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

　　张夫子

　　多年前，我逛书店时常常能遇见洪禹平、王思雨、张炳勋三先生。以年纪论，洪先生与王先生要比张先生大十五六岁，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是同一辈人。洪先生与王先生早年都读过西洋文学和美术，跟他们聊天时，感觉他们年纪虽大，思想却是趋新的。而张先生一辈子都寝馈于古诗文里面，思想虽然是“旧”的，但我们仍然觉着他“旧”得可爱。我跟他们有过交往，也曾亲聆謦欬。洪先生有一肚子学问，文笔也清简，说起话来言语却常常是缠夹不清，须是侧耳倾听，才能明白其意。王先生呢？声音低沉，言语不多，句句都很平实。二先生走后，我逛书店时还能常常见到张先生。有一回，我们几位后辈聊起了王先生的掌故，说王先生有洁癖，每回逛书店总是带上酒精和棉花，翻完书后就要把双手擦拭干净。不，坐在一旁的张先生更正说，他的口袋里装的是镭素，不是酒精。由此可见，张先生对王先生是很了解的。

　　张先生是一位清醒的守旧者。他知道的旧闻比新闻多，他认识的古人比今人多。不过，他对新诗、新小说、新学、新文化从来没有流露出反感之色。他让新的自顾去新，他只做自己的旧。他在旧学里发现新知，就自得其乐。我们圈子里的人大都称他为“张夫子”，这里面不无几分敬重的意思。

　　有一回，我问张夫子是什么星座。张夫子愣了半晌，讷讷地答道，啊啊，我从来没有打听过自己是什么星座。可我疑心他是天秤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听说天秤座的人喜欢写对称的句子，而且能比常人写得更好。张夫子善作对联，有人请他做嵌名联，他很快能凑成一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中规中矩，不着痕迹。汉学家宇文所安谈起唐诗中的格律诗时就曾涉及对偶理论，认为对偶跟中国人喜好平衡与对称有关，而且与中国哲学思想有关，即：一切事物只能在与另一种事物的联系中得到解释，它们在同一时刻既是不同的，又是相应的。宇文所安援例说明之后，又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对偶变得越复杂，就越需要读者来完成省略的部分，解释隐蔽的联系”。尽管如此，我对今人写对偶句子，虽说不反感，但也不赞一辞。我早年即持这样一种偏激的看法：今人写那种程式化的对偶诗句从表面来看是逞才使气，从本质来看是一种创造力萎缩的表现。我还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笛卡尔在《思想录》中说过的一段不无挖苦的话：“凡是雕琢字句讲究对仗的人，就像是开假窗户讲求对称的人一样；他们的准则并不是要正确讲述，而是要做出正确的姿态。”我写过几首类似绝句的旧体诗，也尝试写过一首律诗。律诗中的三、四句与五、六句是要对仗的。说实话，以我的旧学底子，做出来的律诗自然是不成样子的。何况，我骨子里也的确不太喜欢律诗，更不喜欢那种对偶句式。有一回我跟张夫子说出了这层意思，他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我后来读到张夫子几首有感而发的律诗，不免要为自己先前贸然说出的话抱愧。我以为，张夫子无论做文言文，还是做旧体诗和对联，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做”。不“做”就是好的。

　　张夫子除了坚持写日记，还一如既往地给熟识和不熟识的朋友写信。他平日里多用毛笔写文章，写信也不例外。信是写在花笺或方格稿纸上，长行细字，清清爽爽。他写完了几封信，通常堆放在一边，积少成多，就一并邮寄。有一回，他拎着一只装了一大沓信的袋子去往邮局，途中不小心滑倒，信封从袋子里掉出来，散落一地。有人从旁扶起他，看见地上的信，十分惊讶，临走时忍不住抛下一句：这年头怎么还有人写信呀？夫子听了，也重复了一句：这年头怎么还有人写信呀？是自问，也是自嘲。在网络时代，不知道微信聊天、伊妹儿通信算不算鱼雁往返。反正鱼游得很快，雁也飞得很急，终究没有像手札那样古风可怀。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很少见到有谁写信了；即便有，也很少见到有人用毛笔书写了。前阵子，张夫子办了一个“怀馨阁名家来札展”，我见到别人写给他的七十封手札，料知他写的信远远超过此数。没错，手札会渐行渐远，但不会就此澌灭。正如电灯可以代替蜡烛，打火机可以代替火柴，但蜡烛和火柴不会就此消失。

