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这一称谓，虽仅有百余年的时间，却有十足的历史意味。本文所理解的“华侨”，并不强调它的历史性，而是专注事实性，倾向于法律意义上的界定，即具有中国国籍的海外中国公民。据此，“华侨外语写作”，简言之，是中国本土(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公民使用外语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其代表性作家有陈季同、容闳、林语堂、熊式一、蒋彝、叶君健等。这一现象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语境，涵盖着语言、传播、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诸多问题。
语言的问题，历来是文学史书写的核心问题，具有极强的建构性。它的建构性体现在语言边界的位移，往往成为文学史重写不断开拓的标识，如白话文历史功能的强化与“新文学”话语的排除性，少数民族语言的纳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地理版图上的呈示，文言“正名”与旧体诗词的入史以及“白话”的再反思等。语言的国别问题，与前相较，虽然并不瞩目，但也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位列其中的问题。在对此问题的聚焦中，有一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主张文学史书写应突破语言的国界，把中国人在海外的外语写作，即华侨的外语写作，涵盖其中，如严家炎、坂井洋史、倪婷婷等人的相关论点。上述学者之于华侨外语写作应该入史的呼吁，以及对中国在与世界联动中的开创性思考，已在文学史重写的问题域中引起了一些关注。本文打算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下，重新思索文学史重写中的语言国别问题，继续呼吁华侨外语写作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域之中，进而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有机构成。
当前的世界局势风云多变，一方面“全球化”深入推进，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甚嚣尘上，让砥砺前行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充满了世界性的挑战和机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拥抱全球化，不只走向世界，更要融入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有效推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正是题中之义。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文学若想在海外传播中取得应有的实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跨语际、文化翻译等一系列跨文化传播“中枢”将在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中触发不可避免的世界性问题。对此，极具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史重写传统，自然要肩负起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时代担当，着手思索如何在“再”重写中应对文学、文化的世界性问题，而语言的国别问题，正是其中之一。
以往文学史重写对语言问题的反思，如“文白”之争、世界语、拉丁化、大众语等，还是停留于汉语维度上的探索。之后，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突破了语言的族群维度，用“中文”替代“汉语”的表述，凸显了语言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中华性”。本文继续主张语言的国别性开拓，将华侨外语写作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版图之中。如此将一方面强化、传承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重写传统的国家意识、统一意识，另一方面在“中华性”的基础上则彰显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语言的国别性开拓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轨迹中，还原出一条“东学西渐”的现代性脉络，而对其的探究、厘定和阐述，不仅将揭示出“语种中心论”的文学史书写之于世界性传播意识的匮乏，也将烛照出华侨外语写作所提供的“海外”视角之于文学史“再”重写的必要性。
一、 本土“世界性”与世界性“还原”的召唤
