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中

引 言

“意外/事故”(accident)日益成为现代技术社会中难以规避的现象。在此背景之下，维利里奥、斯蒂格勒等人针对技术“事故”与艺术“意外”展开了一系列探讨。若然，对于语言艺术(文学)而言，其“意外”何以产生？它与技术“事故”又有何关联？以上都是亟待澄清的问题。而事实上，“意外”的含蓄性拒绝以往文论的简单还原，这使其难以在既有的知识框架中获得定位。基于此，我们应引入与“意外”具有亲缘关系的技术论视角。若将文学视为书写技术，继而通过技术属性对文学“意外”进行反思，或许能够越出传统诗学与美学的窠臼，呈现技术残余在文学活动中的潜在效应。

一、技术“事故”与文学“意外”

“意外/事故”一词源于拉丁语“accidēns”，意指不可预测地发生在机械、系统、作品中的故障或毁坏(Virilio，211-212)。面对快速变动、难以预料的技术社会，“意外”问题逐渐引起了当代法国理论家的注意：譬如，马勒布在近作中围绕“意外”、变形与可塑性(plasticity)等互动概念展开了有趣的思考(Malabou 13-17)。此外，在维利里奥的理论话语中，“意外”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潜在的“意外”是所有对象与过程的必然属性。保罗·克罗思韦特指出，维利里奥对“意外”的思考，与亚里士多德的偶性概念密切相关(Armitage，ed，17)。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偶性与必然相对，其核心内涵在于“可以是别样”(亚里士多德 137)。概略看来，“意外”与偶性确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者并不外在于事件，而是内在于事件本身(聂敏里 12—22)。换言之，它们不是无原因的外部巧合，而是事物的固有可能性。其次，双方都包含了“别样”这层意涵，即允许不同于既定状况的事态发生。然而，两者的分殊亦十分明显：偶性作为特殊的存在(具体可感事物的存在)，依然是存在的下属范畴，属于形而上学的论域；“意外”则是技术哲学所关切的话题，与事实层面联系紧密。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偶性是与必然相对的存在，而“意外”本身就是必然；偶性意味着“可以是别样”，“意外”则要求“必然是别样”。

　　“意外”在原有的词义上内蕴着某种偶然状态(accidental)。维利里奥却通过消解“意外”与实体(substance)的区隔，使潜在的“意外”成为事物的普遍本质：“实体的发明就是意外的发明。”(Virilio，5)“意外正成为必然的，而实体却成为相对与偶然的。”(Virilio，46)该转变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两位哲学家对“必然”存在着不同理解。进而言之，这源于技术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立场差异：维利里奥将“必然”看作事实上的“不可以是别样”(即“不可避免”)，亚里士多德则将“必然”视为逻辑上的“不可以是别样”。若具体到事实层面，一件事可以是“偶然地必然”的：因果链中的每一个前件都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偶然)，但就因果关系本身而言却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当然，维利里奥并未对此采取严密的逻辑论证，也无意参照经验论者对必然性信念的批判。毕竟，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散文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Virilio，28)。在《原初事故》中，他采用了一贯擅长的电报式写作：“一次海难就是[……]轮船的发明，空难则是超音速飞机的发明，正如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是核电站的发明。”(5)“发明了火车，便发明了铁路脱轨事故。发明了家用汽车，就会在高速路上引发连环车祸。”(10)可见，在维利里奥的理解中，“意外”更多地指涉技术“事故”，体现了所有技术系统中不可避免的自我否定性。

