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玫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走向国际舞台，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中文热、古筝热、京剧热等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成为博物馆展览的“常驻嘉宾”，在博物馆展览领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体系。与此同时，固定化、模式化的主题展览叙事类型也成为众展馆的趋同点，造成博物馆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的同质化发展。本文从博物馆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的叙事类型出发，并总结出主题展的表现特征，希望从话语表达方面，探索出传统文化展览的转型发展之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的叙事表达类型

博物馆是我国各阶段历史情境的“记录者”，现代博物馆也同样担起“演绎者”的责任，作为社会重要的文化宣传机构，现代博物馆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中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与实践，通过展览演出的形式展现给现代人，实现各种潮流思想与价值观念于博物馆中的交流与沟通。[1]中国传统文化走入博物馆，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联系，其蕴含的价值、知识与展览本身的功能不断碰撞融合，逐渐形成独特的展览实践，它代表了策展人对文化内核的主观解释，又展现了展览类型受到主题中蕴含的知识、价值观、时代观念的影响。也正因如此，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进行展览的众博物馆得以多元化发展，博物馆能够深耕每一段文化、每一段历史，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也为全国各地的展览带来了丰富的叙事体验。

（一）工美类叙事

蕴含了审美元素的文物展品通常是各博物馆进行陈列展演时首要考虑的对象，博物馆以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为核心，强调其美学价值，并将同时代、同历史背景下每件文物展品背后的美学特征串联起来，从而形成系统化、主题化的展览风格。相较于展览近现代艺术作品的美术馆而言，博物馆更倾向于对古代文物展品的展览。以手工艺展品为例，在美术馆的展览理念下，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通常被当作“艺术作品”而独立展示，并通过聚光灯强调每一件展品的美学特征，重在对其造型或是技艺方面进行展示。在“传统手工艺作品”博物馆主题展览的视阈下，手工艺展品不再是体现美学价值的单一载体，而是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风格的代表，使展品跳脱出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展现文化内涵。

　　现代对“工艺美术”的概念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代艺术史”研究体系的束缚，而博物馆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的出现，拓宽了人们对工艺类美术的理解，使我们能够从美术的美学价值中抽身出来，去探究工艺类美术的生活实践。使我们意识到，除了精神上的、孤立的美学欣赏外，还有生动的、强调互动及体验的审美表达，强化了传统文化的生活性，为人带来高度共鸣的展览体验。但是，在强调传统文化生活性的过程中，也为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增加了附加价值，使人们向非遗文化传承人投向更多目光，而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传统文化，又步入了美术馆展品过度艺术化的境遇。总而言之，在展览时，策展人要正视艺术性与生活性的双重特征，并在二者之间谋求均衡，为观众带来完美的展览体验。

（二）民俗类叙事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民间百态的生活情境，是一方水土、一方民情的具象化表达，而传统文化内部，各地区传统文化之间也会随着人口的流动相互影响，这也导致了各地民俗文化展览出现同质化的倾向。[2]而博物馆中丰富的民俗展品背后又有着较深刻的历史渊源，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进行收集的民族文物，或是受到民族学影响后，馆内自发收集的民族文物，抑或是当地由于民众教育的普及，自发贡献的民族文物，其背后都蕴藏着单一学科范畴或是社会人文情怀的深厚渊源。而这些蕴含民俗故事或是人文情感的民族文物展品，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绝佳载体，也逐渐成为传统文化展的主要形式。

　　在民俗类叙事的角度下，民俗文物不仅具备其本身的美学价值，更是代表当代社会情境、文化的载体。根据展览的方式进行划分，民俗类叙事形式可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强调“结构性”整理的脉络式展览，这类展览方式强调文化的整体性，通过结构主义的表现手法，实现对文化所处时代的还原。

　　第二，强调“沉浸感”的“现场式”展览，这里的“现场式”并不是指将观众带到文物的发掘地进行展览，而是通过营造场景的形式，做到对展品所处时代的还原，并以此展现当代民俗生活的全貌。

　　前者通过知识与文化的关联达到展览的效果，后者以类似“传记”的形式对民俗生活进行了刻画。现代民俗文物展览通常采用两种模式并存的形式，以时间为轴线插入历史或是节选某一片段开展专题展览，以代表性的民俗文物为核心，实现情景式展览。

　　与此同时，地域传统文化通常会被划归民俗展览的类别进行展出，有可能会被当作“地标文化”，在主要展厅进行展览。相对于传统展览以文本介绍为主的展览形式，生动的场景营造更能起到文化的宣传作用，例如为秧歌搭建对应的“农家”舞台，为传统节日打造对应的场景，只有情景化的展览，才能够具备张力，完本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双模式的融合协作，最大化地表达效果。

（三）项目类叙事

相较于工美类叙事与民俗类叙事而言，项目类叙事更加考验博物馆展览策展人的能力。在常规叙事中，叙事内容通常穿插到以主题为中心的逻辑结构上，在策展人精心的安排策划下，形成选择得当、逻辑严密、表现丰富的展览。就结构而言，项目类叙事是一种全新的叙事形式。

　　项目类叙事自然是以项目为核心，通过对行政区域内传统文化进行统计，考虑当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有针对性地收集手工艺制品文物、民俗文物、文化传承谱系，并结合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进行立项，通过各部分内容的研究与“拼凑”，实现对文化相关内容的立体转化。[3]在对文化内涵的定义方面，项目类叙事在经过了严密的论证过程后，定义更加规范、权威，其极具官方色彩的语言表达也使其成为博物馆展览的“模板”。从应用角度出发，项目类叙事的表达方法也通常被用于全国巡回的大型展览中，或是作为官方所建的主题展览建筑的“压轴大戏”而存在。

