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诗琪

引 言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科幻大师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出版小说《光明王》，其中首度出现“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一词，并将小说中的正义使者称为“加速主义者”。加速主义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孕生于20世纪初以马里内蒂(Marinetti)等人为代表的未来主义，在新世纪10年代左右兴起。尼尔·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合著的《加速主义宣言》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该文从政治权力与速度等方面来思考当代社会语境，认为加速主义已然对人类实现了深度的技术规训。此外，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和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思想家都对速度理论进行讨论，这对于当前的空间理论、技术批评和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作为速度批评的先驱理论家，维利里奥从战争的角度来考察竞速政治与时空演变的关系。实际上，竞速政治发端于军事战争，空间与时间的演化深受军事战争与技术的影响。有鉴于此，从战争的角度来思考竞速政治造就的时空演化现象便是本文进入维利里奥空间理论的恰切入口。

一、 速度与政治： 后勤学的空间生产

在其学术生涯早期，维利里奥创作了《地堡考古》《领土不安全》《速度与政治》等著作，这些作品论及军事后勤学、战时建筑、空间和政治等问题。维利里奥曾当过城市建筑学家，曾于1963年和法国建筑师克劳德·巴夯(Claude Parent)创办杂志《建筑原则》()，负责过“倾斜建筑”(obtique architecture)项目，旨在考察“二战”以来的都市建筑风貌。维利里奥发现，“二战”以来的建筑大多遵循欧几里得式建筑的直角、正交构型，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廊香教堂(Chapel of Ronchamp)和昌迪加尔(Chandigarh)等建筑最能体现直角、正交的立体几何原理，其实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逐利目的的功能主义。欧几里得式建筑体现着军事后勤学操控空间、实现资本主义效益的构想，如电梯等技术消除了空间远距离的位移障碍，从而引发灰色生态学的污染。据此，维利里奥提出与欧几里得建筑相异的倾斜建筑观念。倾斜建筑由复杂的拓扑结构组成，与欧几里得式建筑相反，通过设置障碍物来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到空间层面的行动上来。倾斜建筑是对权力的抵抗，所以维利里奥说道，“对于倾斜建筑而言，斜度的功能将消费者从他的中性中剥离出来，从他们中引诱出所谓的‘拒绝和排斥的状态’。含有障碍物(如曲线、坡道和不同程度倾斜的平面)的斜面居所与其说是为‘连根拔起的人’提供住所，不如说将他们抛向行动。”(Virilio， “After Architecture”33)秉承着居住循环原则的倾斜建筑不仅有效利用了地理，同时作为武器抵御着权力的入侵。实际上，维利里奥所述的倾斜建筑和碉堡、坦克一样，都是利用空间的布置来抵御敌人的围攻，在这个意义上，从战争的角度来思索空间后勤学就变得饶有趣味。通过技术史的考察，维利里奥发现战争对于空间后勤学的重大意义。战争作为一种权力范式不仅更改着空间地理，还通过技术来优化政治规训的后勤学布置。尽管早年的倾斜建筑项目给维利里奥带来空间与政治的灵感，但在五月风暴之后，他就从建筑学转向“竞速学”研究，并与巴夯决裂，他曾提及这一身份的转变：“我研究的关注点，已从地志学转向竞速学，如研究传输、传播与日俱增的速度是如何作用于地形使用的发展。”(Virilio，8)

　　然而竞速政治与空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在《速度与政治》中，维利里奥提出“竞速学”(dromology)概念，“竞速”取材于希腊语词根“dromo”，原义为“赛跑”“竞跑”，竞速学就具备比赛的意味。但维利里奥把速度视为存在的地基，速度具有本体论色彩，是社会生活和空间变化的根源，英国学者维蕾娜·安德玛特·康利(Verena Andermatt Conley)认为，维利里奥的速度“是空间—时间，也就是说，是一种环境”(Conley81)。故此，速度即为人存在的本体。在《速度与政治》中，他又提出“竞速政治”的概念“dromocracy”，该词由词根“dromo”和“cracy”构成，“cracy”意为“统治、政治或政体”，那么“dromocracy”就意为“竞速的政治”，这就涉及维利里奥理论中政治和速度之间的语义学联系。竞速政治通过技术更改着空间，速度作为一种权力范式主导着社会形态、技术乃至时空的演变。所以维利里奥在《速度与政治》中才谈道：“事实上，并没有‘工业革命’，只有‘政治革命’；没有民主，只有政治；没有战略，只有速度。”(Virilio，69)

