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俊

　　如果只用一个身份来看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我想应该就是文学批评家吧。这是一个专业身份。如果要说职业身份，那么无可置疑就是教师。我是这样倾向于朴素和简单地来说我的导师。我的个人成长乃至生命历程和我的导师直接相关，我现在之所以从事教师工作，并且还在文学批评的专业领域里，就是因为进入了先生师门。说钱先生是教师，是对我个人有意义；说他是文学批评家，关联的范围就太广泛了。我现在是以一个学生的聆教所得、一个文学批评专业教师的些许体会，来表达对于先生的缅怀的。

一、“人的文学观”和批评实践： 从钱先生的自选集说起

我开首就简单地说钱先生是文学批评家。但批评家很多，只是有坚定明确的文学观并在批评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批评家，实属凤毛麟角。原因可从文学观和批评实践两方面来谈。文学观是文学专业者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也是根本看法。不同于其他人，专业人员应该对此有明确的认知和表达。但事实上文学专业者并非都有明确的文学观，或者说有时文学观只是一种纸上的行文，撰写者也未必对之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多数文学专业者并无明确的文学观，或许只使用一种经验性的表达方式吧，更谈不上有一种坚定的立场态度了。之所以如此，我看主要是与文学专业者的理论素质有关——必须有一种逻辑的系统方式来表达关于文学的根本认识，也就是文学的价值观。坚定的价值观如同人的信仰。正是因此，批评家未必就是理论家或学者，当然，后者也未必就是合格的批评家。具有理论修养的批评家其实是非常之少的。像钱先生这样具有高度理论修养、具有明确文学价值观思想、立场坚定的批评家，在一个时代里也是很少见的。生命的理论是贯穿于批评实践中的理论，而非灰色的概念。缺乏理论的批评失之随机随意，没有基本稳定性；理论意志过于强烈，则流入抽象世界而与文学现场和具体对象两不相干，这样的理论就起不到批评的作用。所以，批评实践也是检验理论、考验文学观的一种文学活动。钱先生是一位在批评实践中贯彻自身文学观的杰出批评家。他对中外作家作品的批评研究，无一不是他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观的体现和展开。反过来说，中外古今的文学经典支撑了他的文学观，他的文学观正是从文学经典中孕育形成。文学观和经典意识是钱先生文学思想的两种表达或体现方式，其实质就是人性论或称人道主义的文学。我姑且不从理论或批评实践上来讨论，先从钱先生的一本自选集谈起。

　　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先生的一本论文集《艺术·人·真诚》，副标题是“钱谷融论文自选集”。钱先生平生所著不多，此前成单行本者也很少，晚年出版的几种多有重复，有些是学生助手编辑成书，但这一本书确是作者唯一的“自选集”——平生论著的选集，且出版时间相对较早。既名自选集，作者的自我评价就在其中了。钱先生呈现自己的文学思想形象的方式和过程，首先就在该书的目录次第编排中。该书目录次第不以文章撰写发表的时间为序，也不以文章体例或名目为序(比如序文类文章就前后分置在不同位置，并不连贯)，同样也不按文章所论对象类型(如小说、诗歌等文体，或中外作家作品等)归总为序。钱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文艺思想、文学批评的主要面貌和重要观点的体现为主规划了该书的框架，在此基础上适当兼顾了论题的大类归属(比如有关鲁迅、曹禺的文章相对集中编排)，所以该书的结构其实就是钱先生画下的平生文学经纬。该书编选出版时，先生已过七十五华诞。

　　我把该书目次简析为，也是解读成这样一个个人色彩鲜明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开首两篇(《且说说我自己》《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答友人关于我的文学观问》)可视为引论，兼有思想和生平表达的双重效果，用意比较显豁，容易理解，总体上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大旨和主要的相关史实。对此主旨起补充作用的还有该书的《后记》，由此可以基本明了钱先生的文学思想生平。两篇自述后是三篇俄国文学文章，分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这三篇文章的文体各不相同，分别为论文、序文、书评。接下来可看作第三部分的是先生的长篇名文《论“文学是人学”》及三篇作为附录的相关说明文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为何不将《论“文学是人学”》排在正文之首？这是一篇提纲携领、纲举目张的系统阐释文学思想、文学价值观的论文。而置前的三篇文章不仅文体不一，写法上的详略也不一致，而且写作时间也远靠后20多年，内容又并非对所论对象的系统研究或全面考察，加之钱先生素来不以俄国文学研究名家自居，那么这三篇文章的重要性究竟从何体现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和熟悉钱先生的文学渊源、趣味和写作历史环境了。

