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英

　　当代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领军人物,也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主要代表。拉图尔理论在世界范围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中国学者的热烈关注。《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1期以“拉图尔在中国:问题与挑战”为专题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技术哲学和政治生态学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此外,中外学者还就拉图尔理论在计算社会科学(王成军122—131)、新闻传播学(肖鳕桐 方洁99—118)、翻译学(邢杰 黎壹平 张其帆28—36)等领域的运用展开了深入探讨。显然,拉图尔理论不仅实现了跨国旅行,也被跨学科“翻译”到其他领域。

　　拉图尔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接受和影响如何?虽然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尚为鲜见,①但文学批评领域方兴未艾的动物研究、物转向和后人类研究,其理论前提都基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密切关联在王炳均的《人与物关系的演变》、张进的《新世纪文论: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等论文中均有所提及。此外,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提出的“后批判阅读”(postcritical reading)作为文学批评的新范式,也直接受益于拉图尔理论的启发(Felski,Limits12),但汉松对此作出深刻的辨析(但汉松79)。基于菲尔斯基的“后批判”,何成洲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到跨文化戏剧研究,提出注重生成性和操演性的跨文化戏剧新理念(何成洲2—14)。

　　上述研究表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正逐渐渗透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鉴于拉图尔思想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容小觑,有必要对文学研究与拉图尔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探究。为此,本文将从以下问题出发展开思考:拉图尔思想被“翻译”到文学研究的契机和基础是什么?拉图尔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持续更新如何助力文学研究方法创新?文学研究是仅单方面借鉴拉图尔理论,抑或能反哺拉图尔理论并与之产生对话?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梳理文学研究对拉图尔思想的接受轨迹,探索拉图尔思想与文学研究联姻的可能路径,发现拉图尔思想对文学研究的有益启发,展示文学研究对拉图尔理论的延伸和拓展,彰显思想旅行和跨学科“翻译”的潜力和意义。

一、 从拒斥到拥抱:当文学研究遇见拉图尔

拉图尔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与基于文本和阐释的文学研究之间乍看相去甚远,两者也的确未能一见钟情。在拉图尔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文学研究正从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建构转向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聚焦种族、性别、阶级等其他社会政治议题,但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LaboratoryLife: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科学在行动》(ScienceinAction)等论著与同时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话题关联甚微,加之他对科学的偏重,因此被文学研究学者视为“元理论”而漠视和回避。当时唯一的例外是“文学与科学协会”主办的杂志《构型》(Configurations)。在该杂志1993年刊登的一篇拉图尔访谈中,拉图尔首次发起对“批判”(critique)的批判(Crawford266)。

　　文学研究与拉图尔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是20世纪末期发生的“索卡尔事件”(the Sokal Affair)及其引发的科学大论战,这场论战不仅促进了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也使文学研究对拉图尔的态度发生了逆转。由于拉图尔主张超越科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他“有幸”被归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后现代阵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终于摆脱了“元理论”的标签。21世纪千禧年之交,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发表论文《对世界文学的猜想》,首提基于大数据的“远读”概念(distant reading)(Moretti56),开启了关于数字化时代文学研究未来的热烈讨论。随着这种背景的变化,文学研究开始正面思考拉图尔理论的积极意义,欲以之证明人文研究从不畏惧和拒绝科学技术,而是具有拥抱科技的宽阔胸怀和创造性利用科技的卓越能力。

　　近年来,拉图尔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重要标志是国际权威期刊《新文学史》(NewLiteraryHistory)在2016年发专刊探讨拉图尔与人文学科的关联。引起这一重大改变的契机源于人文学科自感危机重重,并认为拉图尔理论为其走出困境提供了两种可能:一是为文学研究提供科技平台,二是为文学研究超越“批判”阅读模式提供了替代出路。首先,维特莫尔(Michael Witmore)在《拉图尔、数字人文和知识的分立王国》中指出人文学科的衰落,是学科分立所致。在人文学科陷入危机恐慌之时,拉图尔适时出场(Witmore353)。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肯特面对年迈的李尔王和四分五裂的王国,拉图尔面对学科的分立,提出了“合成主义宣言”(Latour, “Manifesto”471—490),倡导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人文研究从拉图尔理论中获得如下启示:既要保持人文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也应积极吸纳自然科学,方能使文学研究保持不断发展的活力,摆脱学科危机焦虑的困扰。同时,维特莫尔利用算法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文字规律,证明科技和数学非但没有抑制文学研究的奇思妙想,反倒使人文学科焕发一新。