作为文学史重写的重要学者，陈思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学史“再”重写。在众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中，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说对本文的启发甚大。所谓“世界性因素”说，是陈思和在正视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与世界关联的再思索。其核心主旨大致是：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受到了外来文学文化的影响，但并非被动“回应”，而是主动接受，自身便含有“世界性因素”，并以自身特色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因此理应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由此，陈思和反对预设世界文学样板的比较研究，而主张把“比较”从方法论提升到本体论和在比较中“呈示”的比较研究，并以此探究“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性因素’中形成与世界的对话机制，是如何构筑起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陈思和，《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思考与探索》12)。“世界性因素”说的启示主要在于，由于“中国在20世纪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型的国家，它越来越积极地加入了与世界各国的对话，自然而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11)，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存在。随着鸦片战争爆发，西方闯入，传统的天下观开始瓦解，并逐渐被赋予以“睁眼看世界”为起点的世界性视野和世界文学观念，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如同顾彬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从前并不属于世界文学，因为它作为天下的文学自身就是世界文学。只有当帝国的这种自我意识遭到了彻底质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典开始被重估时，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的决定性阶段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而开始。”(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3)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被强行打开”，令中国传统的天下文学观在走向世界文学过程之中发生了决定性的“断裂”。当然，这个“断裂”虽说是突发的，但也是渐变的，而在顾彬看来，总理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的创设正具有这种标志性的历史发生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顾彬认为中国的现代是“因翻译而生的现代”(4)。可见，中国现代性离不开与西方的遭遇，也因此自然带有世界性因素。但问题是，这种“自然而然”的世界性，是否能让中国处于与世界平等对话的位置，或与世界对话的平等机制与平台是否也会“自然而然”地存在？
对此，周宁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系列研究中，实质上已给出了悲观性的解答(1—9)。虽然一些学者表示出了某种主体性的乐观，如宋剑华的“化西说”(12—16)，但从现有的“翻译现代性”和“西学东渐”思潮来看，这种作为接受者的主体性，依然不乏被动，不妨将之称为“客体主体性”。这一命名既有历史观照又有现实依据： 所谓“客体”旨在强化中弱西强的历史格局，又呼应无法消解中西二元对立而只好搁置的现实策略，以凸显在主体性思考与建构过程中，那个作为“大他者”的无法忽视的“西方”存在(周宁 张春晓3)；所谓“主体性”意在强化学习者、接受者的智慧，尤其是自觉式、反抗式、化西式的对中西二元对立、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式自我建构。在这种客体主体性的历史确认中，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缘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惯性，在“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等理论的揭示下，依然是世界运行的主要逻辑，特别是在近期“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抬头，甚至“隐匿”的种族歧视、文明冲突论等思想又开始堂而皇之的现实情境下，将长期是“平等对话”的客观障碍。面对如此严峻的世界局势，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的“东弱西强”“二元对立”等逻辑，不仅不应该被弱化，还应该在“平等对话”的美好追求中被“呈示”而出，并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反思。不然，单方面的“弱化”，不仅有掩耳盗铃的风险，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强化”了二元对立。但也正因为此，陈思和的“对话平等”的世界性机制与平台，这一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理想模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
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说，除了构筑平等对话的世界性机制与平台，还强调自主再造后的世界性“还原”，即“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正是要在心理上驱除这一先验的样板，每一种接受体经过主体的创造而再生的世界性因素，再还原到世界性谱系中去的话，都将是以新的面貌来丰富谱系的内涵，而不是多一个延续者或变种”(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32)。本文认为，世界性“还原”有可能是构建中外文学文化新型交流关系的关键性环节。只不过可惜的是，它在“世界性因素”体系的建构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如若中国的“世界性”无法“还原”到世界性之中，被世界民众所认识和理解，那也只能是本土的、单向度的“世界性”。
