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平

　　“明清小说理论史”是看似老生常谈但实则疑窦重重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明清小说理论史不仅仅是在特定小说理论观念下见诸当下学术著作的理论史，更是有关明清小说相关因素演变的理论史，它并非仅存在于小说序跋、评点等常规形态之中,也存在于小说文本、小说禁毁史料、曲话史料、方志史料、日记史料等特定形态之中。简言之，明清小说理论史不是平面单一的，而是立体复杂的。为此，它需要我们尽量重返历史，重新审视并重新出发。在此背景下，编年史视角的采用，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编撰，实际上是基于当下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困局而提出的一种突破性理路，它在以编年形式汇集明清小说理论史料的同时，更重在提供一种明清小说理论学科研究的新范式与新起点，以期借编年史视角使得明清小说理论研究更好地再度启程。

一

撰述编年史形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是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必然而可行的选择。

　　回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由勃兴至渐歇、由闹热直至沉寂的转变，研究路向实现了由整体评述向细部掘发的演进，产生了系列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例如叶朗《中国小说美学》(1982年)、黄霖《古小说论概观》(1986年)、王先霈与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1988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年)、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1990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1992年)、浦安迪《中国叙事学》(1996年)、杨义《中国叙事学》(1997年)、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研究》(1999年)、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2001年)、李桂奎《中国小说写人研究》(2015年)等。从新时期以来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整体态势来看，研究成果总体数量不可谓不多，学术价值则参差不齐，甚至部分著作仅具有研究史价值。在推进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深入进行的背景下，明清小说理论整体研究亟须突围。

　　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出现上述格局，不能不引起研究者反思。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要转变观念。何谓小说理论？古代小说理论自身形式特点是什么？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应该涵括哪些内容？诸如此类小说理论观念的问题，其实在多数研究者那里并没有引起真正理性的思索，故而往往将古代小说理论史书写成似曾相识的面孔。这当中因“人”设“章”(节)的研究现象十分普遍，使得考察与论述小说理论问题的研究思路变化不大。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理论史，并不仅仅是少数理论批评者的理论拼接而已，除此之外，影响小说理论变化的诸多潜流暗涌其实同样值得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其实与文学实践创作密不可分，其实践指向性较之西方文论要更为鲜明。因此在研究古代小说理论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关注那种看似充满形上思辨意味的理论命题与概念，而应更多地聚焦那种处于纯粹理论与具体创作之间的、偏向于形而下的实践性批评见解。二是要正视史料。新时期以来的明清小说理论研究之所以能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与小说理论史料的有力支撑密不可分。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孙逊《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以及《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等古代小说大型影印文献，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小说理论研究。而与之失衡的是，诸多小说文献虽看似问世已久，但由于研究者未能有效而充分地正视，上述这些小说文献的史料价值仍未得到深入的开掘。众多已被整理的小说序跋史料、评点史料，尚有较多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的盲区，更遑论那些少有触及而亟待整理与研究的影印文献了。事实上，在转变研究预设与研究视角后，那些常规史料之外的文献也可能进入研究序列，呈现自身蕴含的研究价值。换言之，众多文献史料有时自身能够“说话”，而有时又必须要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才能被“唤醒”，进而为人所用。另外还应注意到，已被校核问世的史料固然值得重视，不过也应在那些已影印出版的小说文献中进一步发现与整理新的序跋史料，否则影印文献就失去了其出版价值。与此同时，在当下大数据的背景下，依托相关古籍资源数据库，将小说作品内的理论史料、方志族谱中的小说史料、诗话文话中的小说史料等史料门类纳入古代小说理论文献的整理范围，贡献更多新的小说理论史料，同样是亟须要做且可行的。因此，面对庞杂繁复的小说理论史料，在书写宏观理论史的问题上，需要研究者跳出既有研究视角，以更为平实、更为整体的眼光来考量。如此看来，在当前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总体沉寂的情形下，要深入推进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转变小说理论观念是前提，正视与完备小说理论史料是基础，采取合适有效的研究视角是根本。只有综合用力，明清小说理论史的书写方能形成突围。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在完整而有效撰写明清小说理论史的问题上，素以宏观而细微著称的编年史视角，应是值得采纳的合适选项。

