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康

　　近年来我和一些来自中国与欧美的学者共同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首次诉诸文字,是承蒙《文艺理论研究》厚爱,于2018年第1期发表的拙文“《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后来用“问题”取代了“命运”的说法,是希望思考和论述能在学理上更为明晰准确。我们的讨论聚焦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历程。这是一个“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过程,也是“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过程。我们想从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开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声音的新时代。几年来,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文化批评和美学领域形成的各种理论话语,同时也希望不断开拓、扩大话题,关注的重点是思想、知识、学术话语的形成、建构与转换,尤其集中于人文学科领域。外国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这几个学科,相比中国文学而言,与西方知识与学术话语的关联更为突出,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而言,自然也是题内之义。现在《文艺理论研究》再次给予我们机会,就这几个学科的西方源头、在中国的建构与转换问题,展开讨论。李庆本、许德金两位学者都是学界翘楚,在相关的学科中耕耘多年,成就斐然,能跟他们一道对话、切磋、辩论,我深感幸运。

　　本文关注的话题是20世纪初迄今一百多年以来的欧美文学研究范式转换。当然欧美文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还是不同国家的母语文学,这在近现代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是天经地义的。但现代世界又是一个关联密切、开放多元的世界,除了对于本国母语文学的关注之外,非母语的、外国的、世界的、国际的文学和文化,也是现代世界中的民族-国家必然予以密切关注的对象。另外两个因素也一样重要。其一,现代世界的发端是所谓的西方即西欧北美,今天虽然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不再采用“西方”这个笼统的概念,但在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即非欧美国家,“西方”依然是非常流行的说法。西方或欧美的文化有相同的源头,即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犹太教基督教的“两希文明”,语言文学上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和谱系,希腊文和拉丁文是长达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的主要语言。但现代世界又是以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崛起与独立为标志的,因此相对于英语文学而言,法语文学就成了外国文学,反之亦然。故而在“西方”(西欧北美)内部,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以有别于作为西欧北美共同源头的古典(希腊、拉丁)语言文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世纪中期,欧美国家的语言文学研究还都是以古典(希腊、拉丁)文学研究为主。大学将母语文学和外语文学专业严格区分开来,则是19世纪末的事了。①其二,现代世界的形成是全球化的过程,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全球的“开发”即掠夺、侵吞、殖民扩张的过程。完全与西方文明不搭界或关联甚少的文明和文化如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以及亚非拉美广大的非西方文明与文化,也势必成为非母语文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20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从顶峰逐渐走向式微。与此同时,20世纪是全球化急剧扩张的世纪,是欧美知识与学术体系将非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学研究逐渐制度化的时代。

　　外国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知识、概念、学科话语体系从20世纪初到中期形成于西欧,成型于英美。外国语言文学(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20世纪的英美高校进入学科建制,许多大学设立了外国语言文学系,囊括了非英语之外的许多语言文学。一些精英高校则细化为具体的国别语文系,如法文系、西班牙文系、德文系、俄文系等,以及以地缘政治和文化历史相近为由的东亚语文系(包括中、日、韩文)、南亚语文系、阿拉伯和非洲许多“小语种”混合的语文系等。这些学科建制在同一时段播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成为世界性的现代知识、学术体系。②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说法首先来自歌德,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学术界亦经常使用和讨论这个概念。但迄今为止,世界文学并未成为一个学科建制和话语体系。作为人文学科重要的学术体系,我们须从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角度,追溯这个知识的谱系与脉络,由此理解这些学科的范式型塑、核心关注、当代动向。欧陆(尤其是法国)思想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明反思,逐渐通过英语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中介传播全球。而欧陆思想界的许多反思涉及了外国文学等学术建制与话语体系。这种思想界的反思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理论”(theory),这是一种包括了文学、文艺、文化多范畴的理论话语(literary theory, arts theory, cultural theory),并常常跟左翼色彩强烈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混为一谈。本文姑且使用“欧陆文论”这一说法,通指这些人文学科的批判、反思性理论话语。需要强调的是,近四十多年来这些理论话语本身逐渐成为英美(尤其是美国)人文学术界的主导范式,以致被用来指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语言文学研究为“理论”(theory)的时代,与19世纪末以德国语文学为主导的“学术”(scholarship)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以新批评为主导的“批评”(criticism)时代作出区隔。③来自欧陆的文论在美国经过了文本化/学科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多重转换变异,也产生了全球影响。“欧陆文论的美国化”不仅是这段以“后学”为标志的文明反思的具体个案,而且是理解有关学科话语体系和范式转型的关键。理解欧美人文学科话语转型的目的是探究其中的中国问题,即“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因为这个转型也与中国人文学科的话语转型同步,在大历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语境下,人文学术话语转换的同时性(contemporaneity)与差异性(differentiality)是我们的核心关注。

一

为什么要说欧陆理论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首先,我们思考的大框架是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而所谓“西方理论”的说法,太过笼统。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西方理论,泰半来自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通过美国的学术中介,广为流传。第二,“美国化”作为对于欧陆理论在美国的转换、变异、中介和传播过程的描述,也是借用了中国的习惯表达方式,即某某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等说法。对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大题目而言,理论话语的转换、变异、中介和传播恰恰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三,欧陆理论的美国化是指欧陆“理论的旅行”经过了文本化/学科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多重转换变异,而这些复杂的转换和变异,不仅仅对美国,对于全世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反馈到欧陆国家,形成了当代理论话语的复杂形态。中国学界在译介、接受、反思“西方理论”时,往往以“后学”(postism)为其冠名。“后学”这一说法虽然并未在欧美流行,但却相当准确地勾画出了当代西方理论话语的复杂关联。大致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欧陆理论占据主流;而后结构主义理论进入美国后,其衍生的后现代主义则具有了欧陆思想与美国学术杂糅、混搭的特征;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推动下,具有强烈美国特色的后殖民主义应运而生。虽然近年来美国学界又涌现了形形色色的“后学之后”的“后理论”“后人类”等理论新潮,但在总体逻辑和思路上,我们并未发现有真正超越和突破“后学”的理论话语出现。因此,“欧陆文论的美国化”不仅是这段以“后学”为标志的文明反思的具体个案,而且是理解有关学科话语体系和范式转型的关键。

