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朋

　　二战后，纳粹大屠杀成为一段无法经由传统书写方式予以再现的特殊历史，史学界和文化批评界都尝试以各种跨学科、跨媒介的方式来反映历史；创伤理论的代表人物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倡导历史学与文学、精神分析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学科的对话互动，致力于消除各种二元对立，对传统史学研究与文化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拉卡普拉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打破历史学和其他各学科的界限，而非在传统意义上采用其他学科方法来对历史学进行补充，或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研究路径之间作一个折衷的调和。就历史学与精神分析学而言，尽管此前的史学研究也借用了相关方法和术语，但拉卡普拉认为其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只是一种被动的援引或挪用，这一路径压制了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深层互动。他进而重审文学语言及其修辞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反对传统史学研究的两种极端倾向——客观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并在伦理学视域中将文学和历史进行深度融合，提出了诸如“书写创伤”等具有创造性的跨学科概念，促进了历史学科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拉卡普拉以其广阔的社会历史视域以及跨学科对话的方式推动了历史创伤再现与修通的伦理学转向，其关于历史、创伤与文学、伦理学的思考，对当下文学理论中的相关论题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 批判与重建： 从传统史学到跨学科对话

20世纪50年代后，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经历了一场危机，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目标开始遭受质疑，而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史学研究似乎在反击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拉卡普拉区分了这两种代表性研究范式，前者是以兰克及其学派为首的客观史学，注重史料考证，是一种基于证据，以搜集文献材料和档案为核心的文献式或自足的研究方法，其极端形式是实证主义；后者是对第一种方法的彻底否定，即激进的建构主义。文献式或自足的研究是一种为研究而研究的史学方法，它要求或声称其研究具有绝对的客观性，这一研究方法存在五大问题：(1)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分裂或截然对立；(2)将客观性与客观主义趋同化或将他者对象化；(3)将历史理解与因果解释或无限地语境化相同一；(4)否认研究者观察视角本身所带有的偏见以及与研究对象的移情关系；(5)排除了来自其他视域或学科的质疑与对话之可能性。(LaCapra,Writing

　　History5)拉卡普拉认为对历史事件的事实陈述或文献式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维度，但这只是其必要不充分条件，鉴于历史书写所涉及的语言、修辞乃至其他跨学科问题，客观主义史学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将历史研究极端语境化、封闭化，使历史或历史的文本成为静止的、停滞的，抑或仅仅是语境的衍生物乃至简单重复，历史进而成为与当下和未来隔绝的封闭空间。因此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口号将一切历史现实和文本重新送回到其得以产生的语境中去，使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化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表征，具有某种实证主义的倾向，拉卡普拉批评其“‘现实主义’是早期市场资本主义的文化症候，‘高级的现代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症候，‘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是当代消费社会和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症候，这一方法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旧瓶装新酒，就是可能要加以批判的对占据支配地位、实际是帝国主义的和被收编的话语的复制”(History,Politics,and

