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

　　自夏尔·波德莱尔以来，文艺家对现代世界体验的自觉探索与勉力塑型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整体建构的核心任务。晚清以降，中国文艺家也参与其中，而国人真正整体性地进行现代中国体验的全新探索与塑型，始于“初期新文学”活动。笔者在《“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指出，“初期新文学”，即“人的文学”时期是现代文学首个独立发展阶段，而“人的文学”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热潮的产物，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理论形态和完整创作形态，为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服务。“人的文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正是启动并引导现代中国新的“感觉革命”与“情感革命”，进而借助新的文学形态为新的感觉世界与情感世界塑型，笔者称之为重构中国的“人间感”——对人类社会、人类关系、人类生活等的全新感受。在此进程中，周氏兄弟始终担当着关键引领作用，尤其周作人贡献卓越，他自1919年初始勉力塑造全新“人间感”，为全面建造“人的文学”的新感觉、新情感提供一系列极好示范。众多五四“新人”纷纷仿效，进而根据各自独特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延展出富于个性化的具体“人间感”。“人的文学”自觉承担的时代重任规定其最核心的思考与创作主题，是对人类兄弟间“爱”，即“人间爱”的本质联系的新鲜发现和新颖感受，以及在人类社会中“爱”而不得的痛楚。在周氏兄弟引领及影响下，“人的文学”家们做出各具特色的表现，其中感受最敏感、反应最激烈、表述最坦率直露者，当数笃信现代人道主义社会理想的青年朱自清。朱自清喜用最易于直抒胸臆的新诗和散文，着力倾吐五四“新人”初次面对真实社会时真切、具体的感受和体验，笔者称之为“人间”实感。而他对“人间”实感的文学表现显现出鲜明个人风格，这源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新人”的特殊精神能力的培养。

　　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强调，要具备发现“人间”实感的能力，首先要成为现代人道主义的“新人”并培养出崭新感受能力。周作人在《〈深夜的喇叭〉译者附记》(1920年9月18日作)指出现代人道主义者特别推崇一种名曰“可惊的感受性”的感受力，这是对万有生命和自然、各类物象等的一种稀有的超强感受力，具此能力者仿佛“通灵者”般，能与一切生命体和自然、各类物象等在精神上合为一体，即“对于自然的真的从顺与对于或物的真的虔敬[……]仿佛是被凭依者一般”(7)。这种精神能力被现代人道主义者视为理想的“人”的至高品质。1919年初到1920年秋，就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自清身处五四热潮中心，尽受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熏染，不仅获得精神洗礼，而且得到新的精神、情感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被塑造成为五四“新人”。精神、情感的觉醒本已使他获得崭新感受能力，而“人的文学”特殊的思想理念、创作活动——如现代人道主义“人间爱”理想观念、对“可惊的感受性”的推崇、“人间感”的发现与塑型等的熏染和启蒙，又将其感受能力磨砺得倍加敏锐。朱自清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可惊的感受性”，成为其标志性的精神特质并由此锻造出咏叹“人间”实感时最突显的艺术格调。

　　朱自清在“人的文学”阶段开始出现“人间”实感的生命体验，始自1920年秋步入社会，集中于1921年，完成了他初次接触真实人类生活、人类关系后第一个阶段的艺术创作。在此之前，自1919年初到1920年秋，被五四热潮激荡的朱自清无比欢欣于理想社会与理想人类关系的降临，善用白描自然景物及各类物象的手法，创作寓意性很强的象征哲理诗，歌颂“光明”“生命”“创造”等抽象的理想观念。这些引人瞩目的作品虽澎湃着朱自清热诚向上的激情，却极少直接表现自身具体的“人间”实感，尤其是由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引发的感受。究其原因，一方面，此时就学于新文化中心并几无社会经验的青年朱自清陶醉于“人间爱”的抽象理想，认定在全球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潮流推动下，新世界正在降临，理想“人间爱”业已普遍充溢于人类社会，既随处可见，又唾手可得，因此，不必于诗文中特别留意或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单纯学园生活令朱自清不易深入接触中国社会真实生活与人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就无从发生各种“人间”实感。

　　直到1920年秋之后，残忍世界骤然降临于朱自清这位满脑子“人间爱”的天真汉面前，尽现狰狞，尤其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良关系的困扰，令具有超乎常人敏感性的朱自清在愤激、恐惧、绝望、悲哀等生命实感冲击下饱受精神折磨。于是到了1921年，朱自清文学创作的情感主题与表达方式截然转变：开始抒发初次面对真实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人类关系时真切、具体的感受和体验。与其它“人的文学”家相近，现代人道主义信徒朱自清体察最深并最热衷表现的是个人身处人与人之间关系时的情感样态：既有对人类兄弟之“爱”的真情流露，又有更具个性特色的面对漠视“人间爱”现实时的愤激、悲哀与无奈；此外，五四“新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敏锐体察也是重要感受类型。笔者对这些情感样态分作四类考察，借此梳理“人的文学”时期朱自清思想演进的完整轨迹。