　　如前所述,现代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型塑要在大历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框架中把握。具体而言,英美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与发展受到德国大学体系的重要影响。总体而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1880—1920年)这段时间,德国引领了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风潮,这当然跟当时德国的统一和迅猛发展的经济、科技、军事成就息息相关。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统领下,推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与国家建设。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高扬,启蒙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成为德国思想与文化的旗帜,歌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涌现出许多熠熠闪光的思想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学术和高等教育成为欧美的领头羊。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与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两大领域之间的知识分野在德语世界中引发了很大范围的争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爆发了关于自然科学与文化(或历史)科学的激辩。辩论的一方威廉·文德尔班(Wihelm Windelband)认为,自然科学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方法论,并由此探究自然和物理世界的普遍法则;而社会科学仅仅关注特殊与个别的事件,这些事件基本不会重现,也无规律法则可循。另一方以威廉·狄尔泰(Wihelm Dilthey)为首,为人文学科(精神科学)的独立性而辩护,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异。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的目标是解释(explain/erkl?ren),而人文学科的目标则是去理解(understand/verstehen)。这些辩论并未停留在学者书斋和课堂上,而是直接影响了德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体制改革与建设。④

　　但欧美高校学科制度化的开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作为反法西斯同盟一方的美英两国,认识到必须在欧美国家重建被纳粹损毁的自由价值体系,与此同时,美英面临着同盟另一方苏联价值体系的新挑战。在纳粹已经土崩瓦解的二战后期,这种挑战日益明显。二战甫一结束,美英要建立的自由主义世界新秩序与苏联体系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冲突立即升级,并迅速引发了冷战,席卷全球,延续半个世纪。冷战从意识形态、文化领域肇始,逐渐演变成美苏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社会与文化全方位的全球争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欧美西方世界的引导者,开始有意识地推动战后知识、学术体制和话语的建构。到了20世纪末,随着冷战帷幕落下,苏联体系崩塌,美国成了世界第一位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知识模式和体系、教育体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逐渐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纳。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注重建构以科研为核心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到20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从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老牌精英“常春藤”私立大学到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学,以及20世纪中期学术地位迅速跃升的南部杜克大学、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等,这些大学形成了研究型大学第一梯队,在突出专业化和科研(主要是自然科学)这个核心目标的同时,也一再强调大学培育自由人文(liberal arts)价值观的任务,以此形成现代大学的两大理念和战略基石。这两大基石并非齐头并进的,自然科学和应用型的工程学的研究始终是重中之重。相对而言,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些较为务虚的学科受到重视的程度较低,尤其在美国数量远超精英私立大学的州立大学中,理工和其他应用学科往往是最核心的学科。

　　但无论如何,美国大学是西方思想、知识、信仰的自由人文价值观的传承机构,现代人文知识与学术的建构亦体现了这一原则。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跟哲学、历史都是体现自由人文价值观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核心学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大学具有的显赫地位。但实际上,现代学术体系以理工科为圭臬,强调学科业化,要求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能够有量化的知识创新和产出。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文史哲这类学科的合法性和体制建构就不断遇到质疑和挑战。当然,作为西方人文传统的一部分,以希腊、拉丁经典为核心的文学史、语文学、解释学等即传承于德国的学术研究(scholarship),跟哲学、历史研究相辅相成,在现代大学19世纪末的形成初期得以保留,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开端。世纪交替之际,现代主义文艺在欧美兴盛。现代主义作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以英国作家T.S.艾略特为代表,在创作大量诗歌的同时,也撰写数量可观的文学批评文章,其创作与批评在英美文学圈内齐头并进,每每引起轰动。当然,艾略特绝非特立独行,同一时期,英美法德意俄等许多国家,涌现出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和批评家,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潮流。现代主义美学推崇艺术创作的自在自洽,视文艺作品为个人情感的表现而非社会政治运动的附庸。文艺作品的形式、风格、结构等成为艺术审美的主体,而所表现和再现的内容、情节、主题,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反而叨陪末座了。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文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批评(criticism)的对象。

　　发端于英美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以文学文本(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为主体,以文本细读(close-reading)为方法,更有艾略特的批评文章作为范本,受到年轻一代的英美学院派的青睐。英国学者瑞恰慈(I.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以及创办著名期刊《细察》(Scrutiny, 1932—1953年)的利维斯(F.R. Leavis)等经过多年的努力,为文学批评进入英美学院殿堂奠定了基础。美国学者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由捷克到美国的韦勒克(Rene Wellek)等,以及后来为新批评命名的兰瑟姆(John Ransom)等,在20世纪40年代把文学批评成功引入了美国学院体制,适应了学科专业化需要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两大要求。⑤欧美现代主义文艺和英美新批评流派强调艺术的自洽、自为、自给自足的特征,其美学诉求可视为康德哲学审美无利害观与唯美主义的延伸。如新批评的核心概念含混(ambiguity)、反讽(irony),在审视其美学观念、批评实践和方法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联时,亦有元批评的意味:现代主义文艺和新批评既有针对现代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工具化的抵制,又有提升现代资本主义世俗化、宗教祛魅化时代的自由人文价值的功效。意义多重含混(ambiguity)以及反讽修辞形式等,可以让新批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现实内容”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之间游走。在二战期间敌我阵营分明、二战后瞬即爆发的冷战两极对立的大氛围下,现代主义文艺和文学新批评方法,也顺应了美国学院体制重塑自由人文价值观的大目标。

