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人类为何脆弱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恐怖组织把劫持的民航机变成了战争武器。那件事发生后，我沉默很久才说了两句话，一句是，“9·11”击溃了人类能够承受的底线；另一句是，在这之后，所有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社会学都会与此前不同。
这种看法源自我并不完善的历史知识。比如人类善良与邪恶的争斗早就有了，但人类的文明底线大部分是在二十世纪被破坏的。先是“一战”期间的1917年，德国击沉开往英国的各国商船，被整个世界当成了邪恶一方。然后是“二战”法西斯阵营，更加邪恶，破坏了更多的人类底线。经历了那两次世界大战后，所有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社会学都与此前不同了。
有位英国海军军官，名叫威廉·戈尔丁，服役五年，参加了“二战”的许多著名战役，包括击沉德军战列舰俾斯麦号，以及随后的诺曼底登陆。他说过，如果在“二战”前见到我，你会发现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脑子里充满了欧洲同龄人共有的信念：人类可以发展到完美无瑕的阶段，在地球上创造一个人间天堂。但是残酷的“二战”改变了戈尔丁那一代人，让他看到了人类黑暗的本质：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邪恶出于人类，就像蜂蜜产于蜂群，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完成这种转变，需要一段时间。先后有二十一家出版社退稿之后，戈尔丁的第一部长篇《蝇王》在1954年出版，那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九年，绅士般固执的英国人才接受了戈尔丁对于“二战”的另类思考和写作。这挺不容易的。推崇文明社会规则，坚持老派贵族风尚，相信现代文明一定会战胜野蛮，这是被英国作家们默认的写作底线，现在被戈尔丁突破了。
社会的底线变了，文学的底线还不改变，那就太落后啦。
到了1983年，戈尔丁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这样说他，“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他的《蝇王》中文译本，要在1985年才能出版，比英文版晚了三十多年。
后来我才知道，戈尔丁小时候熟读了所有儿童文学，从古希腊直到现代的一切童话故事。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审美和写作方式，《蝇王》那部小说的外表像是神话寓言的儿童读本，于是它放在我的书架上，很久之后才能打开。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版物中，选题是挑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容易出版，诺奖得主的像是儿童文学的书更容易出版，比如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戈尔丁的《蝇王》，他们更重要的作品长久搁置，让人误以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儿童文学作家。这样做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许多少年读者比我更早读了这些作品，在最需要好影响的年月，受到好的影响。
《蝇王》写了一个孤岛——没有外部社会干涉的小世界，一群儿童——不再被成人左右的孩子们。那里是容易生存的，但是最终他们仍然走向无意义的争斗，走向内心的残暴。
小说中有个孩子叫西蒙，他与其他孩子不同，在混乱和残酷中比较清醒，寻找着事物变化的最好方向。他与蝇王有一段对视和对话，实际上，那是蝇王在看着他，而他大部分时间在听那蝇王说话。
老母猪微睁的、昏暗的眼睛带着对成年人生活的无限讥讽。这双眼睛是在向西蒙诉说，一切事情都糟透了。
“你是个傻小子，一个无知的傻小子。你独自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你难道不怕我？只有我会帮你的忙。而我是野兽。你们别梦想可以将野兽捕捉和杀死！”蝇王说，“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事情没有进展是我的责任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副样子呢？去吧，回到剩下的人那儿去，整个事情都会被我们所忘掉。”
“这似乎太过分了。值得我同情、误入歧途的孩子，你认为你比我还高明吗？”蝇王又用师长的口气训诫道，“我在警告你，我可要发火了。你难道不知道？没人需要你。不然——我们就会要你的小命。”
小说中的“蝇王”，并不是最大的那只苍蝇，而是叮满了野猪头的苍蝇群体，那只野猪头被插在一根木棍上，是孩子们献给野兽的供品。它在成年人的解释中可能是人性邪恶的简单比喻，那是由于他们阅读和评论时懒于思索，而在孩子们的眼里，它成熟而神秘，是某种自然力量的象征。
从小说的精彩之处，看得出戈尔丁的思考方向。比如西蒙被转化为野蛮力量的孩子们害死之后，小说有一段描写：
