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红

　　一

　　20世纪《红楼梦》的跨文化阐释行程，当肇始于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援引西方哲学美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对《红楼梦》作阐发研究，为整个20世纪红学乃至古代小说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则为这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文化语境。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或被视为史余史补，或被视为小道末技，大方之家不屑道之。然而小说地位的改变和提高，却恰以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否定为前提。1898年，为配合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开始译印政治小说，以为俄、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治的进步，政治小说功用为最。1902年，梁启超以改良群治为目的，郑重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梁启超倡导的八种新小说中，政治小说位列其首。由于梁启超对小说功能的肯定与“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颇为契合，所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得到多方响应，造就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大语境。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推崇有其功利性、实用性的目的，其小说理论显得粗疏而零星，缺乏系统性和深广度，但他能从多国文学的比较中阐论政治小说之功用，这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历史长河中，打破了源于诗话、词话的感悟式的评点范式，或是实证式的考据、注疏、索隐的传统路径，实为中国小说批评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个跨文化、跨国界、跨学科的新视野，拓展了小说批评的思维向度。

　　1904年春夏间，王国维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长文《红楼梦评论》。他首先将老庄的哲学精义与叔本华的人生观作深度比较，阐明他对生活本质的基本看法，并以此为全篇立论的出发点。老子的去私弃欲、淡泊功利，庄子的看淡生死、全生保身，与叔本华的克制欲求、追求解脱，有其哲学观念上的内在相通之处。王国维撷取其间的契合点，杂糅为一，奠定了全文人生观、艺术观的哲学基础；他又将西方美学中的“崇高”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阴阳刚柔概念糅合，提出“壮美”与“优美”两种美学范畴，以为生活之悲表现在艺术中，则成为壮美之情，由此产生“使人忘物我之关系”的审美快乐。这在当时从未有过以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古代文学作品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是别具卓识、不同凡响的一个建树。其次，王国维以中西男女文化观和经典文学作品的类比分析，作为对其哲学观人生观的具体阐发和印证。他引用德国诗人裒伽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 年—1794 年）“Schoen Suschen”一诗中有关人类性爱行为的哲学思考的诗句，与中国古代“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恒言并举，证之以古代君王纵欲荒淫、身死国破的典型事例，说明人类的痛苦源于生活之欲，为下文论述解脱之道张本；再以歌德《浮士德》为参照，探讨浮士德的精神解脱之路与贾宝玉的苦痛解脱行程的相通之处。这种对本无时空接触关联的中西文化精神的类似点与亲和性的敏锐把握，建基于人类共同的生理需求、心理趋向与精神诉求，体现了王国维对人生欲望解脱之本质的深刻而忧郁的哲学思考。又次，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三种悲剧说，对《红楼梦》的悲剧性质作了深度阐发，借此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美学价值；又引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能感发人的情绪并令人趋于崇高的观点，从美学价值与伦理学价值融而为一的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悲剧意义。由于援引的西方文学美学观本身就蕴涵了能够阐发的元素与性质，王国维又特别注重从全新的视角揭示《红楼梦》的意义生成，这就令《红楼梦》超越了本土文学的时空拘囿，获得一个与西方文化、世界名著交流对话的契机。

　　可以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20世纪学术界运用比较文学的思维和方法审视中国文学名著的第一篇专论。它所尝试的阐发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阐释。王国维将老庄哲学与叔本华哲学作彼此的观照阐发，借以衍伸出自我的人生观念。这种对西方术语和理论加以适当调整、修正以使之适应中国文学文化的思路，与20世纪70年代比较文学界提出的“中国学派”理论相契合。不仅如此，王国维重新建立了叔本华理论和《红楼梦》文本之间的联系：原本为叔本华悲剧理论所指的《浮士德》《熙德》《哈姆雷特》等西方文本，替换为中国经典小说文本《红楼梦》，后者以其悲剧的特定方式充实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内涵。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使之互相发明：这一跨文化的阐释方式，突破了中国传统考据和评点的方法拘囿，开启了20世纪红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路径，充分显示了它在小说批评领域中的学术范型意义。即此而言，《红楼梦评论》不仅是中国现代悲剧美学，而且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之作。