　　张夫子其人与其文几乎是一体的。他走路纡徐，文章也是娓娓道来；言语温和，行文也是一派散淡。一脉古风、一颗诚笃之心、一种失传的礼仪，都浸染在他的文字里面。因此，我即便看到他诗文中有那么多对仗、那么多套路，读来也仍旧是那么亲切。换成是别人，我就觉得不免做作了。

　　阿才的桃源

　　乐清的读书人若是不认识桃源书店的阿才，他是算不上读书人的。乐清的读书人，有事没事，喜欢荡到阿才的“桃源”。我有一位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他可以不买书，但不能不逛阿才的书店。吃过晚饭，他就管不住双腿似地荡过来，直把阿才的书店当作自家的书房。其他人也大抵如此，如果不买书，就看看书；如果不看书，就跟阿才聊聊天；不聊天也行，就坐着，听别人聊一些书事。“桃源”并不是什么好去处，但不来“桃源”走动走动，他们的生活似乎少了一种乐趣。

　　我的作家朋友中，藏书上万册的，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开书店的，少之又少。一般来说，作家是不宜开书店的。也听说有几个作家开过一阵子书店，后來就关门大吉了。在我看来，作家开包子店准会比经营书店赚钱。至于作家何以不能开书店，我也说不出理由来，这大概跟赌棍不宜开赌场、嫖客不宜开妓院是同一个道理吧。

　　原初的“桃源”是一家临街店铺，店小书杂，后来生意渐渐好了，阿才又在店后面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门脸不大，店堂不深，但分为三层，归置得当。熟客不必招呼，可以径直上楼淘书。再后来，书多为患，阿才又在附近的巷子里租了一栋四层小楼，庋藏图书，只对圈子里的读书人开放。对我们来说，那里虽然谈不上“书的海洋”，但静若薄暮的池塘，我们在书架前逡巡一圈，也如绕池散步。

　　“桃源”里的常客，我大都认得——把书当作朋友的人来到这里自然也就成了朋友。我每回在“桃源”淘书总能碰上一两个熟人，如果是在下班时间或双休日，碰到的熟人还会更多。夜晚时分，巷子里行人寥寥，书店仍透着一缕温暖的灯光。此时来逛书店的大都是阿才的老朋友（而且以老书虫居多），有饭后来的，也有酒后来的。文字有暖意，读书人来这里拢拢心气，好像也完成了一桩什么事似的。在书业生态不景气的今天，独立书店，自由思想，一团活泼的空气，是多么稀罕的事物。

　　阿才当然是好读书的，难得的是，他身上有着旧式书店老板的气息。如果有人进了书店就问，阿才，近来有没有好书？阿才一定会抬起头来答道：有的，有的，你看看这里头的几本书。从一问一答可以约略知道：问者大抵是好些日子没来淘书了；答者似乎对每个人的读书趣味略知一二。也有人，很奇怪，进了书店不怎么翻书，喝完一杯清茶，就径直请书店主人荐书，而阿才也会像老中医开药方那样列出一份长长的书单。那人也不怎么细看书单，就把书款结了。至于这些书的去向是自家的书房，还是公家的图书室，就不得而知了。

　　阿才常写日记，得空就发在微信上，记的大都是书事。谁买书，谁来店里小坐，谁说了些什么与书事有关的话，谁最近出了什么新书，谁在网上拍了什么旧书，等等。“桃源”的常客买了什么书，他都一五一十地记在日记里。浏览微信时，偶然看到好书，我就留言，让阿才给我留一本，隔日来取。有些人买了一摞书，就跟阿才说，记得把我写进日记里啊。阿才点头说，好。

