也已有很多学者及作家加入这一理论思辨进程。那么，这一批评热潮具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呈现出哪些主要的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又将何去何从呢？本文将重点评述西方的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理论，分析其内在的学术理路，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现状，探讨这一理论视角在建构世界文学史方面的意义。
一、 解构主义气候批评
英国文学批评家克拉克(Timothy Clark)长期从事海德格尔研究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批评。由于西方长期存在气候变化否定论，并且关于文学作品对气候变化表征的研究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2015年克拉克在《生态批评前沿： 以人类世概念切入》(：)一书中，呼吁21世纪的生态批评必须完成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转型(Clark x)，即正视气候变化问题，并将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加剧这一人类世的本质特征融入文学批评中。他以短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类世”视角重新审视文学文本中的生态意蕴，分析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对人类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突破民族/国家的文学分界，倡导用全球性眼光审视文学作品中的气候表征(姜礼福133)。克拉克延续了海瑟(Ursula Heise)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理念，通过引入“人类世”概念，凸显气候变化主题，既是对气候变化否定论的解构，也突破了传统生态批评的思维限制，引领了人类世生态批评的新方向。同样是长期从事解构理论研究的科恩(Tom Cohen)在纽约州立大学创建了气候变化批评研究院(Institute on Critical Climate Change，简称“IC3”)，并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理论家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共同主编了“CCC”(Critical Climate Change)系列丛书，由英国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出版，以网络形式向公众提供免费的PDF版本。已故的文学理论家米勒(J. Hillis Miller)在该丛书中撰文，称该丛书“代表了理论和批评实践的最新发展前沿”(Miller)。该丛书迄今已出版两个系列。系列一包括18部著作，从艺术、哲学、伦理学、建筑学、人类学等跨学科视角审视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气候变化表征和人类世批评意识。系列二题为“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迄今已出版5部著作，包括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18年的文集《反人类世》()和莫顿(Timothy Morton)2021年的新作《亚主体》()，展现对人类世2.0阶段研究的理论成果(Cohen and Colebrook)。这两个系列丛书对促进评论界思辨人类世的气候危机及所产生的全球性美学及政治影响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传播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科尔布鲁克对气候危机下的物种灭绝问题关注较多，她的理论思考有两大聚焦： 后人类和性别，分别对应上述系列一丛书中的两部著作： 《后人类之死》()和《生命之后的性》()，均发表于2014年。精通德勒兹(Gilles Deleuze)理论和文学史的科尔布鲁克同样从解构主义路径入手，将气候变化与酷儿理论结合，从女性主义维度探讨物种灭绝问题。此外，科恩、科尔布鲁克和米勒在2016年联合主编了《人类世偶像的暮光》()，其中，收录了米勒的14篇文章，并命名为“阅读保罗·德曼，坠入赛博空间”(Miller， “Reading Paul de Man While Falling into Cyberspace”126)，讨论了数字时代人类世思想与媒介发展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从跨学科视角彰显出科技因素对人类世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克拉克、科恩及科尔布鲁克等批评家借助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理论用以开拓气候变化文学批评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旨在从“差异性”视角解读经典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中气候变化表征的叙事策略。如斯皮瓦克在《学科之死》一书中所倡导的，用“行星性”(planetarity)来代替“全球化”(globalization)，从地球之外反观这个星球上各种语言、文化及社会体系的异质性(Spivak71-72)。解构主义气候批评力求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关于人类世气候变化的知识体系，也汲取了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思想，为深入分析作品中的人类世批判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二、 历史主义气候批评