　　此后百余年间，借重西方理论以剖析《红楼梦》文本的做法络绎不绝，从康德、尼采到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叙事学、符号学，从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到解构主义、象征主义乃至女性主义……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潮的冲击下，诸多西方观念和方法大量输入中国文学批评界，造成古代小说研究界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丰富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大大促发了它的意义生成。同时，一些研究者尚未来得及做好理论准备，即引用一些舶来的理论碎片匆忙上阵，遂致西方理论与《红楼梦》文本难以交融的现象大面积出现。《红楼梦》的整体意义世界在各种陆离理论的过度诠释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变形。那些以政治学、社会学为视角切入的研究，急于将所有人物归类于不同的阶级阵营，学术品格遂集体沦陷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沼泽地。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人物的性格与气质构成者，又多浅尝辄止，远未达至人性的深层。持原型批评理论观照《红楼梦》文本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然木石前盟故事近于后神话，不少人忽视了它与西方神话生成流变之间的差异，致有隔靴搔痒之实。诸多以“主义”解读《红楼梦》的研究，多以理论框架取胜，与文本发生的实际状态若即若离，甚或隔空对望，难副其实。《红楼梦》是个什么主义？它高度尊崇女性，反对男尊女卑，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然而它仍与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以妇女解放、性别平权为张力的女性主义（Feminism）有很远的距离。它较多地使用了意象象征，绛珠草、通灵玉、埋香冢、大观园及各处园中园等，有意无意之间，营构了《红楼梦》象征的森林，然而它并不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原系19世纪末产生于法国的诗歌流派，它是有理论、有宣言的理性的文学运动。曹雪芹或有普遍象征的意识，但必定没有象征主义的理念。在《红楼梦》成书之时，中国没有任何有理论体系的“主义”的生成，曹雪芹洒泪泣血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时，也不会理性地使用任何“主义”。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表达方式，意象象征原本就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目的是要将文本的意义生成阐发到更深更远处。跨文化视域是开阔的、比较的，也须是根植于本土的。因为缺乏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一些研究只停留在文化的表层，难以深入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去感受《红楼梦》深层的气质与情感，阐发的文字也就往往显得肤浅而趋于表象化。可以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润，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比较文学学养和学术思维的严格训练，仅将西方理论简单植入《红楼梦》的阐发，就很难把握《红楼梦》的文化底蕴和生命精神，亦难使之获得世界文化坐标的准确定位。

　　二

　　百年《红楼梦》跨文化阐释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将事实上并无联系的域外作品与《红楼梦》作平行的比较研究，对小说作多层面的审美分析。20世纪上半叶，吴宓的红学实绩，在研究方法的学科特征和比较对象的开阔视野上显示了平行研究的范型意义。

　　吴宓于1917年7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教授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1919年春季，他在哈佛大学为中国学生会所做的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美学的角度，将《红楼梦》与西方小说作了多层面的平行比较，拓宽了研究的界面。吴宓首先以哈佛大学马格纳特尔（Magnadier）关于小说杰构的六个标准来衡量《红楼梦》，举其情节文本一一印证、阐发；复引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举贾宝玉的一生习性与用情特征例析；再以雪莱的泛爱多情、卢梭的诗人气质比拟贾宝玉的情感与性行。凡此诸种援西用中之文字，既有宏观的跨文化阐发，又有微观的类比剖析，显示了一种丰富而密实的阐论风格，将《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的动态对话往前推进一层。这次演讲的意义还在于，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向西方国家介绍分析《红楼梦》的意义，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多层面指明中国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在中国文学价值观的“输出”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其后22年，吴宓再论《红楼梦》时，仍然选取比较文学的视角，以《石头记》为中国文化、生活、社会的完备的缩影，借助亚里斯多德的“庄严性”阐发贾宝玉的人生观，并以西方小说结构布局的艺术规则分析《石头记》，又推举其语言的纯粹灵活、和雅圆润。他还以柏拉图的著述、但丁和卢梭的作品、堂吉诃德与浮士德的形象作比，进一步概括贾宝玉的个性特征。首次将比较文学学科教学输入中国高校的吴宓，不仅深谙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哲学文学名著的精准把握和对多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厚了解，切入《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并涉及小说的宗旨、结构、人物、语言、情节等诸多内容，比较的对象和层面全面而丰赡，阐论密实，行文洒脱，既为确定《红楼梦》的世界文学地位作出了开创性努力，亦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读者的接受视野。

