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问题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学术课题,它不仅贯穿百年来的学术史,而且横扫了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甚至自然科学也借鉴了它的光芒(物理学出现了语境测量方法)。它的生命活力由最初的语言语境辐射到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由内部语境扩展到外部语境;由情景语境延伸到文化语境;由生成语词意义的语境升华为产生真理的语境。无论是哪种语境,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其价值都可从本体意义上来决定学术的真与假、成与败、优与劣。它的功能用“一切创造之源、之本”来评价都不为过。作为创造之源、之本的语境,其创新机制,主要表现为语境的复义性、语境的再生产性和语境的问题效应。
一、 语境的复义性
在英文中,“语境”意为词语的“上下文”,语言学借用这个词来表示“语言使用的环境”(朱永生6),简称语境。语境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传统语言观的一种颠覆,亦是对索绪尔语言学局限性的突围。流传两千多年的传统语言观始终将语言作为表达事物的工具或手段,一个词即指称一个事物,词的意义由该词所决定,一句话的意义由说话人所决定。瑞恰慈在谈到语言的功能时说,传统语言学主张对事物进行抽象,找出事物的一般类的特性即意义,然后用一个确定的词去表达,所以事物的意义是由词去指称,词就等于意义。这种方法,瑞恰慈称之为“定‘名’法”(瑞恰慈329)。在瑞恰慈看来,这种简单的“定名法”不符合人的反应和感觉的特点。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人的反应有些是简单的,但大多数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人的反应还有强大的记忆功能,既有对遥远的过去的记忆,也有对当下的铭刻记忆,更有对未来的梦幻记忆;既有有意识的记忆,还有大量的无意识记忆。人在交往对话时,这些复杂记忆有可能顿时涌上心头。即便一个简单的抽象的词,也既有当下之意,亦有过去和未来的明意、隐意、转意和象征意义,它们会以复杂意义共同体的合力效应发挥作用。旧的修辞学已经不能解决词语的意义由何而来等问题,建立新的修辞学迫在眉睫。新的修辞学恰恰从旧的修辞学的软肋入手,将“词语如何表示意义”(瑞恰慈325)作为重中之重的核心问题加以研究。为此,瑞恰慈竭尽一切学术资源,在颠覆旧修辞学的意义观念的同时,开创性地提出“语境”命题。新的修辞学认为词语的意义既不是说话者赋予的,也不是单个词本身所决定的,而是产生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中。这就是说,从语言内部看,单个词构不成意义,单个词与单个词只有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成句子,方能体现出一定的意义。所以意义是在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语言的内部语境。从语言的交流功能看,当言说者双方进行交流时,他们不仅需要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而且还涉及交流双方的身份地位、文化习俗、性格爱好、受教育程度及心理意愿等因素。交流的时空不同,涉及的因素不同,双方对言说意义的理解也就不同。所以,交流的时空、涉及的因素就构成了语言的外部语境。决定语词意义的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被统称为语境。语境范畴的提出是新修辞学对传统修辞学的一种突破和创新。这种创新的价值在于,它为20世纪西方学术探索从形式主义的封闭研究转向历史主义的开放研究提供了一把金钥匙。瑞恰慈无不幽默地说:“‘语境’这种熟悉的意义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任何写出的或说出的话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该单词用来描述那个时期的为人们所知的其他用法,例如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词;最后还可以扩大到包括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者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瑞恰慈333)自1923年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提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起,近百年来,语境概念所向披靡,横扫一切学术研究领域,并被不停地扩展、补充、深化和创新。瑞恰慈率先将原本是确立“上下文”关系的语言学语境概念移植到文学艺术研究中,奠定了建构文学语境的语言学和心理学基础。瑞恰慈是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是新批评的开山鼻祖,同时,他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他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而且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齐家莹在《瑞恰慈在清华》一文中介绍:1927年,瑞恰慈来北京访问参观了清华大学。1929—1930年,他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并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他的《〈意义的意义〉的意义》一文于1930年发表于《清华学报》(徐葆耕编125)。徐葆耕在《瑞恰慈:科学与诗》一书的序言中,详细回忆了瑞恰慈的新批评和文学语境理论对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情景,当时作为学生的钱锺书和作为教师的朱自清先生直接获益。