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近代诗学研究，汪辟疆是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其所著《光宣诗坛点将录》(以下称《点将录》)，将清末诗坛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形式排列座次，逐一点评，在民国便风靡一时。《近代诗派与地域》更是近代诗学研究上的名作，独具慧眼地析分清代诗运与时运之关联，并从地域与风格关系入手，把近代错综的诗派分为六派，系统地构建出近代诗派研究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学者所重视追随。
汪辟疆论著于战乱中散佚，后由弟子程千帆汇编成《汪辟疆文集》，近年张亚权又以程编为基础，参考新近发现的散佚文献，将与诗学相关的内容，整理成《汪辟疆诗学论集》，并梳理出《汪辟疆学术简表》(以下称《简表》)，逐年论列其行迹及著作发表日期，附于《论集》之后，颇有益于学者。此外，金程宇、石中慧等也曾撰写论文对其论著进行辑佚。综合以上文献，汪氏生平及学术面貌已大体可见。不过，目前所辑汪氏著述并非完璧，仍有重要论著遗落在浩繁的民国文献当中。笔者近日从民国报章中发现《小奢摩馆诗话》一种，乃其早年手笔，所载信息可补正现行汪氏诗集《方湖诗钞》(程千帆、张亚权均有收录)中的讹误，完善学界对汪氏早年行迹、著作的认知。更重要的是，汪辟疆于后来论著中阐述的诗学主张及诗派体系，在此诗话中也已显露端倪，为研究近代诗学史提供了宝贵信息。本文即拟对《小奢摩馆诗话》作一发掘，并提示其在汪氏本人学术及近代诗学史料上的价值。
一、 《小奢摩馆诗话》概况及与汪辟疆本人诗作、著述考订
现存文献中，汪辟疆最早发表的论作是《小奢摩馆脞录》，刊于《小说海》第1卷1期至第12卷12期(1915.1.1—1915.12.1)；后有《根香馆杂识》，1916年4月1日起连载于《中华小说界》。当前学界所知汪氏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仅此二种。通过爬索民国报章，笔者发现1915年底汪辟疆还曾向《上海亚细亚日报》投稿，发表了名为《小奢摩馆诗话》的作品(以下简称《诗话》)。《诗话》载于报纸第16版“文艺俱乐部”栏目，自1915年10月28日至1915年12月14日，共连载9期，署名彭泽汪辟疆。其中，12月13日刊载的《诗话》第一段，又见于1916年4月1日《中华小说界》所刊《根香室杂识》，题为“宋诗学唐”，二者内容完全一致。此外，《诗话》内容与汪氏现存的其他文献也可互证，可知确为汪氏所作。《诗话》采用传统笔记体形式写作，分别用一两段篇幅阐述一个主题，涉及当时诗人间的交往、诗坛宗尚等，大体上可概述成13个独立主题(题名为笔者所拟)： 1.咸同多变徵之音；2.曾刚庵诗；3.李亦元比部诗；4.都中诗人胡诗庐；5.王病山避乱诗；6.祖唐祧宋之诗风；7.评陈伯严；8.夏剑丞多苦语；9.评冒鹤亭；10.光潢诗人张晋芝；11.都中旧友姚鹓雏、林忏慧；12.宋诗学唐；13.陈石遗论诗。从内容来看，此《诗话》对理解汪辟疆的学术轨迹相当关键。当前学界对汪氏1917年之前的事迹所知甚少，1913年他因父病从北京返乡侍疾，1915年父亲去世后服丧在家，1917年移家南昌后才又逐步恢复社会活动，故诸如《简表》对他这三四年间的事迹都记叙简略，以往研究提到其履历时，也大都略过此段不提。《诗话》中，汪辟疆记叙了这阶段个人主要活动，尤其是与诗坛名家陈衍、陈三立、林纾等交往赠答的情形，为我们理解晚清诗坛创作及诗人交游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此外，前述汪辟疆1917年之前发表的论著中，《根香馆杂记》多记前代掌故，《小奢摩馆脞录》为读书笔记，都较少谈诗，《诗话》则专门论诗，且如下文所论，其间已经包含、反映出汪辟疆近代诗学体系中的许多重要元素，藉此可以窥见他在这一时期已经积蓄了充分的力量，埋下了将来学术发展的种子。因此，《诗话》堪称汪氏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诗学论著，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正式起步。