在运用解构主义方法开展气候批评的同时，学者们对历史主义的方法也同样重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环境人文主义和英语教授伍德(Gillen D’Arcy Wood)2014年出版了获奖著作《坦博拉： 改变世界的火山爆发》(：)。伍德通过对诸多史料的挖掘，分析了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的爆发对亚洲、欧洲等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诸多影响。拜伦在诗歌《黑暗》(“Darkness”，发表于1816年)的开头便描述了一幅笼罩在黑暗和死亡之中的世界图景：
我做了一个梦，但不全是梦：
明媚的太阳光被浇灭了，星星
在永恒的黑空中游荡，
没有光，没有路，冰冷的地球
在无月的黑暗空气中盲目地旋转。
(Byron775)
如此“冰冷”“黑暗”的场景，是梦境，也是现实。1815年4月，位于印尼松巴哇岛(Sumbawa)的火山“坦博拉”(Tambora)爆发了，火山灰喷发到高达40千米的高空，爆发的巨大声响传至2 500千米以外，爆发后的坦博拉山从原来的4 200米下降到2 863米(亦说2 851米)(Cao， Li， and Yang588)。这是人类历史上所记录的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喷发出来的火山灰遮挡了太阳光照，其影响从亚洲蔓延到欧洲，导致全球温度下降，1816年全球成为“没有夏天的一年”。因坦博拉爆发导致的欧洲阴冷的天气和灰暗的天空就是拜伦写这首诗的起点(Bate96)。这种启示录式的书写所记录的便是气候灾难事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全球性影响。
坦博拉爆发后全球骤然变冷，中国云南地区在清末出现大量歉收，导致大饥荒，当地农民改种植鸦片，为清末中国百姓大量吸食鸦片提供了可能，影响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伍德在《坦博拉》一书中专辟一章，从书写云南的七哀诗入手，透析当时云南底层农民在全球变冷背景下挨饿受冻的悲惨场景(Wood108)。《坦博拉》一书融合文学评论和环境史研究，通过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增强了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用文学叙事和文学阐释弥补相对枯燥的史料分析之不足，是运用生态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进行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案例。在2020年的新作《奇妙的冰冷之地： 发现南极及解密其冰层的竞赛》(：)中，伍德沿用环境史研究方法，挖掘出19世纪英国、法国、美国等探索南极冰川竞赛中的史料和故事，将地球发展史与人类文明史融合在一起，为进一步从多学科视角切入气候变化历史研究提供了借鉴。
与伍德不同，2017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家希金斯(David Higgins)在专著《英国浪漫主义、气候变化和人类世： 书写坦博拉》(，，：)中，以坦博拉火山爆发事件为中心，追溯因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温度下降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希金斯认为拜伦借助《黑暗》一诗，展现了一个“没法让人类存活下去的星球景观”(Higgins77)。希金斯的著作聚焦三个层面：“灾难书写，新物质主义和幻想现实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的文化历史”(1)，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重新阐释拜伦、玛丽·雪莱等人的作品，建立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气候批评典范，也是将文学融入环境人文主义研究的有效尝试。正如希金斯所说，“灾难在浪漫主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隐喻”(8)，人们既可以在拜伦的诗《黑暗》中感受到一种热寂(heat-death)，也可以在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最后体验到地球被释放的自由(7)。因为浪漫主义文学非常注重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它的确为气候变化文学批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0)。
在拜伦、雪莱及其夫人等作家都无法忍受英国的阴冷天气时，他们选择去瑞士日内瓦小住。年仅18岁的玛丽·雪莱在丈夫和诗人拜伦等人的鼓励下，写作完成《弗兰肯斯坦》(；，)，并于1818年匿名发表，一举成功，这部小说被视作世界科幻小说的滥觞之作，玛丽·雪莱也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它虽得益于雪莱夫妇所在的日内瓦文学共同体的“鬼故事”竞赛，但其写作过程及描写的场景与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的阳光暗淡、温度骤降以及对人类在极寒条件下的生存困境的思考有很大的关联。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住所的不稳定性”和“人类共同体的脆弱性”(Higgins68)。这部小说开头和结尾均以极寒的北极为背景，这样的背景设置受到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影响，比如“迷雾”和“大雪”就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Higgins74)。此外，雪莱的诗歌(如《勃朗峰》)、拜伦及歌德的众多信件和日志也描写了坦博拉爆发导致的欧洲气候恶化问题，以及人们因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Behringer11)。可以说，由坦博拉火山爆发引起的气候变化(全球变冷)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世界科幻小说的发展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诞生背景和描摹对象，同时也激发作家深入思考人与环境、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