一、“人间爱”的情感、感受类型

初次面对真实社会，朱自清生发出两类“人间爱”，即人类兄弟间“爱”的情感与感受类型。第一类“人间爱”的情感、感受，是最为切身的关于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五四初期获得新视域的现代人道主义者力图在新的目光审视、精神体察中重新构造自身对世界的理性认知与情感感受，居于核心的是对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认知与体验。朱自清的表现最具代表性，他紧随周氏兄弟、叶绍钧之后，急于要将自己对普遍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新发现、新感受传达给五四“新人”。短篇小说《别》(1921年5月5日作)便属于现代中国最初一批细致描绘此类具体而微的“人间”感受的新文艺作品，朱自清明显是在自觉为概括“新人”的精神生活做出初尝试，也由此打动了沈雁冰、陈炜谟等同样敏感的“新人”。朱自清选择进行文艺表现的领域，是自身感触与体会最深切的男女之爱的情感领域，而对亲子关系的情感领域他只做了理论探讨。朱自清选择的表现体裁是体量较大，长于工笔细描并擅长反复渲染感情细微波动的散文。

　　此前除周作人、叶绍钧外，尚鲜有人将中国“新人”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细腻的新情感、新感觉宣之于众。朱自清对此类新感受的情感体验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明显受到周作人用以启动“人间感”探索的翻译小说的深切影响，1924年初朱自清曾深有体会地解说周作人翻译合集《点滴》所收外国作品的艺术特质，尤其表现细腻情感的手法令他印象深刻：“《点滴》中深曲而活泼的描写，多用拟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经的颤动。《诱惑》中的，‘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个寒噤。’/‘仿佛地正颤动着，正如伊的心脏一般的跳将起来了。’便足显示这种力量。”朱自清在《别》等创作中较好运用了这些手法。《别》的写作素材源自朱自清在与妻子共同生活中生发出的真切、具体的新的人生实感，以及对妻子情感、精神世界的切实体察。《别》描述的是为生计所迫的最普通夫妇的爱与别离，虽然抒发的是个人感怀，但作者仍有意识地描摹出最具普遍性的生活与最为普遍的情感，不仅铺陈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琐事，还细腻勾勒夫妻两人各自宛曲的情感流程与具体而复杂的人生实感：迎接时焦虑，共同生活时偶感厌烦、拖累，别离前后内心纠葛与折磨，甜蜜的伤心与对妻子的悲悯等，朱自清对两个独立个体人生感受、情感样态的把握与描绘，虽别致新奇，却又极为真实亲切，令人感到极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朱自清对真实人生感受的新鲜描绘在当时引人瞩目，文中多为深曲的白描，同时他明显受《诱惑》等影响，善用拟人的字眼、句子。后来《笑的历史》(1923年4月28日作)是同类型写作的延续。而朱自清年初细致表现儿童独特心理、感受的《新年底故事》(《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1921年1月1日)，源于他与儿子朝夕相处激发起的对童年感受的回忆，也是他发现日常生活世界中新情感、新感觉的主要表征。两类题材作品都显露出隽永温和的人情美。

　　第二类“人间爱”的情感、感受，是对所有人类的兄弟之谊的亲身体尝与情感波荡。很多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作为人道主义核心理念的人类兄弟之谊的体察往往停留在理性认知层面，未能使它成为自身生命实感，这缘于他们在情感上尚未觉悟。笔者曾探究过周作人产生出深厚人类兄弟情谊的情感觉悟过程(张先飞 105—106)，朱自清也经历了相近的情感觉悟的精神历程。1921年5月8日朱自清效仿周作人诗作《画家》(1919年9月21日作)完成新诗《人间》，他应是在迈入真实社会生活后，突然经历了与周作人两年前同样的精神震动，强烈感受到每位人类成员间本然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结。该诗效仿《画家》，虽只简单描画二幕平凡日常生活情景：“我”和两人的偶遇，但真实意旨是要呈现五四“新人”对真实人类生活、人类间关系的猛然醒觉。诗中描绘“我”遇到两位普通人，一位农民朋友殷勤为在“歧路中彷徨的我”指点道路，一位纯洁少女用和蔼、纯真的眼波再三看着“我”，他们都像兄弟姊妹般厚待“我”，同时“我”也真切感触到他们“纯白的真心”“烂漫的真心”(2)。朱自清为清楚揭示写作意图，在两幕场景结尾均专门作出说明：“但是，我们并不曾相识，”(2)以彰显自己产生强烈精神震撼是源于发现了普遍存在的人类兄弟间的本质联系。不过，此时朱自清对人类兄弟之谊的存在仅刚刚醒觉，因此，他要真正蕴育出深厚兄弟情谊还需一定时日与过程。