　　尽管维利里奥一向强调科技与艺术的差异，但在“意外”理论中，两者却找到了交汇的可能性(James 115)。毕竟自古代世界至文艺复兴时期，技-艺尚未完全分化，俱指向“制作某种对象所需之技巧”(塔塔尔凯维奇 14)。简而言之，两者的构成要素都是技艺、知识，以及对作品的组织(Li-Hua 19)。作为一名“技术领域的艺术批评家”(art critic of technology)，除却技术“事故”外，维利里奥还提出了“艺术的意外”(the accident of art)这一命题。维氏认为：“艺术的意外使人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凭借着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视线/视觉(vision)，艺术家成为实在(reality)的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意外由视线的更迭替代所组成。”(qtd.in James 117)无论技术或艺术的“意外”，都意味着既定知觉方式的中断或改变。维利里奥对知觉问题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这与他早期的绘画经历密切相关(James 10)。技术“事故”中断了无限进步论的幻象，艺术“意外”则改变了我们观照世界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维利里奥所提及的视线或视觉，与伽达默尔的视域(Horizont)有所不同。在伽达默尔看来，视域指的是看视的区域，它囊括了某个立足点所能看到的一切。因此，视域更强调视线所及之域，以及“域”之融合。具有视域往往意味着不局限于眼前之物，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观看(伽达默尔 411)。所以，视域强调的是域中之物，视线本身却是受到忽视的。由此可见，“意外”的效应并不强调视域的增补，而是着眼于视线的替换。前者指向肯定层面，后者则指向否定层面。

　　具体到文学领域，“意外”问题虽未被正式提出，但与其相近的“非功效”(désoeuvrée)、“形势”(disposition)等概念已引起一定的讨论。文学是语言的产物，而语言是制造符号与意义世界的社会技术，是文明的无形容器；甚至在利奥塔看来，语言因其“无限组合能力”，“本身就直接被理解为技术，而且是高阶的技术，是元技术”(利奥塔 75—76)。文学语言与技术的共通性，并不仅限于“制造意义”或“组合能力”，更在于彼此本质上的“调解性”(mediation)。技术和文学语言永远处于“过渡”和“之间”状态，这使它们具备了“成为别样”或“中断自身”的可能。因此，我们应将文学理解为一种书写技术，其“意外”则指涉该技术所带来的知觉或视线的更迭。

　　维氏对艺术“意外”的论述，侧重强调艺术家的“视线”，却对接受者只字不提，这显然失之偏颇。因而，我们在探讨文学“意外”的过程中，应该更多着眼于读者面对世界时的视线更迭。此处的“世界”，是非固定化、非辖域化的。它既关涉外部自然世界，亦触及文本内部世界，是知觉的场域。这意味着，对“意外”的思考，需要一种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往的诗学与美学视角显得不够完备。因为诗学的分析角度倾向于创作者，而美学则更侧重于欣赏者(格洛伊斯 9)。但是，上述两种视角均坚持以主体为中心的分析框架，难以解释“意外”中未被主题化(thematized)的成分。

　　在日常语境中，我们常将纯粹“意外”视为彻底的偶然，但这种“意外”在事实领域并不存在。甚至在非事实的文学中，我们也只能思考含蓄的“意外”，因为视线的替代无法彻底化，总有重合之处。实际上，在我们言说“意外”之时，已然以“意”为前提。一旦划定了“意”的领域，便同时标记出“非意”的范围。所以，无论我们能否识别“意外”，“意外”都无法成为纯粹的“意外”。可识别性会使“意外”变为“意内”，从而失去“意外性”；反之，则使“意外”失去了被识别的可能，等同于不存在。这便是“意外”的悖论。德里达在回答“何为秘密”时曾说：“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它，讲述关于它的种种故事[……]但是，秘密仍将是秘密。”(Derrida 26-27)言说秘密会取消秘密，但秘密若不进入言说，我们便难以对其“秘密性”进行识别。所以，单纯凭借人为的、有意识的言说，无法触及秘密的内核。同理，若要思考“意外”，我们只能寻找不彻底的、徘徊在“意”与“非意”边缘的存在，即含蓄的“意外”。

　　基于此，技术论的引入便拥有了必要性。技术论向来关注“中间”状态，它将技术视为人与非人之间、可控与自动化之间、显现(透明)与中断(遮蔽)之间、时间与反时间之间，质言之，“意内”与“意外”之间的存在。技术的两大主要属性——半透明性和准时间性——都处于不稳定的边缘状态，与“意外”的含蓄性若合符节。这意味着技术论视角能够最大限度地思考“意外”的悖论，在我们审视文学“意外”之时，它得以提供既在其内，又在其外的参照系。

