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诗海

　　文体是文学的直观呈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古代文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与此相应,文体批评与文体学理论,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核心问题。从文体和文体学理论切入古代文学研究,已形成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因晚清民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发生断裂,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赓续和复兴,迄今仍保持着方兴未艾的繁荣局面。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于建构富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古代文体学发展概述

中国古代文体学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早在先秦时期,伴随着文体的产生和发展,朦胧的文体观念就已经产生了,并渗透于语言文字、礼乐制度、典籍分类、文献称引、命篇与命体等早期文化、学术活动中,如《诗经》中的风雅颂、赋比兴分类,《尚书》中的典、谟、誓、诰、训等作品命篇,以及“诗言志,歌永言”“辞尚体要”等论断,都是文体观念的萌蘖。这些早期文体观念,是古代文体学理论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国文体学民族特色的原始基因。到了汉代,文体学逐渐走出零星的朦胧观念阶段,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论以及富有文体学内涵的著作,如《毛诗序》《诗谱传》的诗论,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的赋论,《汉书·艺文志》的诗赋分类,以及蔡邕《独断》对朝廷公文的研究等,都昭示着文体学已从自发走向自觉。六朝是文体学的繁荣和成熟时期: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任昉《文章缘起》以簿录形式追溯摆脱对经、史、子著作的依附,获得独立文体地位的最早作品;萧统《文选》以文章选本形式建构了六朝人心目中的文体谱系。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是骈文中心时代文体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衣被百代,沾溉无穷。唐宋时期,在韩柳欧苏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影响下,古文逐渐取代骈文,获得文坛正宗地位。文坛审美观念产生了显著变化,文体学也出现了由诗赋、骈文为中心到古文为中心的转向。古文之学的兴起,对明清的文章写作和文体学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继六朝之后又一个鼎盛期。历史上产生的一切重要文体形式,几乎都在这个时期出现过复兴和繁荣局面,同时还兴起了八股、寿序、小品、幛词、弹词等新文体。这种文备众体的创作实绩,使明清文体学的学术视野、研究深度和学术创获不断超越前人,表现出集大成与新开拓并举的特色。其荦荦大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辨体批评的兴盛。“文莫先于辩体”(吴讷 徐师曾 80),“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胡应麟 21)等,是明清文论的普遍共识。对诗文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成了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的中心论题,其文体分类之细密、体性辨析之精审,以及对文体发展演变的深度考察和精确把握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涌现了一批以辨体批评为宗旨的诗文选本,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杨慎《绝句辨体》、许学夷《诗源辩体》、符观《唐宋元明诗正体》等。这些新型选本,将辨体批评与具体作品融为一体,既富有理论深度,又不流于抽象、玄虚,往往比单纯的文话、诗话更具影响力。三是产生了序题、凡例等辨体批评新体式。序题指文集编纂者对各种文体渊源流变与文体特色的阐述。这种辨体方式与诗文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假文以辩体”(吴讷 徐师曾 78),要结合所选作品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虽然挚虞《文章流别集》、真德秀《文章正宗》中已经出现了序题的雏形,但“序题”这一名称直到明代才确立下来,并成为重要的、普遍使用的辨体方法。又,明清文集编纂盛行撰写凡例之风。许多凡例,重点已不在介绍编撰体例,而在于表达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明清时期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论题,都以凡例来阐发,如高棅《唐诗品汇凡例》倡导“四唐九格”说、吴讷《文章辨体凡例》鼓吹“文辞以体制为先”(吴讷 徐师曾 9)、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阐述明清八股的发展阶段和“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等,都在文学批评史和文体学史上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凡例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新体式的理论活力。