　　其次,菲尔斯基在《批判的界限》(TheLimitsofCritique)中指出,“面对艺术和人文学科的价值日益遭到质疑,对人文学科最有力的捍卫不是强调学者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批判’和否定姿态,而是表达积极性、建设性的人文思想”(Felski,Limits186)。菲尔斯基对将“批判”作为文学阐释唯一信条的质疑,受启发于拉图尔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为什么批判耗尽了动力?》(“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该论文与拉图尔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对批判的批判”思想一脉相承,只是文学研究在二十年后才领悟到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而在这二十年间,批判性阅读和怀疑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长期垄断文学研究,直到拉图尔向“批判”发起批判,才使文学研究深刻认识到:怀疑阐释学仅仅是文学研究众多方法中的一条路径,而非文学研究的天赋使命。在此之后,主张文学研究超越“批判”模式的呼声日渐高涨,弗兰克·莫莱蒂、夏农·马库斯(Sharon Marcus)、史蒂文·贝斯特(Stephen Best)等纷纷对“批判”模式进行重新评价,并规划“后批判”的种种路径,其中,菲尔斯基提出的“后批判阅读”将读者和文本视为产生意义的共同行动者,视阐释为行动者之间的共同生产(Felski,Limits174),在将拉图尔ANT理论“翻译”到文学研究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回顾文学研究与拉图尔一同走过的四十年里程,经历了从有意回避到尝试借用,再到积极采纳的转变,见证了文学研究和拉图尔理论的共同成长。在这四十年间,面对新现象和新问题的出现,拉图尔的理论也在不断自我反思、超越和发展。2005年出版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ReassemblingtheSocial:AnIntroductiontoActor-Network-Theory)不仅对“社会”进行了重新定义,也对ANT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2013年的《存在模式探究:现代人的人类学》(AnInquiryIntoModesofExistence:AnAnthropologyoftheModerns)对ANT理论进行了定性分析和重要修正;2017年的《面对盖娅:新气候政体八讲》(FacingGaia:EightLecturesontheNewClimaticRegime)通过启用盖娅形象拓展ANT理论,展开对人类世问题的思考。那么,这三部论著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新视角?文学研究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灵感?获得怎样的启发?下文将依次对此进行探讨。

二、 重置文学社会学

詹姆斯·恩格里希(James F. English)在论文《文学社会学之后的文学社会学》中指出,如果以往的文学社会学主要指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人的著述,那么,如今“更没有必要指定一个独特的学派或方法称其为‘文学社会学’,因为许多文学学者在基本意义上都是文学社会学家,无论他们在已被命名和认可的子领域版图上位于何处(后殖民研究、酷儿理论、新历史主义),他们共同的学科使命都是探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English viii)。事实上,文学研究已经在整个学科范围发生了社会学转向。然而,拉图尔的《重组社会》不仅使社会学发生再一次转向,也引发了文学社会学的又一次裂变。

　　在拉图尔之前,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社会”定义为总体性的思想被文学研究领域广泛接受:“总体性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概念的抽象形式:整体即包括一切。”(Durkheim443)这段论述被弗拉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用作其鸿篇巨制《政治无意识:叙事作为社会象征行为》(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aSociallySymbolicAct)的题词,足见涂尔干的社会学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和地位。此标题让我们一窥该书要旨:文学是社会总体性的叙事象征行为,而文学研究就相当于症候阅读。