《诗话》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引录了多种诗作，提供了勘正近代诗歌文本、考证近代诗坛事迹的线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诗论中一些问题的认识。
先来看与汪辟疆本人诗作相关的问题。1915年12月10日、11日有两条：
光潢间有两诗人，一秦右衡提学，一张巽之观察也。右衡以文雄当代，骈体尤谲诡，喜用奇字，诗盖余事。巽之诗笔俊爽，似元遗山。二公诗皆为当世传诵。不知尚有张晋芝(良暹)太守，亦光潢诗人之杰出者也。晋芝于清官畿辅，曾绾天津府篆，有政声，与易丞午、张巽之、秦右衡时有倡和。[……]予随侍京城，累与先生过从，谭艺甚乐，一时倡和之作繁然。先生尤推余五古，尝谓有清晨陇首，明月积雪之音；七律秀骨天成，不食人间烟火。常举以夸示于人。(12月10日)
曾有《题小奢摩馆集兼呈际虞明府》云： [……](12月11日)
“光潢”为光山和潢川合称，即今河南信阳市一带。两则诗话提到的三位晚清诗人中，秦右衡为河南固始人，张巽之、张晋芝为河南商城人，均属信阳。汪辟疆之父汪际虞曾任商城知县，他亦随侍在侧，对此间掌故人物当颇为熟悉，故有此段记事之作。这段诗话帮助解决了一个文献校勘上的问题： 文中抄录的汪氏答张晋芝长诗，与《方湖诗钞》开篇第一首诗完全一致，然《方湖诗钞》中所署题目却是《呈张巽之观察》(《汪辟疆诗学论集》495)。到底此诗的写呈对象是张晋芝还是张巽之？诗话将赠答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且同一则记事就同时提及二张，以张巽之作为张晋芝的衬托，绝不可能有误。是知《方湖诗钞》“呈张巽之观察”云云必为误题无疑。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是，汪辟疆称张晋芝所作赠诗为《题〈小奢摩馆集〉兼呈际虞明府》。此诗亦收录在张晋芝《横溪草堂诗钞》中，为《汪际虞邑侯以哲嗣笠云公子诗文见示作此赠之》(86)，诗题更详明地道出了题赠缘由。可知汪辟疆早年还曾有《小奢摩馆集》之作。如前所述，汪氏早年著作大都在战乱中流失，这使得探究诗集的面貌颇为困难。所幸，《诗话》的另一条内容，留下了可供追踪的线索：
壬子改步，鹓雏返申江，主《太平洋报》，文学益优美，骎骎追古作者矣。予最爱其《晓起》一绝云：“云天蒸蒸静欲枯，烟峦叠叠淡欲无。晓风乍动不知处，惊起一林青鹧鸪。”又《题小奢摩馆集》云：“扪舌犹存足自奇，袖中短草郁蛟螭。吾侪未死终成是，天下皆狂可语谁。直以性灵收片纸，颇宜风雨助淫思。尖叉斗韵心犹壮，起看残阳灭没时。”(1915年12月12日)
所引《晓起》诗，收在姚鹓雏以年次编订的《春尘集》中，后附小注：“在大学日，偶成此什，笠云、步曾酷相许勉，由是始刻意有所向往，存之以志友朋之益我”(《姚鹓雏文集 诗词卷》216)。笠云为汪辟疆的字，这段话显示出姚、汪二人在京师大学堂为同学时，关系便十分融洽，常以研讨诗艺为乐。《诗话》中提到的《题小奢摩馆集》一诗，《春尘集》亦有收录，只是另有题名，为《题汪笠云诗卷》；此诗又收录在汪氏《小奢摩馆脞录》“京洛题襟集”中，题名同样是《题汪笠云诗卷》，其中还提到“都昌胡雪抱赠诗题余诗卷”云云(《汪辟疆诗学论集》426)，由此可知所谓的“汪笠云诗卷”“诗卷”均是指《小奢摩馆集》。
从时间上来看，《春尘集》以年月相次，收录姚氏1911至1918年间诗作，《晓起》列于卷首，其后分别是《秋夜》《清明次笠云》《题汪笠云诗卷》《重五书感别宣南一周年矣》等几首。姚鹓雏在小注中已表明《晓起》作于大学期间，而1911年因武昌事起，京师学堂师生四散，姚氏也南归而去，故《晓起》只能作于1911年；“宣南”为北京的代称，《重五书感别宣南一周年矣》为离京一年之作，故应作于1912年。鉴于《清明次笠云》在《晓起》《秋夜》之后，此“清明”应为1912年的“清明”。由此可以推断，《题汪笠云诗卷》当成于1912年清明与端午节之间。