　　朱自清直到1921年底创作新诗《星火》(1921年12月22日作)时才展示出较剧烈的情感激荡。《星火》开篇描绘年轻小贩将“我”这位普通顾客看作朋友，对“我”“质朴而恳挚”地倾吐最近失去双亲的苦楚(1)，“我”面对他的倾心坦诚，忽然间对于自己对人类兄弟毫不在意、毫不关心的麻木与势利感到十分羞惭，忏悔自己不应怀有“差别底心思”(2)并“从来看兄弟们作蓦生人”(1)，而且认识到这些正是“分开了我们俩”的原因(2)。就在此刻，“我”猛然亲身体验到人类兄弟间难以分割的亲密联系，产生出强烈情感震动：“我”不仅满怀激动地“悲哀着感谢了”小贩的深挚友情(1)，深感得到兄弟殷殷信托是“我的光荣”(2)，而且还经历了“神奇”的生命体验。诗中描述，“我”之前对小贩一家始终“冷冷的”(2)“漠漠然”(3)，而小贩母亲又是平常妇人，况且四五个月未见，本来“我”应已全然忘却，但忽然间“我”产生出奇特感受：“可是——真有点奇呵，/那(小贩母亲——笔者加)温厚的容颜/骤然涌现于我朦胧的双眼！”(3)这一小小“神迹”昭示着“我”的内心和情感终于与其它人类兄弟真正贯通为一体。

　　此时朱自清感受兄弟之谊的情感反应已与创作《人间》时有较大差别：他在震撼于兄弟深情的同时，还感受到与人类兄弟共同的黯淡命运——一样天涯沦落并共同承受人类生活的普遍不幸，因而在他生发出的兄弟深情中又加增了一重淡淡的哀愁与迷惘的情绪。这种特殊的人生实感，即人类生活中恒久存在的普遍的“悲哀”与“寂寞”感受，是1920年9月后处于思想渐变期的周作人对新情感、新感觉的发现，他视之为“人间爱”的一种表现形态，并在《〈乡愁〉译后记》(1920年11月16日作)中定义为“人类对于[……]同伴的眷恋”(20)。他译介了几篇抒发同样感受的日本小说(1920年9月至12月底译，1920年12月至1921年4月刊)，并以《西山小品》(日文版1921年8月30日作，国语版1922年2月10日刊)完成艺术塑型。此时经历一年现实折磨的朱自清对这种人生感悟不免心有戚戚，因此，在对人类生活、人类关系的观察体验与艺术表现中自然流露出来，他在《星火》中深沉述说：“我”终于深深感受到和人类兄弟间的浓情深意，不过，同时又涌现出一种特殊的微茫的“悲哀”情绪：“在肩摩踵接的大街中，/我依依然有所思了；/茫茫然有所失了！/我的悲哀——/虽然是天鹅绒样的悲哀呵！”(3)青年朱自清对自身“悲哀”的表述十分含蓄、平淡，较为接近中年周作人的《西山小品》，不过，周作人更多流露出身处人世间的寂寥和忧郁。这种含蓄、平淡文风的形成，除源于他们对艺术格调的有意追求外，还因为他们对这种初体验尚未能确切把握与塑型。

　　朱自清对自身“悲哀”之感的抒发令“人的文学”家们感如身受，赢得高度称许。这缘于朱自清对此种人类最普遍感受的主题选择与艺术表现完全符合“人的文学”的“普遍性”原则。主持《小说月报》的沈雁冰做出权威评断：“我个人的偏见，极喜朱自清先生的诗；只就他的一篇《旅路》(登本刊去年八号)和《星火》(本刊今年三号)而言，我觉得那中间的悲哀，只要地球上尚有人时，总是不灭的。”陈炜谟的《读〈小说汇刊〉》(1922年10月7日作)充分赞同该论断，并借《星火》的诗句“天鹅绒样的悲哀”再度着重强调，他称许朱自清的创作“初看起来似乎平淡，但仔细一咀嚼，就像吃橄榄一样，觉得有味了。他的悲哀，虽是天鹅绒样的悲哀，但在这世界人类没有绝灭以前，如雁冰先生所说‘总不会灭掉的’”(4—5)。