二

虽说编年史本身亦是一种研究视角，但相较而言，编年史视域下的明清小说理论史有可能书写得更客观、更完整、更立体(当然也更具挑战性)。虽说明清小说理论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工作尚未完成(理论上说是无止境的)，但立足于研究史来思考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新路向，总结已有相关成果，进而为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继续前行提供参照或其他路径，在这当中，编年史视角的选择无疑是可取的。编年史视角下的明清小说理论研究，既要全面清理“库存”，又要善于开掘“新矿”，它并非明清小说理论史书写的终点，恰恰相反，它只是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这一远未完成的工作的起点，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从研究成果来看，近年以编年史面貌出现的相关成果不在少数，例如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明代小说编年史》与《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李会明《17世纪通俗小说编年史》、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等。诸多编年著作的问世，其实能说明学界对文学编年史研究价值及其有效性的认同，表明学界对编年史这一传统学术研究方式的倚重。这些著作虽撰述体例不尽相同，粗细有别，但对于相关论题的深入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编年史著作中的史料大多未能一一注明文献来源，仅在参考文献中加以总体说明，这给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同时，在现今相关研究成果当中，明清小说理论编年之类的专题研究论著尚未问世，客观上给研究者留下了较大研究空间。由此看来，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研究与编撰，顺乎古代文学当下研究趋势，其现实意义是较为明显的。

　　编年史视角的采用，也是纵向梳理明清小说理论文献的内在要求，有着鲜明的学理意义。一方面，就理论本身而言，小说理论是对小说发展及相关实践活动的理性总结，也是一定时期小说发展变化面貌的总体凝练，因而每一种小说理论出现的背后其实往往是此前小说发展实践的反映，其演变是有迹可循的。汉末郑玄论诗时有言：“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孔颖达疏264)虽为诗论，其实用以评价小说理论亦未尝不可。这正与编年史的理路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小说理论有时又是小说批评者的独特小说观念个性化酝酿与突破之结果，在小说理论长河中显得较为突兀，以至于在小说理论演变坐标轴中难以找到关联项。面对此种情形，编年史视角的采用就更显必要，非此难以“标出”，个体意义亦难得彰显。另一方面，就小说理论史料而言，明清小说批评者提出的相关理论概念与命题，往往具有个体化意味，有彼此通约的一面，也有不可通约的一面，不可简单理解。同样是论“野史”、谈“演义”、话“笔记”，不同批评者指涉的内涵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形下，小说理论史的研究者往往会从各自研究预设着眼，选取于己言说有利的史料加以表述，而于己不利的同类史料(貌同而实异)则摈弃不论。这种研究基于特定研究意图，其研究取向不能说不可取，而是更应该找到更恰当的言说框架来尽可能地将相关史料一并通透地阐释。编年史方式的采用则有助于弥合研究过程中的此种尴尬局面，因为编年史体例明显优长即是善于做文献“加法”。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编年史视野下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将通过史料本身的敞亮，极力呈现出一部看似主体缺席而实则处处“在场”、看似前后割裂而实则更趋完整的明清小说理论史。相对于常见的小说理论研究，小说理论编年史看似冰凉无温，研究者的主体印迹似乎隐退不少。事实上，但凡是“史”，史家的主体印迹就不可能磨灭。小说理论编年史其实也是研究者主动建构的结果，其潜在的接受价值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存在意义毋庸置疑。研究者有关明清小说理论编年的诸种思考，其实是通过理论史料的是非取舍、史料本身的详略与删节处理、史料本身的来源选择以及史料的关联性按语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只不过相对于那种纯粹的理论研究著作，其主体意味更为内隐。学术研究常见的形态，固然是要敢于倡言立说甚至标新立异，但那种“寓大道于无形”的“大道”就不存在吗？“无有入无间”的背后，“有”真的缺失了吗？显然不是。同理，小说理论史料的编年陈列，其实也是一种特定的见解表达方式，其存在价值不容小觑。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召唤”意义——因其史料的相对完备性，为不同接受者与研究者从不同路径去营构自我视角下的小说理论史，提供了多重可能；同时也可以因其史料编年的缺佚记录，相反相成地激发研究者的相应思考。前一种情形，亦即将小说理论编年史视为史料库，由此可以为研究者进行诸种视角与样态的小说理论史研究提供相应文献支撑。对后一种情形则需稍作说明。理想状态的编年史应巨细无遗地收录相应史料，犹如年鉴学派那样借助逐年记录而细腻展现历史的详细印迹，但事实上，因史料本身的缺佚，完备无遗的编年史是难以见到的。这固然是一种缺憾，但是在编年史研究视野下，对史料缺佚本身也应加以重视，它足以召唤起研究者对相关现象的思考： 因何缺佚？何时缺佚？缺佚的影响是什么？回答此类问题，不仅仅具有文献学意义，而且还具备文化与思想史意义。例如，对小说《金瓶梅》作者与著录流传等问题的考察，即带有此种研究意味。尽管小说作者信息缺失，但通过对包括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沈德符、冯梦龙等人在内的晚明文人圈，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关《金瓶梅》品读、传抄等情况的前后梳理，可以想象《金瓶梅》早期刊布的畏难心理，可以想象文人自身的道德预警，还可以想象普通民众欲纳还拒的接受心理。可以说，正是小说作者与早期流传的信息缺失，触发了读者与研究者近乎逆向的关注与研究心理，召唤着阅读者刻意留心这部“逸典”问世之初的相关信息。这确实是编年史研究中的奇特现象。综上可知，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基本面显现为史料的客观铺排，看似与读者完全疏离，因而未能显现其研究价值，但是如若读者细心潜读其间，其实在相对完整把握理论史的演变脉络的同时，完全可以发现足够丰富的研究论题与学术生长点。