除了聚焦单个气候灾难事件，澳大利亚学者瑞格比(Kate Rigby)2015年在《与灾难共舞》()一书中从环境史视角研究了和地震、瘟疫、洪水、火灾、飓风等多种灾害相关的叙事伦理，并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最后的人》，加缪的《鼠疫》及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赖特(Alexis Wright)2006年的获奖作品《卡彭塔利亚湾》()等小说作为重要的文本佐证(Rigby162)。可见虽然浪漫主义文学是气候变化批评重要的文本库，但瑞格比突破了这一文学样式的限制，考察了更广义的灾变史、物种史和卫生史，并关注原住民的生态诉求，从叙事伦理的视角进行追溯和反思，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进一步将世界文学中的作品解读与史料分析结合，对生态历史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推广，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全球气候及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对诸多非人类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中的灾难书写凸显了这一人类世的本质特征，并将自然环境、动物、植物等均纳入书写范围。泰勒(Jesse Oak Taylor)在博士论文《我们制造的天空： 从狄更斯到伍尔夫的文学、现代性与伦敦雾》中，从雾霾视角阐释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讨论气候、环境污染等问题之于从维多利亚晚期至现代主义文学繁盛时期文学生成机制的重要性，将环境史学、美学、文学有机融合在其论述中。他认为狄更斯的都市小说创造了一种“虚构的温室效应”(Taylor39)。伦敦的雾霾不但是英国侦探小说和哥特式小说中的重要场景，也推动了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小说《奥兰多》()中就描述了19世纪开端一块云渐渐地笼罩整个伦敦城以至英伦三岛、最终使其陷入绝对黑暗的场景，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和启示录特点。
伍德将文学作品作为文本佐证，论析气候危机作为历史事件的世界性影响，将文学阐释和环境史研究有机融合；而希金斯则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置入坦博拉火山爆发后全球变冷的历史语境，结合官方叙事和新闻报道，探究坦博拉爆发这一全球性气候危机事件的文本性。瑞格比融合环境史、叙事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突破浪漫主义文学的限制，探析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变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方式和作家的书写动机。泰勒则从英国的气候问题入手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机制。他们的共同点在于： 通过文史互鉴，“在气候变化导致‘生物圈变异’的这条‘没有尽头的单向街’中‘漫游’”(Cohen and Colebrook， “Vortices”137)，为从“气候变化”视角审视文学文本的诞生及发展过程提供了实践经验。此外，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普契纳(Martin Puchner)2022年的新作《文学之于变化中的星球》()从文学史视角梳理四千年以来的世界文学对气候及气候变化的书写及反思，是从气候变化视角建构世界文学史新的范例(Puchner13)。以上诸多实践表明，从“文学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切入，可以梳理出传统的文学史中难以看到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这将为世界文学史写作、研究和传播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三、 整体主义气候批评
和伍德与希金斯相似，莱斯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莫顿(Timothy Morton)对浪漫主义也情有独钟。在2007年的专著《没有自然的生态： 重新思考环境美学》(：)中，他也以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浪漫主义是“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根源”，而美学则“建立起我们感知某一个地方的方式”(Morton，2)。当然，莫顿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严肃”文学，而是延伸到通俗艺术领域不同的媒介形式，甚至包括“环保俱乐部的日历”和“实验性的噪音构成的音乐”；他认为“关于环境文学的批评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环境艺术”(3)。莫顿借此书探析文学艺术作品对自然生态的再现，据此重新思考生态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把文学作品、环境、艺术等概念融合在一起，旨在建构一种整体性的“生态批评”理论(ecocritique)，而非“生态的批评”理论(ecological criticism)(13)。此后，在2013年的专著《超物体： 世界终结之后的哲学与生态》(：)中，莫顿重点分析了“全球变暖”作为“超物体”的哲学属性。他故意不用“气候变化”这个词而代之以“全球变暖”，是因为气候变化否定论者认为“气候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因而他们拒绝承认全球变暖加剧的现实，而莫顿指出全球变暖加剧正是导致整个世界走向终结的罪魁祸首，这一“生态创伤正是定义人类世的本质概念”(Morton，9)。莫顿写道：“现代性之舟承载着强大的激光镭射和核武器”，它们所导致的连锁反应“致使世界末日来得过早”(21)。他援引诗人雪莱，喻指超物体为“某些隐身力量的可怕的影子”(25)。2021年莫顿与合作者博伊尔(Dominic Boyer)用意识流方法写作了一本新书，题为《亚主体： 论成为人类》(：)。该书是对《超物体》一书的回指和拓展。