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登云

一、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

在“耶鲁学派”文论家中，德·曼不只最早直观到了语言的三个维度的微妙差异，②而且率先发现了三个维度的转换生成机制。

　　在评论1970—1972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杂志的几篇文章③的《文学与语言： 一个评论》(1972年)这篇文章中，德·曼细心地批判了亨利克·马凯维奇(Henryk Markiewicz)对文学(语言)的属性的区分。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思想，最初似乎就出现在这里。

　　在《文学的诸限度》一文中，马凯维奇认为，“文学”必然包含如下属性： 1.虚构性(在文学话语中，经验性所指的可能的缺席)；2.比喻性(表征或非表征的转义的在场)；3.“叠加的秩序”，即由非指称的考量所引导的语言选择的规则。(Markiewicz 5-14)比如，当一个词更倾向于语声的相似而不是语义的相同时，情况就是如此。与传统的表达或文学的审美特征这样一些说法比起来，这三个术语的明显好处，就在于它至少为文学这一从可靠的指称到可识别的语言学事实的幻想的客体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描绘。

　　马凯维奇明确地把三种属性看作语言的三种区分明晰的特征，并且认为，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的单独存在都足以保证任何话语的一定程度的文学性。三者的同时在场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德·曼却认为，这三个术语不过是三种修辞手段的概念化而已。如果把它们都翻译回去，我们便不难看到，“虚构”的另一术语即模仿，“比喻”可直接被看作隐喻，双关即“叠加的秩序”的典型例证。这三种属性的公分母，即修辞或修辞性。

　　从修辞的层面上讲，每个人都很容易证明，要严格地区分开各种转义和比喻，是多么困难的事。我们很难精确地指出，词语误用在什么时候就变成了隐喻，隐喻又在何时变成了换喻。因为，从一种修辞手段到另一种修辞手段、从隐喻到换喻的转换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在三种修辞手段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双关可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基于声音的隐喻事件。在这一隐喻中，声音的相似至少最接近实质性替代的可能性。隐喻则可被看作是一种模仿。在这种模仿中，意旨模仿手段，字面意义模仿比喻意义。这一比喻意义奠基于与第三个比较的术语普遍相似的基础上。[……]这三种属性如此错综复杂地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说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可以单独存在，几乎已毫无意义”(De Man,BlindnessandInsight284)。

　　“更重要的是，就其本身而言，每一个术语都是高度模棱两可的。每一个术语都具有被误读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构成了它自身的内部法则。可以说，实际上它们就是对这一可能性的概念化阐释。”(BlindnessandInsight284)据此，德·曼的结论是，就像模仿既暗示了所指的真实，又暗示了所指的回避一样，像书信与小说、记忆与想象、模仿与虚构、真相与谎言之类的二元对立(即真实与虚构、直言与修辞、文学与非文学的二元对立)，其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它们往往相互纠缠、相互转化、相互交织、相互叠加在一起。

　　因此，唯一可以肯定地说出的事，就是它允许了在两种选择之间的举棋不定。隐喻这一狡诈的潘多拉盒子打乱了一切。它公然反抗通过几个词语就想唤起记忆这一话语实践的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凯维奇的分类术语为我们反思在字面的再现和比喻的表征、想象和事实、真理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之间的混乱认识提供了可能，但他的结论却是一个幻觉。他的所谓精确的分类事实上揭示了不可避免的混乱性。

　　表面上，上述评论只是揭示了要清晰地区分开各种修辞手段的困难，但实际上，联系到德·曼的整个修辞性语言论思想的语境(这一语境即： 从言说必然存在三个维度的分离与聚合这一隐秘事实出发，证明所有言说都具有修辞性这一根本属性)，我们马上就应意识到，上述评论其实已经暗含了这样一个思想： 即精确的修辞分类之所以不可能，乃是因为语言三维的错综交织及转换生成机制。这一转换生成机制，根据德·曼的相关说法，就是指：

　　从能指-所指关系的确立到指称的丧失，从主体间性维度的建立到该维度的瓦解和重建，从自反关涉的语言游戏到能指-所指关系的回归。尽管语言的这三个维度可以相互分离，以致有时竟相互冲突、彼此错位；但是，语言三维的任何一个维度的存在，都为另外两个维度的存在提供了基础——相应地，语言三维的任何一个维度的存在，都以另外两个维度的存在为前提。不仅如此，语言三维的任一维度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另一维度的功能的自我瓦解，同时还意味着这一维度向另一维度转化的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文学性(修辞性)言说中，语言三维的任一维度，彼此都具有向对方转化的可能。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德·曼认为，从比喻语言的观点看，指称的不可避免的丧失表现为一种能指的解放。“它引发了修辞颠倒的活动，并允许它们自由嬉戏，而不受意义的指称强制力的妨碍。”(De Man,AllegoriesofReading47)但是另一方面，与卢梭一样，德·曼并不认为“语言的指称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废除、括在括号内或者使之变为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语言特性”(德·曼 220—21)，悬置的意义不是令人乏味的游戏，而永远是一种威胁或挑战。“对指称意义的可靠性失去信任并没有使语言摆脱指称的强制和比喻的强制，因为对于失去信任的肯定本身受真实和虚假的思考的支配，因此这些思考必然是指称的。”(德·曼 221)