　　但拉图尔的《重组社会》对詹姆逊所依据的“社会”概念从根本上发起质疑:“什么是社会?‘社会的’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有些活动被称为具有社会的维度?怎样证明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什么时候一种社会学研究是好的研究?”(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3)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常常用“社会”领域解释“非社会”领域,比如,虽然经济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但人们依然用“社会因素”来解释某些经济行为,虽然心理学强调内心驱动,但研究心理一般要考虑“社会影响”。这种将“非社会”活动置于“社会背景”中进行阐释的社会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便成为“将文本置于社会背景”的阐释方法。

　　拉图尔对“社会”的理解与上述社会理论截然不同:“社会”本身并不存在,社会只是异质元素联结(associations)的结果(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5)。如果之前的社会学是“社会的社会学”,拉图尔的社会学则是“联结的社会学”。对于拉图尔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区别于物质世界或自然世界的社会世界,社会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场景或容器,而是一直处于联结和聚合的过程。菲尔斯基对此有精辟解析:“拉图尔所说的社会是联结的行为和事实,是各种现象聚集一起以创造聚合、关联和网络的过程。社会只存在于它的实例中,以有时可预见、有时不可预测的方式存在。在此过程中,思想、文本、意象、人、物等不断组合、解绑,不断联结、解体。我们并不拥有俯瞰社会秩序的全景视野: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让我们像翱翔的雄鹰一样批判性地、超然地俯视下面的芸芸众生,而是像蚂蚁一样跋涉,惊叹于隐藏在茂密草叶中错综复杂的生态和各种各样的微生物。”(Felski,Limits157-158)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社会”不是用来解释其他行动的“因”,而是行动者聚合、解散、再聚合过程的“果”。

　　如果传统社会理论因此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文学社会学自然也难以为继。如果社会不是先于文学而存在的固定背景,那么,将文学文本置于社会背景中的文学研究便失去意义;如果社会是果而不是因,文学就不应被视为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或回应,文学批评的任务也不再是探讨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而是思考文学如何想象社会和社会关系。在此逻辑的支配下,文学社会学也理应再次转向。

　　那么,在拉图尔的框架下,新文学社会学如何为之?第一,文学社会学不再将文学作品视为社会的镜像、指数或症候,而是将文学作为社会研究的“思想实验”,拉图尔本人的研究为此作出了示范。他的许多“思想实验”呈现出鲜明的小说性,体现在丰满的人物、风趣的对话、复杂的矛盾冲突、细致的场景描写等方面。在《重组社会》中,拉图尔以美国作家理查德·鲍威尔斯(Richard Powers)的科幻小说《葛拉第2.2》(Galatea2.2)为例,论证社会学取道文学的必要:“虚构小说通过使用思想实验、或然历史和科学小说,将坚固物变为流动状态,使其与人类的联系变得有意义。社会学家需要向文学艺术学习很多。”(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82)此外,拉图尔的《存在模式探究》第一章采用虚构小说的叙事手法,描写一个虚拟人物(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时遇到一系列矛盾,这与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著名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ARoomofOne’sOwn)有异曲同工之处。拉图尔之所以热衷以小说方式进行论证并鼓励社会学家密切关注“小说、戏剧、电影”(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54-55),是因为文学通过想象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场,为捕捉那“看不见却摸得着、习以为常却又出人意料的悖论式的”社会提供了线索(21)。因此,文学社会学将文学文本视为理解社会现实和生产社会理论的重要资源,探讨文学如何通过虚构社会性场所凸显社会问题,引发读者对其进行思考,激发读者对其进行探究。

