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胤

　　中国古代书信的体式规格，植根于传统社会的人伦秩序与身份意识，逐渐形成包括称谓、抬头、款识、书体、层次、套语等在内的一整套程式。“书仪”与居家礼仪相配合，久已为日用类书和童蒙教育所取资(周一良 95—103)。明代以降，篇幅短小、语词隽永的“尺牍”受到重视，涌现出一批尺牍专集，或辑录古今名公撰制，或应对日常应酬之需，在实用功能之外，追求性灵与词采，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型。

　　晚清西学涌入，随着学堂教育的深入和铅石印出版机构的繁兴，在翻印既有尺牍指南、尺牍专集的同时，坊间还流行着大量新编尺牍教本。这些教本的设定读者，或为学堂学生，或为普通社会。书籍形态或为单行，或为教科书之一部分，却无不将关注点放在尺牍程式的传授之上。在外来教科书体例和英文尺牍范本的启发下，尺牍课程被新式文学教育接纳，成为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继而出现专门的“尺牍教科书”，学生尺牍、女子尺牍、白话尺牍等新类型尤其引人注目。尺牍典范、类型、主题、语体的翻新，为传统尺牍程式带来诸多挑战，最终导出改良尺牍的方案。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旧程式与新内容、新语体，仍有一段共存时期。

　　近代尺牍教本数量巨大、类别繁多、内容驳杂，铅石印本多有沿袭、剽窃、篡改之弊，梳理其脉络殊为不易。本稿选取其中具有节点意义的数种，考索其材源和趋向，特别关注近代新编教本与传统尺牍程式之间的关系。作为伦常秩序和社会习俗的反映，尺牍程式在日用实践层面具有强固的惯性，并没有紧随学制改创或政体更迭而发生急遽变化。但这些日用知识一旦进入新式教育，成为学科门类下的一种技能，简化和调适又不可避免。近代教育家强调尺牍属于“应用文”之一种，是救赎文学教育无用论的重要指标。但尺牍文体的特殊性却在于，其“实用”本是寄于“虚文”之中——如果取消一切称谓区别、语气轻重、文饰虚套，仅视之为与电报、电话、新闻纸无异的信息传递媒介，那么尺牍文体的生命亦将宣告终结。

一、教科书中的尺牍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维新事业的推进，童蒙教育被提上变革日程，尺牍也作为一项实用技能受到关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钟天纬筹办上海三等公学，经馆第四年“作文”课中即有“渐写尺牍”一项(钟天纬 249)。此时逐渐兴起的新式学堂英文课中，也往往会安插“英文尺牍”内容(朱有瓛 499)(璩鑫圭 唐良炎 60)。在中国传统的“书仪”、日用类书或尺牍专集之外，新式教科书和英文尺牍书开始被引进，为源远流长的尺牍文体提供了新资源。

　　从戊戌维新到学制颁布的数年间，首先出现了一批模仿外来教科书形式的“蒙学读本”，即新体教科书的前身。这些读本往往在课程中穿插尺牍课文，或集中一段时间教授尺牍，对此后国文教科书中的尺牍内容有着直接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南洋公学师范生重编的《新订蒙学课本》问世，在第二编后半安排了专设的尺牍课，以不同主题类型与受信对象配合，自第八十五课起，每五课穿插一次。每课开头均传授有关称谓的知识。如第八十五课“请假便函”，便以“弟子称师曰夫子，自称受业……”等语起首，然后罗列信文。信中称谓、抬头、偏写(自称以小字偏格写)、请安、具名等程式基本上符合传统要求。唯其称谓语并不采用明清时代在上款书奉语前写出的通式(某某大人膝下/尊前/大鉴……)，而是统一以“敬禀者”“敬启者”等启事语作为信件开头，在书末请安时才以双抬写出受信人称谓。(南洋公学，二编 35b—36a)

　　同样初版于光绪二十七年的王亨统《绘图蒙学课本》，尺牍内容集中于首、二两集之末，分为请假、启告、请托、询问、借书五种信式。编者尝试提出简化尺牍格式的倡议：“尺牍常用客套与种种浮文，其费工夫，实属不少，何如有辞直书、达而已矣？”并在课后设问：“尺牍叙实事与尚浮文，其费工夫多寡如何？”(王亨统 95a)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印出版的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三编中，连续出现了十篇尺牍课文(卷三 43a—52b)，内容与南洋公学《新订蒙学读本》二编所载不无雷同。同年问世的杜亚泉《绘图文学初阶》，则改用间断穿插的方式，收录了七课尺牍(卷五 12b—13a、14a、16a—16b、19a—19b、22a—22b、29a—30b)。可能是受铅印排版限制，传统上需要双抬乃至三抬的“父亲”“叔父”等尊长称呼，在《绘图文学初阶》中仅以空格示尊。上述各种新式读本一般都会罗列信面式样等实用内容，《绘图文学初阶》还专设“邮政局”等课，介绍信封、信箱、邮票、明信片等新式邮政事项(卷五 10b—11b)。