　　the

　　Novel3)。这一处理路径不仅容易沦为意识形态征用的工具，也使各种更为复杂的历史情境无法被呈现。在对激进建构主义的批判中，拉卡普拉将安克斯密特和怀特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他认为安克斯密特以文本彻底替代了“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和怀特一样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尽管拉卡普拉在历史书写的文学修辞方面与二者的观点有某种一致性，但又批评他们具有“语言决定论”的倾向，其历史文本中的修辞已经淹没了历史事件自身的“声音”，从而使历史成为与文学或艺术没有任何区分的绝对同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多研究者如马丁·杰伊等认为类似怀特的做法实际上为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提供了支持(Jay 97)。怀特在后期思想中借助康德的“道德律令”来缓冲此前的虚无主义倾向，即诉诸史学家个体的伦理认知和道德底线来再现纳粹屠杀等极端事件，但另一方面又依据历史事件本身在性质上对某些故事类型的限制，把“喜剧”和“田园牧歌式”的故事“从与事实明显不符或至少与纳粹时期有关事实不符的相互对抗的故事模式中清除出去”(White 39)，这在拉卡普拉看来是靠不住的。由于史学家因移情作用而对特定事件产生主观上的认同或偏见，书写者可能不自觉地将大屠杀“正常化”处理，乃至“美化”第三帝国的行为而忽略对犹太人的屠杀，此时怀特所谓的伦理底线便处于架空状态。怀特客观上想竭力避免各种偏见，否认移情，采用“中性语态”来处理历史与艺术的对立或同一问题，并不能充分用来再现一系列极端历史事件，因为怀特没有同时意识到巴特的“中性语态”涉及两个维度的危险性。首先，巴特认为写作是不及物的或自我指涉的，它否定语言的指涉功能，因此对历史书写来说并不合适；其次，巴特的“中性语态”并非与不及物或自我指涉同源，而是处于及物和不及物对立之间的不确定状态。在巴特看来，语言具有双重的时间系统，一个是话语本身的时间系统，即说话者或者言语行为开始的时间，一个是所讲述故事的不受讲述者干涉的历史时间或叙事时间系统(Barthes 134—156)。拉卡普拉认为巴特的“中性语态”涉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问题，怀特用德里达的“延异”来指涉这种不确定性对特定二元对立的解构则忽略了这层关系。由于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涉及的是历史过程本身，以及历史学家通过过去的踪迹、材料对过去的重构或过去在史学家笔下的再现这一双重时间系统，历史本身的连续性“变化”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非历史层面的“重复”，“延异”显然混淆了自我和他者、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其无止境的延宕使时间的双重系统崩溃，怀特在解构二元对立的同时又模糊或混淆了对立双方的界限和区别。如何把握这种时间性是处理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拉卡普拉认为在过去与现在这一双重时间性问题上，历史学的研究是特殊的、具体的、变化的，而精神分析学或哲学的研究则是普遍的、本质的、非线性的；特殊性代表了“单纯的变化”(pure change)，普遍性代表了永恒的同一性和“单纯的重复”(pure repetition)，在社会历史研究和精神分析之间需要一个能够嫁接两种时间性的术语或建立一个类型学概念，通过该中介，历史的进程最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变化着的重复。这个概念范式或术语就是弗洛伊德的“创伤”，它可以作为研究社会文化过程的一个复杂模型。在创伤中，“重复和变化得到了结合”(LaCapra,Soundings35)，它融合了个体和集体、共时和历时、公开和私人、内部和外部等对立；创伤的时间性也是结合了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时间性，是一种“重复的时间性”(repetitive temporality)，它为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创伤是通过重复而延迟产生的，创伤事件在其发生时可能并没有被意识到，只有在一定时间间隔或潜伏期之后才能被感知，而此刻创伤事件又是被压抑的、分离的或是被否定的。”(LaCapra,Representing174)这意味着简单的重复/变化或连续性/非连续性范畴并不能增进对历史的深入理解，连续性不只是关涉同一性，同时还存在重复，而变化也并非完全的不连续性过程，甚至在创伤的极端形式中也是如此；创伤的历史重叠着重复/变化或连续性/非连续性，是它们的合体。弗洛伊德的研究表明，创伤以被压抑的形式返回到当下；在创伤中，过去的时间重现于现在，当下的时间遭到中断和阻滞。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解开这种重复/变化或连续性/非连续性发生重叠的结节，在这个结节中，现在和过去发生了混同，过去的不断重复模糊甚至覆盖了现在的时间性，这一现象在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中被称为“强迫性重复”。弗洛伊德认为“强迫性重复”指病人被过去意识所固着而不能有意识地回忆起过去被遗忘的事件，却又无意识地用行动将其重复出来；由于这种“过去”处于压抑状态，病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在重复某一行为，那么这种行动上的无意识重复就被称为创伤性事件的行动化(act out)，它具有周期性复发的特点，致使创伤主体沉溺于失去对象的悲伤情绪中，从而对外在世界失去兴趣或阻滞其存在的当下与未来向度，这是弗洛伊德所论忧郁症的典型特征。抵制这种无意识重复的方法在于将力比多从丧失的对象上转移到一个替代的对象上，使被压抑的意识得到松懈、疏通，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回忆加以控制。在治疗过程中，这个工作至关重要，弗洛伊德认为“抑制病人的强迫性重复，使其转变为回忆的动机，主要方法在于对移情的处理”(Freud 154)。移情通常指病人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分析师身上，从而将对方作为力比多欲望投射的客体或从对方身上获取一种替代性满足，其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建立起一座可供沟通的桥梁，提供了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在这里病人得到完全的自由和放松，并将自己隐藏的无意识思想充分展示出来；借此，分析师在与病人的对话和交流中，可以对之加以引导和疏通、宣泄，并使之回忆起自己所压抑或忘记的东西，抵制病人对过去的重复。弗洛伊德通过移情作用中的“谈话治疗”，实现了修通创伤性神经症的目的。拉卡普拉认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弗洛伊德的治疗个体具有相通性，他反对弗洛伊德以类比的方式将个体视为集体的派生物或附属，而是认为个体任何时候都是集体的一部分且时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和互动。“历史编纂学涉及对记忆的研究，它要求探讨其运作机制，恢复那些被压抑或忽略的部分。”(Representing175)过去有自己的声音正如病人有自己隐藏而不愿轻易透露的思想，历史研究在重建过去的同时也必须接受过去的对抗乃至质问。与客观主义史学和激进建构主义史学的认知观念不同，拉卡普拉倡导的第三立场并非前两者的辩证综合，它不仅“涉及对信息的处理加工，也关系到其影响、同情和价值问题”(Writing