　　从1920年至1949年间的30年间，平行研究方法施于红学已属常见，且多集聚于小说的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陈独秀、陈汝衡、李长之、李辰冬等名家均撰有平行研究的专文，从人物描写技巧、爱情结构、悲剧感染力、文学价值、叙事笔调等角度切入平行研究，力图将《红楼梦》与《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飘》《福尔赛世家》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他们的文章大多刊载于当时发行量较大、读者面较广的报刊（诸如成都的《流星月刊》、上海的《小说月报》《申报》《国闻周报》、天津的《泰晤士报》《民治月刊》、北京的《清华周刊》等），作者也多学兼中西，于《红楼梦》尤有独到精妙的心得。在西学东渐、新知纷呈的时代文化大语境中，研究者不拘旧红学的家数，突破考证、索隐诸般套路，将眼光投放于《红楼梦》与西方小说的类比分析上，这为20世纪上半叶的红学带来了勃勃生机。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界对古代小说乃是“小道末技”的惯性认知，上述各家将《红楼梦》比附世界名著，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推崇并提高《红楼梦》身价与地位的用意；论文以报刊为载体发布，则在较为广泛的国民受众群中实施了这一目标。与此同时，诸多论文涉及国外作家作品时，往往浅尝辄止而未加展开详细类比，多半是印象式、感悟式的表达而非镂刻式、学理式的论证。它们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与味道，同时又有观点的碎片性、阐论的浅层性和学理的疏离性等弱点。这种状况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羸弱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全面复兴，红学界与此同声共气，展开了专业读者群的平行类比研究，相关论文迄今已逾千篇。用以平行比较的文学作品，有《傲慢与偏见》《简·爱》《红字》《安娜·卡列尼娜》《百年孤独》等数十部；比较的内容也由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延展到作品主题、情节意象、作家观念、小说美学等层面。爱情悲剧主题类比所涉的外国作品，按研究者的关注度依次是：《源氏物语》《呼啸山庄》《飘》《红字》《德伯家的苔丝》《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红楼梦》的结构艺术和预示艺术也是研究者颇为关注的热点，如周珏良论作为封闭世界的河、海、园在《哈克贝里·芬》《莫比·迪克》《红楼梦》中的结构意义，杨周翰论“梦”在《红楼梦》《埃涅阿斯纪》中的预示作用，万直纯等从文学预言的生成机制角度论《百年孤独》《红楼梦》的预示艺术，都是颇有见地、达至一定高度的研究。由于中外时空距离的物理存在和文化体系的彼此隔膜，不同国度、语言的文学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较为有限，因此，不受时空、质量和强度限制的平行研究逐渐受到诸多红学研究者的青睐。他们借助国际化的文学视野，突破了史学思维和实证方法的拘囿，而代之以美学的思维和阐释的方法，在平行比较中强调《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举凡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技巧以及作品整体，无所不容。这就使得红学不再沉迷于单纯的事实考索和源流探析，在拓宽了自身研究路径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红楼梦》的文学意义空间，从而能在世界文学经典的参照下对《红楼梦》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当下，红学中的平行研究以其对象范围的广阔性、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和审美思维的形象性、直觉性、主体性特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为红学界展示了宽阔的研究前景。

　　较之20世纪上半叶，近40年的平行研究，在比较分析的系统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较多的学理问题。一些论者看到两部作品浅表的相似点即纳入平行比较，为比较而比较的“X比Y”模式多有存在，在同一作品中，一个X既可以比Y也可以比Z甚至更多。对形象内涵的认识缺乏共同性和稳定性，固然源于不同研究者审美眼光之异，但其比附的随意性却显而易见，它往往由流于皮相的浅度比较导致。也有一些论者在比较对象的异同点及其文化成因上关注不够，或突出其相似点忽略其相异点，或强调其差异性而忽视其趋同性；或虽注意到比较对象的异同，却对造成这种异同的不同体系的文化内蕴缺少深层挖掘，将比较文学当作文学比较，对其文化成因的研究缺少创造性的整合过程，导致比较对象异同点的简单罗列，或是文学现象的简单比附，人类普遍存在的共通思维与比较红学的文学研究本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跨文化阐释的思维品质因此受损。从平行比较的角度出发对《红楼梦》作跨文化阐释，需要研究者拓宽研究视野，注重文学的积累和文化的拓展，遵循学理和原则，它才能健康、有效地往前发展。