自从鸦片战争“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人与西方的主动接触大概有两种形式，即间接地文本翻译西方与面对面地亲历西方。从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历经严复、林纾的晚清文言意译，胡适、周作人、茅盾等的五四白话直译，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翻译热”，翻译成为中国与世界关联的主要形式；同文馆建立之后，从斌春等官方出访、王韬等民间游历、容闳等留学、康梁等流亡到蔚然成风的留学潮、移民潮，中国人开始面对面地认识西方。无论是“翻译西方”还是“亲历西方”，所产生的历史效果都是译介西方、体验西方、学习西方。“翻译”自不必说，本身即含有接受性，而“亲历西方”，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西方体验，仍然以文本的形式“翻译”给更多的中国人。或者说，二者在“文化翻译”上是一致的，都是要面向中国、接受西方，于是就汇成了影响极大的“西学东渐”思潮，直接开启了中国现代求索之途。这也是顾彬、王德威、陈思和、刘禾等学者所谓“翻译现代性”，或者说是“晚清‘西学东渐’思潮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生起点”(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几个问题》152)之类观点的重要事实依据。当然在这个“翻译”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为我所用”“拿来主义”呈现出了强劲的主体性，特别是在西方与传统的契合上，甚至表现出了开创性，但这种主体性仍然是接受上的、客体层面的，并不改变中国现代性的“他源”缘起。这也是本文所强调的中国在与世界的联动中所处的客体主体性的历史情境。简言之，正是由于在翻译接受中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性、积极性，中华民族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在民族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客体主体性，并不是完全的主体性，并因此带来了巨大的现代性困境。对此，陈思和对相关观点的反思，值得再思：
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15)
从中我们可以体认到，所谓的“翻译现代性”“西学东渐”只会强化中国人客体主体性的历史位置，进而很难创造出自己的中国意义上的现代性。沿着这样的现代性路径，我们也只能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与古代传统“断裂”后的“新生”，却难以在空间维度上完成与西方世界“断裂”后的“新生”。若不是在传统和西方两个维度上实现“新生”，民族性又何以再造？独特性又何以彰显？从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很长时间内现代性的标准，甚至世界性的标准，说到底仍是西方人自己所理解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亟须破除的客体主体性的现代性困境，而世界性“还原”观点的提出，正是一种破除的途径尝试。
就目前文学史重写的现状来看，学界所理解和实践的世界性“还原”还是一种语言内的“还原”。在有关“旅外文学”的理解中，陈思和虽将新移民的华文写作纳入“中国”之内，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分支，却将华侨华人的外语文学排除在“中国”之外，固守语言的纯粹性。对此，他的解释是：“在我的表述里，我有意排除了能够用英语创作并且已经获得了一定市场效应的旅外作家，如哈金。文学创作使用什么语言，可能在其他国家不成问题，从欧洲、非洲、拉美国家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作家也可能用英语创作而获得成功，在中国20世纪旅外作家中，如程抱一、盛澄、黎锦扬等都是在国外用外文发表文学创作，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外语创作是属于中国文学的部分。”(陈思和，《旅外华语文学之我见——兼答徐学清的商榷》7)由此可见，如何处理语言与文学史格局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仍是一个难题，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语言”的坚守与排除，与其世界性“还原”所要求的跨语际是否存在有待调和的冲突呢？
这样看来，文学史重写所建构的“世界性”与走出现代性困境，或者世界性“还原”所召唤的“世界性”并不一致。简言之，前者的世界性是本土的、语种的“世界性”，而后者则是跨语际、走进西方、海外的“世界性”。当然这两种“世界性”都有必要，二者虽有冲突，却不对立，有很大的整合空间。但就破除现代性困境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跨语际的“世界性”。对此，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有着建设性的理论探索。