　　中国传统“书仪”本就属于童蒙教养的一部分，关于近世流行的程式套语，光绪初年问世的《尺牍初桄》等实用尺牍书亦提供了丰富而成系统的资料。但在新式蒙学读本中穿插尺牍课文的构思，并非完全来自本土。南洋公学《新订蒙学课本》曾在“编辑大意”中交代缘起：

　　尺牍为人生必需之文字，童子尤喜为之；西国读本，间有杂以尺牍者，亦善法也。兹仿其体例，列便函十课，简短易学，无粉饰累赘之谈。(南洋公学，二编卷首 1b—2a)

　　“西国读本”可泛指西洋教科书体式，但对于南洋公学师范生等蒙学读本编者而言，更切近的资源仍是当时洋场上流行的英文教本。光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98—1899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谢洪赉根据《印度读本》()编译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系列读本。谢氏在书序中强调“尺牍体裁”为英文读本不可或缺的要素，故在课文中多有穿插(汪家熔 656)。应对新式学堂英文课程和口岸通商的实际需要，专门的英文尺牍指南(letter-writer)亦开始导入。商务印书馆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就有石印《新增华英尺牍》之举。其书首列“信面格式”“信内称呼”“信内省笔字”“信内格式”等形式知识，然后按照先“家书”后“便函”的顺序罗列若干中英对照的尺牍范文，末附讣告、拜帖等实用文体格式。此类中英对照尺牍书在清末曾风行一时。如19世纪末伦敦出版的《同伴书信指南》()一书，就先后有美生印书馆改题《华英商贾尺牍》的汉译增注本(May Sun and Co.，《序》1)和商务印书馆题为《英文尺牍》的翻印本(周振鹤 342)。

　　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相继颁布，尺牍被纳入官定学堂章程和学科体系中，成为新式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壬寅学制在高等小学第二年“作文”科目下，附有“作日记、浅短书札”的要求(璩鑫圭 唐良炎 282)。次年颁定癸卯学制，《奏定学务纲要》确立“中国文学”一科须“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璩鑫圭 唐良炎 500)；《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则规定“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并在初小第五年“中国文字”课下附注“教以俗话作日用书信”(璩鑫圭 唐良炎 304、308)；此外，初级师范学堂简易科的“中国文学”课程也加入了“作日用书牍”的要求(璩鑫圭 唐良炎 415)。按照学制规划，尺牍不仅被纳入国文一科的范围，更被限定在初小或高小某一阶段集中训练。

　　癸卯学制颁布后不久，商务印书馆便推出了《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晚清最负盛名的教科书，并没有遵循学制规定的尺牍训练学年，而是仍将书札课文分散在第三至八各册之中(适用于初等小学第二至四学年)；尺牍的称谓、规格之外，亦注重介绍近代邮政知识。《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版正文用铅字体，书札范文则改用石印套图，以呈现行、楷书体和抬头等款式。范文中抬头的使用已趋简化：上书父母虽仍用“双抬”，对师长却仅用“单抬”，对平辈的兄弟、朋友更只用“平抬”。对照此前尺牍书中“抬头格数，多则三抬，少亦须用双抬，不得以单抬致干轻亵”的规定(南窗侍者，卷二 1b)，显得颇为疏阔。光、宣之交，清廷学部亦颁布了一套国文教科书，同样没有步趋奏定学制的安排。初等小学部分基本沿袭《最新国文教科书》成规；高等小学部分则将书札、禀启等应用文作为“附课”，置于每册最后。部颁教材的尺牍范文颇为古雅，如《致同学书》的开头“某某仁兄同学大人文几：别后忽已隔岁，每怀芝范，晨夕拳拳，敬惟上侍康娱，起居多适，滋[兹]以为慰[……]”(学部，第一册 36a)，仍是套用传统尺牍书“一间别、二思慕、三缺候、四惆怅”之类的“问候熟识人层次”(南窗侍者，卷四 8b—9a)，必经此番套路才能进入正题。不过，该信上款仅用“单抬”，且有两行出现由于换行抬头而只写一字的情况，犯了传统尺牍款式中“一字不能成行”的禁忌。部颁课本强调尺牍“以简明为得体”(学部，第六册 54a)，大体保留了传统格式，却也没有拘泥于款式细则。