二、半透明的技术：文学“意外”的外部效应

文学的“意外”是一种含蓄的“意外”，这意味着视线替代不是简单地重置或再设定，而是与旧有的视线有所重叠。因此，文学的“意外”只能在两种视线的界限处得到识别与确证。

　　如若从以往的理论资源出发，文学不彻底的“意外”将被视作文学语言的特征：文学活动中的语言与存在实现了融合，即“说”与“在”的统一(刘阳 28)。因为文学语言的不及物性，其直接表征的不是事物，这使之具备了“离场”反思的能力；又因其载体——语言，无法直接刺激读者的感官体验而拥有了间离性。这种间离性赋予了文学以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使世界以合适的距离显现，更令文学拥有“在场”的鲜活体验。由于文学具有贯通“离场”反思和“在场”体验的能力，这种特殊性导致它既不等同于外部世界，也无法摆脱世界。文学将世界转化为语言，从而摆脱“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调配出人与世界间的和谐距离。质言之，文学语言无法彻底完成对日常世界的替换，但是，它的确更新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旧有视线(把世界看作与人对立的“物”)与现有视线(将世界视为语言存在)的重叠处(世界仍然存在)，文学含蓄的“意外”得以生成。

　　从语言功能的立场阐释文学“意外”，突破了传统再现论与表现论的理论盲区，却无法规避自身的形式化存在和实质化倾向之间的潜在矛盾。语言既是思之途径，又是思之对象，这一内部视角因其在场性，难以抽身反思全局，缺少相对客观的参照，因而仍会留下无法自洽之处。此时，我们引入既在其内(语言作为书写技术而存在)，又在其外(技术的外延不限于语言)的技术论视角便拥有了必要性。这样的“中间”视角，既不因离得过远而显得陌生，也不因贴得太近而失去视野。

　　在技术论看来，半透明性是“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所谓半透明性，指的是透明性与它异性的交替状态。技术产品在使用中既有相对透明(自我消隐)的一面，又有遮蔽、疏离的一面(伊德 79)。在透明的状态之下，它与使用者呈现出具身关系，类似于上手状态中抽身而去的用具(海德格尔 80—82)。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将技术视为自身功能或器官的投射(Kapp 28-30)。技术制品在发挥功用时，总是将自身转化为身体的构成物，从而获得知觉的透明性。因此，技术是与身体主体密切关联的存在。譬如眼镜在发挥功能时，便悄然隐退，成为视力的一部分。跑鞋在正常使用时，成为脚或行走能力的一部分，手杖或助听器亦然。但是，这种消隐并非完全透明，我们不可能彻底忽略技术载体的存在。因为，技术一旦彻底地具身化，便意味着自身的消亡。由此，我们便观察到技术的另一维度——它异性。此时，技术更接近于外部世界，它以对象的面貌显现(伊德 102)。当技术及其造物出现功能中断时，眼镜、鞋便以“物”的姿态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所以，在技术世界中，物与人不再处于完全的对立关系，而是既有距离感，又具备亲熟性。相对于物-我对立的世界视线，半透明的技术世界带来了新的知觉形式，“意外”在此张力中产生。

　　技术内部张力所构成的半透明性，便是文学中“在场”与“离场”矛盾的直接原因。文学作为书写技术，也具备透明性：当它正常运作时，读者往往将其所述之事信以为真，被施魅体验所攫获，进入自我闭合状态(Felski 54)。正是由于技术的透明化功能，阅读行为中的移情与共鸣才得以可能。否则，我们的眼睛不过是在面对冰冷抽象的铅字。技术在拓展身体能力的同时，也转换了它们(伊德 80)。因此，文学技术背景下的“看”并不限于纯粹裸眼的对象式观看。经由技术转换后的“视觉”，能够显现肉眼不可见之物。但是，这种显现不完全等同于显微镜、望远镜等技术制品的知觉透明性，因为它们仅是将已有之物的空间关系进行再调配。文学技术的透明性，更接近于唐·伊德所说的“诠释学透明性”：文学所指向的世界并非肉眼可见或对象化的存在，仍需要通过指示关系得到表达与诠释(类似温度计、控制杆、仪器表盘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知道”文学世界的存在，但无法面对面地确证文学世界。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符号层面的间接性与想象层面的直接性的统一，即“间接的直接”。但技术论的考察重点并不是作为主体能力的想象力，而是作为技术效应的诠释学直观。上述两种透明性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觉透明性的结构体现为：(读者-技术)→世界，具身的透明性发生在括号之中。诠释学透明性的结构是：读者→(技术-世界)，文学技术与世界的诠释关系是透明的、即时的，是“构造好的直观”。阅读本身作为一种与技术的关系或朝向技术的关系，仍然处在身体知觉的位置之上，因而身体主体具有“在场”感(伊德 93)。知觉在经由技术转换后，具备了全新的维度，这使得非对象的“观看”成为可能。因此，文学技术拥有双重的透明性：它既有知觉的具身，又具备诠释的直观，它的自我消隐既面对世界，也指向个人。文学技术的自我隐蔽性使其作用对象拥有“在场”的鲜活体验，作品世界召唤读者与之融为一体，从而抛弃了外在性而转向透明性。所以，技术论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文学语言的实质化倾向，突破了形式化语言的内在局限。