　　思考维利里奥的空间理论须从战争出发，首先要追溯到军事空间，空间的改变缘于军事空间。维利里奥曾在《速度与政治》中提出过军事后勤学(military logistics)概念。在《地堡考古》中，维利里奥考察了从古至今作战武器的演变，从古代的军事武器到“二战”以来飞机卫星等技术的问世，赢得速度是战争获胜的关键因素，战争的本质就是赢得速度，维利里奥就此说道，“速度一直是猎手和士兵的优势和先机。竞跑和追逐是所有战况的重心。”(Virilio，19)正是武器技术的创新才能为战士在时间、空间上赢得优势，空间遥远的位移障碍正是透过技术的力量被迅速消除。故此，速度便是战争获胜的关键，也是根本的权力范式，速度即是一种政治，从古至今武器装备的进化缩小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对于战争胜利的追求致使竞速政治崛起，通过技术来提升作战效率，战争的较量成为速度的较量。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空间源自军事后勤学的布置逻辑，军事后勤学彰显出政治权力对于社会空间的规训，速度的暴政殖民了真实地理和人类本身，造成空间维度的异化。对于战争而言，谋划一场军事战争就要谋划战场，要提前考察战场实况，部署、安置战争武器，军事后勤学不仅铸就出军事空间，还施行着一种控制逻辑。落到当代都市空间这一实处，军事后勤学在城市当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对城市的规划、布置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规训。故而，战争的军事后勤学是城市中崛起的“后勤学现代性”(modernity of logistics)的先驱，也是人们居所空间变化的原因。显然，这里产生了空间政治学的问题，要赢得权力，首先就要在空间上做好后勤，不论是军事空间还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都市空间都印证着这个道理。军事空间的防御工事如修建城墙堡垒等体现着政治权力对于地理的操纵，人们的生活居所和城市空间也延续着军事后勤学的逻辑。在《地堡考古》中，维利里奥就如此谈及军事后勤学对于空间的意义：“军事地理是一种动态的地理，就好像军人的观点是一种看待世界的优先观点(privileged view)，这有利于指出，自16世纪以来，地理学的进展源自于许多欧洲战争”(Virilio，17)。概言之，军事战争是地理空间改变的根本原因，军事后勤学在筹备、部署、规划空间这一层面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空间是权力规训的后果，具有一种政治性症候，如剑桥大学学者伊恩·詹姆斯(Ian James)所言，“在此语境下，那些混凝土防御工事不只是作为为排斥一种特定军事威胁而设计的防御结构而出现(如此看来，盟军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可能经由海上来入侵)。它们还充当了军事空间因而也是政治空间被构想的方式的指示物。”(詹姆斯99)

　　维利里奥言及的空间是竞速政治加诸地理控制的结果，竞速政治竞争的显然是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来更好地配合军事后勤学规训城市地理和人类本身，最终造成空间收缩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的规训是通过技术对人的监禁所实现，即是以军事后勤学的空间布置逻辑来用技术规训人与空间，我们据此发现维利里奥的空间论述颇有一番福柯式意味。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述的空间既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基本条件，还是使权力亮相来控制人的重要手段。福柯的空间是一种分配的艺术，这种细化的分配不仅有效巩固了权力至下往上流动的结构，还在无形中构建出使人各安其位、循规蹈矩的规训制度，最能体现权力规训逻辑的要数现代监狱。在某种程度上，福柯所述的监狱是一种全面规训的空间装置，从身体、精神、行动等方面来对犯人进行改造，使犯人一方面投身于改过自新的悔悟当中，另一方面不断从纪律层面来规训犯人，使其臣服于资本主义有条不紊的纪律逻辑，从而生产出流水线式的机械性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福柯的空间规训是一种纪律的规训，通过使人臣服于精密布置的权力链条，来维护社会机器的运作。现代社会中的机构如学校、医院、工厂等施行的是监狱的空间规训逻辑，在全景敞视监狱的社会空间当中，人的一行一言、一举一动都能被“老大哥”恰切监察到，空间规训对于福柯来讲是一种纪律的规训，空间的监禁实际上是一种纪律对人的监禁。