二、尺牍教科书：新内容与旧程式

除了穿插在新体蒙学读本或国文教科书中的尺牍课文，清末更涌现了大量专门传授书札程式的新编“尺牍教科书”。管见所及最早的一种，是无锡人窦警凡编撰的《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由上海文明书局石印出版。该书卷首插有一张铜板印制的“邮便交通”图，展示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带来的邮政便利。编者不满于坊间尺牍书“非竞尚文藻，即流为俚俗”的状况，指出尺牍教本必须足以资程式，有意识地将教授重点放在尺牍的“行文款式”之上。窦警凡将这一侧重归因于中国“家族主义”社会的特点：

　　吾国家族主义，完全发达，凡同姓合族属，异姓治际会，上杀旁推，无不发现于酬酢赠答。是书比事属辞，具见旧社会尊卑亲疏之状况，书简小道，后日占风俗者，亦可以考社会之变迁。(普通应用尺牍教本，约恉 1a)

　　窦警凡后来还著有《历朝文学史》(周兴陆 77—86)。对“家族主义”“社会之变迁”等新名词的运用，说明他虽非维新人物，却颇能接受新概念。《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开创了利用尺牍教本实施新学启蒙的先例，“所载日用酬酢，均合公理，亦微寓教育之旨也”(约恉 1b)，其范文涉及学堂招考、开运动会、破除迷信、提倡西医、兴办女学、立宪政体、军国民主义等诸多议题；最后殿以“奴仆上书”一篇，“以见不能自立，仰人馀沥者之最失自由也”，更将议论延伸到国族救亡主题，“欧风美雨，席卷亚东，黑奴红烬，望之惨目，吾国之主人翁，行将大去其国，长为仆隶”(卷下 71a)，实已逸出尺牍教学的范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彪蒙书室出版的《蒙学尺牍教科书》延续了类似的启蒙姿态，以尺牍范文为媒介，谴责缠足、唱本、赛会、私塾朴责等旧风俗。这些模拟“新学生口气”而作的学生尺牍，充当了向学堂以外的家人、社会宣扬近代生活方式以及科学、国族、军国民主义等新理念的传声筒。

　　然而，在窦警凡的《普通应用尺牍教本》中，这些新理念、新题材却出之以严格的传统尺牍样式。无论称谓、抬头、偏写还是套语、层次的运用，窦氏所编都要比同时期蒙学读本或国文教科书中的尺牍课文更为严谨。该书在印刷形式上还有一个创例，即利用石印技术表现书体的变化：下对上一律用端楷，上对下则参用行书。此种形式，后来被清末民初诸多尺牍书继承。在尺牍范文之后，时而附有提示程式要点的“说明”，如卷上“婶答姆”篇后：

　　说明：江左之俗，妇人呼夫兄、弟曰伯、叔，凡夫之亲族，皆以子女之称为称。然辈行究不可混。伯对弟妇则自称曰兄，叔对嫂则自称曰弟。妇人从夫，礼也。伯姒之尊与胞兄同，故首行亦书“尊前”云云。若从伯姒，则云“尊右”足矣。夫之胞姊同。(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卷上 45a—45b)

　　此处辨别民间俗称与尺牍称谓的关系，相当琐碎，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对称谓规则背后“妇人从夫”等礼教原则并无任何异议。晚清时代还有一些新情况需要变通。如夫妇间通信称谓，世俗有称妻子为某姊某妹者，窦氏指出若是中表亲联姻自无不可，妻子称夫为“夫子大人”也有典据，但都“不如不书上款之为大方”(卷上 52a—52b)。又如传统上“嫂叔不通问，何况内姨”(卷上 57b)，《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却偏偏收入了一通男子致其妻妹的书信，末附“说明”云：“现今女权渐次发达，交际之状态变矣，况姊家无他女人，妹家无男人，设有病险等事，安得不致此信？”(卷上 57b—58a)不过，这些变例仅涉及局部调整，窦氏并无意改革传统尺牍称谓款式的体系。

