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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情和执着抒写的音乐人生

时间:2023/11/9 作者: 参花(上) 热度: 12407
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昆明市有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一生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用音乐的语言去歌颂人生的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去鼓舞人们为了建设美好的家园和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忘情地歌唱。在他的音乐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抑或元素,那就是爱国情怀、民族特色和劳动人民,这几个关键词成为他音乐创作的酵母,激发着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热情,迸发出犹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创作灵感,创作出许多音乐作品,丰富了祖国的音乐篇章。

  对于他在音乐上的成就,音乐界公认他为著名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然而对于人们赋予他的这些标签,他都不接受,他说他就是一个老音乐教育工作者和老音乐研究者,仅此而已。老人如此谦虚谨慎,倒也凸显出一位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身上那种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高尚精神境界。他就是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杨建生先生。

  在母亲的脊背上听着白族山歌

  杨建生与所有和他同时代出生的人们一样,生在乱世、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功立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九三九年农历六月十六凌晨寅时,杨建生出生在云南省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凤仪大江西村一个传统的白族家庭,母亲董氏生于一九一五年,初小文化,是一位勤劳而又美丽的白族妇女。父亲杨映波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他天资聪颖,经过努力最终考入云南大学攻读教育专业,一九四一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后不久即跟随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映老)先生前往腾冲,参与创建李根源先生创办的商务中等职业学校。杨建生回忆道:“我的父亲一生漂泊在外,极少时间返回大理,我跟随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一九四六年,时年七岁的杨建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作为一名有家庭文化背景的孩子,自然会得到必要的文化教育,于是小建生被安排进入大理凤仪天水中心小学读书。翌年,他前往父亲身边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转到腾冲梁河小学,住在紧邻梁河的九堡。杨建生在梁河居住的几个月里,给他的童年带来很多快乐,他把梁河视为诗意般的栖居。

  那里的村民既有阿昌族、傣族,也有景颇族等民族,让沐浴在各民族的民俗民风之中的杨建生难以忘怀。尤其是在童年时代,母亲背着他,唱着悦耳动听的民歌,有一首母亲经常哼唱的歌:“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乡?它照亮了我的窗,照进我的房……”那宛如天籁之音,着实让孩童时代的杨建生陶醉不已,那慈爱的充满母性的轻声哼唱,至今仍然萦绕在他的内心深处。在白族民间,既流传着大量的山歌、小调,也有各种体裁、形式的叙事歌曲。歌词大都有较严格的句式、格律,尤以“山花诗”体歌词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童年时代听到的凤仪家乡的赶马人和周边乡亲们唱着的欢快、幽默风趣的白族山歌,深深地烙印在杨建生的记忆深处,让他回味不已,在他童年的心灵深处植根下了对音乐的挚爱。

  一九四七年底,他随母亲离开梁河返回凤仪,继续回天水中心小学读书。之后不久,父亲也离开梁河前往昆明。童年时期的杨建生知道他的近邻及周边的村子里面,以及亲戚当中,不乏有善于拉二胡、善弹月琴、善吹竹笛者,有唱山歌、对调子的能手,有白族大三弦的弹奏高手。大理凤仪地区有一位名叫杨炳堂的白族大本曲演唱名家,在那个地区非常出名,童年的杨建生与杨炳堂这位前辈不仅认识,而且非常亲近,他称呼杨炳堂为阿大(伯父)。

  一九五〇年,云南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杨建生所在的学校曾组织了一个学生歌舞表演队,经常在校内外巡回演出,由于杨建生从小酷爱音乐,有一定的基础,为此被选拔到校歌舞队。在校歌舞队里,老师们教会大家唱歌、扭秧歌、打腰鼓。那时候对音乐表现出特别兴趣的杨建生还学会了锣、钹、鼓等乐器的演奏技艺,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舞队要排演一部儿童小歌舞剧,剧名叫《解放桥》,剧中人仅有哥哥和妹妹的角色,哥哥的饰演者定下来了,可是妹妹这个角色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原來那时候学校里男生偏多,女生偏少,再加上那时候女生大多不愿意抛头露面做女演员,老师在情急之下不得不看上了长相很秀气的杨建生充当这个妹妹。在剧中饰演妹妹的他模样俊俏,扮相秀气、大方,将这部儿童小歌舞剧演绎得相当成功。