　　第二,文学社会学可以采取“场所阅读”(site reading)方法,即,识别出文学文本中的重要社会性场所,聚焦人类与非人类在故事世界中的聚合和互动(Alworth19)。“场所阅读”由哈佛大学大卫·奥尔沃思(David Alworth)提出,基于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对“超市”等社会性场所的深描。在“超市”中,主客体的对立被消解,超市货架、商品包装和价签、称重工具等在顾客作出购买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行动者的作用,人与非人类构成动态的行动者网络。“小说家试图驯服‘社会’这头野兽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社会学家,花上数小时的时间想象和构思我们称之为情节和对话的社会互动情景,将其置于我们称之为场景的框架中”(Alworh13),从而促使读者对社会性进行探究。例如,美国作家德里罗(Don DeLillo)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超市”等社会场所,并将其写入经典小说《白噪音》(WhiteNoise)中。虽然既有研究从生态批评、科技伦理和消费主义等诸多方面对该小说进行了丰富阐释,但拉图尔的《重组社会》为此增添了新的视角。小说中的超市场所不再是被动的叙事背景,而是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主人公杰克在超市中环顾四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超市的标准化布局,但在其表面下却存在着一种半自主的非人类行动者领域。德里罗常常用短句来描写超市中涉及但不一定包括人类主体参与的行动,比如“烘干机上甩干的牛仔服”(DeLillo18),或人类与非人类相互渗透的超市广播。在《白噪音》的结尾处,“超市货架重新布局”引起了“老年购物者的恐慌,他们惊慌失措,走走停停,试图找到规律,发现逻辑”(325),货架陈列布局的突然变化引起购物者如此剧烈的情感反应,充分体现出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

　　《白噪音》中诸多此类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场所,因由小说家德里罗的犀利慧眼,才能引起读者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白噪音》操演了一场社会学“思想实验”,而“超市”等社会场所不仅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思想实验”的平台,也使交叉学科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三、 探究文学的“存在模式”

拉图尔的早期ANT理论是把双刃剑,其贡献在于超越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思想与物质的二元对立,提出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不仅相互交织相互依存,而且发挥的作用平等,但ANT同等对待一切行动者、将一切现象纳入行动者网络的做法也时被学界诟病为“平面本体论”(Delanda28),被质疑有抹平行动者作用差异之嫌,这也使ANT理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陷入困境。那么,拉图尔如何克服这一难题?重整方向后的ANT理论又为文学研究带来了哪些新的洞见?

　　拉图尔的《存在模式探究》就是针对上述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该书旨在对ANT理论在推广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滥用和缺陷进行澄清和修正,强调在关注联结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差异,并提出存在论的多元主义,将行动者网络(ANT)分为15种“存在模式”(mode of existence)。第一组:再生产(REP reproduction)、变形(MET metamorphose)、习惯(Hab habit);第二组为准客体(quasi-object):技术(TEC technology)、虚构(FIC fiction)、指称(REF reference);第三组准主体:政治(POL politics)、法律(LAW)、宗教(REL religion);第四组将准主体与准客体相连接:附着(ATT attachment)、组织(ORG organization)、道德(MOR morality);第五组是元存在模式:网络(Net network)、介词(PRE preposition)、双击(DC Double click)。上述15种“存在模式”之间不可还原,都有各自的轨道(trajectory)。

　　拉图尔之所以使用“存在模式”概念,是因为他认识到:现代人常常使用场域(field)、领域(domain)等地图学比喻来界定科学、政治、法律、经济等的研究范围,领域具有边界的内涵,因而每个领域的学者被期望术有专攻,守住学科边界。但人类学家在实际去作田野调查时却很快发现,科学领域其实掺杂很多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又与法律因素交织(Latour,Inquiry29)。拉图尔使用“存在模式”的概念论述科学、法律、技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区别,其高明之处在于:“存在模式”既能用来识别差异又能消除边界。

　　虽然拉图尔在该书中没有明确讨论文学或小说,但他对“存在模式”的探究为我们把握文学存在的方式提供了以下两点启发:第一,文学同时参与了再生产(REP)与指称(REF)两种基本模式。再生产指的是这样一种存在模式,即,存在物“必须通过坚持重复自己才能让自身的存在持久”(Latour,Inquiry101)。换言之,文学文本不断地向读者展现自我,反复诉说,与读者展开对话。同时,文学邀请读者将其连接到指称之链(chains of reference),即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第二,虚构(FIC)这种无法被二元论形而上学安置的存在物获得了存在论地位。在拉图尔之前,“虚构”的价值曾遭到三种方式的怀疑或遮蔽:1.从柏拉图到清教徒,都将虚构(FIC)视为谎言,割断了虚构与真实的联系;2.认为虚构(FIC)独属于美学领域,剥夺了虚构与其他“存在模式”联结的可能;3.将虚构(FIC)视为幻想和头脑的产物,否认其作为“存在模式”进行流通的能力。