　　类似的“旧瓶装新酒”策略，亦见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撰学生尺牍》。编者号称以欧美学校教科书为楷式，“专为小学作范本，故往来书讯皆用小学生徒口吻……绝不稍稍溢分”(凡例 1b)。唯其所谓“新撰”，主要体现在尺牍文字反映的学堂生活，格式套路则一仍旧贯。书前凡例附有《书札款式》一篇，胪列称谓、抬头、书体、书式、封面、签式乃至信纸折法、丧制用语等诸多细节(凡例 2b—7a)，颇为实用。经过比对，在总共二十五条“书札款式”中，有十二条见于光绪初年徐汇公学校长蒋升编撰的《尺牍初桄》一书(南窗侍者，卷二 1a—2b、8a—10a)；而蒋书中相关内容，又分别袭自乾嘉间的尺牍套语集成《分类缄腋》和晚清流行的官箴书《宦乡要则》。与“学生尺牍”时髦内容相配套的“小学生徒口吻”，实来自清代中叶以降官私尺牍程式的层累。

　　窦警凡所谓“女权渐次发达”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女子尺牍”这一新类型的发端。关于清末女子尺牍范文反映的女界、女学新趋向，近年已有研究初步涉及(Cheng Oi Man 105-120)。本稿更为关心的是，导入“女子”这一身份设定以后，尺牍教科书传达的程式套语会发生哪些变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或稍后，上海会文学社出版了山阴杜芝庭编辑的《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开篇即谓“称谓款式，抬头体例，为尺牍中最属紧要之事”，继而陈说其书对于女子尺牍程式的考量：

　　惟是男子相呼之式，古书中不少概见，女子则绝无仅有。且有数项，甚难得一确实之名称者，本书不敢臆造，亦不敢从俗，总期一衷大雅，便于普行。(杜芝庭，上编“编辑大意” 1a—1b)

　　杜芝庭对“称谓款式”的重视态度，可能正是来自窦警凡。不仅其“编辑大意”重复了窦氏关于“家族主义”的论述(1b)，书中对尺牍格式的解说也沿袭了窦编在范文后补充说明的体例，甚至存在一些雷同的内容。如前引《普通应用尺牍教本》中论叔伯姆婶称呼一段，杜编即在略作改动后全盘挪用(上编 21b)。

　　具体到女子书信的特殊程式，也并非如杜芝庭所说的前人“绝无仅有”。前述蒋升编辑的套语集《尺牍初桄》到光绪末年犹颇流行，内即载有取自《宦乡要则》的“妇女行帖称呼”一则(卷二 21a—24a)，更罗列了专供女子使用的“书札起首语”和“颂扬起居潭祉欣祝统语”(卷四 16a—17b)。杜芝庭书中一些体贴女子身份的解说，亦多袭自闺阁书问旧例。如论肃拜语云“女子未出嫁而与人信札，自叙名之下，或用‘谨启’，或用‘手肃’，均无不可；若已出嫁之后，则与戚眷世交之信，概用‘敛衽’”(上编 11b)；论下款具名云“女子已嫁，与戚友之信，自叙名必曰‘适某郡某氏’”(下编 18a)。除了偶尔出现“脑安”之类略显新奇的请安语，杜编范文中引人注目的“妇人会”“女子国民捐”“家政改良会”等新内容，均被包裹在严格的传统尺牍程式之内。编者解说某些程式的依据，亦是“夫为妻纲”(上编 33a)、“女以夫为家”(下编 4a)等传统礼教原则。

　　

三、从“白话尺牍”到“白话书信”

新编尺牍教本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型是白话尺牍。戊戌维新前后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报刊的流布，促成了朝野上下的俗语启蒙热潮(夏晓虹 5—94)。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应“教以俗话作日用书信”(璩鑫圭 唐良炎 308)，各种白话尺牍书应运而生。回溯尺牍文体史，明末清初亦不乏清新浅白的尺牍小品，形式颇为自由；清代中期以后，尺牍文体日趋骈俪化，出现了“秋水轩”“雪鸿轩”等流播甚广的骈体尺牍集，书札程式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固定(赵树功 574—581)。然则，清末白话尺牍的再兴，有无可能消解与典故套语、四六词藻密切相关的程式化书写？换言之，文、白语体与尺牍程式的存废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这一问题看似限于尺牍文体内部，实则必须结合尺牍的社会功能和外在政治环境来讨论。