二、面对人类生活普遍“隔膜”时的强烈痛苦

1921年朱自清热衷表现的“人间”实感，既有五四“新人”初次面对真实社会时对“人间爱”的真情流露，又有更具个性特征的面对漠视“人间爱”现实时的悲哀、无奈与激愤，后者是“人间爱”衍生出的生命感受，朱自清对这种类型“人间感”的表现明显承袭自同时期的周作人。周作人宣传新村时曾对人类生活的不幸与普遍的精神病态做出本质分析，认为人类步入歧途的根源在于精神上的“隔膜”导致人类兄弟间相互仇视、彼此隔绝。如他于《游日本杂感》(1919年8月20日作)中引述波兰小说家的比喻，批判与“同类之爱”情感相悖的，充满仇恨、蔑视或视弟兄如无物的“非人”情感及观念，直斥它们造成了全人类隔绝对立的困局：“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608)。到1920年9月后，周作人开始在《中国人的悲哀》(1921年4月6日作)等创作中抒发自身面对人类间仇视与隔绝时的情感波澜(张先飞 142—46)。不过周作人仅仅提出这一思路并做出初步情感表现，这种类型“人间感”的塑型主要依靠朱自清、叶绍钧等文学研究会青年作家，他们的诉说区别于周作人的含蓄、冷静，显得激愤难抑。

　　这一时期朱自清已进入非理想社会并开始与未觉醒的人类兄弟深度交集。异常敏感的朱自清初踏社会便对人类兄弟间的“隔膜”痛心疾首，不时因遭遇未觉醒兄弟的折辱而惆怅怨怼，灵魂饱受折磨，因此，爆发出超乎寻常的情感激荡，作品中的叙述者往往语气峻急、情绪紧张、窘迫不堪……承受着追求理想“爱”却屡遭重挫的炽烈痛苦。朱自清将作为人类不幸之源的普遍的“隔膜”状态概括描述为“憎”，并以亲身经历为素材著文《憎》，发表于1921年11月4日、9日的《时事新报·学灯》，系统阐说对人类兄弟间“隔膜”与“憎”的理性思索。朱自清将“隔膜”现象分作三个层次：“遍满现世间的‘漠视’”(31)“遍满现世间的‘蔑视’”(33)“遍满现世间的‘敌视’”(34)，明显是一重更比一重恶化的人类关系。朱自清对第一层次“遍满现世间的‘漠视’”(31)的思考受到周氏兄弟思想、创作深刻影响。朱自清先描绘闲人们“冷淡”围观普通人死尸的场景(31)，然后借周作人所译布莱克诗句“叫天子一声叫[……]撕去我一缕神经”(31)，从现代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悲悯感叹现在的人类根本没有同类相与、感同身受的博大兄弟情怀。他震撼于人类关系的可怕现状：每位人类成员均生活在“狭隘”“孤寂”的封闭世界里(31)，相互的精神联系仅局限于“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31)，导致实现“善良的生活”(31)绝无可能，他因而发出“对于人类运命的一种杞忧”(31)。关于第二层次“遍满现世间的‘蔑视’”(33)，朱自清着意描绘租界华人巡捕对贫妇笨拙窘态幸灾乐祸的笑，他称这笑包含着现世间“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32)，而这是比“漠视”更严重的存于人们心中的恶意。对于第三层次“遍满现世间的‘敌视’”(34)，朱自清描绘老教师只因小事便对他恶意敌视并侮蔑、攻击，他将该层次视为“隔膜”与“憎”最极端的表现。朱自清诗作《冷淡》(1921年2月22日作)也曾描述这段经历，值得注意的是，首句“像一张碟子”直接使用周作人介绍的关于“碟子”的著名比喻，很明显，朱自清欲借诗作阐发对“隔膜”与“憎”的认知(1)。这种“遍满现世间”的“隔膜”与“憎”，朱自清在与《憎》同时的《杂诗三首·二》(1921年11月作)中一言以蔽：“满街是诅咒啊！”(18)这些作品皆因对主旨观念解说过多、过透，反而显得太过直露，缺少其师周作人诗文特有的蕴藉的艺术美感。究其原因，在于朱自清的焦灼心态，他痛切感受到宣扬现代人道主义“真理”以推进人与人间理解的紧迫性。

　　朱自清此类作品还真实展示了自身当面对人类生活中普遍之“隔膜”与“憎”时强烈苦痛的情感体验。在这些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精神反应极度敏感，情感动荡异常激烈，他们不仅对自身这种精神、情感特质有着清醒认识，而且坦率说明生成原因。如《憎》的抒情主人公开篇就描绘了自己精神反应与情感动荡的特点：“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语，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30)他还在文中反复描述此类体验，如当他看到华捕讥笑贫妇时，“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32—33)当遭老教师当面侮辱时，“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而在《冷淡》中这一段痛苦体验得到了更完整呈现：