　　拉图尔对“虚构存在”模式的阐述不仅颠覆了以上三种谬说,而且为揭示文学的能动性提供了五点新解:

　　第一,文学虽属于虚构存在模式,非但不与真实对立,反倒能创造新的真实。拉图尔在该书第九章《定位虚构存在》中强调:“‘虚构存在’没有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幻觉或错觉,而是指向被组装的、一致的、真实的东西。”(Latour,Inquiry238)“组装的”不但可以是“真实的”,甚至“拥有一种特别的真实,应当被珍视和尊重”(Latour,Inquiry239)。威廉姆·沃纳(William Warner)在《真实与小说:拉图尔与虚构的用途》中指出,英国小说研究史围绕“真实与虚构”的议题展开的辩论历时已久,英国早期小说家为捍卫小说的真实性,甚至采用书信体、自传等文类标识以赢得读者对其真实性的信服,而拉图尔提出“虚构存在”是参与真实的一种模式,为小说家摆脱“真实”焦虑、结束“真实与虚构”之争提供了可能(Warner272)。在拉图尔的框架下,小说中的文字、思想、形象和形式等行动者本身就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文学评论不必纠结于小说是否真实再现了现实,而是应探究这些行动者如何创造了新的真实。例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探案小说不仅发明了线索推理(clue reasoning),为读者提供了新的阐释乐趣,而且塑造的侦探形象是如此鲜明生动、独一无二的存在,至今只能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而伦敦贝克街221号每年收到的世界各地读者来信,更是见证了这部描写虚构人物的虚构小说所创造的跨越时空的真实。

　　第二,文学能够产生“附着”(attachment)。“附着”是拉图尔理论的重要术语,既是字面意义也是一种比喻修辞,若置于文学语境中,前者指物理附着,比如旅行时随身携带的一本小说,后者指精神附着,表现为:文学是人生低谷时的支撑和陪伴,是黑暗时刻的一道光;我们会为某个虚构人物的命运而牵挂,为其祈祷,为其祝福;文学作品有时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对我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我们所阅读的文学作品编织了我们日常体验的肌理,形塑了我们存在的风格。因此,菲尔斯基认为,阅读行为不仅是认知活动,也是具身性的审美实践,让我们去感觉、感知和参与,并且会修改或重新勾画我们的存在模式和人生路线(Felski,Limits176)。

　　第三,拉图尔的“虚构存在”是动态的生成,超越审美边界与其他存在模式相互交叉,并产生新的存在模式。同理,文学的力量和影响不仅常常溢出“虚构存在”模式,而且能培养和酝酿其他存在模式。当文学使读者与之发生共鸣共振时,会将读者狂放的感情驯服或将其压抑的情感释放从而使其发生改变(MET);文学会让读者感到被召唤去不断超越自我(REL),或有助于使读者在某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潜在施动者(POL),或能提升读者的道德意识(MOR)。

　　第四,文学具有“可供性”(affordance),这意味着文学的意义由文本和读者共同构成。“可供性”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来自人与物的互动,正如一部厚厚字典的“可供性”,使它可能成为学习语言的工具,也可能成为砸人的武器,但无论如何不会让人当作行走的拐杖,这表示“物”的自身属性具有力量和影响。据此,拉图尔坚信文本也拥有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是艺术作品吸引了我们。如果作品确实需要被阐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觉能对它为所欲为。”(Latour,Inquiry241)文学以我们不可预期的方式吸引了我们,并将我们引向某种阐释和感知路径。