“文化自觉”说很好地回答了在强势、霸道的西方性面前，在全球化的世界性进程中，我们的民族性、独特性如何建构，又如何走进世界的问题；概述而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22)。但现实是，迄今为止，这还只是一个正处于努力中的理想的中国方案。要实现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首要的是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自己。费孝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曾强调过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22)。在这个艰巨的过程中，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已经充分认识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的重大意义。以此来看，“文学史重写”也是一个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文学史书写传统、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自觉”的过程。可是在如何对待华侨外语写作的问题上，文学史重写的语言排除姿态，在对“何为中国”的认知上，有些模糊，而若非有“自知之明”的基础，又如何实现“美美与共”？
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实际上有重要的逻辑前提，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人之美”暗含双向性，指的就是“互为主客”，是一种面向他者的美，尊重差异的美，是建立在自我之美，即“各美其美”基础上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美。但就目前的中外交流情况来看，“美人之美”还是以我们发现他者的美为主，而在让他者发现我们的美这方面，我们的文学史重写做得的确还不够。比如，始于19世纪末，以陈季同的法语写作为代表的华侨外语写作，早已开创出“各美其美”的另一维度： 让西方、世界他者发现、承认中国的美，并努力将中国“还原”到世界之中，用外语创作积极建构面向他者的中国世界性，但可惜的是，这一写作现象一直处于历史的疏忽之中，游移在文学史重写的场域之外。
二、 “完备”中国的必要性与海外“世界性”
与“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作家被迫的异国语言书写相比，实际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存有中国人主动的外语写作现象。对此，目前文学史重写鲜有涉及。这个写作现象，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两类，即本土外语写作与海外外语写作。本土外语写作，指的是中国作家在本土的外语写作，既包括在大陆的，如胡适、陈衡哲、朱湘、温源宁、邵洵美、杨刚、吴经熊等的外语写作，在港澳台地区，如“日据”时期杨奎、赖和等人的外语写作，也涵盖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密勒氏评论报》《中国评论周报》《天下月刊》等外文报刊上的一些中国作家的外语作品。对此，倪婷婷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的归属问题》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
海外外语写作指的是中国作家在本土之外(海外)的外语写作，也可称为华侨外语写作，如陈季同的法语作品《黄衫客传奇》等、容闳的英语回忆录《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林语堂的英语作品《京华烟云》等、熊式一的英语作品《王宝川》等、蒋彝的英语作品“哑行者”系列游记等、陶晶孙的日语随笔集《给日本的遗书》、周作人的日语作品《对于小孩的祈祷》《西山小品》等、凌叔华的英语小说《古韵》、叶君健的英语小说《山村》等。
在这个简单的分类中，有一些关键词需要进行界定。本文一直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外语文学、“中国”作家的外语写作，而这个“中国”，对应的是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所承认的“中国”，是文学史重写传统所孜孜以求的“中国”。这个“中国”，侧重于政治性、法律性、主权性实体，而在这个前提下，是否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判断标准，最为客观的依据为创作主体是否具有中国国籍，是否是中国公民。即便如此界定，“多义”的中国情境依然难以避免，却不是现实层面上的，而是历史语境下的“多义”。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向世界宣布，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以此为界，这带来了以国籍为判定标准的中国人的政治和法律认同问题，引起了海外中国人由“华侨”向“华人”的转变现象。1955年之前的海外外语写作，由于无论是晚清的《国籍条例》，北洋政府的《国籍法》及《修正国际法》，还是南京政府的《国籍法》，都承认双重国籍，那么海外的中国人不管是否加入所在国国籍，实际上都是中国的侨民，都是中国公民，也就不存在国籍的分歧，都应是中国人的外语写作，如容闳，他虽然加入过美国国籍，但由于晚清政府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他理所当然是中国公民；之后的海外外语写作，就要以国籍为界： 保留中国国籍的则是华侨，他们的外语作品应归属于中国文学，而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便是华人，其外语作品则不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如蒋彝，他1955年加入英国国籍，那么他在1955年之后的作品就不再是中国文学。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所指的“本土”与“海外”的区分，仅仅指国家疆界、国别意义上的地理性区分，并消解那种中心与边缘、内与外、主流与附庸的权力色彩和意味。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作出如此细致的界定，一是缘于文学史重写与“何为中国”的历史关联及其脉络，特别是统一意识所彰显的必要性；另一个是中国与世界关联，特别是面向他者层面上的世界性关联所提出的“以何中国”的紧迫性。