　　History35)。这种对话或交流模式同样依赖弗洛伊德在“谈话治疗”中所使用的移情方法。拉卡普拉使用“移情”的概念，旨在表明研究者在自己的话语或实践中重复活跃在对象或他者中的一些特点或某种倾向，如对某种意识的仪式性或恐惧性回应、在分析替罪羊现象中对这一机制本身的重复、在纳粹主义研究过程中对纳粹使用的一些术语的重复，等等。历史研究也是一种“谈话治疗”，“历史编纂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与过去及其他研究过去的学科之间的交流或复杂对话”(LaCapra,History

　　in

　　Transit74)。这一交流和对话，类似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工作，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发生的移情将主体和对象置于同一时空背景中，使常态和病态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通过移情中的重复与认同，加强对话协商，为被压抑的历史意识正名，疏通和解放被抑制的情绪，它是修通历史创伤的基本前提。拉卡普拉将“创伤”及其治疗技术从精神分析学的狭义视域中解放出来，赋予精神分析学术语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维度以尽其效用，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边界，也为当代历史中极端事件的理解和认知提供了新的维度。他打破了精神分析学诸概念如移情、重复、压抑、创伤、行动化复现(acting-out)、修通(working-through)在临床应用中的专属权，实现了跨学科的狂欢。在此方法论的基础上，拉卡普拉以纳粹大屠杀等极端事件为案例，具体探讨了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创伤以及人们对此类事件的认知、书写和反思，进而提出将“书写历史”(writing history)转变为“书写创伤”(writing trauma)。这一新的史学方法以积极对话和互动在历史学与其他众多学科之间建立起关联，重建起处理当下各种难以书写和呈现的极限历史事件的可能性。

二、 “否定的崇高”： 历史创伤的美学特征及其类型

“我们把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遗忘的那些印象命名为创伤。”(弗洛伊德 226)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方法比较系统地运用到历史学领域，他视“一神教”的复活为一种被遗忘历史的复归。根据这一解释，诸多历史内容往往在时间的轴线上被歪曲、压制、隐藏以及被遗忘和否认，变得支离破碎，但这种遗忘和压制没有彻底消灭它，它潜伏在那里，在此后某个恰当的时间中可能再次显现出来，历史的创伤“确切地说它在发生时是无法被充分感知的，或者换个说法，历史是在距它发生之后的某个无法接近的时刻才能被抓住”(Caruth 18)。这种创伤性重复，弗洛伊德称之为“被压抑物的复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历史创伤的延迟显现和周期性重复与创伤神经症患者类似，它挑战了既有的认知系统，使受害者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从而丧失认知能力；强迫性重复关涉人的死亡冲动和对创伤场景的无止境复制，并产生一种消极的“愉悦感”，弗洛伊德将其称为“创伤性兴奋”。有鉴于此，很多学者认为创伤所产生的快感类似于美学上对崇高的体验，并倾向于将创伤转化为“崇高”，安克斯密特认为“崇高其实就是‘创伤’这一心理学概念的哲学对应者”(《崇高的历史经验》 253)。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其不可再现性以及对常规的僭越或超出正常理解范围(不可想象)。在伯克的论述中，崇高是一种生理上的恐惧带来的消极快感，康德吸收了这一消极快感的观念，进一步将崇高视为一种超越了经验领域的理性和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崇高给主体带来的是一种经由痛感而来的欣快体验。

　　