　　综合起来,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英美近一百多年以来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演变的一个脉络:第一阶段(1880—1920年),德国语文学(Philology)的理念与方法是现代欧美大学文学研究的主导学术范式(scholarship),强调透过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来解读、把握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与意义(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希腊拉丁文的古典研究在这个阶段被母语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的区分所取代。第二阶段(1920—1940年),现代主义文艺和英美新批评开始形成气候,迎合了欧美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美学观念和思想的语言学转向。貌似互不相干、独立作业的英美新批评家与同时代涌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到了第三阶段(1940—1980年),新批评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英美大学庙堂,形式主义的文本细读、文学批评(criticism)渐渐成为英美文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这一范式影响深远。在传统的知识和学术体系中,文学作品一直是社会历史与思想流变的文献材料,其次是可供欣赏把玩的精致美文(belles-lettres)。新批评颠覆了这种传统,将“形式”(form)或“文学性”(literariness)拔高到文学本体、本质的地位,形式主义细读方法也随之具备了现代知识体系所要求的专业性、可操作性。其实文本细读、形式分析的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打磨与传播,已经成为英美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理念,从小学到大学,英语国家的语文教学和文学研究,无一不采纳文本细读、形式分析方法,迄今依然如此。

　　本文的重点是第四阶段(1980年至今),可称为欧陆理论大举进入英语国家(美国为首)的理论(theory)阶段,也即欧陆理论的美国化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已经大大突破了前一个批评阶段的对象和主体,在文本细读和形式分析的方法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范围。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往往由欧陆理论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打头阵,后来也日益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欧陆理论大量涌入美国学界其实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是一个全球激进主义盛行的“文化革命”时代,所谓欧陆理论、批判理论,或被中国学界冠名的“后学”理论,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思想的核心部分。但这些激进的欧陆思想进入美国学院庙堂,逐渐走出了一条文本化/学科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曲折而复杂的理论旅行路线,形成多重转换变异,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依然变动不居,激荡不已。

二

为行文叙述简扼计,本文至此作了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概述。但这种概论式的写法有两大弊端:第一是容易流于肤浅,貌似面面俱到,摆出教科书式的公允、公正、全面。然而教科书式的概论、介绍、评述,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不胜枚举,蔚为大观,本文若沿这个路数写下去,将徒然增添一些学术流水线早已过剩的东西而已。第二是有意无意地推出了一种逻辑自洽、首尾呼应、秩序井然、条理清晰的叙事。而这个宏大叙事、元叙事往往掩盖、遮蔽了历史的真相。矛盾的激化、集结和凝聚,呈现出既有断裂又有关联的极为复杂、矛盾、多元和多重的状态,这才是历史本来的面貌。而本文要关注的,正是思想史、学术史跟大历史的纠缠、对立、错位、断裂和连续:我们应该怎样去重置、转换、超越学术话语的各种规训、框架、栅栏,来反思当今思想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与之展开对话、争辩和批判?由此,我在以下部分选择三个文本,采取文本细读或症候式阅读的方法,围绕着文本化/学科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多重转换变异这个问题来思考。不过囿于篇幅,我的所谓细读也就是浅尝辄止而已。

　　第一个文本是弗兰克·兰屈卡(Frank Lentricchia,另一中译名为弗兰克·伦特里奇亚)的专著《新批评之后》,出版于1980年,此时正值美国人文学科范式转型、欧陆理论美国化的兴盛时期,兰氏作为重要参与者卷入其中。⑥他眼光独到,锋芒犀利,思考深邃,抓住了欧陆理论美国化的要害,即文本化/学科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两难悖论。何去何从?前程未卜,关山难越,虽未找到答案,但风起于青萍之末,兰氏知微见著。《新批评之后》的重要性被学术界严重低估,但其思想锋芒和远见卓识,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第二个文本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4年发表的《断代60年代》,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在此之前,他1981年出版的《政治无意识》奠定了美国式马克思主义文学解释学的基础,他此刻正在向新的领域进军,其代表是1984年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檄文(后于1991年出版同名专著)、1986年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简称《第三世界寓言》),这两篇重磅论文对于欧美混搭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美国独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都具有典范意义,而《断代60年代》正好展示了詹姆逊思想转换过程中的思考。该文明确定义了美国后学“他者政治”或“认同政治”的重要走向,在近四十年之后的今天重读,意味深长。第三个文本是爱德华·萨义德2003年去世前不久写的《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导论》,可以算成他的绝唱或“天鹅之歌”。从萨义德的文本对于欧陆-英美的“理论旅行”的最后一种描述中,可以捕捉他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始作俑者的自我反思。一方面是他深刻浸淫其中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情愫与传承,另一方面是他树立并痛击的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靶子,两者之间如何自圆其说,找到中庸之道?我之前提到萨义德是福柯的传人,詹姆逊是阿尔都塞的传人,二位都是欧陆理论美国化的奠基人。把他们二位唤作欧陆理论的“二道贩子”或许不够恭敬,但他们在思想上的意义和贡献,远远超过了如米勒、卡勒、哈特曼等大量的“学术搬运工”,是真正把欧陆理论与美国的思想文化实践结合,而推动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后学理论的话语创始人。