　　阿才不仅卖书，也藏书，尤其是难得一见的旧版书。光是温州地方文献，他就藏有三千余册，其中不乏一些彌足珍贵的原版旧书。但他的书除了摆在架上，有一部分也藏在肚子里。如果不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写些书话，想必他后来也不会写出那本有关乡邦著作见闻的小书。闲时翻翻他这本书，就有一种坐在冬日的阳光底下与人得片刻谈的感觉。他的文字跟他平时聊天一样，很谦和、质朴。我见过一些书店老板或是所谓的藏书家，略知一些版本目录的知识，便摆出一副坐拥书城、唯我独尊的面目。我跟他们聊天时，他们动不动就说古书如何如何好；你跟他谈现代文学，他就跟你说现代的东西不值唐人一行诗，厚古薄今，舍近求远，思想之冬烘有点近于晚清遗老。阿才不然，守旧而不恶新。店堂里人影安闲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一边喝茶，一边聊些自己访书、购书、拍书（当然是旧书）的经历，而我就跟他聊一些现当代或国外的新书。这些新书，经他寓目入耳，就能记在脑里，之后不久，也就会在书柜上见到书影。

　　与阿才熟识的人都知道，“桃源”是一家“夫妻店”。书店是阿才一手创办的，但阿才的妻子更像个懂得经营之道的职业经理人。夫妻二人，在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不温不火地经营着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大部分时间，阿才像收银员那样坐在柜台后面的电脑前，除了偶尔收钱，便是上孔夫子旧书网拍书，或是打理自己的网上书店；阿才的妻子忙里忙外，有时虽然嗓门大了些，但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老板娘信佛，也吃素。孩子不听话，她就会给他一嗓子：阿弥陀佛啊——尾声有点长，颤抖一下，就收住了。据我所知，佛家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也有菩萨低眉的一面，更多的时候，老板娘总是作低眉的菩萨相。那些常来“桃源”买书的人，大都跟她很谈得来。她尤擅说佛，好像这世上唯有信佛才最好的。如果有人因为她的奉劝而笃信佛教，对她来说，比做了一笔大生意还要高兴。有一回，我在书店淘书时，看见她从外面带回几株鲜嫩的芥菜，并且告诉我们，这菜是她刚从一位亲戚家的菜园摘来的。边上恰好有一位淘书的老主顾，她就十分热忱地送他一株。那位老主顾，也是我朋友，据我所知，他是主张吃素的，见鱼肉败胃，见瓜菜则喜。他凭空得了菜，也许跟淘到一本好书是同样愉快的吧。那时我便想，“桃源”除了卖书，其实还可以附带卖点瓜菜的。进而又想，老板娘如果行有余力，还可以在“桃源”边上开个素菜馆的。

　　读书的人与不读书的人，从面相可以看得出来。阿才的面相很平和，脾气也好（至少我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有一回，有条貌似藏獒的高加索犬盘踞在书店门外的一棵树下，主人不知道去了哪里。阿才的妻子见状，有些忐忑不安，一则是生恐这狗发狂咬人，一则是怕客人见狗挡道，不敢进门。阿才的妻子临出门时，叮嘱阿才务必把这条狗设法撵走。阿才出门，与狗打了个照面，见狗面善，也就无话可说，回到店堂，继续与我们聊天。未几，阿才的妻子从外面回来，见狗还在，不骂狗，反倒数落阿才。阿才没回话，就从店堂里走了出去。我以为阿才会想法子撵狗，或是去找狗的主人。没承想，他仅仅是再度跟那条狗打了个照面就回来了，而且十分平静地对妻子说，没事，这狗不恶。妻子气得哭笑不得，只是一径地埋怨，却不敢拿狗出气。也奇怪，狗的主人迟迟没来，狗就坐在树下，一动不动。我跟阿才开玩笑说，这树若是菩提树，这狗也定然会是一条得道的狗。阿才微微一笑。狗在外面，阿才在屋里，相安无事。我想这就是我眼中的“桃源”世界了。