　　抵制历史主体对过去创伤的强迫性重复，修通历史创伤需要在缺失(absence)和丧失(loss)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分，避免混淆或合并，继而区分结构性创伤(structural trauma)和历史性创伤(historical trauma)。缺失和丧失是两个不同层面却又较为容易混合的概念，但它们也绝非相互对立，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复杂的方式保持互动。缺失可以独立存在，丧失则建立在缺失的基础之上。因此缺失存在于超历史的层面上，不涉及任何具体事件及时态(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丧失指向的是历史的过去，它能够引起现在和未来的回应，且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包括特定对象的死亡和失去，大屠杀、种族隔绝等所造成的各种生命、情感乃至文化上的失去。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具有绝对性特征的缺失，类似于某种原罪意识，丧失存在于一切社会与文化之中，也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它不可能再有所失，因为从来就未曾拥有过。因此丧失和缺失之间的界限不能抹除，一旦将缺失转化为丧失，就可能产生诸如基督降临或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即人类的堕落或原罪)；它意味着预设了一个曾经神圣的、完整的总体，因为特定的罪孽或错误导致了这个总体的毁灭、破坏或堕落，为恢复这一完美的总体性必须将造成堕落的他者予以消除，以获得救赎或再生，它势必将这种原罪投射到外部的他者身上，从而产生替罪羊现象和献祭机制。就是否存在相应对象而言，缺失不存在一个具体的对象或客体，这就导致对这种缺失所产生的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不确定性，难以找到克服的途径。而丧失的对象则是特定和具体的，一般来说，克服焦虑的办法是寻找到所焦虑的对象，进而消灭对象及其所造成的恐惧心理。缺失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一种文化心理状态，它不能从个体中被消除或克服，只能以特定方式与之共存；丧失因为存在特定的对象与客体，且具有某种确定性，这就使得对这种丧失的避免与补偿成为可能，或有望加以消除。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女性阳物的“缺失”被想象为一种原本存在，但最终因获罪而导致“丧失”，于是产生了延绵不绝、反复循环的“阉割焦虑”。这是将缺失转化为丧失的必然结果，其产生的消极循环或重复便是一种强迫性机制。相反，丧失一旦与缺失合并，“就会出现绵弱无力的忧郁或狂躁不安，特定历史丧失的意义或效力(如种族隔离或大屠杀)被混淆或轻率地普遍化了。结果是这样令人怀疑的观点，即任何人(包括施暴者或合作者)都是受害者，一切历史都是创伤，或者所有人都共享了一种病理学上的公共领域或‘创伤文化’”(Writing

　　History64)。它使具体的丧失对象变成了超历史的形而上结构，不仅具有将创伤普遍化的消极后果，还可能导致当下和未来维度的消失而使创伤主体沉浸于无尽的忧郁、孤独和绝望之中。

　　故而要修通历史创伤，首先必须在区分缺失和丧失的前提下，继而区分开两种创伤类型，对于结构性创伤应该是以各种方式与之共处，而非将其转变为历史性创伤，或将焦虑意识投射到他者身上；对于历史性创伤，需要借助弗洛伊德的行动化复现和修通两个概念，在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对相关问题予以现实的解决。从理论上说，修通历史性创伤需要抵制强迫性重复，将历史记忆从无意识的行动化和宣泄中提升到社会意识层面。拉卡普拉认为沉浸于忧郁症或被过去所萦绕、固着的创伤主体往往不能区分过去和现在，无法作为一个主体承担起社会政治与伦理的责任，“修通是一种与政治维度的接合实践：一旦修复创伤及其在个人的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症候，就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做出区分，唤醒曾经发生事件的记忆，认识到自己生活在现在，且朝向未来”(“History Beyond” 244)。因此从无意识的记忆到有意识的回忆，不断重复的忧郁症需要被清醒的哀悼行为所替代。哀悼在社会历史层面上是一种集体的仪式，也是修通历史创伤的方式，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抵制死亡冲动和强迫性重复的顺势疗法，哀悼意味着能够正视过去的失去，从过去的固着中走出来。但哀悼不能回避行动化的重复，对过去的压制只能导致症状的转移，拉卡普拉认为行动化是走向修通的必要环节，只是需要将被动的行动化在移情过程中转变为主动的有意识的行动化复现。