　　但是，考虑到文化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概念，各地博物馆在进行展览的过程中，在实现文化由文本向场景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文化进行曲解的情况，且在整理领域内“大而深”的海量资料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或是囿于时代精神的表达，致使传统文化不能完整表达，种种因素直接影响了展览的表达效果，将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带向某种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的表现特征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家层面，又落实于民间生活的往复过程，“表现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各级博物馆开办展览的主要思路。在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后，传统文化主题展览也逐渐出现了普遍性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标签化

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标签化，指的是与传统文化或是具有一定色彩的展览均被冠以“中国传统文化展览”的标签，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具有极强的权威性。但是，虽然赋予了传统文化更多的空间，对更多的边缘文化予以“正名”，但却出现了过度滥用的情况，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被不合时宜地使用在各类学术用语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涵盖范围时大时小，具有不确定性，且这也使“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脱离生活，成为众人望而生畏的存在，逐渐偏离了其文化本质。与此同时，人们参加展览所带来的体验自然不能符合其心理预期，这也为博物馆展览带来了新的问题。

（二）“本真性”范式的模式化

随着“传统”语式的代入，展览表达会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发扬”的联系，过于注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观众在这种语言模式的影响下，不自觉地将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文化所在时代进行对比，为传统文化的衰落扼腕叹息，在无形中为观众带来了压力与焦虑。[4]总而言之，这种“本真性”范式的模式化表达，容易引起观众强烈的道德感，陷入价值与文化传承的矛盾中，带来了冠以“深思余韵”之名的杂音。

　　在这种角度的展览中，强调对传统文化“本真性”的追求，希望保护的是“从现实日常生活中剥离出的”文化本源。博物馆展览的文化建构通常被认为是：文化的真实性表达，观众带着这种主观意愿进入展馆，而展馆也通常营造出经典的、原生态的场景致力于还原传统文化，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性”表达。在展览中，中国传统文化所在的语境不断被剥离而又重建，“原生态”带来的真实感与历史的厚重感加大了观众的情感投入，又以“经典的”传统文化意象增添了“本真性”范式的博物馆情怀。

（三）“活态”展出的物化

囿于空间限制，博物馆的展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文化特征难免发生冲突，而为了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博物馆通常采用“活态”演出的形式对展厅的空间缺陷进行弥补。除了展板、视频滚动播放等静态化的展览手段外，为了呼应传统文化“活态”的特征，展览通常会要求当地文化传承人组织诸如秧歌表演等形式的文化特色展示。

　　除此之外，物化也是博物馆展览的代表性特征，传统文化主题展览不局限于民俗文物展品的展示板块，还能通过场景互动、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实现观众之于传统文化的客体化转换，带来更为丰富的展览体验。

　　“活态”展览丰富了博物馆知识传播与公众教育的形式，但也将策展人的注意力从文化本质转移到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或是表演舞台的搭建之上，长此以往，众多博物馆形成了以演出效果填补文化研究空缺的固有模式，关注重点的偏移也使博物馆展览本身的意义出现偏差，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的转型发展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具有“立足于过去，传承于现代，发扬于未来”的因果联系，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当下具有实践意义，这也就使得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展览主题的展馆成为创造价值的场所，并逐步在多重话语的构建中形成范式表达。[5]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部分学科已经放弃了对文化“本真性”的探求，只有博物馆仍受到行业反馈及本身价值的影响，继续追寻着传统文化的“本真性”，这也直接说明，当下的社会环境不能够满足传统文化的深度继承。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博物馆展览作为文化生成及演绎的社会环节，其展现要素的破碎或复原，都服务于去语境到重建语境的过程，本质上体现博物馆展览实质“多重话语对本真性”的影响作用。而主题展览的种种问题，也体现在主导权与话语权的争夺中，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

　　对于“本真性”的影响，在新博物馆学思想的影响下，博物馆行业的转型也逐渐成为合乎可能的办法。博物馆的转型是多重意义的，具有扩展认知、重定位物质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实现了博物馆从“收藏地”到“交流所”的社会角色方面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不再是固化的知识普及，而是强调多元互动的新型展览，关注重点也不再是“孰是孰非”的关于传统文化定义的争论，而是将目光放在传统文化于现代生活中的改造可能上，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开拓未来，使其具备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方面，策展人也要将目光放在基础性话语中，回归学术的独立性。还要具备自我批判精神，在深刻的学术研究中重新定义传统文化，强化展览主题的逻辑自洽，并在展览后通过反馈进行再反思，在实践中订正定义。在视觉表达方面，要使展览摆脱既定形式与模式化限制，结合多样的文本、视频、互动场景，通过多媒体技术惊艳的视觉演出效果，为传统文化叙事注入新的活力。在听觉表达方面，更多采用“莺啼”“犬吠”等抽象化音效营造生动的场景，弥补场馆空间上的缺陷，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展体验。在文本表达方面，主题展要跳脱传统的“定义式”思维，为相关展品的“干瘪”介绍营造生动的生活情境，强调展品的生活功能价值，摆脱博物馆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文本同质化的窘境，为传统文化展览带来新的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四、结语

相对于效果大同小异的各类主题展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展览大都内容丰富，体量庞大，这也促进展览的叙事表达形式向着工美叙事、民俗叙事以及项目叙事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主题标签化、“本真性”范式的模块化、展出的“活态化”特征，为展览效果带来了积极或消极影响。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主题的展览应当在追本溯源与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上谋求平衡，通过不断的研究与反馈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题展览带来新的时代价值，促进博物馆展览的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