　　其实答案在钱先生的多数文章里都已经有了。作为文学专业研究的知识积累和观念认知，欧洲古典文学是钱先生的基础资源，其中以国别文学论，尤以俄国文学为最。这是钱先生的主要文学来源，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自然更不在话下。看钱先生文章里的引文和类举，明显以欧洲、俄国古典文学为最多，所引的中国作家除古代名家外，就是鲁迅了。就此，我们可以说欧洲古典文学熏陶了钱先生的文学趣味，培育了他的文学价值观，而俄国文学成为先生文学研究理念和实践的直接表现与支撑——俄国文学的修养和研究，既能显示、张扬钱先生的文学价值观表达，并能较为顺利地获得时代氛围的呼应与共鸣，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示范和启发。自选集以俄国文学三大家领衔，正说明了钱先生将之当作自身文学研究的一条路径，鲜明地提示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的来源、文学实践的基本方法，间接地标举和强调了文学评价的高度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暗示了“文学是人学”的历史来源，同时代表了这一文学思想对于世界文学的经典性实践，并体现出这一文学思想实践的当下性意义和功能。换言之，在世界文学的意义上，欧洲、俄国古典文学与“文学是人学”观，一脉相承，同气连枝。对此可用为显证的还有钱先生的另一本文集《闲斋外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该集专有一部分(第二部分)收载了先生历年间的部分译文，全是欧美包括俄苏文艺作品，其中尤以古典作品为最多。以钱先生为代表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古典文学的一种中国文学现场的承传、拓展与新创。而从客观上来说，这也使我们认识到新文学以来，现代学者的人文修养、知识结构、一般趣味的广博与深厚，他们绝非如当代后人一般局限于狭隘的、个别的专业范畴，难越雷池。

　　《论“文学是人学”》之后，是钱先生的各类专题论文、文章的次第分编。可以将之理解为钱先生站在总体价值观论述的立场上，对于各种文学现象与问题的专门性批评，至于这些批评文字的文体区别完全无关紧要，即便是一篇序言、一次发言稿，也总含有一种针对理论或现象、问题的灼见。也许这种“含蓄散乱不经意”的文体编排与作者的性情更相合。稍作细分，其后该有这样几辑吧，一是对重要的文艺批评概念、命题、宏观现象等的理论探讨，如关于细节(《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艺术形式(《关于艺术性问题》)、审美情感(《艺术的魅力》等)、文艺批评(《谈文艺批评问题》等)，有一批文章是以序言、书评形式撰写的，如《有情致，有诗意》是从柯灵作品谈及散文和文艺的品质，《对文学的执着和追求》是为饶芃子教授的著作写序而论及文学研究问题，还有关于小说艺术特征的探讨(如《我看小说》《“特写”与“小说”》)等，这一类文章的篇目数量在集子中大致居半，而其文章形式最为自由多样，不拘一格。二是关于鲁迅和曹禺作品的专论，其中尤以《雷雨》人物论系列文章最为有名，堪称文艺人物形象批评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有其一席之地。三是关于个人治学和教学的经验性论述，包括为及门弟子出版的书序、谈话录等，如《〈郁达夫新论〉序》《〈个性·自我·创造〉序》《个性·启蒙·政治》等，看似应酬命题作文，实则诚心论文，因很多论题缘起于身边亲近之人，故而钱先生所说都是肺腑会心之语，别有一种随性动人的亲切感。

　　这主要是按照所论的一般话题来区分的，如按照概括全书的内容要旨来说的话，以我对于先生的了解和这次重读的体会，以为当然可以称先生是一位人道主义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钱先生在多数场合也是这样自许的。但我也更愿意视先生为一位人性论立场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笼统地来看，两者似乎也并无太多差别，甚至没必要区分其中的差别，但切近深入地品评先生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后，便会发现这两者的不同倾向或侧重特点，在先生的文学价值观表现上还是比较鲜明的，应该重视。于我而言，这也是学生尊重导师的一种努力吧。