　　“像一张碟子，”(一)

　　他看着我。

　　从他的眼光里，

　　映出一个个被轻蔑和玩弄的我。

　　他讥讽似地说了些话

　　又遮遮掩掩佯笑着；

　　像利剑刺在我心里。

　　我恳挚地对他

　　说出那迫切的要求。

　　他板板脸听着，

　　慢条斯理，有气没力地答应；

　　最后说，“我不能哩。”——

　　又遮遮掩掩佯笑着，去了。

　　我神经大约着了寒，

　　都痉挛般抽搐着；

　　我只有颤巍巍哭了!。

　　(一)“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见周作人先生《游日本杂感》。

　　朱自清借助这些作品对自身善于发现“隔膜”，并每每爆发极度敏感的精神反应与异常激烈的情感动荡的原因做出完整解释：“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31)简言之，朱自清作为初接触真实社会、满怀“人间爱”理想的青年，最关心人类成员关系问题。而其由人道理想磨锐的感受力已敏感到了极致，这一“可惊的感受性”(“深夜的” 7)致使他处处仅见“隔膜”，时时均感苦痛。朱自清的真诚诉说对解释“人的文学”家创作主题与精神、情感特质具有普遍意义。需要特别说明，在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朱自清所拥有的“可惊的感受性”的精神能力，不仅是打破人类间“隔膜”与“憎”的首要条件，而且是衡量理想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最高标准，亦即真正“新人”的标志。

三、“无力感”：人生道路的惶惑迷惘

朱自清迈出陶醉于理想的学园时代，步入非理想世界，猛然发觉真实世界和人生都是个谜，它们时时紧逼你立时做出抉择，而他毫无精神准备，穷于应对、苦恼不堪。伴随对世界本质、人生道路选择的痛苦思考，朱自清涌现出强烈“无力”之感。他步入社会之初已有所感，在新诗《不足之感》(1920年10月3日作)中慨叹自身平庸(5)。而在1921年2月至6月前其“无力”感日益加甚，这部分缘于他初入社会后不堪生活重压，新诗《自白》(1921年2月3日作)描绘“担子渐渐将我压扁”，令“我”丧失火热生命激情(1—2)。但引发他深感“无力”的主因是人际方面的挫折，他痛陈自身柔弱、敏感，在“隔膜”面前“心悸”无比、沉陷绝望。朱自清刚开始工作便遭同事漠视和老教师侮辱，他很快在1921年2月22日创作新诗《冷淡》抒发痛感。不过，由于这次打击过重，他又于3月13日、4月25日完成以“无力”为核心主题的《心悸》《旅路》二诗。《心悸》描绘抒情主人公发现真实外部世界不仅太大，而且令人“心悸”、恐惧，他自陈根本“无力”安抚孩子的“心悸”，实际是自己“无力”应对世界并难以安抚自身的“心悸”。因此，他想拒绝应对世界并发出喟叹：“给我心的/给我未生者底心。/[……]/给我心的，[……]/恕我无力；/还了你这悸的也罢！”(37)很明显，与学园时代的作品相比，光明的理想世界和自信的“我”都已消失，现在只留下可怕的真实世界和弱小无力的“我”。而与《心悸》的寓意式表达不同，《旅路》全诗情绪急躁、焦虑，坦白直率地倾泻着抒情主人公深感“无力”的痛楚：“我”是人生长旅“无力的人们”，极为无奈地感受到生命力已流失殆尽，而且“我”彻底“倦了”——“疲倦电一般抽搐着全身”，令我“倒在地上”，最后“我”再次发出比《心悸》更绝望的吁叹，乞求创造“我”——“你无力的被创造者”的上帝“兑给他‘安息’罢——/他专等着这个哩！”(1)即“我”不仅要拒绝世界，而且更进一步热盼得到最后解脱，脱离尘世劳苦命运。

　　1921年6月朱自清完成新诗《转眼》，于这篇“我的自白”中坦率讲述几个月来人生“旅路”的心理历程。他自述人际上的挫折已很快得到解决，缘于自己的“暴怒”终于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对不相识兄弟的同情，令他们抛却冷漠，打破“隔膜”，温柔接纳了他。但是他的“无力感”依然存在，仅内涵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无力感”不再是倦怠已极的旅人在吁求着逃避与解脱，而表现为并未放弃跋涉的寻路人身处人生长旅却看不见前路时的自怨自艾、踯躅彷徨。《转眼》便描绘了“他”从理想世界被猛然抛入陌生可怕的真实世界，“只算硬挣着”漂泊了一年(16)，心中满是愁苦，既理不清现在，又摸不着将来，而且“他”作为觉醒“新人”虽清楚要为理想奋斗，绝不能随波逐流，却又因无路可走而深感“无力”，因此，只能哀鸣：“只剩有踯躅，/只剩有彷徨；/[……]/这样莽荡荡的世界之中；/到底那里是他的路呢！”(17)朱自清这种“无力感”也是同时期周作人的人生感触，周作人3月2日完成《梦想者的悲哀——读倍贝尔的妇人论而作》，坦言“我的力真太小了”(7)，随后4月16日在《歧路》中直率自承是“懦弱的人”，连较小力量都没有(3)。相形之下，已被抛入外部世界的朱自清承受的痛苦远甚尚能在学园暂避实际人生冲击的周作人。