　　维利里奥的军事后勤学实际上也表征着福柯式空间规训的意义。在《速度与政治》中，维利里奥提及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德·沃邦的防御工事，其发明的堡垒建筑以罗马建筑模式铸成，深刻体现着军事后勤学的规训逻辑： 消除偶然性，全方位的部署空间。现代都市依旧沿袭着这种防御工事的后勤学逻辑，最能体现沃邦堡垒建筑的要属城郊，巴尔扎克就曾如此描写巴黎的城郊，它是“毫无形式的中性空间(neutral space)，巴黎的每一种鄙陋与灾难都躲藏其中”(Virilio，34)。郊区本是一种过渡、意涵着禁止(interdiction)的中性区域，作为社会商品储蓄流通的仓库，来为城市中心输送物资，住在郊区的贫民是对城市构成威胁的不稳定因素，但正是他们围绕城市的寄居，为城市搭建出古代战争的地堡或护城河，城市的安全得以庇佑。实际上，维利里奥所述的现代社会的城郊分布现象遵循着军事后勤学对于空间的布置逻辑，这种逻辑即是通过驯化动物一般来驯化个体，从而实现领土的安全。

　　在某种程度上，维利里奥的后勤学空间规训和福柯的监狱式规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福柯和维利里奥都展现出权力驯化人的异化现象，但两位理论家的出发点大为不同，他们的论述主要存在以下差异。第一，驯化的手段不同，福柯的空间规训是纪律的规训；维利里奥所言的驯化是由竞速政治主导的技术驯化，是肆无忌惮发展的技术对人与空间的盘剥控制，其规训逻辑源自战争的军事后勤学。第二，权力流动的方向具有差异，在维利里奥的理论中，空间和人都是受动者，在竞速政治的驱动下遭受技术的殖民和军事后勤学的控制，空间是竞速政治规训的后果，故此，权力是从竞速政治通过技术指向人与空间；但在福柯的理论中，空间并非维利里奥所述的被动承担者，而是与权力交织在一起的主动进攻者，只有进入学校、疯人院和工厂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权力才能流动起来，才能通过纪律的规约来驯化群体。第三，空间驯化产生的效果不同，福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空间中潜滋暗长的权力规训如何改变群体的行为与精神；但维利里奥的后勤学空间理论具有以竞速政治为驱动的本体论意义，同时他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思考地理面貌的改变导致“消失的美学”等感知逻辑，造成“时空压缩”的现实后果，这些是福柯的空间理论未曾言及之处。

二、 消失的地理： 时间统治下的“后—城邦”

维利里奥所述的军事后勤学是空间发展的重要线索，从古希腊经由中世纪再到“二战”，竞速政治不仅驱动了技术的进步，还更改着战争形式以及人的时空感知。科技既塑形着空间的形态面貌，还推动着军事后勤学的规训逻辑。维利里奥后期从建筑学转向竞速学研究，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和阶级斗争对于社会转型已不再产生决定性意义，而相信以“流通”(circulation)和“停滞”(stasis)为标志的竞速政治才是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根本力量。故而，维利里奥从技术革命史来展开竞速政治与时空演变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进一步挖掘政治、空间和技术的关联意义，他后期转向视觉媒介研究。作为法国现象学大师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学生和一名倡导人格主义(personalism)的无政府基督徒，维利里奥的左派批评深刻关怀着当代社会技术统治下的人类命运，其理论视野离不开现象学关于时空经验的考察。