　　三

　　《红楼梦》跨文化阐释的一个显豁视角，是对这部名著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以及事实上发生过或存在着的文学关系的探究。由于这种文学交流关系的发生更多时候要借助译介才能送达接受者，因此《红楼梦》的翻译成为诸多研究者青睐的对象。

　　国内较早探究《红楼梦》翻译问题的仍是吴宓。他在1929年以“馀生”的笔名发表了《王际真英译红楼梦述评》，盛赞王际真译笔轻清流畅、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此后半个世纪内，相关研究论文并不多。至20世纪下半叶，《红楼梦》的译本已经非常丰富，计有英、法、德、俄、日、韩等20余种文字，这为《红楼梦》翻译研究的逐步展开提供了丰赡的文本材料。1980年以后，这一研究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知网收录计，20世纪最后30年中，《红楼梦》翻译研究的论文仅有80余篇；在2000年至2017年9月底的18年间，达到1880余篇，是过去30年的23倍还多，语种涉及英、法、德、俄、日、韩、斯洛伐克、西班牙、缅甸以及蒙语、维语等。其中属于英译系统的霍译本和杨译本成为研究者高度关注的焦点，占全部成果的80%以上。与此同时，一些翻译研究文集、专著也渐问世，更多关注于作品的翻译艺术、翻译研究视野和欧美日译介史等。

　　21世纪研究成果数量上的激增，乃与研究者身份的变化相关。20世纪的红学研究者，因受自身知识结构的拘囿，与《红楼梦》译本有较多隔膜，因而相对钳制了《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发展。21世纪以来的研究者，其出身已从汉语文史专业悄然迁移扩展到各种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都较以往有极大不同，其专业素质与《红楼梦》译本间有天然的亲和力；一些著名学者有更明晰的翻译研究的理念和实践，为博士生开设专门的课程，积累精深。凡此种种，均对《红楼梦》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诸多高校外语专业硕博研究生与其导师的师承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研究的空前繁荣。一个显明的表征是：《红楼梦》的翻译研究在21世纪赫然成为相关高校硕博论文的热门选题。从2000年至2017年9月的近18年中，中国知网优秀硕博论文数据库收录《红楼梦》翻译研究的专题论文达906篇，学位单位来自全国各地80多所高校，其中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论文75篇，占总数的8%；博士论文32篇，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即有16篇，占博士论文总数的50%。论文年份分布上，硕博论文2001年始有收录，至2012年达到高峰，有141篇之多，此后渐减。诸多博士论文篇制宏大，学理意识更强，论述也更为系统。从研究范围看，杨译本和霍译本的翻译比较研究仍是研究者青睐的内容。从研究对象看，主要有以下五类：第一类从语境、语用、语篇衔接、语法、翻译风格、翻译技巧与策略等切入《红楼梦》翻译研究，约占总数的26%；第二类从习语、俗语、成语、谚语、修辞、隐喻、转喻、典故、熟语、谶语、仿词、四字格、双关语、歇后语、委婉语等层面切入，约占总数的24%；第三类从人名、绰号、服饰词、颜色词、中医术语、酒文化、菜名、文化意象、人物外貌形象、园林建筑、文化负载词等层面切入，约占总数的21%；第四类专注于《红楼梦》诗词曲赋、判词、红楼梦十二支曲、酒令、回目、对联、灯谜、骈文等的翻译研究，约占13%；第五类是对《红楼梦》中称谓语、指示语、介词、拟声词、重叠式副词、助词、感叹词、拟声词、数字、动词、被字句、把字句、说书套语、人物语言等翻译研究，约占12%。还有少量关于译者主体性及文化冲突研究、叙事文体研究、译介史研究等。

　　稍加分析可知，第一类和第五类基本属于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研究。它们主要关注译本对原著语言现象的译文表达，侧重于原著语言的外国语转换是否到位、翻译理论的是否实现、译本语言的优劣比较与价值判断，借助纠偏、辨讹等行为，揭明怎么译才是“最好的”或“最合适的”，以期生发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三、四类研究，虽然也多从语词出发探讨译本优劣问题，但因为所涉语词原有丰富的汉语文化内涵，或是寓示小说人物个性与命运、关涉文化意象的设计与表达，这就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纯粹语言分析，而更趋于文学分析或文化解读，其审美评析要多于译文质量的价值判断，视野更为开阔，更拥有比较文学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具备明显的文化视角，较多关注《红楼梦》原文转换为外国语的过程中异族文化观念的交流与冲突、误译与变形，或更深入、细致地考察文学翻译行为产生的域外传播与影响、域外读者的阅读接受程度及其原因，探讨译本“何以”让域外受众欣悦或漠视，这就较之一般的翻译研究显示了更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品质和深度。

