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山

　　

一、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风格综述

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风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继承和创新相结合。而三者又是有机结合的。为叙述方便，本文分而述之。

(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风格。

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第一个鲜明的风格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分为三个方面：工作实践、教育实践和创作实践。其工作实践，又可分为三个方面：教学领导实践(担任系主任，领导和管理中文系的教学)、学会领导实践和刊物书籍的主编实践。

　　徐中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第一家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是该系首任负责实际领导和管理工作的副系主任，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建设而殚精竭虑，成效卓著。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徐中玉历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后又受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顾问等职务，为国家培养人才而鞠躬尽瘁。徐中玉先生以其崇高的威望和无私的品格，团结和领导教职员工，形成华东师大中文系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任系主任期间引进了多位人才，如诚邀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权威李毓珍(余振)教授、兼擅英俄文学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的权威学者王智量教授加盟中文系，又敦请戏曲和戏曲理论权威学者蒋星煜、中国文学批评史权威学者王元化出任硕、博导师。徐中玉本人作为文艺理论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家和作家(主要创作散文和杂文)，亲自主持重大科研项目，所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文艺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国内前列，为学界所瞩目。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研究科研成果全国范围内的评估中，华东师大中文系取得了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

　　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徐中玉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艺理论专业的重建和发展工作。徐中玉实际主持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中国文艺学会的创办工作，却将会长一职谦让给前辈或同辈学者，自己则担任执行性的副会长；后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的先后仙逝，他才继任会长职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是新时期成立的首个荟萃全国古代文学研究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国家一级学术社团，影响极大。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原来的成员来自高校系统，后因学会声誉卓著，全国社科院和研究所系统也一致要求加入，遂得以扩大。后应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匡亚明的热情邀约，徐中玉又创办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挂靠于南京大学。

　　徐中玉又为中国文艺学会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创办和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这两家权威学术刊物和影响广泛的《中文自学指导》(现改名《现代中文学刊》)月刊，嘉惠学林，声誉卓著。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大学语文”学科，其主编的《大学语文》系列教材，在直至2005年的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已发行二千多万册，使用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所有正规和业余大学理工医农诸专业的大学生和高等教育中文专业自考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覆盖面最广的高校基础课程，影响极大。

　　与此同时，作为学会领导，徐中玉示范性地就古代文论的众多重大学术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以学会和会刊为依托，在全国范围内指导、帮助、提携和团结多位中青年学者，如童庆炳等，帮助他们迅速成长为著名学者。结合以上三者，在徐中玉1978年至1985年担任系主任、后长期担任名誉系主任的二十年中，由于他的卓特领导，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学术团体(学会)工作、学术刊物出版都蜚声学坛。华东师大中文系拥有四个全国性一级学会，四本权威刊物，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以上的工作实践中，徐中玉都能凝聚众力，加深本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卓有建树，因此众望所归。

　　以徐中玉本人的文艺理论的教学实践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早年主要给本科生讲课，包括传授《文心雕龙》等经典。自1979年起，他连续招收五届古代文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生，又于1980年主持教育部委托上海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当时全国仅有三个专业的师训班，另两个是北京大学朱光潜主持的西方美学和中山大学王季思主持的古代戏曲)；同时继续在本科生中开设文艺理论课，培养出一大批文艺理论家。在1977、1978级本科生中曾亲炙徐中玉所讲授的文艺理论课的，有著名文艺理论家毛时安、宋耀良、陈如刚、汪济生、朱大可和夏中义等人。在研究生和师训班中培养出著名学者王汝梅、张毅、滕咸惠、李壮鹰、卢永邻、罗立乾、李建中、杨铸、黄珅、南帆、谭帆、谢柏梁、祁志祥、陆晓光、田兆元、吴炫等人，还有一流作家如格非等人，以及高校、刊物领导多人。

　　他的不少论著如《“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文章必须放荡》《论“辞达”》等文，为我国的青年作家和学者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这些论文也是其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在创作实践中，徐中玉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和杂文，这些文章都是其创作主张和理论观点的实际体现，实践了他在《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文须有益于天下——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年》两篇文章中所反复论述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正确观念和抱负，这对于以作者自恋(即沉溺于自我)和以身体写作的格局卑下之作流行一时的文坛来说，仍然起着纠偏正源、弘扬正气的作用。徐中玉本人的散文和杂文或在内容上反映现实，对当今社会的不足之处包括干部中的腐败现象进行针砭和批评，或在写作方法上为他的理论主张起了示范作用。