　　早期有关战争建筑的研究对维利里奥产生深刻影响，战争不仅改变了交战地理，还进一步推动技术发展，引发城市地理的形态变化。在以核武器威慑的总体和平(total peace)年代，战争的军事后勤学逻辑仍然无时不在地控制、影响着城市与人，最显著的是“二战”以来的知觉后勤学。知觉后勤学沿袭着军事后勤学的空间部署逻辑，深刻撼动着城市空间的根基，造成真实地理岌岌可危的事实。但知觉后勤学是如何产生的呢？维利里奥表示，自美国南北战争起，测绘地形图成为战争需要的作战工具，自那时起，有关图像、影像或视觉机器的需求便发轫起来(《战争与电影》20—21)。南北战争的军事测绘地图是之后视觉媒介兴起的重要线索。在“一战”就兴起了空中侦查的胶片摄影，从高空记录地表的影像工具不仅有效记载了战场实况，还更改着作战形态，打造出去现实化、通过影像生产人们知觉感受的作战方式。自此以后，视觉机器作为一种军事电影部，不仅刺激、煽动人们的情绪，还进一步铸就出产生欺蒙、兵不厌诈式功效的媒介奇观，以从人的心理上催生出或恐惧或激动或悲观的情绪，从而为赢得战争打下基础。以知觉后勤学为逻辑的视觉机器实实在在影响着人的情绪心理，成为一种功效堪比炸弹的新型武器，在《战争与电影》中维利里奥如此说道：

　　“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感知的后勤学当中，影像的补给变得等同于弹药一类军需品的补给，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为这种军事感知的后勤学发展好了前期的预备工作。一战奠定了一种新样的‘武器系统’，这一系统由战斗的运载工具与摄影机两相混合而构成，实乃经典的‘摄影移动车’的系统化。”(2)

　　自“一战”以来，战争形态发生显著改变，交战双方主要以光学对抗为主的光导武器和视觉机器来进行战斗，如强力激光、粒子炮、电磁波武器等，这种新型的光学武器能无所不在地对战争实况进行监测。显然，武器的技术创新更改着作战形态，也致使新的后勤学即知觉后勤学的崛起，自此以后，物质性的胜利让位于感知场域的非物质性的视觉媒介的胜利。以往的战争通过正面交锋来击溃对方，但视觉技术赋予了交战方全方位瞄准、扫视的能力，战争成为以视觉和声音为主的战争，如维利里奥所言，“因应于一种要照亮一切的意愿，影像与声音的战争取代了实物(飞弹，携带功力或强或弱的炸药物的载体……)的战争，它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把一切都提供出来以供观看，以供了解。”(10—11)

　　从战争的角度而言，视觉媒介的兴起也就不证自明，现代社会的视觉机器源自战争，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发轫于战争的军事后勤学。受知觉后勤学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孕生出视觉机器高歌猛进的现实，铸就出“临界空间”的境地，真实地理被虚拟的视觉媒介取代，一时之间，“后—城邦”(meta-city)遍布城市外表，远程资讯汇聚到当前，这不仅使得真实空间难以为继，还催生出物质世界濒临消失的现实。在《临界的空间》中，维利里奥就如此谈及这种转变：“在没有地平线的视角中，抵达城市的道路不再是大门，不再是凯旋门，而是一种电子收视系统”(Virilio，’11)。真实的物理距离让位于虚拟视觉机器所铸就的远程在场，真实空间的物质世界岌岌可危。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就后现代语境下的地理危机提出“创造性破坏”“空间修复”和“剥夺性积累”等概念。资本主义通过扩张资本生产、剥削的地理场域来不断构筑新的发展载体，通过扩张资本领土、铸就空间区隔来加剧贫富分化现象。在哈维看来，从福特主义到更加灵活积累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以来，资本主义显著发展的加速现象使得商品消费更快地进行(哈维355—356)，在全球化背景中，资本主义跨越地理和时间的障碍，从而形成远程通信的“地球村”，时空压缩现象成为人们势不可挡的新的时空经验(300)。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征服地理空间，如铁路网、电报、蒸汽轮船的发明极大克服了物理距离障碍，从而挑战了人们既有的时空经验及意义(328—330)。维利里奥和哈维都论述了时空压缩现象，但两者的差别在于，哈维所述的是由资本主义积累所致使的时空压缩现象，时空压缩服务于金融资本运作；而维利里奥则是从肇因于战争的竞速政治的角度来思考，维利里奥论及的战争似乎将哈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深层动因往前更推进了一步。