　　一种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翻译使原作得以在异域产生持续的生命，故它本身就是扩大到文化层面的一种跨文化阐释。就此而言，对《红楼梦》翻译的研究，相当于对《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跨文化阐释方式的研究。一些较有眼光的研究者，一方面颇为关注译作在域外国际大都市书店和机场书店书架上的存续流动状况、在欧美著名大学图书馆书单上的数量和借阅流量、译作是否获奖等，以求确定译文文本是否获得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积极思考译文的序跋内容与作者身份、欧美网站批评和读者反馈，考察译本在普通外国语读者中的接受状态和由专业读者群建构的评介系统所呈现的域外学者的接受状态，分析职业改写人系统、赞助人系统在《红楼梦》从源语文学文化走向译语文学文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事实上，除了汉学家可以直接面对汉语原著之外，域外多数读者的解读与批评均建基于译本。因此这种评介无论采用何种路数切入译文，也无论借助何种理论框架作文本阐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与文学翻译研究彼此交融，难分难解。所以对这一专业读者群的解读、阐释的再研究，也自然无法将“译”与“介”截然分开。尽管有研究者声称，对《红楼梦》翻译（介）史的研究仅是一种描述性阐释而不是规定性评价，然究其实质，仍是一种跨文化阐释与研究，只是这种研究采用了史学思维，对相关史料作实证研究，在所有与翻译相伴相生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历时性的扫描而后得出结论。这种研究仍需对翻译行为予以价值判断，只不过这种价值判断并不仅止于语言层面。可以这么说，考察中国文学经典作品《红楼梦》以另一种语言形式流播域外的历史进程，重视《红楼梦》外译的国际市场问题，将翻译、阐释、研究看作一个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而探究参与外译实践的主体构成，借此认清它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可接受性，这是比作品、译者、读者三者关系的理论探究来得更为重要的课题。因为不同的主体会居于不同的目的，遵循不同的文化规范，其成果必会具备不同的文化效应。《红楼梦》原著在源语文化的空间里生存，其译本在译语文化空间里运行，在两个相对对立的文化平台之间，译者、读者、研究者共同完成文学传播和文化传递的任务，或云共同参与了这样一个跨文化的文学移动过程。这种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语言转换层面投向广阔的文化运作层面的路数，体现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努力目标。因为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要……‘超越文本’、‘超越翻译’”（谢天振，“正确理解‘文化转向’的实质”47），一旦实现并完成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也必将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并占有相当大比重的研究领域”（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99）。

　　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归根到底是对中国和世界的一种文化贡献，是从中国文化语境出发去呈现当代人共同关心的核心命题，因此译文对原著的忠实与否，也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读者队伍的不够壮大，归因于译作技术上的不够完美，是一种相对狭隘的视界和较为肤浅的理解。《红楼梦》翻译研究，应能借助译作语言，在文学与文化的层面上真正深入地把握其经典意义所在，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超越国域的世界文学价值判断为其终极指向。红学知识谱系与语言文化学殖的融合，是《红楼梦》翻译研究者所应拥有的素养和技能。

　　四

　　《红楼梦》的域外输出时间较早，而域外研究则相对较晚。早在1793年12月，《红楼梦》即已通过海运进入日本，然学者对文本的研究已是19世纪末的事。《红楼梦》进入韩国应在1830年以前，但韩国读者一直对作品所知甚少，直到1989年成立中国小说学会并举行各类活动之后，韩国学者才真正启动对红学的系统研究。在欧洲，最早提及《红楼梦》的不是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而是传教士。182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英汉词典》出版，引用了《红楼梦》的215个句子作为英文词的中文释义。由于彼时文本的译介远未进入自觉、系统、理性的状态，域外读者与汉语文学之间存在天然的文化隔膜，他们对这部名著的理解往往止于表面的印象，郭实腊甚至误以为贾宝玉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作为汉语教材的功利性目的，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小说的文学价值被西方读者充分认识理解的历史进程。域外各国读者对《红楼梦》的接触媒介有很大差异，认识程度也参差不齐，西班牙以阿莱夫（http：／／foro．elaleph．com）网络平台作为西班牙语红学爱好者的集结地，马来西亚至今尚处在概论性的课程介绍状态。