　　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机制具有本源性和隐蔽性。通常来看，它具体地体现为语法、逻辑和修辞的转换生成。由于这一发现牵涉西方思想史上众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花些篇幅，对之作专门的讨论。

　　德·曼认为，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之所以未能超越单维度语言论预设的樊篱，原因在于，它也分享了西方思想所预设的两个隐蔽的前提。这两个隐蔽的前提即： 一、符号与指称是一致的；二、思想或表达依赖于一个内部/外部的隐喻。基于这一前提，在语法、修辞、逻辑三分的学科格局中，语法和逻辑便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修辞学则因修辞的地位低下(修辞乃一种组织语言的技巧和说服的手段)而跟着屈居于一个从属的位置(BlindnessandInsight187-228)。

　　在《阅读的寓言》第一章(最初发表于1973年)中，德·曼指出，通过诸如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现代西方的文学符号学虽然“破除了符号与指称相一致的语义学神话”(AllegoriesofReading6)，但仍将语法(尤其是句法)结构和修辞结构联合使用，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换句话说，就是符号学将修辞还原到语法中，将之视为语法模式的一个特殊的子集，从而使语法和修辞功能保持了某种完美的连贯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符号学家看来，修辞仍只被设想为对他人起实际作用的说服手段，而非一个语言自身内部所固有的属性。这样，“语法上的以言行事范畴和修辞学上的以言取效范畴的连续性便不证自明。这个不证自明的连续性成了新修辞学的基础，这个新修辞学也就是新语法学”(8)。

　　然而，如果我们提及伯克(Kenneth Burke)和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等人对语法和修辞所作的区分，那么，我们将马上明白，这种连续性依然不过是缺乏理论思考和哲学证明的假设。众所周知，符号不是事物，而是在表现事物的过程中引申出来的意义，因此，在符号与客体的关系之间，皮尔斯引入了一个叫作解释者的第三者： 我们若想要理解符号传达的观念，就必须解释符号。特别是，皮尔斯坚持认为，对符号的解释不是给出一个意义，而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符号。它只是一种读解，而不是一种译码。这种读解接着不得不被解释成另一个符号，等等，以至无限。皮尔斯把这从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的过程叫作纯粹的修辞，以与纯粹的语法和纯粹的逻辑相区别。纯粹的语法假定了确定的、双重意义的可能性，纯粹的逻辑假定了意义的普遍真实的可能性。只有当符号以与客体产生符号相同的方式产生意义时，才无须区分语法和修辞。

　　在援引了皮尔斯的主张之后，德·曼接连举了两个有关反诘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关系。其中第一个例子来自大众媒体，第二个例子是叶芝的诗《在学童中间》。在第一个例子中，当阿尔奇·邦克反问他的妻子从鞋孔上面系他的保龄球鞋和从鞋孔下面系究竟“有什么区别”时，单纯的妻子耐心地给予解释，而一点没有意识到丈夫的真正意思是“我根本不在乎它的区别”。“同一个语法形式产生了两个互相排斥的意义： 字面义询问概念(区别)，比喻义却否定了这个概念的存在。”(9)德·曼由此指出，邦克对妻子的愤怒不仅仅表示了他的不耐烦，而更多地表示了他遇到一个他无法控制的语言学的意义结构时的绝望。这一无法控制的语言学的意义结构即符号学的谜，德·曼依俗称它为“修辞学”。“并不是在我们一方面懂得了字面义，另一方面懂得了比喻义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无法通过语法手段或其他语言学手段来确定(可能完全不相容的)两个意义究竟哪一个占优势的时候，疑问句的语法模式才变成修辞模式。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敞开了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虽然这样做与通常的习惯有点相去甚远，我仍将毫不犹豫地将语言的修辞的、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是文学本身。”(10)

　　阿尔奇·邦克的例子展示了比喻义反对字面义的语言学机制。叶芝的诗《在学童中间》则刚好相反——它展示了字面义如何反对比喻义。通过这两个例子，德·曼不仅证明了修辞的本体地位，而且还证明了语言本身的双重属性。用德·曼的话来说，就是“语法/修辞这对范畴当然不是二元对立的，因为它们决不互相排斥，但它破坏和扰乱了内部/外部样式的整齐对称”(12)。

　　邦克和叶芝的例子是语法修辞化的生动实例。普鲁斯特描述年轻的马赛尔为了阅读而躲进他屋子的封闭处的情节，④则体现出了语法与修辞的另一种反向转换机制。

　　马赛尔的阅读情节完全依赖于封闭的空间与室外夏日景象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德·曼认为，与其说这是一个具有修辞功能的语法结构，旨在颠覆内部/外部相互一致的假定，倒不如说它是为这一隐喻的修辞结构赋予了一种语法形式。因为，它按照一个主体的经验来描写这个修辞结构，并使之戏剧化了。

　　从这个角度看，这段叙述就呈现出了如下引人注目的特征：

　　首先是比喻语言和元比喻语言的并用。因为这段叙述不仅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比喻，而且还相当规范地评论了获得这些比喻效果的最佳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是元比喻的： 它用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修辞手段。”(14)

　　其次是隐喻的审美优势胜于换喻。这段文字不仅对比了唤起夏日的自然经验的两种方式，而且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其中一种的偏爱——一种是通过苍蝇演奏的夏日的室内乐所唤起的，一种是在夏日偶尔听到的曲调所唤起的；一种是通过室内的阴暗与凉爽所唤起的，一种是通过在大街上行走所唤起的。由于这一区分与隐喻和换喻、必然和偶然的区分相一致，亦即，与区分相似性和相近性的合法方式相一致，因此，普鲁斯特的偏爱表明，构成隐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的推论缺乏完全相关的换喻的联接。