三

近年来，各种断代性、专题性或通史性的文学编年史著作纷纷问世，确实深化了文学史的相关认识。不过相对而言，以特定文体作为聚焦中心的理论编年史成果，似乎较为少见。这给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撰述提供了一分机遇，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在遵从文学编年史通常撰述体例的基础上，结合明清小说演变实践与理论状貌，编撰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理应有自身鲜明的撰述理念。为此，我们拟在编撰实践过程中力求以下三方面有所突破：1. 史例循常而出新。编年史体例是最古老的史书体裁之一，历来备受瞩目，对其优缺点，古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唐代刘知幾指出：“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28)可知，对史料巨细无遗的载录，既是编年体的优长，也是编年体的缺陷。为何出现此种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编年史也是史书之一种，史料的编选取舍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为此，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撰述只能尽可能减少人为偏失，尽量做加法而不做减法，做到应录尽录。在这一原则下，编年过程中坚持宽尺度地甄选辨识小说理论史料，逐年细密地呈现明清小说理论演进轨迹，以时间意识真正凸显史意。同时，基于常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著作往往关注士人视域下的小说理论史料，涉及的批评群体相对有限，编年视角下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则将上至廊庙、下至乡野的诸种小说理论见解涵括其中，并在史料所及的范围内将相关小说理论批评的发生地予以标注与说明，进而从空间维度增强明清小说理论的立体感与饱和度。这是对常态小说理论史书写的明显突破。除以此时空视角落实编年实践之外，我们拟编定多种类型的条目索引，主要有“明清小说理论关键词索引”“明清小说家、批评者与书坊主索引”“明清小说书目索引”等。借助此类“索引”，可以更好地审视与把握明清小说理论的细致状况，也可以催生不少有研究价值的新论题。例如，“野史”一词在小说研究者视域中时常出现，但“野史”对于古人而言的意味又不尽相同，因词条的索引编定是以时间为序的，因而通过该词条的索引查找，大体可以对“野史”内涵的变化有纵向的把握，进而更确切地展开相应研究。2. 史料固本而求新。正如上文所述，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的编撰，是正视已有小说理论史料的需要，也是明清小说理论研究重新出发的需要。它虽不能为研究者提供“包打天下”的史料来源，却能使人真正知晓现阶段的小说理论史料“家底”，尽量减少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研究面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固本”意义。例如，研究者论及“评点”之价值，往往征引袁无涯本《水浒传》“凡例”之语：“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事实上，古人有关“评点”的认识极为丰富，例如：“时尚批点，以便初学观览，非大方体，且或称卓吾，或称中郎，无论真伪，反惑人真解，况藻鉴不同，似难一律，故不敢沿袭俗套，以为有识者鄙。”(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陈邦俊2)“本传圈点非为饰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至如月旦者落笔更趣，且发作传者未逮。”(万历年间)(九华山士4)“夫三国之事实，作者演之；作者之精神，评者发之。” (雍正七年，1729年)(穉明氏3)这些史料其实较为常见，却少为研究者利用。实际上，对这些评点论的史料加以综合考量，评点在明清小说批评中之所以广泛存在的原因，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释，同时也有益于改变明清小说研究者有关评点形式论述因史料单一而出现的陈套。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编年史将完整系统地呈现出目前所知的明清小说理论史料，以为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史料方面的参照。