钱锺书在瑞恰慈学术思想的启迪下,于1932年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五期发表了《美的生理学》(徐葆耕编116—121),于1934年在《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论不隔》(徐葆耕编111—115);朱自清运用复义理论对中国古诗的分析堪称中西融合的典范,此成果以《诗多义举例》为题发表于1935年6月的《中学生》杂志(徐葆耕编95—110);李安宅的《意义学》则是对瑞恰慈意义理论的一种再解读,这部著作发表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徐葆耕编77);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则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徐葆耕编8)。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瑞恰慈以复义理论为基础的语境论,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力,用振聋发聩、开一代先河等来形容,都不足以完美概括。以我们之见,瑞恰慈以复义理论来阐释他的文学语境观,恰恰与中国语言和诗词中的意象理论不谋而合。这种语言思维的趋同性,使双方一拍即合,妙机天得。那么瑞恰慈语境的复义理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第一,瑞恰慈将复义作为建构文学语境的理论基础。在瑞恰慈看来,语境是“用来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的名称,这组事件包括我们可以选择作为原因和结果的任何事件以及那些所需要的条件”(瑞恰慈334)。这些事件,在言语行为中,有的呈现出来,能对言语交流直接产生效应;但其中大多数,如表示原因的,或者以无意识形态潜藏在人意识深处的身份意识、文化习性、心理特征等因素,虽在场,却隐身,不被人目睹耳闻。用来表示这组复杂事件的语词需要承担多种角色的职责。事件的多样性、事件形态的复杂性、词的复义性,使语境货真价实地成为一种“复义现象”(瑞恰慈339)。因此,瑞恰慈把“复义”定为“意义的语境定理”(瑞恰慈338)。“意义的语境定理”是新旧修辞学区分的标志。旧的修辞学把复义视为语言词不达意的根源,千方百计要消除复义,而新的修辞学则将复义视作话语意义产生的根基。可见,瑞恰慈的复义语境不同于一切旧修辞学的语境,它是对旧修辞学语境的突围、创新,是一种赋予语境以本体意义的语境观。
第二,复义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瑞恰慈从人的心理本能出发给予科学的寻根。在《诗中的四种意义》一文中,瑞恰慈指出人的言语行为与文学用语所表达的意义绝不是单一的,而是由“‘意思’,‘情感’,‘语调’,与‘用意’”(徐葆耕编46)这四种功能构成的全盘意义在起作用。“意思”指通过言说某种事态和条目,给人以思考,激起对“条目的思想”;“情感”指通过言说,表达“一种态度”或“某种特别的倾向,偏好,或强烈的兴趣”,体现出“一些个人的情感底气味与色彩”(徐葆耕编46—47);“语调”指言说者在挑选词和安排文字时表现出来的自己的身份地位、对事物的态度所引起的声音的高低、抑扬顿挫和冷暖;“用意”则指言说所表达的目的。在人的语言行为中,这四种意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会传达出来,只不过其中某种意义占据的地位或者表现的重要性不同而已。从语言分类上看,在科学用语中,“意思”占首要地位,但其他意义也不能完全被杜绝,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对文学用语来说,上述四种意义都是必须具备的,但其中“情感”却被摆在首位。而科学用语的“情感”却常常隐藏在意义之下,声色丝毫不露,甚至可以被视作“局外人”。诗的叙述是情感的叙述,是情感表达的工具。诗的叙述往往采用各种手法如隐喻、悖论、自否、虚幻等,造成与逻辑不相干甚至背离的假象,都是为了情感的表达。唯独如此,才能说诗是一种灵魂,扣动心弦!可见,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其叙述都建构在人的这四种心理功能上,是心理功能的复义本能的驱动。这就为语境的复义性提供了科学的心理学基础。
第三,诗性语言的复义性。中国传统诗学从来都视诗性语言的复义性为文学之本,但仅是一种寓于文学自身的天性感悟的审美体验,尚不能予以科学阐释。在20世纪30年代,瑞恰慈从生理、心理学角度详细剖析了诗的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在《科学与诗》一文中,瑞恰慈提出诗是人的经验的表现。经验是什么?经验是人经历过的一切所见、所感的集合体,是活生生的事件给予人的喜乐悲哀的情感体验、生活体验,诗就是这种经验的呈现。从人的生理、心理角度看,人有两种能力。一种是获得思想的智力,另一种是对事物的兴趣、态度、情绪和情感的情智。在瑞恰慈看来,人的情智是主要的,构成人的主要的生理、心理系统。诗呈现经验,主要运用情智,这就使诗的语言成为一种具象的、隐喻的、情感的、想象的、多义的语言。这种语言往往把思想隐蔽于文字之中,思想对于诗而言,永远是第二位的。如果我们在评价一首诗的时候,把思想估价过高,就误读了诗。与诗相比,科学排除一切感性的、隐喻的、情感的和模糊的因素,追求确定性、逻辑性和可靠性,科学的语言排斥含混和复义。可见诗的本质决定了诗歌语言的复义特征,难怪瑞恰慈不无深情地说:诗的“文字是组合这些冲动的钥匙”(徐葆耕编21)。
从上面对瑞恰慈意义的复义、诗语言的复义性理论的介绍看,瑞恰慈所说的语境是一种不同于语言语境的文学语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境具有与语言语境相似的共同特征;但它又是诗的艺术,具有与语言语境不同的特质,这个特质就在于它的复义性。文学语境复义性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突破了仅限于语词上下文关系的封闭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文学文本创作、欣赏、批评的广阔的多维空间与方法。表现为不仅要关注语境的内部研究(语词在上下文中的关系),更要关注语境的外部研究(语词在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留下的痕迹);不仅要着眼于文字已呈现的意义与事件,更要透视语词中蕴藏的但却不在场的意义与事件。