　　综而观之，20世纪以来《红楼梦》的域外跨文化接受、阐发与传播，呈现以下三个规律性的特征。

　　一是借重当时中国学人的红学观念来评述《红楼梦》。日人森槐南发表《红楼梦评论》（1892年），认为小说首尾连贯、前后一致；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1898年）亦视120回为一个有机整体；盐谷温以为《红楼梦》是世界的而非只是中国的，是有读者参与的而非只是作者的（1919年）。俄文全译本出版（1958年）时，苏俄汉学家费德林为序，采用了当时中国主流的话语体系来评述作品的反封建立场；俄国新时期教材对作品叙述结构、批判主题及形象刻画、情节铺陈等的评述，也主要依据中国通行的观点。越南文译本（1962年）序言亦用中国通说。法国《通用百科全书》（1970年代）对《红楼梦》的全面介绍，与中国评红主调一致。捷克文译本（1986年）前言对作品的评述是概论性质，亦主要借助国内观念而无个人化、民族化阐释。这种采通说的方式，其出现虽有时间先后之分，却都蕴含《红楼梦》域外译介阶段的共性特征，即评述者的身份作为是跨文化的，其评述内涵仍借鉴域内通说，尚未昭示更多跨文化阐释的目的和意义。

　　二是基于西方文化心理，以西方文学批评概念来阐释《红楼梦》。英国艾约瑟认为作者在迎合读者病态的欲望，所写的闺房生活场景有如庞贝古城的色情雕塑和壁画，批评作品没有高尚的立项和道德的目的（1892年）。库恩在其50回的德文译本后记中，以西方的精神信仰看待贾宝玉，视之为受自卑情结和躁狂抑郁症打击的精神病态者、懦弱者（1932年）。法国汉学家雷危安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和福楼拜《情感教育》为参照系来解读《红楼梦》（1991年）；旅法学者谭霞客、陈庆浩则以“红”“梦”为视点，解读文本真与幻、尘世与人生的主题（2001年）。澳大利亚的爱德华兹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纯洁、玷污、权力、贞洁、双性恋等观念进行研究后，认为《红楼梦》巩固了清代男性居于中心和统治地位的性别秩序（2001年）。挪威的艾皓德以性心理学的视角解读作品，以为它多方描写了人物的“爱”与“欲望”（2004年）。法国朗塞尔运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分析“石头”和“玉”的隐喻结构，以为“石头”是一个核心隐喻（2006年）。德国吴漠汀以受到德国读者颂扬的家族小说为参照系来审视《红楼梦》，以为其人物描写不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角度刻画，情节引人入胜，对大家族的描写非常详细等，以此来解释库恩译本在1930年代流行这一现象（2006年）。瑞士汉学家胜雅律则从谋略角度将王熙凤与《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克琳希德作比较，以为后者缺少真正的谋略（2016年）。诸端均为他者视域中的理解与阐释，显示出各自的异域文化特征与异质思维方式。这样的对话与互动，即便是误读，亦可为域内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视角。

　　在这一层面，美国汉学家用力最勤。致力于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浦安迪从“原型”和“寓言”的角度审视《红楼梦》，解读文本的庭园寓意和人物的气质元素（1976年）。夏志清将基督教中的“爱餐（agapc）”概念引入《红楼梦》批评，关注《红楼梦》所传达的“爱”与“怜悯”（1980年代）。裔锦声则将作品视作“爱的寓言”，以西方寓言式写作传统为参照，较以《玫瑰传奇》与《红楼梦》中不同梦境的寓意（1990年代）。同一时代，魏爱莲以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叙事学来研究这部作品，探讨书中的女性书写。余国藩则从男主角承担的僧侣身份、梦的意象和镜子意象等佛教观念切入阐释，认为小说的叙事是一种“欲望的叙事”。马克梦认为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一夫多妻的情色故事（1995年）。在加州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的黄卫总基于性心理学理论，认为宝玉是拒绝成长，宝钗则是拒绝欲望，有关扑蝶的描写均唤醒读者关于色情画面的联想（2001年）。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周祖炎教授则认为宝玉有雌雄同体观念。综此可知，美国学者的跨文化阐释有三个显豁的特点：一是时段较为集中，基本上分布在20世纪下半叶；二是解读视角相类，多从爱与欲望的角度剖析作品；三是身份多为华裔，且都从教于美国的大学。美国学者红学观点的丰富多元与各类研究成果的繁荣景象，乃与彼时美国国策密相关涉。盖因美国国会在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从1960年开始，美国政府和高校加大了中国研究的经费投入，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较多的教席，较多的华裔学者得以在美国高校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兼之1963年，首届国际红学研讨会又在威斯康辛大学举行。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推动，改变了此前单纯的译介状貌，促进了学者对《红楼梦》的全面研究。由于华裔学者与汉语名著有天然的文化亲和力，又能秉持西方的文学文化观念解读中国文学，因此他们对《红楼梦》的阐发研究或平行研究，比起域外其他汉学家和红学研究者来，要更有理论的内涵和文化视野上的优势，更多地引起国内红学界的深度关注。同时，一些过于西方化的阐释也因存在着与小说文本之间的疏离、与国内阅读文化心理的隔膜，而降低了它们在国内红学界的认同度。