　　老张：慢走的马

　　老张跟所有我们称之为老张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惟独不同的是，他戴着一副老式的大号眼镜，让人感觉那是一双戴在鼻子上的玻璃手铐，以免目光游离。镜片不太清晰，这使得阳光下猛然收缩的眼瞳四周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影。他朝我们这边看时，目光是冰冷的。匆匆瞥上一眼，他又偏过头去，好像不太习惯被人从正面凝视，神情中带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谨慎和孤僻。那时我虽然近视三百度，却从未戴过眼镜。我对那些戴眼镜的人始终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感。一位诗人（我忘了是谁）曾说过：眼不能以视来骄人，却以它们的眼镜来骄人。想想吧，目光透过玻璃来看人，其本身就带有玻璃的锋利。这样的人一开始往往难于接近，因为他的眼睛是隔着玻璃跟你说话的。那一回，如果不是诗人拉着我走上前去跟老张打招呼，我想我跟他的认识可能会推后几年。老张向我点点头，表示打过照面了。也没说几句话，他又低头走开了。

　　我跟老张认识也算有些年头了。作为一名熟悉的朋友，我曾这样粗略地分析过他：他的双眼近视，精神视野却是辽阔的；面部表情简单，内心世界却是丰富的；形体静止，思维却是异常活络的。如果让我为老张画一张肖像画，我会毫不犹豫地为他画一幅侧像，除了夸大他的鼻子和眼镜，我还得设法用夸张的线条来表现他的走路姿势。老张的走路姿势很独特，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如果他迎面向我走来，我通常只能看到他的侧面，因为他是习惯于侧身走路的，仿佛那条大马路在他眼中只是一条狭小的通道，而它的尽头必然是一扇窄门。他走动时双臂摆动的幅度极小，步幅也不大，循着笔直的路线缓慢地移动。换成一种诗意的说法，那是一种静止的行走。老张跟我走在一起，步子总显得有些缓慢（一种与年龄无关的缓慢）。一个人拖着自己的影子走路似乎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提脚、抬膝、起步、交叉双腿，每一个动作都在关节处得以延宕、减缓。当他慢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身边的事物突然加速了。老张曾带着自嘲而又夸张的口吻跟我们说，如果他跟一群蚂蚁并排行走，他也会被一只只蚂蚁抛在身后的。这是真的，有一天，我在街头看到一匹缓步行走的老马，忽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喊它一声“老张”。我不知道老张身上有马的影子，还是马身上有老张的影子。马和老张缓慢移动的形象常常会重叠在我的记忆中。

　　一个性子迟缓的人总能牢牢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節奏，他不会无缘无故地为某个生活目标加速而滑出太远。有几回，我跟老张一起外出开会，他得了空闲，便独自一人去陌生的地方闲逛。他通常是一边抽着烟，一边闲荡。他就那样漫不经心地顺着手头那一缕烟所指的方向往前走。他走得很慢，但比我们走得更远。因为他已经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他就长时间地站在某个地方，让万物都跟他保持着一种可供观察的距离。他的手臂另一端仿佛永远是一根烟，还冒着细小的思想的火花。他打量着每一个陌生人的形态举止，这样持续了一会儿，他就可以约略地在脑中辨别出这个或那个人大抵属于哪一种类型。而他就像熟悉自己的十根手指那样熟悉每一种类型的人。很多人都对运动的事物感兴趣，而老张更倾向于静止的事物。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对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乏味的事物都会发生兴趣：电器广告牌、垃圾、电线、报纸的中缝、墙壁上的污痕、水泥地上的痰迹。这种分散的观望集中在某一点时，就如同经过定影处理一般深深地印在他脑中。他有时会为目之所遇的事物罗列出一张冗长的清单。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粗手大脚的统计员、代表正义的目击证人和偏执的阴谋论者。

