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李荣有所著《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下文简称《概论》）自出版以来在艺术学界备受关注，该书不仅是中国音乐图像学领域首部体系完备的概论性著作，更在其中从宏观艺术学的角度阐释了“乐”“图”两大原始艺术形态的本源关系，并从艺术实证学的角度阐明了“图”“文”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关系，从而成为“乐·图·文”三位一体艺术史综合研究这一艺术史话语体系重构的开启。对该书中“乐”“图”互为的关系与艺术实证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有利于加强艺术学理论视阈下艺术史综合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目前为止可考的商周时期甲骨文这一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窥见中国先民对图像的运用。中国运用图像来研究文化艺术的学问早已有之，并在北宋时期形成金石学这一专门研究含有图像的青铜器物和碑刻铭文的学问。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原因，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图像学”“音乐图像学”等学科概念传入我国并成为我国学者投入研究的方向。殊不知，“音乐图像学”之名虽是西方创造，但其之实却根植于我们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概论》一书是李荣有教授所承担的教育部规划课题《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的研究成果，凝聚了作者数十年来在音乐学领域运用图像研究的成果，是其从多年研究汉画像逐步走向学科规律总结从而扩大到整个艺术史研究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概论》中，作者正是从我国深厚的图像学研究基础出发对音乐图像学进行全面理论体系架构，即“接通我国古老悠久的‘图谱学’‘金石学’与西方‘图像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三者之间的有机链接”。除此之外，也从“乐”“图”关系以小见大扩展到艺术史研究领域，为学界开启“乐·图·文”三位一体艺术史综合研究这一艺术史话语体系的重构。笔者将从《概论》的主要内容入手，评析其中所蕴含的艺术实证学理念和其在艺术学理论领域对“乐·图·文”三位一体艺术史综合研究这一艺术史话语体系重构的开启性价值。
二、从中国音乐图像学理论体系进入艺术学理论体系
《概论》一书共分为十章，作者本人将这十章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中国音乐图像学概论的理论基础、属类关系论和基本方法。作者全面详细地梳理了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前世今生，并从我们自身文化传统关照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图像学。也就是说，中国人从远古时期的人文始祖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想象”，从汉魏时期的“古学”到北宋时期形成的“金石学”，图像文化传统不曾断过，而且还孕育出了金石学这一具有考古学原始萌芽的专门研究青铜碑刻上的图案铭文的学问。而音乐图像学这一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交叉学科就是因为过于吸收西方学科理念造成我国现在学科“远交近分”的一个产物。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梳理架构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学科体系时，并没有局限于音乐学门类史的研究中，而是进入艺术学理论领域，将我国音乐图像学背后古老的从“图谱学”到“金石学”的图像文化传统看到我国艺术实证研究学术体系的传统。在梳理音乐与图像本源关系时，将其置于整个艺术学的背景下，将音乐概念上升为涵盖了实演艺术的“乐”当中，将图像上升为涵盖了造型艺术的“图”当中，从音乐图像学的角度论证“乐”“图”之间的关系从而推举到各个艺术门类在根源上的交融互通。
三、《概论》中的艺术史综合研究与实证研究思想
上文分析了《概论》中从中国音乐图像学理论体系的架构将视野扩大到艺术史的研究范围。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艺术史研究并非是单纯地指用音乐图像来研究的音乐史，更不是指诸如舞蹈史、美术史、戏曲史等各个艺术门类的门类艺术史。而是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是‘复数’的艺术史；门类艺术史是艺术‘单数’的艺术史。”艺术学成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已有10年整，经过学界前辈的筚路蓝缕，学科建设硕果累累，但是关于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的二级学科艺术史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难题。我们究竟如何在艺术学理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视阈下进行艺术史的研究与书写？如何突破西方话语体系下冠名为艺术史实则为造型艺术门类史对我们的束缚？《概论》一书中几个思想观点给出了基于我们自身艺术文化形态的思考。（一）“乐”“图”两大原始艺术形态交融论
音乐图像学首先就要解决音乐与图像即“乐”与“图”的关系问题。在《概论》的第二章，作者指出“音乐（表演）和图像（造型）艺术，这对形态各异、内容内涵趋同的人类早期文明与文化的遗存，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同根生发和蔓延发展的孪生姐妹。”除去图像能够保留真实的历史遗存和丰富的历史信息外，这一点也加强了利用图像在音乐学领域研究开展的合理性。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先民尚未出现艺术的自觉性，人们利用不同手段和方式进行着原始文明活动，表达本能诉求。在这两大艺术门类之间，既有着各自独立的形式、形态与风格特色，又有着同根发生、骨肉相连的密切内在联系。作者还详细论述了音乐与“乐”内部的各个艺术门类（如舞蹈、说唱、戏曲、杂技等）的关系，音乐与“图”内部的各个艺术门类（如绘画、建筑、雕塑等）的关系。“乐”和“图”两大原始艺术形态是同根生发的“姊妹艺术”。在音乐学领域，作为序列完整又保留了丰富历史信息的音乐史料的“乐像”是音乐学重要的参考资料；在艺术学领域，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是原始艺术的两大基本形态。清晰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综合研究艺术史，厘清门类艺术间关系的基础性认识。
（二）“诗”“乐”“舞”艺术综合一体论