　　第五,文学的独特性并不排除社会性,社会性反倒是文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文学需要读者的关注和参与,否则很快就被遗忘。拉图尔以地铁和叙事为例对此进行阐述:我们被一辆地铁运走(carry away)与被一段优美的叙事迷住(carry away)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区别不在于第一种“带走”是真实的而第二种是虚假的,而是在于是否需要关注,一旦那个被叙事吸引的人失去了对叙事的牵挂和主动参与,叙事也随之消失了,而地铁则不同。(Latour,Inquiry248-249)文学在塑造我们的同时也依赖于我们投之以适当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而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凝视,需要我们将先入之见暂时悬置和搁置,为新事实和新关切点的出场创造时间和空间,这是审美体验的魅力,也是文学研究的动力。

　　以上五点表明:无论是文学创造“真实”,还是产生“附着”,引起“共振”,都凸显了文学自身的力量和能动性,而文学的“可供性”和“社会性”则突出了读者与文本、人与物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如果拉图尔对社会学的重置,催生了“场所阅读”等新文学社会学对“文学中的物与人”互动的关注,那么,拉图尔对“虚构模式”的探究,则引发了文学研究转向“文学作为物与人”的互动。这一转向与同受拉图尔影响的提亚·德诺拉(Tia DeNora)、安托万·亨尼恩(Antoine Hennion)等艺术社会学家提出的“新艺术社会学”不谋而合,甚至互为印证,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共识。

　　其一,关于艺术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认为二者构成相互影响的行动者联结。提亚·德诺拉认为,拉图尔的共同生产概念为重新思考音乐社会学提供了启发。传统音乐社会学的症结在于将音乐与社会二元对立,而化解症结的途径则是认识到“音乐与社会相互构成”(DeNora151),或亨尼恩所谓的“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循环因果”(Hennion153)。同样,菲尔斯基以拉图尔理论为武器,直戳传统文学研究的要害——文本与语境之间的“零和博弈”(Felski,Limits165),并指向文学研究的未来,即,超越文本与语境、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关注文学与社会的联结和互动。

　　其二,关于文本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文本作为行动者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只有作为中介者在与其他现象的关系中才能发挥能动性。德诺拉提出的“音乐事件”分析模式,将音乐视为听众与文本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过程,“这种作为物质的音乐的特殊性,并非像以往一样孤立存在,而是存在于与人的互动之中”(卢文超143)。亨尼恩也认为“音乐既是事件,也是事件的来临,在与公众接触过程中不断发生转变,并依赖于公众的倾听”(Hennion268)。因此,亨尼恩将音乐趣味(taste)视为一种活动和操演,在此过程中,音乐爱好者不是接收者,也不是生产链的终端产品,而是使音乐成为现实的起点(Hennion267)。针对文学作品,菲尔斯基作出了相同的推论:文学作品从来不是个体主义意义上的行动者,“如果文学作品有所作为,也只是作为共同行动者和相互依赖者交织在一系列附着和关联之中而发挥作用。我们所研究和教授的作品——包括贝克特(Beckett)或布朗肖(Blanchot)、布莱希特(Brecht)或巴特勒(Butler)等作家的最反传统的文本——如果离开了出版商、广告商、批评家、评奖委员会、评论、口碑推荐、教学大纲、教科书和不断变化的品味和学术术语,以及我们自己和我们学生的热情和喜好,就永远不可能引起我们的注意”(Felski,Limits170)。基于此,菲尔斯基提出“中层阅读”(mid-level reading)策略。所谓中层阅读,既不是“细读”或“近读”(close reading),也不是“粗读”或“远读”,既不是透过某一文本的表面,揭示其所隐藏或压抑的含义,也不是俯瞰整个文学体系,揭露其社会建构性。中层阅读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阐释,是文本和读者作为行动者共同创造意义的过程(Felski, “Latour”741)。

　　上述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新艺术社会学之间种种默契的背后是席卷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物质文化转向的大潮,而拉图尔ANT理论在此过程中功不可没。拉图尔对“存在模式”的探讨,不仅克服了早期ANT把一切行动者均质化和平面化的弊端,也在确认文学艺术文本与文学艺术之外的政治、技术、经济等之间存在关联的同时,凸显了文学和艺术审美体验的独特性,为文学和艺术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