　　此时朱自清虽经一年人生历练并对外部世界、自身有了一定了解，但仍因前路不明而深感苦闷彷徨，这逼迫他认真思考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于是他认定陷入精神混乱的自己有必要先停下来探索一下世界与人生之谜，找寻一种既合乎人道理想又可支撑自己安身立命的对现实世界、自身生存与精神现状的较合理解释，使混乱的精神暂得安定，诗作《自从》(1921年10月)便是他一时的总结。朱自清构造出一个符合现代人道主义观的“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创世神话，以期合理解释自身作为信仰人道真理的理想主义者被抛入非理想世界后的心理历程，进而确定自身人生路向。《自从》叙述自从撒旦摘了上帝植入人类心灵的“人间底花”后(19)，人类就无法看到真实世界，因此，所有人类的“人生底旅路”便都是为寻找“我们的花”(20)。“我”自出生以来二十三年寻觅无果，现仍饱受踯躅、彷徨之苦：“唇也焦了；/足也烧了；/心也摇摇了；/我流泪如喷泉，/伸手如乞丐：/我要我所寻的，/却寻着我所不要的！——。”(20—21)

　　《自从》描述寻找“人间底花”的全体人类更加不幸，他们虽目标一致，却并不团结，反而相互遮掩、诅咒、猜疑，并由这些“隔膜”(诗中称“疑云”)孕育出歆慕和嫉妬、觊觎与劫夺，以致造成人类成员间“终于彼此摆手”的可怕结局，进而决定了世界与人类的命运，诗中悲观陈说：人类成员间彼此撒手成为人类宿命，使得重见“我们底花”已无望，人类终将被悲哀压碎，世界亦将被洪流吞没(21—22)。这些成为朱自清对于盈满世界的“隔膜”与人类不幸境遇产生的缘由，以及世界与人类最终命运的完整解释。朱自清既然找到了解答，认清人类的“隔膜”的生存状态、每个人承受着的生命痛楚与精神苦闷彷徨、人类的悲惨结局等皆是人类宿命，于是自身焦躁混乱的心灵终于能暂时安稳下来，或者说“无力”之感暂得缓冲，不仅能够平静而坦然地接受一切命定，而且能继续在寻找“人间之爱”的辛苦跋涉中坚忍地履行自己的宿命。朱自清诗作《睁眼》(1921年12月22日作)更坦率说明了这一选择：诗中表明，当面对“漫漫的前路”时，想裹足不前是“徒然”，实际只剩下一种选择，即忍耐着走到人生路尽头。朱自清仅用一“挨”字便准确形容：“且一步步去挨着啵——/直到你眼不必睁，不能睁底时候”(22—23)。

　　对朱自清而言，写作《自从》无疑成为其重要思想发展节点。此时他自认为已洞悉人类真实处境，并发现追寻理想世界不复可能——非理想的残酷现实才是人类生存常态，同时也认清作为人类个体的“我”的宿命，这种认知明显与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理想严重悖离。不过，作为寓意诗的《自从》对于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对世间真相和个人道路选择的理性判断、抽象哲思层面，尚未落实到朱自清实际的生存体验和人生路向抉择中。

四、“时间—生命感”的醒悟

朱自清等五四“新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的醒觉并由此发生出具体、切身的新的人生感受，是现代“人间感”发现的核心部分。这源自周作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样态的独特敏锐感受，最突出的是对流动性的时间的深挚体验，他还为时间流动的生命实感塑造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笔者将周作人这一重要发现命名为“时间—生命感”的醒悟。在周作人的启示下，“时间—生命感”很快出现在“人的文学”家们的精神活动与创作活动中，朱自清基本延续周作人式的精神体验与艺术塑造方式，但同时也烙刻上自身独特生命体验与精神历程的印痕。