　　清道光年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此后经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惊涛骇浪的冲击涤荡,在数千年未有的社会急剧转型、古今变革嬗替、中西冲突交汇的宏大背景下,传统文学渐趋萧索终结,新文学日益滋生壮大,古代文体和文体学理论也不断从中心走向边缘。一方面,传统诗赋和大量被目为“经国之大业”的实用文体,如诏令、章表、奏疏等,顿然失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实用价值,仅仅作为一种知识遗存而苟延残存;另一方面,新的文学文体、公文文体、报刊文体、述学文体及文学理论大量引入和广泛运用,解构了传统的文体谱系和文体观念。其中对文学观念影响最大的是,套用西方文体四分法,即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类,来考量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文章体类。这种分类法,极大提高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等俗文学的地位,颠覆了以传统诗文等雅文学为主流的文体价值观,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重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然而,四分法是根植于西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文学分类法,盲目套用,必然遮蔽、排斥大量在历史上极其活跃、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文章体类,难免削足适履、买椟还珠之憾。面对西学冲击引发的尖锐矛盾和巨大压力,有些学者从捍卫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传统文体为主流来考察、梳理文学发展史,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年)、章太炎《文学总略》(1910年)、顾荩丞《文体论ABC》(1929年)、陈彬龢《中国文学论略》(1931年)、施畸《中国文体论》(1933年)等。有些学者则主张在坚持传统文化本位的前提下,适当吸纳西学、变通调适,以赓续传统。如1901年,王兆芳著《文体通释》(又名《文章释》),倡言曰:“今者西术与我学争,我若固守专家之师承,而儒道反不振。兆芳以为:学通天地人,而考道于古圣贤,道于事物,祖述不摇,引申不已,务使我儒道之大,足以括西术之长,而西术之长,不足抗我儒道之大,若是则亦善守师承者乎?”(王兆芳 6256)既坚守传统,又借鉴西学为传统注入生机和活力,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通变立场和调适策略。1907年,黄人完成《中国文学史》讲义初稿。讲义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史的宏大背景中,以西方“文法”“天演论”“真善美”等观念来考察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既赞美其“万世一系,瓜瓞相承”,“保存一切国粹”的文化意义,又剖析其支离、伪饰之弊,高倡“求野求夷,吸收新质”(黄人 3)。此外,刘咸炘《文学述林》(1929年)、郭绍虞《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1929年)、薛凤昌《文体论》(1934年)、余锡森《中国文学源流纂要》(1948年)等,都持类似的文化观念。这种既不抱残守缺,又不崇洋媚外的理性立场,尽管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未能蔚为主流,却在骤雨消歇之后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年间,文学研究的主流深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强调文学的政治和社会功用,文体作为艺术形式的意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漠视和排斥,常常被扣上“形式主义”之类的帽子。文体学也因此跌落到历史最低谷,专门的研究非常罕见。倒是一些文学史著作,对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有所涉及。此外,一些文献整理著作,如罗根泽《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文选》(1957年)、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1962年)等,搜集、整理了部分文体学文献。至于文体学理论研究,只有吴调公《谈谈文体》(1960年)、陆侃如、牟世金《刘勰的文体论》(1962年)、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1962年)等少数论文堪称精品。与大陆低谷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旅居海外的学者,或延续晚清民国以来的文体学传统,或深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在文体学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如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1959年)、饶宗颐《论文赋与音乐》(1961年)、陈世襄《论中国抒情传统》(1971年)、王梦鸥《贵游文学与六朝文体的演变》(1979年)、陈国球《胡应麟诗论研究》(1983年)、王更生《简论我国散文的立体、命名与定义》(1987年)等,都是颇具影响的力作。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从几乎被遗忘的角落逐渐发展为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无论是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水平等,都达到了百余年来最繁荣的阶段。传统文体学,已迎来了全面复兴。这种复兴,体现了古代文学学术已彻底摆脱庸俗政治学、社会学的桎梏,实现了对古代文学本体以及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双重回归,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二、 现代学术视域中的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

晚清民国以来,传统文体学虽受西学冲击而走向衰落,但从未彻底消亡,而是以各种形式渗透于国人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审美心理中,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分,逐渐转型为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关于这一百余年文体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已有多位学者撰写专文,从不同层面进行回顾、总结,较重要者有吴承学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2005年)、《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2010年)、《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2015年)、《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2019年),沈金浩《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2001年)、李建中《文体学研究的路径与前景》(2011年)、何诗海《明清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2011年)、张慕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3年)、孙少华《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体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014年)等。以上文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晚清民国以来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状况,反思存在的问题,探求新的学术生长点,为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作出了积极贡献。

　　不过,从整体看,这些学术史梳理,文体形态、文体史内容较丰富,描述也较详尽,但对文体观念和文体学理论问题关注得不够,所述较为疏略。今就百余年来的文体学理论研究,择其荦荦大者,稍陈梗概如次。