　　受到米歇尔·西弗尔(Michel Siffre)的“山洞实验”影响，自1968年与建筑学决裂以来，维利里奥开始将时间的范畴引入空间，思考权力范式的转型与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时空感知的演变。米歇尔·西弗尔的“山洞实验”旨在通过长时间居住于山洞以失去昼夜节律现象或传统意义上的时间观念，来探索有关时间—空间的新感觉体验。西弗尔的山洞实验进一步强化了人进入时间—空间的感觉形态。自此以后，维利里奥的竞速学研究便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形态中进行分析。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在《节奏分析的要素》(Elements of Rhythmanalysis)一文中阐发其赫赫有名的节奏理论。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实际上蕴藏着竞速学的意味，如社会节奏、生物节奏等都具有速度的意味，地理的变化总是与节奏或速度产生联系。这种节奏在戴维·哈维那里是金融资本克服地理障碍、铸就出实时同在的商品流通现象，在维利里奥那里便是战争武器技术在不断优化的进程中铸就的空间演变。在维利里奥看来，技术革命更改了人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观感”： 古代社会中，地理空间是竞速政治推崇备至的胜利标识；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视觉媒介兴起，权力已然从空间领域转向时间范畴，“光—时间”是当前社会新一轮的政治宗主，如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所言：“光速的远程政治在场造就了超越地方时间(不同时区)的万能(光速)世界时间。这个世界时间已经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而且也是同质性的即实政治生活在场，光速时间消解和战胜了空间。”(张一兵21)

　　在《丢失的维度》《解放的速度》《视觉机器》等著作中，维利里奥所述的“光—时间”铸就了虚拟的“后—城邦”，“后—城邦”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后—城邦”是由视觉媒介构筑而成的虚拟空间，人们处于远程通讯的实时在场中。在“后—城邦”中，视觉机器就是人们的生活环境(milieu)，这种环境是一种无地点、无时序的界面，它消解了真实的地理。其次，世界时间成为新的统治者，世界时间即是把一切汇聚到当前的曝光时间(overexposed time)，它破坏了真实时间的时序效果。古时的地方性时间是一种个人时间，记载着人们一朝一夕的生活轨迹，具有历史性意义；但世界时间颠覆了地方化时间的时序效果，时间不再是个体的时间，而是大众的时间，是一种普遍化当前在场的时间。这种时间经验在空间层面铸就出普遍化的失实症幻觉，深刻影响了人的时空感知经验，塑造出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的“历史短路”之感。在斯蒂格勒的理论中，向死而在的此在为了谋划自己的生存(斯蒂格勒，《爱比米修斯》218)，便通过外在的技术代具与此在产生耦合，这一技术(“什么”)与人(“谁”)交合的过程被称作“延异”(152—154)。在这种外在化的“延异”运动中，人通过技术代具确定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构筑自己的程序存在(255)。在某种程度上，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性是形如一体的，此在的时间性结构就是一种代具性，正是通过外在化的延异行动，此在的历史才被确定下来。但在视觉媒介兴起的当代社会，人向时间—空间的延异行动不复以往，在记忆工业化所铸就的实时事件场景中，当代人成为无历史时序性、无地理差异性的“无未来的一代”(250—251)。斯蒂格勒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事件化的时间物体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时间效应(斯蒂格勒，《迷失方向》138)，作为时间物体的视觉媒介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构建出实时同在的时间意识，消解了传统时间、或者说文字时代的历史性特征，人们在实时、事件化的非时间化和无外延的非区域化的条件下，领会到历史短路的迷惘之感(《迷失方向》137—140)。在某种程度上，斯蒂格勒和维利里奥对于媒介技术社会中的时空压缩现象的思考具有相似之处，他们也同样对媒介社会中“无未来的一代”表示深切隐忧。