　　三是流传学意义上域外的文学改创与舞台演出。流传学研究，主要以《红楼梦》为放送者，探究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及反响情况、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影响事实。这种有迹可循的事实，主要发生在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日本小说《宿魂镜》（1893年）以镜为主线结构全篇，明显受到“风月宝鉴”意象及其功能的影响。饭塚《私版红楼梦》（1948年）基于原著人物关系写新故事，增写诸多人物心理，将20世纪中叶日人思维与情感渗透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自我表白中，以此私人化改写营构了对《红楼梦》的别样阐释。芦边拓小说《红楼梦杀人事件》（2004年），在大观园人物及其情节之中，植入多个杀人案件及推理过程，已较远地疏离了原著故事，变异为一部推理小说。这样的改创行为，乃出于艺术生产的功利性目的，盖因日本风行推理小说，作者以经典之名行推理之实，更容易拉动市场需求。小林恭二编译了48回情节，名之《水彩红楼梦》并连续刊发于日《世界》杂志（2006年—2010年）。他较多关注情色故事与利益纷争，以欲望叙事为主调，不惜牺牲原著含蓄优雅的表达方式，寻求对读者的感官刺激。船越达志以为有关贾瑞和秦氏的故事乃源于《风月宝鉴》一书，它是后来插入《红楼梦》原本的部分（2008），显然借重了国内“二书合成”之说；然他就“风月宝鉴”一节的传译对日本文学创作影响的梳理，却是一种流传学意义上的理性考察。

　　如曰日本作家多喜仿作、增写和植入，韩国与朝鲜则更多改写、改编之举。《韩国经济新闻》报刊曾连载《红楼梦》改写本（1995年），大量删节原著，仅留下爱情故事并加大性爱表现，以此取悦读者的阅读需求。崔溶澈曾考察《红楼梦》不如《好逑传》那样在韩国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韩人更喜欢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更习惯于紧迫的情节进展而不是舒缓的精神恋爱方式（2007年）。朝鲜歌剧《红楼梦》曾于1962年10月在朝首演，2009年重排，2010年5月至7月赴华巡演。歌剧在服装、造型、舞美上受越剧《红楼梦》影响，又借鉴了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打扮和台步，在其唱词和曲调上则大量运用朝鲜民谣旋律，以合唱渲染气氛、交代背景，以对白来实现情节的推进和角色的转换，将舞蹈作为重要的形象塑造手段，尤其是为宝黛设计了充满生命活力的舞蹈，借此表达人物试图冲破封建束缚、向往新生活的内心渴望。因作为歌剧接受主体的观众具备一定规模、剧场易于营造趋同性的群体接受氛围，兼之歌舞表演形式足以带来耳目视听的愉悦，从而使得它对中国经典名著所作的艺术化再阐释，赢得了国内观众的青睐。