　　第三是一种明显的存在论假定。文本中夏日的隐喻保证了一种不可言传的存在。这一“存在的隐喻不仅表现为认识的基础，而且表现为行动的表现，从而允许最相悖的矛盾的和谐一致”(14)。

　　然而，若再加观察，我们便可发现，文本并没有实践它所宣扬的东西。因为，当我们意识到，文中“非常形象化的比喻事实上却依赖于对半自动的语法模式的欺骗运用”时，我们便明白，“比喻的实际运用和元比喻理论不会相聚，对隐喻胜于换喻的优势的肯定将它的说服力归之于对换喻结构的运用”(德·曼 16)。

　　由是，我们便可看出语法的修辞化和修辞的语法化的区别：“语法的修辞化以非确定性、以在两种阅读之间无法作出抉择的一种悬置的非肯定性而告结束。反之，修辞的语法化似乎达到了真实，尽管是通过暴露一个错误的、虚假的借口的否定道路达到的。”(AllegoriesofReading16)

　　语法和修辞的这种复杂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内部/外部隐喻预设，为我们重新领会语言的奥秘提供了一个机遇。这一机遇就是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在语法、逻辑和修辞之间存在着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冲突又相互转换的机制。德·曼一再地提到了这一机制：

　　但是正如没有语法，文本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指称意义的悬置，语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德·曼 287)

　　没有语法就不可能有文本： 虽然语法逻辑只有在指称意义不存在的情况下才产生文本，但是每个文本又产生颠倒语法规则的指称，尽管文本将他的构成归功于语法规则。(德·曼 287)

　　一篇文本是根据把一个陈述同时看作既是行为的又是表述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来确定的，因而修辞手段和语法之间的逻辑张力是在不可能区分两个不一定和谐一致的语言功能中得到重复的。(德·曼 289)

　　德·曼的上述分析看似晦涩难解，事实上，只要我们意识到，语言三维的存在从本体论的高度决定了语言的修辞性，语言在本体论上的修辞性又决定了，不仅语言对客观事物的表达必然是修辞性的，语言在表达自身时，更离不开修辞；那么，我们马上就会领悟到，一种修辞性的言说，它必然还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双重性。这一双重性即： 修辞的修辞。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元修辞，或隐喻的隐喻。

　　换言之，德·曼用一种双重性的修辞性的言说思路，来揭示了双重性的修辞性言说的语法和逻辑。因为，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是与语法、修辞和逻辑的转换生成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机制内在地嵌入了语法、修辞和逻辑的转换生成机制之中。这就是德·曼所看到的言说的全部奥秘。

　　由是，我们便可以总结出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了： 如果说，语言的所指性维度为命名事物(或世界)提供了可能，语言的主体间性(或话语间性)维度保证了对话和交流的发生并促成了一个话语(文化)共同体的生成，语言的自反关涉维度划定了语言自身的极限边界并激发出了一种自我颠覆的游戏；那么，语言三维在多个层面的交织和转换生成，其首要的功能就在于： 为言说提供了一种发生性动力，使言说获得了一种持续的力量或前后相续的效应，从而在获得自身的语法和逻辑的同时，又颠覆了自身的语法和逻辑。

二、文学文本的生成秘密

通过对某些具体的修辞现象的分析，通过批判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德·曼建构了一种有关语言三维及其转换生成的元理论。与此不同，米勒却从语言三维及其转换生成机制的直观⑤出发，直接走向了对文学文本的转换生成机制的领会(当然，有时候反过来说也成立)。

　　如所周知，文学言说具有这样一种魔力： 它能使书页上的词句由想象的虚构转变成真实的现实。文学言说是如何获得这一神奇的魔力的呢？为破解这一谜团，米勒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以致该问题几乎成为他后期批评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米勒之所以对文学书写的真实-虚拟转换机制特别感兴趣，或许与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实主义小说不无关系。从形式主义的立场看，真实与虚拟的矛盾，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必须处理好的至关紧要的矛盾之一。

　　或许正因为此，早在《叙事与历史》(1974年)一文中，米勒就从“叙事”这一话语形式本身入手，分析过了言说内部的某种转换生成机制。尽管当时他还只把这种转换机制视为一种具体的“语言学策略”。

　　他说：“从许多方面看，一部小说都是一条置换的链条——将作者置换成虚构的叙事者的角色，再将叙事者置换进想象中的角色的生活，[……]然后故事(在历史事件或是作者的生活经历中)的‘本源’又置换成了叙事的虚构事件。”(米勒，《重申》 49)

　　叙事通常包含多个层面的转换机制。“在这里，从各种蹊径进入虚构空间的方法被淡忘了，与此同时得以秘密显示的是一种奇妙的传统，那就是，一部小说传统上并不被看作是小说，而是被当作语言的另一种形式。它差不多已经成为了某种‘再现的’形式，深深植根于历史与‘真实的’人类经验的直接报告之中。小说似乎耻于把自己描述为‘自己是什么’，而总爱把自己描述为‘自己不是什么’，描述为是语言的某种非虚构的形式。小说偏偏要假托自己是某种语言，而且标榜自己同心理的或是历史的现实有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此来体现自身的合法性。”(49)