　　但世界时间如何践行权力规训呢？实际上，视觉媒介仍然沿用的是军事后勤学逻辑，是一种知觉后勤学，通过布置虚拟的视觉图像，争夺人的注意力和时间、消除人的反思能力，从而控制个体的时空感知形式。视觉机器导致的注意力消退的现象被维利里奥称作为“失神癫”(picnolepsy)，失神状态主要发生在儿童时期，儿童的失神是指小孩跟不上成年人快速的生活节奏从而自在畅游于自我世界中，有学者如此谈及失神现象：“每个儿童在短暂的‘失神’之后，都可以轻松黏合断裂的时间，重新回忆、描画出连续的场景，仿佛‘失神’未发生过”(郑兴202)。儿童成为青年后，会失去小孩的失神状态，为了重构这种失神经验，便要通过技术义肢来搭建失神的体验。但维利里奥所说的成年人的“失神颠”具有负面效果，“失神癫”实际上表征着信息政治对于人的规训，媒介景观使大众臣服于视觉机器的摆置，从而将其导向“地形失忆症”的恍惚之中。

　　维利里奥极为关注“后—城邦”中人的时空感知经验，“后—城邦”不仅让真实世界濒于消失，还挤压着个体的生存空间，弱化人的交往行动能力，使人愈发陷入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述的孤立、封闭、无外展行动的内在性经验中，削弱个体的独异性(singularity)从而增强大众的同一性。美国媒介理论家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就谈论过这种身份趋同的现象： 电子媒介铸就的场景交叉现象整合了社会舞台与社会行为间的关系，导致人们社会身份和社会空间的融合重组，如男性与女性间社会场景及角色的融合(梅罗维茨216)，儿童与成人间边界的融合(255)，以及政治英雄和普通市民间阶级区隔的抹除(261—262)。视觉媒介不仅削弱了个体的差异性，铸就出愈发封闭、孤离的原子个体，还阻断了人参与社会情境的交往行为，助长出维利里奥所述的“尽可能少行动”的现实境况。在此语境下，南希所述的与他人同在的“存在—于—共通”的行动经验就不再可能。南希所述的共通体既非主体，亦非实体，而只是存在的述谓化“去存在”、即行动本身，这种行动建立在与他人沟通、交往和共显的现实情境中。共通体是一种发生，是实实在在的在时间、空间的延异行为中产生踪迹，是主体向界限处的外展，是非功效的朝外界的“向—在”行为。但维利里奥所述的媒介景观不仅阻断了人向地理与时间的延展现象，还削弱了人在情境中的主动行事能力，如美国富商霍华德·修斯(Howard Hughes)作为速度的化身便极端体验着速度暴政下时空收缩的异化状态：

　　很快地，他便只借由电话与这个世界沟通。就如夏多布里昂一样，他将他的悠远期望封锁于一个狭小空间之中。那些他想待在其中的房间都是极窄小与类似的，即使它们位于很遥远之处。他不仅因此抹除了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印象，(如同已成为世界纪录的空虚环圈)，而且每个地方都是他所可以预期的。窗户都被遮掩起来，阳光与不同风景的非预期影像都不应透进这些阴暗房间的内部。借由对所有不确定的消抹，休斯得以自认为无所不在，也什么地方都不在，在昨天也在明天，因为所有在空间与在天文时间的定位点都已被除去。(《消失的美学》104)