通过“复义的语境定理”,瑞恰慈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文学的表层研究与深层研究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当然,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的提出,也是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社会语境等外部语境作用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适逢其时的瑞恰慈以十分敏锐的学术眼光,洞察到整个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到文学艺术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科学获得了长足进步,人的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了深刻影响。流传了千百年的习惯和风俗已经阻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人们身处其境,深有感触。打破传统,不断反省,走创新之路,是历史之必然。瑞恰慈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脉搏,率先向传统文学观念和修辞学理论发难,在吸收生理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虽然基于心理学和语言学,而且研究的视角也是从语言出发,但在我看来,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的内涵早已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藩篱,延伸到了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瑞恰慈的方法突破了二元对立思维,以语境的宏观视域无形之中将研究涉及的各个分支,以意义的整体性统一起来。30年代新批评刚刚崭露头角,瑞恰慈就提出如此具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洞见,实属创见。可惜的是,新批评的发展未能遵循“复义的语境定理”,抛弃了语言语境中的历史性,一步一步走向了纯语言技巧的形式主义研究,最后陷入语言的牢笼不可自拔。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由于过分强调瑞恰慈理论的心理学局限性,对他的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理论研究的延伸、深化更为薄弱。好在当下学术研究已经显露出历史化转向的大趋势,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瑞恰慈的“复义的语境定理”的阐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体现为给予语境复义性的本体论特质,一方面消解了对传统语境的单一性、确定性和凝固化的认识,建构起一种多维、多元、复杂和合力的复义语境观。我们注意到,在当代的学术研究论文中,人们大多都以语境问题域取代历史背景的提法,表明多多少少带有单一性、确定性和凝固化色彩的历史背景提法让位于复义语境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这种进展大大提升了语境在人类社会实践和学术探索中的地位。20世纪以来,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其研究、发现甚至发明都建构在对多维、多元、复杂和合力的复义语境的考察、溯源、勘寻、突围的基础上,以期从中寻觅到创新的动力之源。
二、 语境的再生产性
无论是语言语境,还是文化语境、历史语境,都是源源不绝地流动、变化和发展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语境不断再生产的历史。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由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生产关系构成。无论何种社会结构,都建构在生产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上,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解构,直至灭亡。同理,由人类物质实践、文化实践、政治实践、理论实践及其他一切精神实践打造的语境,伴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再生产也将再流动、再嬗变、再更迭、再生产。再生产贯穿人类史。在学术史上,对语境再生产理论的提出,主要得益于德里达以及卡勒对德里达语境再生产理论的阐释与坚守。我们以卡勒为例,看看他如何循着历史现实演进的轨迹,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延着德里达的路径在当代语境论中盛放出一朵朵经久不衰的绚烂之花。
卡勒对文学理论的创新不仅表现在他充分发挥了语境问题效应,还在于他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反对单一的、静止的、一次性的传统历史观,特别重视和欣赏德里达所提出“意义为语境束缚,然语境却是无边无涯”(卡勒,《论解构》107)的语境再生产的历史观,并对其作了详尽的阐释。有学者认为解构主义消解历史性,但卡勒认为德里达是真正的历史主义者,而且在语境问题上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性的新锐观点,将语境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将德里达的语境理论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意义为语境束缚”,这是德里达在对奥斯丁语言学的解构性阅读中总结出的理论。语言的意义不是言说者本身早已确定的,而是在不断重复之链中形成的,其意义由语境决定。意义的这种形成机制的根源在于:首先,言说者在说某句话时,除了明白说出的意义外,还有无意识的意义。这种无意识的意义并没有通过文字、声音清楚无误地表达出来,而是隐藏于其中。所以,不能从说话者说出的话的表面去判断一个固定的意义。