　　3. 史识除旧而趋新。历史演进的真实原貌有时难以寻绎。陈寅恪曾指出：“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279—280)因此，如果历史书写要尽可能贴近史实，就应该立足于细致翔实的史料，尽可能不作过度概括。编年史的采用，即是据此而定的。我们认为，作为具有一定“概括”意味的明清小说理论史，不仅仅是理论本身前后相续的自我演进，而且也是理论背后相关要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小说理论编年史，也应立体地呈现诸种理论相关要素在同时期的演进态势，反映诸种因素交互影响而导致的理论渐变与突变，以此才能清晰地揭示明清小说理论史的整体轨迹，正如论者所言：“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大开眼界，才能看得出来。”(黄仁宇307)为此，涉及明清小说理论演变的相关要素，除却小说理论观念自身(主要体现于各种形式序跋之中)，诸如明清小说家创作与评点情况、小说作品刊刻与传布之方式、官方与民间的小说政策与舆论、相关文人的交游状况等，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亦将对其加以系统关注。“只有通过理解不同层次的历史事实在各个时段中的不同变化频率和相互关系，才能理解社会的整体变化及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王加丰12)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明清小说理论史其实也是一部小说理论相关要素的演进史，据此深度呈现明清小说理论何以呈现特定样貌。

四

囊括理论史料本身以及诸种相关理论演变因素的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研究，相较于常规形态的小说理论史研究，显得更为立体、更为全面与更为客观。约略而言，其独特作用可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真实地揭示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的生态语境。自有古代小说学科以来，诸如“古代小说地位低下”“古代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论调，在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往往不绝如缕。实际上，此种空泛之论破绽百出，不值一辨。我们要追问的是，古代小说确实因地位低贱而使得士人不屑于正视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吗？答案其实没那么绝对。在编年史视域下，明清时期士人对待小说的客观立场能够得到完整的呈现。先看嘉靖时期的李开先。人们对李开先小说观念的认识，往往源于李开先在《词谑·时调》中征引崔后渠等人有关《水浒传》的评价：“《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词谑》1553)(嘉靖十年，1531年)以此看来，李开先在当时普遍贬抑《水浒传》的背景下却较早地肯定了《水浒传》的可取之处，其对待小说的态度还是较为开明的。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以太常寺少卿致仕的李开先却在《莱芜县志》序言中反映了贬损小说之倾向：“稗官小说，里巷谰言，劣诗琐文，无益身心，不关政教”。(《莱芜县志序》661)前后态度变化之大，确实难以准确判断李开先的小说观念孰是孰非。个中原因在于《词谑》所论属私人性著述，而方志序言乃是公众性表达，在通俗小说备受非议的前提下，李开先的公职身份使其自然知晓该如何稳妥地公开表达小说观念。再看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明天启三年(1623年)，黄宗羲有言：“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账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一日出学堂，其父见其书，以语太夫人，太夫人曰： ‘曷不禁之？’忠端公曰： ‘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自此太夫人必窃视宗羲所乙之处，每夜几十页，终不告宗，为忠端公所知也。”(《家母求文节略》24)显然，青年黄宗羲乐好小说，其父对小说育人价值也格外重视。清康熙二年(1663年)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却载：“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稗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明夷待访录》13)可以看到，中年黄宗羲在学校教育中却一反早年做法，竟然规定不得阅读小说，其中转变耐人寻味。结合上述李、黄二人对待小说态度之编年记载，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古代小说之于士人的复杂心理。其实，《三国》还是《三国》，《水浒》也还是那个《水浒》，不同的是，读者心态改变了。出于种种因素考虑，成人世界里的士人往往要以类似投名状的形式来否定自身早年的小说阅读史，以此担当主流舆论的风向标，这前后不一的小说观念，恰恰就是古代小说生态最真实的体现。