　　显然，视觉媒介不仅铸就出愈发孤立、隔绝和封闭的个体，还削弱了个体与他者沟通、交往的行动能力，属于个人的存在空间也日渐式微。

三、 身体与空间： 速度义肢与后人类“展望”

技术对于空间的殖民与规训嘱意着竞速政治的操纵，技术不单对军事后勤学提供助益力量，还造成人与其居所空间深受其害。由于竞速政治旨在服务于战争，其最终本质就是赢得速度，这种竞速学的追逐致使当今社会技术创新愈演愈烈，导致空间维度灰色生态学每况愈下的存在境况。经由19、20世纪两轮技术革命的更替，人们愈发陷入“尽可能少行动”的现实情境。尽管20世纪以来的传播技术已然达到“光—时间”的速度层次，导致临界的空间和临界的时间等现实局面，但竞速政治依旧试图实现速度效益的最大化，通过微型机器植入人体铸就人体地形学，用“身体后勤学”来快速把握机体信息，这便是维利里奥所言的第三轮技术革命即生物移植革命铸就的技术地形学。身体成为技术殖民的重要维度，也是竞速政治竞相效仿的最后界面。

　　维利里奥在《解放的速度》等著作中提出义肢性身体的境况，预示着后人类时代的人类身体与空间情境。未来技术的演进将以生物机体为目标，研发出“当即行动”的现实功能从而在速度上抢占先机。这不仅意涵着传统地理学已然失效，还昭示着人类现实世界的土崩瓦解。维利里奥指出，“最后的‘领土’，人类生理学就这样变成了微型通信机器的特许的实验地”(《解放的速度》73)。人的身体成为技术义肢的界面，微型机器以无痛无感的形式植入人体进行探测，如东京大学富士田教授所言，“工业已经制造出了微型处理器和必要的传感器，我们只要给它们加上手臂和腿就行了。”(64)我们能据此发现竞速政治以技术为依托，在不断扩展权力的同时日益摧毁着地理空间与人类本身。生物移植技术通过基因学和移植术等手段构筑“身体地形学”，让人体与机器结合，从而把握生命机体信息。这种“身体后勤学”仍然是竞速政治试图规训、掌控人类的方式，维利里奥如此说道：

　　这种微型机械施加作用时不仅是以著名的德尔加多医生的电极那样的方式，而是在这一次是以一种遥控的方式，像遥控器变换频道一样地变换一些生命功能，这些生命功能可以像酒精或迷幻剂一样‘唤醒死者’……这种镇静剂是生物技术的，它已不再仅仅是生物化学的，在这种镇静剂中，个体的行为心理生理学将永久地与即时信息的能力紧密联结在一起，而即时信息被装备了一套电子通道，它将延长神经系统的通道[……]。(68)

　　实际上，维利里奥对于身体的关注，脱离不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背景。梅洛-庞蒂所述的身体是人走向世界和存在的重要桥梁，主体只有通过身体才能打开知觉现象场，从而实现世界的还原，对于世界的知觉经验建立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身体作为一种中介对于主体领会世界的经验意义具有决定作用。然而，竞速政治不但削弱了时空的广延性，还通过移植技术来消解人类本身，使得人走向世界的外展行动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思考身体、空间与技术的辩证关系就尤为重要。维利里奥通过空间与竞速政治的考察，认识到技术对于身体、空间的损害，这种损害既剥夺了梅洛-庞蒂所言的作为知觉场的身体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还巩固了竞速政治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人与空间无休止的摆置。国内学者卓承芳就表示，现代技术具有两种阴谋，一方面通过技术来阻断梅洛-庞蒂所讲的身体与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视觉机器刺激身体来维持资本主义的运转(卓承芳68)。