综上所述，可以推论出《小奢摩馆集》的大致情况。首先，汪辟疆在1912年间曾将所作诗歌编订成集，命名为《小奢摩馆集》，并提供给前辈、友人评阅。直到他服丧在家之时，此集依然存在。这也提醒我们汪氏现存早年诗作，最初可能就收录于此集。此外，汪辟疆在《小奢摩馆脞录》《读常见书斋小记》等不同场合，都提到自己学诗是从玉溪转向元祐诸家，而《诗话》中明确指出这一转向发生“在京师时”。又据张晋芝赠诗中的评价：“肯向曾几拜路尘，后山衣钵火传薪”“庐山面目凭君认，宗派西江第几人”(《横溪草堂诗钞》86)，可知此集正是他学宋诗的初期成果。
二、 《小奢摩馆诗话》与汪辟疆诗学体系的草创
汪辟疆既是民国古典诗坛名家，又是民国诗史的记录者与近代诗学的研究者。他不仅以现代意义上的学者身份撰写研究论著，同时也通过传统诗话、笔记的形式作近代诗的批评。在当下日益勃兴的近代诗学研究中，他既是原始文献与研究范式的提供者，也是创作与学术史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对其本人诗学体系的形成加以探索，无疑是很有必要的。针对汪辟疆诗学体系的形成，已有学者从外部渊源加以追溯，阐述其学说中包含的历史渊源与时代特征。而关于他本人是如何逐步构建起其诗学构架的，则尚未有充分的探讨。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民国古典诗学研究尚处于铺展羽翼阶段，还未来得及对个别研究对象作深入开掘，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制于材料的缺乏。《诗话》的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审读《诗话》，可以发现早在“小奢摩馆时期”，汪氏最突出的几个诗学史观念均已初具雏形。这些观念包括1.对清诗史的时期划分，2.对道咸以来诗歌的估价，3.以地域为标准划分诗坛流派，4.用“点将录”的形式评骘近代诗人，5.高度评价闽赣派诗人。以下我们逐一试作分析。
首先，其对清诗史基本的划分框架，及对道咸以来清诗的价值认定，在《诗话》中均已基本成熟。《近代诗派与地域》中，汪辟疆依据世局之别，将清代诗坛分为康雍、乾嘉、道咸三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及诗风特征。而相同的分期观念，早已表现在《诗话》10月28日条中：
诗学风气，往往随世运为变迁，康乾承平之际，阮亭、竹垞、归愚、简斋、西崖、太鸿诸老，摹山范水之作，多极其工丽。咸同之交，则又多变徵之音。迨光宣季世，万变纷扰，国是日非，一时诗人多幽忧危苦之辞，其思来无端，断如复断，乱如复乱，长吟三叹之余，而家国身世之感，隐然寓无穷之悲思，其诗视治平之声，感人尤特著，所谓开宝文章以涕泪胜者也。吾乡文道希学士亦尝云：“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伤离念乱，闻之怃然。
文字虽简练，但以世运角度划分清代诗坛的思路已十分清晰。略有差异的是未像后来那样分成三段，而是分成了康乾、咸同两段。但细读《近代诗派与地域》就会发现，论文中所划分的三段里，康雍、乾嘉这两段就诗风而言，都“无真确面目之可识”(《汪辟疆诗学论集》34)，实际上属于同一类，与咸同以后充满家国之感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换言之，“康雍”“乾嘉”两段不过是《诗话》中所言“康乾承平之际”的再细分而已，本质上并无区别。并且，《诗话》中所举康乾之际诗人代表中，王士禛、朱彝尊属于《近代诗派与地域》所列的康雍时期代表，其余诸人则为乾嘉期代表，是知其对康乾时期观察的对象亦无甚出入。而对于咸同时期，《近代诗派与地域》中的论述与《诗话》更加相似：