　　生活中的老张永远是那副淡定、自足的样子：失意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得意的时候也不会忘乎所以。在他感觉很糟心（这是他时常提到的一个方言词汇）的年头里，他很少跟我们表露内心的一些想法。有一年冬天，我的工作单位搬到了他的单位附近，便时常过去叨扰。老张的办公室没装暖气，一进门就感觉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的胡子尚未刮过，脸皮粗硬，像冻土一样，似乎也透着一股寒气。他那时穿着一件陈旧的阴丹士林蓝棉袄，佝偻着腰，坐在背光的位置。见我进来，他便站起来，缓慢地转身，泡茶，问候，待客之道不冷不热。然后坐下，恢复原来的坐姿。正如他一成不变的行走姿势一样，他的坐姿也很少改变。一个人，十年如一日，就那么坐着，连全身的关节都要坐成木椅的一部分了。那时我才明白，他的行姿与坐姿正是他的坚忍性格的一种外化，由此而生发开来的一系列动作也便有了内在的连续性。也就是说，老张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他的个体生活的完整不会被外人轻而易举地搅乱。就像是一台天平，微小的扰动之后它又会回复平衡状态。有几个老张的朋友，平素有事没事总要来他的办公室走一遭，仿佛那几张旧椅子就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在那里坐着，不说话，只是喝茶灌水、抽烟、发呆。过了许久，就揿灭烟头，拍拍屁股，走掉了。老张仍然坐在那个阴暗的角落。唯一挪动的是墙上的阳光。找老张聊天的人很多，因为他有一双善于聆听的耳朵。我所知道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些找老张聊天的人后来总能跟另一些找老张聊天的人聊到一块，且形成一个烟圈般可以时聚时散的谈话圈子。而老张呢？就躲在这些圈子的边缘，更多的时候，他能十分得体地保持着一种对一切了然于胸却又不愿说破的缄默。坐在老张对面的是一位有学问的学者。老张每回跟我一提起那位学者就会肃然起敬地说：他很了得，读过的书比我多。显然，老张觉得自己跟他有“差距”（其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一张办公桌）。学者开口说话，老张就洗耳恭听。老张由此发现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于是他就索性让自己变成一个无知的人。跟学者来往的，多半是一些有学问的或者自以为有学问的人。他们聊天的时候，老张除了泡茶、递烟、微笑，其间很少插嘴；有时也会悄无声息地从他们当中抽身出来，回到自己孤独的世界中去。别人的谈话与他无关了。学问与他无关了。老张没有对面那位学者的口才，那些圣贤的话他也好像是羞于出口的。他从来不拿学问向人炫耀，有时候甚至故意把自己和文字都弄得很笨拙（我不知道他的生活是否也在无意间模仿了他的作品）。与老张有过接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有一天，有位作家在老张的办公桌上读到了一篇刚刚打印出来的文章，读到一半，问老张：是你写的？老张点头说是的，那人霍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原来你他妈的一位哲学家呀。人到中年，老张的头发开始从中间部分凋谢。渐渐地，也就显露出一个哲学家的睿智脑袋来。

　　老赵

　　老赵，我们姑且称他为老赵吧。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老赵正在路上，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行。听说他要马不停蹄地走两个多月，而且边走边写，有点像古代的行脚僧。他从北京东华门外出发，经行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地的运河，就仿佛由隋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对于一个田野考察者来说，空间与时间是交织在一起的。此时正是春天，“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多年前的老赵可没这么洒脱。我不知道，他退休之后为何如此轻松地“放下”。也许他“放下”的时候，恰恰是他“拿起”的时候；他“拿起”的时候，恰恰是他“放下”的时候。老赵当过“地方官”，为政心闲，能看点书，写点东西，为读书人做点事，这在官场人物中算是少见。这几十年来，老赵一直喜欢文墨，喜欢在文人圈里扎堆，因此被乐清人称为“文化人的老朋友”。老赵说，我嘛，附庸风雅而已。我跟他开玩笑说，鄙人因为善于说谎而变成小说家；你呢？因为“附庸风雅”而变成真风雅。老赵策划过不少文人雅集，什么“八月灵山行”、“六洲印月”、“三禾秀警营”等等，有诗，有酒，有快意。与老赵相交的文人也不会觉着自己是在巴结什么权贵，因为老赵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人，所谓“游大人之门，谄固可耻，傲亦非分，总不如萧然自远”在他们看来是没有的。朋友出书，老赵若能在经济上帮点忙，总会不吝出手。他的办公室里常常摆放几摞朋友出的书。新书放外头，旧书放里头。客人来访，若是喜欢，可以随手拿一册，就仿佛到菜场买菜，可以顺带拿几根葱。