　　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通常使用中很难区分，或者说就是互用、混用的。对其含义一般会意即可，应该无虞出错。因其基本内涵都是以人及其存在为中心，讨论并重视人和人性的价值。两者的区分或侧重可能在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历史相对更加绵长和广博，而人性论则从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出版了《人性论》一书后成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的专门理论。人性论的旨趣在于讨论人的社会性，重视人的认知、逻辑、伦理、道德以及其中非常重要的情感问题，它对道德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尤著，同时极为重视审美经验等感性论域的探讨，强调了价值观形成的心理机制。从理论意义上说，人性论更倾向于哲学层面的探讨，有着相对鲜明的理论或概念的规范性。人道主义比较复杂而泛化，一般我们视其为道德规范的思潮，进而成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更重要的是人道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是认知世界、判断社会价值地位的立场，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反对、颠覆以神为中心的神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即以人权否定神权，伸张人的自由意志，由此特别提倡科学和教育，崇尚人的理性，视理性为人类历史的进步动力，倡导建立所谓理性王国。在此也可见出其与人性论重视道德和情感的感性倾向、道德哲学有着基本取向的不同。人道主义显然在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更能发挥出革命性的影响作用，对于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就产生过巨大的思想动员和号召作用，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最强大的主流。在意识形态语境中，直到今天仍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分的人道主义区别——这也成为当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种有着阶级斗争性质的理论分野，而非主要是一般道德观或文化观的范畴了。

　　钱先生的文学观不待言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价值观，他的名文《论“文学是人学”》可为显证，论者已多，无需赘述。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观就是以人性的表现，尊重人的第一价值地位，坚守人性正义，也就是以对待人的基本态度的道德原则为文学立场准绳，因此审美标准上就以人物塑造的艺术性为圭臬，如以性格、心理、情感等的表现为主要艺术评价对象，并将诸如细节、语言、环境描写的具体性、生动性尤其是与人物塑造的具体关联性当作艺术水平高下的衡量标准。所以，钱先生的文学观最为重视的是有关于人的具体感性的艺术表现和创造，这在哲学基础上更倾向于人性论的立场，具有道德和审美心理的双重融合特征，而在广义的一般思潮范畴的表现上，可以汇入新文学以来的中国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因为极端重视文学创造的审美感性，所以钱先生的文学观既是一种理论主张，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技巧或创作方法的批评理论——是一种能够在批评实践中具体、直接运用和践行的理论方法。这时，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白先生的自选集为何将三篇俄罗斯作家作品论置于书首，成为《论“文学是人学”》的领衔了。我说钱先生是一位有着理论立场的批评家，根本原因就在他的文学批评也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在具体的批评中，理论立场的坚定性和明确性则无处不有自觉和顽强的表达。在钱先生的感性流露中蕴含着执着的理性精神，这使他一生能够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准则。后来人说先生堪称教育家，我以为这不仅是说他培养了门下多少专业弟子，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先生融会了文学价值观精神的人格、性格和人生观化入了具体的教育践行与身体示范的一种评价。

二、文章所见的性格与人格： 有所为或无所为皆为诚和善

风格即人，也有说风格即人格；风格或成于人格，反过来说是人格成就风格。这话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适用，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文艺与创作主体之间的精神思想关系，如果不太深究艺术表现的复杂性的话。钱先生给人的印象乃至于从我此前长期对他的直观认识而得到的印象，都是一位随性谦和、隐忍大度、淡泊明达的君子学者，但这次重读先生之作，有些细节忽然使我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以往亲炙教诲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重上心头，忍不住想先生性格中实有恃才自雄、傲骨嶙嶙、率性耿直，甚至不已于言的鲜明特点，只是历经磨砺、千辛万苦终于达到了明哲保身、宁静致远的人格境界。那应该已是先生过了从心所欲之年了。很多人对于先生的印象或许主要缘于最后二三十年间的交往吧。先生百岁安详仙逝，何等境界才有此福报。一生经验足堪后辈敬仰参悟。