(一) “文体”界定与文体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文体是建立在政治、礼乐制度与实用性基础之上的文章学谱系,迥异于西方的纯文学体系。与此相应,古代文学中的“文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既指向体裁或文体类别,又指向体性、体貌风格;既有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之义,又有文章或文学本体之义,内涵极其丰富、复杂。传统文学理论因其直观、浑融、感悟式的思维特征和表述方式,很少对“文体”概念作明确、清晰的界定。近现代以来,受西方科学思维的影响,学界开始注重概念辨析。如刘师培《文章源始》(1905年)、《广阮氏〈文言说〉》(1909年)等推阐阮元的文学观,以富于声韵、俪偶和藻采之美的骈文为文体正宗,斥责桐城派及其所推崇的八大家古文“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至“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刘师培 19),否定了八大家在文体创新上的贡献。章太炎《文学总略》(1910年)批驳阮元、刘师培等的观点,认为一切以文字著于竹帛者,皆可谓“文”。“文”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都运用朴学的训诂方法,通过阐释“文”的本义来界定“文学”的内涵。内涵不同,又决定了对“文体”疆域、特性等的认知差异。张大东《中国文学上之“体”与“派”》(1927年)论文体与文派,其中“文体”兼指体裁和风格。体裁有辞赋、乐府、五言诗、七言诗等。风格有“由于个性者”(张大东 886),即作家风格;又有“由于时代性者”(张大东 887),即时代风格。这是现代学术史上较早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对“文体”内涵作如此清晰的界定。刘咸炘《文学述林》(1929年)将文分为“内实”和“外形”两大要素。“内实”相当于内容,包括事、理、情。“外形”相当于形式,又可纵剖为字、句、节、章、篇五个语言层次,横剖为体性、规式、格调三要素。唯三要素兼具者方可称“文”,唯综合探讨体性、规式、格调者方可称“文学”。这是确定文体学疆域的基本前提。蒋伯潜《体裁与风格》(1936年)接踵张大东之论,对体裁、风格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1959年)认为,“文体”指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的形相”,包含体裁、体要、体貌三方面的含义,三者通过升华作用而互为表里,形成艺术统一体,有较强的主观性。文体不同于“文类”。因为“文类”指文章中由题材不同而来的种类,具有客观性。此文论点新颖,笔锋犀利,对此前的龙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冲击,引发了系列商榷文章,如龚鹏程《〈文心雕龙〉的文体论》(1987年)、颜昆阳《论“文体”与“文类”的涵义及其关系》(2007年)、姚爱斌《论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的学理缺失》(2008年)、李建中《龙学的困境——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反思》(2012年)等,足见其影响之大。当然,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新中国成立初三十年,大陆学界与外界隔绝,无缘了解徐氏在台湾刊发的成果,自然谈不上受到影响。故王运熙、牟世金、杨明照等学者关于《文心雕龙》“文体”内涵的理解,主要沿袭民国以来的主流观念而有所申发。如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1962年)认为,“体”既指文学的体裁、样式,又指体貌风格,并着重考察了“风格”层面的意蕴,主要有文体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等。

　　对于“文体”概念的界定,关系到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内容、对象、范围等基本问题,故相关探讨一直比较热烈。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1994年)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具有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风格的追求三个层次。郭英德从形态学角度审视文体,认为“如果以‘文体’一词指称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的话,那么,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这四个由外而内依次递进的层次构成”(5)。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2004年)指出,古人不将“体”抽象为一个独立的因素,而是将其作为联系语言表达、风格、思想感情等许多因素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体与‘意’‘气’‘辞’这些文学的最重要的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文体是文学诸要素中的核心,与其他的要素或概念范畴构成有机、网络性之联系”(97)。吴承学、沙红兵吸收前人观点,对“文体”的内涵作了总结,其《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2005年)从建立文体学学科的高度,认为文体学研究应该包括六大板块: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这些探讨,使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不断明确、清晰,体现出文体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逐渐走向成熟。

(二) 文体发展及演变

文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种文体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文体史的叙述,往往渗透于对文体形态的考察中,尤其是一些单体文体史,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5年)、陆侃如和冯沅君《中国诗史》(1931年)、刘麟生《中国骈文史》(1937年)、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1939年)、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1986年)、杨海明《唐宋词史》(1987年)等。当然,如果综合考察各体文学的发展历史,须以特定的文学宗旨为指导,建构特定的理论框架,则文体史叙述必然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如郭绍虞《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1926年)借鉴传统文论的“文生于情”“诗言志”诸说与西方文学起源论的“劳动说”,将综合语言、音乐和动作的原始风谣定义为文学之起源,并吸收西方文学体裁分类法,将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各种文体,纳入诗史、抒情诗、剧诗三大门类,考察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尽管这种理论框架不无可议之处,但其融合旧学新知的努力,对后学颇有启迪意义。