诗至道咸而遽变,其变也既与时代为因缘。然同光之初,海宇初平,而西陲之功未竟,大局粗定,而外侮之患方殷,文士诗人，痛定思痛，播诸声诗，非惟难返乾嘉，抑且逾于道咸。忆甲午中日战争后，吾乡文道羲学士常语先公曰：“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其言至痛。(《汪辟疆诗学论集》34)
均将“咸同之际”视为诗风转变的又一关纽，认为同光诗人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痛定思痛，“变徵之音”较道咸时期更进一层。就此亦可窥见他早年便已对光宣诗坛的时代价值有了深入的认识。不仅如此，连所引文廷式“生人之祸患，实词章之幸福”一语都完全相同。是知汪氏对清代诗坛的基本理解，实际上在小奢摩馆时期便已定型，后来不过是将其扩充为论著而已。过去认为汪辟疆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家潜心读古书，未有成绩可观，读《诗话》此段可知实未达一间。
其次，在《诗话》中，从地域角度划分近代诗坛流派，及以“英雄排座次”的形式评骘诗人的观念，虽尚未成熟，但这种思考也已有所表现：
祖宋祧唐为今日诗学风气，其初盖起咸同曾湘乡、祁春圃、郑子尹诸老。至同光时，闽县陈石遗与沈乙庵、郑苏戡诸公在武昌张文襄幕中互为倡和，至有目为同光体者。石遗诗于宋元祐诸贤，无所不学，硬语盘空，蹊径自辟。乙庵所学，在山谷、宛陵之间。苏戡初学韦、柳，继则致力临川、东坡，迹其所诣，五古真挚，有类孟东野、梅圣俞。七言近体，风格最高，于临川实绝肖。诸公皆近日宗宋之钜子也。他如拔可、秋岳、弢庵、涛园、简始、珍午，皆世所称为闽派。外此则樊山、实甫、尧生、壬秋、重伯、伯严、昀谷、确士、瘿公、刚甫，皆当世作者，或近唐音，或尚宋派，亦各有渊源所在，当以次论列之，亦当世得失之林也。(1915年10月30日)
末句宛然见出汪辟疆此时已有对近代诗坛排列座次的意图，这无疑是他日后撰写《点将录》的滥觞。而通过细致分析引文中提到的诗人及归纳方式，则可总结出他此时对诗坛的认识。以下结合《近代诗派与地域》及《点将录》中的分派、座次作一整理：
1. 开启祖宋祧唐之风者，为曾国藩、祁春圃、郑子尹。《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对此数人的评价是“以上诸家，皆为道咸间诗人，影响于同光诸家最大者也。”“同光间江西一派，与此同一渊源。”(《汪辟疆诗学论集》36)
2. 宗宋之巨子，为陈石遗、沈乙庵、郑苏戡。三人均属于闽赣派(《近代诗派与地域》)；陈、郑为诗坛头领，沈为诗坛中坚(《点将录》)。
3. 闽派： 李拔可、黄秋岳、陈弢庵、沈涛园、陈简始、张珍午。除陈昭常外，其余均入闽赣派(《近代诗派与地域》)；而陈宝琛为诗坛领袖(《点将录》)。
4. 唐音或宋派： 樊樊山、易实甫、赵尧生、王壬秋、曾重伯、陈伯严、杨昀谷、俞确士、罗瘿公、曾刚甫。上述诸人，列于陈伯严之前者属“唐音”，其中王闿运为旧诗坛头领，赵熙为西蜀派领袖(《点将录》)；余入湖湘派(《近代诗派与地域》)。陈伯严及其后诸人则为“宋派”，陈为诗坛首领(《点将录》)；余者均为闽赣派成员或诗风与闽赣派相近者。
上述诸点中，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诗人的分类方式。众所周知，《近代诗派与地域》中最受推崇的一点，就是开创性地以地域为标准划分近代诗坛。而在之前及同时代的议论中，诗派划分最主流、最经典的标准则是诗学宗尚。这段诗话中主要也是以“宗宋巨子”“唐音”“宋派”等诗学宗尚为标准来区分流派的，但同时也可见到“闽派”这样以地域归属为依据的提法。这正透露出此时的汪辟疆处在摆脱前人樊篱的过程当中，其观念虽仍处在诗学宗尚的范式之内，但已开始考虑地域性的元素。