(二)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风格。

徐中玉的第二个研究风格，是古代和现代相结合。也可分为三个方面：古代理论和现代理论的研究相结合，古代文论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服务，古代文论为现代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徐中玉早年大量抄录古代文论的资料，同时发表和出版现代文艺理论的著作，建国前已有论文集四种、文艺论集一种，建国后至反右前又出版论文集四种，和《文学概论讲稿》一书。自改革开放时期初起，即出版了《鲁迅遗产探索》《学习语文的经验和方法》二种和古今结合的《现代意识和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三种(后两种为论文选)；同时主编并出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四卷)、《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近三十期)、《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卷)、《传世藏书·文学评论部分》(三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苏轼诗话》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文学研究卷》等，个人专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古代文论的批判继承》等。徐先生在百岁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文集》六卷本，荟萃其一生的主要论著。

　　徐中玉在研究现代文艺理论时，以深厚的古代文论学养为根基；在研究古代文论时，又贯穿现代意识，以现代文论为参照。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具体举例。至于研究古代文论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服务，为现代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也体现在他那些指导当今创作的论文中，如《关于文学的才能》《谈文学的技巧》《勇敢的表现》《论修改文章》和《语言的陈俗和清新》等，都贯穿了古今中外的丰厚理论和创作经验。

(三)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研究风格。

至于古代文论研究为现代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又与徐中玉先生的第三个研究风格，即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有很大关联。在继承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

　　徐中玉在五四以后，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彻底否定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对儒家文艺思想及其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的伟大影响作了高度的肯定和深入的阐发。在1974年批林批孔风潮中，他不害怕招来弥天大祸，在上海权威党报召开的会议上公开为孔子辩护，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政治论坛上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作出公开反击，意义重大(周锡山 56)。直至1980年代后期、在党中央提出弘扬传统文化的国策之前，反孔、反传统的思潮在学术界依旧泛滥。在1979年给研究生讲课和1980年的全国“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演讲中，徐中玉就儒家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见解。他和王元化都一再强调不能简单地以唯物唯心划线(王汝梅 370—71)，高度肯定孔子的思想和中庸理论，肯定“从心所欲不逾矩”和“过犹不及”“发乎情，止乎礼仪”“温柔敦厚”等儒家的重要文学观点和创作原则(《激流中的探索》 368)。他认为“过犹不及”和“温柔敦厚”的创作方法等，体现了“中庸”的思维和创作原则，并强调所谓“中庸”并非是不偏不倚、毫无原则或不讲是非，而是一种提倡不走绝端、过犹不及、不过、适中、两端取其中的思维和行事原则，是充满辩证思维的高明思想；体现在文艺上，则是推崇中和之美，提倡“温柔敦厚”和“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则。“止乎礼仪”，指文艺创作在提倡写作自由的同时，也须有必要的社会和道德的约束和原则。

　　徐中玉在反孔成为时代思潮之主流时，给予儒家文艺思想以正面肯定和高度评价，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此后，他又在1987年香港大学举办的“儒学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演讲，强调孔孟“志士仁人”的精神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激流中的探索》 408)。这表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向来在承认孔孟著作和历代志士仁人的论说文章是文学作品的前提下，着重看其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有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安危、同情人民疾苦、追求一个统一清明富足的政治局面、使人人得以尽其所长各得其所的倾向。与此相关联，重视文学家的人品、道德修养是中国文学界的一贯见解(410)。孔孟并不把文学当作政治的简单工具，他们的言论已接触到有关文学的特质、特点、作用等基本问题；在当时即要求学生兼通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孔孟已相当重视“文理渗透”、各艺相通之妙(412)。总之，孔孟以其学术、行事和文章，对中国文学主要起了积极的作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将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于更广泛的范围内显示出它并未成为过去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夺目光彩(414)。