其次,奥斯丁将意义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言之发,指说话人按照语言系统说出的一个特定的句子所显示的意义;一种是示言外之力,指属于“陈述、警告、声明,或抱怨等‘示言外之意’行为”(《论解构》99)所显示的意义。奥斯丁认为任何一个言之发的语句都具有示言外之力之意。示言外之力的惯例有许诺、警告、抱怨、命令等,“除了说出所谓行为句的语词之外,若欲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行为,一般来说,还有其他许多事物或正或误”(转引自《论解构》99)。所以,言外行为所产生的意义,也必定参与到意义的生成之中。示言外之力之意,表明人在说话时,有可能言不由衷,这也符合言语行为的实际情况,可惜,奥斯丁未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一方面怕别人误以为他“执目于似非真非假的虚构的言语之类的问题”(转引自《论解构》101),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提出的“示言外之力”的观点。如何调和两难处境?为此,他提出“语言之不认真的使用”、只是“依附在正常的语言之上”的寄生补充的方法,原本想用非真实的伪陈述或补充逻辑颠覆传统哲学的二元论。但不幸的是,他自己又陷入了“认真和寄生之间的二元对立”(《论解构》104)。再次,德里达的贡献在于,他从奥斯丁的语言思想中发现了“相当广泛的一条原理。某物作为一个指意序列,它必须能被重复,必须能在认真和不认真的各类语境中再现,能被引用,被戏拟”(《论解构》104),明确得出“意义为语境束缚”的结论(《论解构》102—107)。
第二,“语境却是无边无涯”。“意义为语境束缚,然语境却是无边无涯”,这是德里达语境再生产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自己总结说:“这是我的起点;脱离语境意义无法确定。但语境永无饱和之时。”(《论解构》107)
在这里,德里达强调的重点是“语境永无饱和之时”,它是“无边无涯”的。因何如此?卡勒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任何给定的语境总是为以后的话语敞开大门,预示踪迹。德里达认为语境结构从来不是封闭单一的,语境涉连多种多样的因素和维度,始终与外部保持着联系,而且,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结构,而是总处在不断异延的过程中。从语言行为看,交流的双方,除了要通过语词表达的明白确切的意思外,还潜藏着难以启齿或没有认识到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往往改变语词的意义,使意义发生变形,以至于构成新的语境,影响到下一个言语行为。人们的言语交流,正是在语境的不断移位中进行的。德里达把“无意识的观念所许可的移位”(《论解构》108)看作语境敞开大门的钥匙。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看,他提出的“延异”思想也为“语境却是无边无涯”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卡勒在分析德里达的语言学方法时,着重梳理了德里达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挖掘出来的、不被人重视的差异原理。索绪尔语言学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与历时、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确立了他的共时研究原则。他指出,当一个符号或言语没有遭受语言系统的制衡时,将具有反复无常性、约定俗成性和差异性。尽管索绪尔强调语言系统的首要性和共时性研究的基本原则,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语言系统中唯有差异,没有定项”(《论解构》84)。索绪尔的差异性原则本来是想要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他的统一性原则却使它又重新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敏锐地发现了索绪尔解构自身的差异性。差异性原则说明语言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声音、任何一个符号都无法显示自身的性质,只有在语言与语言之间、文本与文本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才能得以显现,这就为德里达提出“踪迹”和“延异”提供了契机。“无论于元素或系统中,断无单纯呈现或非现之物,唯处处是差异和踪迹的踪迹”(转引自《论解构》85),意义的生成是在差异形成踪迹的踪迹之流中得以实现的,可见踪迹的踪迹之流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无论差异也好,踪迹也好,延异也好,都蕴含着流动的、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再生的哲学意味。“语境却是无边无涯”正是差异、踪迹、延异的哲学思想在语境理论中的具体呈现,它说明了德里达的语境观是一个无限指涉的、开放的、变化发展的结构,它永远向意义敞开大门。
“语境却是无边无涯”的第二层意义,用卡勒的话说指的是语境的意义具有“难于把握”(《论解构》108)的特质。但以我们之愚见,它实际上是指开放的语境具有的再语境化的创新功能。卡勒在说明为什么语境意义上“难于把握”时,连续用了很多关于语境的再语境化创新的语词,如“遁出原初模式的新的语境”与“新的语境为离谱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论解构》108),等等,不一而足。语境的再语境化创新具体表现为:首先,人们为了把握语境的确切意义,都希望用符号把语境代码化,但殊不知,在代码化的同时,已经产生出以原初模式为引子的新的语境。所以代码化的过程是语境沿着原初语境的踪迹的“延异”。其次,新语境出现的现象可称为“再语境化”。“再语境化”虽然缘于原初语境,但绝不是对它的复制,它是原初话语中潜藏的无意识、伪陈述或言外之力等意义留下的“裂缝”的再生长,“德里达称之为一条至为关键的裂缝的,其实十分常见”(《论解构》111)。裂缝是指说话人没有说出或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一种结构。