　　根据米勒的总结，写作一部小说时，各种置换的具体方法与形式有： 将小说写成一部书信集、回忆录或文献集，在箱子底或水瓶中发现的手稿，自传，一篇法律证词，新闻报道，旅行指南，一幅逼真的图画，一篇社会学或是科学论文，等等。其中还有一种最重要最特殊的方法，就是干脆将它称为历史。当然，当这样做时，作家还必须为它假定一个“真实的地方”(来作为背景或场景)，同时嵌入一种有开始、中间和结尾的，连续的、首尾一致的逻辑。

　　然而，事情的悖论之处在于： 恰恰因为小说不是历史，所以它才要特别地宣称自己是历史；恰恰因为它不是历史，所以它才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住它虚构的本质。小说家必须坚持虚构，他的人物才会变得更为真实。“最严肃地讲故事的人”就是最真实地虚构、最真诚地说谎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仅小说的书写遵循了一种真实-虚拟的转换机制，历史的写作也同样如是。因为，为了克服历史写作的疑难，“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意识地戴上了‘历史的面具’，就像演员穿上戏装、粉饰化妆一般”(55)。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相信某个历史人物是个神话，或某个历史事实是个虚构，“而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叙述历史的先后顺序，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建构性的、阐释性的和虚构的行为。历史学家早已知道，在历史和叙述历史之间，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吻合”(55)。

　　小说与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的那种相互需求、相互依赖、相互交织又相互转换的辩证性和双重性，不可思议地趋向于把自己编织成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无休止更新、无休止破坏的解-织形式，就像佩内洛普的网一样，晚上被拆散之后，早上又重新编织而成。

　　总体上讲，《叙事与历史》对小说的真实-虚拟转换机制的分析，还处在经验总结的层次。到了《小说与重复》，米勒则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主义)小说中真实与虚拟的奇特矛盾。他说，每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都通过如下方式给读者以致命诱惑： 一、经由书页上的词句走进一个真实的世界；二、展现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吸引人们加以解释。许多细节都具有社会学一般的精确描绘，这些细节包括自然景象、情感体验、宗教或形而上寓意，等等。它们的目的就是不遗余力地增强小说的真实性。然而事实上，每个典范性的细节其实都不过是“一个没有明确所指对象的符号”(米勒，《小说》 67)而已。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标记来作为它的中心，结果都将是它根本就不处于中心的位置。“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能企及中心的标记，每个范例都将引导人们注意小说中大量其他相似的细节。每个这样的系列都是一个重复的结构，[……]每一个外观形式都标志着某种缺失的事物，某种早先或晚近或将来出现的事物。每个细节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看成为人们行进的路径。它是一丝踪迹，需要人们追溯回顾，以便能找回到那些失踪的事物。”(67)

　　与德·曼一样，米勒此时对真实与虚拟矛盾的思考，也抵达了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或指称的丧失层次。由此他也发现了语言的所指性维度、文本间性维度和自反关涉维度的复杂纠缠。只不过，或许是因为在小说中发现了大量的具有差异性的、重复性的修辞现象，米勒未经对传统的语法和修辞关系的系统性批判，就直接进入了对文学的修辞性语言的转换生成机制的分析。

　　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看问题，米勒认为，语言内部的某种转换生成机制，首先就体现在各种修辞手段之中。因为“这些修辞手段是实现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物”(136)。

　　米勒所分析的第一种典型的修辞手段是反讽。众所周知，有多种表现手法都可以产生反讽的效果。一是滑稽模仿；二是语言和事件的不匹配；三是表达意与话语意的不相吻合，或字面义和比喻义的疏离与对立。在滑稽模仿中，模仿者——不管是模仿别人还是模仿自己——一方面将自己装扮成另一个人，采用另一个人的姓名，用另一种风格行事、另一种腔调说话，让人们注意到被模仿者的那些特征，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如夸张、戏拟、旁白、评论等等——竭力将被模仿的“对象”转变为被“展示者”，从而使那些被模仿者的特征遭到嘲弄和瓦解，并暗示人们：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被模仿者的)自然的或真正的特征。

　　由是我们便可以看出反讽的转换生成机制： 首先，反讽以某种伪能指-所指关系的确立为前提。其次，反讽遵循了一种双重逻辑。由于这一伪关系，由于这一双重逻辑，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分离和断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说反讽是一种永久的间离效果，或许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反讽还体现出了一种自反关涉的强力。反讽总会波及反讽自身。这使得任何反讽者，无论他采取什么方式，都有可能使自身反过来成为被反讽的对象，从而损害自己的反讽事业。“反讽是一种无法驾驭的语言样式，它不是能为人们操纵的工具，试图控制或摆布它的人总是被它制服。”(121)换言之，反讽具有一种强力的转换机制，一旦你开始操纵它，你就被它控制。

　　除了反讽，米勒所分析的第二种典型的修辞手段是隐喻。关于它，我们无须花费太多篇幅，即可看出它是如何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与反讽一样的转换生成机制的。

　　一提及隐喻，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名言，“隐喻的创造，有赖于捕捉相似特征的慧眼”。⑥可现代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却认为，无论是用其本意还是隐喻之意，一个词自身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意思。一个词的意思来自它所处的句子，以及该句所处的语言的及超语言的环境。一个词在其他句子和语境中的其他可能用法，构成该词的阴影或者幻影。“无论我想说什么，我所表达的东西都很可能具有反讽性、戏剧性或者带有危险的差异。”(米勒，《解读》 21)