众所周知，文学史的出现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严家炎、陈思和、杨义等史家们在文学史重写中有着一贯的政治性诉求，即建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现代性国家，而史家们对文学史重写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对“中国”认知的持续更新，都与此初心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严家炎便开始质问文学史书写的“名实不符”(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谈之一》25)，是因为已有的文学史书写中的“中国”，正如其表述所示那样，并不是历史意义上完备的中国，而是呈示出种种残缺的“中国”。可以说，之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起、“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全史意识”的尝试、对现代开端的聚焦及其不断追溯等，都是用文学的形式建构一个真实的“历史”中国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努力，并不只始于20世纪80年代，也不限于文学一隅，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悠远的民族血脉。在“全史意识”的书写实践中，杨义详细阐述了闻一多《七子之歌》的历史背景与政治寓意，并认为：“两岸四地的政治文化格局之所以有大价值，全在于有如此精诚不灭的国魂、国脉相贯通。”(杨义9)事实上，从最初严家炎对少数民族、旧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国民党御用文学、资产阶级文学等“不讲”“讲得少”的诘问，到陈思和“文学史重写”诸多问题的提出(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100)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七子归来”所隐喻与象征的祖国统一的文学、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心愿。就现有的文学史书写来看，自觉传承坚守批判反思传统，不断呼应上述诘问、持续解决上述问题，力争建构一个“完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史不断重写的历史轨迹，而具体呈示为港澳台文学入史、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通俗文学入史、文言文入史等。在这个“完备”认知的层面上，文学史重写应该对中国人的外语写作，特别是华侨外语写作有一个正视和积极的态度，正如倪婷婷所言：“中国现当代一些作家虽然用外语创作，但他们的作品明显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心理的惯性，这些中国式的感性因素与他们使用的异国语言之间构成了紧张的关系，也因此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想象形态，拓展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边界。因此，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立场上，将这些作家作品拒之门外，大声说‘不’，似乎是在捍卫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文语境的纯粹性，但这却是以某种历史感、文化感、审美感的丧失为代价的，是一种为图省事而快刀斩乱麻式的粗暴武断的做法。”(倪婷婷99)这种积极接纳，而不是“大声说‘不’”的历史姿态，是文学史重写传统一直以来所秉承的多元共生精神的内在召唤，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在世界性的呈示。
实际上，自陈季同的法语写作在欧洲兴起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路径就不再只是“西学东渐”，还有“东学西渐”的维度，甚至可以说共时存有双向的翻译现代性(池雷鸣115—125)。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具有自然而然的“本土”世界性，也同时存有自然而然的“海外”世界性，且这个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海外”世界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陈思和意义上的“世界性”还原，进而担负起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代使命。可惜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传播意识的匮乏，陈季同等人的外语写作，虽已被少数学者所关注，但尚未纳入文学史重写的反思与批判维度之中。也就意味着，华侨外语文学的世界性和传播性价值依旧有待于深入挖掘与全面阐述。
三、 文学史“再”重写与“传播”中国