《红楼梦》中薛宝钗警训林黛玉时所说“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可谓对古代小说悖论境遇的绝好注脚。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清通俗小说之于正统士人，其实并非真的那么不堪乃至有“犬彘不食之恨”。因此，可以说明清小说理论史的打开与呈现方式是多样的，常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著述只是冰山一角，动辄“明清小说地位低贱”之类的评价未必经得起检视。2. 客观地展现明清小说理论史演进的线性特征。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的小说理论史料存在数量多寡、种类不一的特点，有的年份极为繁富(所谓“喧闹”)，有的年份则较为稀少(所谓“静寂”)。而就理想状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而言，应是具体年份的小说理论演变揭示得越细密越好，而要完成此种使命，常规形态的小说理论研究模式显然难以成行。这种态势客观上使得编年史视角的采用成为必然选择，因为极力逐年详细铺排相关史料，即是编年史研究与编撰的应有之义。综合明清小说理论的编年史料来看，万历四十一年、万历四十二年、崇祯十四年、泰昌元年、康熙四年、康熙十八年、康熙二十二年等年份的小说理论史料十分丰富，这段时期可谓明清小说理论史上的“高光时刻”。在这些年份的小说理论史料中，不仅常见的小说序跋、评点等史料较为翔实，其他类理论史料如笔记、曲话、方志与小说文本自身等形式中的理论史料同样十分可观，确实“众声喧哗”。且以康熙四年(1665年)为例，该年丁耀亢因撰《续金瓶梅》而被指控下狱，反映了主流禁抑小说的观念；同年，顾石城作《吴江雪序》提出“(《吴江雪》)惩戒感发，实可与经史并传，诸君子幸勿以小说视之”(6)，体现出文人崇仰小说的倾向；同年，《吴江雪》作者“佩蘅子”在该书第九回正文又提到：“原来小说有三等： 其一贤人怀着匡君济世之才，其所作都是惊天动地，此流传天下，垂训千古。其次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舒写自己这一腔块垒不平之气，这是中等的了。还有一等的无非说牝说牡，动人春兴的，这样小说世间极多，买者亦复不少，书贾借以觅利、观者借以破愁，还有少年子弟看了春心荡漾，竟尔饮酒宿娼、偷香窃玉，无所不至，这是坏人心术所为，后来必堕犁舌地狱。”(128)相对而言，这段史料暗含的小说观念更为平实客观。综观该年三条理论史料，明清小说理论演变的复杂性即可见一斑，而“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陈文新164)，小说理论编年史的实践意义由此可以想见。同时还应看到，这样的年份定格仅仅属于明清小说理论史序列，对于小说史、文学史而言，年份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时间维度来说，揭示出小说理论史、小说史与文学史三者各自演进历程上的经典年份，本身即是历史书写的意义所在。就小说理论史而言，常态的小说理论史著述往往以理论家为界标，而编年史形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则以特定年份为分水岭。此举不仅避免了以社会史、政治史、创作史等视角来观照明清小说理论发展的可能，而且有望真正形成相对平实可信的小说理论史。另外，相对于小说理论繁富的年份，编年史体例也为小说理论史料相对“静寂”的年份留有相应位置，为读者从整体上勾勒小说理论史轨迹提供了别种可能。例如雍正六年(1728年)的小说理论史料相对稀缺，较为可观的只有郎坤援引小说上奏而遭革职一事的记载：“雍正六年，廷臣奉谕，各保所知者一人。护军参领郎坤因奏： ‘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世宗谕曰： ‘必能胜诸葛亮始行保举，则胜于诸葛亮者，郎坤必知之。郎坤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即欲示异于众，辄敢沽名具奏，甚属可恶，交部严审具奏云。’此可为好引用小说者之戒。”(鄂尔泰993)这条史料反映了特定时期统治者贬抑小说，论者因援引小说而遭罪的现象。该年份史料看似孤立冷寂，事实上，读者若整体考察正统士人的小说观，那么由此条史料就不难联想到其他士人的类似遭遇，如清初王士禛因史实混淆而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作，终遭纪晓岚讥笑；何焯因信札中有“生瑜生亮”之论，而被毛奇龄讥诮；崔念陵诗作中有关羽华容道释曹操之事，袁枚责之曰“此小说演义语，何可入诗？[……]人可不学耶”(364)。这类史料反映了清代前期统治者与正统士人崇实抑虚的小说观念(也涉及小说语体风格评价等问题)。不过，时过境迁之后，晚清平步青却对此多有包容：“小说俚言阑入文字，晚明最多。阮亭、悔庵、豹人、屺瞻，亦沿而不觉耳。”(453)说明虽然朝代变迁，但清初文风延续晚明的态势可见一斑，而明末清初大体承续一致的小说观念也不难想见。据此可知，特定年份小说理论看似处于静寂的状态，其实也还是在以暗流涌动的形式为小说理论的演进“前伏后应”，值得研究者重视，进而有望成为考察明清小说理论史又一维度。因此，不论是小说理论的“喧闹”还是“静寂”年份，借此编年史视角，一部时而生机勃发，时而蛰伏蓄势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得以清晰地展现。