　　移植技术将在日后取代传输、传播技术成为新一轮技术趋势，空间的压缩将进展至生物机体层面，发展为一种后人类境况。维利里奥表示，“‘内生’机械化将从这时开始取代这种‘外生’机械化的成就”(《解放的速度》68)。通过“尽可能少行动原则”(65)，人们“宁要外形，克隆体，而不要使您感到辛苦的、从字面上说是抱在手上的一个实质性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131)。微型机器移植技术的问世将彻底改变人的身体和生活方式，作为外延的义肢与人体无缝结合： 利用数据制服、电子内衣等，人便实现了技术与人的交合，从而达成人机合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维利里奥的论断预言出后人类的身体情境，同时也意涵着后人类理论学家如罗茜·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人的后人类“宣言”。布拉伊多蒂指出，“后人类关系的关键是把人类/动物相互关系视为彼此身份的构成要素。这是一种流变的或者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改变彼此的‘本质’，并将双方的中间立场凸显出来。这就是人类/非人类连续统一体的‘背景’”(《后人类》115)。故此，竞速政治不仅更改着地理空间，还意图占领人类身体，使人变做非人的义肢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变形虫寓言已然化作现实。

结 语

战争的“余韵”遍布于人类生活，竞速政治通过技术与军事后勤学不断改变地理空间和人的生活，竞速政治在战争的驱动下，经由传输、传播和生物移植的技术史，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来强化其权力结构，最终导致空间与人存在的日渐式微。维利里奥的竞速政治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人类生存及可能未来： 第一，军事后勤学对城市地理的控制既需从技术上不断加强交战能力，还需从空间维度驯化个体，一切空间和技术都发端于战争；第二，“二战”后视觉媒介兴起，“后—城邦”通过知觉后勤学来规训个体，导致时空压缩现象达至无以复加的程度，时间取代空间成为新的权力主导；第三，在后人类的境况下，身体成为技术地形学欲图控制的新领地，具有义肢性身体的人类将面临人与非人的撕裂情境，对于身体的操纵仍体现着竞速政治实现速度效益的权力欲望。显然，维利里奥竞速政治铸就的“消失的美学”意涵着人类生存的深刻危机，这对于我们思考媒介社会提供了富有启示性意义的颖见，但我们在欣赏维利里奥空间理论的创见性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其“存在即是不居住”的论断极具悲观色彩。事实上，这种“唯技术论”的悲观主义论断未曾将情景主义国际倡导的主体性作为考察范畴，情境主义者肯定人的主动交往和创造能力。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通过平等主义的歧义政治来解放观众主动观看、理解的能力，打破“单向性”个体的既定成见，使个体成为解放的、展开异质话语的生存论者。在这个意义上，维利里奥的空间理论就略显片面，他忽视了技术的“解药”作用，且低估了社会的革新能力和主体的能动性，如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言，在由数字资本构筑的帝国中，那些具有独异性和共同性的诸众将是抵抗数字资本入侵的革命力量，在诸众的肉身上，我们会迎来突围和曙光。

　　①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是20个世纪20年代设计领域的重要分支。功能主义主要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以追求居住的实用性和效益性，提升居住环境的使用功能。勒·柯布西耶是功能主义流派建筑的重要设计师，其建筑理论宣扬机械美学和倡导经济实用价值的设计主旨。

　　② 灰色生态学的污染是指空间层面位移收缩退化的危机(维利里奥74)。

　　③ 知觉后勤学的法语原文为“logistique de la perception”，“logistique”的希腊文为“logistikos”，意为“计算的科学”，后勤和前勤相对，主要指代战争当中为前勤供应物资等。知觉后勤学在“二战”时运用过，是通过视觉机器从感知层面给人们营造幻觉，从而赢得心理战的胜利。

　　④ 延异的法文原为“différer”，中译本将“différer”译为相关差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 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⑤ “失神癫”是维利里奥自创的术语，本义为在时间流逝过程中意识的走神(laspe)、恍惚和中断。维利里奥在这里运用失神癫是想表明，视觉机器分散了人的注意力，造成集体无意识的恍惚症。

　　⑥ 发生的法语词为“il y a eu lieu”，南希用该词是为了体现出存在的述动色彩和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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