　　文体史研究必然会涉及对文体起源的看法。古代文学理论中有一基本命题,即“文体原于五经”说,以《五经》为一切文章体式的初始。邓国光《文原: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1997年)、《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2013年)系统考察古代文体与儒家经典的关系,深入剖析六朝“文原论”兴起的思想、学术背景,认为经学思想是六朝文论的生命原质。“文原论”将各体文章溯源至《五经》,既有文章体式层面的探求,更是人文精神层面的皈依。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2006年)认为,古人持“文体原于五经”说,其理论前提是《五经》各自有体。此观念对文体分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文体溯源至《五经》,很多时候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何诗海《“文体备于战国”说平议》(2010年)认为,章学诚以战国为古今学术盛衰演变的转折点,提出“文体备于战国”说。此说在描述战国文章的繁荣局面,揭示战国文章发扬《诗》教、深于比兴、敷张扬厉等特点,以及战国之文对后世辞章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正确性。然而,章氏在以《文选》诸体论证这一问题时,却理据不足,时有牵强,故其后又有文体备于西汉、东汉和唐宋等种种争议。不过,这些缺陷并不能遮蔽其思辩色彩和理论价值。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2018年)认为,战国时期经历了文体的突破,但谈不上文体赅备,文体框架只是初现轮廓。两汉文体全面兴盛,尤其到了东汉,既继承前代文体,又多开拓创新,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框架,故“文体备于东汉”。

(三) 文体分类学

文体分类是文体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出人们对文体本质与特征的认识水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从民国开始,一些文学史著作,如吕思勉《宋代文学》(1929年)、钱基博《明代文学》(1933年)、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年)、谭帝森《中国文学演变史》(1982年)、颜廷亮《敦煌文学》(1989年)、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1992年)、章必功《文体史话》(2006年)等,皆分体描述文学发展史,文体分类学自然是构建其叙述框架的理论基石。刘云孙《文体之分类》(1920年)、戴宏复《文体分类之商榷——由萧统〈文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以比较》(1931年)则专门探讨文体分类问题,对以《文选》《古文辞类纂》等选本为代表的传统文体分类深致不满,并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分类方法,如刘云孙提出“形式之分类”“质实之分类”两个维度,前者又分“体别”“格律”,后者又分纪事、抒情、说理。戴宏复则将各体文章分“情的文学”“知的文学”两大类。两家都试图建构既逻辑统一,又包容众体的文体分类框架。改革开放之初,郭绍虞发表《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1981年)一文。文章认为,“文体分类学,不仅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同样是个主要环节”(郭绍虞 2),呼吁文体分类“成为一种新的独立学科”(郭绍虞 11)。金振邦《略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1989年)初步梳理了古代文体分类由粗略到精细、由繁杂趋简约、从功用到功能的演化过程。钱仓水《文体分类学》(1992年)是学界第一部专门探讨文体分类学的专著。此书克服了传统文体分类“只为分类而分类,仅就文体而谈文体”的局限,将文体分类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系统阐述其对象、范畴、方法、标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新世纪以来,文体分类学继续保持热点态势。朱广贤《中国文章分类学研究》(2000年)提出了“两门八类多体分”方案,构建了“大文章”视域下的中国文章分类新体系。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2005年)、《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2005年)等论文,考察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方式的生成原因及特点,指出其中三种主要生成途径: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2007年)从两书性质入手,分析《文献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的异同。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2008年)采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勾勒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发展轨迹,挖掘蕴含其中的文体分类思想、方法和审美心理。何诗海《从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思想》(2012年)指出,从清代文章总集看,清人的文体分类,一方面保持着析类趋于繁密的传统态势,一方面又出现了归并同类,追求简明的倾向,并由此催生了明确的文体归类理论和文体三级分类体系。柯庆明《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2016年)分析中国古代诸多实用文类,如论与说、序与跋、传与状等,归纳出相关文类普遍有效的审美原则,游刃于传统与现代、古典与西方之间而少有滞碍。胡大雷《古代文体谱系论》(2018年)认为,古代文体谱系的建构,经历了从以人为系到以文体为核心的转变,而转变的关键在于总集的出现。刘湘兰《尊经与重文: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两个思想维度》(2021年)从经、文关系入手,考察中国古代文体分类中,“文本于经”与“六经皆文”两个充满张力的思想维度。蒋旅佳《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2021年)系统梳理了宋元文章总集的分体与分类现象,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的变迁。