  一九五二年他小学毕业以后,在家里务农一年。一九五三年年初,母亲托付一位做土特产小生意的赵臣相先生把建生带到昆明。十四岁的建生离开大理到了昆明父亲的身边,并于当年考进了昆明第六中学就读初中。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彻底被改变了。在初中就读期间,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位音乐修养极高的名叫普恩思的音乐老师,在音乐课堂上不仅教学生唱歌,讲乐理,而且教学生们识谱。回想起来,杨建生觉得自己确实很幸运,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少年就有幸学会了五线谱,了解了键盘,无意间已经为几年之后报考音乐院校,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中央歌舞团和林之音先生为他点亮了音乐艺术的明灯

  一九五六年,杨建生进入昆明第十四中学就读高中。命运青睐有准备的人。杨建生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中央歌舞团从北京远赴昆明,在云南艺术剧院正式公演。杨建生没有门票,只能在门厅里“偷听”了多场歌舞团精湛的演奏。尤其是当他听到气势恢宏的民族器乐合奏,王铁锤先生悠扬婉转的笛子独奏,赵春庭先生高亢嘹亮的唢呐独奏时,这个十八九岁的高中生听得如醉如痴,他完全被震撼了。此时此刻,杨建生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艺术!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演奏!什么样的音色才是竹笛的好音色!中央歌舞团的到来,无疑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五九年杨建生高中毕业,恰逢云南艺术学院成立,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应考,通过几场赛试,终于成为七名竹笛考生中唯一一个考入云南艺术学院的学子,成为云南艺术学院民族器乐表演专业五年制本科的首届学生。最让杨建生激动不已的是自己成了民族音乐家、教育家林之音先生的学生,而且是林之音先生在高等艺术院校器乐表演专业课教学生涯中,第一个中国笛(竹笛)本科专业学生。

  林之音先生担任中国笛、长笛、二胡、扬琴等器乐表演专业课任课教师。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使杨建生至今记忆犹新,他这样描述林先生:“每次到教室去上专业课,从来没有一次是学生先到等老师的。”他还特别强调:“不是因为学生迟到,而是每一次上课必然会是先生提前到教室等学生”“风雨无阻,年年如此。”在教学中,林先生不仅遵循学生差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注重基础教育音乐表演专业课的教学原则,而且还注重学生的德育。如果说中央歌舞团的到来对杨建生音乐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恩师林之音先生则为他点亮了音乐艺术的明灯。

  在林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培育下,他的所有学生在音乐艺术个性成长和发挥的基础上,专业成绩都得到迅速的提高和长足的进步。杨建生更是学习刻苦努力,无论是音乐基础课程“乐理”“视唱练耳”,还是“和声学”“民族音乐概论”,以及其他的文化基础课程,他都学得非常认真。杨建生不仅学好了自己的器乐表演专业课,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学习了一年由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叶俊松先生亲自授课的钢琴演奏课等课程。由于专业表现突出,杨建生经常被安排参加各种形式的演出,几乎所有演出活动都有他的笛子独奏节目参演。

  接受西洋管弦乐的启蒙

  杨建生经常说,张荣祖老师是他在学习西洋管弦音乐方面给予帮助和影响的一位老师。在当时的艺术学院,杨建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他还是感觉自己的音乐世界中仿佛缺少些什么。一天,杨建生突然很想听听西洋管弦乐,就到学校的音响室里搜寻管弦乐唱片。他记得在音响室里,一时不知从哪里查询,“柴可夫斯基,十九世纪俄羅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 瞬间,一个相对熟悉的名字从记忆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于是他在音响室张荣祖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到第六交响曲的唱片目录。张荣祖老师还向他推荐了无数首中外名曲,并为他讲解许多相关知识。那天,他第一次听到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交响曲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到学院图书馆查询资料,发现了一本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专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是前苏联著名的音乐学家尤里·阿·克列姆辽夫的著作。就是这本书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将他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音乐领域,激发了他学习西洋管弦乐的强烈愿望。于是,学校的音响室、图书馆所有关于管弦乐知识的唱片、书籍和资料,成了他经常借阅的内容。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中,杨建生从听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开始到《第六交响曲(悲怆)》《意大利随想曲》《天鹅湖组曲》《1812序曲》;从格林卡的《卡玛林斯卡娅》《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天方夜谭)》;从听中国贺绿汀先生的《森吉德马》和《晚会》,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到法国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挪威格里格的《倍尔·金特》组曲(一、二)……他总是边读总谱边听音乐,对每一个段落或乐句以及每一个声部,都进行纵横对比分析。一个民族器乐表演专业的学生,经过四年多的刻苦自学,不仅能够阅读和分析管弦乐总谱,还具备了创作管弦乐的能力。从此,他跨进了西洋管弦乐的音乐殿堂,并且渐入佳境。