　　在兰屈卡《新批评之后》出版后的1983年,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出版了《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美国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开设的文学批评的本科生课程,立即采用伊氏此书作为教材。之后这本书被译成25种文字,再版了4版,发行数百万册,中文译本也先后有不同译名的五六种版本,如《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文学理论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等,该书几乎成为西方文论中国研究圈的宝典。伊著按英美大学生教材的写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英文活泼有趣,富有英国式的反讽嘲弄口吻,深受欧美大学生欢迎。伊著虽然影响巨大,但毕竟是浅显通俗的本科教材,其开启的“全景和概述”的教科书式研究方法,或许符合学术流水线批量论文生产之需,但负面结果也显而易见。兰屈卡的《新批评之后》跟伊著的影响相比,有天壤之别,仅仅出了一版简装版(paperback)。兰著不是介绍、概论式的教科书,虽然主题是文学批评和理论,大多篇幅都在深挖、剖析理论文本的哲学思辨、思想内涵,深奥晦涩,文字甚为凝滞拗口,但此书却被许多大学文学系博士资格考试(preliminary examination)列为文学理论类必读书目。美国分析哲学和美学代表人物盖·斯齐洛(Guy Sircello)写了一篇长书评来批判兰著,认为兰著并未在谈文学和美学理论,却大讲特讲哲学,“但在美国哲学界看来,兰式哲学乃是反哲学(anti-philosophical)”(Sircello388)。⑦美国哲学界(含美学)一个多世纪来始终保持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美国特色,对于兰屈卡流露的欧陆后结构、后现代批判理论倾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抵触。但细读《新批评之后》,就会发现这不是一部板着脸说教、四平八稳的学究式论述,其冗长深奥的字里行间,充满机智和嘲讽。作者乃是一个高明的鉴赏家,臧否人物,评点高下,从康德到德里达,无论死人活人,都将他们的理论和思想一个一个排序,苛评严斥,毫不留情,痛快淋漓。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判家风格,在英文学术话语中凤毛麟角,在今天的简化字汉语学界,更是荡然无存。詹姆逊(Jameson)在书简装版背面如此评价:“他从弗莱到布鲁姆,穿透结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诸如此类,不断地击穿他们的牛眼珠子(consistently hit their bull’s eyes),一击见血,戳到痛处,一个不少。每个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读后都无法无动于衷。”(Lentricchia, backcover)詹姆逊一语双关,“bull’s eyes”是英文习语“靶心”,他用了字面意义“牛眼珠子”。

　　《新批评之后》有几个特点:第一,将理论话语的演变作历史化叙述,脉络清晰,主题鲜明,紧密围绕欧陆理论的美国(含加拿大)土壤、美国气候,即浓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现代主义美学观与学术专业化、建制化的需要展开,分析让美国学界在欧陆理论中寻求共鸣、找到共识。第二,观点深刻犀利,击中欧陆理论美国化的要害,即非政治化、非历史化、非意识形态化,磨掉欧陆理论的社会批判之锋芒、政治干预之初衷,在后学理论话语的话语深渊和迷宫中,精心营造(或重建)一个曾被新批评理论奉若神明的“精致的瓮”(即艺术自足自洽)的后学新版。⑧由此而生的产品难免南橘北枳,自相矛盾。第三,运用了欧陆理论(尤其是法国理论)的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式症候阅读、块茎阅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在盲点中发现洞见,洞见中发现盲点(即保罗·德曼《盲点与洞见》[BlindnessandInsight]的经典发现)。兰屈卡在分析每个理论家的时候,都运用了他们各自的论述逻辑,激光刀精确制导般地剖析、解构其自相矛盾之处。与此同时,他随心所欲地在鱼眼镜头和长焦镜头间转换,随时把概念的冗长抽象陈述拟人化(实际是还原理论家真人的面孔),并将之推拉到活色生香的现实世界来嘲弄鞭笞一番。

　　兰屈卡的欧陆理论美国之旅从弗莱的神话-文学原型学开始,而不是从已成学界常识的新批评英美谱系开始,原因是弗莱包罗万象的理论话语建构让兰氏找到了一个叙述支点。他从弗莱万花筒般的理论迷宫中,发现种种块茎、枝蔓、死角,抽丝剥茧,找到从康德、席勒、柯勒律治、尼采、庞德、德里达,直到英美新批评、耶鲁解构主义的看似混乱不堪,但却谱系清晰的DNA图谱:“弗莱让我们看到新康德主义美学运动的逻辑结论,从单个诗词完整的神性,到对一切由文学物件型塑的经典为文学宇宙的尊崇,乃至所有的唯美主义的顶峰(但其意义也由此而消失),所有的创造都被赞美为艺术的创造。”(Lentricchia25)“(弗莱)的文学宇宙[……]最后消融在尼采的幻影论中,弗莱最后在书中终于如此昭告,从而预见了耶鲁新尼采派修辞学家的诞生。”(26)“尼采派修辞学家”指的是后来的耶鲁解构主义四位代表:德曼、米勒、哈特曼和布鲁姆,兰屈卡在书中一一给予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同时也时刻不忘点评德曼、布鲁姆熠熠闪光的许多洞见,米勒的浑浑噩噩、哈特曼的难以置信的昏庸。甫一开始,一条主线就清晰浮出:“艺术自洽”乃是弗莱、新批评派(本来是一条阵营)和耶鲁解构主义(自称是新批评掘墓人)两股势力的底牌。兰屈卡在剥去美国大佬和同事的华丽外衣的同时,也不忘揭露从列维-施特劳斯、巴特、到德里达的“浮游能指论”“文本游戏论”“文本延异论”的话语症候所蕴含的遁世、虚无、享乐、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倾向,这些让美国后学的学院派们如获至宝,但法国理论家的社会批判锋芒和历史关怀,却被美国学院派弃之如敝屣。