作为与“图”同根发生的“乐”，即表演艺术形态，在其原始艺术形态中，呈现出与其他艺术形态综合一体、互相依存的特点。远古先民运用情感性的呼号中往往伴有手舞足蹈的节奏敲击，这既是音乐的萌芽，也是语言和舞蹈的萌芽。作者在第二章中指出歌（诗）、乐、舞本为一体，是这一历史文化的原生态。《礼记·乐记》中的“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也经典地论证了这一特点。作者指出，正是在这种艺术规律作用下，“后世陆续生成的说唱、戏曲和影视等全新的艺术形式，仍均以综合性、包容性为其典型特征。”作者在第五章论述音乐与表演艺术体系的关系时，详细论证了“诗”“乐”“舞”一体论并指出从古至今的综艺体系“都没有走出或超越音乐加表演这一人类艺术文化的原始形态。”作者论述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乐”不仅贯穿两大基本艺术形态，在文化艺术体系上起主导作用，而且得出了到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以‘乐’为统领的文化体系”这一结论。总的来说，“乐”和“图”同根共生，相互依存。在“乐”这一表演艺术体系中，从原始的乐舞文明到后世的多种形式，都一直呈现着混合的一体状态。而这种混合状态往往又通过“图”记录留存下来，成为我们珍贵的学术资料。
（三）“图”“文”艺术实证关系辨析
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作为史料之一的“乐典”属于书籍文献学资料，而“乐像”则属于图谱图像学资料。作者在第五章明确提出了二者的关系历程，即“图”“文”历史文明接续关系，分析了图谱图像学在文字出现前后在人类文化艺术史上地位的变化，共分为五个时期，即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和回归图像时代。成熟的符号文字出现前，先民使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记录信息，最重要的就是各种直观简洁的图像，我国的“河图”“洛书”、大量的岩画等遗存均是例证。随着文明的进步，象形文字甲骨文兴起，随后又不断演变为成熟的汉字体系，在此过程中，“图”便与“文”产生了历史的接续过程。作者重点分析了“图”与“文”在音乐学领域对音乐史学的研究价值，客观评论了二者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并指出虽然拥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图谱图像仍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以图证史”“以图补史”和“图文互证”的作用。作者在文中对“图”“文”关系的辨析也没有局限于音乐史学的研究领域，而是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启示我们在艺术史研究中要注重艺术文献资料和艺术实证材料的二元互证。在艺术史研究中坚持文献资料和实证资料的互为关系与作用，这是重构艺术史话语体系的重要方法论。
四、《概论》对艺术史话语体系重构的影响
早在上个世纪末，张道一就提出“在艺术的各部门，即在音乐、美术、戏剧（戏曲）、曲艺、电影（电视）、舞蹈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须着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讨其共性，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使之进入到人文学科。”此后，在张道一等诸多前辈的努力下艺术学在2011年成为我国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其下辖的第一个一级学科后，其存在的合理性不断受到争议，甚至许多学者认为不可能有艺术史的存在，只认门类艺术史。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西方话语体系下冠名为艺术史的造型艺术门类史的思维影响，我国学人尚未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母语话语体系下艺术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于受到学科分割理念的影响，我们自身学术文化传统的精深庞大，艺术学学者在面对绵延数千年的艺术宝库之时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只得望洋兴叹。作者在《概论》中明确提出艺术学理论是“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思维方式和独立的学科理论与教育教学体系的文化系统”，对艺术史研究，作者更强调“无疑必须是以宏观综合为其理论基础、思想纲领和实践路径”。面对当今艺术门类分裂、交叉学科林立的困境，时代号召我们进行融合创新，作者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提出当今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无论是从理论理念还是以学术实践的层面，均悄无声息地靠近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作者潜心研究汉画像数十年，在其二十年前出版的专著《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乐”“图”关系的思考，看到作者认为艺术在其原始形态当中具有综合性，只是当时并未做明确的系统论述。经过长期探索，作者在学理上厘清了“乐”与“图”两大原始艺术形态之间同根发生的关系，在研究上看到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图像传统并通过“金石学”学术实证研究探讨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从而得出艺术实证材料和艺术文献材料的双向互为关系。通过《概论》中对音乐图像学的学术体系进行架构，作者基于中国传统艺术综合性、包容性的典型特征，借助厘清上述关系从而以我国自身文化艺术历史传统确立了“乐·图·文”三位一体艺术文化史话语体系（分别代表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三者共同支撑起中国艺术史学三大类型范式）的理论基础，进而开启艺术史综合研究之路。
五、结语
本文重点在于评述《概论》一书对艺术学理论视阈下艺术史综合研究的开启性意义，是作者“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重构的“前奏”。在此意义下，笔者仅对音乐图像学的内容作了简要概述。该书中还有很多学术观点与理念值得我们去吸收，如作者花费大量篇幅对前人在中国音乐图像学领域内研究成果的梳理、与音乐图像学相关的学科门类体系的探讨和对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总结等治学理念，因笔者水平有限在文中没有详细探讨。这也启示我们对一本艺术著作的评论可以是多维度的，标准可以是多元的，不仅音乐图像学领域的学人应该认真研究吸收此书对其领域的学术理论体系精髓，艺术学理论领域的学人更应该把此书当作一个进入艺术史综合研究、重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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