　　修通历史创伤如同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面对的是无意识中反复呈现的“被压抑物的复归”，如何通过移情与被压抑的过去进行对话协商，乃至充分理解、重建和表达过去，成为历史书写的首要问题；诸如大屠杀等极端事件所造成的历史性创伤，对历史过去的重构、再现和与过去的交流都提出了挑战，它需要借助某种意义上具有“言语行为”功能的文学艺术方式来对历史创伤加以行动化复现和修通，从而使历史主体再次肩负起人类社会的伦理责任。

三、 “书写创伤”： 作为言语行为的文学书写

拉卡普拉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批判是基于后现代历史语境中“语言学转向”和纳粹大屠杀等极端历史事件导致的历史书写困境所作的回应。在各种跨学科的探索中，拉卡普拉最终转向文学艺术，进而诉诸伦理学，提出“书写创伤”说，从而将历史的客观再现问题转化为修通历史创伤的伦理实践问题，历史书写也由此成为一种蕴涵着诗性特质和伦理意义的言语行为。

　　纳粹大屠杀凸显的“否定的崇高”美学对既定伦理规范的僭越，突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能力，超越了想象力和既有概念范畴所能抵达的范围；甚至受害者们也不敢相信那些发生的事件是真实的，这是后现代历史表征危机的重要症候。可以说，纳粹大屠杀涉及的问题不是某一单独学科所能予以探讨的，也正是这一复杂性给创伤事件的再现带来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其源头不仅是传统的书写模式所要求的真理符合论出现危机，同样源于语言学转向以后，语言作为书写媒介的不透明性表明任何书写都不是客观自足的，它们无法在真理的表达问题上取得某种一致性。拉卡普拉认识到语言在历史书写方面的现实境遇，搁置了历史现实主义的争议，将核心聚焦于历史创伤的修通问题，使传统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或文学模仿观念退居其次。它意味着何种程度上符合客观史实本身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真实性不应再是评判历史书写的唯一标准。要求绝对客观地、毫无偏见地再现历史一方面并不可能，另一方面对人类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命运也缺乏相应的价值导向；历史书写或再现应转向修通历史创伤的新维度，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伦理问题。

　　

　　从语言的述行功能来看，语言书写本身就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它实施一种行为并产生特定的效果，诸如情感的、认知的或伦理的，等等。由于话语施效行为的作用，语言连接各学科和领域而成为一切二元对立的中介，过去、现在和未来、书写者和读者、文本和语境、主观和客观、认知和情感、思想和实践因此得以互动，语言为这些对立面的交流、对话与狂欢提供了空间场所，使双方呈现为一种立体的动态关系，这是移情产生的特定语境；而语言的述行功能与修辞等是发挥话语施效行为的重要手段。客观主义的史学家一度认为修辞应该从历史书写中排除出去，尤其是在极端事件的历史书写中，认为它要么增加了一些并不属于自身的东西，要么就遗漏了什么(Kellner 132)，但在一些建构主义的史学家以及诸多折衷主义者看来，历史书写无法避免语言的修辞性，修辞学作为一种方法并不干扰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它甚至就是理论本身和科学论证的规则之一，“为了要展现当时的情景，理论的和实际的理智也是修辞学的规则，它们规定了该怎样谈到那些为了应对自己、世界和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他者而需要历史的人们”，“修辞学明确规定和折射出的众多说服原则中包含有论证的理性”(吕森 228)。拉卡普拉强调修辞是所有语言使用的一个维度，但也不必将一切历史修辞化，问题是“修辞如何且应该与各学科话语中的其他维度产生互动”(History&Criticism17)，如何将修辞的消极方面转化，为我所用，尤其是使其成为确证和加强历史伦理的手段。“书写创伤”作为一种述行写作(performative writing)，使用修辞是基本状况，它需要更多文学的或情感的参与，才能更为有效地实施某种“言外行为”，“真实”只是书写过程中的一个伴随因素。因此，“书写创伤”拒绝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也非反现实主义地认为极端的历史事件不可认知且无法再现，而是肯定了诸如大屠杀等极端历史事件的跨学科性质并涉及与日常生活的僭越和断裂问题，拉卡普拉借用“创伤现实主义”(traumatic realism)的概念，以“创伤”来弥合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创伤现实主义“在大屠杀的再现研究中处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它突出了考虑日常生活的平常之处与大屠杀的独特性方面是如何交叉在一起以及相互共存的必要性”(Rothberg 9)，它不仅突破了学科界限，使各种文本，包括历史作品、哲学思辨、戏剧形式、电影艺术、广播电视秀、小说等之间产生互动，也使得历史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更为密切的伦理关联，进而使历史创伤问题得以全方位呈现。“创伤现实主义”是一种更为复杂、丰富的艺术表现策略，它避开了文学模仿论的教条和传统真理符合论的束缚，消除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对立，转化了“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争论，拒绝了“真实/虚构”的二元范畴，在修通创伤的前提下置换了历史书写的客观标准，避开了单纯追求真实所必然导致的表征困境，将文学和美学的再现形式提到了显要地位。故而拉卡普拉将历史私人化、文学化，突出了口述、证词、自传、回忆录、见证文学等文学艺术形式的优势，从而找到处理历史创伤的新方法。诚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只有在大屠杀的历史被‘个体化’或‘私人化’的程度上——也即，在幸存者创伤经历的见证中和我们肯认他们的见证是对我们个人说的——关于再现的局限性的无情规律才会暂时落空”(《历史表现》 170)。历史的私人化与文学艺术、修辞的介入突出了历史书写中语言的述行功能和诗学本质，它通过书写与阅读共同实现某种“言外行为”。因此，拉卡普拉认为“书写创伤”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表演，或者说通过述行话语与艺术实践来行动化复现历史，它或多或少包含以各种抒情的，甚至是悲怆的情绪来感染读者、激发读者。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影片《浩劫》(Shoah)中的受访者及其证词就是根据具有明显情感倾向的标准加以遴选的，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说并不客观；但正是这种情感倾向重演、激活了历史的创伤，为被压抑的历史意识提供了宣泄疏通的可能。艺术表现的自由性使历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它呈现了那些被传统救赎叙事所压制、淹没的个体经验，以及各种感觉和情感；它们通过读者的阅读进一步被激发，从而达到干预现实、影响历史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拉卡普拉强调特定的文学或艺术类型可以更好地探索历史创伤事件，它可以不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而以一种寓言或影射的方式为诸多不透明的、不确定的内容提供精确的形式，“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它以最令人触动和最具激发性的方式探索矛盾或不确定性。[……]卡夫卡、策兰、贝克特以及布朗肖等都以间接或含蓄、暗指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暗示了特定的历史事件)”(Writing