(四) 文体观念与辨体批评

对诗文体性、功用、审美特征等的辨析、评判,是古代文体观念和文体学理论最核心的内容,相关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朱自清《论“以文为诗”》(1939年)考察了唐代迄清文学创作上“以文为诗”现象以及文学批评界相关的理论争鸣。文章认为,古文运动之前,诗、文畛域尚不分明,故文体互参没有引起争论。自宋代开始,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诗、文分疆异辙,遂滋争议。严羽等人以风诗为正宗,批评宋人“以文为诗”非本色当行。明人接踵严羽之论,宗唐斥宋,反对以文为诗;清代宗宋诗风兴起,多维护“以文为诗”的合理性。此文是现代学术史上关于“以文为诗”较早的专论。由于此问题涉及古代诗歌由唐入宋的转型,理论意蕴丰富,故相关探讨一直不曾中断,如霍松林《从〈北征〉看以文为诗》(1979年)、吴中胜《诗文之辨》(2012年)、许总《以文为诗:唐宋诗格的创变与整合》(2014年)、何诗海《清代“诗文相通”说》(2021年)等,都是这一论题的延伸和深化。吴承学《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1989年)、《辨体与破体》(1991年)则系统考察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文学创作中常见的破体现象,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审美旨趣。文章认为,文体风格的形成和文体所特有的表现对象、应用场合、文体的形式因素等都有关系。辨体是为了尊体,强调体制规范的重要性;破体是为了创新,是文体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必然途径,两者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王水照《尊体与破体》(1997年)、蒋寅《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2008年)、罗宗强《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2012年)、潘务正《清代“古文辞禁”论》(2018年)等,从不同角度深化了这一论题。王力坚《清初“本位尊体”词论辨析》(1998年)等,则把这一论题拓展到词体批评领域。辨体批评是古人开展文学批评、宣扬文学观念的重要武器。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1985年)梳理了宋代迄清批评界关于“唐人七律第一”的争论,揭示出相关论争背后不同文学立场、文体典范和审美理想的冲突,以及所折射的文体观念史和文学思想史演变的轨迹。查清华《明代“唐人七律第一”之争》(2001年)、何诗海《“明文第一”之争》(2019年)等文章,在问题发掘和提炼、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都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和影响。许结《明代“唐无赋”说辨析——兼论明赋创作与复古思潮》(1994年)探讨明代“唐无赋”说的现实意义、文化品格与理论精义,认为此说是以极端的文体批评和复古理论对抗空疏靡弱文风,具有否定唐代应制赋之格律化和宋代新文赋之散文化的双重意义。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2003年)考量“诗史”说内涵的演变。此说由唐人提出,宋人热烈响应,逐渐演变为崇高的诗学观念,但在明代受到了挑战。明代复古诗论以辨体为理论起点,标举诗歌的抒情功能和比兴特征,进而质疑“诗史”说的理论价值。明清易代,在黄宗羲、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倡导下,此说又得到肯定。张晖《中国“诗史”传统》(2012年)、项念东《“诗史”说再思》(2017年)等,深化了“诗史”说的探讨。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2007年)探讨作为明代文学主流的复古思潮与辨体批评及文体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李冠兰《论先秦的文体并称与文体观念》(2017年)则从先秦文体并称切入早期文体观念探讨,研究视角颇有特色。

　　除以上所述,还有许多文体学综合研究著作也包含丰富的文体学理论探讨,如张毅《文学文体概说》(1993年)探讨文学文体学理论以及运用这种理论开展文体批评的原则;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1993年)考察文学风格而涉及文体风格与语言、地域、作家个性的关系;《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年)既有文体学的理论建构,又有文体学史的多元考察,深具研究视野的开拓性和理论方法的示范性,代表着当代文体学研究的最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成就;《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2019年)从礼制、政教、职官、语言、作者、文本、听众、媒介等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考察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2005年)从理论层面总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体分类、文体基本结构各个层次的构成、特征和功能等方面的论析。此外,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1994年)、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2004年)、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2005年)、方锡球《许学夷诗学思想研究》(2006年)、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2006年)、邓新跃《明代前中期诗学辨体理论研究》(2007年)、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2010年)、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2011年)、李思涯《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2012年)、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2012年)、李建中及李小兰《批评文体论纲》(2013年)、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2016年)、任竞泽《中国古代辨体理论批评研究》(2016年)等,都从文体学的不同层面深化了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

(五) 文体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

与西方纯文学观念不同,中国古代文体是建立在政治、礼乐制度与实用性基础之上的艺术形式,故文体学理论绝非纯文学理论,而是多种学科交融、渗透的综合性理论体系。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1951年)从中古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着手,认为六朝文论之所以特别关注文体辨析,首先与时人在政治上强调“职”“官”“位”三者合一有着密切联系。其次,随着著述兴盛,文章日繁,秘阁藏书,分部著录,必然产生分类的办法和观念。再次,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习文者日增,采摘抄录,自然促成总集的出现、分类的条贯以及对诗文类别和体性的辨析。傅刚《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2000年)通过分析汉魏六朝涌现的文学批评著作、总集、佛学著作、史学著作的撰述宗旨和方法,认为这个时期盛行的辨析文体源流风气,可溯源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等史志目录,是刘向等人“辨章学术,考境源流”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传承和实践。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2009年)认为,《文苑英华》等宋代文章总集,尽管仍采用《文选》的传统编次体例,却充分吸收了唐宋文体革新的成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古文为中心,且偏重于唐宋文的文体观念。而大量采撷史、子入集,则体现了宋人心目中文章疆域的拓展和重塑文学经典的意识。