　　至少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以前，专门致力于出版白话启蒙教材的彪蒙书室就已石印了一部《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初编》，编者正是彪蒙书室主人施崇恩。他在书前明确交代：“这部尺牍，不是给会写信的人看的，原是给最不会写信的人做个榜样，将意中要说的话，照样写出，老老实实，明明白白，稍能写几个字的人，便能够做得到的，这亦是一个简便的法子。”(施崇恩，凡例 1a)由此可知其定位正是学堂以外的社会启蒙。全书照例分家书、贸易、荐托、劝戒、论事、问候、庆贺、慰问、闺阁等类，附录短札。“凡例”又云：“这部书所用白话，纯是官话，但其中稍搀几个文字眼，总不使十分艰深，要使寻常人俱看得明白的。”(1a—1b)施崇恩对“白话”的理解主要是官话，却不妨掺杂文言字眼。对照书中范文的体式来看，不仅抬头、行款等格式与普通文言书信没有差别，书奉、间别、请安等套语也一概沿袭，使用“官话”主要体现在信件主体的言事部分。试举第一课“禀父”为例：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自初二日拜别/

　　

　　

　　

　　

　　

　　

　　

　　除了“记念”这个略带方言色彩的词汇，该信措辞与一般书禀并无大差别。施崇恩主编的这部白话尺牍还有一个印刷上的特点，也许更能说明其心目中“白话”的形态——他在一些句子旁边加上密圈，这些密圈所突显的，多是俗谚或歇后语。如“瓦罐不离井上破”(劝戒类 5b—6a)、“有一个钱钉子换一个钱糖”(劝戒类 6a)、“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看人面”(劝戒类 6b)、“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十年财主轮流转，斗大蜡烛难照后”(论事类 4a)之类，皆与贸易得失有关。又如贺新婚云“长麻黑胖，都是宜男相”(庆贺类 4b)、“好花不结果，好女不多男，只要能传宗接代”(庆贺类 7a)，慰丧妻则云“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补，将来再续娶一位贤德夫人”(慰问类 2b)，显得颇为陈腐庸俗。据此推测，施崇恩设定的读者应与新学社会有一定距离。书中大量范文主题都是外出学徒或经商贸易，为此还专辟有“贸易”一类。其采录“白话”，很可能只是应对店铺集市中商贸应酬的现实需要。

　　与之类似，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政新书局初版的另一部《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同样体现了显著的商业特色。虽然次年改装的封面上题有“初等小学必备”字样，但内容却与新学堂甚少瓜葛。编者在序中自述文本来源：“余潦倒商场，几及三十馀年，往来交际，其有尺素贻我者，几满奚囊，求其雅俗共赏者……使儿辈抄录以为范本。”(《普通应用白话尺牍》，序 1a—1b)书中内文分为上下两栏：下栏为尺牍正文，上栏则为“生意须知”等学徒入门读物。宣统元年(1909年)澄衷书局出版陈也梅编《普通商业应用白话尺牍》，直接标题为“商业”，其实内容也基本近似。若忽略“白话”的文体特征，清代坊间此类“商业尺牍”可谓汗牛充栋，较著名者如《江湖尺牍分韵撮要》《指南尺牍生理要诀》等，实际上都是尺牍书仪与从商指南的结合。由于受众知识水准较低，这些书籍往往会加入“杂用要字”“善恶字眼”“俗话注解”等通俗内容，同时收录今人看来属于文言的称呼款式、时令套语(王振忠 5—12)。无论白话俗语还是文言套语，二者都带有强烈的实用诉求，本来就不冲突。

　　同样标题为“白话尺牍”，不同教本对白话文体的把握也可能有差异，不妨举政新书局《普通应用白话尺牍》第一篇“子外奉父书”与彪蒙书室本的同题课文对照：

　　父亲大人膝下叩别/

　　

　　

　　

　　

　　

　　

　　

　　

　　

　　

　　

　　此篇称谓问候仍保持旧式，但语言却较前引彪蒙书室本更为活泼生动。特别是“一眨眼皮”“何消说得”等俗话的运用，其实要比施崇恩硬套俗谚的方式更为自然。上面提到的三种“白话尺牍”，在民初都有翻印或盗印，对于普通社会通信的白话化或许不无推动。但其各异的语体倾向，却也说明清末民初“白话”体式弹性之大。这些教本采用“白话”，未必出于白话文运动的进步立场或启蒙姿态，更多是为了回应经商应酬的实际需要，因此也就完全可以与同样着眼于实用的传统程式并存。