　　自选集由同门学长兄王晓明教授撰序，先生感于弟子所言，遂有《后记》一篇附缀书末。此文中的有段情节我应在其他场合承先生见示，但恐怕没有太深印象，不记得当时的所想所感了。这次前后对照，忽有所悟。仿佛更近了先生一层。钱先生的这段话比较长，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的话，或可体会先生的人生自况之意。援引如下：

　　解放初，我的确很亢奋了一阵子，有过“狂飙突进时代”那种心情。但过不多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来，起初尽管感到非常违反我的本性，我还是竭力约束着自己，尽量去适应它。一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兴起，对我的心灵震撼之剧烈，使我实在无法承受。我虽没有在运动中被划成右派，但从此被打入了“另册”，即使仍旧想顺应潮流，跟上形势，却再也跟不上，再也无法适应了。于是我又一天天的懒散下去，愈来愈无所作为，其实是再也不敢有所作为了。

　　本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何况我这种最初的秉性，又经过了几十年环境、遭遇的培育熏陶，岂是短时期内某种外在形势的变化所能彻底改变得了的？即使后来并不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即使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更宽松一些，恐怕我也仍然会是、而且只能是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懒散的毫无作为的人。因为我的习性，我的志趣好尚，在解放前就早已铸就定型，牢不可破了。(钱谷融，《艺术·人·真诚》 619)

　　一方面是自谦懒散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也分明流露出了年轻时敏于时势政治的亢奋，对于社会的自觉适应，逆境中仍有顺应潮流、跟上形势且有所作为的努力与自许。不管是哪一面，其实都不是“短时期内某种外在形势的变化所能彻底改变得了的”，仅及一面那是对于先生性格的误会吧。合理的经验和情形应该是这两面，或先生的性格都是经由长期曲折的人生磨砺和生活教育而形成并强化的。在我的观察中，直到中老年，在先生的文字和生活中流露出的心性志趣里，这两面仍是相当明显地交互共存、相辅融合着，先生最终彻悟了，也完成了淡泊致远的人格境界。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因“再也不敢有所作为了”，终于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懒散的毫无作为的人”。所谓明哲保身的人生观，实在是中国文化人格的一种豁达了悟的高尚情操的概括。这是对能够明智地践行善良道德而获得天年之福的一种高度褒扬。既是君子之德行，也是君子之福报，其要义在于德性德行的价值要高于世俗的利益乃至生命本身，却由此成就了善行福报的超越性人生，其精神境界的涵义要比具体的现实福报方式更为重要。钱先生一生成就的就是这样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但现在我想说的重点不在此，先生性格和人格的来历却也平常而世俗，并不脱出我们常人的料想，凭借我们的经验也多能理解。所不同的是最后的趋向和成就的境界各有殊途，缘于人生的航向目标不同，过程航线各异罢了。

　　自选集的首篇是先生的自述《且说说我自己》。其中详述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故事，因为作文出色反被老师误会成抄袭，少年恃才胆大，不服师长的轻率褒贬，得理不让人，竟一再反击、冒犯和挑衅师道尊严，连续公然直接羞辱师长，使其难堪下不来台，最终逼使师生反目而自己也受到了责打。虽说此事并无任何恶果，但先生年少时冲动张扬甚至轻狂傲物的性格，借着他的文学天赋确是表露得淋漓尽致了。就在这段故事的前后，还穿插有先生和弟兄一起读书的情节，比较来看也能约略见出先生少年时的自吟自得性格。虽年少于兄，但读书既不相弱，甚而有过之，可见天赋出色。这都说明了先生少年时的个性并非如后来那般老成持重，性格和人格确实可以历经修养和教养而充分养成。言行如此，文字文章也相差无多吧。