　　语体与文体、语言学与文体学的关系,是文体学跨学科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方向。刘师培《文章源始》(1905年)从语言文字溯源开始,探讨言、语、文的分流,“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修词者谓之文”。所谓“修词”,即声韵、骈偶、藻彩之修饰,六朝所谓“有韵者文”是也。其他单行散体无韵者,如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只是上古所谓“语”,或六朝所谓“笔”,不得称“文”。六朝“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清人陈维崧、汪中等,步武六朝,重振骈体,“文章正轨,赖此仅存”(刘师培 19)。此论上承阮元,“文笔”说作为构建文学史的理论基础,将古文逐出文苑,自属偏颇。然而,此说摆脱了传统载道论的桎梏,据音韵、比偶等中国语言文字特有的艺术美感来考量文学史和文体史,已透露出现代意义的纯文学观念,自有其积极意义。胡怀琛《文笔辨》(1926年)、杨润生《文与笔》(1928年)等,论题相近,而在研究方法上,类似传统学术笔记,以列举材料为主,缺少学理分析。至陈竞《骈散之争述评》(1937年)、逯钦立《说文笔》(1948年)等论文,则俨然现代学术气象。陈竞之文对历代骈散之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大致可分三派:一为萧统至阮元、刘师培等力排散体,竞尚文华;二为韩愈以降的唐宋派、桐城派,斥骈文体格卑下;三为刘勰至黄侃等折衷骈散。文章还深入探讨了骈散之争所折射的历代文学思想、文体观念乃至学术风气的嬗变。逯钦立《说文笔》以现代学术眼光重新考察盛行于六朝的“文笔说”,对此说的发生时间、历史分期、内涵演变等,都提出了独特看法。吕双伟《曾国藩与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崛起》(2017年)从地域与文体视角出发,讨论湖湘骈文批评的兴起及曾国藩的骈文思想在其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连燕堂《从古文到白话——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2000年),从古今语体演变入手,考察近代以来的文章观念和文体流变。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2012年)探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西学论著体式与汉语思想文体传统发生的冲突与交融。李建中《汉语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西学背景——基于文体与语言之关系的考察”》(2013年)探讨了20世纪初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以及从布拉格到法兰西的语言结构主义对中国文体研究意识的复苏和成熟的影响。

三、 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推动了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毋庸讳言。首先,文体学理论的史料整理和研究还不充分。其次,研究力量分布失衡,先唐较为充分,唐以后,尤其是明清文体学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再次,从研究内容看,多关注古代文论中的热点问题和经典著作,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文选》等,甚至有不少低水平重复研究。而热点、经典之外大量有丰富文体学价值的问题和著作,仍为学界所忽视。这就造成研究视野的局促,理论问题的开拓、挖掘不够。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融合度不够;局部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的综合研究较少;表层现象描述较多,深层的理论分析和规律探讨较少。这些问题,阻碍了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扫除障碍,建立富有现代意义和21世纪学术高度的中国文体学,亟需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 文体学史料的挖掘和拓展

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相关而不尽相同,故在史料来源上,与其他学科相较,既有共性,又有其独特性。然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由于没有独立的文体学学科意识,文体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关注,而是依附于文学史料和文学理论批评史料。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成文出版社(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以及《历代诗话》《宋诗话》《全明诗话》《清诗话》《清诗话续编》《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等,尽管包含了丰富的文体学史料,但其着眼点,毕竟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文体学的意义和价值未得到集中、鲜明的呈现。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2012年)附卷五卷,其中附卷一为《先秦至元代文体资料集成》,附卷二为《明代文体资料集成》,附卷三至四为《清代文体资料集成》,附卷五为《近现代文体资料集成》,是目前唯一一部以文体史料为专门对象,内容较为全面、系统的集大成型的著作,对古代文体学学科建设功不可没。当然,由于文体学史料来源极其复杂,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等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中,作者又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不可能竭泽而渔。尤其是集部之外的经、史、子著作,大量有价值的文体学史料未曾收录。经部如《诗·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毛亨传关于“九能”的阐释,体现了上古时期对士大夫礼仪、言辞、文体掌握等方面能力的要求。又,《尔雅》《说文》等字书,大量关于文体语词的编次体例和语义阐释,体现了古人对这些文体起源、性质、功用等的看法及文体归类意识,是研究文体发生学和早期文体观念的重要史料。史部书志目录如郑樵《通志·艺文略》关于文类的划分及其源流演变的论述,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七五“表笺式”、卷七七“科举”对朝廷公文及科举文体的写作程式、衡文标准的详细记载,都为一般文学史、批评史研究所忽略。子部的类书有包罗万象的内容、分类编纂的体例,往往是考察文体分类、文体谱系的重要文献,而不仅仅资校勘、辑佚之用。如明朱权《原始秘书》乃不满宋高承《事物纪原》之陋而作,旨在探求世间万物之始。其中卷七《符檄诏敕》《文史经籍》两门涉及一百一十余种文体,不但远超《事物纪原》,甚至比任昉《文章缘起》还多三十余类,对于考察明人的文体分类观念,颇有价值。此外,王三聘《事物考》、徐炬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王圻《稗史汇编》、何三畏《新刻何氏类镕》等类书,都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学内容。系统收集、整理并合理阐释相关材料,不但能丰富、拓宽史料来源,更能开拓研究领域,发掘、提炼新的文体学理论问题。