　　兰屈卡对与他同时代的“学术搬运工”卡勒,在欧陆理论转换成美国学院建制派话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毫不留情的剖析。卡勒不遗余力地推销“结构主义诗学”,要害在于以一种“客观主义”和“传统派”的姿态,把法国结构主义的激进论点拉回新批评的窠臼:“1)自我是文化系统所型塑的互为主体建构,个人无法操控;2)文本乃是不成形的空间,其形状由有结构的阅读范式打造。而这两条结构主义至关紧要的原则被卡勒以传统派手法严重曲解。”(Lentricchia100)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推崇的依然是“个人在自我意识的高蹈阶段能从文化的制约中获得自由解放”的观念。兰屈卡不依不饶地挖掘卡勒与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韦勒克思维逻辑的关联。他在卡勒所标榜的引进欧陆最新潮结构主义理论、超越新批评派的《结构主义诗学》教科书中,发现了种种现代主义唯美论、文艺自洽论的蛛丝马迹,指出:“结构主义诗学的学科排他性(disciplinary exclusionism)、并对置文学作品于现实‘情势’的拒绝,跟唯心主义批评的反历史断肢破臂的立场十分相像”(100)。

　　对于兰屈卡来讲,欧陆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其元批评、历史化的思想锋芒,提供了理解文学文本乃至人类思想演变的另类思考路径。在他着力最深、阐述最透的,也是全书的核心章节“第4章:揭橥历史与读者:结构主义”和“第5章:历史或深渊:后结构主义”中,他大量引用索绪尔、巴特、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关键论述,逐字逐句细读。同时作两重“互文性”对比分析:一是把法国理论家与他们批驳和解构的柏拉图、维科、阿奎那、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的原典一一对照;二是念念不忘地把法国理论家跟“美国搬运工”米勒、卡勒、哈特曼等双向对比。兰屈卡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跳进跳出,游刃有余,分别挑出每个理论家的推理逻辑,来解构他们各自的理论,把欧陆理论的美国化进程,作了精彩的3D打印、立体呈现。可惜本文篇幅已经过长,兰氏解读法的许多精彩之处,唯有留待今后专文叙述。兰屈卡在序言不无自嘲地写道:“我的观点都是从我检验的思想家里获得的,所以我不宣称具有任何创新点。实际上我认为,所谓对创新的各类欲求,已经严重伤害和削弱了许多当代最聪明的批评家。”(xi)兰屈卡究竟想把美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引向何处?他揭露了美国学院派在文本化/学科化与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之间的两难悖论,希望走出一条历史哲学的另类思路:“[流行的历史观]将历史型塑为整体和总体,拒绝任何多样性、矛盾、碎片和差异性,单一的历史(history)否定的是多元的历史(histories)。”这个一元史观“跟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反历史冲动一脉相承”(xiv)。兰屈卡的历史观显然是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式的多元决定论、知识与权力博弈的碎片式、块茎式史观,他给我们描述的欧陆理论美国化的图景也是一幅在上述两难悖论中犬牙交错、纠缠打斗的图景。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写出《新批评之后》的兰屈卡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接下来的工作需要由詹姆逊、萨义德这样的美国化理论话语开创者们来勾画。

三

兰屈卡在《新批评之后》中提到詹姆逊和萨义德,认为这两位年轻学者对他自己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他们“正在开始对我们今天的批评思想产生影响,所以我的书中对他们点到而止”(xii)。萨义德对学术和社会政治多重领域均有参与,与他不同,詹姆逊始终保持了学院派学者的姿态。詹姆逊的学术方法是一种折中主义且兼容并包,以此把其时在美国学术界相当陌生的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变成了一个在学术上受尊重的思想。马克思主义通常是跟美国主流政治的宿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块的思想,不过詹姆逊的研究很少涉及共产主义话题。如果说萨义德是推动人文学术干预社会现实的旗手,詹姆逊更多展现的是激进理论依然可以成为精致的学术话语。但就大历史环境而言,后学时代的美国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史、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少数族裔研究等)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不断加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也越来越成为左翼激进主义“政治正确”“认同政治”以及各种左翼社会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同性恋和多重性取向(LGBTQ)运动的代言人。左翼开始从传统的学术象牙塔里走了出来,积极干预社会,参与政治。詹姆逊的《断代60年代》是一篇读书笔记,记录了他在美国文学研究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的心路历程,从不同的侧面展露了文学应当自洽还是成为政治工具这个两难悖论。我曾提到,这篇文章是除了《政治无意识》外,理解詹姆逊思想转型的另一关键理论文本。我指出,这篇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比较陌生,文章读起来充满跳跃和相互矛盾之处,历史事件叙述(包括想象和道听途说的历史)夹杂着对各种哲学、诗歌、理论文本的评论与分析,展现的是詹姆逊一贯的将文本与阐释、历史与理论混为一体,而又不乏自我反思与批判的风格。我认为该文贯穿始终的是一条“毛主义”的思想脉络,是詹姆逊学术思想的“影子般但又核心的问题所在”,也是理解他的中国情结以及第三世界寓言情结的钥匙,很值得作一番“症候式阅读”(刘康,《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197)。这个症候是什么?现在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全球激进年代,是从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到巴丢、朗西埃等的法国理论(欧陆理论)兴起并传播到美国的时代,革命激情高昂的美国文艺青年詹姆逊和流亡在美的青年学子萨义德等,无不在理论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而文学(文艺)理论的疆域,也远远超越了文学和文艺的范畴,进入了政治与社会革命的广阔天地。