　　徐中玉还分析了孔孟的几个重要文艺观点。如《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矣”一语中的“达”，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只要表达出意思就行，还有更重要的含意，即表达出事物的必然之理，且充分表达到具有说服力的地步(413)。《论“辞达”》一文更透彻地阐发了孔子的这个著名的文学观点，从“达”些什么、应该怎样“达”，“辞达”应具备什么条件和“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这三个层次，文章根据孔子的原意和历代名家的精彩论述，归纳出“达”的内容是：第一，要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所写对象的状貌；第二，要具体深刻地表达出所写事物的固有之理；第三，文艺作品是描写客观事物的，要把客观事物写得栩栩如生，就得写出它的性情、气象；同时，作品总是某个作者写出来的，它也应当使人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感情、人品、性格，写出这两者也都是一种“达”；成为文章之后，还有一种文情，如果文情未至，“达”仍然不能算已到家。而“辞达”应具备的条件是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讲假话，这是“达”的根本条件；在通乎理、事、情的背后还要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的“气”。“辞达”还应与“自然成文”的创作规律相联系。所以，“辞达”其实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徐中玉文集》 856—72)。此文畅论“辞达”的完整意义，梳理“辞达”说的完整理论内容，对儒家文艺理论的这个重要成果作了精彩的总结。又于《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5期发表《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益——〈论语〉研讨》这篇约4万字的长文，全面论说孔子的哲学、文化和文学理论，并首创性地公开而严厉地批评中国大陆“过去绝大多数之‘批孔’，无知、粗暴、蛮不讲理到极点，居然众口一词，横行一时，实在是我们历史上一大怪现象，中国知识者灵魂曾被扭曲到极点的铁证”(16)。

　　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徐中玉在继承古代文论光辉遗产的扎实基础上，有颇多首创性的贡献，作出了杰出的理论创造，今专述如下。

二、徐中玉治学的首创性成就概要

众所周知受时代条件所决定，徐中玉在20世纪下半期在文艺理论领域所取得的首创性成就只能是在80年代以后，并主要是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实现的。在短短20余年中，徐中玉在以上言及的极其繁忙的行政工作、学会和刊物的组织与主持工作，以及教学工作之余，作出了多项具有首创性的意义深远的重大贡献。

　　徐中玉的首创性成就主要有以下五个。

(一)首创资料的全面收集和分类汇编的研究方法。

徐中玉“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激流中的探索》 505)，在改革开放之前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系统性地、并锲而不舍地通读大量中外古今之书，期间以卡片形式手抄笔写的材料约有二、三千万字之多，另有大量的剪报等，且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仍有新的积累。与同样以收集和积累资料著名的郭绍虞先生不同，郭先生专收古代文论著作的资料，而徐先生则不仅收集古代文论书文的资料，还用卡片形式从先秦诸子和历代诗文集、笔记等浩瀚的著作中摘抄有关资料，做的是穷尽性的收集工作。尽管有极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功夫，但他只是自称“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14)，也从不放言高论，而总是在具备一定的宏观视野的基础上，力求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补偏纠弊。他认为，通史、总论一类大书，只有在大量专题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利用集体创造的丰硕成果，才写得好。所以他从来不写篇幅浩大的史著，因其即使是集体撰写也极易落入材料堆积、泛泛而谈、顾此失彼、罕有深见和新见的泥淖，而是选定一些侧面，某个世代、流派甚至一家一书或一个观点进行研究，认为这样做，可以比较周密深入一些，或能有点贡献。所以他把研究目标逐渐缩小，最后定为古代文艺家的创作经验。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找出一切符合客观性、规律性、真理性的东西，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原则，为今天的建设服务。