  基层工作给予他人生和艺术上的财富

  一九六四年七月,杨建生大学毕业,由于工作分配的不顺利,他等候工作整整一年零三个多月。这段时间,他仍然受到学院党组织和院领导的特别关怀和爱护,被允许一直住在学院的学生宿舍。他曾经被安排参加云南省歌舞团的下乡演出队,赴新平等地区演出;曾多次被派往一些工厂辅导业余音乐活动,或辅导工人们排练参加会演的节目。他一刻都不曾放松自己竹笛专业的学习和训练,还拜师学会了双簧管演奏,自学了唢呐演奏。每个月他还可以到当时的云南省文化厅人事处领取二十四元生活费。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终于被分配到云南省楚雄州州级剧团工作,担任竹笛、双簧管、唢呐等乐器的演奏,以及音乐创作、乐队指挥、合唱指挥等工作。

  在州级剧团工作期间,他和同事们一道除完成中心城市的常规演出任务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坚持上山下乡,跋山涉水地送戏送音乐、送艺术文化到高寒山区,到尚未开通公路的彝族乡亲们的寨子去演出。那激情的岁月给予杨建生很多美好的青春回忆。在楚雄州级剧团十二年工作期间,杨建生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回忆的经历,那就是连续多年参加云南省春节拥军慰问团,前往部队军营为战士们进行一年一度的春节慰问演出,除了每年必须进行的,对正在千辛万苦地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慰问,还要对军分区进行慰问,并且慰问过导弹部队。春节拥军慰问,除了在司令部主剧场的慰问演出,还要前往一些营地,对一些因出任务未能前往主剧场观看演出的部分战士进行特别的慰问演出。除了完成几乎每场演出都安排的笛子独奏节目之外,他还担任合唱指挥,乐队中竹笛、双簧管、唢呐声部的演奏。手风琴伴奏的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乐曲,战士们反响热烈,特别喜欢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经常返场。回想那个年月,那种发自肺腑的军民一家亲的感情,一次次含着泪花的演出,一次次含着眼泪的分别,至今让他难以忘怀。他在楚雄州级剧团工作期间,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还创作、编曲了许多音乐作品。一九七六年,他创作了《深深的怀念》(笛子独奏曲)等音乐作品。杨建生那时候的创作灵感如同井喷一般,他先后为楚雄州文工团花灯剧团的移植剧目《蝶恋花》《甜蜜的事业》等剧目完成音乐创腔,并编配混合乐队的伴奏和间奏音乐总谱,为花灯歌舞《春耕忙》,花灯歌舞剧《护秋》,戏剧《云川渡》等创腔、编曲,编配混合乐队音乐总谱。他创作的《红军走过的地方》《金沙江上》等作品,参加了一九七三年云南省文艺会演,当时的云南省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了很长时间。

  杨教授说:大学毕业后本来被分配到一个省级文艺团队工作,结果却从省级“降级”到了地州级剧团,然而也算是因祸得福,由于深入最基层可以接触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音乐创作、执行排练,担任音乐指挥,故而,得到了更多的锤炼和提高,更加激发了他音乐创作的热情与灵感。

  音乐事业没有休止符

  在楚雄工作到一九七九年,杨建生奉调返回母校云南艺术学院任教,担任竹笛等民族管乐表演专业课专任教师,同时担任西洋管弦乐合奏课,以及合唱课任课教师,曾受本院舞蹈系的聘任,担任舞蹈系乐理课的授课教师。杨建生从事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在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基础教育、扎实基本功训练教学原则的同时,还要求学生提高文化修养,丰富生活阅历;在音乐领域要大胆探索,博览泛听;技术技巧是音乐表现的支撑,必须重视,追求音乐表现尽可能地完美,是音乐表演专业最终的目的。他认为音乐艺术色彩纷呈非千篇一律,尤其是音乐表演专业,培养自己的音乐个性和特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以身作则,一丝不苟,治学严谨,对自己对学生均严格要求。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要永远记住,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未接触过的、还不知道的,或者遗忘了的东西,“不耻下问,可以释疑”,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修养。在杨教授倡导的这种优秀品质的养成和优良习惯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中已有很多人成为院校的骨干教师,艺术团体的业务骨干,或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业务骨干。杨建生的一生都与音乐相随相伴。他是云南省音乐家协会第一批入会的会员。他不仅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葫芦丝巴乌专业委员会顾问、云南省葫芦丝巴乌学会总顾问,还是云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少数民族乐器制作专业委员会顾问。杨建生曾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过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两届理事,也曾是云南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老教授协会云南艺术学院分会理事,同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外聘高级考委等等。