　　真正对传统尺牍程式造成实质性冲击的，可能还是政治革命带来的伦理震荡。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京政府内务部颁令废除“老爷”“大人”等称号，许多清末初版的尺牍教本也纷纷推出修订版，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文明书局重版窦警凡之《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就对原书多有订正补充。原编“约恉”中的“家族主义”一条，在新版中被改换为如下宣言：“满清专制，已达极点，等威自不少假借。今共和告成，法律平等，故酬酢启事之际，不得不稍夷阶级。妾媵本干例禁，婢仆亦与寻常人同，本编不别列，恐留专制之馀毒也。”(窦警凡，《民国》，卷首 1a)至于“稍夷阶级”的具体表现，如将“尊卑”字样改为“亲疏”，删去原编中妾室、仆隶书信之类，自不待言。

　　更为显著的变化，则是民元重订版在原版上、下两册末都增添了几封“新书简”。以上册所录第一封新书简“寄父亲”为例，开头上款为“至爱之父亲”，结尾请安处仅写“驰系不尽”四字，末具“父亲之爱儿某名”，与传统程式截然不同。信后“说明”有云：

　　西洋书函，百年以前，亦与中国相同，多其文饰，后因人事繁多，非简易不能迅速，故删除繁文。每函定有五项呆板之式，千篇一致，于是程式画一，幼年学习书函，一见而能。如除去抬头提行等等，可免无数错误，下笔为之胆壮。且措辞尚质而不尚文，亲爱或反有加。(《民国普通应用尺牍教本》，卷上 71a—71b)

　　自戊戌以后英文尺牍书引进，“西洋书函”导入中国已逾十年，到此时才对中文尺牍程式产生实质影响。改编者指出西洋书简同样曾经繁缛多文，近百年才改用简式，遂使传播效率大增，国人如加以模仿，不仅能免于动辄得咎的程式，更将破除浮文，促进真实情感的交流。这里涉及尺牍中“文”与“质”的关系，提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变化：长久以来，尺牍程式(“文”)被认为是完成其交往功能(“质”)的必需，非如此写信便不能完成日常酬应。但“西洋书函”百年来变迁的例证，却揭示了传统尺牍的“文”和“质”很可能早已脱节，甚至相互排斥，去除称谓、抬头、套语之后，“亲爱或反有加”。

　　基于这一理念，“新书简”部分导入了一套全新的尺牍程式，即取自英文尺牍的“五项呆板之式”：(一)上款：对父母等至亲称“至爱之……”，对稍疏远的亲戚称“至贵重之……”，对特别疏远的亲戚或一般朋友则用“贵重之……”，这显然是对英文当中“My dear”“My dearest”“Distinguished”等称呼语(salutation)的模仿。(二)函语：“直写所欲言，无一语繁文”，唯在结尾收束时用“千重[万]珍重，驰系不尽”八字，或只用“驰系不尽”四字亦可。(三)下款：至亲之间，子对父署“父亲之爱儿某”，父对子署“吾儿最爱之父亲”；稍疏远的亲戚，侄对伯父可署“大伯所爱重者某”，反之署“吾侄所礼爱者某”；对同辈及朋友，则可署“受吾子之礼爱者某”“受吾子之爱重者某”，亦即英文书信“My love”“Yours sincerely”“Yours respectfully”等落款语(complimentary close)的变体。此外两项，则为(四)年月日和(五)发信地址。(卷上 71b—74a)

　　据《民国普通应用尺牍教本》的改编者称，这种新程式是基于通信实践，“故近来见于报纸者，有吴万柳夫人芝瑛致石门徐大女士寄尘诸书，皆曾改从新式”(卷上 71a—71b)，指向清末民初吴芝瑛与徐自华两位女士的书信往来。光绪末，吴、徐二人为安葬秋瑾等事奔走，曾在《时报》《申报》等刊登出多通书信。不过，目前所见吴、徐二人通信大体仍采旧式，真正采用前述改良程式的，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期间吴芝瑛致上海女子北伐队“陈司令”及“邵君”的两封信，均刊载于《民立报》。前信上款即为“月也陈先生麾下”，落款署“吴芝瑛谨启”(吴芝瑛 108—109)。但两信对于新程式的表现也仅止于上款和落款两处，其他如请安语简化为“驰系不尽”、信末署日期地址之类的意见，很可能仍是《民国普通应用尺牍读本》改编者的创造。