　　言必有据，同时避免重复前人观点，这需要非常扎实而持久的努力。只有彻底理清中国古代文论的家底，对前人有价值的言论作穷尽性的引证，在这个基础上做出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学术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任何创造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脱离传统的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这本是前辈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所实践的做学问的正路，张舜徽于《清人笔记条辨》(卷三)中亦曾结合自己的治学心得总结这条治学的原则：“读书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则必舍己从人，称举前人之说。若此说前人已有数人言之者，则必援引最先之说，所以尊首创之功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得之言，本不必皆自我出。人之言善，我必尊之信之，若己有之，亦即为公非为私之意。”(112)正因如此，徐中玉极其熟悉和尊重前人的成果，他撰文总是先引前人的言论和观点，不作古人已经论说过的言论的复述，更不会因不知古人已经论述过而作出的自以为是创述的复述，而是在前人言论的基础上再作汇集、归纳、梳理、总结和补充、引申、发挥、发展。由于当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猖獗，许多学者不看别人的著作，不知或不引别人已经发表过的观点，将别人已经发表过的观点当作为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自己的创新观点，而不用功读书，不熟悉古人的大量重要观点，重复前人观点的现象也同样普遍。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徐中玉先生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当下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对学者自律的倡导都极为有益，具有现实意义。

　　徐中玉不仅亲身实践，为了后起者也能达到上述要求，他首创性地主持和组织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工程浩大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汇集和分类编辑中国古代文论的浩瀚原始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册出版，后又汇编成四卷本，方便学者，嘉惠学林。

　　继徐中玉之后，古代文论的分类资料汇编之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日渐蔚然成风，到90年代后期，大型的全编也开始问世，现已蔚为大观并且还在不断发展。

(二)发表一系列首创性的观点。

徐中玉在国内首次撰文精细梳理古代文论多种多样的形式：专门著作、散篇、创作、理论。“创作”就是以创作的形式来评论文学，包括论诗诗等。还有全集中的序、跋、书简、随笔、杂记，以及评点、批注等。他进而指出，古人做理论研究，往往和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如一方面研究理论，另外再编一套选本来体现他的主张，或作为自己主张的补充。此外，古代的理论著作中并不都是议论，议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是在作考证，有些在研究作品本事，有些作修辞学上的研究，有的搞注释，各式各样，内容很杂，各有其作用。研究则主要聚焦于这些作品中讲理论的部分。这些部分，虽然比较分散，但都言之有物，虽然比较短小，但往往开门见山，而且往往出自大作家之手，所以特别有意义(《激流中的探索》 361—62)。他又撰文精当论述古代文论的总体特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是：(1)尚用；(2)求真；(3)重情；(4)重简要；(5)形式多样，本身即为艺术品；(6)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关于艺术辩证法，他举例说“一与多、远与近、难与易、厚与薄、多与少、形与神、景与情、大与小、疏与密、离与合、变与通、有法与无法，[……]诸如此类，可以随便举出几十对，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可以说从先秦古籍以来，辩证思想及其细致的运用，即充满在文艺理论之中。不是我们的文艺理论缺乏哲学色彩，而是我们还未及或未能从中去发现其深刻的哲理内涵”(377—84)。

　　他又从整体上总结古代文论的四个思维特点：一是审美的主体性，二是观照的整体性，三是论说的意会性，四是描述的简要性。审美的主体性表现为：自得之见、自出手眼、自抒怀抱、为己之学、不随人脚跟、不苟同异、不可无我，这些都是古代有志气有成就的文人的信条。观照的整体性指有卓识的文论家在观照作家、作品时都有其整体性，既作微观、论细节，更要作宏观、论大体，要有整体观念。如《文心雕龙》，每用史、论、评三者相结合的方法来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继而上升为理论。论说的意会性，具体来说，指古代文论重在意会，点到即止，让人举一反三。创作和欣赏都有规律，但如何运用这些规律而收成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各有不同巧妙，妙处连作者本人也未必很清楚，全赖长期的体会、钻研、锻炼。创造之妙，因素极多，指出门径可以，修行还得靠自己。描述的简要性，是说古人论文谈艺，一是重感性描述，具体生动本身即文学作品；二是力求简要，因为通道必简，无须繁辞，旨在阐明大体、根源之一端，似无系统，联系起来往往十分明白。古代文论著作内容多样，如保存故实、辨识名物、校正句字，比较异同等等，宗旨本不在于议论，其旨在议论者，除大都仍具有形象、感情特色，哲理、思辨、规律即深寓其中，甚至寥寥几句，即能令人拍案叫绝，一字可抵废话或老生常谈上百、千、万(《激流中的探索》 387—94)。