比如,文化研究倡导文学向文化转向,但它却意识不到文学的泛化。正是文学的泛化这个裂缝,迫使当今的文学研究重新回归审美。裂缝具有意义无限开放的可能性,为生成新的语境提供了源泉。再次,再语境化还表现为一旦一个语境被符码化,在某一时段成为通用的规则后,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语境,并不断强化语境的功能和效应。但是在它强化的过程中,内在的裂缝又可能孕育出新的语境胚胎。卡勒举了机场安检告示为例加以说明:安检告示所言“一切有涉炸弹和武器的申报将被认真处置”是机场安全条例的符码化,它被符码化后,成为一切登机人必须遵循的规则,因而也演绎为凡是到机场的人所处的语境。由于这个语境不能详细穷尽种种意外的、致使不能登机的事物,这就“为离谱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人们可以借此不断去申报,如此“将永无中止地把这一场挣扎推演下去,进而促生关于这一申报的告示的申报”,新的申报语境又将被不断地构筑形成(《论解构》108—109)。所以,被符码化后的语境也具有踪迹的异延性,或者说创新性。这一点,我们从文论史的角度看,也可以发现它的发展轨迹。20世纪初至3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相继诞生,一时间轰动文坛。它们凭借文学性、陌生化和文本细读等理论和方法迅速占据了文坛的霸主地位,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通用的原则和方法,由它们打造的文学自律思潮蔚然成风,最后酝酿成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的文学语境。形式主义的文学语境又催生出结构主义文学语境;结构主义文学语境符码化后,产生了踪迹的异延性,则启迪了神话原型批评语境的诞生。由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孤立的内部研究与消解历史性的弊端,导致了形式主义文学语境的巨大“裂缝”,为后来的文化研究语境的兴起,提供了反向动力。正因为形式主义的文学语境反向催生了文化研究语境,才有了20世纪中期文学理论由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向。但这个转向并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重蹈。从语境角度来审视,文论史的演变和发展,也可视为语境不断再语境化的再生产过程,总是前者为后者留下可供反思、补充、突破甚至颠覆的“裂缝”,后者在“裂缝”中建构,以至于踏着前辈的踪迹延异。
最后,卡勒提出语境的意义“难于把握”,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是德里达的语境观的双重性和相对性。德里达是一位坚定的、具有历史观念的思想家。当历史决定论者说德里达是去历史化的文本主义者时,卡勒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德里达的“解构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话语、意义和阅读是历史性的,为语境化、消解语境化、重新语境化的过程所生”(《论解构》112)。德里达是一位坚定的、具有历史观念的思想家,但绝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德里达在《立场》中“强调了对历史概念的不信任感,认为它整个是逻各斯中心系统的涵义”,经常“用历史来反对哲学”(《论解构》113)。德里达一方面主张历史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历史性,表面看来,他的历史观似乎具有矛盾的双重性,但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恰恰蕴含了辩证的、开放的历史思维。传统哲学奉行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遵循总体论、决定论、一元论和必然性,排斥边缘、差异、多元和偶然性,所以传统哲学信奉的是历史决定论。作为解构主义开创者的德里达,就是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总体论、决定论、一元论,代之以边缘、差异、多元性,所以,哲学上通行的历史决定论,必然在德里达的不信任、批判之列。德里达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还在于他提倡包容差异性的开放、流变的历史观,他说:“我们将用‘异延’这一术语来甄别,识认出使语言,或一切代码,一切总体上的意指系统,成为如一张差异之网似的‘历史’构成的运动。”(转引自《论解构》112)其实,语境和“语境却是无边无涯”观点的提出,是德里达运用症候阅读方法,吸纳了索绪尔的差异性、卢梭的补充、奥斯丁的示言外之力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剔除了他们自我解构的总体论基础上的建构,决容不得历史决定论的绝对化、静止化和单一化,强调的是语境和意义互化和再化再生的可能性。对此,卡勒如是说:“意义是为语境所束缚,所以意向事实上不足以决定意义,语境必须参与。但是语境无际无涯,所以语境永远不能完全说明意义。除了现成的程式,我们还能设想语境进一步的可能性,包括语境的扩展,在一个语境的内部再一次刻写有关它的描述。”(《论解构》112)
总而言之,从卡勒对德里达语境观的阐释看,德里达的语境再生产理论至少蕴含有这样几个层面的意涵:其一,语言的意义不由言说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而是由上下文构成的语境所决定;其二,语境的结构不是封闭、僵化不变的,而是涉连着多种多样的因素和维度,并且永远处于踪迹的异延状态之中,“任何给定的语境均为进一步描述敞开大门”;其三,语境具有再生性即再语境化的特点,语境可以再生成新的语境和新的意义;其四,语境的历史性对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至关重要,它们的发展都建立在语境的历史性之上;最后,语境是一种包容差异性的、不断开放的历史语境。德里达对语境和历史化的创造性贡献,就在于将语境和历史化视为多维的、动态的、不断延异的再语境化、再历史化过程,这为一切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创造性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卡勒秉承了德里达的历史语境观,并在学术研究上践行了德里达的历史语境观,他的学术研究不断创新的历程,正是这种开放的历史语境观的结晶和验证。