　　除了称谓款式，随着民元前后礼俗的变化，配合各种传统礼仪场合的尺牍套语也开始受到质疑。1912年，中华书局刚成立就编印了《详注中华高等学生尺牍》，意在抢占当时还不甚受书坊关注的“高等程度学生”市场。这一较高的读者设定，使该书格外强调称谓、典故的雅致脱俗，甚至刻意采用了石印的“八行笺式”。但在分释各种尺牍程式时，编者仍表达了对“印板文字陈陈相因”的不满，指出风俗“进化”对尺牍用语的新要求：“方今人事进化，俗尚维新，婚姻之制已更，名利之途亦异。结婚尚文明，则‘赤绳’‘红叶’之语无可引进；进身从选举，则‘采芹’‘食苹’之例不可援举。凡旧时庆贺之口吻，胥不适用于今日之社会。”(上册 12a)不过，编者并未由此而提出一套适应新礼俗的新语汇，只是要求学者“拾取陈腐之名词，运以新颖之思想”(上册 12a)，仍取新旧调和的立场。

　　如前所述，清末兴起的“白话尺牍”与传统程式之间并无必然冲突，而民初提出改良程式、套语建议之时，亦未涉及书信语体的文、白问题。然而，这种语体与程式两不妨碍的状态，到“文学革命”之后却再也难以维持。先是报章议论：1920年6月，《时事新报·学灯》刊出一篇题为《评论现在通行的尺牍》的来论，开头就说“现在书肆里出版尺牍底教科书，学校里教授做尺牍底方法，我觉得都是不对，几何把交通人底意思的本旨要失去了”(锜中，第1版)。作者指出“阶级抬”和四六套语都是近世才出现的“假古董”，接着将程式问题与从文到白的语体变革对接：“写信底文体，最好是用白话，不要什么套头不套头，直直爽爽地写了几句。”(第2版)此篇刊出后不久，《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即有回应文章，认同书信只是传达语言的工具，并举例说既然当面称呼时“从来没有听见过‘大人’‘尊前’等肉麻的声音，那么信上也当然不必用这等虚伪的恭维”，一切以“讲话的时候”为标准。(敏於，第3版)

　　体现此类彻底改革尺牍程式主张的教本，首推1921年1月亚东图书馆初版的高语罕编《白话书信》一书。该书原是高氏在安徽芜湖商业夜校的讲义，“采用来往书信讨论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版当年就印了三版计九千册，最终印数超过十万，是民国时期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畅销书(汪原放 79)。在书前“绪论”部分，高语罕讨论书信的功能、种类、写法、名号、敬语、格式等问题。他指出书信的本质是“替代语言的工具——就是把当面要说的言语写在纸上，传达远方，仿佛打电话似的”(高语罕 5)，据此确立白话书信的“写法”：

　　(1)不用古典，不求雅驯，不事虚文。

　　(2)一是一，二是二，直捷爽快。

　　(3)说话要合彼此的身份，高亢不得，卑微不得。

　　(4)要表示最诚恳的态度，最深厚的情感。

　　(5)字画要清楚整齐[……]

　　(6)要用标点符号表示语气。要依文法分段，每段起头应低两格。

　　(7)墨色要乌黑有光[……]

　　(8)凡遇信中地名，人名，和数目字，以及年，月，日，时，都应书写清楚，免得误事。(高语罕 5—6)

　　总共列为八条，实有向胡适“文学革命八事”致敬的用意。其中“不用古典”“用标点符号”等主张，更是“文学革命”的题中之义。接着罗列书信称呼，取《尔雅》与英文称谓对照，亦是清末民初常见的引古证今套路。高语罕所针对的，则是中古以降形成的程式礼节，如其论师生之间的称谓：“从前的师弟的礼节，非常尊严；学生对于先生称‘夫子’或‘老师’；自称‘受业’或‘弟子’。现在学校里面和从前大不同了！教习和学生很模糊的，不甚讲究了。好点的学生对于所信仰的教习，称做先生，自称学生，便算万分客气。”(13)值得注意的是，高语罕同样注重“身份”问题，只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导致书信程式不得不变革。传统尺牍称谓既被斥为“阶级思想”的遗存，“还有一些古典主义的，不合理的斯文话头，也要把他一律廓清”(16)。高氏所拟新式书信程式极端简化，如致父母信，上款顶格写“我的父·母亲”，接下来用冒号领起正文，最后祝“健康”并直接具名“你们的儿子(或女儿)某某”(24—25)。