　　但是，文学技术又时常通过其物质载体(书页、文字、声音)中断透明性，逼促我们更换视线，使读者与文学世界产生距离，由沉浸状态转入反思阶段。由于文学技术所构造的世界并非对象化的可确证空间，这就造成物质载体的它异性无法被抹除。实际上，戴上眼镜、穿上鞋子已经改变了身体与周围世界的接触方式，但人们却依然倾向于将技术所塑造的世界(更为清晰、更为平坦的世界)作为现实状态的一部分而接受。在文学阅读中，同样的情况也正在发生：我们以为自然而真实的世界，其实是文学技术的编织物，它对读者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这种离场性的反思或疏离，传统理论将之归因于语言的不及物性或“痕迹”的非意义性，技术论则视之为物质载体的“它异性”。由于文学技术的自我遮蔽功能，当其展开自身时，宛如抽身离去，将阅读者置于它所塑造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当我们沉浸的思绪被物质载体所中断时，文学作品作为技术织体的对象性便显现出来。文学技术所具备的半透明性，决定了自身内部存在具身与它异两种力量的交替运动。在现代的世界视线中，周边世界作为客体，与我们的距离是无法抹除的。在这种极端状态下，物与人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因此，文学呈现出的“既远又近”的技术世界，为我们调配出适宜的、崭新的视线，从而完成知觉方式的转变。文学“意外”的外部效应便在世界的转型中得到了实现。

三、准时间的技术：文学“意外”的内在逻辑

如上所述，技术的半透明性是文学“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该“意外”的生成伴随着外部效应的实现：原本与主体对立的外部客观世界，在“意外”中转向了远近适宜的语言技术世界。纯粹的自然视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介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技术视线。另一方面，文学“意外”还发生在作品内部，它改变了人们看待文本世界的视线。在古典文论中，人们常将诗歌(文学)看作时间艺术，而将雕塑看作空间艺术(莱辛 89)。然而，文学作品其实还内蕴着反时间的要素，在这两种视线的交互替代中，含蓄的文学“意外”得以生成。就根本而论，视线的更迭机制奠基于书写技术的准时间性。

　　在古希腊人看来，不断变化的世界就是技术世界，因为技术揭示的是某个不稳定且充满变数的过程(斯蒂格勒，《意外》61)。这种变化奠定了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的特征，它“一边实现一边摧毁，一边肯定一边否定”(吴国盛 154)，从而具备使潜在变为现实的能力。在此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得到了筹划。技术就是时间，它是超前与滞后的双重运作(斯蒂格勒，《技术》242)。然而，技术亦有反时间的维度。在柏拉图看来，人工性的书写技术，看似在协助记忆，实际上却让人们失去了回忆本质的能力：“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书写技术所形成的文本，宛如绘画一般，是无法回应的固定物(柏拉图 291)。另外，正如维利里奥所言：“获得总是同时意味着失去[……]当我们拥有了电梯，便遗忘了楼梯。”(Armitage，ed，42)维氏此言并非在抱怨现代文明，而是意在揭露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时间观念的悄然替换，进而指出，与该时间感交织的相应记忆也遭遇了遗忘。同时，利奥塔也认为，技术能够将过去的事件“制作成可自由处置的、可呈现的、可修改的记忆”(利奥塔 68)。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技术制物不但能够置换与改造时间，同时还因其固定性造成了连续记忆的丧失。于人而言，遗忘了记忆，便丧失了时间。因而，在古希腊人眼中，虽然技术象征着时间维度(变化与不定)，但同时也具备了反时间的倾向(消灭记忆的连续性和时间的流动性)。在当代的技术-艺术领域中，准时间的特征也十分明显，维利里奥所论述的失神症(picnolepsie)就是典型表征之一。失神症表现为未间断的时间与未中断的感知，但这种非间断性不过是经由重新粘连排序的技术结果，内部早已存在着数不清的停滞与断裂(阿米蒂奇 26—29)。