三、 语境的问题效应
语境的复义性与再生产性既是语境的本体特质,亦是语境的创新机制。语境的创新机制突出体现在语境为人类一切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的兴起、发展和更迭提供问题效应。语境的问题效应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实践源源不断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对象、方法和条件,另一方面提供了创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平台和源源不断的发展更新的动力。语境的问题效应是一切理论生产创新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历史语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提的问题的回应,是扎根于中国百年历史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同理,文学理论生产的创新动力也源于特定语境问题效应。文学理论的生产是一个不断回应和解决语境提出的问题的过程。而语境总是生生不息、变化多端的,它对文学理论生产提出的问题也就源源不绝。语境作为问题的本源效应,使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一个个问题,进而创建出一个个新理论,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深,从深到专,从专到广,周而复始,螺旋式地跃进,甚至跨越式地突变。大凡有建树、有创见的文学理论家,都会自觉地扎根现实,寻觅现实问题、探研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历史、现实的语境不仅是文学艺术思潮和流派产生的根基、源泉,也是文学理论实现跨越式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同理,历史、现实的语境也锻造出了许多一流学者。在西方,像阿尔都塞、伊格尔顿、福柯、德里达、詹姆逊、卡勒等思想大家,他们既是历史的骄子、历史的见证者、历史的实践者、历史的审判者,更是历史的前瞻者。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大陆兴起的结构主义,一时间使各种学科爆发突破性的革命,然而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到70年代,学界对此都视若无睹,悄无声息。当时的英国和美国在文学艺术批评方面面临新批评退潮、新方法缺席的困境,学者曾尝试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作为脱困良方,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文艺学研究的出路何在?对此,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指出:“文学研究下一步的发展,一部分的动力将来自这样那样的欧洲批评。美国学者在吸收同化了晚近欧陆批评的精华之后,就有可能从美国文化与欧洲思想的结合上发展产出新的批评。”(转引自卡勒,《结构主义诗学》2)米勒的预言在卡勒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当时只有22岁的卡勒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立即赶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兼任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选择的是结构主义方面的课题,致力于将结构主义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打通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理论的疆域,开创性地建构了结构主义诗学,这对当时的英美学术界来说,乃开风气之先河。1975年,卡勒的博士论文以《结构主义诗学》命名出版。据盛宁介绍,《结构主义诗学》的成功之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结构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大大削减,很多相关研究改换门庭,结构主义成为一份学术文化遗产,无人问津。而卡勒并没有跟风转向,反而深入挖掘其精华,并依据英美的文化身份加以阐释。第二,将结构主义与文学研究结合为一体,填补了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方面结构主义方法运用的空白。第三,卡勒将结构主义与美国文化思潮结合在一起,得到英美学术界的认同与接受(《结构主义诗学》1—13)。
那么,卡勒是如何将结构主义与美国文化思潮结合在一起的呢?英美传统的文学批评强调文本阐释和文本评价两种功能。但是,由于英美学术界以新批评为主宰,只偏重对文本的细读,尤其是对语言技法的阐释,只注重文本的内部研究,排斥外部研究,削弱了文本评价功能。与世界学术界文化转向的大潮流相比,英美的文学研究明显封闭且滞后。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据伊格尔顿介绍,当时英国学术界的现状是,一部分学者持极端保守立场,视早在十年前风靡欧洲的结构主义思潮为“文明的终结”;另一部分原本也非常传统的批评家,对英美文学批评的现状不满,想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以使英美文学批评走出困境,表现出了对变革的企望,但由于他们骨子里维多利亚式传统的保守情结,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既想取水,又生怕到了河边弄湿了鞋。(伊格尔顿120—121)卡勒深谙英美学术界这种两难的矛盾语境。在《结构主义诗学》的前言中,年轻的卡勒表露了他当时的思考:新批评着眼于“文本本身”,重视文本与文本衍生的阐释的观念,忽视了对文本的评价,只能充当“一种提供理解实例的教学手段,鼓励别人如法炮制而已”(15—16)。