　　我后来在议论美国后学与认同政治时,再次解读詹姆逊的《断代60年代》,把他理论思考和学术论述所蕴含的更为深广的理念拎出来,放在美国近四十年来的大历史、思想史背景下重新阐释。我在论文中引了他关于“他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的论点:“60年代初始,萨特的范式……被戏剧化地重组为非常不同的政治斗争模式。弗朗茨·法农的有极大影响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TheWretchedoftheEarth, 1961——书名的中文神翻译,取自《国际歌》中译——译注),描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斗争。法农把萨特式的对象化(或客体化)凝视逆转(objectifying reversal of the Look)为:以末日预警的口吻,重新书写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行动。此时此刻,在恐惧和焦虑中的世界,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排序被强力扭转;被殖民者逆来顺受的意识取得了集体的认同和自我确认(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affirmation);殖民者则仓皇逃窜。”(刘康,《从“后学”到认同政治:当代美国人文思潮走向》139; Jameson188)在我看来,这是詹姆逊难得以直截了当的口吻,谈论理论、学术之外的现实政治话题。

　　他者政治、认同政治在詹姆逊写此文的1984年还是美国大学文学系的后学话题,高深莫测,晦涩艰深。即使到了萨义德离世的2003年前后,也依然是在学院象牙塔内小众传播的后学话语。但萨义德明白,他的文学政治干预论和后殖民理论已经大大越出了学术圈,开始在美国、英语国家乃至全世界掀起了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波澜。詹姆逊眼光独到,早就发现认同政治,即他者政治,不再是萨特式存在主义异化论中的客体化凝视(及其逆转)。认同政治就是被殖民者的集体认同。詹姆逊用了相当篇幅回顾从索绪尔到德里达、福柯、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谱系,为的是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书中的振聋发聩的“集体认同”、“奴隶对奴隶主的暴力反抗”的呼唤,做一个历史铺垫。之后,詹姆逊笔锋一转,从他者政治立即转向“毛主义”的话题,把20世纪60年代这个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各种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关键时刻,用一根激进政治的红线串联起来。总之,按照詹姆逊的叙述,今天的认同政治就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政治的继承与拓展。激进政治在法国精神分析医生,同时也是革命实践家的法农那里,是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不过反讽的是,在美国大学校园的人文系科里,从哈佛、哥伦比亚到杜克,后殖民理论家们把法农的颠覆性革命理论重又逆转回精英、抽象、晦涩的学院派话语(刘康,《从“后学”到认同政治:当代美国人文思潮走向》139)。

　　但这些学院派话语却早已不再停留在象牙塔内。近二十年来,认同政治逐渐向英美社会蔓延,形成政治正确话语,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美国著名的国际贸易、族裔冲突和全球化问题专家蔡美儿在2019年出版的《政治部落:群体本能与国家命运》中指出:“而美国政治精英们对群体认同也同样置若罔闻,这些群体认同与大部分美国百姓息息相关,而且正在撕裂美国。特朗普的震撼崛起充分揭橥,认同政治已经以极为危险和充满种族对立情绪的方式,攫取了美国的左右两翼。在今天的美国,每个群体都在感受着威胁:白人黑人、拉丁裔和亚裔、男人和女人,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等等等。美国弥漫着集体的受迫害感和被歧视感。”(Chua2)近年来蔓延于美国并在西欧不少国家流行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即以种族、性取向认同为标准的标签化、排斥性姿态)、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等,不断强化了美国的政治对抗、社会分裂、意识形态对立。大学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浪潮中,往往首当其冲,学术关注的话题越来越狭隘,包容性(inclusiveness)成为排斥性(exclusiveness)的借口和挡箭牌。⑨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作为学术研究最重要原则的理性分析、多元探索日益被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口水战湮没。《牛津词典》2016年把“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年度流行词,指出了后真相时代的“泛感性化”(政治的感性化/美学化、感性/美学的政治化)、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感性/审美维度、生态与人类感性化的大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今天全球都面临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困境。

　　对于詹姆逊来讲,目前的这个局面也许是让他始料未及的。詹姆逊始终在学术象牙塔中,以文学和文学理论为其学术思考的起点,他虽然热衷于大讲特讲政治、意识形态等话题,但毕竟都是学术政治、话语政治。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相对区隔、多元互动、相互制衡。詹姆逊对政治的理解、对文学和文学理论功能的理解,也应该在这个语境和背景下来阐释。但世界现在进入了深刻动荡和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詹姆逊的“政治越界”理论学术话语,也越来越深深地卷入这个后真相和社会分裂、权力失衡的状态中。