纵览中西文化交流史，尽管丝绸之路在很早的时期就已开辟，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很深远，儒家、道家思想在西方也有深入的传播与影响，但“东学西渐”，严格说来是由西方人(如商人、传教士等)主动接受完成的，而相应地，可以说，一直以来，中国人主动传播的意识是极其匮乏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匮乏中，陈季同、辜鸿铭、容闳、熊式一、蒋彝、林语堂、叶君健、萧乾、凌叔华等中国人外语写作的存在与不断地被发现，将有可能建构一个新的中国现代性，进而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应有的历史启示，甚至新的发展路径。但从目前的文学史书写来看，由于史家传播意识的匮乏，这将是一个艰巨却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再”重写历程。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下，费孝通在“文化自觉”的理论建构中特别提出和强调的“自知之明”，有着特别的启示。在如此自觉地自我审视与建构中，我们不禁要问，在海外传播或世界性“还原”中，我们要传播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怎样建构一个“传播”中国？这个问题看似没有再说再论的必要，但在西方学者将吴浊流纳入日本文学史的“海外”认知中(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35)，将语言政治化而否定创作主体“中国性”的强烈对照下，它是如此鲜明而富有意味。为什么在本土语境中，在文学史重写的知识体系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在“海外”视角，甚至世界语境中，就成了问题？本文认为，首要的是我们缺乏真正的世界性意识、视野与思维，因而只能由本土语境和视角去看待问题，而忽视“海外”的眼光与思维。这种“忽视”只在本土传承的层面，似乎问题不大，但一旦有了世界性“还原”的自觉性，开始期待他者的“美人之美”，进而在平等对话中合作构建“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不得不说，现有的文学史重写对于“世界性”因素的理解，还是侧重于本土语境之中，而缺乏“美人之美”的双向性思维，进而匮乏主动“还原”的传播意识，也就难以具备真正的世界性视野。就此，近年来“海外传播”领域方面的研究已揭示出我们这种主动传播意识的匮乏。一直以来，面对西方文化、世界文学，尽管我们具有化西式的自主性，但其前提离不开接受者的位置和学习的姿态。这当然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在与“闭关锁国”相较的情形下，但物极必反，也造成了重借鉴而少传播的被动性局面，正如张清华所言：“在又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只重视对外来文学的借鉴，而很少、也很羞于向别人介绍和推销我们自己。”(张清华43)在接受与借鉴的过程中，翻译的作用与贡献不可谓不大，就此顾彬、王德威等人所谓“翻译现代性”的说法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这也造成了被王宁所称的“中国的翻译界的一大失误”，即“要想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得通过翻译来了解世界，而不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王宁，《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5)。关于这种传播意识匮乏的历史局限性，一些学者虽然已开始重视、反思，甚至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但从具体实践来看，仍然存有认知不足、反思不够之处，特别是对这种匮乏在中国与世界性关联中所造成的阻碍和困局的思考，还有待深入。
自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事业，特别是当代文学的传播蓬勃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效应、《三体》等科幻小说、网络小说“海外热”等，但也遭遇了一系列瓶颈和困难，如对中国当代小说在北美、英语世界的传播中，王侃便总结出制度化的语言过滤、意识形态选择和文学价值偏见三大阻力(王侃166—170)。这些“阻力”确实存在，且随着海外传播的力度和广度的加大，它们的能量可能也会随之增长。前文一直强调要客观认识我们在世界性面前的客体主体性位置，而不是单方面弱化想象二元对立的消失，也正是有感于这种海外传播“阻力”的客观情境。这种“阻力”的世界性景象，实际上并不是随着海外传播的开始才存在的，而是一直存在于鸦片战争后的中西交流中，只不过由于传播意识的匮乏，导致我们视而不见，或难以认知。不得不说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文学若想改变客体主体性的历史位置，以具有创造力的“中国性”走进世界，就不得不要依赖于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互动，而此处的交流，不再是那种被动的交流，而是积极主动的双向翻译的互动： 不只是翻译世界，还能面向世界翻译中国。可惜的是，如今很多中国作家还是只能在被动中了解世界文学。