阐释性模式与维护审美自主论休戚相关,它只重视文本意义的表现技巧,而不可能考察文本意义的产生过程。那么如何突破新批评的封闭的自主性,而又不陷入对文学文本的曲解?卡勒认为结构主义恰逢其时,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决路径:“以它语言学模式的展开,恰是这一批评的重新定向中最能举足轻重的实例。语言学的范畴与方法,无论直接用于文学语言也好,或作为某种诗学的模式也好,使批评家将目光从作品的意义及其内涵或价值上移开,转向意义之所以产生的结构”。(《论解构》11)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也认为,结构主义不是独属于某种思潮、某种运动、某个学科的方法,而是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共有的方法。它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结构为研究中心;二是以语言学方法为基本方法(13)。就“结构”一词而言,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造成其内涵的多义性。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结构”由多种要素按一定的方式构成。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由单个事物构成的,而是建立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单个要素,而是关系。以关系来看待事物的性质,立足点与意义由上下文和语词间的关系决定的语境观念非常相似,为此,布洛克曼指出,结构具有“语境关联性”(19)。结构的“语境关联性”意味着结构主义试图通过结构关系的探索突破新批评的封闭性,遗憾的是,这种美好愿望半路夭折,最终还是因为一味恪守共时性研究和一味追求科学性,消解了主体性与历史性,切断了与历史语境的联系。卡勒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主义“语境关联性”与非历史性的内在矛盾性,他吸取并发挥了结构主义的“语境关联性”理论,并以此之矛进攻新批评缺陷之盾,以求得英美批评界脱困。就语言学方法而言,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采用的是语言学研究的模式与方法。语言学方法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质不谋而合,应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文学进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看,正是通过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的艺术,两两相映,中得心源,何乐不为。卡勒发现了文学与结构主义这种天然的姻缘关系,而这种天然的姻缘对偏爱新批评文本细读语言技巧的英美批评家来说,恰恰是投其所好,易被其接受。所以,结构主义诗学既维护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美学特质,给英美批评界的传统寻求到了避难所,又找到了解救纯阐释批评去历史化弊端的钥匙,并建构了以关系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路径,可以说一举多得。这种以关系为中心的结构研究打破了单一的原子实在论思维模式,将文学与文学内、外的一切事物按照诗学的结构组织成一个整体,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学与社会、与文化、与各种学科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保留了阐释批评,另一方面又强化了评价批评,这不仅突破了英美新批评研究的瓶颈,而且将阐释功能和评价功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实现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结构主义诗学是卡勒针对英美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与现实需求,开创性地进行建构的成果。这种开创性既立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起到补偏救弊之效,又超越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开放的、预言式的建构。《结构主义诗学》是70年代英美文化语境催生出来的杰作,此后,卡勒的学术之旅始终与时代的历史语境息息相伴、相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卡勒每到社会历史语境的关口,不仅能够审时度势,与时偕行,而且更能够起承转合、高屋建瓴,独步当时。例如,他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理论”和“文学性泛化”两个极为重要的命题。这两个命题都是对文化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媒介文化兴起致使文学产生巨变的科学总结。以其中的“文学性泛化”问题为例。卡勒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一书的第二章“文学是什么?它有关系吗?”中,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19)文学的本质问题与文学理论无关,卡勒认为,其原因在于:一是文学理论早已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了,它将“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涉及了各种领域的思想和方法。文学和非文学都可以使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批评,如此再探讨“文学是什么”是徒劳、无意义的。二是在非文学现象中已经有了文学性,原本属于文学特性的东西在非文学的话语和实践中也是不可少的了。