在人类世全球变暖的背景中，人类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庞大，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地球气候的超物体，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渺小，每个个体的力量均不足以改变全球变暖的现状(Morton and Boyer19)。因此，莫顿认为“超主体”(hypersubjects)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亚主体”(hyposubjects)。他和博伊尔称《亚主体》一书像是具有开放性的“电子游戏”(20)，不但强调我们所处的气候变化环境的超物体性，更强调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导致气候变化加剧的“觉醒意识”(39)，注重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性，同时通过“亚主体”一词弱化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优越性，旨在建构关于人类世第二阶段研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没有自然的生态》《超物体》和《亚主体》代表莫顿建构气候变化批评整体性理论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也伴随着人类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即，从1.0阶段逐渐走向2.0阶段(Cohen and Colebrook)。俄勒冈大学英语与环境研究教授阿莱莫(Stacy Alaimo)同样注重整体性生态批评。她在2010年的著作《身体性自然： 科学、环境与物质自我》(：，，)中提出“跨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侧重从女性主义、身体政治及动植物视角强调物与物的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探讨“女性主义跨体理论、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环境人文主义研究以及科学研究如何有效地观照人类身体和非人类自然的物质性”(Alaimo，3)。阿莱莫关注的文本范围像莫顿一样广泛，包括20世纪与环境正义和环境健康相关的多部文学作品、科普和通俗读物。该书获得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SLE”)生态批评图书奖，其中的“跨体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生态批评理论和实践中，也是阿莱莫参与引导生态批评物质转向的重要标志(唐建南117)。在2016年发表的新著《暴露： 后人类时代的环境政治与快乐》(：)中，阿莱莫沿用了这种新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的方法，重点讨论了裸体抗议的环境政治内涵，并将《身体性自然》中所涉及的跨体性延伸至海洋，旨在建构蓝色人文主义(blue humanities)研究理论。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在我弥留之际》()中，贫困家庭的小孩瓦达曼看到母亲去世的当天，姐姐捕到一条鱼并煮熟吃了，他便把母亲和鱼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身体联系在一起，并说：“我的母亲是一条鱼”(Faulkner55)。小说的这一页只有这唯一的五个单词(“My mother is a fish.”)，其余全是空白，在阿莱莫看来，它具有高度的隐喻性，指向一种以海洋为后人类之源的哲学意义，并激发我们思考“关于起源的故事是否能构成一种环境伦理，或者说和‘异质的’海洋生物建立跨体关联”的可能性(Alaimo，114)。在文学期刊《配置： 文学，科学和技术杂志》(：，，)2019年的特刊“科学研究与蓝色人文主义”介绍词中，阿莱莫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研究应及时关注海洋酸化、塑料污染等问题，并将文学中的海洋书写与气候变化及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融合在一起(Alaimo， “Introduction”431)，这将是蓝色人文主义研究重要的发展方向。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卡森(Rachel Carson)的“海洋三部曲”便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强调海洋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是蓝色非虚构写作的典范。2001年布伊尔(Lawrence Buell)也在《为濒危的世界写作： 美国及其它地区的文学、文化与环境》(：，，)一书中第六章专论海洋想象，指出海洋在全球生态平衡中的重要意义(Buell196-223)。布伊尔的海洋生态批评和流域美学理论体现出他“对全球性海洋生态危机的思考”和“对水域生态环境文学的反思”(郭茂全72—73)。由此可见，卡森的海洋写作和布伊尔的蓝色生态批评已经突破陆地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阿莱莫基于这一基础之上，进一步将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的范围从陆地向海洋延伸，据此，对于全球变暖的关注在地理学意义上进一步全球化，并触及全球生物的本源问题，拓展了后人类主义文学批评与气候变化环境下海洋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标志着整体性气候批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突破。
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因此，从整体性视角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气候变化书写是其内在需求。海瑟的生态世界主义理念强调从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转向星球意识(sense of planet)，是新世纪生态批评整体性转向的重要动力。莫顿的“超物体”三部曲和阿莱莫的跨体性及蓝色人文主义研究更强调跨物种性和跨地域性，将这一整体性的研究范式推向纵深，有利于建构关于气候变化的世界文学史。