　　3. 直观地反映古代小说理论演进的稳固特征与新异变化。在以纵向史料梳理为重心的编年史研究框架下，不同年份的小说学说与主张，其相似与相异之处能够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妨看几则清代小说禁毁史料：嘉庆七年上谕查禁小说： 出示劝谕，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以端风化而息波词。(曹振镛，第29册 399)

　　嘉庆十五年庚午六月辛卯，谕内阁： 坊本小说，无非好勇斗狠，秽亵不端之事，在稍知自爱者，尚不为其所惑。而无知之徒，一经入目，往往被其牵诱，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本干例禁，但日久奉行不力，而市贾又以此刊刻取利[……]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销毁。(曹振镛，第31册88)

　　嘉庆十八年癸酉冬十月丙午，又谕：“稗官小说，编造本自无稽，因其词多鄙俚，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熏染既久，斗狠淫邪之习，皆出于此，实为风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卖，本干例禁，并著实力稽查销毁，勿得视为具文。”(曹振镛，第31册768)

　　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癸丑，又谕：“稗官野史，大率侈谈怪力乱神之事，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此等小说，未必家有其书，多由坊肆租赁，应行实力禁止，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前已有旨查禁，该管地方官，务认真禁止，勿又视为具文。”(曹振镛，第31册837)

　　小说禁毁史料反映了官方的小说理论观念，其独特性在于以相反相成的形式客观上凸显了古代小说的生产方式与影响效应，自然也应是明清小说理论史的组成部分。清代嘉庆年间的这四道小说禁令，在小说题材、刊刻与传播等方面，均生动地反映了小说在当时持续而稳固的发展态势。因小说自身的吸引力而使得读者欲罢不能，进而使得书坊亦欲罢不能，最终使得朝廷禁令形同虚设，以致有“勿得视为具文”“勿又视为具文”之无奈。因此，我们不难感受到禁而不止现象的背后古代小说及其理论观念演进的稳固特征。

　　此外，依赖于编年史视角，明清小说理论演进过程中逐步新变的特征也可得到具体展现。例如，以“账簿”喻“小说”的观念，在明清文人笔下较为常见，但“账簿”说的内涵却不尽一致。晚明陈继儒在为《春秋列国志传》所作序言中较早提出了“账簿”说：“此世宙间一大帐簿也。”(1)(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此后诸多小说批评家对此观念多有发挥。张无咎作《新平妖传叙》有言：“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泰昌元年,1620年)(3)余季岳《盘古至唐虞传》“识语”云：“(《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四方君子以是传而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账簿也哉。”(明崇祯年间)(150)褚人获《隋唐演义序》也提出：“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1)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亦认为：“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康熙三十四,1695年)(17)从上述“账簿”说的内容来看，明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认识其实经历了从尊重史实、仿写史实到超越史实而着意虚构的变化过程。由此可见，得益于编年史视角，小说理论内涵逐步新变的轨迹呈现得较为鲜明，而编年史“编年批评”的互文意味亦得以彰显。

　　综上所言，编年史形态的明清小说理论史将是独特的存在，它是当下明清小说理论史研究纠弊、深耕与再度前行的需要，也是明清小说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既是历史系年与时空坐标下的小说理论史料的汇集，也是一个个小说理论专题序列的融会，更是小说理论相关要素历时演进的整合。它将以立体、客观而完整的面貌完成明清小说理论史的有效书写，为明清小说理论研究贡献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注释[Notes]

　　① 对此，王兆鹏提出： “‘编年’与‘系地’并重，不仅编次谱主的‘出处之岁月’和‘作文之岁月’，还要‘考之舆图，以求其踪迹’，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环境。”(21)这一思路对编年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② 梁章钜转引纪昀对此诗的评语：“文达师曰： 落凤坡出《三国演义》，《广舆志》误收之，而先生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可笑。”(周兴陆 573)

　　③ 有关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另可参看李桂奎：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求是学刊》2(2009)：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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