　　在文学领域，对反时间性的讨论亦非罕见。正如弗莱所说：“时间是一切鲜活之物的敌人，也是诗人最为厌恶和恐惧的暴君，如果想象能够消解时间，它就能消解一切。”(弗莱 65)弗莱的观点建基于文学吞噬论之上：“文学并不反映生活，但它也没有逃离或退出生活：它吞噬了生活。”(弗莱 65)他将想象力的吞噬性视为一种抽离的力量(power of detachment)，这种抽离阻断了日常时间，从而为我们带来真实的比例与视角。帕斯指出：“诗歌的运作是对时间之流的一种颠倒和转变，诗并不阻挡时间——它将其否定并使其变形[……](在诗歌中)时间都是以不同于历史或我们所谓现实生活之中的方式流逝的。”(帕斯 1—2)在浪漫派文论的叙述中，艺术(尤其是诗)能够“把本质从时间之流中抽出来”，要“勾销时间，使纯存在显现出来”(刘小枫 133—134)。在当代理论家中，类似的观点也不鲜见。如布朗肖便认为：“写作，就是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布朗肖 12)

　　凡此种种论述，都试图将文学从时间的秩序中抽离。弗莱以想象、吞噬为中心的立场，显然还是诗学或创作主导的姿态，无法回应“意外”理论中非对象化的部分。帕斯虽然敏锐地捕捉到诗歌“否定但不阻挡”的准时间性，却并未对其动力及成因进行阐释。浪漫派诗哲将走向无限的中介诉诸无法对象化的审美直观，是以超时间的方式反时间，使问题陷入不可言说的神秘。布朗肖所说的“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与书写的非主体化密切相关。布朗肖视文学为无起源的匿名言说，是不同于哲学的非反思存在，意在以“我说”阻断“我思”的宰制。这一观点更接近其“外部”思想的延伸，与具体的文学实践并不属于同一层面。

　　实际上，在诗歌“神秘”的否定功能背后，文学技术的准时间性在默然运作。在现代诗人的实践中，策兰自觉地言说反时间性，他突破了传统抒情诗歌的连贯时间感，转变了人们感知文本世界的视线，从而产生了“意外”。著名的《死亡赋格》便是典型：“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夜里喝。”(策兰 13)通过静态颜色与动态时间的对应(黑色/夜里)与倒转(黑色/清晨)，策兰建构起反时间的言说模式：正如白牛奶已经变黑，原本熹微的清晨转瞬遁入黑夜，不可区分。时间在此遭遇了吞噬和瓦解，只剩下无法辨明的混沌。策兰借用反时间的口吻，与黑白颠倒、是非观念瓦解的纳粹德国社会形成转喻：我们无法在原本的时间(清晨)做原本的事(喝白色的牛奶)，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遭遇到了污染(黑色牛奶)，时间秩序已被中断和扰乱，陷入了瘫痪状态。《死亡赋格》无疑捕捉到了某种不可见的意义。不过，这种意义并非浪漫派诗哲所说的“审美直观把握到的同一心境”(刘小枫 141)。在技术论视域下，反时间并不需要借助神秘的心理特征，也不指向神圣超越的无限，而仅是技术实践的必然效应。比起惯用语法搭配所形成的毗邻性，策兰更重视词语之间的替代关系所建构的转喻与反讽空间。此时，毗邻性原则所体现的时间性遭到了对应性原则的中断，诗句由此呈现出准时间性的特征，从而实现了强烈的“意外”。