　　除在总体性的重大问题上发表首创性的观点外，徐中玉在研究名家名作时，也发表了许多精彩的首创性观点。如在《杜牧的文学思想》一文中，他根据杜牧本人的言论和历代名家对他的评论，结合杜牧对元和体诗歌和李贺诗歌的评论和历代的争论，深入全面地述评了杜牧的文学思想，尤其指出杜牧强调文学创作的应有特点就是“优柔”，文艺家必须采取优柔的态度和方法从事文艺创作这个重要的基本规律。徐中玉指出：优柔的对面即是“激切”“直陈”(《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117)。有些政论文由于感情充沛，词采飞扬，也被承认为文学作品。但绝大多数诗文，总要情景交融，通过形象、境界、抒情来婉曲地表达思想。这种表达方法，由于通过感染，使人思考、促人自觉，收潜移默化之效，所以名之“优柔”(120)。这个观点的总结和强调，不仅在当时起了纠正标语口号式、唱高调式的拙劣作品充斥文坛的作用，而且对当代的文艺创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三)首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徐中玉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应该更进一步，应该把文论研究同哲学、史学、心理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联系起来，以扩大视野。对于各种文化思潮、流派观点和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要吸收其合理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因为文化要发展，恐怕就得来一个“兼收并蓄”“集大成”(《激流中的探索》 370)。徐中玉本人也身体力行这个高难度的主张，其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1981年)中的“随物赋形”和“妙算毫厘得天契”两章，作为论文先期发表于1980年，分述苏轼的“美亦可以数取”“有数存焉期间”“美可以数取，不能求精于数外”等观点，对文学、艺术与数学、术数相结合的美学观进行精彩论述。

　　现今跨学科研究已是学者的共识，并已成为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的方面，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和数理美”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也已有多篇论著涉及或专论。回顾徐中玉当年目光如炬，在浩瀚的古代经典中收集有关资料，以苏轼的多则论述为中心，结合《庄子》《孟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乐书要录》等多种要藉的重要观点，精要论述数学、术数与文艺创作和美学的关系及其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已开风气之先，显得难能而可贵。

(四)首创性地提出了古今中外的三方面的理论资源结合的建立现代理论体系的方法。

徐中玉早在1980年就率先提出“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个方面沟通起来”，古为今用，建立以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356—57)。

　　这一主张是痛感于这样的状况而提出的：自五四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崇拜和引进具有压倒性优势，建国后则只追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古代文论在主流学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徐中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引进、学习和研究西方理论的同时，着重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伟大成果及其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巨大价值。

　　首先是研究和分析古代文论的诸多重要意义。徐中玉认为，第一，通过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能掌握中国古代文论并应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根基。徐中玉早在1983年就一再指出“多少年来，很多人已只知希腊、罗马、欧美、俄苏、日本等外国文论家的观点和名氏，仿佛我们自己那些封建老古董中并无理论，更没有非常精采，甚至比外国人谈得更精彩，更体现国情和民族特色的理论。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脱离了本国文论历史的实际几十年，基本不是在走自己应走的道路。不是没有一些进步，但整个来说，立足点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先是照搬欧美，然后是照搬苏联，现在又有人想照搬外国现代派。照搬的对象不同，照搬的想法未有大变”(《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290)，“我们已照抄照搬过几十年别国的文艺理论经验和模式”(299)，“几十年间很少谈论本国的理论传统”(309)，这种欧化而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连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都没有”(310)。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外文论相比较和相交融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体现为多种研究成果出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但现代文艺理论学者和当代作家不重视吸收古代文论的成果和创作经验的状况依旧未变。诚如徐中玉所指出的，众多学者是在理论体系上脱离本国传统，照搬西方理论，在思想观念上崇洋媚外的风气弥漫了文坛，此风至今不绝。

　　徐中玉又进而分析，中国现代的思想主流，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吸收传统的因素，但骨子里还是轻视结合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理论。“我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很多的资源里边，有没有可以开发出来，而重新具有现代意义，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已，而是涉及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古代文艺创作集》 245)王元化此后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阐发，他在《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中说：“在现代化的转化当中，传统本身就有现代的意义在里边。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可以开发出来，融入到现代中去，成为普遍意义的因素。多元性并不意味所有的文化都一致认同那惟一的共同理念，而应当是诸家杂呈的世界。当然，没有惟一的共同价值，并不等于没有普遍价值。我们要舍弃的只是一种价值独断的世界。各种价值纷呈、对话、交流才是真实的世界。”(王元化 394)“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可供开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资源——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是涉及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397)