其二，则是闽赣派诗人的突出地位。《诗话》中举为代表的人物，包括陈宝琛、沈葆桢、李拔可等，被明确称为“闽派”；而樊增祥以下诸人则较含糊地评为“当世作者，或近唐音，或尚宋派”。实际上，这些人物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除樊增祥、易顺鼎等唐音代表外，大抵都被归为“闽赣派”的领袖或中坚力量。其中俞明震、罗瘿公、曾刚甫虽不是典型的闽赣派，也被认为偏于闽赣系统。而在汪氏日后所撰《点将录》中，湖湘派16人，江左派23人，河北派18人，岭南派14人，西蜀派11人，闽赣派诗人则多达36人，不仅数量上占主导地位，且排位高者甚多，至少有四人被视为诗坛领袖。汪辟疆所推重的咸同以后诗人，鲜明地以闽赣派或亲近闽赣派者为主，这种倾向同样早已见于《诗话》当中，只是尚未提出“闽赣派”这一涵盖力更广的概念而已。
三、 《小奢摩馆诗话》所见佚诗与汪辟疆对陈衍、陈三立的评点
以上所论，足见汪辟疆在小奢摩馆时期已形成了他近代诗学的雏形，日后的学说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具体到汪氏《点将录》中对一些代表性诗人的评价，更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这最典型地表现在陈三立与陈衍二人的座次褒贬问题上。首先来看陈衍。汪辟疆对陈衍有所贬抑乃是学界公案，学者已有梳理。在《点将录》中，汪氏将陈衍拟为水浒座次中排第37位的地魁星朱武，不但远低于被评为诗坛都首领的陈三立、郑孝胥，甚至连三十六天罡都未能列入。这曾招致陈衍的极度不满，并多次表露于人前。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就记载：“[陈衍]谈《点将录》以散原为宋江，谓散原何足为宋江，几人学散原诗云云。言下有不满意”(夏承焘341)。
当然，汪辟疆的排座次颇有奥妙，在首举元老王闿运(晁盖)之后，论列了陈三立(宋江)、郑孝胥(卢俊义)、陈宝琛(吴用)、李瑞清(公孙胜)等几位天罡头领，紧接着便跳到了位列地煞首位的陈衍(朱武)，而后才再续评其他天罡星。这样一来，陈衍虽是地煞，但在《点将录》中的出场次序却是第六位，这或许也有着缓解陈衍尴尬处境的意图，但天罡高于地煞，是任何一个《水浒》读者都心知肚明的事情。汪辟疆后来在《点将录》所附章士钊《论诗绝句》后的注释，也表露出这一点：
石遗诗非极工，而论诗却有可听，自负甚至。余早年过于回子营郑叔进座上，谈及编《元诗纪事》甚悉。及甲戌来金陵，一日余与石遗登豁蒙楼煮茗，因从容询曰：“君于有清一代学人位置可方谁氏？”石遗曰：“其金风亭长乎？”时黄曾樾亦在座，因问余：“君撰《光宣点将录》，以陈先生配何头领？”石遗不待余置答，遽曰：“当为天罡耳！”余笑。石遗岂不知列彼为地煞星首座耶！殆恐余一口道破耳。(《汪辟疆诗学论集》72)
由陈衍“当为天罡耳”一句答语，正可见其心中天罡地位是高于地煞的，对自己在《点将录》中的排位显然感到不光彩。而汪辟疆最后的调侃则可谓谑而虐，同样见出他对陈衍的态度是相当的不恭敬。
但是，从《诗话》中我们却看到了青年汪辟疆的另一种态度。如前节所论，在《诗话》10月30日条中，他将陈衍、沈增植、郑孝胥评为宗宋巨子，陈衍高居首位。《点将录》中，他对陈衍诗作的评价虽是“诗非极工”，《诗话》中的评语却是“石遗诗于宋元祐诸贤，无所不学，硬语盘空，蹊径自辟”，褒贬之别也很明显。是知汪辟疆曾对陈衍颇为推重。
不仅如此，《诗话》中还透露出汪辟疆早年曾深受陈衍影响，其诗学转型也与陈衍有一定关联。学界一般认为，汪氏诗主学江西，兼采众家。然在《诗话》中，他对自己的学诗经历作过一番夫子自道：
余学诗凡三变，最初喜渭南，后嗜玉溪、飞卿，所为诗率出入于“三十六体”。在京师时，与林忏慧、姚鹓雏诸子相过从，又稍稍习闻石遗、太夷、琴南、弢庵诸先辈绪论，乃转入元祐诸贤一派。(1915年12月13日)
从中可知汪辟疆在入京前，曾偏重唐调，嗜好晚唐以李商隐等为代表的“三十六体”。而他转向江西派宋诗，乃是入京后受陈衍等人影响所致。汪辟疆于1909年入京，恰值京师诗坛的繁盛期，如陈衍《石遗室诗话》所叙：
都下诗人十余年来颇复萧寂。自余丁未入都，广雅相国入枢廷，樊山、实甫、芸子俱至，继而弢庵、苏堪、右衡、病山、梅庵、确士、子言先后至，计余居都门五年，相从为五七言诗者无虑数十人。(陈衍36)