　　钱先生回忆说，《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并非自己主动撰写发表，而是应于时势所为，毫无刻意用心。“我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遂勉力于那年(1957年)的二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文章在不久后的讨论会上就受到了批评，但钱先生显然是不服气的，还是配合了刊物的约稿而很快就发表了。“我既缺少自知之明，又一向不甚懂得处事要谨慎的道理。何况，我还满以为自己的意见并不错，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评断。能够公开发表，当然是很欢迎的。”(《艺术·人·真诚》 9)先生的执拗和有所作为之心是显然的了，虽然文章是被“一再动员和敦促”而写的。发表以后当然很快就招致了激烈的批判。钱先生仍不觉得出大事了，反而认为还可以有申辩反驳的机会和权利。这不是一个处事淡泊性格的人所想吧。这事的结果虽不致使钱先生被打入“右派”的厄运，从此归于“另册”却是显然的了。钱先生汲取教训了吗？显然没有。这应该是性格的作用，或者，毕竟还年轻啊。那时先生尚不到40岁，读书满腹而见解异类，正是踌躇满志随时表现的年龄。果不其然，狂风暴雨的批判后不足两年，钱先生又被“号召和动员”，应允“写了《〈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一文”(13)。结果毫无意外，钱先生被校内外连着开会批判，还与前两年的《论“文学是人学”》一并算账了。但钱先生依旧不服，或者说心存了一个辩论说理的顽强期待。我想这恐怕也是他上次没有被划入“右派”的胆大妄为之举。他以为自己还是正常人。否则就轮不上再生出发言妄动之心了。有意思的是这段情节：

　　特邀的高规格待遇的会议，不过是一次“钓鱼”行动，给会议预备下攻击的现场靶子而已。按说这次的遭遇够残酷、教训够深刻了吧！钱先生在会上、会后却还是表达了并不服气、不肯认输的态度，“忍不住讲了几句”，“申述”，“辩护”，结果精神上还没被击垮，身体先倒了。但先生的不谙时势和不甘于心的较真性格，较之他的散淡和放任，此后仍继续顽强、顽固地在年富力强的中壮年时期表现无遗。

　　这样，大约到了一九六一年将结束时，学术界气氛又缓和下来了。我一直不肯相信我的《〈雷雨〉人物片论》会是毒草，这时就另外写了几句附记，把它改名《〈雷雨〉人物谈》寄给了《文学评论》。在该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发表后，反映不错，来约稿的很多。于是我又写了周冲和周萍两篇。[……]与此同时，我还写了《管窥蠡测——人物创造探秘》一文，寄给了《文艺报》。[……]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雷雨〉人物谈》，又立即受到了批判。[……]形势如此，我就自然只能搁笔了。自那以后，学术空气一年比一年严峻，不久就来了“文革”。十年浩劫，许多人被逼含冤死去，我总算幸存下来了。(《艺术·人·真诚》 14—15)

　　这一段的结果确如钱先生所说，他是被逼遭打后才“再也不敢有所作为了”。但是其中的过程却更是他的真实、本真性格的显露。他并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隐于市”的低调名士。有所作为、不平则鸣也是他个性中的鲜明特征。说到底，世俗中他也是无奈自保而不得不选择了沉默蛰伏。先生有次对我说，诸葛亮淡泊宁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表现，同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后者并非全是犬儒的消极，实仍须有明志、致远的精神抱负在心里。我以为钱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担当，终使薪火承传于劫难之后。先生也在其中完成了自己的性格和人格修为。

　　再回到钱先生的文章里来看，惹了大祸，也赢得盛名的《论“文学是人学”》固然显示了超同侪、超时代的理论勇气和思想睿智，从其行文看，不啻同样是作者性格的显露。他在正面立说立论的同时，也用驳论的方式给自己的文章树立了驳难、论敌的对象。比如，前有关于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而与王智量、文美惠两位的商榷，后更有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与张光年之间的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鲜明分歧，甚而这样说：“但是我并不像张光年同志一样，好像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非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不可(虽然他也说，他并不以为这个定义就是‘十全十美’的，甚至还说，‘要不要一个详尽的定义，究竟是次要的问题。’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却是竭力在为这一定义，特别是其后面一句，辩护的)。”(《艺术·人·真诚》 89)不能不说，钱先生的行文锋芒还是相当尖锐而凌厉的。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压服和说服的人，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吞吞吐吐、隐忍不发、自我矮化甚至不得不自我欺骗的庸人，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投机、谄媚、迎合、侥幸的功利之心，即便很快就被剥夺了正常说话的权利，烙上了“另册”的痕迹，他也绝不做、从未做过傀儡和木偶。沉默是金，如果不能说真话的话。这与逆境暴政之下宁折不弯、舍生取义的性格和道德一样，都是人生无价的美德。