  杨建生教授曾经与云南省高校教授女声合唱团合作十余年,担任合唱团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帮助合唱团不断提高和进步,多次参加全国中老年合唱节等盛会,参加省内的各类中老年合唱活动并多次获奖。合唱团曾出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加日本北上市“《北上夜曲》合唱音乐节”活动,与日本到访的合唱团进行合唱艺术交流活动。此外,他还曾担任昆明“彩云之南民族乐团”,昆明“滇池管弦乐团”等音乐团体常任指挥。曾是云南艺术学院教育工会副主席,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民乐教研组组长,云南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筹建小组成员及校委会委员兼音乐科科主任;曾多年担任云南艺术学院职称评定中的评委委员。一九九九年退休后被返聘为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和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教授。

  二〇〇九年六月五日,杨建生教授的学生们策划举办了一场师生音乐会,音乐会由云南艺术学院和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办,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和云南省葫芦丝巴乌学会承办,昆明交响乐团协办。这是一场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以中国笛(竹笛)和葫芦丝等民族管乐器主奏,大型西洋管弦乐团协奏的专题音乐会。担任独奏、重奏的是当前音乐教育及音乐文化活动中的一批骨干,这些骨干都是他的学生,杨建生教授担任执行音乐总监和乐团指挥。这场音乐会无疑是一场勇于探索、敢于尝试、形式新颖的音乐会。

  二〇一一年,一批爱好管弦乐器演奏的中老年音乐爱好者,成立了“春城交响乐团”,聘请杨建生教授担任乐团首席指挥兼音乐总监,经过几个月的认真训练和排练,恰逢二〇一一年“第六届七彩夕阳全国中老年艺术展演暨全国中老年才艺大赛”在昆明举办,乐团报名参加大赛,演奏了管弦乐合奏曲《瑶族舞曲》《阿里山的姑娘》《桂河大桥》。乐团获得演奏奖,他个人获得大赛唯一的一个优秀指挥奖。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他创作、编曲的音乐作品,以及编著的音乐书籍和相关文字数不胜数,如他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九年间,为花灯歌舞剧《护秋》,花灯歌舞《送代表》《朵朵山茶献亲人》等创编音乐,并编配混合乐队总谱;为花灯剧《红葫芦》《刘三姐》《小刀会》编配混合乐队总谱等。

  一九八〇年之后,他创作了笛子独奏曲《茶山謠》《春城抒怀》,笛子协奏曲《生生不息》等;葫芦丝独奏、重奏曲《美丽的金孔雀》《迷人的葫芦箫》《会唱歌的金葫芦》《月光·山寨》《故乡情》《远方的亲人》《傣族舞曲》等;民族管弦乐合奏曲《石林跳月》《半坡寨子半坡林》《茶山新貌》《瑞丽江畔》等;歌曲《昆明的三月》《春风谣》《根之恋》《我爱中华情最真》《园丁赞》《彝家风情》等;移植编配女声合唱《梅娘曲》《撒尼的春天在哪里》《火把节的火把》《梦中的卓玛》《高原明珠香格里拉》等;为《喜相逢》《姑苏行》《牧民新歌》《秋湖月夜》《幽兰逢春》《一枝梅》《竹林深处》等二十余首竹笛、唢呐和葫芦丝乐曲编配乐队总谱;为小提琴作品《春天》、合唱作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独唱作品《我爱你中国》等编配西洋管弦乐总谱。

  杨建生先后编写竹笛教材《随想曲式的“笛子音乐会练习曲十首”》《笛子练习曲十八首》等。主编出版上海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曲集《葫芦丝巴乌考级曲集》等。独立研制的《YY-88型》改革加键葫芦丝,获一九八八年云南省文化厅科技成果特等奖,一九八九年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该年度乐改领域最高奖)。

  鉴于他音乐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昆明日报》《云南日报》对杨建生教授及其成果作了专题报道,《中华英才画报》作了刊照专介。其业绩录入大理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凤仪志》。

  作为著名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的杨建生教授,为音乐事业倾注一生的真情与执着,“任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不啻为另外一种人生智慧,呈现出哲理意趣的光芒。音乐美妙的旋律成为他脉管里涌荡的另外一种血液,永远激情奔放。他的音乐事业永远没有休止符!

  作者简介:杨丽霞,女,白族,云南宾川人,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徐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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