　　History188)。卡夫卡的小说没有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但却以敏感的笔触和情绪预感了纳粹大屠杀中的“他者”焦虑与献祭仪式，《变形记》中格里高利的“虫化”与奥斯维辛时期将犹太人视为“害虫”高度一致，作为受害者，格里高利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含糊不清，“虫化”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生物学上的污染与堕落，一方面作为受害者被投射了集体的焦虑和仇恨。他们需要将造成堕落的“他者”作为“替罪羊”通过献祭仪式从社会群体中清除出去，以拯救、解放整个“家庭”；这是“否定的崇高”美学形态的体现。卡夫卡警觉到奥斯维辛的即将来临，在小说中用述行语言作出了预叙性见证，同时也是对长久以来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创伤的一种行动化复现，而《城堡》《审判》等作品的未完成，恰恰是卡夫卡的刻意阻止，以拒绝小说的施行力量把噩梦变成现实(米勒 180)。因此，文学艺术通过自身的文本运作与言语行为来行动化复现创伤，致力于“修通”它所探索的问题，而非满足于使读者在文本中实现情感共鸣或宣泄，它将读者置于小说主人公或故事叙事者的位置，直面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文学将其自身“作为其在主题与形式方面所探索问题的一种象征性的、个体的或私人的解决”(History,Politics,and

　　the

　　Novel34)，但这种解决又拒绝一种内部的“形式的解决”，而是诉诸书写或阅读的伦理实践，激发现实的历史变革——读者遭遇了叙事者和主人公同样的历史境遇，而不得不诉诸一种实际的行动。“书写创伤”作为言语行为以及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化复现，能够抵制历史创伤盲目或无意识的重复，防止被压抑的历史意识再次被抑制而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其中文学情感、语言的述行功能与修辞在书写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使创伤经历和被压抑的部分得到舒缓释放，一方面使文本的书写与阅读同时具有特定的社会伦理效应，它使历史书写成为修通创伤的创造活动，以及具有治疗或变革意义的伦理实践。有鉴于此，历史书写或文本不再是一种形式的或想象的意识形态，而是能够引导、激发和变革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途径。