(《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19)如历史就常常借助文学手法来讲述历史故事,理论家也常常运用文学的修辞手法。卡勒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乃是文学性的泛化。面对文学性的泛化造成的文学理论的窘境,学术界很大一部分人持“文学终结论”的悲观态度,而卡勒的理解则更为冷静、客观。卡勒的立场是:其一,承认文学性的泛化是历史异延的结果;其二,认为文学性的泛化并没有消解文学的存在;其三,文学性的泛化使文学的性质呈现多维、多向度的扩展态势,提出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虚构、文学是美的对象、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曰自我折射的建构(《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29—35)。从卡勒对文学性泛化的精准透视和解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在当代文化研究和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呈现出泛化和边缘化的双向矛盾属性。泛化恰恰证明了文学的功能与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这样扩界。无论何人,无论何种领域、何种学科都要借助文学性提升自己的功能和价值。从这层意义上看,文学非但没有终结,反而从未如此“兴盛”。但同时,文学也确实有边缘化的现象存在,但这并不是整体的文学共有的窘境,而是其中将文学拘泥于经典、高雅的精英文学需面对的问题。如果对文学的阐释只停留在俄国形式主义认定的意义上,并由此幻想出一个恒定不变的文学性标准来权衡当今的文学和学术发展变化的现实,势必会消解文学,导致文学边缘化。卡勒对文学性泛化和文学理论困境的剖析,是对当代文学实践出现的问题的回应与总结,显示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卡勒的学术立场、学术路径、方法、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都是从现实出发,顺应现实、回应现实、反观现实、改造现实,他建构的结构主义诗学,他对解构主义的解读,他提出的文学性的泛化和“表征性的阐释模式”,他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透视、对尼采、索绪尔、德里达、卢梭、列维-施特劳斯等思想家的症候阅读等,始终贯穿着时代川流不息的历史脉动。从对卡勒的学术研究历程的简单回溯,一位学者的建树,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方法的衍生,乃至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和更替,虽然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其中语境的问题效应必然是众多因素形成合力之源、之本、之纽。
结 语
语境作为20世纪人类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首,既可以从语境概念史的角度进行探讨,亦可以从语境与实践的关系等角度加以研究。本文选择了语境的创新机制问题对其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语境能够源源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跨越式地突变和演进的本体性特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瑞恰慈就以超前、敏锐的学术眼光,从语言的心理功能和交流功能切入,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将语境仅仅局限于词的意义层面的藩篱,进一步将语境置于词与词的关系、交流双方的关系、交流时潜在的和外在的关系等关系网络中予以考察,深刻地揭示出语境的复义性特征,为建构一种多维、多元、复杂、合力的复义语境观和文学语境观奠定了理论基础。瑞恰慈的语境复义性理论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语境能够为人类实践和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多维的创新视域、多元复杂的创新思维的机制。在20世纪30年代,当文学研究陷于语言的牢笼不可自拔之际,瑞恰慈的这一理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前瞻性。然而,20世纪西方文论的演进却背离了瑞恰慈的初衷,走上了一条去历史化的道路。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还是结构主义,莫不如此。20世纪70年代,作为解构主义旗手的德里达一反去历史化的主流态势,不仅将语境和历史性提升到一切学科之首的高度并以之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起点,而且从差异、踪迹和延异的哲学理念出发,赋予语境以动态的再生产性的本体特质,揭示了语境的创新机制的内在根源和生命活力。与瑞恰慈的语境的复义性理论相比,德里达的语境再生产性理论不仅承续瑞恰慈将语境视为一种多维、多元、复杂、合力的复义结构,而且赋予复义结构以动态的生命基因,语境的生命活力油然而生,且威力四射。它不仅与人类共生共荣,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的发展和更迭。卡勒不仅对德里达“意义为语境束缚,然语境却是无边无涯”的语境再生产性理论作出了精准而又透彻的阐释,而且以自己学术创新之路的丰硕成果印证了语境创新机制所焕发的巨大生命活力。正是语境的这种创新的生命活力,使人类的思想理论建构革故鼎新、独树一帜、层出不穷、继往开来。今天,当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自觉地、最大限度地焕发出语境的创新机制和创新的生命活力,可以说是兹事体大、意义深远。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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