有感于中国作家的被动性，曾经声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顾彬，为中国文学走进世界开出了一剂药：“若中国真正要在文学上具有世界势力，如她最近已经宣布的那样，她还需要走一条漫长的路，去重新学习鲁迅一度说的，那就是中国作家必须通过外语和外语文学丰富他们自身。”(顾彬，《语言的重要性——本土语言如何涉及世界文学》19)可能顾彬的药依旧很苦，且有过量的风险，但确实指出了传播意识的匮乏会限制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如陈季同、容闳、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所体验到的那类跨语际的世界体验，进而降低我们面向世界的能力。虽然顾彬所提出的跨语际能力，并不意味着真的就具有传播意识，如“五四”作家虽能够体验跨语际世界，却也匮乏海外传播的意识，但正如王宁所指出的，“不经过翻译的作品是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杰作的”(王宁，《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17)，跨语际体验确实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内在要求。然而，此处强调跨语际能力和体验，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够用外语写作，都直接有外语作品，或者说亲自翻译和介绍自己的作品，而是想指出世界性的双向性： 不仅中国要在“世界中”联动，而且世界也要在“中国中”联动。即便双向联动要通过翻译来实现，那也是双向翻译，而不是一味的单向度翻译。对如此双向翻译的认识，其实很早就已开始。在曾朴的转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季同在19世纪末就已较为全面地指出：“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主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然要实现这两种主意的总关键，却全在乎多读他们的书。”(曾朴809)陈季同这种“参加世界的文学”愿景，自然是“世界”的，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而从其参与途径来看，无论是“译进”，还是“译出”，他始终从两个向度来理解中国与世界的联动，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与歧视，视为“隔膜”与“误会”的结果，虽不具备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式的后见之明，但已经具有了陈思和意义上的“还原”自觉性与当下海外传播意义上的宣传意识。遗憾的是，就目前来看，陈季同这种双向翻译的传播意识，虽然得到严家炎、金理等学者的关注与高度评价，但在文学史重写中，依然处于边缘的境地之中。
就本文所见，文学史“重写”应该从两个维度进行反思与批判。其一，陈思和的“殖民地文学”的理论视角(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几个问题》152—161)，给出了一个“本土”方案。“殖民地文学”缓和了一个以往不曾被注意，或者不好处理的语言民族性与殖民性的冲突。白话与文言、少数民族与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等文学史书写中的语言问题，其实在历史性的民族多样性中，或者说在历史的本位处原本就是多元一体的，但中文与殖民地语言之间的冲突，与前者相比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因为民族性与殖民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死结得以妥善解决，彰显了“殖民地文学”的历史意义： 是“常态的时间性”让民族性消融了国别性，是版图完整的“统一”的中国消弭了殖民性，并通过接纳外语文学，建构了一个更具开放与包容的“文学”中国。可惜的是，目前这个“中国”只能接纳国家疆界内的中国人的外语文学，而疆界之外的，在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国人，即华侨的外语写作，将继续游离于“中国”之外。于是，正视和发掘华侨外语写作，将为“重写”带来重要的“海外”视角。
其二，实际上，“海外”视角在文学史书写中并不鲜见，如对各个时期留学生文学的梳理，将白先勇、张翎等海外作家作品纳入文学史视野等，但由于语种的束缚和传播意识的匮乏，华侨外语写作几近游移在外，也正是在这个“海外”缺失的历史情境下，严家炎之于陈季同法语作品的历史发现和认知的时代意义得以彰显。
对于用外文书写的中国作家是否接纳？像陈季同这样的中国作家，因为有16年时间生活在法国，他不是用汉语而是用法文写了反映中国生活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欧洲产生了影响，能不能进入中国文学史?我们同样给予肯定的回答。(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8)
在严家炎之于华侨外语文学能否入史的“肯定的回答”中，他实际上也给出了“何为中国”的回答。严家炎意义上的“中国”，不仅是国家疆界间地理上的跨界，更是一次对地理版图意义上中国的超越；不仅是由“本土”向“海外”的地理性辐射，还是“本土”与“海外”并存的空间性拓展；它所呈示的，不只是“世界”中的民族性中国，还是面向全球的世界性中国。这个“中国”是由陈季同等华侨外语写作所蕴含的跨语际跨文化的传播性所内在规定的。
陈季同此类双向性的现代传播意识何以生成，本文大致将其归纳为时代语境、个体担当和认知资源三个因素。一是，18世纪以来，西方人的中国想象，或中西方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扭曲的，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呈示出文化的、种族的歧视性，且这类想象和形象塑造一直延续至今，这是陈季同等大多数华侨外语写作的时代语境。二是，有感于上述的中国“失真”及歧视性屈辱，如李华川所言，陈季同有一种“愤懑的情绪”(李华川64)，不得不言，可谓是“发愤著书”，而其在写作中所思考和实践的是如何面向他者，向他者表述自我的问题，即如何在西方语境中重塑中国形象的问题，如其所言，“面对专横的欧洲人对我们古老制度和习俗的蔑视(我在这里要撇开那些从来只是制造误解和分歧的政治事务)，难道我还不能自卫吗？难道我还不能试图破除偏见吗？事实上，这正是我努力实现的目标”(陈季同2)，这是个体的时代担当。