　　第二，学习和研究古代文论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特色。徐中玉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它对全人类文化有着重要贡献，这是海内外学者都越来越公认的事实。”但当前依旧“不能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既微观地来分析发展它们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又不能综合地系统地、宏观地来揭示它们在整个学术领域、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精义与地位，所以它的影响还是不够深广的，它对繁荣当前文学创作发展理论研究的积极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激流中的探索》 375)。

　　第三，学习和研究古代文论对当今的文艺创作实践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他说：“研究古代文论，的确能使我们了解到前人很多有深刻意义的艺术思想，这对吸收前人优良经验，摸索艺术规律，提高今天文艺创作的艺术水平，都有重要作用。”(《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245)总之，他认为研究古代文论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把我们的研究与今天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所联系，提供一些资料，能够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与这个首创性的贡献有关，且提供他本人在这方面的实践成果的是——

(五)首创在发展古人学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学说的方法。

徐中玉十分重视对古代文论中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及其所揭示的创作方法作全面深入的总结和阐发。他曾发表《重视“端绪”，着意“引申”——当前研究古代文论者的责任》一文，阐发清代卓越的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对此，徐中玉认为“我觉得这段话极具识见。先是说了文学的发展先后相循，历史不容隔断，期间联系是一天也没有中断过的。前有所启，后有所承，不但有所承，而且在继承之中得以增益、发展，加以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接着又据此发展出一个重大结论，“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来讲，有没有先人积累大不一样，先人积累丰富不丰富、精深不精深也大不一样”(《激流中的探索》 295)。我们中华民族有如此丰厚而精深的文化积累，包括古代文论的丰厚而精深的积累，需要我们在继承之中得以增益、发展，加以发扬广大，推陈出新。徐中玉身体力行，以“重视‘端绪’，着意‘引申’”为当前古代文论者的责任。他以此为纲领，研究“我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撰写了如《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惊四筵”与“适独坐”》《文章且须放荡》《论“辞达”》《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等重要论文。这几篇论文体现了“重视‘端绪’，着意‘引申’”的扎实的治学风格和灵动的思维方式，对古代文论中前人虽开其端，而尚未及深入阐发或总结的几个重要理论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和阐发。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我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之一》一文以严羽的一句名言着手，以《水浒传》中王教头如何从新点拨史进为例，说明“学艺一定要有个明确的目的，一定要追求实效，不能只图‘好看’，骗骗外行人”(《徐中玉文集》第3卷 678)。如果开端不好，就必须“捐弃故伎，更受要道”，必须从新、从头打好理论的基础，用前人行之有效的经验结晶去充实头脑；而改弦异辄的根本途径——移情，即移易感情，转变精神，成为一个具有“精神寂寞，精之专一”，非常高尚、清醒、坚强的，具有远大的目标、高尚的情操的人。为避免走弯路，必须“学慎始习”，遵循严羽提出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忠告和总结的传统创作经验。《文章必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创作“必须放”的优良传统》一文以南朝梁代简文帝萧纲给他儿子当阳公大心的信中的名言“立身先须谨慎(一作‘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论，指出青年撰文必须“放荡”，即不拘礼法，任性而行，不受陈规旧矩的束缚，“吐言天拔，出于自然”(亦为萧纲语)。又进而总结古代众多名家的阐发，指出在“放荡”的前提下，初欲奔驰，久当守节，即“少小尚奇伟”，波澜壮阔，即使有点狂想，“志欲图霸王”(韩愈语)也是好的，充分驰骋自己的才纵横、意纵横、气纵横；只有在青年时代全在“勇往”的基础上，追求变，在能变之后，渐趋平淡，才是自然的趋向，也即如杜甫那样，“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也正如清代梁章钜所说：“少年作文，以英发畅满为贵，不宜即求高简古淡”，以及苏东坡所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692—709)。这些论文包括《论〈辞达〉》，都广集、梳理和总结古代名家的精彩论述，有指导中青年学者治学和创作的正确道路之用，发人深省。