“丁未”指1907年，是年3月陈衍入京，始任学部审定科主事，兼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居都门五年”即1907年至1912年，由其回忆可以想见这一时段京师诗坛名家荟萃，切磋频繁的盛况。而汪辟疆此时正好居于京师，得以与陈衍、郑海藏、姚鹓雏等人结识相交。他与陈衍的往来情形，也记录于《诗话》中：
壬子秋间，余遇于叔进太史席上，清谈竟日，皆学术源流及刻《元诗纪事》始末。先生时主讲太学经科，时与同学诸子为文酒之会，日事著述不辍。又喜为古文辞，与马通伯、林琴南、姚叔节相劘励，盖皆能本朴学以为文，与世之高谈秦汉、摹拟剽窃者异矣。(1915年12月13日)
“壬子”即陈衍居京的最后一年(1912年)，此时诗坛崇尚宋诗，如汪辟疆所言：“今则宋诗宗尚，举国皆是。”(《汪辟疆诗学论集》429)青年时的他久居都城，身处诗界潮流的前沿，又周游于大师名手之间，受到风气熏染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但在学诗路数上转入元祐一派，《诗话》中也将陈衍列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正是他在《点将录》注释中“余早年过于回子营郑叔进座上，谈及编《元诗纪事》甚悉”一句的详细脚注： 《点将录》中事过境迁后的那种平淡语调，在此时仍洋溢着激动崇敬之情，反映出青年汪氏对同光诗人不事空谈剽窃，以学问为创作之根底，“本朴学以为文”之风的共鸣。而这种感情随着他本人的学殖日厚、眼光日高，却不知何时渐渐消逝无踪了。
与陈衍地位的变化相比，汪辟疆对光宣诗坛另一位代表人物陈三立，则毕生推崇备至，无有间言。只要读过《点将录》便知，汪辟疆对陈氏评价极高，拟为及时雨宋江，评为诗坛都头领。他在《点将录》中给陈三立的赞诗尤其脍炙人口，在各种研究资料中被反复援引。其诗曰：
撑肠万卷饥犹餍，脱手千诗老更醇。双井风流谁得似，西江一脉此传薪。(《汪辟疆诗学论集》68)
引人注目的是，《诗话》12月9日条提供了此诗更为丰富的一种新面貌：
吾乡诗人，在清时殊少卓然成家者，苕生、兰雪亦复尔尔。若近人陈伯严所为诗，乃益光大，其美者几欲上夺元祐诸贤之席。[……]己酉间，尝闻先生侨居金陵蒋山，曾写寄一律云：“
可以看到，《点将录》中的评诗，正是引文中汪辟疆赠陈三立律诗的后四句。目前学界一般将《点将录》中的诗评部分视为绝句体，王培军在《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前言中即称：“论诗诗凡六十二首，自撰绝句五十七首，援引他人者五首”(13)。藉《诗话》可知，这四句诗歌倒确实是“截句”，但却不是独立成诗的绝句，而是从汪辟疆1909年所作律诗中截出来的半首。
这半首诗的意义相当重要，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汪辟疆对光宣诗坛的评论宗旨。留在《点将录》中的后半首，集中在对陈三立的文学成就上，称赞其学问渊博而诗风醇厚，能继承黄庭坚双井一脉诗风。而新发现的这前四句，却表现出迥然有异的评价取向。下面让我们先来对此作一笺释。
首联取意于宋代江西诗派名家陈师道。陈三立、陈师道二人不但诗学同宗，兼且同姓，故取以为巧譬，这也是传统诗学中用典的常格。第一句是说，人人都称誉陈师道(陈三立)之才名无双。而第二句“涤肾搜肝剧苦辛”，则是用陈师道《寇参军集序》之典：
[寇元弼]仕虽不达，而不以事经意，其于失得则轻。而亦好酒，无日不醉，，如与世士出奇作新，夸多而斗捷，以角一时之名者。与之久，则涣然解，超然悟，而后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遣意而遣事也。(733—734)