四、 面对盖娅:文学在人类世时代的能动性

继《重组社会》之后,拉图尔的《面对盖娅:新气候政体八讲》转向重写地质史,重置政治生态学。与以往科学主义不同,《面对盖娅》在重写地质史时诉诸文学,表现在:放弃“地球”和“全球”概念,重启“盖娅”形象、重述盖娅故事、重新命名人类,彰显了文学在人类世时代的独特能动性。

　　首先,“盖娅”代表什么?在古希腊神话中,盖娅是大地女神,具有多副面孔,既是暴力的象征,也代表母性的庇护。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气物理学家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受NASA邀请探测火星上的生命。通过分析火星大气层,拉夫洛克发现它处于死平衡状态,相反,地球大气层则远离均衡状态。拉夫洛克由此获得了从外太空观察地球的视角并提出:地球是一个能自我进化、自我调节的有生命系统。拉夫洛克将此系统命名为盖娅,成就了著名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基于此,拉图尔对盖娅进行了重新界定:盖娅有一千个名字。可以肯定的是,盖娅不代表和谐,也不是母性的象征(Latour,FacingGaia82)。盖娅既不是科学概念也不是准宗教概念,而是如第三章标题所示,“盖娅:代表自然的世俗形象”(77)。

　　其次,拉图尔为什么启用“盖娅”形象?这是因为使用人物形象对地球的具象化与现代科学对地球的抽象化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现代科学对地球的抽象化阻碍我们认识到伤痕累累的地球所处的真实困境。对地球的远观和抽象化开启于17世纪,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的天文叙事之所以被众人相信,是因为那个世界被视为同质性的,“如果不考虑第二属性(颜色、气味、质地、繁衍、衰老、死亡),只聚焦基本属性(延展和运动)的话,人们可以将所有行星、太阳和星系视为台球一样毫无差别”(Latour,FacingGaia77)。这种对地球的抽象化倾向直到拉夫洛克才被扭转。在拉图尔看来,地球不是被抽象化的蓝色星球,而是上演着人类和非人类行动的真实舞台,而且“盖娅是地球关键带的脆弱包层”(140),所谓的稳定系统不过是一种幻觉,在人类世时代已经坍塌。盖娅远非万能女神,无法修复人类对地球的肆意破坏。

　　在重构盖娅形象后,拉图尔如何重写地质史?拉图尔借用叙事学理论,将地质史书写为人类与非人类各种地质能动者之间的互动史。格雷马斯以“行动元”(actant)替代“人物”,将分析重点从人物转向功能,将行动能力抽象为“行动元”或具体到“行动者”的做法,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思想暗相契合。因此,拉图尔明确表示“将格雷马斯的叙事学概念作为工具箱”,为其阐述非人类的能动性提供了“把手”(Latour, “Life”468)。

　　拉图尔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伟大的小说”的范例,展示其如何“悬置通常的阅读框架,暂停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对立”(Latour,FacingGaia50),将能动性分布在人与非人类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选择这部具有多条情节线的长篇小说作为论据,显示了拉图尔的独具匠心,因为该小说将众多的人物通过各种能动性连接起来,而人类的力量在其中并不占优先地位。拉图尔所聚焦的小说片段是1812年10月12日的塔鲁丁诺战役前夕库图佐夫将军决定是否对战拿破仑的情景。拉图尔观察到:“在这段战斗叙事中,人类主体本应掌控全局从而实现目标,但却恰恰被其无法阻止的客观力量所裹挟。”(50—51)尽管库图佐夫将军有胆识、有经验、有智慧,却深感自己的无力和战争的无定。战争就像是多股混沌力量的纠结和碰撞,而人能够做出的改变微乎其微。历史之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每一种氛围,都是一种能动性,而所有行动者的合力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在拉图尔看来,托尔斯泰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就展示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交织,见证了伟大小说家的卓越与不凡。