(二) 文体学理论问题的挖掘和提炼

文体问题是文学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体理论和文体批评。只是由于儒家文艺观过于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和作家的道德修养,再加上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主要是直观、经验式的感悟,缺少理论的归纳、分析、总结,文体学思想、观念主要散见于诗话、文话、评点、书信、序跋、笔记乃至经、史、子著作中,像《文心雕龙》《诗品》《诗源辩体》那样体系俨然的著作,反而是空谷足音。文体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开拓新局,必须以现代学术意识、眼光和理论水平,重新审视古代文体学理论的具体语境及丰富细节,从纷繁复杂的文体现象中挖掘、提炼出富有文学本体性和本土特征的理论问题,对其所蕴涵的现代意义,进行既符合逻辑又不悖于历史的阐释,并梳理出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这样的理论问题非常丰富,只是在多数批评语境中,论者并未充分关注其文体学内涵。比如六朝盛行的文笔之辨,是批评史上第一次彻底摆脱文学政教观的束缚,完全从艺术形式、审美特征展开的理论探讨,涉及对“文”的本质特征、文体分类、语体与文体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看法,理论意蕴深厚。又如复古思潮是明代文学思想的主流,而辨体批评风气在明代达于鼎盛,这两者之间有无内在必然联系?通过考察明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不难发现,复古思潮是辨体批评兴盛的内在动因,辨体批评则是激扬复古思潮、鼓吹文学主张最重要的武器。盖复古必须确立文体典范和师法对象,而这正是通过辨体制、溯源流、明正变、品高下来实现的。辨体批评因此成为明代文学批评的核心,许多重要论题和流派之争本质上都与“辨体”相关。如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尽管其内部仍有分歧,但本质都是尊重文体规范,推崇典范文体。公安派与性灵派认为拘泥文体规范会戕害自我性灵,扼杀艺术创造力,因而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师心自运;王廷相、屠隆、李维桢等既意识到复古模拟之弊,也不满蔑视规范的偏激,因而主张兼取性灵和文体规范。明代文学批评,主要即由这三股思潮激荡、交汇而成,由此引发的唐宋诗之争、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诗史之辨,以及唐无赋、宋无诗等极端论断,无不以“辨体”为武器。辨体批评已成为引领文学思潮、开展文学争鸣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法,是理解明代文学运动的枢纽。

　　明清时期,除了复古思潮引发的辨体批评外,还有许多争鸣激烈、时代特色鲜明的论题。如在宋代以来诗文体性之辨的基础上,明清文学批评界又兴起了“诗文难易”之辨,探讨诗、文创作孰难孰易、难在何处等。尽管由于作家才性、学养等主观因素不同,论者对此不可能取得统一认识;然而,由于此论题所涉不仅关乎作家创作能力和技巧,还与批评家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密切相关,因此,梳理关于这一论题的争鸣,具有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它不仅能深化对诗、文文体功用、体性特征和创作要领等的认识,更为考察不同时代文学思潮的嬗变提供了独特视域。从“诗难于文”的传统和主流观念到明清时期“文难于诗”等不同论调的兴起,正是对诗文性质、功用及文体尊卑的认识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此外,文章莫难于叙事说、明文第一之争、文学一代有一代之盛说、文体备于战国说、六经皆史说等,都是有广泛影响和强大理论涵摄力的文体学论题。细致梳理、辨析相关论题,挖掘、提炼、总结其理论价值,对于打破单一的以朝代、作家或专著为单元的文学思想史、批评史叙述模式,建构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高度的文体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三) 研究方法的守正和创新