　　朱自清历经一年巨大生活变换与心理动荡，直到写作《自从》时才对人生道路做出阶段性总结与展望，至此躁动精神暂时得以平息，并在同年年末终于能平静地重新审视自己，进而反观自身个体生命存在。一年间剧烈的精神、生活动荡使朱自清每每对自身生命迅速流逝痛彻心扉，产生出强烈的新的生命感受，他自觉与周作人对“时间—生命感”的醒悟甚为契合，而且周作人塑造时间流动的生命实感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深深打动他并渗透进其艺术表现当中。

　　朱自清最初在1920年8月新诗《秋》中抒发对时间流动的真实感受，该诗描绘青年默然独立初秋西风细雨中，身体颤抖站了很久，随后做出一副夸张姿态：“好久，他才张开两臂低声说，/‘秋天来了！’”(20)这明显是在呈现感觉、情感世界觉醒的五四“新人”对季候变化的新颖感受。1921年2月18日朱自清又口占短诗《依恋》(《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月5日)：“坐到三等车里，/模糊念着上海的一月，/我的心便沉沉了。”(“依恋” 24)表达对“时间—生命”的瞬间感触。而朱自清对“时间—生命感”完整呈现是在1921年岁末与1922年年初，此时的平和心境使他能更清晰体察到生命与时间的流逝，他不仅在除夕夜吟咏短诗《除夜》(1921年12月31日作)，还于散文诗《匆匆》(1922年3月28日作)做出集中细致表现。这些作品中抒情主人公对生命流动的感受、知觉方式和描述手法均为同时期周作人首创。

　　中国古典诗歌并不缺乏对生命迅速流走的感怀咏叹，而作为现代人的周作人、朱自清与古人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当面对仅有一次的不可逆的生命时光一去不返时，产生出超强的急促、紧迫与压迫感并表现出异常峻急严肃的态度，更重要在于现代人生成了全新时间观念与时间意识，并以时间作为表征生命进程的载体。因此，他们对“时间—生命”流逝的感受与古人大相径庭。如周作人新诗《过去的生命》(1921年4月4日作)具体而微地描写自身对“时间—生命”的新颖感受，“时间—生命”成为了一种完全能触摸得到的实体性存在：它是有生命的活物并正在行走，抒情主人公感觉到其脚步并想捕捉住它，令其停留或留下走过的痕迹：“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我仍是睡在床上，/亲自听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过去的”)周作人曾回忆这首诗“根据真情实感[……]当时说给鲁迅听了，他便低声的慢慢的读，仿佛真觉得东西在走过去了的样子，这情形还是宛然如在目前”(《知堂回想录》 403)。

　　

　　朱自清对生命流动的感受、知觉方式和描述手法等直接受到周作人影响，朱自清首部诗文集《踪迹》(1924年12月版)以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作为全书序诗。在笔者看来，朱自清所称的“踪迹”就是周作人的“过去的生命”，而朱自清对《踪迹》篇目的编排正显示他要归结从写作《光明》(1919年11月21日作)到《航船中的文明》(1924年5月3日作)间经过的“过去的生命”，流露出对“生命—时间”飞逝的深沉感怀。

余论：从疏离人道理想到“刹那主义”

朱自清1921年10月写作《自从》时已显现出与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理想渐趋疏离，不过到1922年4月后他才开始渐次表现出与之前差别较大的新的感性体认，这些具体、真切的人生体会和情感体验最初呈现于新诗《复活》(1922年4月27日作)中。该诗表面看来显现的是过去熟悉的主题与相近情绪：抒情主人公面对遍布人世间的“隔膜”、侮辱、损害时的极度焦虑与痛苦，但内涵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方面，朱自清关注的核心问题明显已不是“人间爱”，因为令抒情主人公深感痛楚的根由不再是对人类兄弟迟迟不肯觉醒以共创理想世界的焦躁，而是他将永远面对人世间恒久永存、不可能革除的“隔膜”、侮辱与损害。另一方面，当抒情主人公遭受无端侮辱并深感“骷髅的人生底厌倦”“心寒”“心死”之际，令其生活意志得以“复活”的缘由只是“朋友们底十二分的好意”(2)，而并非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和对未觉醒人类兄弟的原宥。因此，当《宴罢》(1922年5月作)抒情主人公喟叹“我们都病了”时，其表述前提已迥异于1921年10月前朱自清的思考理路，强调的不再是“我们”这些人类兄弟终会治愈、人类社会终将完善，而是在悲叹人类永远黑暗的宿命；而且抒情主人公不再强调侍应等为人类兄弟，只称他们为“沿街住着的/吃咸菜红米饭的朋友”，并慨叹大家同是有病之人(24)。