余 论

清季民初这一波尺牍教本的出版热，可视为学制改创、出版业发达、外来资源影响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在思想上的背景，则是尺牍作为一种“应用文”适应了近代以来日趋功利化的教育氛围。在国族危机之下，晚清时代词章之学曾被贬斥为无用的“虚文”，唯有尺牍是其中的例外。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极力贬低“词章”一科，却又指出“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张之洞 9730)；壬寅、癸卯学制和民间涌现的各种教科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将尺牍纳入“国文”课程。直至民初，黄炎培引进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仍以“多作书函”作为国文实用化的突破口(黄炎培 55—58)。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尺牍的“实用”？在民初黄炎培看来，国文课堂上讲授尺牍的好材料正是“旧时《宦乡要则》、今之《官商快览》”之类的日用书(58)。换言之，在传统的伦常秩序、社会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时，尺牍实用性正是寄于包括称谓、抬头、款式、套语等在内的程式套路，官、商、学各界人士也正是凭此达成长久以来的往来默契。清季民初坊间流行着巨量的尺牍指南和分类尺牍专集，无论体例新旧，所传授的知识基本上仍以这些程式化内容为中心，或者在有限范围内调适程式，使之适应新理念和新体例。然而，当政治革命震荡了这些程式套语所依据的人伦礼俗，继起的“文学革命”更提出了另一套实用指标——替代语言，最有用的套路瞬间沦为最虚无的累赘。

　　然而，传统尺牍程式的远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20年唐弢就读小学，学校在国文之外增加一门“应用文”，所授即为尺牍程式：“虽然八行书、黄伞格早已过时，而课本却选用了骈四俪六的《秋水轩尺牍》，老师教了一些怎样称呼、如何抬头之类的学问，只是内容都是请托问候的话，满纸‘恭维’‘恭维’[……]”(唐弢 117)新编的尺牍教材也在探索折中的方案。如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所出《初级尺牍教本》，便同时罗列了新旧两种式样：一面是传统款式的继续松弛，“单抬式及平抬式尤为通行，双抬式则渐见减少”(29)；另一面却是在新、旧之间发明了一种“不纯粹的新式”，“首行还用‘大鉴’等字样，中间提及受信人和受信人的尊亲属，要空一格写，以代替旧式的抬头，自称处仍小字旁写……颂祝语常不省去，且于自己具名的下面，也常用‘启’‘上’等等的结尾字”(35—36)。尺牍的款式和套语固然随时俗变化，但凭借称谓轻重、语气缓急等“虚文”表达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这一原理却亘古不变。这也正是书札尺牍有别于近代以降电报、电话等新型信息媒介的地方。就此而言，斟酌古今体式经验，求得一种折中的程式，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① 广义上的“尺牍”包括符、檄、书、启等全部实用文体，宋代以后开始出现狭义的用法，专指篇幅短小的书简，与“书”渐区别。(赵树功 9—10)

　　② 明清时代尺牍结集的概况，可参见欧明俊：《明代尺牍的辑刻与传布》，第45—56页；邹振环：《清代书札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收入《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3—459页。

　　③ 如第七册第四十八课“邮政”在介绍邮政局、明信片、挂号信及邮资等知识之外，还在插图中展示了挂号信、包裹、新闻纸、明信片、书籍、货样、来回明信片与包裹报税清单、汇票、邮政局资费表的样本(蒋维乔 庄俞 杨瑜统 36a—38a)。

　　④ 有关这些主题的尺牍范文，参阅程宗启：《蒙学尺牍教科书》，第19b—21a、30a—b、31a—32b页。

　　⑤ 蒋升为《尺牍初桄》作者的考证，参见叶文玲、张振国：《晚清徐汇公学校长蒋邑虚生平著述考》，第96—99页。

　　⑥ 对应段落，参见涂谦：《分类缄腋》，第17—35页；张鉴瀛：《宦乡要则》，第128页。

　　⑦ 目前仅见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出版的四版，但该书广告见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再版《蒙学尺牍教科书》，故推定应在此之前初版。

　　

　　⑨ 此书笔者所见版本内文署“普通应用白话尺牍”，版权页署“宣统三年八月初版”，但外封则改题“初等小学必备白话普通尺牍 民国元年三月初版”，应为民元以后改装。

　　⑩ 岸本美绪曾据明清时代名片的称谓和规格考察“身份感觉”的变化，对本文思路启发尤多。参见岸本美緒：《名刺の効用——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際》，第179—217页。

　　Cheng，Oi Man.“Epistolary Guidebooks for Wome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National Consciousness.”14.2(2012)：105-20.

　　程宗启：《蒙学尺牍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彪蒙书室再版石印本(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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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维乔 庄俞 杨瑜统：《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七册，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05年1月6日至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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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本美緒：《名刺の効用——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際》，《風俗と時代観：明清史論集I》。东京：研文出版，2012年。179—217。

　　[Kishimoto，Mio.“The Utility of Name Cards：The Social Interactions of Scholar Officia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Vol.1.Tokyo：Kenbun Shuppan Press，2012.17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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