　　因《论“文学是人学”》而倒霉之后，需要为接受批判而有所表示，钱先生就在当年(1957年)10月26日，“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章的写法是这样： 按照《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涉及的五个问题，先列出‘原文要点’，次说明我‘当时的想法’，再谈一谈我‘今天的认识’。这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我所作的自我批判。而所谓‘今天’，当然是指写这篇《自我批判提纲》的日子，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艺术·人·真诚》 119)。这篇《自我批判提纲》当年并未公开发表，是“文革”结束后发还被抄搜去的文稿时才又回到了钱先生手中。1979年先生参加《文艺报》会议时，谈到了此文的想法，引起强烈反响，但他仍未允公开发表。后因《文艺研究》一再索稿，先生“万不得已中”遂将此文交出“搪塞”。时过境迁，尤其是政治环境和形势已经截然不同，文中的“自我批判”部分显然不合时宜，且于80年代初的理论语境无益，编辑部商之钱先生，拟将“自我批判”部分删除或改写，主要发表“当时的想法”部分。最后定稿发表时沿用了原来的题目(《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这便竟成了一篇“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120)。这个故事真相也是直到1980年才由钱先生特加说明的。我现在想说明和强调的是，就在被批判期间写成的这篇《自我批判提纲》中，钱先生对于自己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进行了同样鲜明有力的陈述和阐释。他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我这里最想说的是，他的思想和性格个性也没有任何改变。这也就能理解为何20多年后此文内容重新公诸会议和媒体后仍会引起重大反响。我还想再次重复补充的是，自选集的开首三篇俄罗斯作家论也是写于1980年。将之置于卷首及《论“文学是人学”》之前，钱先生的编排用意该是明了显豁的吧。散淡固是先生的性格气质特点，坚韧同样也是先生的个性底色。有所为或无所为，都是诚心和善意之所为。先生的为人和行文中透露的是他生活磨砺、性格锻造、人格涵养的生命升华精神。这也才是“宁静以致远”的根本力量渊源。

　　1984年9月，我正式进入师门。此前为求学考试，已经见过先生两三次吧。但先生的道德文章风范，则是入师门之后的聆教受益。

三、吾道一以贯之： 敏行慎言，垂范教人

从知识经验和趣味修养论，钱先生是一位融通古今、兼达中外的学院学者，尤以经典审美的人格化育为重，以接续传统文化为专业己任。无论东西，他对古典的喜欢和评价都是要高于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的。这也是先生审美之道和文艺价值观的一以贯之，毕生未逾。

　　从专业身份及其实践论，钱先生的突出贡献或标志性地位，在于成就了一个坚守自身文艺观和价值立场的理论批评家人格，他不仅是一种理论观点的代表，而且更是一种人文形象和风范的象征，是一种中国士人风骨的当代典范。相比而言，其专业文章事业，只为小道末技。这也是钱先生一再说自己懒散无所作为的又一义，他心里其实是并不以文章为意的。他的自信源于对于自我的确认和坚守。并且由此而成放任、旷达、自如、自由的从心所欲。

　　从德性境界论，钱先生是一位明哲保身的达观智者。不以物累，不以己悲。随遇而安，既可为社会尽一己之力，助人为功，也无妨退而独善自身，不改其乐。无求闻达，完善自我。他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日常的功利心，诚心适意，恬淡慈祥，乃至好恶都很少形于色。这是对于世事和人心洞明之后的练达与超越，而非无视是非。我仍要说，这是先生的一种德性德行境界，他有自我的确认和坚守，有吾道一以贯之的信念本能。这是他人生的根本。你无奈我何，世界也不能左右我。

　　《论语·学而》有孔子所云： 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里仁》篇又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都是对君子在行动与说话上的德行要求或赞誉。用来表达我对钱先生在言行上的多方面认识及基本看法，是很感恰切的。不过，还是先要排除掉一点歧义才好。在钱先生身上，所谓事、行，并不能单单指一般社会或职业事务及作为，对此先生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多次表达过不耐俗务的秉性，他也确实没有一般行政做事的兴趣和动力。我把钱先生身上表现出的事和行，看作他的日常为人躬行的道德自律，也就是他所身体力行的教养品德，所谓君子之风就在先生的生活日常行为里。“敏于事”“敏于行”很好地表达了先生在外在行动自律上的高度自觉，这是与他的放任自我的率性形成一体两面的精神表现风貌。所以，虽不事俗务，先生的行为规范却无时不在俗世俗事中体现，洋溢出德性德行的示范感召力。接近、亲沐先生教诲的师友对此应该都会有极其深刻的体验和体会。先生之受人崇敬和爱戴，以日常经验论多由于此。