四

德国犹太学者奥尔巴赫的《摹仿论》(Mimesis),在1942—1945年流亡中写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段时间正是纳粹肆虐整个欧洲的至暗时刻。这部皇皇巨著从荷马史诗、旧约圣经这西方文明的希腊、希伯来两大源头开始,纵横捭阖,上下古今,直至20世纪的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等的作品,对欧洲文学经典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奥尔巴赫的方法是细致入微的文本细读,聚焦语法、句法、词汇、风格、修辞、隐喻、叙事角度等文学形式,以此揭橥作品蕴含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感悟和历史意义。《摹仿论》展示了作者在德国语文学(philology)领域的深刻功力。语文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而奥尔巴赫立足文学形式分析、阐发政治与思想喻义的方法,对20世纪欧美文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来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在英美占了上风,以文学自洽自足取代现实关怀,奥尔巴赫开辟的文学研究路径却未绝迹。他是詹姆逊在耶鲁比较文学系的博士导师,詹姆逊的学术脉络刻有奥尔巴赫鲜明的印记。萨义德作为詹姆逊同代学人,无疑深受奥氏方法的影响。由他而不是詹姆逊来为《摹仿论》2003年英译本作序(最早的英译本出版于1953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流亡”主题,将萨义德与奥尔巴赫深深连接在一起。流亡不但是实际意义上的,也是象征与寓言性的。巴勒斯坦裔的萨义德终生不忘流亡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乃至一切流亡者的伤痛和启迪,而德国犹太人奥尔巴赫在纳粹时代流亡的相似经历,也是这位思想巨匠灵魂拷问的初衷。萨义德为《摹仿论》半世纪后再版所写的导言也不仅仅是介绍、总结加几句赞美评议,而是在多年与病魔纠缠、深知自己生命临近尽头时,写下的最后的反思与感悟。

　　萨义德着重阐发了《摹仿论》的三个关键词:人文主义、语文学和历史主义。其实这也可以视为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总结。序言是萨义德最后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一部分。他写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摹仿论》是与文学有关的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文著作[……]它或许可以理解为最高层次上的人文主义实践之典范。”(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98)关于奥尔巴赫的语文学,萨义德如是说:“根据人类心智的这些修正(modification),也就是人类心智创造自己的历史,然后又能从创造者的视角来回顾这段历史,维柯说,所有上述发展形成一个圆圈,从原始到进步和退化的时代,然后又回到原始。对于维柯和奥尔巴赫来说,这是主要的方法论含义。为了能够理解一个人文主义的文本,必须设法把自己当作那个文本的作者,生活在作者的现实之中,经历内在于作者生命之中的生活经验,如此等等,而且一概凭借学识与同情之结合——那便是语文学阐释学的特点。”(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106)什么是奥尔巴赫的历史主义原则?在萨义德看来,“奥尔巴赫明确拒绝一种严格的计划,一种无情的相继发生的运动,或者作为研究手段的一些固定的概念”。“[奥尔巴赫的计划]其中之一当然是认定像西方表现现实的历史那样雄心勃勃的某种东西,它所凭借的不是一种先在的方法,也不是一种纲领性的时间框架,而只是个人的兴趣、学识和实践。其次,它也说明,阐释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表达和说明的过程,它所相关的主题是我们自身’。第三,不是形成对主题的一种完全一致、干净利落、无所不包的观念,而是‘并非一种秩序和一种解释,而是很多,它们既可以出自不同的人,也可以出自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所以,就是一个部分重叠、相互补充、相互冲突的领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综合的宇宙观,或者,至少是对读者想要达到解释性的综合之意愿的一个挑战’。”(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135)

　　以上几段引文蕴含多重意义,在此难以详尽铺陈。简言之,我读出来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人文主义的要义是人类心智创造的历史,文学作品是作者的心灵史,是生命体验。第二,语文学阐释的特点是批评者和作者学识与同情的结合,而不是什么严格的计划。第三,所谓历史主义,不是先在的方法和纲领性的框架,或雄心勃勃的宏大叙事;不是什么一致、明晰、无所不包的一元秩序,而是多元决定(也即部分重叠、相互补充、相互冲突)的领域。萨义德的看法带有福柯式、阿尔都塞式的历史碎片、断裂、多元决定论的强烈印记。从奥尔巴赫视文学摹仿再现生命体验和感悟的观念中,萨义德肯定了文学蕴含的人文主义的“内核”。他穷其一生,向权力讲述真相,树起世俗批评、东方主义批评的大旗,成为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无可争辩的“话语创始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反思的问题依然是:文学是什么?(批判)理论是什么?就萨义德的《序言》而论,我们可以读到他在人文主义(个人内心经验)、形式主义(唯美现代主义?)历史综合总体论间的彷徨、纠结、疑虑。或许可以称之为“萨义德的呐喊与彷徨”。作为一个大无畏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一生都在呐喊和奋斗;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人文价值和情怀的学者,萨义德的文学批评和论述都是“理论”时代的典范、楷模。他在政治意识形态干预和人文情怀两难悖论中,并未作出非黑即白的选择,但他的彷徨也跟呐喊一样,犹如鲁迅心中那道“黑暗的闸门”,无比沉重,无法举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萨义德临了也没有找到答案。

　　萨义德“临终感言”般的《序言》回到当代后学理论最为纠结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个无解的两难悖论。文学有没有自己的领地和疆界?是文学形式与结构吗?是透过这些形式与结构来表述和再现的人类情感和体验吗?或是彰显更大的“时代精神”、宇宙观、宏大的理念?文学理论又是什么?是向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发出的呐喊和批判,是唤起受欺辱和迫害的民众的武器?萨义德在《理论的旅行》(1983年)一文中,强调批评家必须“对理论予以抗拒,让理论面向历史现实、面向社会、面向人类的需求与利益,指向日常现实的具体情境,超越理论预设的圈子所制造的障碍”(Said,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247)。萨义德反问道:“归根结底,如果批评意识不是对不同选择的不可抑制的渴求,那又会是什么?”(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247)在《理论旅行再思考》(1994年)一文中,萨义德一方面坚持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一方面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是无解的、无法终止的,殖民主义废墟上建立的新生的国家,终究会“生产出新的警察、官僚、商贾来取代欧洲殖民者”(Said,ReflectionsonExile&OtherLiterary&CulturalEssays419)。这个现实政治的表述用理论抽象的话语表达,就是卢卡契所信奉的黑格尔主义二元对立、一元决定的逻辑,根本是无解的。萨义德对这个难题的回答听起来却相当空泛:“理论、批评、祛魅、去颂圣、去中心化的任务,永无终结。因此理论唯有旅行,总要逾越自我监禁,总要移居他方,总要保持流放的状态。”(ReflectionsonExile&OtherLiterary&CulturalEssays421)他究竟要旅行到哪里,移居到何方?什么是不停流放的状态?跨界之后怎么办?还要不要人文主义?