　　德国的改编则更多西方色彩。早在1928年，德国的《中国学刊》第2期即刊载了戏剧编译作品《枯叶》，它撷取原著多回情节镕裁为两个场景，道具设计上加入写字台、玫瑰花、樱桃、茶匙等西人生活物品，令之呈现西化的色彩。2012年，有中国艺术家参与编创、德国多特蒙德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红楼梦》在德首演，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德国主流媒体也予以高度评价。它以西方的芭蕾舞剧形式来演绎中国的古典名著，在跨学科交融、跨文化阐释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历时五年、耗资三百多万美金，制作了英文版歌剧《红楼梦》，2016年9月在旧金山首演，2017年3月参加香港艺术节。它以花和石头的爱情盟约、和尚富有意味的反复劝诫开场，删繁就简，突出了宝黛钗爱情故事主线，将钗玉联姻、贾薛财产充公，归因于皇上为铲除异己而策划的政治阴谋，有效地缩短了故事的长度，令这部经典作品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了当代戏剧舞台上的呈现。联合编剧黄哲伦认为：“当主人公们恋爱、失落、激情甚至是自杀时，故事推进得就很顺利”，而一个世袭贵族的没落也充满了“戏剧张力”（司马勤 32）。衣饰色彩设计上，宝玉主红，黛玉主绿，宝钗则白中含金，与原著人物的情感基调相符；音乐上则在西方交响乐和合唱团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元素的打击乐。这样的考虑和创新，不仅增进了美国观众对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理解，也带给当代中国的年轻受众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使得它在2017年秋来国内演出时，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认同和热情追捧。该剧的联合编剧盛宗亮和黄哲伦均为华裔，总导演是赖声川，舞美设计是叶锦添：“梦”之队的中国化强强组合，给歌剧对原著的跨文化阐释提供了厚重的软实力支撑。可惜的是，由于演出成本过高，它仅在北京保利剧院、长沙梅溪湖大剧院、武汉琴台大剧院分别演出之后，就停下了巡演的步伐。

　　相关事实表明，经典文学作品域外改编与传播的方式、途径，会对它的域外接受产生深浅不一的影响，而这一历史进程正是红学流传学所要关注的外证之一，也是红学影响研究的重要基石。流传媒介形式的可循性、域外接受途径的多样化和流传区域的不平衡性，为研究提供了丰赡的材料和可资拓展的空间。文学经典的域外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红楼梦》的意义在不断生成，并且会因域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而产生更多变异，其接受也会呈现为不同质地的意义空间。这些都会为《红楼梦》影响研究注入无限丰富、指向未来的生命力。

　　对相关研究作一圆览可知，百余年《红楼梦》的跨文化阐释状貌与历程呈现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理论阐发与材料实证的互助并存，二是审美思维和史学思维的交融渗透，三是文本考察和文化视野的交错共构。不足也较明显：以文学关系为务的影响研究，相应的成果较少；《红楼梦》的主题学、类型学、译介学研究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和技术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已渐形成一个跨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国际化场域，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显示了它的文学经典意义。读者和接受者身份的重合、流传形式和原著题旨的交错、古典过去与鲜活现在的叠印，在当下新的文化语境中，构成了红学的有机元素。如何通过跨文化交际、阐释与研究，将接受理论和《红楼梦》的域外流传及影响研究紧密联系，实现美学评析和史学实证的理想融合，认清《红楼梦》在国际文化空间的状态，并使之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超越民族文学的更多意义：这应成为研究者共同思考和追寻的目标。

　　注释［Notes］

　　①参见俞晓红：《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②参见俞晓红：《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吴宓、陈独秀等诸家文章均收入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④ 参见周珏良：“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和《哈克贝里·芬》的比较研究”，《文艺理论研究》4（1983）：2—8；杨周翰：“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文艺研究》4（1983）18—22；万直纯、冯敬学：“从《红楼梦》和《百年孤独》看文学预言现象的生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2000）：1—8。

　　⑤如《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既比林黛玉，又比薛宝钗；《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亦是既比林黛玉，又比薛宝钗，还比贾探春。

　　⑥最初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5期（1929年6月17日）。今收入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

　　⑦自2013年至今，该校此类硕博论文已在中国知网绝迹；北京、西安、四川、广东等地的外国语大学及西南交大、安徽大学等，其硕士论文仍保持该类选题的热情。

　　⑧如《论民族文化的可译性——兼论〈红楼梦〉的翻译》（李磊荣，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弗朗茨·库恩及其〈红楼梦〉德文译本》（王金波，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江帆，复旦大学，2007）等，分别探究《红楼梦》的俄译、德译、英译情况，堪称力作。

　　⑨2017年8月20日德国首届世界汉学论坛会议交流中，蒙胜雅律教授相告，他是一个法学家，研红文章乃与其法学视角相关。

　　⑩参见夏薇：“浦安迪《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读译记”，《红楼梦学刊》5（2017）：3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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