四、 气候认知与情感批评
在我们阅读关于气候变化的故事时，或是在观看某部生态灾难电影时，我们会对其中的人物、动物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环境进行拟像(simulation)，从而产生共感(empathy)(Weik von Mossner3)，这是2017年奥地利学者魏克·冯·莫斯纳(Alexa Weik von Mossner)在《情感生态学： 共感、情感和环境叙事》(：，，)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不但如此，我们甚至还会将自己沉浸在灾难故事的世界里，从讲述者的视角感知其艰难处境(3)。如果想进一步探究这种拟像和共感的过程，就需要我们从认知接受的角度切入环境叙事研究，发掘这些作品对读者/观众情感的影响。布伊尔和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都强调梭罗的非虚构环境叙事对激发普通读者环保意识的重要性(8)，莫斯纳则通过认知及情感研究，进一步探究阅读/观看过程中受众的认知及情感变化曲线，论证作品所引发的各种正面或负面情感“如何促使读者在人类世用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生活”(15)。同样关注阅读中情感体验的英国学者约翰斯-普特拉(Adeline Johns-Putra，以下简称“普特拉”)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情感理论出发，建构了一种“批判性的幸福论框架”(Critical Eudaemonistic Framework)(Johns-Putra45)。2019年普特拉在专著《气候变化与当代小说》()中运用这一方法，评析当代英美气候小说中所蕴含的后代伦理(posterity ethics)，审视作品中所呈现的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同时也关注人类对其他物种包括动物、植物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关爱，将关爱与代际伦理运用于气候小说的文本阐释中，具有“力图解决‘人类世障碍’的人文关怀”(袁源214)，因此“有别于诸多持悲观论调的生态批评论著”(215)。值得一提的是，普特拉研究浪漫主义女性作家及当代气候小说时不但运用了伍德及希金斯所倡导的历史化及语境化策略，也融合了莫顿及阿莱莫的整体性生态思维，彰显出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理论及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可惜的是，普特拉用“批判性的幸福论框架”进行气候小说文本分析时，侧重将它作为一种阅读方法，而并未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我们不仅可以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传统的心理分析，或是探究作品对读者情感体验的影响，还可以借助心理学理论，观察气候小说或者灾难电影中的创伤叙事及其效果。2015年凯普兰(E. Ann Kaplan)在《气候创伤： 预见异托邦电影和小说中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在全球变暖、灾难频发的背景下，我们患上了一种创伤前综合征(Pre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Kaplan，xix)，后来她进一步将其命名为“和气候相关的创伤前应激反应”(Climate-Related Pre-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Kaplan， “Is Climate-Related Pre-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81)，即，对未来充满一种“气候恐慌”(climate panic)。2012年，大西洋洋面上的一级飓风桑迪致使纽约大面积停电，城市设施骤然瘫痪。凯普兰亲身经历了此次飓风事件，因此，她切入灾难叙事中的创伤研究带有更现实的社会意义。她认为桑迪是一个“临界事件”(border event)，和飓风卡特琳娜一样，甚至和9/11事件一样，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及民众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文化意识上改变了美国人(Kaplan，xvi)，暴露出“气候危机否定论者与科学家的全球变暖警示之间的深层矛盾”(xvii)。气候小说及电影正是对这种气候创伤的表征，展现出人类、各种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在气候危机中的挣扎与痛苦，而气候变化批评旨在揭示文学在表征这一创伤时的内在机制、策略及效果，并通过这种揭示，达成气候正义的目标。
可见气候变化文学批评已经自觉地将认知、情感及伦理研究纳入范畴，并综合运用于分析各种环境叙事作品，包括小说、电影、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探究读者的共感产生的机制。这种探索将为气候小说家及其他环境题材的艺术创作者提供启示，从而使作品获得更好的实际接受效果，并使和这一文类相关的世界文学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从作者到读者的聚焦转换也将促进新世纪实证主义气候批评的蓬勃发展。
五、 气候正义批评
关于环境正义的批评方法已被灵活运用于对气候小说的解读中。德国学者梅纳特(Antonia Mehnert)从时间、空间、社会政治语境等视角切入分析美国气候小说中的全球变暖表征，提出关注文本中所展现的气候灾难“牺牲区”(sacrifice zones)的重要主张(Mehnert191)，将环境正义、生态伦理与政治抗议等理念融入其对气候小说、灾难纪录片及电影等艺术形式的讨论中。她2016年的专著《气候变化小说： 美国文学中的全球变暖表征》(：)是第一部集中研究美国气候小说的著作。正如梅纳特所说，“该书中所选的所有气候小说明显召唤更多的社会正义与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活实践”(15)。它促使我们进一步关注资源匮乏的贫民，关注他们在抵抗和减缓气候危机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及相关的文化政治内涵，对进一步促进气候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也是建构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世界文学史的目标所在。