　　另如众所熟知的“胸有成竹”，徐中玉在《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一书中专列一章，分为“意在笔先”“形似、神似与常理的统一”“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和“后人对‘胸有成竹’的议论”五节，反复论证，全面阐发这个创作规律。所论内容丰富，分析精细，精彩纷呈。

　　再以《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这篇宏文为例，徐中玉以王国维的论述为核心，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桓谭、陆机、谢赫、刘勰、杜甫、韩愈、元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善、文天祥、吕坤、何坦、王嗣奭、王夫子、曹雪芹、张式、周济、汪婉、郑燮、赵翼、章学诚、龚自珍、鲁迅、周恩来和遍照金刚、狄德罗、果戈理、屠格捏夫等30位名家的近40条有关论述，总结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高致”“能事不受相迫促”的出入结合的写作规律(839—855)。《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一文更以近四万字的庞大篇幅，将众多古代文论家的大量精彩观点按“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随物宛转，挫物笔端”“即物达情，理随物显”“穷形尽相，拟容取心”“凝神结想，从小见大”“委心逐词，骈赘必多”“才为盟主，学为辅助”“诗人比兴，婉而成章”“身历目见，是铁门限”(798—838)，共九个方面，全面深入地畅论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完整梳理和总结了古代文论家零碎论述的创作经验，并理清其中所包含的理论体系。

　　徐中玉关于古代文论的总论性的研究成果和关于名家研究的成果都引人注目。这些重要论文不仅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古代文学、文论领域第一批取得领先性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站在多年以后、从业已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来看，仍有很大的启发或指导意义，其中不少观点和论说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或为多位学者一再呼吁的理论主张。

　　另需指出的是，徐中玉以上首创性的成就都是与他首创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而达到的。他不仅提供了示范性的研究成果，更向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为学者的深入研究指导了方向和方法，这便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风范和气度。

　　1980年3月，徐中玉在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作学术报告时，首先提出具体指导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代文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他具体分析并归纳了四个重点：一是研究理论批评的历史；二是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三是创作经验的研究总结，并强调较多地研究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四是着重美学研究，找出审美规律。他在这篇报告的最后总结中再次强调：“我觉得从艺术规律，艺术技巧、形式等方面进行整理总结，应作为一个重点。”他毫不保留地介绍、总结自己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体会和已有方法，具体指导后学怎样进行研究：“首先要详细占有资料，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所谓详细占有资料，有的是理论原著，还有理论家的其它著作，尤其是他的创作。有些文学观点可以在他的诗歌里反映出来。有些只是在送人的诗歌里带上几句，也许一两句，也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的材料，作为一种旁证。我们专门研究理论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对作家的创作看得太少，专门看一些理论著作，结果是对艺术创作缺乏一种敏感，缺乏一种艺术感觉。第二，注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艺实践对理论批评的影响。要把理论批评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不要孤立地研究。第三，要注意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之下，古今中外多作比较，对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此外，不能把古人现代化，也不能苛求古人。通过研究，引出正确的结论，把它系统化，概括为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更进一步，应该把文论研究同哲学的、史学的研究，心理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联系逐步密切起来，视野也比较宽广。对于各种文化思潮、流派观点和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要吸收其合理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因为文化要发展，恐怕就得来一个‘兼收并蓄’‘集大成’。”(《激流中的探索》 374)其务实的治学风格和着眼于创作和理论建设服务的精神由此可见。

　　纵观徐中玉的有关论著，他的确达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他只是在寂寞的园地默默耕耘，从不借助媒体操作也不希求产生轰动效应，但他的众多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入的见解，他善于发掘古代文论精微玄深的思维结晶，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汇总、梳理、归纳总结，并进一步对其作现代性的引申与发展，有的理论总结和探索还具有极为可贵的超前性，因而成为具有原创性和领先性的卓越科研成果，并已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他已经发表多年的不少研究文章业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新中国70年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而且必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传世，泽惠后学，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弘扬和传播而对21世纪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的文艺创作与理论建设起着指导和启示作用。

　　注释[Notes]

　　① 徐中玉：《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皆见徐中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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