　　拉图尔从《战争与和平》中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和优势,并在文学的启发下,激活“盖娅”形象,替代“地球”概念,展示人类集体栖居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各种存在。在人类世时代,我们所要应对的已经不是个别物种濒危,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坍塌。生态危机的复杂性和尺度之广,需要足够复杂的想象力才能理解异质能动性的交织从而找到解决的途径,但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人为分割、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科壁垒导致复杂想象力的缺失。

　　拉图尔以《面对盖娅》向我们展示:如果抽象的理论通过推理和论证未能成功表征生态的复杂性,与其相比,文学胜在使读者通过感官、直觉和想象去体验和感受地球上其他存在的灵魂、倾听其他存在的声音,了解河流的性格、岩石的魅力、树木的年轮。因此,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简·本尼特(Jane Bennett)等理论家也都将文学叙事作为阐述后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理论的有力工具,见证了文学独具的能动性,以及文学在人类世时代的责任和担当。

结 语

回首拉图尔理论从1987年的《实验室生活》到2017年的《面对盖娅》四十年的发展轨迹,其经历了从对科学的民族志研究,到对社会学的改造,再到对生态学的重置的过程,拉图尔一直致力于从不同角度对ANT进行阐述、修正、完善和拓展。在理论反思和发展过程中,拉图尔征用一切可获得的媒介和工具,操演一次次的“思想实验”,而文学恰是拉图尔最为倚重和青睐的资源之一。无论是以文学作品作为论述例证,还是以虚构文学形式作为论证方式,抑或以文学理论作为概念框架,拉图尔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所倡导的超越文学与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立的理念。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姿态不仅为文学研究跨学科“翻译”拉图尔理论提供了可能、启发和示范,而且证明文学研究与拉图尔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借鉴而是彼此滋养。

　　拉图尔通过“跨界”文学拓展了科学社会学,同时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从“怀疑阐释学”转向“后批判阅读”,从“细读”“远读”转向“中层阅读”,从研究“社会中的文学”转向关注人与物的联结互动,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共同生成。在这种新兴的研究范式下,文学是研究社会的“思想实验”,通过聚焦“社会场所”考察人与物的互动;文学是独特的“虚构存在”,通过想象人类与非人类异质能动性的交织,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知识型的局限,创造地质尺度的地球观,培养地球命运共同体意识。

　　然而,我们在借鉴拉图尔理论的同时也应认清其理论的误区,避免其理论的偏见,特别是拉图尔对涂尔干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传统的颠覆,虽极具影响但也极富争议。拉图尔对社会总体性的统统摒弃,对社会结构的极端排斥,对批判理论所倚重的“社会权力”和“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全盘否定,暴露出其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隐患(常照强 王莉67)。因此,文学研究在接受拉图尔“对批判的批判”的同时也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的态度,方是拉图尔理论跨学科“翻译”的因应之道。

　　最后,拉图尔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一、就文学社会学而言,如果说“布迪厄思想的价值是采用关系主义的方法来反思性把握文学实践的每一要素”(朱国华413),那么,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来评价拉图尔理论对新文学社会学的启发,只不过后者的“关系主义”指的是行动者网络,是人和物的相互关系。二、拉图尔借助虚构文学叙事和文学理论概念重置科学社会学的跨界实践,发挥了一种行为示范作用:一方面,中国文学研究应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激活学科创新动力,加强跨学科知识生产;另一方面,面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应始终坚信文学的潜力和影响,从中国经验出发,书写中国故事。同时,作为文学行动者网络的中介者,文学研究学者在增强文学文本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方面也应发挥更大作用。如此,我们不仅实践了拉图尔理论的跨学科“翻译”,而且能实现拉图尔思想的跨文化流动。

　　注释[Notes]

　　① 菲尔斯基的《拉图尔与文学研究》(LatourandLiteraryStudies)针对拉图尔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本文有重要启发,但其篇幅较短,讨论不够系统、全面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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