　　叙事作品的准时间性则体现于反时间的主题与时间秩序内连贯情节的冲突。文本内部两者的矛盾，生成了进行视线替补的“意外”。例如，在菲利普·罗斯的《垂死的肉身》中，作者为了展现肉身反叛的主题，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一位名叫珍妮的左派女子，但横亘的意图难以与前后文形成连贯的衔接，最终使小说情节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中断(罗斯 50—73)。另一方面，情节对意义的重塑也不鲜见。莎翁的《维洛那二士》便是典型：文本的显在意图是歌颂爱情的珍贵或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实际的情节展开却指向了命运的不可抗与爱情的不可能；莎翁意在书写人性解放的赞歌，但剧作情节仍无法摆脱矮化女性的惯常模式——朱莉娅女扮男装的情节，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秩序的无意识反抗，但她的结局也只是回归了原有的性别命运，在最后一幕的场景中完全失声。同样，指责普洛丢斯的情节也充满了悖论意味：如若像主题明示的那般，将爱情视为主宰，则陷入爱情之人是无法自控的，普洛丢斯又何须对自己的背叛行为负责？如若爱情真的存在，普洛丢斯又何以在最后的情节中快速地见异思迁？爱情的不可能必须套上可能的爱情作为遮掩，这也是剧本结尾显得仓促的原因之一(莎士比亚 105—113)。《维洛那二士》情节上的悖论中断了文本意义的固化，使之进入时间性的流变中。

　　同时，这一现象也为我们理解文学主体性理论提供了新思路。莫里亚克曾说：“我们笔下的人物生命力越强，那么他们就越不顺从我们。”(莫里亚克 193)按照刘再复等人的解释，这是由于人物具有“精神主体性”(刘再复 11—26)。但从技术论视角看来，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不受作者控制地选择了自杀，不仅是因为人物拥有某种主体性(除非这里的主体概念是经过泛化的或比喻意义上的)，更是因为作为技术效应的时间逻辑(情节)具备客观性，它有自动化和非人化的一面，是无法还原为“意内”的存在。因此，技术的“意外”能够打断创作者主观意图，使原本主题的自足和完满遭遇质疑与挑战。究其根本，这是文学技术的准时间性在发挥作用，情节流动的时间性对主题反时间的稳固性产生了冲击。

　　另外，文学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也在叙事作品的技术属性中展露无遗。技术的反时间性使我们遗忘原初的知识或真相，这与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有条件地选择与扭曲)存在同谋关系。正如利奥塔所说：“记录(技术)要求对被记录的事物进行挑选。所有语言结构本身都是排除的活动。”(利奥塔 76)这种排除与选择恰好与意识形态的宰制结构相契合，它在呈现某物时，也掩盖了他物。按照葛兰西的理论，文化实践中总是包含了抵抗与收编，自上而下式的意识形态宰制并非总是有效的(葛兰西 196)。在文学作品中，主题与情节也理应处在均势妥协(compromise equilibrium)状态，情节的流动性往往对意识形态的固着化产生破坏。总之，文学技术的准时间性导致了情节和主题之间的永恒张力，双方在抵抗与收编的交替中实现了视线的更迭，从而使作品内部的“意外”得以生成。

结 论

维利里奥的“意外/事故”指向“必然是别样”的激进姿态。技术“事故”中断了人类认知中的进步论幻象，艺术“意外”转变了我们观照世界的视线。此处的世界既包含外部自然世界，亦囊括艺术作品的内部世界。文学作为书写技术，其“意外”关涉多重维度的知觉更迭。既有的诗学和美学框架无法还原“意外”中的非对象性成分，因此，技术论的中介视角便拥有了必要性。概言之，书写技术的半透明性，以技术世界的调解路径取代自然世界的对立模式，文学“意外”生成于知觉系统的更迭之际。另外，在文本内部，准时间性的运作逻辑改变了读者理解作品世界的方式，它解构了时空对立的范式分野，揭示了情节与意图的“均势妥协”，在时间与反时间的悖立中，文学的“意外”得以显现。