　　隐喻最常见的危险是，“隐喻总是超出其所指物的有限适用范围，因为它置换了本义上的词，而所借用的词则会引入更为广阔的反响共鸣。人们在采用隐喻时，总有可能表达出超出自己本意的意思”(23)。因此，隐喻就是“词语置换的代名词，它就像原本属于某一物之物移动到了另一个不适宜之地”(27)。“与乱伦一样，隐喻违反了‘不相矛盾’这一逻辑规则。”(28)

　　与德·曼一样，除了善于通过理论分析来揭示反讽、隐喻之类的修辞手段内部的某种转换生成机制外，米勒还特别擅长于用修辞的手段来揭示修辞本身的内涵，用隐喻的方式来转渡隐喻的意义，用转换生成的手法来敞示语言的转换生成。这表明，米勒不仅意识到了文学性言说的转换生成机制，而且还自觉地实践了这一策略，将之转化成自己的思考方式。

　　然而，或许是因为意识到这一方式的解构色彩太过浓厚，也或许是因为感觉过往分析与文学的某种“事实”本身仍不尽“相合”，在后来的《论文学》(2002年，中译本为《文学死了吗》)这本小册子中，通过引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米勒重新反思了“文学终结论”，对言说的转换生成机制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此时的米勒发现，文学的如下魅力将是永恒的：

　　首先，“文学利用了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一特殊潜质。符号，比如一个词，是在某物不在场时来指代该物的，用语言学家的话说就是‘指称’该物。‘指称’是词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当我们说，词语在某物不在场时来指称该物，自然会假定被指称之物是存在的。它的确存在于某处，可能并不遥远。当事物暂时缺席时，我们需要词语或其他符号来替代它们”(米勒，《文学》 24—25)。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某种能指-所指关系的建立，语词使不在场的在场成为可能。“文学利用了文字的这个奇特力量——当根本不指称现象世界时，仍能继续具有指称能力。”(26)

　　文字的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性使文字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使它几乎可以表述(指称)一切，不仅包括虚构，还包括什么也不表述(指称)，只表示自身。如果说，传统哲学和现代科学曾极力想否定文字的这种自由，那么，文学则极力地彰显了这种自由。用萨特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利用了文字的“非超越”(non-transcendent)特点——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并不超越自己，而是指向它们提到的现象界事物。这种用作“能指”而没有所指的词语，极为轻易地就创造出了有内心世界的人、事物、地点、行动。“文学力量的最奇特之处在于，创造这一虚拟现实何等容易。”(27)

　　即使是最简单的词句，只要它按一种虚构的方式运作，它就凝聚了文学的全部力量。这意味着，“文学作品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词语来模仿某个预先存在的现实。相反，它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附属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这个新世界对已经存在的这一世界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补充。一本书就是放在口袋里的可便携的梦幻编织机”(28-9)。

　　文字不仅可以虚构，文字的奇妙性还在于，即使在文字什么也不表述(指称)、文字只表示文字自身之时，文字依然有某种具体的“所指”。文学大幅度、大规模地利用了词语所具备的这个特质：“甚至在没有任何可确认、在现象界中能够证实的所指，词语仍有意义。文学常常具有迷人的具体性。”(29)

　　文学充分地利用了文字的多方面潜能。它将它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进而呈现了一个虚实相生的意义世界。一方面，“使用真实的地名，常常会强化一个幻觉： 文本叙述的是真人真事，不是虚构的创造”(30)。但是，另一方面，文学又明明“把语言正常的指称性转移或悬搁起来，或重新转向。文学语言是改变了轨道的，它只指向一个想象的世界”(30)。因此，尽管文学作品中所用词语的指称性是永远不会丧失的、永远也无法剥离的，读者可以通过它来分享该作品的世界；但是，在作品中，所有这些历史的和“现实主义”的细节“都换位了、改变了。它们成了一种手段，神奇地把读者从熟悉的、现实的地方，带到了另一个奇怪的地方”(31)。这个地方即便“真实世界”中最长的旅行也到不了那里。

　　然而，文学并不仅仅是靠文字的指称性和自由性所形成的真实-虚拟的双重效应把读者从书本上的词句带入真实的世界的。文学还利用了文字的一种施行功能。否则，文学就只能生产出一个虚实相生的意义世界，而不会对读者产生实际的效应。

　　文学作品以施行的而非纯粹记述的方式使用语言，意味着文学是通过指称真实的现实，通过阅读之类的躯体活动，通过言说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的镶嵌，来创造或揭示其他现实的。“然后，这些现实经由读者，又回到正常的‘真实’世界： 这些读者的信念和行为被阅读改变了，有时变好，但有时也许变坏。”(31)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文学是通过读者发生作用的一种词语运用”(32)。

　　文学作品以施行的而非纯粹记述的方式使用语言，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对修辞的运用。文学用无所不在的修辞来说明此物与彼物之间的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常是由词语创造出来的，而非事物本身的特征。“大自然中不存在着暗喻、明喻、借代、呼语或拟人，它们只存在于词语的组合中。”(63)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能够开启新世界的咒语、戏法。”(33)文学以施行的而非纯粹记述的方式使用语言，意味着这一新世界的生成必然是不确定的、未知的。因为“既然文学作品被看成施行的，而不是记述的，它就必须服从控制着言语行为的普遍规律： 非认知性。阅读作品时会发生一些事，但真的会发生什么，是无法完全预测、预知或控制的”(164)。