六、 实证主义气候批评
实证主义气候批评传承了20世纪中期兴起的接受美学的重要理念，即，通过考察读者的接受及反应效果来判断气候变化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等。它旨在突破对气候变化文学文本本身的评价及阐释限制，运用访谈、问卷、数理统计等社会学方法切入读者接受研究，是文本外部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气候变化文学批评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七、 总结与展望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教授谢永平(Pheng Cheah)指出： 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即，不仅仅是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及不同语种的文学所组成的复数文学，它更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历经长期历史演变而逐渐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而且这一文学世界同时也积极参与广义上的世界建构(Cheah2)。正如查克拉巴提所言，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当把气候变化史与人类文明史有机结合，重新建构“人类世的新人文主义”，重新审视人类参与比人类文明史漫长得多的星球发展史的进程，以及文学艺术作品对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多维表征，从而更深入全面地“讲述关于这个星球的故事”，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Chakrabarty， “Humanities in the Anthropocene”394)。在西方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热潮的背后，潜藏着人类对整个地球未来走向的深层焦虑。这一焦虑本身呼唤我们从多个视角审视全球变暖加剧的问题，透析世界文学中关于气候变化书写的发生、发展及传播机制，从而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的本质。上文已从解构主义、历史主义、整体主义、认知与情感、气候正义和实证主义这六大理论进路论析了气候批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这一理论视角对建构世界文学史的意义。当然，在实际使用时，还存在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如上文所述，西方气候变化文学批评发展迅速，涌现出一系列理论关键词，如“超物体”“跨体性”“慢性暴力”等，为解读气候小说及经典文本中的气候(变化)表征提供了重要切入点。然而，这些关键词非一人或一个流派所创，而是分散在不同理论家的不同论著中，缺乏系统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可能产生顾此失彼甚至互相矛盾的情况。由于生态批评学者历来重经典作品而轻当代小说，西方生态批评界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谢超108)。实际上气候小说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几乎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长，虽然在最近十年，讨论文学中的气候变化议题的理论著作不断涌现，但长期形成的这种作品和理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理论一时间难成体系。
第二，本文罗列出的四大面向、六大进路试图囊括迄今为止西方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但这一新兴的领域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比如莫顿基于“超物体”基础之上又提出“亚主体”的概念，这为实际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进行文本阐释带来一定难度。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文学批评实践，比如特克斯拉、梅纳特和普特拉等人的专著，均是结合传统的生态批评理论和叙事学、伦理学等方法分析气候小说的努力尝试，并没有很强的理论建构意识，它们是不错的批评范例，但却很难提供统一且有效的理论框架，因此，亟需建构能够适用于绝大多数气候书写文本的系统性批评理论。
第三，如上文所言，如今，气候变化书写已不仅仅是欧美文学的专利，在亚洲、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都涌现出优秀的气候小说、诗歌、戏剧及电影等，且这些文本也被互相译介为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通。可以说，气候变化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文学。此外，关于气候变化的书写也不仅仅是当代作品的专利，如上所述，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及亚洲文本中就有对全球变冷这种特殊的气候变化的诸多表征。文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为从气候变化视角建构世界文学史提供了有效保障，同时也提出多重挑战。比如，如何兼顾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语种的文本；如何观照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如何挖掘不同时期有关气候变化事件的史料并结合文学的相关表征进行阐释等。