此语初看来只是在形容陈三立作诗勤苦，呕心沥血；但结合陈师道文字原意，却可以看到此典还包含着“醉翁之意不在酒”“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深层意涵。换言之，暗示陈三立苦心孤诣作诗，并非只是在“与世士出奇作新，夸多而斗捷，以角一时之名”，亦即获取文学上的名声而已。这在接下来的颔联中表现得更为显豁。众所周知，陈三立之父陈宝箴，乃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陈三立作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也曾壮志凌云，在维新事务中大显身手。而戊戌政变惨遭失败，庚子事变又接踵而来，国难家亡，令其心灰意冷，此后所作诗歌中就颇有愤世伤时之情，屡屡自命为“忘世”“袖手”，意示冷眼旁观、不问世事。“忘世”之语，如《山堂秋集赠何棠荪观察》：“雄心想逐衣冠尽，高咏刚忘世事艰”(陈三立167)。《题龚景张楚金爰拓本》：“考索啼号前，若忘世难酷”(672)。“袖手”之语，则见于《胡琴初寄示除日述怀四首次韵酬之》后半：
低徊功德三千牍，痛哭燕云十六州。人物渺然羞湛辈，腐儒袖手看横流。(陈三立540)
而此语更著名的出处，是写于1895年的《高观亭春望》：
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去尽水鳞鳞。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737)
此诗写作时间虽早，但闻名于世则是在1902年： 陈三立将这首诗写赠给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作《广诗中八贤歌》(收入《饮冰室诗话》)时，引述了末尾两句，一时脍炙人口，时人纷纷将“神州袖手人”当作陈三立的代表形象来加以歌咏，甚至认为这就是陈氏在戊戌之后的自号(李开军67—69)。汪诗“忘世何曾俚袖手”一句，正是对此而发。其中“俚”字不可解，疑为报刊误植，但全句的含义仍不难推见： 陈三立虽自称“忘世”“袖手”，但其实又何曾真的“忘世”，真的“袖手”？在眼见维新已不可为之后，他仍然积极投身于江西机器造纸公司、南浔铁路修筑等各种实业救国的建设中。此句正敏锐地点出陈三立虽满心激愤，对中央政治改革绝望，却依然难忘救世的复杂情怀。
下一句“移家未得且依人”，则应指1900年庚子难后，陈三立由南昌移家金陵一事(正是汪辟疆写赠此诗的缘起)。陈氏迁居金陵之初，未能觅得安定居所，只得赁居于狭窄简陋的珠宝廊，事业也陷入低谷。汪辟疆大约对此有所耳闻。但此句的真意，也不仅在区区人事而已。陈三立在移家一年后所作《庸庵同年赋诗见怀时眼中兵起先发袭击感而次韵答所寄》，就清晰点出“移家”背后的惨痛之情：
覆国迎千劫，移家续一年。饱扬鹰已怒，突出蚁相连。气夺扬尘道，冤攀掌梦天。弄戈对把笔，留命作痴颠。(632)
移家不但是真实生活中的漂泊，也是国难当头之际风雨飘摇的象征。虽然迁居到了金陵，却仍不免笼罩在时局困窘危急的阴云之下随波浮动，国家危亡，残存一命又于何处有立足之地呢？也只好姑且寄人篱下了吧。这既是汪辟疆对陈三立的劝慰之情，也是在对共同的家国命运表达深沉的同感共鸣。
合观此诗前后八句，汪辟疆对陈三立的评价立场，以及他何以对其如此崇敬有加，才能得到一个整体的认识。由此，再度回顾第二节所引10月28日条对咸同以至光宣诗人的判语，可以发现那不仅是对光宣诗坛的评价，也是对陈三立的评价。陈三立“辛丑以后，诗笔益排奡，源虽出于双井，而用字造句无一不从漆园、孟坚得来”，这初看只是对其文学渊源的探讨，然辛丑(1901年)正是陈氏国难移家的时刻！诗人经历患难而得大成，汪辟疆的近代诗坛观察，着眼点无时不在“诗”与“世变”的焦点之上，于此清晰可见。
汪辟疆对陈三立人格与诗学的双重敬仰，一直延续到了晚年。这与他1936年所撰的另一首长诗《忆昔一首呈散原丈》对看，即可了然：
忆昔谒公东湖隈，神定不慑山崔巍。临歧袖诗请纵斧，誉我颇近宣城梅。过情殿最知溢量，奉手叹息心疑猜。从兹一别渺江海，武林歇浦空溯洄。[……]觥觥群彦集京国，万口诗伯交相推。平生敬公独异撰，大节凛凛传九垓。中岁慷慨论国是，钩党挂籍心如灰。虞渊日坠悲顷刻，吾谋不用吁可咍。卅年坐废寄文字，用意真与造化该。世人那知痛至骨，流沫坐赏辞琼瑰。公今养性减吟咏，貌古不碍心如孩。后生一善常挂口，雕镂肝肾劳矜裁。如公用心古亦少，宜享大年推方来。(《汪辟疆诗学论集》511)