　　① 本文在涉及现代科学技术时，多将“accident”译作事故；涉及元技术或艺术、文学问题时，则将“accident”译为意外。

　　② 技术论视角指的是以技术哲学的相关论述为资源，进而阐释文学基础属性的理论尝试。在这种理论视角中，讨论的重点不再是现代意义上作为宰制力量的机械重复技术，也不像维利里奥那般忧惧技术背后的逻辑，而是将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且这种存在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另外，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生产性定义已不再完备，技术论吸收了“意外”理论，更强调技术两面性：它既能够生产，也带来生产的中断。它既有人为性，又走向自动化。它是遮蔽与去蔽的综合，既使不可见之物显现，也使可见之物消隐。因此，它不是传统意义上所探讨的全然主体视角的创制论。

　　③ “艺术的意外/事故”(the accident of art)这一论题，在维利里奥的论述中有着较为复杂的面向：就狭义而言，它指的是再现艺术与展现艺术之间的转换。在他的认知中，再现艺术指的是绘画、雕塑等空间艺术，展现艺术指的是电影、摄影等时间艺术。在与巴耶的对话中，维利里奥表示，艺术的意外就是再现。这体现出他对展现艺术的消失逻辑的不满，以及对再现艺术持久可感的物质具身性的偏好。在维氏看来，该转变与20世纪一系列的战争创伤密切相关：没有一战，人们便无法理解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如果不知晓博伊斯是一名斯图卡轰炸机的飞行员，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当代艺术中形式与具象的溶解，便是对新型战争中消除感性肉体的极端暴力的回应。就广义而言，艺术的“意外”是指艺术对人们既有知觉方式的改变，尽管这种转变在维氏的语境中更多地与外在艺术范式的更迭相关，而不是出于艺术内在属性的辩证运动。无论广义或狭义，“意外”所包含的“转换”内涵都是一致的，它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既有模式的功能也是一致的。本文在探讨艺术“意外”时，多从广义出发。(John，ed.，20)

　　④ 维利里奥所说的“世界”，与梅洛-庞蒂大体相近。他所理解的“世界”不是受人支配与掌控的规律客体，而是思想与知觉的场域。它不是固定的某个对象，而是处在变化中的、模糊的“中间”状态。

　　⑤ 在芒福德看来，社会技术与身体技术是最早的技术，因为在使用工具之前必须得创造心理，制造符号是比制造工具更为基本的事情，心灵不是进化后的产物，反而是最早出现的东西。社会技术是一种礼仪技术，让人类获取社会性与可交流性，语言/符号就是其中代表。社会技术最早的来源之一便是仪式性活动，它能够帮助人类确立稳定心理状态的条件，也是人类最早用来自我规训的技术。仪式中的重复动作是对人内在过剩能量的压抑方式，我们对周期性事物的爱好(音乐、文学主题)便来源于此，甚至现代工业机械技术的重复性也是原始技术的残留。(Mumford 303-317)

　　⑥ 这里的“书写”应该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在最通俗的意义上，“书写”指的是依托于物质材料的“刻写”，此时如唐·伊德所说，书写是以技术为中介的语言。其次，“书写”更接近德里达意义上的“écriture”，它未必是实际经验的刻写标记，而是调解的或中介性的存在。正如德里达所说，“口语已然归属于书写”(Derrida，55)。因此，无论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都是“书写”。这种非原初的中介性或原始的缺失性，与技术的代具性特质相契合。另外，在功能方面，“书写”与南希的“书文”(littéraire)也有相近之处。在南希看来，书文的本质就是一个切口(incision)、一道踪迹(trait)，它意味着自我中断的可能性。书文的非功效性与技术的意外性都指向了“必然是别样”。

　　⑦ 当我们说出某个语词时，仍有将其实质化的倾向，即把非物质的音响形象-概念与物质实在关联起来。如果语言的“不及物性”使之成为纯形式存在，又如何能够与实在发生强而稳定的关联？实际上，这种不及物性并不彻底。视语言为纯形式的论断抛弃了语言与世界工具式对应的认识论前设，但若从元语言的视角进行二阶反思，上述论断忽略了语言本身作为对应物的可能，其结果就是将语言与外物的透明关系替换为语言面对自身的透明关系：语言及于自身依然是及物的残余。但是，这种无限追溯其根基的视角仍是形而上学的立场，用被批判对象的立场来指责批判行为，并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实践层面，这种“信以为真”的机制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言语行动论(尤其是菲尔曼、巴特勒等人的推进)对语言与物质二元对立的解构之外，更重要的理据是文学语言本身的技术性特征。技术的半透明性是联结语言与世界的接榫点。