西蒙嘴里冒出一个气泡，连气带水发出“扑”的一声并将他的身子从沙滩上抬起一点儿。
然后在海水之中他的身子渐渐浮现。
太阳和月亮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正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牵住了地球表面的水，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海水越涨越高，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
在西蒙尸体的四周有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生物组成的闪亮边镶嵌着。它本身在星座稳定的光芒的照耀之下也是银光闪闪的；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飘向辽阔的大海。
把一个孩子的死亡，与一个宇宙的运行联系起来，这是戈尔丁独有的描述方式：放大了西蒙的死亡，让这个比其他人优秀的孩子代表着人类文明，非常脆弱，容易破碎。他觉得，文明的破碎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在宇宙的背景里悼念，唱一支惊天动地的挽歌。
戈尔丁写的，像是孤岛历险故事和乌托邦故事的变种，两者的意义都一样大。
看看那些孩子吧，他们突然落脚在一个孤岛之上，用所知的文明世界理念组成了最初的民主，但他們的社会形式的致命缺陷，是没有社会公约，没有任何监督，任何仲裁。这可能是个很简单的故事，民主包装下的专制遇上了不需要包装的独裁，前者由于软弱而败下阵来，后者太过激进而走向毁灭。
《蝇王》是个实验场，探究了一个人群最基本的生存法则，由此完成了关于现代文明的解构。现代社会里的人，转眼间就成了野蛮的氏族部落人。就是这样的一小会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就全部重建了，不存在了。文明脆弱如此，不堪一击，怎能不让人心冷。endprint
所以，当有人问到《蝇王》的写作主旨，戈尔丁回答说，是试图通过社会的缺陷，追溯回人性本身的缺陷。寓意就是，社会的形态实际上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而不是政治体制，无论这个体制看起来有多么合理并值得尊敬。
在接受诺贝尔奖之后的答谢辞中，戈尔丁说道：“人类需要更多的人性，更多的爱。有些人希望有某种政治制度来创造这一切，而有些人则希望用爱来创造这样一种体制。我的信念是：人类的前途在于这两者之间。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友爱，人们可以在这种爱的坚固基础上创造一种相对完善的体制，人类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那天的晚宴上，人们邀请戈尔丁说几句话。他觉得这是让人类静下来听他说话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忽然就有一些激动，想作为人类的一员说话。“我要对所有的统治者说：止步回头吧！现在就向回走。你们之间的协议不需要聪明机智、周密策划和调动演习。它需要常识，尤其是一份真心的慷慨。给予！给予！给予！它必将成功，因为它附和了全世界的信仰、赞同和欢欣，而所有的后代们将赞颂你们的姓名。”他说。
有人记得，那一天是1983年12月10日。
穷困的时候没有温情
有一部亚洲电影《楢山节考》，1983年版，当我看到它的时候，80年代就要结束了。那时我正在编辑文学期刊，与几位同事去了大连，接连看了三天内部电影，都是转录在大1/2录像带上的外国影片，有些模糊。你可别小看了那些录像带电影，它影响了一批中国年轻小说家，完成了他们优越的文学启蒙，但他们轻易不说，知道的人很少。
很少有人想过，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和成名的优秀作家，比如那几位被称为“先鋒派”的青年人，是怎样得到各自小说的美学修养？怎样掌握了轻易超越几代文学前辈的现代小说技巧？没有老师甚至没有作品（那时许多世界名著都没有出版）教给他们那样的写作方式，他们的悟性从何而来？他们小说内容中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文关怀，又怎样凭空产生？
很少有人记得，余华写过他80年代看录像带电影的事情，他从北京东部赶往西部，在朋友家看了一部让他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而录像带电影美化了他此后两年的生活。他写道，“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后来，格非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还有一次，在朋友的家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苏童。
而据上海一位文学编辑说，他去过南京苏童的家里看片子，也就是录像带电影。他还说，苏童对美国的电影研究很透。过去没有碟片，只有录像带，他家里面的录像带，保留了各个时期美国电影的代表作，我有很多片子都是他借给我看的。