结语 历史、文学与伦理

　　

　　注释[Notes]

　　① 主要是指19世纪以来，以历史学作为一门专业的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这一观念为基础的史学研究与写作的种种假设不断受到质疑，对历史的语言决定论和叙事学特性的凸显是这一质疑的重要表现，其在后现代的各种理论论争中达到了高峰，也正是在对历史学科的不断反思和争论中，历史学科的边界得以不断拓宽，研究方法得以不断更新。也可参看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② 拉卡普拉在《重新思考思想史》一书中考察了多种语境——包括作者的意图与文本的关系、作者的生活与文本的关系、社会与文本的关系、文化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作者文集的关系、话语模式与文本的关系，等等，以及这些语境所可能涉及的跨学科因素，因此简单的语境化只能将历史研究退化为一种僵死的文献记录和整理，而没有挖掘语境本身的丰富性、可变性及其对历史文本阅读的影响(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Texts,Contexts,Language23—71)。③ 怀特和拉卡普拉都主张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学性，并认可文学修辞在历史编纂或书写中的合理性乃至积极意义，但拉卡普拉坦言自己处理历史与修辞的方式要比怀特对待历史的态度更为可靠，他在突出历史修辞合理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历史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互动，而非仅仅将修辞学嫁接进历史研究中来，所以对拉卡普拉来说，怀特在这里竟成了他批评的对象，而不是携手并进的盟友；拉卡普拉批评怀特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在《历史与修辞》中断然声称怀特将语言视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要素(LaCapra,History

　　and

　　Criticism34)。④ 怀特将“中性语态”视为再现大屠杀最好的方式(White 52)。

　　⑤ 比如“中性语态”在对立之间保持所谓客观性的同时，对于在大屠杀这种极端事件中的施暴者和受害者的书写就可能取消了二者的差异，使它们同一化，这意味着取消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中介问题和一切价值偏向，除了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推卸了一个历史学家本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⑥ 拉卡普拉认为梦的工作机制——尤其是置换、凝缩和象征，是一种非线性的重复的时间性，“延迟作用”(deferred action)以及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论述的“强迫性重复”的症状也都是较为典型的重复的时间性(LaCapra,Soundings34)。⑦ “act out”和“acting-out”之间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弗洛伊德对这两个词的使用并不十分明晰，笔者在这里进一步作如下区分：“act out”是行动化，即病人以无意识的行动来重复一种无意识中被压抑的东西或创伤事件，它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或宣泄；拉卡普拉认为这种简单的重复或宣泄是无止境的，它导致忧郁症的形成，因此无法修通创伤；而“acting-out”则与修通的要求相关联，它是修通的一个必要环节和步骤，而非无意识的重复行为。故笔者将“act out”翻译为“行动化”，将“acting-out”翻译为“行动化复现”，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无意识行为，后者是致力于修通的有意识的重复和再现，拉卡普拉在《再现大屠杀》中也简单总结了二者的区别：“行动化就是滞留在自我折磨的拉康的想象界中，而行动化复现[……]则要求一个修通的过程。”(LaCapra,Representing208)⑧ 这两个概念出现在弗洛伊德《回忆、重复与修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rough”)一文中，弗洛伊德本人没有过多论述，因此并没有被提到显要地位，拉卡普拉认为这些术语或技术在弗洛伊德以后的各种文化研究中被严重忽略了，且由于其对历史创伤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故而提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加以运用。关于“working-through”，国内翻译多不一致，鉴于创伤在过去与现在、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断裂特征，笔者认为翻译为“修通”可能比“修复”“复原”更具针对性。

　　⑨ 塞尔托认为弗洛伊德的这部著作实际上表明的不过是历史和小说的混合物，弗洛伊德是个分析者而非历史学家，他将历史写成小说，赋予小说历史地位，赋予埃及人犹太人摩西的地位，这个故事文本中的真实性是片段的，但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言，他所讲的故事“别出心裁”，塞尔托认为这是一种理论的杜撰，他挪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术语解释了历史现象。参见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九章。不过这对历史学研究的创新具有启发意义。

　　⑩ 弗洛伊德认为外部冲击的强度足以打破抵御外部刺激的保护层，从而在机体能量的功能方面造成大规模障碍，那么这种能够打穿保护层的兴奋统统都被称为“创伤性”的兴奋(《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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