　　利科(Paul Ricoeur)在《活的隐喻》一书中论文学的转换生成时指出，“文学”是一种只有“内涵”而无有“外延”的话语。在文学创作中，“意义”与“指涉”间的固有联系被“悬搁”起来了，即“意义”拦截“指涉”并终止了现实，同时营建起指向文本的“二级外延”或作用于意义间的“二级指涉”，于是文学作品乃成为自洽自足的整体(利科 122—35)。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米勒的文学生成观与利科的这一看法可谓异曲同工。

三、转换生成论的思想史效应

耶鲁文论家不仅建构了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的“元理论”，分析了文学世界的转换生成如何依赖于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还将相关思考推进到了文学史的生成机制这一层次。其代表者就是布鲁姆。

　　在提出其著名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之后，布鲁姆进一步发现，前辈诗人与迟来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用一种修辞学术语来表达，其实就是一种“转义”关系。⑦这种“转义”关系，换成一种理论性的表达，即文学史的转换生成机制。

　　布鲁姆对文学史的转换生成机制论述甚详，只不过，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我们不得不强行割爱，另找机会公开我们的讨论。这里只简要地概述一下转换生成论所具有的潜在的思想史效应。

　　坦率地讲，若局限在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樊篱内，我们是很难发现耶鲁学派的前述理论所具有的思想史价值的。但是，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则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思想之所以遭遇了世界视野的瓦解和总体历史叙事的坍塌等一系列难题，其原因就在于传统西方思想始终未能有效化解“(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与(变化无常的)现实世界”的“鸿沟”或“断裂”这一形而上学难题。为重新化解这一难题，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论哲学纷纷在语言批判的层面作出了新的努力。这些努力正确地指出，传统西方思想之所以未能化解“真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鸿沟”或“断裂”，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西方思想主流几乎都持守或分享了表达与实体(或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的单维度语言论预设。但是，对于究竟该如何颠覆这一单维度预设，又该如何为人类思想提供一种新的符合事实本身的语言论直观，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则陷入了极大的分歧，以至对语言产生了新的片面性理解，进而造成了语言的失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发现了耶鲁学派的(文学)语言论思想所具有的潜在的超越性： 它不仅对语言存在的基础事实作了具有整全性的直观，从而为一种新的思想(或文明)类型的开创提供了理论的可能；它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言说的转换生成机制，从而为化解“真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断裂”这一形而上学难题提供了新的启迪(从本源性的角度讲，“真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断裂”难题即“世界的原初发生”难题。此问题我们也将另文讨论)。

　　为便于问题的谈论，我们不妨简要地勾勒一下耶鲁学派的“转换生成”论与现代修辞学的“转换生成”论的互文性。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年)一书中，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指出，大量的语言学证据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大都是隐喻性的。因此，隐喻并非像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诗意的想象或修辞策略，而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大都依赖隐喻而生活。人们只有通过其他的隐喻才能看清隐喻之外的东西。隐喻是我们感知和体验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的唯一途径。如同视觉、触觉和听觉一样，它是我们身体机能的一部分。

　　通过当前的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或者，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隐喻建构了我们感知、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我们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总是以我们的自然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物体和物质经验等)和文化经验(包括人类交往经验等)为前提。根据我们的自然经验，如果我们不将我们的身体、身体与物体的关系以及物体与物体的关系投入某种空间化的关系体系中，我们是无法为我们的自然经验赋形的。换言之，就是我们将不再具有理解我们的自然经验的可能。根据我们的文化经验，如果我们不将那些无形的、抽象的事物物质化或实体化，我们也无法为它们赋形。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不将诸如情感、思想、观念、真理、事件、活动、社会关系、文化制度之类的事物看成某种物质或实体，那么，我们就无法“指称它们，将其归类、分组以及量化，从而通过此途径来进行推理”(莱考夫 约翰逊 23)。由是便导致了隐喻性的思维(概念)和思维体系(概念体系)的生成。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所有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和隐喻体系，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是空间性隐喻；二是实体性隐喻；三就是二者的结合所产生的复杂隐喻。空间性隐喻最常见的例子是方位隐喻。实体性隐喻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类型： 一是将非人类的事物人化或身体化，如各种拟人和身体隐喻；二是将非物质的事物物体化或物质化，比较常见的有关于思想、时间和关系的隐喻。而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复杂隐喻，则种类繁多，最典型的有容器隐喻(如“在森林中”“理论视野”)、管道隐喻(如“时光隧道”)、建筑隐喻(如“理论地基”)、线性隐喻(如“生命是旅程”)等等。

　　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切身的事物的术语来建构、理解、实施和谈论另一种陌生的、难理解的事物。反之也若是。这种概念化事物的方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两种事物之间本身具有某种结构的相似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可以为这两种事物建构出某种结构的相似性。

　　通常而言，任何事物的关系结构都是多维度的、系统性的，这使得描绘它的语言和概念也必然是多维度的、系统性的。由是，当我们将一种事物的结构映射到另一种事物身上去的时候，自然地，我们也会将这一事物的结构多维性、系统性映射到另一事物身上去。这种多维度的、系统性的映射使得“隐喻概念能够超越思维和语言的普通字面方式的范围，延伸到被称为比喻性的、诗意的、多彩的、新奇的思想和语言的范畴”(10)。