在我阅读到的文本里，他们没有说过那些世界优秀电影对自己写小说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存在吗？碰巧你也在那时开始小说写作，碰巧你也看到大量的录像带电影，你会不会从中学到什么？换句话说，像电影那样，先有场景再充实人物，先把故事视觉化再去展开，不也是很好的小说写作方式？
我不写小说，仍然被电影打动。
《楢山节考》的故事里，老人活到七十岁，要由长子背着去楢山朝拜山神。朝拜山神，说得好听，这其实是为了节省粮食，把老人留在山上活活饿死。这成了一项死亡仪式，一条乡村法律，甚至一种民间宗教。这其中没有温情，只有冷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的世界。电影没有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年代，而在这部电影的文学原著，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小说里说了，那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其实并不遥远。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食物缺少，没办法养活那么多人口。可怕的是，它不是一段突然出现的饥荒，而是漫长的岁月，一代又一代人都是那样活着和死去。
在小说里，树墩家的阿玲婆上了楢山，她腰上换了一条绳子，腰带留了下来，系在后代女人的身上，这说的是她们命运的传承不变。电影更视觉化了，长子把她背到山上等死，下山时带走了那个背架椅，下一代人到了七十岁，还要被它背着上楢山呢。
电影增加了原著小说没有的人物，就有了更多更冷酷的社会生存。小说中的阿玲婆只有一个儿子，电影里她多了一个次子。于是我们看到，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山村，为了繁衍生息的平衡，只有长子才拥有结婚、交配和生子的权利，其余的儿子有的生下来就扔掉了，有的即使长大也身为“奴崽”，无权娶妻，食物的匮乏又转化成性饥渴、性压抑、性狂躁、性错乱。
电影也改动了一些情节，生存变得更残酷无情。比如，村里有一家人生多了孩子又舍不得扔掉，老少十二口，人就太多了，不得不偷别人家的粮食，结果被发现了。小说的处理是村里人搜了他们的家，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粮食，于是那家人连夜逃亡，不再回来。电影的处理是全村的代表开会商议，之后那一家老少都被活埋。那个夜晚村里的人结队上山，扛着抬着一个个活人要去把他们埋掉，有老人，也有几岁的孩子和怀孕的女人。
看过电影的人说，在这里，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就象征着生命，在这里食物就是一切。偷取食物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利，是不能饶恕的罪。当人们面前只有生存和死亡两种界定的时候，他们无法奢求民间法律和道德的原谅。
换句话说，你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着。
“先祖们几百年间都是如此上山吧？”长子背着阿玲婆，望着大雾中的楢山说，“上百上千的人，还会更多吧？还有，再过二十五年我也要去了，袈裟吉（阿玲婆的长孙）背着我，再等二十五年袈裟吉也要去了，没办法。到上面山神真的在等吗？”
日本民族信奉自然，生怕不小心得罪了神灵。上楢山早已成了一件神圣的事情，在这里，长子的怀疑起源于不想让妈妈在山上死去。但他没有办法，习俗和传统是不可违背的，这是一种文化，包容着宗教、信仰，一种最有力的禁忌。粗略说起来，日本文化中的残酷性与地理环境有关，一处与世隔绝之地，小小岛国资源有限，种粮食的土地只有那么一点，人的生命在大自然中没那么珍贵。endprint
不要问丧钟为谁敲响。日本人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
比如中国的一些朝代，也有类似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是，某皇帝认为老人都是废物，规定了六十岁的人要关在一个屋子里活活饿死。后来有个大臣舍不得自己的父亲被饿死，偷偷往屋子里送吃的喝的。有一天国家遇到一个难题，谁也解不开，这大臣的老父亲想出了解决办法，皇帝这才废除了残忍的规定。
第二个传说是，某个地方老人到六十岁还没死，就背上山去，任其自生自灭。有人不忍心，日日送饭养着自己的老妈妈。有一年村子里闹瘟疫，死的人太多了。老妈妈告诉儿子一个草药方，赶走了瘟疫。后來大家明白了，老人的宝贵在于经验，于是废了原来的规定。
《楢山节考》中，阿玲婆有在溪水中捉鱼的经验，比村里任何人捉得都多。她是把那个独特的长处教给儿媳后才上楢山的。这部电影最让人虐心的地方，是阿玲婆的身体一直很好，她的牙齿一颗也没掉，排列整齐。在上楢山之前，她为了证明自己已经衰老，在石头上撞落了几颗牙齿。看到那一段情节，我的牙齿和嘴唇都在剧烈疼痛，还感到深入骨头的寒冷。
电影看到一少半时，我有一个疑问，环境这样糟糕，他们为什么不迁往容易生存的地方？再看一会儿，疑问就没了。阿玲婆的儿媳匆忙嫁了过来，因为和前后几个村子相比，这里还是相对较好的地方。
还有一句电影台词也打动了我，是两个人交欢时说的，“如果咱们生的是女孩就不用杀，还可以卖钱。”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却让我高兴不起来，想到了影片开始时扔在田里做肥料的死去的男婴。