　　老赵诗不泥古，文章厚今。乐清文人出书，有不少是请老赵作的序。所以，“赵序”是出了名的。老赵在序中论人，每有精到之处。比如他写画家胡铁铮，说他声如铜钟，日饮斗酒，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胡尤好猪蹄）。寥寥几笔，就把画家的风神写了出来。他写书法家半溪：“于烟，他喜欢抽的是牡丹；于画，他喜欢的是梅花；于茶，他喜欢平和冲淡的；于字，他喜欢的却是奇崛雄放的那一类。”若是没有与这些人有深交，恐怕也难写出他们可爱的怪癖来。老赵父亲去世，很多文人朋友都送去了挽联，老赵一一敬录，印成一册，名为《不易园纪念集》，是纪念老爸的。他在序中写道：（父亲）去世当日凌晨，月光淡白如水，地面霜清。这又是一种别样的情怀了。

　　老赵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江湖气”（此江湖非彼江湖，或者近似于一种乡野之气吧）。己丑暮春，老赵牵头组建了“三禾文化俱乐部”。从前，这样的组织，应该叫“三禾吟社”或什么的。“俱乐部”是一种洋气的叫法，也是一种随喜的做法。这样一种状态真是好：有闲，可以读点书；有钱，可以喝点酒。老赵常说这样一句话：光有酒肉朋友不行，但朋友没有酒肉不行。有点酒，谈兴就来了，把酒杯置于体制外、物外，人就有了放松、在野的状态。说起话来，天南地北，任意东西。那时候的老赵是真实的老赵，也是可爱的老赵。

　　老赵酒后必写字，仿佛写字有醒酒的功效。若是带着七分醉三分醒，他常常会俯身案前，两肘支着，挥笔时，略有些不胜酒力；若是半醉半醒，字也极难立得起来；若是酒醒了六分，写的字则是诸体皆有，八大有之，寐叟有之，邓文元有之，于右任有之，周昌谷有之；及至酒醒七分，如睡狮猛醒，遂作全力搏兔之状，此时肘已离毡，笔随意转，心手双畅，往往会有神来之笔。有一回，微醺之后，有人请他写一幅字。一不小心，竟写出两行漂亮的字来。他舍不得送人，赶紧卷入怀中。

　　听朋友说过老赵的一段逸事，觉得可以记下一笔。说是有个村官突然心血来潮，在山上造了几座亭台楼阁，堆叠出一种极为俗气的“悠悠古意”。峻工后请老赵去参观，并索要几个墨宝。老赵看了看四周，问，四周的树？支书答，砍了，用来造园。又问，原来清代那块石碑？村长答，看不清楚，砌到墙里去了。老赵没作声，回来后闷闷不乐地对身边的同行者说，某某二公，狗屁不通。这字也就不题了。

　　然而，老赵谈起那些老乡，多半是流露温情的。听老赵说，他村上先前有位老队长，人称余忠伯，质朴如泥。余忠伯手头有一方木制大印，正方形，底下刻有“谷”或“丰”之类的大字，里面装着石灰。农忙时节，他的工作就是，走到谷堆前，很认真地盖上一个大印，有时还会一边盖，一边唱：“黄金印，黄金印，一亩能打三千斤。”我听了，也举一例：在我们隔壁村的畜牧场里，有个跟余忠伯一样威风的过磅员。每回给猪称重之后，一看斤两过关，他就陡地一声喝道：推出去，斩了！老赵当过多年的政法委书记，恐怕也没他们这么威风过吧。

　　老赵，名乐强，柳市湖横人氏。常自署“官山赵氏”——赵氏属乐清的“花园赵”，“官山”就是他老家后面那座山，亦名马鞭山。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