　　然而，隐喻所涉及的两个事物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领域，因此，它们二者之间是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结构相似性的。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无数绝对的差异。因此，当我们用一个系统性的隐喻来谈论一个事物时，在这一谈论中，有关此事物的概念系统性就不可能与彼事物的概念系统性完全对称一致。隐喻是如何克服这一不对称性的呢？通常的办法，就是通过系统性地隐藏一些方面，凸显另一些方面，从而使二者部分地协调一致。比如，在“争论是战争”这一隐喻中，当我们全神贯注于争论的战斗一面时，我们便忽略了争论中合作的一面。又比如，在“理论是建筑”这一隐喻中，我们通常用“建筑”这一概念中的基础和外壳部分来建构“理论”这一概念，而其屋顶、房间和楼梯等部分则通常被忽略。

　　隐喻中的这种凸显和隐藏现象(非绝对相似现象)如何使隐喻自身获得连贯性呢？特别是，当隐喻描绘的不是一种单一经验，而是一种经验的多个方面或一组经验时，换言之，就是当隐喻不再是一个简单隐喻，而是一个混合隐喻、重叠隐喻或交叉隐喻时，隐喻性的表达自身是如何获得某种连贯性的呢？

　　对此，莱考夫和约翰逊的看法是，经验完形就是结构化一个整体。对经验的多维度完形，就是结构化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整体。这一整体(概念)将与同一个事物相关的各种不同的隐喻——其中每一个都部分地建构了一个概念——全部关联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一种系统性的隐喻蕴涵(在这一系统性的隐喻蕴涵内部，各种局部蕴涵相互交叉、重叠，从而表现为一种蕴涵网络)。通过某种线性化的表达形式，这一隐喻蕴涵(蕴涵网络)就使各种单一隐喻的内部、单一隐喻的不同方面、复杂隐喻(包括混合隐喻、交叉隐喻、重叠隐喻)、多重隐喻(隐喻中套着隐喻)、形式隐喻(表述形式本身的隐喻)，以及本体论式的隐喻(隐喻之隐喻)自身连贯了起来。

　　通过强调某些事情，隐藏其他事情，提供连贯的结构，人类不仅创建了各种常规隐喻，而且还创造了各种新兴隐喻，特别是文学创作中那些富于想象力的新奇隐喻。由于这种新隐喻创造了新的相似性，因而也就创造了一种新经验、新现实、新意义。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的)“转换生成”理论就暂时概述到这里。将它与耶鲁学派的“转换生成”论并置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其意义就在于： 两相比较，我们将不难看出，如果说莱考夫和约翰逊通过大量的实证案例，发现了隐喻(即人类的思维方式)的转换生成机制；那么，耶鲁学派则通过自觉的理论反思，进一步揭示了隐喻的转换生成机制的本源性理据——语言三维及其转换生成。换句话说，就理论深度而言，耶鲁学派的转换生成论显然比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转换生成论更具本源性。正是因此，耶鲁学派的理论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史价值。

　　如所周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理论不仅彻底地颠覆了西方传统的隐喻观念，⑧极大地凸显了隐喻在人类事务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将批判的触角伸入了西方传统隐喻观念的思想根源——西方传统哲学的真理观的层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极大地动摇了西方思想传统的根基。

　　西方传统的客观主义神话认为，“世界由具有内在特性和相互间任何时候都有固定关系的不同物体组成”(莱考夫 约翰逊 185)。因此，有关“世界”的“真理”，就是客体自身所固有的性质，是独立于任何体验者的、客观的和绝对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观意味着真理就是使话语和世界相吻合，与人和人类的理解无关。基于这样的真理观，西方传统哲学认为，隐喻是不能直接陈述真理的。如果说能陈述真理，那也“只能是间接地通过一些非隐喻的字面意思的解释”(145)。

　　与客观主义相对，西方传统的主观主义神话则完全“否认对人类现实进行任何科学‘定律’似的解释的可能性”(195)。

　　然而，根据自己的观察，莱考夫和约翰逊却发现，世界其实是由我们与之互动的“实体”(包括我们的身体、与我们交互的物质环境、与我们互动的其他人)构成的。这些“实体”通过我们的经验、体验和理解发挥作用。因此，任何有关世界的真理，都是一种(人与世界)互动的属性，而不是客观事物的内在属性。任何对真理的追求，都是通过我们的理解，来把握住这种互动。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概念系统本身是隐喻性的。我们以隐喻来理解世界、来思考、来行动。而隐喻的本质，恰恰不是通过事物的内在属性来定义的。“相反，它们主要依据互动属性被定义。”(116)

　　基于上述分析，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要抛开人类理解来对真理本身作出解释，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理解是真理的基础，隐喻是最主要的理解手段。隐喻是真实的，真理也是真实的。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都不足以为人类提供真理。

　　莱考夫和约翰逊不只发现了隐喻的概念性质和思维本身的隐喻性，揭示了隐喻性在抽象思维和象征性表达中的中心地位，而且还实现了哲学研究的重心转移： 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不应该是某种对象化的“实体”，而应该是某种关系性的“事体”(即“关系”)。从这样一个角度讲，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仅表现为为当代修辞学研究重新奠定了根基，而且表现为为西方思想重新确定了一个运思的方向。(从哲学的角度讲，莱考夫和约翰逊的上述思考，已经汇入了现代西方哲学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转向。由于此论牵涉甚广，我们也只能另文讨论。)