吴承学提出,文体学研究必须在继承刘勰倡导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种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4)。换言之,既要尊重传统,贴近古代文体学赖以滋生的原始语境和文化背景,又要借鉴西学,充分吸收现代人在学术理念、眼光、文献、技术和方法上的优长,建设既能守正,又能创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 57)的现代文体学学科。如果背离传统,无视古代文体学的文化语境,盲目套用西方纯文学观念来考察中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学,那么大量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在士人社会生活或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文体,如诏诰、奏疏、对策、八股等,将被摈弃于文体谱系之外,严重损害古代文体学的完整性、丰富性和本土性特征。对相关文体学理论的解读,也必多方凿圆枘、粗陋谬误。比如,曹丕《典论·论文》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现代学者往往以纯文学观念解读这句话,以为体现了文学和文学家地位的空前提高,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其实,通读《典论·论文》,不难发现,曹丕所谓“文章”,主要是以圣贤著述如《易》《礼》《书》等为典范的,能成“一家之言”的立言之作,而非后人心目中纯文学的诗赋辞章。其所谓不朽盛事,其实只是对先秦儒家“三不朽”观念中“立言不朽”的衍伸,并无今人所谓的文学独立、自觉意义。在论述文章本末异同时,作者列举了四类文体:“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 2271)首重具有治国安邦之用的奏议,次以成一家之言的书论,而所谓纯文学的诗赋,则居末位。可见其文体观念,仍是传统儒家政教化的文艺观,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观。事实上,传统儒家以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为普遍追求,罕有甘于以“纯文人”自居者;诗赋辞章,如果不能被纳入政治教化的轨道,往往遭受质疑、鄙视,故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论。所谓纯文学观,所谓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其真正发生的时间,是非常晚近的事,且在古代文学观念中始终没有占据主流。不了解和尊重这一传统,则无法真正理解古代文体学理论。

　　当然,尊重传统、贴近传统,并非意味着对传统亦步亦趋,不敢稍越雷池,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超越。否则,今天的文体学,最多只能达到刘勰的水平,远远不能实现建设具有现代意义和21世纪学术高度的文体学的目标。而要创新和超越,首先必须借鉴西学。如前所论,以文学体裁四分法观照中国古代文体,固然造成了削足适履的弊端,但也有重塑中国文学史,提高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社会地位等积极意义,某种意义上已形成晚清民国以来文学研究和文体学理论的新传统。其合理内核,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又如,构成文体的基本工具是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在形、音、义上的独特性,是构成中国文学民族和本土特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故新时期的文体学研究,应该回归语言学,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论:“语言文字关系到一国的文化,而文学就是代表各种不同文化的产品;所以在中国的文体文类中,假使区分文字型与语言型两大类,那就最容易说明中国文学的特征,同时也最容易确切地说明文体分类的关键问题。”(9)虽然学界关于文笔之辨、骈散之争的探讨已涉及语言问题,但基本还在传统学术牢笼之内,缺少现代意义的学理阐释和理论建构。广泛借鉴索绪尔、乔姆斯基等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罗杰·福勒、韦恩布斯、雅克布逊、什克洛夫斯基、戴维·罗比、欧曼等在语言文体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从语音、词汇、语法、节奏、韵律、修辞等方面深入考察古代文体及相关理论,揭示所体现的审美心理、艺术风尚,为创作者提供审美参照,为欣赏者提供接受背景,为评论家的分析提供逻辑依据。又,文体观念和文体学理论不仅表现于诗话、文话、评点、序跋等理论形态的著述中,还大量表现在文体创作实践中,正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论:“作家的文体正同画家的色调一样,是看法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文体是对世界的看法上质的差异的揭示,而单凭意识和直接途径是不能实现这种揭示的。”(赵俊欣 2)可见,文体选择和创造,蕴藏着作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作家文学观念和理论原则的实践躬行。正因如此,程千帆在20世纪80年代即呼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既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又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24)。所谓“古代文学的理论”,即从创作中挖掘、提炼出古人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来。这一研究方法,对文体学来说,同样适用。只是转眼四十年过去,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尚无明显突破。文体学理论研究循此方向努力,当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如肇端于唐代的岁末祭诗,本是诗歌创作中不太起眼的一种题材类型,至清代演变为一种融合视觉、听觉、行为仪式等因素的特殊文学批评形式,是清代文学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清代兴盛的怀人组诗,由于所怀对象多为文人,叙事、议论每每聚焦于文学活动、创作成就,遂与论诗诗等合流,成为一种充满现场感的当代文学批评体式。这些文体创作的理论批评意义,学界尚少关注,值得深入挖掘。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人文在数据、平台、团队上的优势,探讨文体特征及演变规律,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新动向。总之,如何进一步立足传统而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仍是整体推动文体学理论研究、构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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