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縗絰，来入丰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
朱穆此文是含着怨气的。昔日朱穆为丰县县令时，刘伯宗的母亲刚去世不久，他就脱下孝服来丰县见朱穆；而今刘伯宗官做大了，便派一个小吏来拜谒他。朱穆以为前后差距判若云泥，便嫌刘伯宗对故人太薄情了。
刘伯宗之事，看来也许并无大碍，但若细究其原委，其实另有一番道理。
一
朱穆少年得志，二十多岁便做了县官，桓帝时当了侍御史，数年之后便做了冀州刺史，成为封疆大吏，一方大员。在仕途上一路春风得意。得意之时，自然追随者众，前呼后拥。也便目无下尘，劉伯宗之辈，是入不了他的法眼的。并且他也颇为享受这高官显位，指挥若定的生活。在这篇《与刘伯宗绝交书》中，也可想见，其昔日辉煌时对刘伯宗的追随是颇为享受和自得的。即使现在位居人下，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欲以此谒为荣宠乎”的质问。可见朱穆虽仕途失意，却依然自视不凡，颇有傲气。
朱穆仕途通达，一朝被贬，成了六百石的小官，已是黯然；昔日属下又官居二千石，高官厚禄，而自己位居人下，心中便更是难以平衡；岂料这昔日下属刘伯宗又遣一小吏来拜谒他这老上司，他便马上不堪其辱，写下了这篇《与刘伯宗绝交书》。以此讥讽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
刘伯宗遣吏来见朱穆，本来是符合礼制的。但于朱穆而言，便不堪其辱。若是别人也就罢了，昔日的下属这样做，确实让他难以接受。但说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人生得意之时，万人簇拥、鲜花掌声，何其快意！失意之时，又要求他人不忘旧情、以礼相待，不亦难乎？
二
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写孟尝君与朱穆相同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人情冷暖的苦体味过了，一个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想来朱穆作《与刘伯宗绝交书》时，也是这样想的。
“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这句话是苏秦说的。苏秦同朱穆、孟尝君经历了一样的人情冷暖。
苏秦是战国纵横家，身挂六国相印，位高权重一时无两。但是他在发迹之前，同样受过这人情冷暖之苦。他第一次入秦说秦王，失败而归后，“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是何等的悲哀。但在他苦学纵横之术，成功地联合了东方六国之后，苏秦一人佩东方六国相印。家人再次见到苏秦时，“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形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妻子和嫂子的态度与之前截然不同。妻子不敢正视他，嫂子跪在地上匍匐而行。与先前的举动判若云泥。
苏秦上前调侃嫂嫂：“嫂何前倨而后卑也？”或是调侃，或是嘲讽。苏秦轻轻一句，嫂子却不敢不郑重地回答：“以季子位尊而多金。”嫂子此时大概战战兢兢，郑重地告诉自己的小叔子：我之所以怕你，是因为你有了权力和金钱。
苏秦嗟叹：“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三
像朱穆、孟尝君、太史公、苏秦同样经历了人情冷暖的苦难，似乎我们就能得出功利主义的结论：人生的意义应该寄托于对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但是我们审视历史，从更宏观的角度透视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人类所创造的最光辉的文明中，只能得出这么一个“功名利禄”的结论吗？显然不是的。
人作为个体是脆弱的。不论朱穆、孟尝君、太史公还是苏秦，他所感受的人情冷暖，都是立足于对自身身世命运的感怀。但感于身世的苦难，并非意味着苦难的身世，就一定要得出悲苦的、利己的，或是享乐主义的结论。反而在经历了身世的苦难之后，一些人更能够从很高的角度透视自己的人生，从而探索出新的人生意义。
但是这样的升华，必然立足于对自身的超越而导向崇高。在个人的苦难升华之后，人的心灵博大，便要把私人的悲苦上升到宏观的、全人类的悲苦。崇高的美学与悲剧的精神便产生了。
我们便可以理解屈原，理解杜甫，理解范仲淹，理解文天祥，理解托尔斯泰，理解罗曼·罗兰……理解那一切为了崇高理想而献身的圣贤，英雄。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人类文明的骄傲终究是这样的英雄与圣哲。他们的意义，恰恰是在超越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之后，才得以升华。功在当下，利在千秋之事，才是一个人社会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高体现。
信笔写来，只是曼衍。看过了个人的人情世故，终不能沉溺于自怨自艾。尚须立足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对人生世相有一个积极的总结。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了心苦、不起苦，能以宏观视角看待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个崇高的意义。
作者简介：杨玥，女，汉族，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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