三是，与王韬等西方游历者相比，精通法语、有着16年欧洲生活体验的陈季同，对西方的认知相对较为全面和深入，这为陈季同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提供认知资源。在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陈季同充分发挥“华侨”的文化间性，在语言媒介和期待读者西方化的前提下，一方面自觉坚守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之美，从“中国人的戏剧”“中国人的娱乐”“中国人的自画像”“吾国”的法语著作题名上，便可窥见一斑；而另一方面又在坚守中进行有意味的现代性选择和世界性借鉴，既重塑与西方刻板形象不同的新鲜的中国形象，又以西方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重塑他们的中国认知。这种自觉的传播意识在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改编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夏天 陈雪杰40—46)。
这种因文化间性而自觉具备的传播意识，并非陈季同独有。上述所阐述归纳的“三个因素”，可视为华侨外语写作跨越时空的共通性因素，之后熊式一、蒋彝、林语堂、叶君健等人的外语写作动机都有着与陈季同发愤著书的相似体验和让西方读者广泛接受的传播考量，而这种看似个体性的共通，实际上内嵌于华侨在海外、西方世界的生存体验，特别是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弱西强的世界格局、中“客”西“主”的文化交往现实的现代性反思与想象之中。缘于“海外”体验、文化间性的认知优势，华侨外语写作与本土“翻译的西方”类的写作相比，前者既要在学习和借鉴中翻译“西方”，又要在学习中翻译“中国”，而后者往往是其首要的主旨。也就是说，在陈季同等华侨的外语写作中，双向性翻译因其自觉的世界性传播特质，成为一种自然的文学存在，而这正是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还原”到世界之中所渴望的，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希冀的，同时也是中国本土文学所匮乏的。
中国本土文学的“匮乏”，并非始于语言，而是始于世界性传播意识的匮乏。这种“匮乏”具体呈示为对双向性翻译的认知不足，只是看到“西学东渐”的重要性，却对“东学西渐”有可能带来的另一种现代性缺乏关注和想象。文学史重写中的语种中心主义，对陈季同等华侨外语写作的不承认姿态便是例证。也正是这样的不承认姿态，令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建构的“中国”缺乏“海外”的视角。
需要辨析的是，以海外游记文学、留学生文学为主体的华侨华文文学为文学史书写所提供的“海外”视角，由于语言和期待读者的本土性，更多地偏向于“西学东渐”的维度，虽然丰富了本土文学的范畴与表征，但与鸦片战争之后的“本土”视角并无本质性的差异，而华侨外语文学则不然。由于语言、期待读者的海外性，华侨外语写作带来的“海外”视角，更侧重于世界性，着重思索如何在强势的他者文化中表述自我、认识自我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华侨外语文学的“海外”将为本土文学提供新鲜的、富有借鉴性的现代性、世界性经验，是对“本土”视角的有益补充。因此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建构的“中国”应该正视与承认华侨外语文学这一有机构成，并在本土与海外视角的有效整合中探索“世界性”中国的建构途径。
就本文而言，“世界性”中国应该同时是一个“传播”中国。它不可能只是一个中文的、语言纯粹的中国，这是因为它需要翻译，即语言的转换、文化的跨界，才能得以实现和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它必然是一种混杂的跨语际存在。所谓的“华语语系文学”、语种的“世界华文文学”、白话文的“中国现代文学”等以语种中心论作为文学概念与范畴建构核心的观念与思想，都与“传播”中国有着内在性的冲突，都无法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文学使命。正是在时代性、当下性，乃至未来性上，“传播”中国视域下的文学史“再”重写，既需要坚守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本土”视角，又要在此基础上有效整合华侨文学，特别是外语文学内蕴世界性的“海外”视角，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双重现代性追寻和探索中探求中国现代性、中国与世界互为主客的现象何以生成、如何建构。
① 参见严家炎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严家炎： 《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13)： 5—9；坂井洋史： 《离散的语言体验——陶晶孙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1(2011)： 86—101；倪婷婷：“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的归属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4)： 92—99。
② 如自严家炎将陈季同的法语写作融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后，学界对其颇有争议，虽有钱理群、金理、孟繁华等学者的肯定与支持，但否定的声音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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