　　以上述背景为衬托，再回过头来看耶鲁学派的语言论思想，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奠基意义了：

　　对于“真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鸿沟”这一古老的形而上学难题，现有的各种形而上学，大体提供了两种思考。一种思考假定，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种思考认为，两个世界同源一体。两种思考都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疑难。因为，若假定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么，它就会面临世界的统一性的分裂： 与真理世界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如何可能分有或显现真理世界的真理呢？然而，若假定两个世界同源一体，它又无法解释两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差别。

　　为了化解上述困难，形而上学提出了许多思路。一种思路假定世界建基于虚空，一种思路假定世界建基于某种基本的物质实体，还有一种思路假定作为虚体的真理世界与作为实体的现实世界相互奠基。

　　然而，无论从哪一种假定出发，都会遭遇一系列新的问题： 假定世界建基于虚空，那么，虚无怎么会生出实体呢？假定世界建基于某种基本的物质实体，那么，我们只需这些物质实体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就可以了，何需那高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必然性真理？假定作为虚体的真理世界与作为实体的现实世界相互奠基，那么，它们的发生性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在上述种种艰难困境中，耶鲁学派的语言论思想终于为我们开出了如下一种独到的思路或裁决。这一思路或裁决不仅契入了现代西方思想从“实体主义”向“关系主义”乃至发生哲学转向的预流，而且还初步地为这一转向提供了本源性的理论地基： 如果将世界看成一个巨型文本，那么，那些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物质质料”，无疑就是构成这一巨型文本的基础语料和语法或修辞形式。它们遵循语言三维的转换生成机制，持续不断地生成一个又一个的小文本(或具体存有形式)。整个世界的巨型文本，就是由这些不同层级的小文本，通过无穷无尽的转换生成而形成的。这样，这一巨型文本就内在地具有了“沟通”“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与变化无常的现实世界”的可能。

　　因为，归根结底，文学文本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双重性的文本： 作为具体存有形式的语言质料和作为形而上学的意义文本。两个文本(世界)既同源一体，又相互区别，且生生不息。

　　注释[Notes]

　　① 笔者的“耶鲁学派”研究，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的，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等层面，与通常的文论史研究或文化批评有较大的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揭示当代文学之思是否为形而上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相关理由已在戴登云：《在语言与时间之间：“耶鲁学派”文论的生成及其思想史位置》，《文艺理论研究》4(2015)： 130—38一文中作了初步的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② 在解读里尔克的诗歌时，德·曼发现，里尔克的诗歌充满太多的“能指的解放”或“指称性的缺失”。正是这些“指称性的缺失”，使得里尔克的诗歌获得了出人意表的意义。然而，通过对语言的语义功能、语音功能和修辞功能的区分，德·曼又承认，要完全否定语言的指称性意义，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小心地区分开了语言的三个维度： 指称性维度、主体间性维度和能指-所指的分离维度。我们把它们概括为所指性之维、间性之维和自反关涉之维(De Man，AllegoriesofReading20-56)。

　　③ 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Seymour Chatman, Michael Riffaterre, Stanley Fish, George Steiner, Josephine Miles, Henryk Markiewicz等。

　　④ 此情节的译文可参见德·曼，《阅读的寓言》，14—15。或普鲁斯特： 《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周克希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3—84；或《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徐和瑾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0年，83—84。

　　⑤ 作为最具解构锋芒的耶鲁学派文论家，米勒介入语言三维的角度与方式，不仅与其他三位明显不同，而且在不断演进。在耶鲁学派的早期阶段和鼎盛时期，他所有写作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斩断语言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对应性或必然联系，从而颠覆语言的指涉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文化研究的刺激下，米勒也增强了其解构批评的政治关怀，从而开始大力关注语言的述行性。然而，语言的述行功能往往明显与其认知功能互不相容，因此，语言何以能摆脱其认知功能，而抵达一个虚拟世界并产生述行功能呢？除非语言与其所指物之间存在分离的可能。于是，语言的认知功能、述行功能便和米勒在20世纪七八十年之交竭力论证的自我颠覆功能重新汇聚在了一起。

　　⑥ 此为米勒的概括。亚里士多德的原话是：“隐喻应当来自与原事物有固有关系的事物，但这种关系又不能太明显，就好像是在哲学中一样，只有眼光敏锐之人才能看出相距甚远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来。”(亚里士多德 190)。

　　⑦ 何谓转义(trope)？在通常的修辞著作中，“转义”一般指一种愿望的修辞、一种非认知的比喻。可是，在《竞争： 走向一种修正理论》中，布鲁姆却将它定义为：“转义是一种负载永恒的缺陷渡过生成之河的方式，这时，我们自认我们是负载着一位女神。”(Bloom, Agon 32.中译文可参考布鲁姆：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255)

　　⑧ 西方传统的隐喻观念，其错误主要有四： 1.隐喻是词语的问题，而非概念的问题；2.隐喻基于相似性；3.所有的概念都是字面的，无一是隐喻的；4.理性思维绝不是由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的性质塑造的(莱考夫 约翰逊 21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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