　　朱自清1922年7月21日乘小火轮身历小舱内百态人生时忽深有所感，于7月30日作新诗《小舱中的现代》，终于全面总结并完整表达出他对人世间本质的总体认知与情感体验：局促小舱内的小世界折射出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窒着息似的现代”。抒情主人公紧张地深切体尝着人类生活的可怕和怪诞，他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就是场战争，一些人为攫取金钱而视另一些人为敌，对方同样剧烈抗击，双方激烈喊杀、战斗、挣扎着，显现出和“沙场上兵们”完全一样的“掠夺底贪婪”与“对待底残酷”，而身处小舱中的“我”也是“参战的一员”。诗人残酷地揭示出，这种“窒着息似的现代”正是恒久存在的人类真实生活的本相(4)。很显然，朱自清在《自从》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抽象概括，即人们因“隔膜”产生出歆慕和嫉妬、觊觎与劫夺，终于完全落实成为其生命实感。

　　朱自清既已认清人世间本相并切身感受令人窒息的紧张、压迫，那么他必须为如何生存于“窒着息似的现代”并一步步“挨”到人生尽头做出抉择。一开始极度敏感的朱自清有些悲观，选择应对之策是“苟延残喘于人间世”(“复活” 4)，并出现短暂的精神混乱。朱自清经历了一段对他而言如烈火烹油般的世俗享乐，不仅纵情烟酒，甚至曾盼望沉溺于大自然、异性、朋友、亲情中尽享快乐。这是当时不少青年选择的方案，但对于“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的严肃”的朱自清却是难以承受(俞平伯 1976—77)，反而诱发出理智与欲望的激烈冲撞，令他强烈感受到生命的空虚。朱自清痛苦自省，严厉斥责这些世俗享乐对真实的生命而言均是虚妄之物，而这些“诱惑”只会让人丢失自己并迅速消耗生命，在风尘中速朽、消失。这种思路再进一步延展促使朱自清开始全面反省之前的道路，进而把批判对象扩展到其曾有过的理想主义追求，称这些天花纷坠的理想为“巧妙的玄言”(“毁灭” 2)。朱自清于1922年12月9日完成长诗《毁灭》，如《旧约·传道书》作者般勇猛地去“疾虚妄”，既坚决又彻底。抒情主人公将大自然、异性、朋友、亲情、烟酒等肉欲享乐、理想的“玄言”等统斥为虚妄，甚至指出选择死亡与毁灭作为人生了结的想法也是虚妄。那么当一切纠缠“我”的虚妄之物被排除后，“我”自然还原到只剩下“一个平平常常的我”，要去踏实寻找新的生活法，以求留下一个个分明的脚步(3)。朱自清暂时找到“刹那主义”的生活法，他解释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信三通” 199)。

　　

　　注释[Notes]

　　① 关于“人的文学”时期朱自清对现代人道主义的忠实信仰，张先飞在《“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做出深入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105—106。

　　② 关于“人间”“人间性”“人间观”“人间感”“人间爱”等概念，张先飞在《“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有细致阐述。

　　③ 张先飞在《“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深入考察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感受力的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95—208。

　　④ 朱自清在1931年3月所作《论无话可说》曾追溯此时思想状况：“正是五四运动[……]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你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65。

　　⑤ 男女、亲子关系为五四初期现代人道主义新道德讨论中最受关注的两个方面，自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7日作，12月15日《新青年》5.6，第575—84页)始得到集中讨论，周作人提供主要思考维度，朱自清基本承袭该思路。关于男女关系，朱自清完成《别》(1921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2.7，第11—19页)、《笑的历史》(1923年6月10日《小说月报》14.6，第1—7页)等创作；关于亲子关系，他撰写论说文《父母的责任》(《新民意报》副刊《星火》1923年2月3日，次日续完，署名白水)。

　　⑥ 朱自清：《文艺之力》，1924年1月28日作，《星海(上)——为〈文学〉百期纪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2—3。小说《诱惑》由波兰S.Zeromski著，周作人译，1920年2月1日《新青年》7.3，第85—88页。

　　⑦ 周作人所译日本小说包括：千家元麿，《深夜的喇叭》，1920年9月18日译,12月1日《新青年》8.4；加藤武雄，《乡愁》，1920年11月16日译，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1；国木田独歩，《少年的悲哀》，1920年12月10日译，1921年1月1日《新青年》8.5；志贺直哉，《到网走去》，1920年12月28日译，1921年4月10日《小说月报》12.4。

　　⑧ 雁冰(沈雁冰)答复徐雉来信(1922年4月9日)，1922年6月10日《小说月报》13.6“通讯”栏，第9页。

　　⑨ 柏香(朱自清)：《憎》，《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1月4日、9日。“爱底心”“和平底光芒”，为俞平伯新诗《网》(1921年10月13日作)诗句，《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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