　　⑧ 这也可以从莎士比亚剧中人物表的人物排序得到证实：女性无论地位多高、戏份多少、出场顺序如何，都只能排在剧中人物表的末尾。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Aristotle..Trans.Wu Shoupe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6.]

　　Armitage，John，ed.：.London：SAGE，2000.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约翰·阿米蒂奇：《维利里奥论媒介》，刘子旭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Trans.Liu Zixu.Beijing：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2019.]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Blanchot，Maurice..Trans.Gu Jiache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3.]

　　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文选》，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Celan，Paul..Trans.Wang Jiaxin and Rui Hu.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ress，2002.]

　　Derrida，Jacques..Trans.David Woo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trans.Gayatri Spivak.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Felski，Rita.Malden：Blackwell，2008.

　　诺思罗普·弗莱：《培养想象》，李雪菲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

　　[Frye，Northrop..Trans.Li Xuefei.Beijing：The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2019.]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Gadamer，Hans-Georg..Trans.Hong Handi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7.]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Gramsci，Antonio..Trans.Cao Leiyu，et al.Kaifeng：Henan University Press，2014.]

　　鲍里斯·格洛伊斯：《走向公众》，苏伟、李同良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

　　[Groys，Boris..Trans.Su Wei and Li Tongliang.Beijing：Gold Wall Press，2012.]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Heidegger，Martin..Trans.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9.]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Ihde，Don..Trans.Han Lianqi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2.]

　　James，Ian..New York：Routledge，2007.

　　Kapp，Ernst.：.Trans.Lauren Wolf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8.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Lessing，Gotthold Ephraim..Trans.Zhu Guangqi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6.]

　　Li-Hua，Richard.“Definitions of Technology.”Eds.Jan Kyrre Berg Olsen and Vincent F.Hendricks.Oxford：Blackwell，2009.19.

　　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Liu，Xiaofeng..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3.]

　　刘阳：《文学理论今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Liu，Yang..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6.]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6(1985)：11—26。

　　[Liu，Zaifu.“On the Subjectivity of Literature.”6(1985)：11-26.]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漫谈时间》，夏晓燕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Lyotard，Jean-Francois.：.Trans.Xia Xiaoyan.Chongqing：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9.]

　　Malabou，Catherine.Trans.Carolyn Shread.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Mauriac，Fran?ois，et al..Trans.Wang Zhongqi，et al.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79.

　　Mumford，Lewis，“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3(1966)：303-317.

　　聂敏里：“亚里士多德论偶性”，《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12—22。

　　[Nie，Minli.“Aristotle on Accidents.”()4(2015)：12-22.]

　　奥克塔维奥·帕斯：《泥淖之子》，陈东飚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Paz，Octavio..Trans.Chen Dongbiao.Nanning：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8.]

　　柏拉图：《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Plato..Trans.Liu Xiaofeng.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

　　菲利普·罗斯：《垂死的肉身》，吴其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

　　[Roth，Philip.Trans.Wu Qiyao.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9.]

　　威廉·莎士比亚：《维洛那二士》，朱生豪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

　　[Shakespeare，William..Trans.Zhu Shenghao.Beijing：China Youth Publishing Group，2013.]

　　贝尔纳·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许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Stielger，Bernard.：.Trans.Yuk Hui.Shangha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8.]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Trans.Pei Cheng.Nanjing：Yilin Press，2012.]

　　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Tatarkiewicz，Wladyslaw.：.Trans.Liu Wentan.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3.]

　　Virilio，Paul..Trans.Mark Polizzotti.New York：Autonomedia，2008.

　　---.Trans.Julie Rose.London：Semiotext(e)，2005.

　　---..Trans.Julie Ros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The Primal Accident.”.Ed.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211-12.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Wu，Guosheng..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