　　所谓言，也可有两解。特别是对一个教师和写作者而言，言是他的说话言语，又是他的文字文章。在说话言语中，还有日常之语和垂教弟子之言的不同。其中分寸和态度的把握有着微妙而又明确的区别。如上所说，作为一个批评家和理论家，钱先生的文章可谓诚于心而尽于言，应该不能以一般理解的慎或讷来看待；他不是一个吞吞吐吐、忐忐忑忑、欲言又止的人，他襟怀坦荡而毫不顾忌也不留心措意于文学政治。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文章而“犯错误”。或者说，钱先生并不会因君子之慎或讷，累及君子之言的充分表达，文章也是他君子之言的践行方式之一。所以，他对自己的文字文章向来还是很珍重的，少有利害忧惧的考虑和负担，倒并非所谓的或一般自谦的敝帚自珍。在他去世前不久最后出版的文集《闲斋外集》(曾利文、韩星婴主编，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就仍收入了新发现的早年各类佚作多篇，该书中也多是先生此前出版文集中未收入的文章。此为先生君子之言的文章一面。

　　另一面就是先生的日常之语和垂教弟子之言，这是平时的说话之言。钱先生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在日常交流中，除非老友熟人，一般寒暄之后钱先生便无多语，假如客人无事可谈的话，场面也是有点窘迫的。先生看人论人极重对人的趣味气质的品评，闲时有说有品无品的评价。这很像《世说新语》的风度了。但他是很少说破的，这大概算是慎于言、讷于言吧。一言一语中见识了人品，于细微处观人之大节，不多语，少臧否，有时竟而枯坐良久不发一言。先生时常对我说，可能是我说话太多且随意吧，说话须真，否则沉默也是好的。我以前也记过这句话，但未深究。先生没说或假设“如果不允许说真话的话”。这话太尖锐了，似乎还有所指，他只说沉默也是好的。正面教人，悟解在己，这就是言之慎讷了吧。与此相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重然诺，是先生慎于言的人品体现。他几次告诫我不要轻诺，轻诺必寡信，是个人品问题。可是惭愧，迄今我还是做不好。可见钱先生日常之言固是慎而讷之，垂教弟子则是直截了当，言简意赅。门墙之内，毫无禁忌。而且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有时辞色见于形，语气也为之大变，如果不算是声色俱厉的话。先生的种种垂教之言，如有一部日常谈话录留下，而非略显刻意修辞的学术谈话录之类，我以为是堪比孔子而为当代《论语》的。所以，言之慎讷，与事行之敏，在先生也是一种圆融自如的境界的体现。先生做人、教人的示范垂训，我既概括为明哲保身四字，也可用另外八个字说明，即达观诚心、圆通不执。此为先生的修为常道，他就是这样一位得道的智者。何其之幸，有先生之为师也。

　　先生寿百人瑞，生前仙后，多有人论及先生的风范人格，且多视其为名士。一部《世说新语》，百数名士，不可一语括尽。不外以道德文章事功立身扬名。立事功于国家者有之，遁乎山林隐逸不出者有之；文章入仕或登显位或招厄运者，皆有之。维德性德行的坚守才能超然于乱世而为千数百年后的人格典范。先生晚年修成谦和隐忍、自在自如的君子德性名士气，当世恐无第二人。也许，他的生命百年演化了从才子、经名士、至君子的精神气质的蜕变与升华。等到如孔子设坛授徒时，已是德性臻于化境之年。敏行慎言，垂范教人，成就了一代宗师的事业。这又比文学观的践行更多了人间实在的感性温情，“人的文学”真正现实地展开在了钱先生的人间生活中。至此，文学与人生，方成为体用一致、相生相融的一种大圆满。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钱谷融： 《艺术·人·真诚》。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Qian, Gurong.Art,Humanity,andSincerit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闲斋外集》，曾利文、韩星婴主编。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CollectedWorksofXianzhai. Eds. Zeng Liwen and Han Xingy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