所以说，探查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世界文学文本生成及传播机制，不仅需要建构于西方已有的理论基础之上，还需要结合各国各地区的文本特点和文化历史语境，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对各语种、各时期的各种文学样式(包括翻译文学)开展系统研究，从而建构具有世界性的气候变化文学史。当然，这需要全球学者的共同努力。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科恩、莫顿、阿莱莫等批评家都认为气候变化文学不应仅仅局限在小写的文学之内，而是应该包括大写的文学，将印刷文本、网络文本、音乐、绘画等都纳入这一范围。伍德、希金斯、普特拉等人也把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气候变化表征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也即气候变化文学不仅仅包括当代的气候小说或气候诗歌，还应该扩展至所有对气候变化进行表征或反思的古今文艺作品。只要这些作品和气候变化或人类世主题相关，都应该纳入研究范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对“气候变化”概念理解的加深，缓解全球变暖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全球南方的文学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议题，例如中国作家刘兴诗、姜戎、阿来、刘慈欣、陈楸帆等均在作品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这些作品都是建构以气候变化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的文本基石，理应进入相关的学术视野，从而改变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现存的欧美中心主义现象，使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真正具有“全球性”。
关于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和科幻小说中的生态意识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走向世界。有一批中国学者已经在《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科幻小说研究》()等国际核心文学刊物发表相关文章，在世界学术舞台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包括王宁、陈红、杨金才、江玉琴、庄佩娜、华媛媛、谢超等。国内学者也已开始关注、引介、评析西方的气候变化文学作品和理论。李家銮和韦清琦在梳理西方气候小说发展史的基础上，指出气候变化文学批评的三种理论维度：“生态批评、世界主义和女性主义”(李家銮 韦清琦102)。谢超则认为，英美气候变化文学批评主要聚焦于生态世界主义、环境伦理和生态历史主义三方面(谢超108)。南宫梅芳指出，西方的生态批评建立于启蒙时代的二元对立思想，不可避免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中国倡导天人合一、万物共存之“道”或许能“为人类世概念所引起的焦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南宫梅芳11)。近年来，国内各大文学研究期刊也开始刊登运用前述气候变化批评理论阐释当代文学文本的个案文章，其中还涌现出一些比较不同语种的气候变化文学文本的研究个案。可见，中国学者具有结合中国语境，从比较文学视角切入气候变化文学研究的主动性，这当然取决于全球学者的一个共识，即：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关乎整个地球命运的重要议题。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学者在气候变化文学批评方面将进一步从引介西方理论到逐步建构基于西方理论且结合中国智慧的理论阐释框架。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文学批评旨在审视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潮的发生机制、思想内涵及世界影响。它借鉴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叙事学、伦理学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并将阐释学和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将文学艺术与气候变化科学置入跨学科研究语境，已经逐渐超越传统的生态批评，发展成一种新兴的理论思潮和批评实践，为以气候变化事件书写为中心建构世界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我们已经意识到，建构更加系统的批评理论迫在眉睫，它是全面审视全球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内在需求，也是文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气候灾难频发的21世纪，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①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最为著名的非虚构环境作品是其发表于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其实在此之前，卡森写作并出版了“海洋三部曲”，分别为《海风之下》(-， 1941年)，《我们周围的海》(， 1951年)和《海的边缘》(， 1955年)。其中，《我们周围的海》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成为全球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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