诗篇由追忆早年与陈三立的结交而转入对他的评价，评论的措辞与思路均与赠诗异曲同工。“雕镂肝肾”不言而喻也就是“涤肾搜肝”。中间“平生敬公独异撰”一段更是清楚点明他对陈三立敬重之由在于“大节凛凛”，正可作为“忘世”一联的脚注。而“卅年”“世人”两联，又呼应着“才名”一联： 世人只知你的才华可与陈师道相比，只赏识你搜索肾胃而作的诗文，然而文字只是你“坐废”后的寄托，谁又知道你真正的痛苦与生命价值所在呢！
在此一互文解读的基础上，还可以顺带检讨《点将录》中对陈三立的评语：
见一善，常挂口。退而视之无所有。江湖上，归恐后。阅世高谈辟户牖。(《汪辟疆诗学论集》68)
王培军据《忆昔一首呈散原丈》中“后生一善常挂口”一句，指出其意在赞扬陈三立不吝奖掖后进，甚是。但又认为“退而视之无所有”是说他“襟怀澹旷，无俗虑”(《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18)，则似尚可商榷。结合诗中“临歧袖诗请纵斧，誉我颇近宣城梅。过情殿最知溢量，奉手叹息心疑猜”数句来看，可知陈、汪二人初识之际，汪曾请其指教作诗，而陈对汪褒奖有加，许之为宣城梅(梅尧臣)。汪辟疆对此自然受宠若惊，一方面感激陈三立的溢美之词，一方面又心中不安，猜疑自己配不上如此高度的评价。既然“见一善，常挂口”意指陈三立对汪辟疆等后生的奖掖，那么顺理成章，“退而视之无所有”也应该是指这些诗坛晚辈的对应心理： 在受到前辈表扬后，初觉兴奋，但退下后自我省察，知道自己毕竟还并没有那么优秀。当然，这段话作为给陈三立的评价，汪辟疆把自己的心情也一并写了进去，似觉不伦。但这反而显出汪辟疆对陈的提携之德有着何等深刻的感激之情，以至于津津乐道，不能已于言。家国情怀、前辈风范，以及诗艺上的高超成就，正是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得汪辟疆对其毕生景仰，列为光宣诗坛领袖。
历来对同光体以及汪辟疆之近代诗学的研究，多着眼于抉发他在诗学内部的追求，而罕见关注其与时代巨变之互动。然汪辟疆之以“大节”论陈三立，也正见出其本人心胸之正大浩荡。执此以观《点将录》，屡屡可见，如林旭条评语谓“断头旭，血化碧”(《汪辟疆诗学论集》74)，陈宝琛条注称“弢庵太傅高风亮节，士林楷模”(70)，郑孝胥条斥其“自托殷顽，而不知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69)等，皆是其证。在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诗家学者也并非只是在谈风弄月、寻章摘句，在他们纵论诗艺的文人雅事背后，实有着深沉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恐怕也是今天的研究者所不应当忘却的吧。
① 民国时期另有《小奢摩室诗话》一种，为王钟麒所作，题名与汪作只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作品。
② 由上述的论述可知，汪辟疆以“小奢摩馆”命名的作品，至少有《小奢摩馆脞录》《小奢摩馆诗话》及《小奢摩馆集》三种。这些著述都集中作于1917年之前，故本文称之为“小奢摩馆时期”。
③ 如俞明震、罗瘿公、曾刚甫按地域分属“江左派”“岭南派”，但汪辟疆认为他们的诗与闽赣派更接近。称俞明震：“与闽赣派诗家，攻错较多……则又承同光风尚，与闽赣派沆瀣一气，非江左派所能孕举者也。”罗瘿公、曾习经则“以久居京国，与闽赣派诗人投分较深，思深旨远，质有其文，与岭南派风格迥乎异趣。”
④ 参考潘静如《陈衍与近代诗学史叙事范式的生成》，其于文中例举了易宗夔、刘龙光等人按宗学划分诗派的具体情形。
⑤ 王培军为《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所作前言，对汪辟疆贬抑陈衍的情况有专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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