这部电影1983年版的导演是今村昌平。有位日本同行说，看了这部电影，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幻想。今村昌平将两者融汇得天衣无缝，让你无法分辨。
这也是个问题。《楢山节考》凄惨的故事，究竟是日本的历史，还是民间传说？
有故事的女人往往幸运
姥姥对她说：“爽子，除了可以独立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会因为美貌而被男人尊重。”爽子，是她的小名。她本名叫爽，她后来出的第一本书，是由她口述，非常好的作家阿城帮助记录和整理的，书名就叫《爽》。再后来，她又独立完成了一本书，书名也叫《爽》。姥姥对爽子说的话，就记录在其中的一部《爽》里，可能是前一部。
姥姥这句话的重点，是女人要独立，这比美貌重要。从姥姥的话里，我看不出她小时候是不是漂亮的小女孩。但她的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出了姐姐的感觉，妹妹的长相就是不漂亮。
那时候坐公交有人不买票，叫作“混车”。姐姐说：“待会儿咱们混车，不买票，省下的钱可以多买一包糖米花吃。你个子小，用不着买票，长得也不起眼，人家不会注意你。”糖米花太诱人了，她没有在意姐姐说她长得不起眼，痛快地答应了一声：“行。”
爸爸读了清华大学，留校教书，妈妈从北京大学毕业。在这书香门第的家庭，姐姐和爽子都应该在学习上有出息。她记得爸爸指着天上的星星说：“爽子，我们可以看到的星星，有些在银河系里已经死去。”她问：“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爸爸答：“是那颗星光的记忆。”她再问：“星星死在自己的记忆前面喽？”爸爸再答：“不，是地球离星星太远啦。”她又问了：“从地球走到星星有多远？”爸爸回答说：“需要坐在灯泡的光里走一年的时间，差不多九万亿公里。”
后来她知道了，自己无意中救了爸爸一条性命。
大约是爽子十岁，爸爸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被抓走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关了两年才回家。好多年以后，爸爸说起一件事，他就被关在清华大学后面一座两层灰楼里，离家很近。关了8个月时，他天天琢磨怎么自杀。有一天他从窗户的木板缝向外望，林子里采蘑菇的爽子，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被关的地方。他突然觉得生活值得留恋，死的念头一下子没有了。这件事有一种可能，爽子只不过觉得那扇窗户好奇怪，钉了很多木板，这么严实，也就多看了一会儿。
亲人之间是有感应的。那么，她真的会感觉到爸爸关在那里吗？
爽子的事情够拍一部电影。不拍中国电影的话，可以拍法国电影。也许法国人已经拍了她的电影，我没看见。
那是因为她与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谈恋爱的传奇，在这个传奇里，法国男人老白挺浪漫，中国女人爽子也挺浪漫。
他们认识那天，老白去看一些年轻的北京画家，爽子是在老白之后才去的。“我抬脚进来，老白是第一个发现我的人，我忽然感觉：老白不仅仅是有点喜欢我。他用一双大眼尊重地看我，进门之前这件事儿不存在，进门之后这件事儿却变成地久天长。”许多年后，爽子回忆说：他瞬间的神态感动了我，“那就是说我爱的是你的全部，你的缺点和你的优点，以后你的灵魂、你这个人、你的一切，在他眼睛里都是好的。在这恋爱上给我的就是一种被尊重，当你被尊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工具，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真的被爱，你不是在被利用。”
姥姥说的那句话应验了。爽子没有美貌，可是有独立气质，就受到了尊重。老白说，你是我认识的中国女人里，最有贵族气质的。爽子说，哟，真的呀，可惜中国的贵族是出身好的高干。老白又说，统治者可以制造贵族特权，但不能制造高贵的人。那一年爽子二十岁或二十一岁，经历过几次爱，也有过堕胎，但在老白的爱情里享受到尊重，在老白的眼睛里提升了人格，变成了高贵的、独一无二的女人。
中国诗人徐志摩觉得，上世纪二十年代不是恋爱的年代。实际上，此后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也不是恋爱的岁月，尤其是跨国恋，更不被社会接受。作家严歌苓写的获奖小说《白蛇》里，一名中国女舞蹈家与捷克同行的三天恋情，让她承担了许多年的苦难。
我曾听到一个民间喜剧，也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情。有位英籍华人，不看好英国女孩，只想找中国山东原籍的女孩结婚，当地妇联就出面帮忙，可是找到的女孩都不愿意嫁到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女孩愿意嫁他，那女孩出身于地主家庭，在社会上受太多歧视，找一个婆家很难。于是两人结婚，皆大欢喜。如果换了八十年代后期，许多人都想出国，这样好的事情就轮不到她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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