　　萨义德去世已近二十年。本文讨论的欧陆理论美国化的主题,也从学院象牙塔的文学理论的内部之争逐步进入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撕裂、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大动荡、大变局之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于2021年11月发表的论文《语言中理性的兴衰》由几位欧美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环境科学学者撰写,该学报偏重自然科学,这篇论文也是基于自然科学与量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实验数据写成的。⑩但论文的主题跟本文讲的文学理论主题高度一致,聚焦后真相、情感、感性、直觉、情绪、态度和立场等问题,跟欧美人文理论界近年大热的“情绪”(affect)、欲望、生命政治(bio-body-politics)等话题一致,角度迥异。论文的结论是后真相时代“公共关注从集体向个体、理性向情感的转向非常明显”(Scheffer等,8)。所谓“集体向个体”转向在这些科学家看来是理性主义的集体(集合)性科学话语日益被个人直觉、情绪和情感话语取代,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语言的多元化、碎片化、非中心化都跟这类转向有关。但科学话语依然排除强烈现实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因素,尤其是人文学界最为关注的种族、性别、族裔三大话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政治、政治正确、取消文化等意识形态极端对立撕裂的话题。

　　这种跟学科化专业化高相关的思想、知识与学术的两极分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们看到,理工科和量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心理学正在开始新一波的学科反思和改革,相关学科受到新冠全球疫情和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双重刺激,日益关注科学技术跟政治、人文、社会与文化的密切关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英语圈的人文学科在向意识形态极端化、激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欧陆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北欧等)的政治与社会动向并非跟英语国家同步,思想界、学术界关注的话题跟美国也有很大差异。但无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和美国思想大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的强大传播影响力,让当代世界的思想、知识和学术的转换和变化都深深带上了美国的中介或中转的印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赶上了全球化大潮。中国的思想、知识、学术经历的巨大变化,正是我们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背景和核心,而美国学术的中介、中转作用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文艺理论的旅行、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理解欧陆理论的美国化过程,是思考西方理论中国转换的一个关键话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寻和争鸣。

　　注释[Notes]

　　① 美国文学学科的演变,参见Graff, Gerald.ProfessingLiterature:AnInstitutional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② 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参见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温华:《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③ 这个说法见Selden, Roman. “Introduction,”TheCambridge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Vol.8,FromFormalismtoPoststructur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

　　④ 关于德国在现代大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作用,见Liu, Kang.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China and the West,”EuropeanReview26.2(2018):241-261。又见刘康:《什么是文科?——现代知识的型塑与体系》,《上海大学学报》2(2021):1-19.

　　⑤ 关于美国文学专业的新批评范式脉络,参见Menand, Louis and Lawrence Rainey. “Introduction,”TheCambridge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Vol7,ModernismandtheNewCritic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⑥ Lentricchia, Frank.AftertheNew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中文译本为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王丽明、王梦景、王翔敏、张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⑦ Sircello, Guy. “The Poetry of Theory: Reflections on After the New Criticism,”TheJournalofAestheticsandArtCriticism. Vol.42, No.4,1984.388.

　　⑧ 取自布鲁克斯的新批评经典《精致的瓮》(Brooks, Cleanth.TheWellWroughtUrn:StudiesintheStructureofPoetry.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56)。

　　⑨ 美国文学研究圈的争论,参见Morrisey, Will. “Ideology and Literary Studies, PMLA 1930-1990,”AcademicQuestions. Winter 1992/93.54-66。

　　⑩ Scheffer, Marten Ingrid van de Leemput, Els Weinans, and Johan Bollen, “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ity in Language” PNAS, December 21,2021.118(51)e2107848118. https://doi.org/10.1073/pnas.210784811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hua, Amy.PoliticalTribes:GroupInstinctandtheFateofNa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Jameson, Fredric. “Periodizing the 60s.”SocialText, 9/10(1984):178-209.

　　Lentricchia, Frank.AftertheNew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刘康:“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2018):184—201.

　　[Liu, Kang. “The Destiny of Western Theory in China: Jameson and Jamesonism.”LiteraryTheoryStudies1(2018):184-201.]

　　——:“从“后学”到认同政治:当代美国人文思潮走向”,《学术月刊》2(2020):129—141.

　　[- - -. “From Post-isms to Identity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Humanities Today.”AcademicMonthly2(2020):129-141.]

　　Said, Edward. “Introduction to Erich Auerbach’s Mimesis.”HumanismandDemocratic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85-118.

　　- - -. “Traveling Theory.”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226-247.

　　- - -. “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1994).ReflectionsonExile&OtherLiterary&CulturalEssays. London: Granta Books, 2001.

　　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98—136。

　　[Said, Edward.HumanismandDemocraticCriticism. Trans. Zhu, Shengjia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98-136.]

　　Scheffer, Marten, et al. “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ity in Language.”PNASDecember 21,2021.118(51)e2107848118. https://doi.org/10.1073/pnas.2107848118.

　　Sircello, Guy. “The Poetry of Theory: Reflections onAftertheNewCriticism.”TheJournalofAestheticsandArtCriticism.42.4(1984):387-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